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尖端

编号:C55·2201215·1725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20年11月第1版
定价:108.00元当当40.00元
ISBN:9787544711760
页数:536页

互联网泡沫破灭的2001年,一位纽约私家财务侦探玛克欣,在纪录片拍摄者雷吉、纽约警察、CIA前特工交织的情报网中,调查亿万富翁艾斯的一桩阴谋,以及纽约和其虚拟的地下网络如何成为“帝国”的角力场。其间,她面对UFO相关的时间旅行者,相识俄国KGB、各色徘徊在边缘的极客怪咖、代码小子与企业家,遭遇神秘死亡,艳遇南美CIA硬汉,步入逐渐溢出现实的“深网”的虚拟世界……终末,行凶者会被揭露,而不会被绳之以法吗? 而那个让纽约出现“归零地”的敌人是否再度归来?与《万有引力之虹》把V-2火箭技术放在二战的历史语境下描述一样,托马斯·品钦《致命尖端》凸显了技术主题,将互联网、虚拟实境置于9·11事件、后现代消费社会等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它以互联网发生转折的2001年为背景,讲述“.com”经济泡沫破灭后的影响、互联网模式的换代,黑色侦探、互联网、虚拟空间、赛博朋克,四大元素熔于一炉。


《致命尖端》: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

“我只是对互联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互联网的日子要到头了,我不是指科技泡沫,也不是‘9· 11’,而是它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它—直就在那里。”
——《38》

科技泡沫破碎了,9·11真实发生了,对于纽约,对于美国,对于全世界来说,这都是一个发生在真实历史坐标上的事件,而对于身处2001年9·11前后的玛可欣和艾瑞克来说,这些事件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就在此时此刻,就在现在时里发生,被看见,被触摸,被感受,甚至被影响,都无法逃离它的真实性,但是艾瑞克却将这一切指向了“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而且它“一直就在那里”——这完全呈现为共时性的“致命尖端”到底是什么?

艾瑞克没有明说,而且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也分明在“深渊射手”的程序里:这是一个开源代码的程序,这是一个虚拟世界的存在,这是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地方,这里有成群结队的散客,有好奇的警察,有比爬虫耕低等的渣滓,有ROM黑客,有自制程序的人,有信奉旁门左道的RPG玩家,甚至“半个地球的人”都可以进来,不仅人员身份多元,人群庞杂,而且所有人都可以不停拆写、重写、拒绝、作废、重定义自己所贡献的一部分——当玛可欣在深远射手中遇到了艾瑞克,当艾瑞克向她发表了关于某样致命东西的存在,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将其拆写、重写、拒绝、作废、重定义?那么悖论是不是就是对于历史存在“一直就在那里”的东西,就永远不是共时性的存在,就永远是一个虚构。

但是,当玛可欣的两个孩子齐格和欧蒂斯选中了2001年9月11日之前的那个纽约城的图形文件,再将其变成自己的私人城市齐欧城,这种再建却让玛可欣有了“返家周末”的感觉,一种私人性的建构是不是又从历史性致命的不安中回到了一个安全的世界?9·11前的纽约是安全的,即使是暂时安全,也避开了历史必然发生的那次恐怖袭击,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逃离和构建对于这个在互联网上存在的深远射手来说,却又是新的开始,它颠覆了历史的规律性,颠覆了现实的压迫感,它是人类可能建设的世外桃源——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悖论:当人类在私人建造的齐欧城中度过了“返家周末”,虚构式的存在反而让互联网的日子重新开启了一个头。

但是,悖论同样是通过悖论而完成了虚无的命名,玛可欣听到艾瑞克说出关于互联网终结的预言,感觉这句话似曾相识,因为它就是从父亲厄尼那里说出的,“叫它自由吧,可它是基于控制的。所有人都连在一起,谁都不可能走失,再也不可能。再往前跨一步,把它跟这些手机连起来,你就有了一个监控的天网,再没有地方可逃。”对赛博世界的批判,厄尼的说法一针见血,也拆解了这两个悖论本身存在的问题:看上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是自由的,但这一种自由是基于被控制的自由,当所有人被连接在一起,世界永远不可能成为“返家周末”的私人世界,永远不可能逃离现实和历史,监控的天网控制了一切:你登录,你重建,你拆写,你自我命名,一切都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一切是新的束缚和封闭,“你貌似可以永远在里面开着车逛来逛去,永远不会远离。”甚至你连如何退出都忘记了,而它之外永远有一个无限探求自由的现实空间。

厄尼在说到互联网时代的自由假象时,提到的是他生活过的真实的冷战时代,那么这个冷战时代就可以获得自由?——“现在大家都以为,艾森豪威尔的时代是如此古朴、老实、沉闷,但是所有那些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表面底下就是赤裸裸的恐怖,永远生活在午夜。”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赤裸裸的恐怖无处不在,“有些人缴枪投降,有些人发了疯,有些人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冷战时代也绝非是互联网时代的对立存在,当玛可欣以游戏的心情进入深渊射手程序,看到了已变身为少年的杀人魔王温达斯特,与电脑高手艾瑞克无缝对话,发现了孩子建立9·11之前的齐欧城,但是和冷战时期一样,赤裸裸的恐惧无所不在,“仿佛她不停地被卷进一个旋涡里,每一次都被带至离现实更遥远的虚拟世界中。”而且深渊射手“马上要溢出来了”,“溢进屏幕和人脸之间危险的深谷里”,最可怕的结果是,从深渊射手中出来,玛可欣发现现实中的曼哈顿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拟的、可怕的城市,“她最后经由黑魆魆、没有警察巡逻的十字街到了第十大道上,发现那儿往城外去的车行道上满是顶在欢乐的黄色屋顶上的亮闪闪的字母数字,行驶在夜幕降临时分的马路上,仿佛路面是一条黑色的河流,在永远地朝城外流去,所有的出租车、卡车和郊区居民的私家车只是浮在它的上面被托着往前走而已……”现实完全变成了数字化的存在,是互联网对现实的深层投射——当冷战时代没有真正走远,当互联网溢进时代的深渊,“它一直就在那里”的致命尖端真的从来没有被改变。

从深渊射手程序到现实世界,从冷战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到底什么东西没有改变?这个问题似乎可以从玛可欣的心理治疗师肖恩那里得到一些启示:“‘是其所是是……是所是其所’……”他让学员们跟着念这个句子,是其所是,是其所是其所,重要的是你如何界定“是”这个词——是就是“是”,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世界的本质,是世界应该成为的样子,但是“是”到底是什么?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心理学认识论上的存在,“是”是唯一的,却是不可知的,或者说在被改变了世界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对自身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人类发现世界的最后一个可能答案——但是“是其所是”却是一个永远的疑案,就像题辞引用康纳德·E.韦斯特雷克的那句话:“倘若纽约以角色的身份出现在悬疑小说里,那么它既不会是侦探,也不会是凶手。它会是那个神秘的嫌疑犯,知道事情的真相,却不打算说出来。”

知道真相却不打算说出来,是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的问题,而它所构成的正是“自身历史中某样致命的东西”,它存在,却不被言说,或者嫌疑人不打算说出来,那么它就永远呈现在被进入和被拆写的状态中——是不是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既不会是侦探,也不会是凶手”的神秘嫌疑犯?真正说出真相到底是谁的使命?玛可欣无疑想成为那个知道真相而且打算说出来的人,作为小型欺诈案调查代理公司“缉凶事务所”的负责人,玛可欣仅仅是可以“缉凶”,她曾想加上“惩凶”这个词,但是她知道,这个想法只是异想天开——从缉凶到惩凶,似乎有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因为缉凶是现实意义的业务,而惩凶是上帝的职责,这一种所谓业务范围的区分,其实是将现实和理想、业务和信仰截然分开来,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玛可欣进入了欺诈案件的调查之中,她要查的是计算机安全公司hashslingrz的不正常账户,查的是公司头儿盖布里埃尔·艾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案件,但是当开始着手调查,玛可欣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hashslingrz的公司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规的存在,这个和“hash slinger”的拼法极为接近的名字,包含着“廉价餐厅的厨师”的意思,包含着信息杂凑的元素,而按照艾瑞克的说法,“他的动机是用代码写的,我们没有人能读懂。”从支付款的数字中,出现的是“本福特定律异常”,首位数字出现的概率离本福特曲线越来越远,按照业内的说法,出现了“造假的午餐肉”;而往下查是更多的猫腻,连续的发票号、加起来不对的校验数位、通不过卢恩算法的信用卡号,按照玛可欣的说法,有人把钱从hashslingrz拿出来,然后零星碎雨地散布到各地不同的神秘承包商手里,其中一些几乎肯定是幽灵承包商,数额粗略算一下可能高达大几十万,甚至七位数出头。

这是玛可欣进入之后遇见的“真叫人恐慌”的现实,而按照德里斯科尔的说法,艾斯想要建立的是一个“邪恶帝国”。这个邪恶帝国如何建立?拍摄纪录片的雷吉说他们使用了一种在全球范围内不需要银行国际代码和银行手续费的移动资金方式“哈瓦拉”,艾瑞克发现资金已经转移到了海湾地区;阿克塞尔发现在“松饼与独角兽”的连锁餐厅里,有人用影子软件伪造收据;从艾斯的岳母玛奇那里,玛可欣得到了关于艾斯的另一个秘密,Hashslingrz跟美国安全机构的关系相当铁,甚至可以说是它的左膀右臂,“秘密工作、反制措施,天知道有多少。”而热衷于“讲政治”的玛奇将其归结为“蒙托克计划”的一部分,“蒙托克计划绝对是二战以来最恐怖的疑团,所有那些偏执的产值论、庞大的设施、奇异的武器、外星人、时间旅行、其他维度,要我往下说吗?偏偏对这个项目兴趣盎然的人,暂且不说兴趣变态了,竟是我那卑鄙的女婿,盖布里埃尔·艾斯。”而玛可欣也查到艾斯的款额汇到了世界各地,经过尼日利亚、南斯拉夫、阿塞拜疆的转付账户,最后在阿联酋的一家控股银行里汇集;艾瑞克还在hashslingrz的加密文档中发现了一堆神秘销售商,其中有一家光纤代理商叫“黑色线性解决方案”,它以隐藏的方式获得支付款项……

但是所有这些和技术有关的诈骗方式,对于hashslingrz公司,对于艾斯来说,都够得上是一种神秘,玛可欣在追查这些线索时,从纽约到长岛,到蒙托克,是在现实意义上“缉凶”,但是那个童年时的蒙托克成为“蒙托克计划”中的蒙托克,是不是意味着所谓缉凶式的现实之路发生了扭曲?曾经它有着指明方向的灯塔,有着好吃的海鲜,有着进入梦想的海浪声,但是现在,“整个长岛都挤在这里,国防工厂、杀气腾腾的车流、共和党永不被宽恕的原罪史、无休无止的郊区开发、延绵数英里的割过草的院子、承包商末开垦的硬地、纤维板和沥青的屋面、寸木不植的地产,所有的人与事都挤来这里,都缩坍到辽阔的大西洋荒野跟前这一块末端的方寸之地上。”虽然从80年代开始,“蒙托克计划”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它是旅游的一部分,老空军基地会向游客开放。但是历史并不曾改变,艾斯的隧道就建在下面,“在蒙托克那儿,地表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可能挤满前来找乐子的游客,而在他们游乐的双脚之下,不管地底下在忙什么,不管艾斯的隧道通往哪里,它们都将照常进行。”

从现实进入历史,从地上进入地下,这是艾斯案件带来的变化,其实也是玛可欣“进入”之后发现这个时代非真实的一面。随着调查的深入,本福特定律、卢恩算法、影子软件、黑色线性解决方案、透明数据链、剧毒中心、哈瓦拉等基于技术的产物不断出现,而这些技术性的运用并不仅仅是方法论上的更新,更在于整个世界的互联网化,而互联网化给玛可欣带来最大的改变是进入到了“深渊射手”所构建的深网世界。她是和孩子们一起来到维尔瓦家里才知道深渊射手,按照卢卡斯的说法,这是黑客们建立的共享世界,“每个人贡献他那一小部分,然后不图回报地消失,这为幻觉增添了神秘色彩,你知道什么叫化身,对吧?”免费而共享,每个人进入其中都拥有一个化身,这个化身就是在虚拟世界里用来代表自己的3D画像。从一个节点走到另一个节点,你会越来越进入深处,它带来的是对真实世界的逃避,所以上瘾就会成为必然,就如一个黑客所说:“一旦你往深处去,再也别想睡觉去。”更具有对现实解构意义的是:链接只要一被点击,就会消失,然后重新定位,“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自我重新编码的通道,没有重走回头路的可能。”

这是一个迷宫,在重新定位和重新编码的过程中,永远以向前和向深处去的方式构建全新的世界,没有走回头路意味着你可能永远走不出来——艾斯所建的隧道是不是就是这一种深网?而且深网具有的特性就是一种血尖技术:“就是没有经过可靠测试、具有高风险、只有沉迷于技术尝鲜的人才能自如使用的东西。”这个永远尝鲜的世界也在拒绝:“它的表面以下是一套完整的具有重重限制的隐形迷宫,精心建造好,让你能去一些地方,另一地方则去不了。你必须学会并遵守这些隐秘的行为准则。一个结构精美的垃圾场。”玛可欣是进入了这个深网世界,她成了另一个人,她也遇见了别人,在重新定位和重新编码的过程中,不仅自己成为了一种异化的存在,连整个世界都不再是其所是,“那里有由赛博恶棍守卫边界的特别划定的地址空间区域,垃圾邮件操作中心,还有视频游戏,大家认为这些游戏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对目前界定的市场而言过于暴力、太不堪入目或太过妖魅……”深入深入再深入,而和现实相关的横幅标语、弹出式广告、用户群、聊天室都留在了浅网里——浅网和深网,现实和虚拟,熙熙攘攘和随心游弋,构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正是世界的极大隐喻:“不同的是,夏天很快就会结束,一旦等他们下来这里,一切就会被郊区化,速度比你说的‘晚期资本主义’还要快。之后一切都会跟上面浅滩里一样了。一个接一个的链接,全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既安稳又体面。每个角落都有教堂,所有酒吧都有营业执照。谁还想要自由,就不得不套上马鞍,往其他地方奔去。”

深处更深,是一种向下的探索和遗忘,是一种非真实的虚拟,所以玛可欣的“向下”构成了对迷宫式探寻的方向,但是真正的尝鲜却是一种“血尖技术”,是向上而看见的“致命尖端”——向下和向上所构筑的两个方向,看起来都是对现实的超越,但从来不指向解构,因为现实本身就在向下的虚拟世界和向上的信仰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命名,它是对自由的取消,它是对操控的深化,它是对上帝的物化,因为只有迷失了方向才“更容易被驯服”,而这就是从“缉凶”到“惩凶”的使命全面崩坍的“晚期资本主义矛盾”爆发,而最显著的事件便是9·11。

