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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俗世生活，二十五载佛门生涯，李叔同的人生被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而家事和身体，我相和利益，李叔同或者想从出家这样的行为中寻找到解脱的办法，“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对于李叔同来说，这求佛之道是一次“认真”的人生之旅，“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而专意念佛，而“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佛学历程也成为他启信开解之根本。但是“心至专诚”来“灭除宿世恶业”的皈依方式，看起来充满了一种理想主义，或者更可贵的是，他的“严戒律”不是个人生活的终极目标，而是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将“常人所执着之我见”一扫而空，以达到“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的目的。

“在中国普及现代音乐的先行者之一”、“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中国近代美术的开拓者之一”、“撰写欧洲文学史的第一人”、“20世纪十大书法家之一”、“广告艺术的首创者”、“近代木刻的倡导者”、“近代漫画的倡导者”……这众多的标签，是李叔同对中国近现代文化的贡献，这也是作为俗人的李叔同在文艺界的开创性意义。在南洋公学学习，东渡日本接受教育，组建春柳社，以及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李叔同走过的道路也是当时知识青年的一个缩影，从一个浊世公子，到留学生，再到艺术教育家，在李叔同的身上有着某种不羁的性格，但是更多的仍是当时在国难关头追求自由、民主和国家富强的一份子。虽然他的诗文留下了《为老妓高翠娥作》、《戏赠蔡小香四绝》等对于女性哀婉或者香艳之作，但是在李叔同心里，仍然希望用自己的才华来唤醒国人，寻找使祖国强大的方法。

在他的诗歌里，有“梦里家山渺何处，沈沈风雨暮天西”的哀愁，有“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的寂寥，有“寄语芳魂莫惆怅，美人香草好相依”的柔情，有“一霎光阴底是催人老，有干金也难买韶华好”的沧桑，但也有希望国家和民族强大的渴望，虽然在他创作的歌曲里，也有“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祖国歌》）”“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干余岁。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大中华》）”的吟咏和歌唱，但是当时身处特殊时期，李叔同的内心依然是惆怅。他见证了南洋公学发生的罢课风潮，也极力提倡移风易俗，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而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想，在学习油画、音乐、戏剧的同事，对于祖国的落后现状焦虑不安，“剩却穷途两行泪，且来瀛海吊诗魂。（《东京十大名士追荐会即席赋诗》”其中流露出的便是对祖国的哀伤，虽然李叔同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现状，他喊出了“宇啼残故国愁，虚名况敢望千秋。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的呐喊，但是这样的豪放毕竟是微弱的声音，毕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其实他知道从空谈中忍辱负重，但毕竟是个人努力，现实依然是“莫言冷淡无知己，曾有渊明为举觞”的孤寂，所以在“绚烂之极，归于平静”之下，李叔同用另一种方式寻找救赎，那就是出家。这是一个惊异的转向，对于李叔同来说，似乎一切都在抛弃，一切都在避世绝俗。在文艺上，那卷《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之简单地书写了“第一章 英吉利文学”便不再续笔，《西洋乐器种类概说》也只是简单地介绍了西洋乐器的分类方法，《水彩画法说略》计划用十章的篇幅“以浅近切实为的，或可为吾国自修者之一助焉”，但也只完成了“第一章 水彩画材料”和“第二章 水彩画之临本”。

“悲欣交集”的弘一法师（1880-1942）

除了对文艺研究的放弃，对于李叔同来说，下定决心要皈依三宝的还有对于家事的放弃，原有一妻一妾二子，但是李叔同却不辞而别出家而去，连“妻妾哭见最后一面也被拒寺外”，丰子恺对于李叔同的这一“非常之举”，用了“认真”来解读：“他是这世界上‘极认真’的一个人。小时学琴自割虎口只为拉大手指间距，是何等‘认真’；朋友来访迟到五分钟即绝不开门，是何等‘认真’；听说‘绝食’可以生出伟大精神力量便真去‘绝食’，是何等‘认真’；出家后严守戒律过午不食，又是何等‘认真’……红尘浪里他是‘极认真’的，孤峰顶上他也是‘极认真’的，‘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

