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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E38·2120518·0898 |
| 作者：[意]翁贝托·埃科 著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2009年10月 | |
| 定价：29.00元 亚马逊18.90元 | |
| ISBN：9787532748020 | |
| 页数：460页 |
他依然叫“翁贝托·埃科”，而不是安贝托·艾柯，与《玫瑰的名字》保持着一致，我不知道在翻译中是不是会有重新命名的可能，而对于他的名字来说，Umberto Eco是不是唯一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或者说唯一可以远离虚构？命名是不是一种小说创造？显然，在”过度诠释“中，翁贝托·埃科的文本也越来越具有歧义，但是作为一本专栏集子，《密涅瓦火柴盒》的135篇文章涉及政治、法律、媒体、科技、艺术和宗教等各领域，完全是一种对现实的记录和思考，连“密涅瓦火柴盒”也完全是实，它是一种装有密涅瓦牌火柴的纸制小盒，埃科常常利用火柴盒背面记下他在火车上、酒吧中、餐厅里的见闻，或是欣赏商场橱窗、逛书店时闪过的一丝灵感。所以埃科区别着散文和小说的不同，他说：“写随笔时，必须遵循一条主题强加给你的逻辑线索，而写小说时，你有权——甚至必须——创造。”
《密涅瓦火柴盒》：世界在慢慢老去
为什么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因为倘若有六根，《十诫》就得变《十二诫》。
——《为什么》
是的，翁贝托·埃科的一只手一定只有五根手指，他所诵读的《十诫》一定不是《十二诫》，而且，写下这句话的一定是他的右手，在右手和右派不划等号的逻辑推断下，完全可以将《清一色的右派》看成是他对法西斯分子“和”国家主义者的质疑，就像他对那个叫“路德”的人从修士到对于天主教的唾弃的“笨蛋”转变的某种谨慎态度，左右之争无非是观点是否具有“焦距的长短”的功能，“一张把人划为某组织成员的清单与一张把人开除出某组织的清单是同样危险的”，那么在另一个意义上，翁贝托·埃科只是用手指的数目打开了一扇“启示录”意义的大门。
那个大门上明白写着“Minerva”的字样，如果发挥“焦距的长短”的功用，那么这个符号是从1985年开始出现的，直到1998年，十多年的符号书写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当然不是一次危险的清单行动，也不是有关左右的”笨蛋转变“，我甚至只能用“知识分子”来界定他，在专栏里，翁贝托·埃科已经在寻找寻灵感了，“在规定的字数范围内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这种每周一次的“脑力练习方式”肯定不是一次自由的表达，但是“Minerva”已经写在那扇门上了，他不能擦去了，他在等待那只“密涅瓦的猫头鹰”是不是真的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黑格尔的诗意表达，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却并不是一次智慧的飞翔，猫头鹰在等待着黄昏到来，而知识分子是不是也要生活在可以伸缩的“焦距的长短”中？作为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密涅瓦却成了一度嗜好抽烟的翁贝托·埃科关于火柴盒的命名理由，智慧不仅要起飞，而且还要引起火花四溅？那火花在哪里盛开？在哪里燃烧？是不是飞溅出来的火星会点燃图书馆，而“修道院烧了三天三夜”会成为“玫瑰的名字”一样的悲剧结尾？其实没有火的燃烧，只有香烟袅袅，翁贝托·埃科的五个手指只需要其中两个就可以夹住一支香烟，然后慢慢燃烧，慢慢化为灰烬，或者在即将熄灭的时候，他会从火柴盒里抽出一根，划着，照亮《十诫》，照亮那只看得见的手，而手上已无香烟，只有那个闪亮的字符“Minerva”，还在那里。