“市中心发生了不好的事。”收银台后面的印度人播报了这一事件,它如此轻描淡写。玛奇认为这是布什一手制造的,“华盛顿那些该死的纳粹需要发动政变的借口,现在他们有了。这个国家正一头栽进麻烦里,我们要担心的不是阿拉伯瘪三,而是布什那帮人。”玛可欣想起了“毒刺导弹”,丈夫霍斯特记起了世贸中心诡异的看跌期权,还有犹太人、摩萨德等的怀疑论,当然更多的说法在互联网上,“在赛博空间里广袤模糊的无政府地带,在数不清的自得其乐的幻想中,黑暗的可能性开始慢慢浮现出来。”但是不管如何,海蒂仍然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国家本身的问题,“9· 11让这个国家变得幼稚,它本来有机会成长的,谁知它却选择倒退回童年。”不管是怀疑论还是阴谋论,不管是圣战的牺牲品,还是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对于纽约,对于美国,对于21世纪来说,不管是原因,还是后果,都显示除了其复杂性,玛可欣评论说:“在所有那些混沌与困惑中,美国历史悄悄地打开了一个洞,一个管理责任的真空,人类资产和金融资产开始消失在里面。”

混沌和困惑,带来的是管理的真空,而这种真空的存在,不是变成虚拟存在,而是具有了玩起资本主义矛盾的显性特征,“无辜者有罪,罪人无药可救,整个世界都颠倒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矛盾命题的一个主显节前夜,并不让人觉得特别轻松。”玛可欣的那个梦里,世界在沙漠中,那座用坚不可摧的稀有金属建造的城市,“笼罩在自足自得的神秘中,只有交换一大堆暗语与反暗语后才进得去……”而进去之后呢?深渊射手会溢出成为真实世界的一部分,自由女神像会成为一堆的像素,““地狱并不一定在地底下,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向下的迷宫以向上的方式溢出,向上的信仰解体为像素,这便是颠倒,于是,地狱出现在天上,于是“惩凶”成为末日的景象,于是历史性致命的东西“一直就在那里”:它是“1999”那个官方聚会指向的新世纪,也指向了末日,“它更黑暗的潜文本是‘否认’。”它是80年代“二战以来最恐怖的疑团”的蒙托克计划,“共和党永不被宽恕的原罪史”就在其中;它是同样发生在9·11的轰炸计划,1973年9月11日,作为初级勤务工的温达斯特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执行任务,他为飞机探明敌军阵地的位置,“那些飞机炸毁了总统府并杀害了萨尔瓦多·阿连德。”而9·11之后呢?安检点上检察员在康克林的内带里发现的就是那瓶具有历史意义的4711……

“地狱有可能在天空中。”它以向下的方式制造爆炸,以更向下的方式深入迷宫,“他会再回来的,还没有结束。”就像艾斯计划一样,历史从来不会在一个时间节点停下自己的脚步,“致命尖端”串起了友善和歹毒的对手,串起了黑客游击队,串起了上帝和魔鬼,串起了历史和现实。也许,对于玛可欣来说,不向上也不向下,不缉凶也不惩凶,“她只是站在门口”,也是对于“一直就在那里”的历史致命存在的某种对视,它是真实的,是直接的,是平等的,“目送他们走过走道,两人谁也没有回头。她起码可以看着他们进电梯。”

慢慢学

编号:C55·2201215·1724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1月第1版
定价:45.00元当当16.70元
ISBN:9787544767583
页数:181页

《慢慢学》收录了托马斯·品钦青年时代于1959年至1964年发表的五部短篇小说:《小雨》《低地》《熵》《玫瑰之下》和《秘密融合》。每一篇都包含着品钦小说创作标志性的主题与技法,更透露了许多有关他成长轨迹的线索:他的海军生涯、对勒卡雷的致敬、痴迷“熵”的起源……《慢慢学》中还收录了他在1984年为首版所写的自序,作为中年成功作家,他分析了当时作品的缺点,袒露了年轻时写作的青涩,对于一向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品钦,这篇坦率的自序意外地成为了解他思想世界的重要线索,他说:“当我们说起小说的‘严肃性’时,最终谈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态度——譬如人物面对它时会如何行事,或当它并非近在咫尺时,他们如何应对。”短篇集中的5篇作品写于1959年至1964年,是他22岁到27岁的青年时代。在自序中,他认为保留这些有瑕疵的练手作品是有必要的,告诉写作者会犯的那些典型错误。


《慢慢学》:雨是很奇怪的东西

她转身看着这个床上的男人,陪他一起等待,直到达到平衡的时刻,直到屋外和屋内都变成华氏三十七度,且永恒不变,而他们各自生命中那高翔的古怪金属音将融入黑暗的主音之中,进入那个所有运动都最终消失的地方。
——《熵》

安静地等待,是为了达到一种平衡,甚至是让运动最终消失,就像躺在床上的男人,以一种睡眠的方式接近无声无息。但是女孩的等待,是两个人的平衡,当一个人躺着一个人醒着,等待是无法相互抵消而成为永恒状态——在她转身看着男人决定一起等待之前,在这个我“违背租房规定的派对“上,她实际上制造了一次极大的破坏:她飞快地跑向窗边,扯下窗帘,用两只纤细的手击破窗玻璃,鲜血从手上流了下来,”肉里的玻璃碴子闪闪发光“。

扯下窗帘,击破玻璃,在双手被刺破的肉体之痛中,女孩当然没有尖叫,她用一种等待的方式迎接永恒,在那个期望出现的永恒里,生命中曾出现的“高翔的古怪金属音将融入黑暗的主音之中”,而最终进入所有运动都消失的地方,那么在之前扯下窗帘、击破玻璃的运动是不是也在等待一种不运动?或者说运动是为了解构不运动,让不运动替代运动直至“屋外和屋内都变成华氏三十七度”?一种平衡是为了抵消,直至达到零然后变成永恒。女孩把自己不顾一切的运动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而那些在派对上的人,以及那个躺在床上的男人是不是也在做着指向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的运动?

米特波·马利根的派对已经进入了摇摇晃晃的第三天,那里有戴着角质镜架的“安杰利斯公爵”四重奏乐队成员,他们抽着掺装了大麻的烟草,脸上露出入迷的神情;那里有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局上班的女孩,她们在沙发上和椅子上昏睡了过去,其中一个还睡在了厕所浴缸里——四重奏乐队成员和政府里上班的女孩,他们已入迷和昏睡的方式成为这个派对上不运动的存在,“此处空气密闭,在城市的混沌喧闹中,它自成一隅,小巧有序,与外界隔绝,完全不用理会天气、国内政治和任何公民运动的变幻无常。”即使当乔治·华盛顿大学三个学哲学、手上拿着基安蒂葡萄酒的女大学生,带着深恶痛绝表情的五位美国海军军人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这个派对,他们也在关好门之后取消了运动,在一个保持着华氏三十七度的地方成为密闭的存在。

与外界隔绝、空气密闭、不理会政治和天气,这个派对是不是就处在平衡的状态中?1957年2月的一天,平衡远远没有出现,“当时在华盛顿特区附近有很多外国侨民,每当他们碰见你,就会讲他们确实打算要去欧洲,只不过现在还要在政府里上班。”当然这是屋外的不平衡,美国,华盛顿特区,出租房,派对,和欧洲有着遥远的距离,当然这种向外的欧洲观体现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索尔打了妻子米莉安,面对米波特的指责,他讽刺道:“最近北非有些欧洲人只是因为说错了话就被割掉了舌头。只有欧洲人才觉得自己的话是正确的。”北非和欧洲也不是不平衡的存在,它们只不过在隔阂中,一场家庭内部的争吵就是因为简单的沟通遇到了问题,而回到这个开门又关门的派对,他们所面对的是和外界的无法沟通,是和人之间的遥远距离。“但是迄今已经三天了,尽管天气多变,水银柱却一直停留在华氏三十七度。”卡里斯疑心这是末日的征兆,正像热力学中走向热寂的状态,形式和运动被消灭了,热能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是相等的。

命名为“熵”,是末日的征兆,是地狱的边境,和妻子吵架的索尔注解了这种热寂的状态,当对一个女孩说“我爱你”的时候,三分之二都没有问题,你和她,或者她和你都会走向一个闭合的回路,但是中间那讨厌的四个字组成的词,却要“好好防着它”,因为含混、累赘、渗漏都会变成噪音,“噪音会破坏你的信号,导致回路的混乱。”不是本身闭合的回路产生问题,是其中的噪音破坏信号导致混乱。那么回到这个温度计一直在华氏三十七度的封闭世界里,它的闭合性不在于和城市的隔阂,不在于门被打开又关上,而在于里面有着含混、累赘和渗漏的噪音,这种噪音不是为了让事物在打破恒定状态中变得更好,相反,它只是在概率世界里成为一种随机性故事——卡利斯托口述着热力学定律:事物将在变好之前只会更糟,“所有的城市和季节,所有他生活中随意的激情,现在都必须要从一个全新的、含混的角度进行考察。”存在着归谬论证的风险,可能会阻止羸弱的宿命论滑落,甚至像马基雅维利一样接受德性和时运五五开的比例,担心还是无法消除,“它让概率变得难以形容,难以确定,他害怕去计算这一切。”

一个是热寂的熵在增大,一个是随机的概率难以确定,预言仿佛已经成为女孩所说“不可避免的唯一结局”,“在这种热寂中,思想就如同热能,再也不能被传递,因为它其中的每一个点都会最终拥有同样的能量值;相应的,知识的运动也会停止。”而运动的停止却总是以不停止的运动作为表象加剧着这种热寂状态:卡利斯托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奥巴德站在窗户边思绪在漫游,楼下传来女孩的尖叫,椅子被翻到在那里,杯子掉在了地板上……仿佛任何东西都可以刺破这个隐秘的扭曲时间,而那只小鸟开始衰竭,最后它以一种死亡的方式停止了热的传递——爱和温暖也停止了,屋内和屋外维持着的华氏三十七度便成为了一种永恒状态:即使最后的女孩不扯下窗帘,不击破玻璃,不让双手鲜血直流,她也能够和床上的男人一起等待,直到生命中高翔的古怪金属音融入到黑暗之中,直到所有运动都停留在最终消失的地方。

派对持续了三天,四十个小时,而且还将以运动消失的方式在熵的世界里继续,末日般的存在,因为它不制造一个向前的端点,这种空气密闭、自成一隅的状态不正是一种闭合的回路?连噪音也弥足珍贵了,在禁锢的世界里那些声音,那些动作,那些鲜血看上去像是自怜自爱的存在,可是,扯下窗帘击破玻璃也是对概率和随机的一次改变,至少是主动地制造了噪音——需要伸手伸脚来打破“幽闭恐惧症”,似乎成为了“垮掉派”对于传奇的某种向往,但是,禁锢的世界,恒定的状态,闭合的回路组成的“幽闭恐惧症”,到底什么是其中含混、累赘、渗漏的噪音?到底什么才能制造混乱?

三天四十小时不走出华氏三十七度的派对,在《低地》里变成了弗兰吉和妻子七年的婚姻生活,“丹尼斯·弗兰吉和辛迪·弗兰吉结婚的七年间,就住在这个布满青苔、几乎算天然有机的奇怪小山龟里。”这个位于悬崖之上的住宅,建于1920年代,由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海岬和海湾、地峡和海口,所以联邦政府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存在。和悬崖之上的住宅一样,弗兰吉的生活也在一种不知道的状态中,“他尴尬地发现自己变成了鼹鼠人,这与其说是一种行为模式,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能让人听不见下雪的声响,而妻子的鼾声就像是羊水从毯子外面某个地方流淌和滴落的声音,甚至连自己脉搏的秘密节奏也变成了这幢房子心跳的回声。”对于他来说,生命似乎也成为了一种看得见的长度,余生所要面对的就是“子宫和妻子的无情理性”,对于他来说,在这个回路里制造的噪音就是喝着马丁尼,听着心理医生的吼叫,或者看见杰罗尼莫的疯癫,还有,“弗兰吉只剩下另一个慰藉——大海,或者说,长岛海湾。”

童年时代听说的一个说法是:大海就是一个女人,这个比喻后来变成了他的禁锢,就像女人本身让他活在回路之中。但是悬崖之上的住宅无人知晓,另一个角度来说,住宅也面对着大海,或者说,七年婚姻生活造就的“低地”意味着“死亡的中心”,有时候又意味着另一个出口。匹格·博丁七年之后来找弗兰吉,在被辛迪赶出家门后,弗兰吉和匹格、洛克一起驶入了勃林布罗克垃圾场,这是海平面之下“最低的、无维度的点”,“弗兰吉感觉到,这个垃圾场就像一个被乏味乡间包围的孤岛或飞地。”而所谓低地,却是他们对于禁锢命运的超越,这里有夜里出来的吉普赛人,有成为“红色末日之子”革命基地的历史,有一只很害羞的耗子,当然还有那个女孩尼莉莎——当他们留下来,当弗兰吉抚摸着耗子感觉是“她自己的孩子”,他心里冒出的一个想法是:“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辛迪和我从来没有孩子呢。”

七年来妻子辛迪的子宫空空如也,无情的理性又让弗兰吉看到了余生,这是大海的禁锢,唯有那一次的垃圾场之行让弗兰吉看到了低地之外的存在,“好的,我不走了。”他对尼莉莎说,那一句话说完,仿佛七年和余生的禁锢都被解构了,没有了“我爱你”,但那中间的四个字绝对成为了改变低地状态的噪音。是什么成为了改变的概率?是什么制造了随机的因子?是什么让运动成为不运动在热寂中变成等待?“这两者——行动和背叛——相互抵消了。抵消为零。”《玫瑰之下》里的泼潘提恩这样解读1898年的那次间谍行动,埃及,欧洲诸国的末日之战即将爆发,“大家都玩儿完,弄个鱼死网破,一拍两散。”这是和战争有关的运动,不伦是老牌间谍莫得威尔普,还是搭档古德费罗,都认为“终有一战”,“1848年的事件和整个欧洲大陆无政府主义者与极端分子的活动似乎已宣告:历史不再是由单个君主的文治武功来缔造,而是由乌合之众,由淡蓝色网格上那些趋势图和冰冷曲线来书写的。所以这场战斗注定会是老牌间谍和天真英国人之间的单打独斗。”

