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1-06 《V.》:我是二十世纪
V.是一个充满巧合的国度,由一个神秘的部门治理。他们的间谍经常在这个世纪的街道上出没。波尔塞比克、蒙多根、斯坦西尔父亲、这一个马伊斯特罗尔、斯坦西尔儿子。他们中哪一个能创造一个巧合?只有上帝在创造。如果那些巧合是真实的,那么斯坦西尔根本没有遭遇过历史,他遇见的是一些远为骇人的事情。
——《第十六章 瓦莱塔》
谁遭遇过了历史?谁进入了国度?谁又在一个大写首字母的重复和一些死物品的怀疑中看见了整个故事?时间如果不是线性的勇往直前?那1942年至1943年被炸的房子“为什么不是1913年”?时间如果是无法更改的序列,那1922年蒙多根的故事某一处为什么“又是一个1904年”?如果历史从来没有循环,1956年的特工人员斯坦西尔在老斯坦西尔的日志里读到1899年4月的佛罗伦萨和1919年6月的马耳他?当一个关于V.的全部历史被勾画出来的时候,它指向的是胜利,是情欲,是征服,是偶然,还是堕落?
不妨把创造巧合的上帝请出来,那时间的轴线上一定留下过许多印记和证明,关于生与死,关于合与离,关于爱和恨,关于母性与父性,关于欧洲和殖民,关于征服与反抗,关于堕落与上升,关于覆灭和消失,都在上帝俯视的目光里。1884年的探险考察队差不多被全部消灭之后,那个关于戈多尔芬的档案里却有一个叫维苏的名字,如果1884年是一个时间暂时的起点,那个维苏则是故事最初的线索。维苏是什么?是维苏威火山,还是维纳斯?档案中只出现了一次,只在由戈多尔芬证词浓缩而成的国防大臣的秘密外交事物备忘录里,当一支考察队被消灭,维苏其实也只是一个被消灭的代号,“英国人认为它很重要”,而它被认为是为委内瑞拉的代号,那么当鼓吹建立委内瑞拉合法政府的加乌乔牧人在被审讯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是地理意义上代表着灾难的维苏威火山,还是神话意义的维纳斯都可能是一个虚构,“我能说什么?这次我确实一无所知。”
那么戈多尔芬的儿子埃文呢?他完全从父亲的讲述中,使得维苏变成了另一种虚构,“关于蛛猴,关于那一次他目睹的活人献祭,关于河中的有时候是乳白色有时候是火红色的鱼。当你跳到河中去沐浴时,它们围绕着你,在你四周跳着一种复杂的仪式舞来保护伤你不受邪恶侵袭。还有内中有着城市的火山群,它们每数百年一次喷发出梧熊熊的地狱之火,然而人们不管怎样仍然居住在它们当中。山中的男子长着蓝脸,谷中的妇女只生三胞胎,乞丐都参加行会,在整个夏季举行欢快祝和娱乐活动。”入睡之前讲述的种种诡异,就如一个时间的梦,轻易就将某一个特定的词变成了遥远的假象,蛛猴、献祭、河流、仪式、邪恶,以及火焰——为什么城市的火山群会每隔百年喷发出熊熊的大火?每隔百年是不是也是时间的一种循环?是不是也是维苏这个词语具有的魔力?而那幅《维纳斯的诞生》的画,挂在乌菲齐美术馆里,却突然被割下来,像是被掏空的传说。词语维苏,永远只是在诡异的叙述中,在入睡之前的梦中,以及在1884年的档案里。
或者戈多尔芬,也早已变成了一个词语,而埃文在梦里醒来之后,已经找不到了父亲,也找不到维苏了,在1899年4月的这个春季,狂热的埃文似乎在佛罗伦萨遇见的雷恩小姐,也像是遇见了时间的一个轮回,上帝在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如何憎恶无政府主义,五河憎恶费边社,如何说起早已经变成词语的维苏,“那么你是个间谍?”间谍是能够进入梦中?进入献祭的仪式上,进入喷发的火焰里?还是能没有阻碍地进入到历史的档案中。但是憎恶无政府主义、憎恶费边社的雷恩,却在做一个忏悔的短祷,一个就在一个小时前,她在某条街上因为观看一个英国胖青年在马车上的嬉戏,而产生了不洁的念头,而就在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因为在开罗引诱一个英国外交官,而留下了一段风流韵事,留下严重的记录。