认真是抛弃，认真是隔绝，认真是开启新的人生之路，“君果何所为而出家乎？”李叔同曾经做过回答：“无所为。”当问及：“忍抛骨肉耶？”他说：“人事无常，为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人事无常，人世也是无常，他曾对他的依止师寂山主持说：“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这生死大事对于李叔同来说是苦念佛经，是撰写《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是四处云游弘扬佛法，是“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的启迪。在李叔同二十五载佛门生涯中，最重《华严经》，他在1927年4月28日致弘伞法师信，称《华严经》 “法法俱足，如一部佛学大辞典”，认为“若能精研此书，于各宗奥义皆能通达”。精研此书，对于李叔同来说并非只是简单的吟诵，而是以自己的实践融入其中，他曾一度发愿刺血写《华严经》，被印光法师劝阻，所以说华严宗“一微尘映世界，一瞬间含永远”之思想，“法界缘起”、 “顿入佛地”等思想，成为李叔同启信开解之根本。

在佛学上，李叔同达到了一个高度，蒋维齐《弘一大师书简集序》称李叔同“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而有著述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之”，麻天祥《佛学与人生》称其为“元明清七百余年南山律宗复兴之祖”，谭桂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称其为“近三百年来律宗的第一位大师”，东初《中国近代佛教史》称弘一与印光为三百年来佛教两大栋梁”。而其实，李叔同一直以个体的魅力在实践着自己的皈依之路，李叔同的“严戒律”是难能可贵的，郁达夫曾评其为“第一”。如何第一？据说他衣食住等，极简单粗劣，破席包着铺盖，毛巾又破又黑；一把挡雨的伞，用了35年还舍不得丢。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衣旧鞋。始终保持“过午不食，不逾三衣”之规矩。而他云游各处，随身行李仅竹套箱二、网篮二、铺盖一，孑然一担。

其实，这种“认真”的人生之路对于李叔同来说，未出家之前或许是为了自身的历练，但是当跨入佛门之后，他所要做的的便是告诉学佛之人将曾经“所执着之我见”消灭掉，在他看来，很多人会执着我相而利益众生，但是这种利益众生却是“能力薄、范围小、时不久、不彻底。”，所以要“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者，必须学习佛法，了解悲智之义，如是所作利生事业乃能十分圆满也”，也就是说，要做到空，就是要“于常人所执着之我见，打破消灭，一扫而空。然后以无我之精神，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亦犹世间行事，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然后良好建设乃得实现也。”也就是首先要以无我的精神，将不良习惯一一推翻，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新人，才能消灭我执，“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人皆知推崇佛法”，他在晋江安海金墩宗祠讲演时就说过这样的观点，在在永春桃源殿《佛教之简易修持法》的讲演中，他指出了修炼方法，那就是要深信因果、发菩提心和专修净土，其中在发菩提心中说：“要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但须如何才能够彻底呢？须不著我相。”

如果这些讲演还重点阐释佛理的话，那么李叔同在更多时候从生活的点滴入手，提出自己的“认真”主张，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的《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中，李叔同提出了四项要求，一是惜福，二是习劳，三是持戒，四是自尊，惜福就是要对既有的“福气”“加以爱惜，切不可把它浪费”；“习劳”就是要练习劳动，“即使到了佛的地位，也要常常劳动才行！”持戒当然是要“切切实实能持戒”；而自尊就是要尊重自己，只有尊重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在《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中也提到了习劳、惜福等要求，不浪费、爱劳动、能持戒、要自尊，这些其实都是作为普通人要遵守的人生规则而已，而李叔同提出这些观点，无非是要发现和维持自身的那些优势，借以提炼自己，而这些要求其实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李叔同对于现实的某种担忧和不满，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他说因为多年没有到杭州去了，而那一次去了，却见“西湖边上的马路洋房也渐渐修筑得很多，而汽车也一天比一天地增加”，回想曾经在西湖边的生活，又看到如今的现状，只能感叹：“那种闲静幽雅的生活，真是如同隔世，现在只能托之于梦想了”。