但是对于泼潘提恩来说,他和这一场战争隔着太多的距离,1898年就是一个华氏三十七度的封闭世界:他练就了一副冷石心肠,恪守着不破坏行规的原则;遇见了阿拉斯泰尔·列恩爵士的女儿维多利亚,他告诉自己的是“不可坠入爱河,除非你不想在间谍行业中出人头地”;作为马基雅维里党人,他还玩着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游戏——他把自己放置在自我禁锢的世界里,在闭合的回路中成为一名“单纯的英国人”,在他看来,一旦事情降到个人层面,那么目的就不那么单纯了,爱的目标只能是一个抽象意义的人。但是在暗杀行动中,泼潘提恩却让自己进入到个人的历史之中,“有某种东西从他手里溜走了。他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遭到了严重的背叛。”维多利亚的一双手,开罗夜空的一片云彩,幻觉里出现的一条钟形曲线,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含混的噪音,于是行动和背叛相互抵消了,在零的状态中,一声枪响,泼潘提恩倒在了沙地上。

一个人进入了自己的历史,行动和背叛共同书写着零度的历史,当泼潘提恩在沙地上倒下,1898年的战争历史终结了一个禁锢者,这或者是马基雅维里党人的最后退场——而16年后的1914年,当萨拉热窝的古德费罗在迎接弗朗兹·斐迪南大公的人群中逡巡时,末日之战的历史没有因为他的到来而改变,“他的背已经驼了,头发掉得差不多了。”古德费罗终于从没有可能的历史中离开,历史在他处,留给他的是非泼潘提恩式的含混、噪音式的生活,“他不时掐他新相好的手,她是一个有胡子的金发女招待,她对朋友们说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英国佬,床上技术平平,但很舍得花钱。”而其实,这样的生活在16年前“单纯的英国人”泼潘提恩心中有过一丝的可能,当他站在午后的阿里广场,当他看见云朵朝着利比亚沙漠方向飘去的时候,他对自己说:“那就下点雨吧,快下雨吧。”

雨没有下在干燥的开罗,也没有下在弗兰吉悬崖之上的住宅上,当然更没有下在华氏三十七度的派对上,一场雨会打破寂静,会制造噪音,会带来含混,因为“雨是很奇怪的东西”——说这句话的是在路易斯安那州罗奇堡当技术兵的莱文,而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终于获得了休假的机会。背上挎包,他看着慢慢下起来的雨说:“它能让植物发芽;能将它们连根拔起然后冲走。我在新奥尔良晒太阳时,会想念你们这些家伙的,你们还得在水里忙活着。”想念同伴,其实是想念这里的雨,甚至是想念那场飓风以及死亡,因为那次执行的任务就是打破了一直以来的禁锢生活——他“已经连续13个月被分到同一个营,同一个连,同一张床,很快就要到14个月了”。

14个月的重复生活就是一种禁锢,即使莱文认为自己真正喜欢罗奇堡,而且也改变了口音喜欢自酿的酒,甚至潜移默化成了本地人,“我爱的是军队。”但是在这个“普通人更容易逼得自杀”的地方,莱文所谓的潜移默化就是一种自我的禁锢,它形成的回路让一切都回到了没有爱和温暖的恒定状态。终于下了雨,而且是查尔斯湖那边的飓风造成的灾害,莱文被派往那里绝不是电线出了故障的技术活,而是如里佐所说“战争就是地狱”的战争——当尸体被装上2.5吨的卡车运走,这就是一场残酷的战争。但是莱文接受这个任务,不停寻找死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突围,他把自己命名为漂泊的犹太人,“不是谈自己的身份,而是谈一个地方的身份,以及你在任何地方所真正拥有的权利。”因为被禁锢在那里,就是一种死寂,用闭合电路的比喻,莱文说:“每个人都在相同的频率上。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忘记了剩下的波段,开始认为这就是唯一重要或唯一真实的频率了。可是在外面,在这个大千世界,还有很多五彩斑斓的颜色,还有X射线和红外线等等。”

大雨中他寻找死者,他开始漂泊,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在大死亡之中,有着小的死亡。”他就是把自己的禁锢生活埋葬了。“雨是很奇怪的东西”,雨也下在了《秘密融合》中,第一句是:“外面正下着雨,十月的第一场雨,意味着晒干草的季节结束了,明媚的秋日也结束了,不再有纯澈的阳光,而几周之前正是这种好天气吸引了众多纽约人在周末北上波克夏,来观赏那阳光下树叶颜色的变幻。”十月的第一场雨便制造了结束,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蒂姆向着十点钟到来就可以从妈妈身边溜走,他和格罗佛、艾蒂安,还有被妈妈骂成是黑鬼的卡尔一起,实施一个名叫“斯巴达克斯”的行动,他们进入报废机器准备的垃圾场,他们开始名为A行动的演习,他们发现了芦苇从中平底小船并命名为“S.S.里克”号——他们当然是不想被禁锢,就像艾蒂安,痛恨体制化的东西,而他们更不想在未来机器化的世界里成为只能讲笑话的人,所以他们都有着某种理想,格罗佛是个天才,蒂姆希望能当篮球教练,卡尔希望成为队里的明星,而艾蒂安更喜欢恶作剧。

“末日之战”成为他们演习的内容,一场雨带来的奇怪的东西,却扼杀了他们的希望,那个神秘屋子里据说有个娶了四个妻子的男人,他是骑兵军官,他有着金质肩章,他的手上拿着猎枪,“会毫不犹豫地对任何擅自闯入者开枪,尤其是孩子。”阴魂不散的他变成了孩子们的敌人。或许是传说,传说的禁锢性变成了对于孩子的某种恐惧,但是在一场大雨之后的现实呢?所谓的军官只不过是一个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而且他自己活在阴魂不散的世界里,战后的迷惘和颓败,加上喝酒让他成为了流浪汉,警察局成为他的归宿。这是另一场“末日之战”?身怀理想不想被机器化的孩子在雨中命名了这个世界,却也发现了新的秘密,它是另一种禁锢,另一个回路,另一种闭合——所谓的行动计划似乎就是蒂姆所说那个去掉疣子的“暗示疗法”,暗示疗法无法去掉疣子,因为疣子自己有意识,它形成的是一个谎言,一种背叛,而当这个背叛和行动相互抵消为零的时候,一场雨只是一场雨,四十多小时的派对还在进行,七年的婚姻还没有终结,16年的历史没有取消走向,14个月的兵役还会继续,而第三年的“斯巴达克斯”演习计划在一堆垃圾中让大家各自回家:

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商场的灯光,离开了卡尔·巴灵顿,把他遗弃给了那片古老土地上其他羸弱的鬼魂,以及那处岌岌可危的庇护所;他们嬉闹着回到夜雨里,最终每人都会返家,洗个热水澡,用干浴巾擦身,睡前看一会电视,和家人晚安吻别,然后回到永远不可能再彻底安稳的梦里。

葡萄园

编号:C55·2200514·1651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8年03月第1版
定价:58.00元当当31.40元
ISBN:9787544772273
页数:477页

《葡萄园》是托马斯·品钦自其代表作品《万有引力之虹》推出17年后的第一部作品,被评论称为与前一部作品同样令人震惊,同样千变万化,同样有趣。在这部新作中,品钦糅合了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显示出改变往日晦涩风格、使作品平易化的倾向,但在貌似简单之下,又潜藏着深沉的内涵。作者以极富张力的语言和极端简练的叙事风格讲述了少女普蕾丽寻找妈妈弗瑞尼茜的故事。小说中有普蕾丽的嬉皮士爸爸、表面糊涂却不失真诚爱心的佐埃德,有精明自私、权欲膨胀的联邦检察官布洛克·冯德,有身怀绝技、冒充妓女又杀错了人的女忍者DL,有“因果理算”的创始人、老于世故的日本人武志,还有形形色色生活得麻木却又痛苦的类死人……这是一部在80年代的背景下回顾美国60年代历史的小说,毒品、电视、荒唐、幽默、入骨三分的讥讽、令人心寒的政治,等等,构成了一幅发人深思的画卷,使人对美国的政治、民主和60年代的学生运动得到崭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葡萄园》:地狱的诺言从来就不是惩罚

忘掉布洛克、包围事件、韦德·阿特曼的血,以及24fps——过去那个甜蜜的集体,忘掉过去的自己,时不时拍些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背对台词,计划好花销,日复一日把每天都折叠起来,直到最后失去了光。

家庭小电影是不是使用24帧画面?背对台词是不是把自己放在电影之外,把日子一天一天折叠起来是不是意味着现在也变成了未来的过去?——对于弗瑞尼茜来说,站在1984年的某一天,把过去的一切都当成了相异的存在,那里已经没有了“电影摄影机即武器”的宣言,没有了24fps的反政府行动,没有了从政改营逃走的经历,当然自己也不再是那个第三派左派分子,和索伊德结婚,生下女儿普蕾丽,过普通人的生活,便是将一切的过去都放在了可以忘记的位置上,但是相异是一种人为的设置,当一切的计划都为了忘掉过去,它们却以另一方是抵达了现在,甚至,趋向了看不见的未来。

是的,最后失去了光,意味着“复杂的强光效果”又投射到她身上,而且就在这投射中,传奇、隐蔽和实在的三重特性被凸显出来,所有不透光的道具,都是为了执行这种使命而准备的。传奇是和政府司法突击队的缉毒检察官布洛克·冯德在一起的那个一分钟,一个是偏执狂和刽子手,一个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会炸掉自由女神的人”,他们在身体的进入和收纳中创造的传奇就像一束强光;隐蔽是和背叛了节欲革命宗旨的懦夫韦德·阿特曼在一起的那次经历,一个是被崇拜的数学教授,一个是“摇滚人民共和国”的支持者,在披上外衣的那一刻,她就感到自己迈出了无法逆转的一步,“她就像吸了不大熟悉的毒品,在自己身旁走着,折磨着自己,看电视一样旁观着自己的一切。”当嫁给索伊德这个实在的男人,并生下了女儿,便是新的生活的开端,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在最后失去了光的那一刻,强光又出现在她眼前。

像是面对韦德的时候,自己“看电影一样旁观着自己的一切”,无论是拍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还是背对着台词,把日子折叠起来,自己依然是这个家庭小电影里的人物,或者说,自己就是进入了电视而且旁观着自己的一切,现实无可逃避,而且制造了如24fps的被摄录的人生,强光是死去却没有消失的韦德,是再次插入进来的布洛克,是对索伊德的背叛,传奇、隐蔽和实在的三重特性再不是和过去有关,而是和现在和未来有关,无法战胜的一切,无法战胜的自己,甚至不是为了忘记和逃避,如鬼魂一般缠绕着她,而且还依赖于这强光的效果,“就是在那些虚幻、失败的时刻里,弗瑞尼茜感到布洛克比任何候都离她近,她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

一种被生生扯开的断裂存在,对于弗瑞尼茜来说,她是要奔着布洛克亮起的那束强光而去,再次成为小电影或电视里的一员,而对于忘掉过去的见证者索伊德来说,则是一种痛苦的开始:“弗瑞尼茜或许已一去不返,但他对普蕾丽的爱却永在,如长明的夜灯,永在近旁,淡而弱,却彻夜不熄……”自由女神像会不会被炸毁,是另一个可能,对布洛克这个刽子手来说,他不是在一分钟或第二次出现时只是得到了弗瑞尼茜的身体,的确,在他看来,身体也是犯罪的证据,因为罪犯的脑子里少了道德控制,少了守法的文明观念,所以他们的脑子更像动物,他们的颅骨异于常人,他们脸朝外瞥看人的样子与众不同,“他们眼窝过大,凸颌,前颅盖骨小到近乎畸形,达尔文式削耳,等等。”而身体之外,对于弗瑞尼茜,他更是开启了关于“厌新症”的犯罪概念,这个来源于犯罪先驱柴扎若·龙勃罗梭的思想认为,激进分子、革命分子、好战分子,不论他们的扮相如何,都亵渎了人类有机的原则,龙勃罗梭以希腊语为之命名,意为“痛恨一切新事物”。布洛克将革命者划分为五类:天才、空想家、傻瓜、流氓和追随者,其实五类都只是同一类而已,真正未曾遇见的是第六类,而这个第六类便是他一直在等的弗瑞尼茜。当弗瑞尼茜从政改营逃离之后,布洛克的愤怒让他的意念失控地勃起,一种身体的特征似乎不是让他去抓住这个恐怖分子,而是让自己成为了第六类的一个投影,于是,当弗瑞尼茜出现在画面中的时候,“趣味便盎然起来”。

一个是在失败时需要他的第六类革命者,一个是渴望秩序的司法部突击队检察官,身体之身体,意念之意念,革命之革命,以及电视之电视,是不是会将现在的一切都变成一种毁灭的存在,甚至会重蹈60年代的缉毒故事?而作为普通的毒瘾客,索伊德无疑会成为布洛克的目标——而且他就是弗瑞尼茜曾经名正言顺的丈夫,“布洛克的判断力可能受到了损伤,便转而去打孩子的主意,发现索伊德碍事,就顺便安排了除掉他的办法。”历史会重演?还是过去一直没有离开?被折叠起来的每天,又重新打开,那实在的一束光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家的概念:“198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阳光透过倚墙伸入窗内的无花果枝,洒在索伊德·威勒身上,一群蓝松鸦在屋顶上顿足舞蹈,搅得索伊德从迷梦中悠悠醒来。”梦中看见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1984年的夏天这个现实,已经在失去了弗瑞尼茜之后,变成了“精神残疾”的生活——一封信明白地写着:如果索伊德不再某一天之前公开疯掉的现实,那么“精神残疾”的补贴支票就会被取消。

1984年的夏天,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梦?因为梦里总能存在悖论的东西:如果索伊德公开自己的现状,并且按要求的日子公开,那他一定是理性的人,但是必须公开的却是他精神的疾病,精神的疾病而且疯了,当然是丧失了理智——在悖论里生活,就如弗瑞尼茜拍摄了无关痛痒的小电影又背对着台词,就像布洛克定义第六类罪犯而将自己的身体与之结合一样,都是在出来和进入的双重可能中寻找一个支撑点,悖论是分裂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却在那里真实地成为可能,是不是必须有一种中介,既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既是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既是进入的也是出来的,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

也许那只有电视。索伊德在黄瓜酒店穿越玻璃的表演便被86频道的记者拍摄下来,这是葡萄园每年一度的事件,新闻节目主持人斯吉·特洛姆布莱播报着新闻,这个差点上了“早安美国”的节目使得观众再一次看见了索伊德穿破玻璃的冒险行为,他在画面中:“无数玻璃碎片画出喷泉水珠般流畅的曲线,索伊德在空中变换着各种姿势,他自己都记不得做过这些姿势——其中很多如果定格下来,都能拿到摄影奖什么的。”冒险刺激,成为葡萄园的一大奇观,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黄瓜酒店的经理告诉索伊德的是,这些玻璃只是糖制的假货,索伊德在撞上玻璃的瞬间也察觉出了怪异之处,因为几乎没有什么阻力那些玻璃就全掉下来了。但是索伊德并不知道,他所期盼的就是像观众所能看见并称奇的传奇,在电视中留下一个永远的符号,而自己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观看着电视中的自己并痴迷于此,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一冒险无疑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精神残疾”的患者,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举动?电视拍摄下来便可以轻而易举在某一天公开自己疯了的事实,可以继续领取补贴,可以继续让女儿普蕾丽在没有母亲弗瑞尼茜的情况下生活,可以继续对父亲产生敬意,“她那么真诚,甚至是没来由的崇拜,正好蒙过去。”

但是这个悖论不是解决了索伊德的所有问题,相反却打开了另一个悖论:用冒险的动作证明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又用电视的证明领取补贴——前提是他的确疯了,那么这种疯狂也可能证明他有吸毒的历史,联邦警察海克特正是要得到这样的证据,“尽管海克特可能时时想把索伊德卡通般消灭,但从一开始认识他就看出,指望索伊德成为他的囊中猎物是难乎其难的。”所有难题被解决了,包括普蕾丽的男友以赛亚也有吸毒的历史,“以赛亚·二·四”便是吸毒的暗示,而且他设想建设的正是一个暴力中心,“每个中心的规模大抵相当于一个小型主题公园,有自动武器射击场、模拟军事历险区、礼品店和膳食区,还有少儿电视游戏室——以赛亚瞄准的是家庭市场。”当索伊德自己提供了作为佐证的电视,他自然可以被海克特轻易消灭。然后这又是一个悖论的起点:海克特是联邦特警,为追捕索伊德寻找证据,而他本人却也是尼斯·迪普力医生的患者,尼斯·迪普力医生也正寻找证据——海克特是电视成瘾症的患者,当他最终被塞进了电视戒瘾所的囚车,他喊着的一句话是:“我签了合同!”