银河的阴暗面、我深爱的河岸、映照肺腑之言的绝顶好镜、飘散在宇宙间的万物、纵使是白费口舌、油煎猪蹄的酱汁、就让我自娱自乐吧、不断前行的伟大命运，这是《密涅瓦火柴盒》的八个部分，138篇文章涉及政治、法律、媒体、科技、艺术和宗教等领域。从追杀拉什迪、科索沃战争、萨达姆有关的海湾战争、法国旺代叛乱、九三年大革命到意大利有关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马扎伯托陷阱、庭审罪犯，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他紧贴着时事和政治，倾听时代的呼吸，这是《快报》专栏必须要的特色——他只有五根手指，他必须用这样的“脑力练习方式”来表达另一个自我，另一个埃科，这个埃科不是《玫瑰的名字》的那个叙述者和作者，也不是《悠游小说林》的“万书之书”的模范作者，那么，对于专栏而言，是不是也一定缺少“万书之书”的模范读者？
翁贝托·埃科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一直停在黄昏尽头，没有起飞，它只是观望，“众所周知，作为一名作家，如果他写的不是菜谱，那么他必定要谈到人生、死亡及善恶。”这是埃科对作家的界定，这个“作家”是不是就是模范作者，是不是就是叙述者？他谈到的不是菜谱，而是人生、死亡及善恶，当然，也会谈及《十诫》，谈及宗教改革，谈及修士的转变，谈及敌基督——“敌基督可以由虔诚本身萌生，由对上帝和真理过度的挚爱产生，就如同异教产生于圣人，妖魔产生于先知一样。”如果回到那场少了三天三夜的大火，那么敌基督也一定不是在犹太教和法西斯分子的左右摇摆中出现的：“自从那些伪《启示录》预言敌基督将从犹太中诞生时，这种情况就已经开始了。而纳粹分子所宣扬的排犹主义雏形也正是从这些关于千年之说的文章中逐渐演化而来的。”千年之说，对于一个社会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来说，实际上就是弥漫的排犹主义带来的政治寓言，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永远的劫难。
“首先，我删去了许多与时政过于相关的文章。”在《前言》里，翁贝托·埃科这样说，我不知道那些算是“与时政过于相关”，从《银河的阴暗面》的副标题“关于种族主义、战争和“政治正确”到《我深爱的河岸》的“关于意大利的专栏文章”，从《映照肺腑之言的绝顶好镜》的“言与行”到《纵使是白费口舌》的“小议多种信息传播渠道”，翁贝托·埃科一直关注着社会的那些纷繁复杂的事件和现象，对于《科索沃》，他说：“在新型战争中，杀戮过度的一方将在舆论面前落败。”在《赞颂“旺代”，缅怀“萨洛”》中，他说：“在法国，旺代叛乱是一块永远不曾愈合的创伤。”，在《科拉多与当今国情》中，他认为：“从另一个角度说，《斗牛士》的成功还意味着‘政治正确’的胜利，成为‘严肃’电视节目的典范。”
为什么作为知识分子的翁贝托·埃科要去谈论时事，谈论政治，谈论涉及的宗教、种族、法律和道德？作为报纸的专栏作者，翁贝托·埃科其实在做着一种抉择，那就是通过作者的观察，对社会，对意大利进行另外的构建，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其他人”的圈子，“人类有一种生理倾向，总是在试图构建一些‘自己人’和‘其他人’的圈子。（《博西不如我，不是高卢人》）”那么作为知识分子，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在朱里安·班达看来，是一种“背叛行为”，而翁贝托·埃科却希望在这种“背叛”中发现“那个”社会的特征，“通过批判——尤其是对自己的同行进行批判——来见证社会的发展”，这便是知识分子的“义务”，便是建立的“其他人”圈子。所以翁贝托·埃科一方面在融入，一方面却划清界限，一方面进入其中参与和批判，另一方则是远离，甚至逃避，这种知识分子的矛盾让翁贝托·埃科的心中充满着痛苦。
他在八岁和十岁写下《我的墨索里尼颂》：“我将投入战斗，如果祖国需要，我还将奉献出我的生命，为了它那崭新的、英雄的、神圣的文明。……”这是一次自我融入，得到社会的赏识，在翁贝托·埃科看来，是曾经的“健康”情感，是真正面对“其他人”，在一种“关于意大利”的生活体验中，翁贝托·埃科也在发现“纯粹文化概念的‘意大利’”，但是在所谓“政治正确”的狭隘主义下，不论是对于战争、宗教，还是社会改革、法律、人性等方面，所谓的那个“其他人”的圈子也只是一个政治的乌托邦，最后无非成为这样一种表述：“来自意大利的丑闻：一部B级电影，第十页”。