如同隔世的梦想，对于李叔同来说，出家生活或许就是另一个理想之地，而这种理想就是对这一现实的决裂，所以那种“认真”反而是李叔同厌世的某种表现，而这种厌世，一方面是对于社会上种种恶习的不满，他提出学律诸道侣，要改正习惯，其中提出了七条应该遵守的规定，而其中第六条是“不阅报”，因为在李叔同看来，“各地日报，社会新闻栏中，关于杀盗淫妄等事，纪载最详。而淫欲诸事，尤描摹尽致。虽无淫欲之人，常阅报纸，受其熏染。”而另一方面是，则是对于自己恶习改正的决心，“余于三十岁时，即觉知自己恶习惯太重，颇思尽力对治。出家以来，恒战战兢兢，不敢任情适意。”正是因为李叔同认为自身有着种种的恶习，所以需要向社会说声再见，不见家人，不理家事，抛弃一切，而在出家之后，由于到处演讲，也常常见客，所以自叹“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他认为自己出家二十年之中“一天比一天堕落，身体虽然不是禽兽，而心则与禽兽差不多”，而在南闽的十年，则是“堕落的堕落”，甚至永春十五岁小孩子的一封信也让他大为感动，那个孩子在心中劝他以后不可常常宴会，要养静用功，而那个孩子在信中说起他近来的生活，“如吟诗、赏月、看花、静坐等”，李叔同从这一封信里感悟到了很多，所以，他说：“我自从得到他的信以后，就以十分坚的心，谢绝宴会，虽然得罪了别人，也不管他，这个也可算是近来一件可庆幸的事了。”

但是从一个有着国家抱负，有着文艺天才，有着妻妾孩子的俗世之人，如何能突然不辞而别而皈依三宝？“曰文涛，曰下，曰成蹊，曰广平，曰岸，曰哀，曰凡。字之著者：曰叔桐，曰漱筒，曰惜霜，曰桃溪，曰李庐，曰圹庐，曰息霜。又自谥曰哀公。”这个“生平易名字百，名之著者”的文人为何会独然选择以“弘一法师”来为自己重新命名？其实除了对佛学的某种坚持和认真之外，还有李叔同想摆脱的某种“身体之病”，这种纯生理的疾病一直困扰甚至折磨着李叔同。对于出家，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也说到：“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也就是说，断食作为出家是李叔同的一大“近因”，也对虎跑寺的出家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所以落发受戒。李叔同认为断食能生出另外的精神，也希望出家修行能够只好自己的疾病，所以在《人生之最后》的文章中也说到，当时了识律师卧病不起，日夜愁苦，然而见到见此讲稿，悲欣交集，遂放下身心，屏弃医药，努力念佛。并扶病起；礼大悲忏，吭声唱诵，长跽经时，勇猛精进，超胜常人”。而对于自己，他将自己的病重、临终、命终后一日、荐亡等事、劝请发起临终助念会等事做了安排，其中指出：“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能如是者，如寿已尽，决定往生。如寿寿末尽，虽求往生而病反能速愈，因心至专诚，故能灭除宿世恶业也。”而病未重时，“亦可服药，但仍须精进念佛，勿作服药愈病之想。”

但是出家修行似乎并没有给李叔同带来康健的快乐，在一九三〇年旧四月廿八日写给夏丏尊的信中说：“余现在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之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九日、一九三六年正月初八日、一九三六年旧三月廿八日等信中再次讲起自己为疾病所困，伤寒、痢疾以及臂疮都折磨着他，甚至他在念佛之外，也请黄博士用电火药物进行治疗，但似乎效果不明显，“此次大病（内外症并发），为生平所未经过，历时近半载，九死一生。虽肉体颇受痛苦，但于佛法颇能实地经验，受大利益，亦昔所未有者也。”一九四二年旧九月，他在最后一封写给夏丏尊的信中说：“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也是这位高德大僧最后的感叹，对于这身体的疾病，李叔同也归于自己德薄业重，并希望“自己时时发大惭愧，我总是故意地把钟改慢两刻，照草庵那钟的样子，不止当时如此，到现在还是如此，而且愿尽形寿，常常如此”。

“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这是他最后的医嘱，“诸事极为简单”也是李叔同极简生活的一种表现，“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对于李叔同来说，放下或者永远是一种认真的生活方式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