1984年夏天的葡萄园,不断上演着悖论故事,而这些悖论故事仿佛都成为精神心理学的研究样本,物理学教授、精神病医生和田径教练探讨了索伊德的行为和技术上的进步之后,划分了两种人格,一种是从窗里跳到窗外的人格,称之为“出牖型人格”,一种则是穿窗而过的“穿牖型人格”,两者反映的潜在心理截然不同:一种可以称之为闯入,一种则可以称为逃离,而出牖和穿牖,正是对于时间的两种态度:穿越现在而朝向未来,躲避现在而回到过去——当过去、现在和未来被出牖和穿牖型人格定义,它们也不再是统一在时间里的序列,而是被分隔成完全割裂的状态,就像1984年的夏天和那个发生了故事的过去,在索伊德穿牖而形成的悖论里,回到过去似乎正预示着对于现在的背叛,“那是一个时间过得比较缓慢的时代,一个前数字时代,时间未被分割成碎片,连电视都没这个能力。”它变成了留在“感伤相片”里的那种记忆。

时间过得缓慢,时间没有被割成碎片,没有穿牖型的人格,没有撞碎的糖玻璃,没有被记者摄制的电视——当电视没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海克特的那种电视成瘾症也不会出现,甚至如弗瑞尼茜无关痛痒的家庭小电影也不存在?而弗瑞尼茜正是为了告别过去拍摄电影,但是电视却在那里制造了永远的隔阂,让她再无法走向和索伊德、普蕾丽相关的现在。原本的生活是上班下班,是回家的一杯咖啡,是一套单元房,是阳光透进来的温暖,是丈夫和女儿的温馨,当然还有电视——只是在弗瑞尼茜那里,电视绝不是她想要走向现在的逃避窗口,而是被陷入在电视的寓言里。“弗瑞尼茜自小泡在政治之中,但到了后来,她和父母一起在电视上看老电影的时候,第一次把遥远的形象跟她的真实生活联系到一起了。”电视和真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对于弗瑞尼茜来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因为她再也无法把真实和电视区分开来,再也无法像索伊德那样以撞碎玻璃的方式逃离现实——不管是出牖型人格还是穿牖型人格,都被电视牢牢统治着。

“弗瑞尼茜相信,电视屏幕发出的射线能够像扫帚一样,把屋里的鬼魂扫除干净。”打开电视浏览节目,是因为马上就要重播她长期以来最爱看的摩托警片《加州路警》了,就在那一刻,“她觉得热血上涌,有了湿的征兆。”似乎对电视的膜拜使她打开了自己的身体,让电视进入变成一种欲望的投射,但是她却看见了厨房纱门外的敲门声,一个魁梧英俊的美国执法者出现在外面的阳台上,“被纱门隔成类似像素但比像素要方一些的斑斑点点构成的电视形象”,这现实的形象是电视的外延,纱窗成了屏幕,美国执法者成为电视里的加州路警,而湿了的征兆让她自己的身体放在了被现实化的电视里,全身制服、帽子、军用点三八手枪、皮带将她带入到24fps的那个“往昔”里——“‘往昔’却永远纠缠不休,是她身后的还魂僵尸,是人人躲避的敌人,是一张墓穴般黑洞洞张大的嘴。”

这就解释了弗瑞尼茜为什么当初会加入24fps组织?为什么会以电影剪辑的方式成为反政府的投弹手?弗瑞尼茜加入的是总部设在伯克利的“消灭警察(猪猡)民粹电影合作社”,他们的宣言是:“摄影机就是枪炮。拍到一个图像就是造成一次死亡。图像拼在一起就构成了来世和最后审判的基础。我们要为法西斯警察(猪猡)设计一个公正的地狱。消灭一切呼噜猪叫的东西!”所以把“电影摄影机即武器”的比喻变为现实是他们的目标,借用切·格瓦拉的那句话就是:“走向任何可能会突然牺牲的地方。”为了反政府,为了消灭警察,他们就是要有牺牲的方式用镜头记录24fps的革命行动,“他们对特写镜头的揭露力度及破坏力度倍加推崇:当一个政权腐败的时候,会留下腐败过程的记录,这记录就写在最灵敏的记忆工具即人脸上。”

但是这样的革命,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记录,真的能消灭警察,真的可以推翻政权,真的可以炸毁自由女神像?“电影摄影即武器”,他们的面前永远是那些“鬼魂”,隔着纱窗看见的是让人事了的英俊执法者——弗瑞尼茜用电视制造了革命的假象,实际上是以身体的行动反而进入到电视的骗局中,“弗瑞尼茜梦想着人类会不可思议地融合为一体,共同奔向最有可能获得光明的地方。这种融合她在街上短暂的、无休止的冲突中倒是亲眼见过一两回——所有的轨迹,人的、子弹的,都千真万确;人群成为一个整体,而警察同样合拢,简化成一把移动的刀刃。”革命反倒成了暧昧,在身体“湿了”的征兆中,在融为一体的假想中,鬼魂般的“往昔”无法逃避,甚至在弗瑞尼茜和索伊德的所谓婚姻生活中,弗瑞尼茜把落地电视机称为“第三者”,它是家庭成员之一,它有自己的空间,“家里出钱供了一切所需的电来喂养着它,别的家庭成员向它问候,还和它进行真正的长谈”——在电视外的“现实”中,两人的诉讼都被斥为无意义诉讼,于是他们无过失离婚。

身体摧毁了革命,弗瑞尼茜就像一个牺牲者——“在阴影中照亮电视台从未被照亮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轻而易举地牺牲——也许只需一个警察,一股怒火,一个愚蠢的错误。”而对于同是24fps组织的成员,DL似乎是积蓄了对布洛克的仇恨——是他用各种手段夺去了所爱的那些人的生命,“我觉得他该杀。我变得很不正常,我为复仇的事痛苦,我的判断力受到了损害。”所爱之人的生命,包括曾经开快车、乱枪,之后做军警的父亲穆迪,包括最后留下了泪眼涟涟的母亲若琳,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布洛克,为此,DL加入了隐居山边的“忍者姐妹之家”静修院,在这个被称作“培养女捣蛋的埃塞琳学院”里,DL全心全意练习忍术,为的是超越现实的一切责难,“他们说,在厨房干洗涮活是对各人不同的辟谷方式进行的一种破译,从而超越锅碗瓢盆、超越个性差异、超越就食论食的阶段而达到就食论是的境界……”这一从电视里来的忍术,最后却变成了某种暴力,忍术而遵守法规,但是师父却早就越了轨,破坏了忍术原有的纯洁性,甚至变成残酷的代名词,“原本崇高的德行现在成了一连串单打独斗或者群殴,除了打斗就再没有什么意义了。”

违背人体常情,DL甚至在感觉回归了自我中改造了身体,其中有一项点穴之法,能使实际死亡时间推迟一年之久,“她可以现在击中布洛克,而数月之后,他倒下身亡时,她绝对可以证明自己不在现场。”但是在实施这个点穴之法时,DL却把武志当成了布洛克,不仅没有杀死布洛克,而且还让自己走火入魔,“她的眼睛突然变成了绿灰色,就像有什么东西被滤掉了似的。”当成了另一个人,是不是如电视一样,在虚构中让革命变成了暴力?就像武志一针见血于电视的异化:“在电视的发展史上,它一直就是利用医生剧、战争剧、警察剧、谋杀剧唠叨着这个话题,使迷幻剂本身的作用受到了轻视。”——不管是弗瑞尼茜还是DL,不管是把摄影机当成枪炮,还是以忍术改变身体,不管是24fps的犯罪记录,还是制造了不在现场的点穴杀人法,其实在一种被神化的电视武器里,身体反而变成了牺牲,现实反而制造了虚幻——而鬼魂依然在游荡,张开了墓穴般黑洞洞的嘴。

悖反从来不是可以轻易消灭的,电视制造了悖论,延伸到了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时间序列中。“类死人”是“类死人人格”的缩写,他意思是“类似于死亡,但又不同于死亡”。类死人小调和弦,喜欢退场曲,缺不喜欢革命化的摇滚;类死人蔑视标准和规则,甚至连衡量忠诚与集体精神的标准也不例外;而类死人更喜欢电视,“只要不是睡觉的时候,他们每个小时至少有部分时间是一只眼睛瞄着电视的。”类似于死亡却没有死亡,可以看成是精神意义的死亡,当他们举行烧烤会,当他们开设广播电台,当他们一只眼睛瞄着电视机,在精神死亡而肉体不灭中,似乎就是人类的一个隐喻,他们似乎只是身体的主体,“自越南战争结束后,类死人的人口急剧增长,所以在类死人村里白天总是有活干。”索伊德是类死人?弗瑞尼茜是类死人?韦德·阿特曼是类死人?甚至那些革命者、牺牲者都成了类死人。

如果说弗瑞尼茜和DL代表着对于电视影像的和暴力的两种态度,那么当普蕾丽终于在1984年从母亲的传闻中,从DL的经历中探寻“往昔”的时候,是不是预示着新的女性、新的革命者的崛起?当和DL进入系统,似乎电视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电脑,那座鬼气森森的大楼里,她总是会看见母亲的鬼魂,似乎正指点着她走向“往昔”,但是那不是电视,而是电脑,“电脑图书馆里,静止无声的1和O已散入其他干百万个1和0当储存起来。”普蕾丽认为电脑才是绝对实在的,“连字符之间的空白都不可忽视。”所以鬼魂也会独立思考,也会回应生者的需求,“一个有意义的、‘真实’的鬼魂不可能仅仅是那种精心罗织的表面文章……”各种电脑终端机、复制得很逼真的机器、全波段发射/接收机、四处散落的零部件、印刷电路、激光装置、DIP、磁盘驱动器、电源、试验设备——甚至还有标名汽水、机器人冰箱拉欧尔,构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当普蕾丽进入其中,在鬼魂的指引下,她几乎就找到了真正的“往昔”,过滤掉了电视里虚幻的成分,用0和1组成的实在世界解构了电视的神话。

但是闯入往昔见到母亲,但是用影像寻找实在,但是类死人还在身边,一种被贴上标签的现在,何以能用旁观者的方式看待过去?就像以赛亚所说的,这是整代人的问题,却也是无休无止的续程问题,“电视一抓住你们这些人,一切都完了,你们心中的那个美国,就成了一块死肉,就像印第安人一样,整个卖给了你们真正的敌人,支付的甚至是1970年的美元——太、太廉价……”甚至一个摧毁所有秩序的问题是:“我更怕的是,我可能属于布洛克。”甚至在布洛克出现的时候,他对普蕾丽说的是:“可是普蕾丽,我是你父亲。不是烕勒——是我。你真正的爸爸。”因为身体早就在虚幻的电视里打开,那纱窗后面的一切就是电视里发生的一切,因为电视早就是实在的象征,它只是被点穴了而已,看起来不在现场,它却以延续的方式让死亡在未来发生……即使普蕾丽对布洛克说:“可你不可能是我父亲,冯德先生,”她反唇相讥,“我的血是A型,你的是H型制剂。”这又如何能成为划分过去和现在的绝对标准?