所以，如果撇去一个为了“其他人”圈子而进行社会批判的知识分子影子，回到文艺青年的身份，翁贝托·埃科还是能够看见“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时徐徐起飞。对于互联网，对于信息时代，翁贝托·埃科一直是个前行者，“从书籍到网络超文本”，在《飘散在宇宙间的万物》一专辑中，翁贝托·埃科的时代已经从那些和时事有关的“政治正确”变成了“超文本时代”，“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万维网也是所有超文本之母。”“超文本”改变了世界的单一性，改变了从左到右，非左即右的模式，从而形成了更多的自由和创意，在这里，翁贝托·埃科看到了“苹果”与“DOS”的较量：“我坚定地认为苹果系统是天主教文化的代表，而DOS系统代表的则是新教文化。”在这里，他也体会到了所谓的色情文化在超文本时代的巨大破坏力：“整夜的色情大餐把我折磨得疲惫不堪。我终于睡下，并梦见了成群的绵羊、天使和温顺的独角兽。（《罪恶一夜纪事》）”在这里，他甚至从WINDOWS3.1系统中大量程序的删除方法中发现信息拥堵对生活的影像，在一个信息的超文本时代，传统的阅读和写作受到了挑战，而文本也呈现了“拼接性”和“可拆卸性”的特点，《哈姆雷特》到成为最不完整的一部莎氏悲剧作品。如此的时代，到底是创作的惊喜，还是没落？自由和创意提供了新的可能，但是超文本也同时改变了文本的唯一性写作和阅读，这种颠覆或许是致命的，“因为那些既成的故事还能教会我们如何走向死亡。”
其实，对于这一境况，翁贝托·埃科仍然把它视为“千年之说的文章”的延续，敌基督时代的另一种虔诚以及排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曾经的盛行，都在提醒一种已经过去的时间并没有完全消失，“世界在慢慢老去”像是一个祈愿，当翁贝托·埃科列举那些“美妙的青春韶华”逝去的作家诗人的时候，内心一定是有所不安的，“遥想第三个千年”是他在《不断前行的伟大命运》专辑里的主题，这是时间的迷局，翁贝托·埃科似乎要寻找那种清晰的未来，未知的未来其实更是一种时间的游戏，在遥控器、不带图像的电视机等代表的“简约科技”以及“克隆人”、人种优化论、私立学校等新生事物成为第三个千年的主流的时候，未来被简化了，甚至于富含亲情的“手足”也将不复存在，世界被颠覆了，就像游戏：
“为什么只有在北意大利王国才能买到便宜的本田车呢？”穆罕默德不解。“我的孩子呀，你虽然在两岁就开始学习虚拟方程，但没人教过你历史。我跟你说过一千遍了，北意大利王国独立之于八十年前，之后曾试图把菲亚特汽车卖给瑞典人，往中国出口大米，把巴贝拉酒卖到博尔格尼亚，然而这些北方佬却被南方市场拒之门外，并落到了提契诺州的控制之下。
时间的改变，到最后“为死亡而生存”变成了最直接的目标，但是这种时间的游戏看上去是在逃避现在的“千年”，其实未来并不完全是时间的一种记录方式，时间的内部还有着明显“现在”的痕迹，甚至是历史的影子：“播音员说警方已经找到了关于乌斯蒂卡惨案责任人的些许头绪。她低声自语道：‘好在这世界上尚有正义可言啊。’”回来的正义回到了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惨案，《二〇九〇年的古老专栏稿》就是一个“为死亡而生存”的寓言，也是一个看似先锋的”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表达。
寄托在时间上的游戏对于翁贝托·埃科来说，是不是对于”政治正确“的一次逃避，或者在还原知识分子的一次努力：“知识分子的义务在于要求政治阶层更新换代”。更新换代是指向未来的希望，也是对于政治的一种解构：“人们会要求政治家去发现谁在做什么，但对于知识分子，人们则希望他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希望、爱好及一些神秘的激情。”但是在这种鸿沟般的自我定义中，翁贝托·埃科依然在看似“背叛”的言说中寻找那只可以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他划亮了火柴，然后把那只天使熊丢进了熊熊大火中，宛如修道院的那场火焰在燃烧，敌基督或许也被烧死在传说中，烧死在文本中，而那只记忆犹新的天使熊，在炉膛里燃烧，身后的许多玩具也在燃烧，像是一支送葬队伍，熄灭的火焰里，“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上一个千年，现在的千年，以及下一个千年，都是“没有纪念碑的土地”，燃烧着，最终是一片荒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