因为悖论永远存在,因为玻璃没有真正碎掉,因为出牖和穿牖型人格是隐藏的,因为类死人遍布在事件中,因为电视取代了身体和欲望,制造了秩序和规则——电视是生活中永消失的第三者,电视看着人类的斗争并将其影像化,电视是历史真正成瘾症的表现。摇滚、反政府游行、毒品、暴力,60年代已经制造了太多的矛盾和斗争,已经让人类在死而非死的状态中存在,当1984年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未来不是地狱般的存在,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不是电视的虚幻和神话,而是统一,就像那个寓言所说,地球上还是乐园的时候,天堂和地狱就势不两立,最后地狱赢了,但是当旅行者游玩时,照片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干吗要离开家园呢?干吗要离开他们巴不得逃离的地方,又去寻找它的二流复制品呢?”之后地狱的入口慢慢消失了,它只在民间传说中出现,“过了很久,地狱便成了故事里一个罪恶与忏悔的地方,而我们也忘记了,它原来的诺言从来就不是惩罚,而是统一,与‘未收复的地球’这个真实的、久已遗忘的大都市统一。”

电视似乎就是那个地狱的影像,它其实什么也没有留下,而当地狱的入口消失,当地狱成为统一体,鬼魂存在的“往昔”和类死人居住的现在,都在一种统一中变成未来,“烟雾仍在空谷中缭绕,鹿和奶牛一同在草坪上吃草;湿漉漉的草叶上张着蛛网,阳光照在蛛网上,耀人眼目;一只红尾鹰在山头顺着上升的气流翱翔——星期日的早晨就要来临了。”普蕾丽醒来,星期一的早晨就要来临,像一个梦醒来,没有革命没有暴力,没有类死人,没有24fps和摄影机,没有忍术和点穴之法,也没有0和1组成的实在的电视世界,只有那只叫德斯蒙德地狗,只有蓝松鸦的羽毛,只有烟雾,“普蕾丽还以为回到了家里呢。”不是回去,而是离开,因为那个关于地狱的寓言也完全放在了1984年,只有明天,在朝着统一的方向进发,因为,“普蕾丽将于次日听到这件事。”

性本恶

编号:C55·2120822·0908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12年03月
定价:38.00元 亚马逊25.60元
ISBN:9787532755547
页数:422页

侦探、性,以及死亡,在这样的故事躯壳下,如何是我们必须阅读的方向?“性本恶”是一个结论还是一个预设?“她顺着小巷走过来,爬上后门楼梯,就像过去一样。多克已有一年多没见过她了。没人见过。她过去总穿凉鞋,下半身印花比基尼,加上‘乡巴佬和鱼’的褪色T恤。”第一页,她,多克,还有那个过去,发生的故事总是需要被证明,而当出现一个无从佐证的故事后,该如何去面对现实和过去?在一桩离奇绑架案面前,受害者就是莎斯塔现在的情人,一个“腰缠亿贯”的房地产商,而多克明鬼使神差地撞进了她的故事,而且愈卷愈深,江湖各色人在眼前时隐时现,其中包括冲浪手、皮条客、贩毒者、摇滚乐手、犯了命案的高利贷者等。托马斯·品钦,被称为“最神秘的美国作家”和后现代主义大师,在这部作品中,则“充满了一个老人对六十年代洛杉矶那个曼哈顿海滩的乡愁记忆”,完成了一次“私人化写作”。


《性本恶》:阿瑞彭提米恩图,或者宙母

雾气聚拢过来,变得很浓,甚至把一切都淹没了,而能够看见的或许只剩下“自己的车头灯”,多克的视野里已经被挡在了自己之外,就如被浓雾包围的洛杉矶城市,而在这浓雾中,多克也被挡在了众人之外:“今夜有多少自己认识的人被困在这大雾中,有多少被大雾困在家里的人正坐在电视机前,或是躺在床上刚刚睡着。”那状态,就像“离开队伍”,就像要错过“戈蒂塔海滩的出口”,而这种错过将要消除界线消除区别消除方向,“人们在雾中再也分不清谁是墨西哥人,谁是白人,或者谁是谁。”

墨西哥人,是革命主义者,还是毒品世界里的象征,或者白人是文化的象征,美国精神的代名词?谁是谁就是一种公平,就是60年代的私人记忆中最富有自由精神的一部分,而在60年代被错过出口的时间里,谁是谁也只是一个黑色幽默,品钦对于上世纪60年代迷幻岁月的“隐秘怀念和变形解读”,终因一场浓雾的到来,而成为一件“等待”中的事情:等待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就像等待“从口袋里拿出一根被遗忘的大麻”,而最终结局看上去充满着乐观和豁达,充满着向上的时代旋律:“等待这浓雾被阳光驱散,等待此时可能会在那儿出现的其他东西。”

等待,最后变成了对于结局的臆想,可是当2009年72岁的品钦再次回望60年代,回望那场浓雾,回望被遗忘的大麻的时候,他一定还是找不到那驱散浓雾的阳光,其他东西就像被阻隔在外面的众人一样,世界呈现出两种面貌:自己的,和别人的,记忆中的,和现实的。戈蒂塔海滩在哪里?出口会一直错过,直到2009年之后的“等待”?或者,那虚幻的戈蒂塔海滩是不是南加州的那个叫曼哈顿的海滩,这是60年代末的现实,它走在后面,在记忆深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品钦是在海滩的现实里,“坐在马桶上就可以看见房间的每个角落。”然后听着海浪写下《万有引力之虹》或者其他的文字,而海滩以及那个小镇的生活已经完全成为品钦60年代记忆中最鲜亮的一部分,那里没有浓雾,没有被阻隔的众人,那里有酒吧,有毒品,有着天生的反抗和狂癫,只是太久远了,连品钦自己也忘记了,要命的是戈蒂塔海滩竟然有出口,竟然还会错过这个出口,只有真正抵临这样一种记忆中的现实,才会发现“谁是谁”只是一种未醒的梦。

浓雾的迷幻,像白色的毒品,阳光一般的颜色里,是虚空,是罪孽,品钦说:“洛杉矶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白色的浓雾里,他的乡愁有着难以被驱散的疼痛和伤感。或者,在白色的表面下其实是一种黑色的梦和现实,是黑色的侦探小说,“说出这话来着实不易,爱谁谁吧。我讨厌托马斯·品钦……《性本恶》乃一部躁狂的、语无伦次的、伪黑色的嬉皮推理小说……没有悬念、毫不紧张,品钦的躁狂能量恰如无头苍蝇。”连《纽约》杂志的萨姆·安德森都忍无可忍,谁还期望品钦关于洛杉矶的乡愁里有阳光的味道?谁还期望戈蒂塔海滩真的有巨浪袭来?或者说谁都分得清“谁是墨西哥人,谁是白人,或者谁是谁”,另一个品钦,也是另一个多克。

专门抽Kool烟,作为侦探社的私人侦探,多克也是一个隐喻,和那些警察、检察官不一样,多克只在自己的世界里,而那些规则和秩序里代表着一种美国文化和精神,这对于多克来说,或许是羁绊,他害怕自己会变成比格福特·伯强生那样的警探,就是不想成为“另一个兢兢业业的警察”,因为他们“只是按照线索的指引去办案,而看不见其他人其实是在各自梦里找寻启示”。按照线索去办事,秩序的一种体现而已,而没有自由的选择,没有对于梦的找寻,在两种体系中,多克所追逐的自我或许也是一个泥潭,对于比格福特·伯强生来说,代表正义、规则和公平,但恰恰相反,里面有着压制、诽谤,甚至是谋杀,多克的自我和比格福特的秩序之间并不能和谐共处,多克甚至总是成为他们的追捕目标,被指控被关押,在代表对于真相的解释和探究中,他们建立了两个世界,而这种讽刺对于60年代的那份私密记忆来说,多少参杂着品钦的愤怒和无奈。

梦境和现实,自我的秩序,“两个不同的世界,相互感知不到对方。但其实它们在某个地方是关联的。”维伊·费尔非德的想法里含着对于两种不同世界的重构信心,但是实际上并不需要共建,而是寻找到出入的标志,那个不被错过的出口和入口其实一直存在,感知和关联也时刻发生着。从多克曾经的女友莎斯塔要求他调查那个失踪的米奇,这种关联就走向了迷雾般的虚幻中,一个无从佐证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一桩离奇绑架案,而受害者是她现在的情人,一个“腰缠亿贯”的房地产商米奇·乌尔夫曼,作为曾经的爱情拥有者,多克面对的并不是背叛,或者说,在这种混乱而无序的洛杉矶里,谁能保证面对的是永恒的存在,“就是想找个嬉皮,玩一场隐秘刺激的恋爱”的愿望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而接下来这个悬案只是走向了更深的悬疑,米奇·乌尔夫曼失踪,莎斯塔也失踪,米奇·乌尔夫曼私人保镖格伦·夏洛克死了,众多的不存在为这个绑架案寻找到了出口,无果的出口,似乎只为最后一个未知的结果,“他们各自被这个巨大城市里的命运气流所裹挟,看着彼此朝着不同的人生渐行渐远。”这便是命运这便是结局。

托马斯·品钦:一个隐秘的符号

自我会在哪里?自由有多少诱惑?对于多克来说,那种信仰早已在毒品的麻醉中成为一个讽刺,“克里斯基罗顿的精神病院”,在希腊语中是什么意思?当“两个词混在一起”,它的意思是“黄金牙齿”,其实就是那个象征毒品世界的“金獠牙”。两个词的组合,两个世界的关联,有时候轻而易举,而那种对于自由和信仰的颠覆,其实就像是一次骗局,像格伦加入雅利安兄弟会一样,变成了一种游戏:“他还是很聪明地先弄点自己的血,滴到一把从食堂搞来的自制匕首上,然后请兄弟们帮他处理掉凶器。”这是自己证明清白的方法,而更多的时候,所为信仰并不能从这样的游戏世界里寻找答案,所以在探究那起绑架案的过程中,多克所发现的“宙母”世界和“阿瑞彭提米恩图”,或许就是那个逃避的出口,那个在浓雾中可以坚持的等待。

里格斯说:“我进入宙母了。”酒醉的那声宣告像是开启了一个梦境,宙母已经超越了三维建筑结构,超越了环带多面体圆顶,Zome是一个“伟大的冥想空间”:“你知道,有的人走进宙母里,结果出来的时候就变得不同了,有的人干脆消失在里面。宙母就像是穿越到别处的入口,尤其当它们位于沙漠时。我去年大部分时间就呆在那里。”两个世界的关联,就是宙母的意义,开启和到达,在一个空间里完成对于自我的命名,只有在这里,“谁是谁”才会真正被消弭,真正建立自己的秩序,而对于多克来说,走进谜一般的悬案本身就是在逃避规则,而眼前的现实又逼迫他走向一个未确定的地方,所谓“寻找办法逃离被侵蚀的历史的漩涡”,和“寻找出路逃离那个未来”,一样都是无效的,都是走向更黑暗的“前途”。而宙母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的命名方式,那种超越有着毒品的麻醉意义,颠覆现实就如维伊递给他的那罐神奇啤酒,就如里特姨妈“趁着年轻,搞块地吧”的建议,而对于多克来说,这种逃离也是“起始于三十亿年之前”的Xqq之旅,双子星系里的行星,距离地球非常远,就是距离现实非常远,当显灵板发生变化,或者“央情报局弄的带尼克松头像的伪钞”出现,世界既有历史的改变,正以梦幻般的方式开始。甚至你可以解释那些历史事件和政治格局,也像是一个游戏,美国的东南亚战争,映射着大陆的地理世界的组成规则:“尼克松代表了亚特兰蒂斯的后裔,而胡志明则是利莫里亚人的后代。”

多克显然不想进入所谓的历史,当然他也不想逃到多么遥远的未来中,而在现实,或者自我命名的那些游戏中,只有真相才可以解释那些迷幻的东西,那些绑架案、吸毒案、强奸案背后的伦理和规则,而失踪的米奇·乌尔夫曼不是原因,当最后他以游戏的方式重新回来的时候,多克才知道,所谓谜案只是一个自我的消失,只是“自己绑架自己”,一赔一或者一百赔一,并不是价格作为衡量的手段,而是自我不在那里,所有的都变成了商品一样的东西,“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免费生活,不管你是谁,只要你过来,而且那里又有空位,你就可以住,过夜可以,永久住也行,等等等等,诸如之类的话。”这个叫做阿瑞彭提米恩图的地方,正是米奇·乌尔夫曼的梦想之地,“用以救赎自己曾经向人类居所收费的罪孽”。

救赎自己也是一次逃避,阿瑞彭提米恩图的梦想在游戏的终点,而宙母仿佛是开启的那个开关,只要到那里,以为真相被揭开的时候,才会有梦想的栖息地,才会看到最后被浓雾笼罩的出口,“对不起,先生,我可能有点迷路了。您能告诉我这里是不是戈蒂塔海滩?”戈蒂塔海滩上还是有那些60年代的叙述,和那个叫品钦的嬉皮士,可是谁能帮他真正解开一部小说的疑团:

但是,比格福特的跟踪之旅会将他领向何方呢?在这个古怪复杂的警察恩怨中,他要追着这二十公斤毒品走多远才能发现他真正需要知道的事?这个真相又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谁雇了艾德里安去杀他的搭档?艾德里安和克罗克·芬维的当事人可能有何关联?比格福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金獠牙,那它究竟存在吗?就拿现在来说,没有人支援,这么做明智吗?比格福特有多安全?这种安全又能持续多久?

“隐秘刺激的恋爱”从来都是身体之上的性交,毒品让人错误地看到了自由,答案有时候只是一个句子,一个出口,一场迷雾,或者答案本身就没有意义,“很多时候他们其实已经知道答案了,只是想听见这个答案再从别人的里说出来,就像要利用别人的大脑。”这就是所有的经过,多克的等待还是那行出现在开头的暗示:“在行道右下,是沙滩! 街边涂鸦,巴黎,1968年5月。”1968年已经过去了太久,那些爱情和自我已经过去了太久,在香蕉致幻的信仰里,始终有个影子在摇晃:“她顺着小巷走过来,爬上后门楼梯,就像过去一样。”

莎斯塔真的来了。

拍卖第四十九批

编号:C55·2120516·0886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10年7月
定价:20.00元 亚马逊13.60元
ISBN:9787544708760
页数:145页

“它也是一部侦探小说吗?没错,只要你别忘记它所侦探的是藏于一切万有之中的那个秘密。”《时代》周刊这样问,而在越来越多的“反侦探”或者“伪侦探”小说中,精神上的那个迷宫才是我们失踪的地方。奥迪帕·马斯在《拍卖第四十九批》也是如此,在调查皮尔斯遗产过程中,偶然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暗示有一个历经几个世纪秘密地与美国官方邮政部门竞争的通讯系统——特里斯特罗的线索,迷宫出现了,那里有托马斯·品钦故意设置的熵、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大量邮票里暗含着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神秘人物的到来,似乎并不是寻找出口,反而在迷宫里越陷越深,所谓迷失,也只是在无序、空虚、没有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尴尬处境,但是对于托马斯·品钦来说,消失也是一种真正的现实,他早年的照片和档案以及私生活早就消失在公众面前。据说这是品钦已有的长篇小说中,最易读的一部小说。


《拍卖第四十九批》:词语帝国的秘密和流放

这些日子里无论她朝何处看,巧合是处处开花,她别无所有,只有一个声音一个词,即“特里斯特罗”,把它们集合在一起。
——《拍卖第四十九批·第五章》

日子是“厚厚一副纸牌那么多的日子”,开出来的当然就是一朵“无精打采的、邪恶的花”,这是不可磨灭的经历,对于奥迪帕来说,“曾经有花结装饰的金号角此时沉默寡言”就是一句铭文,鲜艳却已无任何被欣赏的可能,沉默里是有声音传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历史的一个无声陈述,也可以是在浓雾中看到的那个世界,“特里斯特罗“,一旦命名,就必定是个要走下去的错误。

谁会在厚厚的日子里被词语所围困?这必定是一个隐喻,像伊维尔宝宝的歌一样,充满着童趣和快乐,也像妄想狂乐队的曲子,把世界推向一个毫无感觉的未来,但是对于走过来的那段记忆来说,隐喻是危险的,奥帕斯的故事开始了,来自于“一个夏日的下午”,来自于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一份遗嘱,那个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死去了,在圣纳西索都是开出的花,那么奥迪帕,作为过去的情人,是不是会有那些财富的秘密,或者是一场爱情的过去?

奥迪帕,也是马斯太太,那个叫马桥乔的丈夫“是个匈牙利难民,糕点师,多嘴多舌者”,“脸皮很薄”是对于奥迪帕作为皮尔斯的情妇过去的赦免?醉得不能再醉,再下去必定是清醒,所以作为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声音一个词”的起点,一定是被隐藏了,“太阳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所在的斜坡后升起”,但是斜坡上的人却无一看见,“因为那斜坡朝向西方”。是的,没一个词语都可能朝向背面,朝向看不见的斜坡后面,夏天的下午便是虚构的,就像和皮尔斯的情妇史,一定带着某种错误而被看见。

遗嘱就在路上,而对于奥迪帕来说,就是一次对于现实的逃避。“她这么一个被囚禁的少女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很快便意识到他的塔,它的高度和结构,就像她的自我一样,只是偶然的:真正将她拘于此地的是那匿名的恶毒的魔法,它从外面毫无道理地侵袭她。”这就是理由,偶然的自我,所以看不见那些必然的东西,包括生命,包括爱情,包括作为少女的曾经,和囚禁的时间,所以她的背叛看起来就是接近真正的自我,她与律师罗斯曼调情,“与我一起私奔吧。”在内心完全变成了一种召唤,或者还有与遗嘱共同执行人梅茨格的“不贞行为”,仅仅是肉体的背叛?对于逃避的隐喻来说,“将是它逻辑上的起点”,却也是接近皮尔斯,接近遗嘱,接近那个逝去的秘密的开始,而“目的是终结她在塔里的与世隔绝的生活”,那么最后就变成了与“特里斯特罗”有关的一个挥之不去的邮件系统:

皮尔斯在那次通话之后的几个月里,电话线意义不明的宁静变换成被复活的回忆:对他的脸、身体、他给予她的东西、她偶尔装作没听见他说的事情的回忆。这回忆取代了他,把他置于被遗忘的边缘。

“被遗忘的边缘”并不是加利福尼亚州房地产巨头,也不是皮尔斯的住所和总部的圣纳西索,当然更不是太阳在斜坡后升起的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遗忘的边缘是一次印刷错误,是一张邮票的赝品——甚至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而是刻意改变的秩序,是一张邮票里的秘密,看起来是“平常的马乔风格的信封”,脸皮很薄,没有不贞行为,所以在普通的航空邮票上,在“邮戳的左边有政府盖上的告示:发现任何淫秽邮件请向你的Potsmaster报告”,当postmaster变成potsmaster,餐具储藏室的伙计作为一种“印刷错误”而存在,实际上就如奥迪帕的自我一样,“只是偶然的”,淫秽邮件是一个指向,是一个声音一个词的帝国,赝品和印刷错误,情妇,那么“特里斯特罗”就真的来了,“上帝,真的有一个特里斯特罗,而她碰巧遇到了它。”不是假定的故事,不是假定的遗嘱,是唯一活着的词语,成为解开邮票,或者整个符号系统的的秘密。

皮尔斯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奥迪帕在想,“他是否就是那样被家中唯一的那尊雕像砸死的?”其实在确认死亡的漫长过程中,奥迪帕建立自己的词语世界,或者有关的一切把她推向了一个世界,陌生,有趣,充满邪恶和悲剧,从一张邮票开始,从一个符号开始。真相来自于哪里?在偶然的自我中,在醉得不能再醉的生活中,邮票揭开的真相往往意味着奥迪帕的逐渐消失,皮尔斯的集邮册里有许多未知的故事,是一个悲剧?还是一个复制的剧本?或者是邮差的一次见证和目击?“许多真相的揭示将来自于皮尔斯留下的集邮册,他常常以它取代她——数以千计的能洞见空间和时间的远景的彩色小窗口:有着无数大羚羊和瞪羚的热带大草原,驶向西方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大帆船,希特勒的头像,日落,黎巴嫩的雪松,虚构的寓言性面孔。”如果这是一切的开始,历史或者现实,也都没有值得探究的,邮票是很多“能洞见空间和时间的远景的彩色小窗口”,单不仅仅如此,皮尔斯把邮票作为自己世界的一种隐喻,拒绝来自于奥迪帕的那些肉体的诱惑,或者情人的命名:

那些那时候留下来只是作为她的前竞争对手,像她一样被死亡欺骗,将要被打散成一批批拍卖品走向不知多少个新主人的,缄默无言的邮票终究又能告诉她一些什么呢?

但其实作为竞争对手,真的是在消解一个阴谋,一个与情人有关的符号世界,奥迪帕发现了,一个“由一个圆圈、一个三角和一个梯形构成”的符号,WASTE的渠道?与性有关?或者只是如法洛皮恩正在做一本美国邮递秘史一样,是可以把“美国的内战与1845年前后开始的邮政改革运动联系起来”,但是这是开始,符号蜂拥而至,WASTE成为摆脱不了的隐喻,它在灰暗的金图章戒指上,在背部涂有胶水的邮票水印里,在街边上的那个邮筒里,无处不在,像“无精打采的、邪恶的花”,而对于奥迪帕来说,“已亲眼证实了一个WASTE的系统:看见过两个WASTE的信使,一个WASTE的邮筒,WASTE的邮票,WASTE的盖销票。”是什么强大的符号?关于一个驿车号角的使用标记?关于图尔恩和塔克西斯信使队的标记?是“从他杀死的一个人的手指上割下来的戒指”的暗语?而邮件系统,从诸多的符号中,其实奥迪帕和所有人一样,已经进入了那个一个声音一个词的“特里斯特罗”帝国,妄想狂乐队、反政府右翼分子,或者战争的目击者,都被卷进了这个符号帝国,W.A.S.T.E.就是“We Await Silent Tristero's Empire”,我们等待着沉默的特里斯特罗帝国,而那个帝国的深处,是一部复制的剧本,《信使的悲剧》,但是建立一个系统,必将是反系统的开始,那个剧本被复制,而那个“特里斯特罗”的词语不见了。或者仅仅一次,书里的那个故事就被拖向了“与1678年版比较”的那个注解,《信使的悲剧》在信上的封印是一个巨大的屠杀阴谋,“一个个杀死后丢入湖中,后来他们的骨头又被打捞了起来烧成炭,炭制成墨,墨被安杰洛颇具黑色幽默地用来书写他此后写给法焦的所有信件”,那么铅笔写的“与1678年版比较”也含着死亡的气息,而在范戈索环礁湖地区,1853年,也是一场战斗,“戴着面具、穿着神秘黑衣的掠夺者”制造了死亡,而事件的唯一见证者是一个骑马的邮差,但是“事后不久就死了”,仅存的线索便只有“一个遇难者在尘土上的‘十’字”。

信使之死是悲剧被埋葬的原因,那个“特里斯特罗”的词语帝国也并不只是一个符号,而是真实地出现在历史中,那么有多少人参与了特里斯特罗的秘密和它的流放?或许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秘密,复制的剧本“在四开本、对开本和“白教堂”残本之外,还会有另一个版本吗?”而那首诗里说到:“我相信任何神圣的星群都无法保护/那曾与特里斯特罗有过幽会的人”,博茨说:“神圣的星群”指上帝的意志。那么很明显,“与特里斯特罗有过幽会的人”是一种对神的亵渎,难道也是对于奥迪帕情妇身份的惩罚?“梵蒂冈里有什么?”“一部色情版的《信使的悲剧》”如果“特里斯特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他者”,那么对于奥迪帕来说,对于秘密的寻找就会陷入某种断裂,或者会是另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

信息的中断一定不是简单的离开,里面是“等待着沉默的特里斯特罗帝国”,在帝国内部,信息的循环超越了历史,超越了信使、遗嘱和剧本构筑的文本世界,而这个新的世界就是“熵”的世界,一种修辞,一种反馈,一种能量,也是一种寓言,一个麦克斯韦精灵:“这个精灵可以坐在箱子里以随机速度运动的气体分子群中,把运动快的分子与运动慢的分子区分开来。把足够多的快速运动的分子集合在一处,你就得到一个高温区。然后你可以利用箱子里这个高温区与其他低温区的温差来驱动热力发动机。”精灵开启了信息的交流,把他的数据传送给敏觉者,而后者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反馈。这种循环而建立的“熵”其实正如“特里斯特罗”一样,是一个世界不断被阅读的结果,也是奥迪帕索要逃避的“匿名的恶毒的魔法”,在孤立封闭中,不可逆转的世界让一切归于“热寂”。

热寂“从外面毫无道理地侵袭她”,就像文本的作者,遭到了特里斯特罗部队的攻击,而当文本被复制而修改,奥迪帕确认,那封遗嘱,或者那个有关自己“被折磨的情妇”历史就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博茨与梅茨格、科恩、德里布莱特、科特克斯、在旧金山的那个文身的海员、她所看见的的W.A.S.T.E.的信使——他们都是皮尔斯·英弗拉里蒂得人?被收买的?或不要钱,仅为了取乐而忠于他所策划的一个宏大的恶作剧,这一切都旨在使他困窘难堪,遭到恐吓,或在道德上得到改进。”

有限的爱,或者肉体的不贞行为也都是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甚至别针里的那个象征Inamorati Anonymous(无名情人)的IA标记,也都是“一种最糟糕的瘾”。一个词语帝国里的革命、自由、孤独、死亡,以及“权力、全知、无法平息的恶意、他们自以为是历史法则的种种特性、时代精神”,组成了一个世俗的特里斯特罗。一切符号意义消解了,圣纳西索和遗嘱消失了,而“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确确实实死了”。当皮尔斯·英弗拉里蒂的邮票收藏品将作为第四十九批拍卖品出售时,那个神秘的竞买者将买走特里斯特罗的“伪造邮票”,但是神秘者是谁?会买走邮品吗?其实,当词语帝国被消解,当符号意义最后变成简单的书写,对于那个“特里斯特罗在最后审判日死去”这句双关语,也就成了一种修辞意义的“熵”:

奥迪帕在座位上往后一靠,等待那第四十九批拍卖品的叫卖。

万有引力之虹(上、下)

编号:C55·2081121·0761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8月第一版
定价:88.00元
页数:999页

品钦对“熵”的探索在1973的这本《万有引力之虹》中达到顶点,《万有引力之虹》引用了大量的物理和数学公式,常常随意运用某种学说对事物进行评说。“万有引力之虹”是指导弹发射后形成的弧线,仿佛是死亡的象征和现代世界的象征。它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典型文本之一。书中出现了包括阳否阴述、偏执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阴谋、共时性和熵在内的主题。


《万有引力之虹》: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

每条道路都一样畅通,整个占领区不再有占领军、不再分裂,在它废墟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唯一的坐标集合,人们可以从这里向前走,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
——《第三部 在占领区》

通畅的道路是没有任何阻碍,没有任何对立,甚至没有任何的敌人,它是唯一的,是固定的,甚至是设想中的,是不存在的,可是它却在占领区里,在敌对状态中,在分裂的现实里,“时间的宽带”指向的现世,指向的“现在的宽度”一定是在消解这种畅通的道路,沉迷于过去和未来,都使得对现在的感觉变得狭隘而且单薄,变得迷醉而不能自拔,变成了我们自己无法逃脱的黑暗,“即使离西南非这么远,我们也免不了丢失信息,这是个亘古有之的悲剧,是一道永远无法摆脱的咒语……”所以当悲剧和咒语降临在找不到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意味着“没有选民,没有弃民,甚至远离国家民族的分别”也变成了一个二重积分式的悖论。

不是《圣经》,在占领区的文本是火箭,甚至是唯一的文本,就像某个地方存在着的唯一坐标集合,它是对称的,向上的发射和向下的重力,向上的目标和向下的推力,甚至是向上的勃起和向下的疲软,还有时间,被定义在向上的未来和向下的过去。当斯洛索普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确找到了和自己的先人有关的历史,1634年或者1635年的威廉·斯洛索普,以一种特行独立的方式从美国波士顿出发,像一个国王来到欧洲,不仅最先进入欧洲的堡垒,而且以一本《弃民论》的小册子寻找一个远离国家和民族的“某个地方”,像是一种开拓,却也像是一种殖民,但是这唯一的坐标集合只是存在于被修改的历史里,威廉·斯洛索普最后却死在了英格兰,而他在死之前思念的是那些在青山碧野中的印第安人,以及和他们一起抽大麻,一起聚会。

一个家族的历史和某种看上去像征服的疯狂有关,杀害树木,剁成小块,碾成木浆,漂白成纸张,然后出卖赚钱,更多的树木变成纸张,更多的纸张获取财富,这样一种“横渡大西洋”的行动变成和斯洛索普有关的历史,到底存在多少杜撰和虚构的成分,而世界被阻止在通畅道路的另一侧,并非是历史的实证主义,而是无法逃离的现在,“这三年来,到处都是大西洋,而且横渡起来比真正的大西洋还要艰险。”在欧洲,在占领区,泰荣·斯洛索普作为一名盟军的美国士兵,也是横渡大西洋,也是像殖民一样,也是无法遏制甚至无法解释的疯狂,将他带入到一个唯一坐标集合的现在。

现在是不是可以逃避历史,是不是可以取消未来?是不是可以没有选民,可以没有弃民?“没有”是一个否定词,它必定是依赖于对立而存在,也就是说,“没有”的意义必定是存在于对于“有”的否定,否定之为肯定,肯定之为否定,就像历史之为未来,未来之为历史一样,它是矛盾的两面,是对立的两侧,在这个最终成为集合之后,就是进攻和防守,就是上升和下降,就是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就是苏联或者美国和德国纳粹,就是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就是相对和绝对。无数的肯定,无数的否定,无数的历史,无数的未来,无数的生命,无数的死亡,无数的勃起,无数的阳痿,在占领和被占领的现在,斯洛索普更像是一个标本,被定义在那一个叫做火箭的文本里。而这个文本被神圣化的始作俑者便是那个叫雅夫的研究博士:“他要的是绝对。要么生,要么死。要么赢,要么输。没有缓和,没有协商。只有跳跃、吼叫、血腥给他带来的快乐。”

像一只狮子。占有的狮子,血腥的狮子,统治者的狮子,这个在最后三分之一的生命中,对共价键产生敌意的博士,为什么会对离子键抱有亲切感,因为离子键代表着强健和永久的状态,代表着没有共有电子而获得电子的力量,代表着俘获和占有,就像狮子,“这些原子会出现正负极,没有模棱两可的东西……他越来越喜爱那种明确性:这样的物质是多么顽强、多么稳定啊!”所以当威廉存在于雅夫的历史研究文本里的时候,横渡大西洋的他就是一头跳跃、吼叫和血腥的狮子,而在被定义的历史之后,在斯洛索普的身上,也无可逃避那种“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思想,这样的对立思想在现在时来说,就是占领,就是发射,就是毁灭,就是死亡:“大都市里的发明家罗特旺、国王阿提拉、赌徒马布思、博士教授拉兹洛·雅夫都如出一辙地渴望一种死亡形式,以此来证实死亡可以长久地留住快乐和敌意。”

火箭文本带来的死亡,却在斯洛索普身上变成了生命力的象征,下身的伙计在内裤里头会悄悄地变硬、动荡,甚至随时会一柱擎天,这仅仅欲望的展现?斯洛索普和塞达拉皮兹的妙龄少女诺玛、玛乔莉,以及和温迪米尔夜总会的合唱队员在一起的做爱的时候,欲望在世俗意义上表明了男性的征服和占有,可是为什么这些地方会被火箭袭击?斯洛索普将地点在地图上用红色圆圈标注,而这些被标注的地方总是引来火箭的袭击,帕松方程式可以从随机数量计算出一种整体,而这种整体将斯洛索普带向了一种对应论的可怕状态,在斯洛索普的“阴茎陡然挺起,硬得发疼”的时间发生之后,那火箭便“从头上趾高气扬地冲来,高架快车般下落、消失,寂静中嗡嗡声仍不绝于耳”,时间的先后顺序却导致了一种对应:红色的星星总是在火箭袭击之前,“最快晚两天,最慢晚十天。平均滞后期为41/2天。”

明天的火箭对应于昨天的星星,明天的坠落对应于昨天的勃起,明天的爆炸对应于昨天的发射。像一只光芒四射的巨手从云层中伸出来,也像灵媒所说,“把控制嵌入内部就是认可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你早就脱离上帝而存在了。只是你已经陷人了一种更深、更有害的幻觉。”星星是什么?火箭是什么?他们的对应如何建立?刺激物在哪里?当勃起“不是有,就是没有”的二元对立变成一个公式,那么它一定会指向有条件的反应和无条件的刺激,一定会有原因的X和结果的勃起,也就是说,在中间会省略一切关于欲望、色情的生理原因,也就是在不需要摩擦的情况下,X的出现就会导致勃起,“那x是什么呢?”未知数,却是一个必定存在的未知数,某种先行的鬼魂?某种历史的宿缘?而火箭爆炸和勃起之间的未知数甚至让斯洛索普产生了死亡的感觉,“斯洛索普的心得是:伦敦这座凡间城市教会了他一个道理:随便转过一个街角,就会走入某个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总是有故事和寓意,根据特瑞克尔博士的理论,“潜意识中,他需要消除性爱另一方的一切痕迹。他在地图上用星来代表对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星’是对优秀学生进行肛门虐待的标志,它渗透于整个美国的初等教育中……”横渡大西洋,对于斯洛索普来说,是不是一种对美国教育的逃避和蔑视?或者这种逃避又恰好又进入到了一个和战争中的占领有关的故事里?“火箭的四翼组成一个十字,也是一个曼茶罗。一号翼控制飞行方向。二号控制摇晃。三号,偏航、滚翻。四号,摇晃。每一对翼协同工作,却又意义相反。对立面的统一。”对立统一,火箭像是十字架的一种隐喻,是不是指向的是人灵魂的救赎?可是它反而变成了另一个本体,那就是现在是战争状态,灵魂的救赎是因为战争的摧残,也就是在有着对立的战时,灵魂的救赎意味着灵魂的堕落,也就是说,火箭像一个十字架发射,却意味着一种坠落。

从伦敦的寓言故事,转移到占领区,斯洛索普变成了一个对应的符号,变成了条件反射的实验品,在那个称为“白色幽灵”的行动中,他反而变成了刺激物,变成了未知的X。而这个实验的目的就变成了一种交易:“别忘了,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做买卖。”杀戮和暴力的好处是“可以制造场面,转移视线,掩盖战争的实质”,可以“提供载入史册的原材料,让孩子们学到的历史成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一连串血战,为他们进入成人世界做好准备”。世界的口子被打开,是让孩子们进入成人世界,是让孩子们在暴力和血腥中成为狮子。

从埃尔曼·戈林赌场到海滩,从没有消息的苏黎世,到有着信仰冰圣徒的北豪森,斯洛索普总是听到爆炸声,而这样的爆炸声指向的死亡未来,却让他感觉到自己活着:“如果你听到了爆炸声,就说明你一定是活着。”所以在隧道,在基地,在占领区,在G型仿聚合物的知识里,在厄德士温洞穴传说中,斯洛索普进入了一个二元的世界,一个对立的状态,一个在“他们”之外“我们”的现实,性爱样品事件的调查反而让他进入了隐秘的中心,那个被嵌入的内部,那个和现在有关的寓言。

改名叫伊恩·斯加佛林,斯洛索普变成一个战地记者,他收集到了什么?是发现和自己家族有关的历史?还是揭露和战争有关的情报?被雅夫定义的先人,在父亲那里却变成了“黑父亲”,密码是B.S.?那本德语技术辞典上写着雅夫的词条,定义是:我。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黑色字体?为什么是德语?是一个梦而已,却将斯洛索普带入到一种一个黑色的对立中。“白色幽灵”的对立面就是黑翼行动,黑翼行动相关的黑色支队呢?曾经是纳粹为建立黑人军事集团和影子政府组成的军队,“按照德国为马格里布设计的方式,最终取代黑人非洲的英法殖民地。”而现在它变成了普通人,是占领区的赫雷罗人,从非洲西南部流放,却在占领区生存下来,但是在这里,他们却选择了不育和死亡。

因为黑人的对立面是白人,那个厄德士温洞穴仿佛就是这个无法逃避的对立世界,年轻人只知道白色的欧洲,他们遗忘了祖先,遗忘了属于自己的颜色,而白色带来的是另一种邪恶,所以当百分之六十的赫雷罗人灭绝之后,那些活着的人便成为奴隶,“抓捕、突然死亡、死而不返,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被消除的颜色体系,辩证体成为陷阱,肉身不再说话,而以齐切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就是要消灭黑人支队,进而消灭一种历史,一种种族,以及一种对应,而在白人占领的世界里长大恩赞甚至也在消灭者之列。

斯洛索普在这白色幽灵和黑翼行动中,会看见什么?当齐切林将一切的对应物消灭的时候,“深处,更深处——比政治,比性或婴儿的恐惧更有甚之……一头栽进了核的无边黑暗中……”而在被隔绝的斯洛索普的世界里,黑人支队、恩赞似乎都是一个X,在他看来,黑色和“黑女人、黑火箭、黑色梦魇”有关。但是当他和玛格丽塔·埃德曼遇见之后,在寻找女儿卞卡的过程中,那种情欲之下的勃起,反而发现了和宇宙有关的突破口,那就是一个奇点:“这儿有一整套的宇宙理论:有波节,有波峰,还有密切点,数学之吻。”恋物癖,欲望,像是重建了一个系统,一个条件反射的系统,一个巴甫洛夫的反射理论:“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行为过程中不是产生单一的反应,而是复合的反应,以便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老年人身上,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只专注于一个刺激,通过负诱导排除其他间接的、同时的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常常与周围的情况不符,并非给定环境下的补充式反应。”

复合反应,刺激带来的负诱导,补充式反应,它不是雅夫的“要么生,要么是,要么赢,要么输”的对立,不是“我们”之外必须建立的“他们”,不是白色幽灵和黑色支队,当然也不是向上发射之后必然的向下坠落。雅夫的所为只是将对立消除在零点:即婴儿在刺激x出现时表现出零勃起,就停手了,而是有意忽略了“零界点以下的、隐性的灭除”,也就是在威廉1634或1635年横渡大西洋之后,在死亡之后,斯洛索普的家族并非一定和黑父亲有关,也并非和红色的星星有关,它在零度状态下又开启了一个隐性的世界。正如罗杰所说:”炸弹不是狗。没有联系。没有记忆。没有条件反射。”G聚合物不是一个寓言,像十字架的火箭也不是寓言,产生勃起的X也是寓言,它们都是被技术控制的一切,“一旦技术控制达到一定的规模、一种互相联系的程度,自由就一去不复返了。词语不再有意义。”那么,真正的、唯一的性交则是在纸上进行的。

零之下的世界在哪里?只有你还没失去知觉,才能听到爆炸的声音,所以对于斯洛索普来说,勃起是“极其接近于高尚,极其接近于‘那根他觉得属于自己的阴茎’”。是的,那些占领,那些敌对,那些乱伦,那些情报,那些技术,那些爆炸,以及那些死亡,都在零之上,那就是整个战争。罗杰·摩西哥称战争为自己的“妈妈”,“一起在战争状态中相依偎”,无论是“战争是岔道的集合”,还是“战争赋予一切生命”,在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多疑症患者,而这就是雅夫所称的“珀克勒特性”:“该药物作用下常常会出现多疑症,这毫不稀奇。和其他类型的多一样,就是初步或首先发现万物皆有联系,神造万物皆为镜中虚影,不至于完全虚不见物,至少还是有关联的,而对于齐切林这种被安置于边缘的人,也许还是一条可以进入其中的路径呢……”多疑症产生药物性链接,多疑症导致镜中虚影,而在占领区,在火箭基地,多疑症就是那个G型仿聚合物,它是“第一种可以真正勃起的塑料”:“在适当的刺激下,分子链发生交联,使分子变硬,增加分子间引力,从而导致这种特异的聚合体远远偏离现有的相图,从疲软的橡胶非结晶体变成神奇完美的棋盘格局,坚硬、清亮、透明、对天气变化、真空环境和所有震动都具有极好的自我防护性能。”

G型仿聚合物产生勃起,勃起绘制出红色的星星,星星预示着火箭的爆炸地点,这是零之上的世界,而斯洛索普在零之下看见了自己的勃起,自己的阴茎,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欲望,零之上和零之下,历史和现在,技术和身体,寒冷和热熵,戈特弗里德:“万有引力辖制着整个行程,直到抵达这个寒冷的星球,掉落的危险性一直存在。在殖民地内部,那五六个人有寒霜般的外表,很坚硬,僵死如回忆,触摸不到……”而在这个掉落的寒冷里,在万有引力的对面,一定是有一个复合反应的存在,当雅夫变成一个虚构,实际上那种“荒诞地死去”之前,在听到爆炸声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活着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灵魂,每一座山顶都有脸庞,每一个万有引力引出的死亡弧线里,也注定会有另一种对抗的力量,“火箭的上升将会被出卖给万有引力。但是火箭引擎以及将那个灵魂其中的燃烧过程所发出的嘶喊却给了他逃生的希望。下落前,受难者一直不能动,他的上升依赖于一个逃生的承诺和预言……”

火箭、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塔罗牌、烤箱、黑色、性变态、另一个世界、白衣女人、吉尔吉思之光、马桶下面的世界、卡祖笛、腺样增殖体、王座、金刚,所有的肉身和词语都复活了,它们远离战争,它们讲述逃生的承诺和预言,而在零之下,它们也永远不发出声音,永远不会像十字架的火箭一样爆炸。

V.

编号:C55·2081121·0760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2008年5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
页数:543页

1963年品钦在墨西哥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V.》,作为当年最优秀的小说赢得了威廉·福克纳基金的奖励。1941年,博尔赫斯写了一个印度斯坦学生追寻并不断接近阿尔莫塔辛的故事。托马斯·品钦经过物理化的“改装”和“加工”写进了《V.》。像《接近阿尔莫塔辛》一样,随着斯坦西尔对V.的追寻,V.的面目逐渐暴露,她的历史慢慢凸现。不同的是,V.不是基于神学想象的显现为众生面貌的上帝(或柏拉图的范型),而是一个人造的机器人。从阿尔莫塔辛到V.的进程表明,新小说已由神学和哲学提供的可能性转入科学话语所带来的新境域。


《V.》:我是二十世纪

V.是一个充满巧合的国度,由一个神秘的部门治理。他们的间谍经常在这个世纪的街道上出没。波尔塞比克、蒙多根、斯坦西尔父亲、这一个马伊斯特罗尔、斯坦西尔儿子。他们中哪一个能创造一个巧合?只有上帝在创造。如果那些巧合是真实的,那么斯坦西尔根本没有遭遇过历史,他遇见的是一些远为骇人的事情。
——《第十六章 瓦莱塔》

谁遭遇过了历史?谁进入了国度?谁又在一个大写首字母的重复和一些死物品的怀疑中看见了整个故事?时间如果不是线性的勇往直前?那1942年至1943年被炸的房子“为什么不是1913年”?时间如果是无法更改的序列,那1922年蒙多根的故事某一处为什么“又是一个1904年”?如果历史从来没有循环,1956年的特工人员斯坦西尔在老斯坦西尔的日志里读到1899年4月的佛罗伦萨和1919年6月的马耳他?当一个关于V.的全部历史被勾画出来的时候,它指向的是胜利,是情欲,是征服,是偶然,还是堕落?

不妨把创造巧合的上帝请出来,那时间的轴线上一定留下过许多印记和证明,关于生与死,关于合与离,关于爱和恨,关于母性与父性,关于欧洲和殖民,关于征服与反抗,关于堕落与上升,关于覆灭和消失,都在上帝俯视的目光里。1884年的探险考察队差不多被全部消灭之后,那个关于戈多尔芬的档案里却有一个叫维苏的名字,如果1884年是一个时间暂时的起点,那个维苏则是故事最初的线索。维苏是什么?是维苏威火山,还是维纳斯?档案中只出现了一次,只在由戈多尔芬证词浓缩而成的国防大臣的秘密外交事物备忘录里,当一支考察队被消灭,维苏其实也只是一个被消灭的代号,“英国人认为它很重要”,而它被认为是为委内瑞拉的代号,那么当鼓吹建立委内瑞拉合法政府的加乌乔牧人在被审讯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是地理意义上代表着灾难的维苏威火山,还是神话意义的维纳斯都可能是一个虚构,“我能说什么?这次我确实一无所知。”

那么戈多尔芬的儿子埃文呢?他完全从父亲的讲述中,使得维苏变成了另一种虚构,“关于蛛猴,关于那一次他目睹的活人献祭,关于河中的有时候是乳白色有时候是火红色的鱼。当你跳到河中去沐浴时,它们围绕着你,在你四周跳着一种复杂的仪式舞来保护伤你不受邪恶侵袭。还有内中有着城市的火山群,它们每数百年一次喷发出梧熊熊的地狱之火,然而人们不管怎样仍然居住在它们当中。山中的男子长着蓝脸,谷中的妇女只生三胞胎,乞丐都参加行会,在整个夏季举行欢快祝和娱乐活动。”入睡之前讲述的种种诡异,就如一个时间的梦,轻易就将某一个特定的词变成了遥远的假象,蛛猴、献祭、河流、仪式、邪恶,以及火焰——为什么城市的火山群会每隔百年喷发出熊熊的大火?每隔百年是不是也是时间的一种循环?是不是也是维苏这个词语具有的魔力?而那幅《维纳斯的诞生》的画,挂在乌菲齐美术馆里,却突然被割下来,像是被掏空的传说。词语维苏,永远只是在诡异的叙述中,在入睡之前的梦中,以及在1884年的档案里。

或者戈多尔芬,也早已变成了一个词语,而埃文在梦里醒来之后,已经找不到了父亲,也找不到维苏了,在1899年4月的这个春季,狂热的埃文似乎在佛罗伦萨遇见的雷恩小姐,也像是遇见了时间的一个轮回,上帝在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如何憎恶无政府主义,五河憎恶费边社,如何说起早已经变成词语的维苏,“那么你是个间谍?”间谍是能够进入梦中?进入献祭的仪式上,进入喷发的火焰里?还是能没有阻碍地进入到历史的档案中。但是憎恶无政府主义、憎恶费边社的雷恩,却在做一个忏悔的短祷,一个就在一个小时前,她在某条街上因为观看一个英国胖青年在马车上的嬉戏,而产生了不洁的念头,而就在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因为在开罗引诱一个英国外交官,而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留下严重的记录。又是英国人,又是欲望,为什么从十九岁到现在,还是无法摆脱时间的循环,为什么不能像一个间谍一样深入内心?雷恩对于埃文来说,似乎只是得到了关于那一份失败的报告,“这是一个邪恶的国家。我们进差了十三人,只出来三人。我自己、我的副手和一个我忘了姓名的平民,他就我所知已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名三十五岁的联络员,一名侦察飞行的英雄,却原来在一个邪恶的国家里看见了消失的命运,就像维苏以及维苏地图一样,如何在入睡之前就能看见它的真面目。

消失的队伍,却和那支1884年被消灭的探险考察队一样,是一种和政府、和反抗有关的覆灭。加乌乔牧人将“马基雅维利子弟兵”整编成统一的团队,而审讯加乌乔牧人英国人叫斯坦西尔。所以当舍恩梅克的英雄和斯坦西尔相识的时候,他似乎也开始编织一个关于时间的档案,斯坦西尔对埃文的历史感兴趣,“他追踪那历史远至默兹省阿戈纳地区。他最后在美国远征军的记录上查获舍恩梅克的化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追寻到德国城和荡漾着米尔扎克背景音乐的面部整形医院。”戈多尔芬的鼻子被打掉了,整形医院似乎意味着一种再造,和档案、历史,以及那个传说一样,是不是也可以再造?而对于斯坦西尔来说,被不信英国国教的姑母带大,天生具有了某种叛逆性,“倾向于把北方的/新教的/理性的东西集结起来反对地中海的/罗马天主教的/非理性的东西。”于是,他怀着根深蒂固的对一切意大利事物大半是潜意识的敌意来到佛罗伦萨,但是,斯塔西尔来到佛罗伦萨更像是寻找老斯坦西尔留下的那本日志:““隐藏在V.的背后与内里的东西超出我们任何人的猜想。不是谁,而是什么:她是什么。但愿上帝保佑永远不会有人要求我在这里或任何官方报告中写出答案。”

戈多尔芬关于维苏的档案,斯坦西尔关于V.的记录,老戈多尔芬,老斯坦西尔,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时间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牵连在一起?斯坦西尔早就断定,任何时局都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时局只存在于那些碰巧在任一特定时刻在场的人们的头脑中。”那么1884年的覆灭,1899年的邪恶,就像维苏这个词语的多义性一样,当V.成为一个隐秘的符号,也必将走向一种多歧义的道路,V.是指胜利?像孤独一样,或许它只需要维持它,“他只有去追寻V.;但要是他找到了她,他除了回到半清醒状态之外还有什么去处?因此他努力不去考虑搜索的任何结果。接近和避开。”追寻V.不会得到最后的答案,还是就只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如时间一样,它从来不设置一个固定的终点,总是在交叉中导向另外的维度。

而的确是斯坦西尔勾画了关于V.的历史轴线,它向前延伸到1913年,“今年是哪一年?”斯坦西尔说是1913年,“为什么不是!”回答的是普鲁费恩,暂且把1955年圣诞节前看见V字形的街灯“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的这个退伍军人放置在时间的另一边,暂且把全病帮普鲁费恩、葆拉和斯坦西尔前往马耳他的旅行忽略不计,只是说到小斯坦西尔在父亲的日志中发现了V.,在所有待过的城市里寻找V.,不是为了一种按照情节发生的故事,不是为了从词语里找到所有的线索,“她似乎甚至于不是任何起因,任何行为者。她只是在场。但是在,哪怕只是个征兆,也已足够了。”所以回到1913年,回到马耳他的瓦莱塔,就是让V.回到时间的现场。这是恋爱中的V.,1913年7月24日报纸首页,那一个关于贞洁的女子如何被入侵者折磨致死,历史无非就如一出戏剧一般,有悬念,却只是一个现实的镜子,而梅勒尼呢,当父亲离弃,当母亲冷漠,对于她来说,也像是一个被入侵的故事,“那种乱伦性的着魔状态表明她的偏爱只不过是处于1913年那种通常的异族异性的婚姻模式之外。”镜子的意义是映照出自我,也是以虚构的方式逃避时间,还有谁能抵达自己的历史?谁能够在自由的国度里驾驭时间?梅勒尼用一面镜子制造了的自我存在的意义,而V.似乎也在恋物的状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属性,而这个自我又是以上帝的方式被命名的,“V.需要她的恋物,梅勒尼需要一面镜子、暂时的安宁和另一个人看着她享受快乐。因为青年人的自爱就是如此,以至成了社会的一个方面:自己的存在是如此鲜明生动的少女观察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映像;那映像变成了一个偷窥者。”

梅勒尼和V.,镜子和恋物,对应着自我的时间,但是这种对应越来越趋向于无生命化,就像符号,已经慢慢在消耗中成为一个空洞的词,即使映照和制造,即使是虚构的命名,似乎也难以逃避1913年的消亡,所以爱自己、爱物的爱到最周却也是和死的行动合二为一,“他们死了,将会与无生命的宇宙、与对方融为一体。于是在那时以前的爱的游戏就成了无生命的一种演出,它不是男女性之间的而是生与死之间的易装癖;人与所恋物。”合二为一,已经消除了自我的属性,V.是一个被入侵的处女,还是一个贵妇人?一直追寻的斯坦西尔只不过描述了一种爱的极端行为,蒲团上的V.在观看着床上的吗梅勒尼,而梅勒尼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凝视,或者摩挲,在想象中为一个古老的爱的悖论寻找解答:“同时既独立自主又融为一体。支配和服从在此不适用;三者的模式是共生的和相互的。”

1913年的镜子和V.,最后也都以一种自我寻找而自我消失的方式成为时间里的一个谜,大约一星期后贵妇人V.和一个疯狂的民族统一主义者从巴黎消失了,“从巴黎消失了,并且据布特地区的任何人说,从地球的表面上消失了。”消失而成为永远的悬念,不仅是V.,而且是恋爱中的V.,不仅是恋爱中的V.,而且是那个在镜子中的恋物,而当1913年之后的蕾切尔在美容手术的非议中,从镜子里,以四十五度角,看镜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还有房间的钟面,真实的钟面、反射的钟面,将时间一而分成现实的时间和反时间,“它们彼此共存,面又完全抵消。”到底那种时间是真实的参照点?而当真实时间加上虚拟的镜子时间的时候,很可能意味时间变成了零,零度的时间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抵消,是一种互文,也是一个寓言,没有道德目的,没有政治诉求,只是关于时间永恒性的一种颠覆,关于历史循环的一次变形。

但是当恋爱中的贵妇人从1913年消失的时候,时间已经回到了镜子,而V.也像是一个谜重新回到了未知的起点。马耳他,瓦莱塔,其实都在那里,活生生地存在,像生命一样存在,所以斯坦西尔在老教士阿瓦兰西神父交谈的时候,那个只存有日志的父亲,就在1919年的回忆中变成了和V.有关的线索:1919年以来一直在这儿。“一直”就是一个恒久的状态,它不是为了改变,而是为了不改变,就像上帝,制造着巧合,也俯视着人类。1919年的回忆里有紧张的局势,有政治的道德,有抵抗和镇压,有暴力和和平,而在这场名为“六月骚乱”的行动,就像她突然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马耳他政局无非是一种政治的双重影像,左派和右派,而在这个像是战争一样的行动中,双重影像最后也如梦境一般,失去了最后革命的意义。提到了维苏,提到了间谍,提到了墨索里尼,提到了邓南遮,但是这明显带有殖民和统治风格的名字如何又在1919年的巨变中成为一种象征?

“她是永不安宁的。她会想出办法从瓦莱塔——一个以男人的姓为名的城市,但却是阴性的,一个如维内里斯山阜一样的半岛,你明白?———向外走。这是一条贞操带。但是通往圆满结局的道路不止一,就像她向苏丹王所证明的那样。”阴性的马耳他,母性的岛屿,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没有父性的历史?英国、意大利,殖民、纳粹,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来说,谁能主宰自己?真实时间和镜子时间里的零和博弈一样也是马耳他的命运,所以V.的存在和不存在,就是两种不同的时间,“它去何方?我年轻时相信社会在进步,因为我见到有自己个人发展会。今天,六十岁,在走过了我要走的历程后,我别无所见,只看到面前一条死路,而且要是你正确的话,我的社会也是一样。”这是老斯坦西尔发出的声音,在1919年的叙述中,他其实早就听到了老船长穆罕默德为他讲述的那段历史,1565年土耳其入侵马耳他,在一个地方上演了梅勒尼的故事,所以他提到的白色女神,就如海中的维纳斯一样,成为一个隐喻。当斯坦西尔最后乘坐穆罕默德的船离开马耳他的时候,在离海岸几英星远的海面上刮起了一股白色的海龙卷,它吞没了船只,使斯坦西尔葬身海底。然后大海复归平静,“丝毫没有显示出6月那宁静的一天有什么东西躺在了那表面之下。”

就像一场骚乱的突然结束,六月的也是历史的一次循环,而在这场骚乱中,那个V.有关的是费尔林,双重间谍,却最后变成了神父,在下水道里对布道,劝诱它们皈依宗教。这已经是1934年的事了,在他的日志中写到:“我是正统的老神父——从不特别强壮,从不富裕——在我大部分的生活中,或许(日志至此终止了。)”在那里,他和老鼠交流,让动物像人一样皈依,“以圣人的名义向一群老鼠教众传道,一切都是为了和平。”但是在突然终止的日志里,他说道了维罗妮卡,一个V字打头的女人,她每晚会来到他的身边,不是作为娼妇,而是寻求教诲,而V.也渴望当一个修女,告别那些堕落的往事,回到救赎的道路上。所以在1934年的时候,教会的丑闻被遮掩了,娼妇的不贞被改写了,但是和老鼠一样,教诲无非也是一种逃避。V.是维纳斯,是贵妇人?是娼妇,还是修女?在一个神秘的符号里,在历史的演变中,V.从来不具有唯一性,甚至当时间不断在循环中变成历史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不完整的词,一个没有父性的阴性词。

V.需要的是恋物,需要的是救赎,需要的是遮掩,所以在时间的不同纬度里,在历史的不同记载中,V.永远是在别人的叙述中,在日志里,在回忆中,而其实,没有循环的历史,真正需要的是独立、自由的自我,马耳他、委内瑞拉、瓦莱塔,英国、意大利,一战、二战、六月骚乱,“如果历史是循环的,我们现在将是处于一个堕落阶段,是不是?而你所计划的革命只是它另一种征兆。”而堕落意味着从人类的层面向下掉:“我们越往下掉,我就变得越不像人。因为我们少了人性,我们就采取欺骗手段把我们已人性强加于无生命的物体和抽象的理论上。”而V.的虚构无非是在无人性、无生命的堕落中寻找大一种虚假的激情,像欲望一样,点燃某种火焰。

可是只是一个虚构,消失而覆灭,“无论V.是谁,她有可能已被吞没在该城的文艺复兴时期轻盈的空间中,被接纳进那一千幅油画巨作内任何一幅的结构与肌理之中。”而当时间从1934年的皈依,走到1942年的轰炸,走到1943年的毁灭,走到1956年的病态,其中还有1904年德国把西南非殖民地化和1922年当地的邦德尔起义和被镇压,甚至从马耳他到欧洲,再到纽约,还有谁能够从这样的时间轴线中脱身出来?退伍的普鲁费恩一直在修筑马路,而他无聊的时候则街上像一个溜溜球,在东海岸一带上上下下地游荡。他或许喜欢马耳他姑娘、水手长帕皮·霍德的妻子葆拉,而葆拉对普鲁费恩几乎—见钟情,但他却中意娇小的红发女郎蕾切尔,而蕾切尔也喜欢他,他依旧不愿受到羁绊。他和那些纽约全病帮人一样,喜爱饮酒和聚会,或者在街面之下捕杀鳄鱼,所以在纽约,在1956年,在普鲁费恩的生活里,V.只是一个象形的符号,“头顶上方是使人的脸变得丑陋发青的水银街灯,它们呈不对称的V字形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

消失在日志和传说中,隐退在宗教的冥思中,生活在溜溜球的无聊中,“V.作为一头模糊不清的狩猎对象,像公鹿、雌马鹿或兔子一样被迫捕,又像一种老式的、古怪的或禁忌的性享乐形式一样被迫逐。”而在没有循环的历史中追寻V.,无疑是一个现代人生存的寓言,上帝创造了巧合,人类制造了镜子,而这就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在一个名叫布兰达·威格尔斯沃思的歌声里:

我是拉格泰姆和探戈舞曲;无衬线的字体,纯几何学。我是处女头发的鞭子,腐朽激情的精致灵巧的镣铐。我是欧洲每一个首都的每一个孤零零的火车站。我是街道,是平淡无奇的政府大楼;咖啡舞厅,发条机械人,爵士乐萨克斯管;旅游女子的装饰小假发,仙女的橡胶乳房,总是报错时间、用不同的乐音奏鸣的旅行钟。我是死去的棕榈树,黑人的无带轻软舞鞋,旅游节之后的干涸的喷泉。我是黑夜的一切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