又是英国人,又是欲望,为什么从十九岁到现在,还是无法摆脱时间的循环,为什么不能像一个间谍一样深入内心?雷恩对于埃文来说,似乎只是得到了关于那一份失败的报告,“这是一个邪恶的国家。我们进差了十三人,只出来三人。我自己、我的副手和一个我忘了姓名的平民,他就我所知已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名三十五岁的联络员,一名侦察飞行的英雄,却原来在一个邪恶的国家里看见了消失的命运,就像维苏以及维苏地图一样,如何在入睡之前就能看见它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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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多尔芬关于维苏的档案,斯坦西尔关于V.的记录,老戈多尔芬,老斯坦西尔,到底是什么东西会让时间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牵连在一起?斯坦西尔早就断定,任何时局都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时局只存在于那些碰巧在任一特定时刻在场的人们的头脑中。”那么1884年的覆灭,1899年的邪恶,就像维苏这个词语的多义性一样,当V.成为一个隐秘的符号,也必将走向一种多歧义的道路,V.是指胜利?像孤独一样,或许它只需要维持它,“他只有去追寻V.;但要是他找到了她,他除了回到半清醒状态之外还有什么去处?因此他努力不去考虑搜索的任何结果。接近和避开。”追寻V.不会得到最后的答案,还是就只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就如时间一样,它从来不设置一个固定的终点,总是在交叉中导向另外的维度。
而的确是斯坦西尔勾画了关于V.的历史轴线,它向前延伸到1913年,“今年是哪一年?”斯坦西尔说是1913年,“为什么不是!”回答的是普鲁费恩,暂且把1955年圣诞节前看见V字形的街灯“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的这个退伍军人放置在时间的另一边,暂且把全病帮普鲁费恩、葆拉和斯坦西尔前往马耳他的旅行忽略不计,只是说到小斯坦西尔在父亲的日志中发现了V.,在所有待过的城市里寻找V.,不是为了一种按照情节发生的故事,不是为了从词语里找到所有的线索,“她似乎甚至于不是任何起因,任何行为者。她只是在场。但是在,哪怕只是个征兆,也已足够了。”所以回到1913年,回到马耳他的瓦莱塔,就是让V.回到时间的现场。这是恋爱中的V.,1913年7月24日报纸首页,那一个关于贞洁的女子如何被入侵者折磨致死,历史无非就如一出戏剧一般,有悬念,却只是一个现实的镜子,而梅勒尼呢,当父亲离弃,当母亲冷漠,对于她来说,也像是一个被入侵的故事,“那种乱伦性的着魔状态表明她的偏爱只不过是处于1913年那种通常的异族异性的婚姻模式之外。”镜子的意义是映照出自我,也是以虚构的方式逃避时间,还有谁能抵达自己的历史?谁能够在自由的国度里驾驭时间?梅勒尼用一面镜子制造了的自我存在的意义,而V.似乎也在恋物的状态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属性,而这个自我又是以上帝的方式被命名的,“V.需要她的恋物,梅勒尼需要一面镜子、暂时的安宁和另一个人看着她享受快乐。因为青年人的自爱就是如此,以至成了社会的一个方面:自己的存在是如此鲜明生动的少女观察着自己在镜子里的映像;那映像变成了一个偷窥者。”
梅勒尼和V.,镜子和恋物,对应着自我的时间,但是这种对应越来越趋向于无生命化,就像符号,已经慢慢在消耗中成为一个空洞的词,即使映照和制造,即使是虚构的命名,似乎也难以逃避1913年的消亡,所以爱自己、爱物的爱到最周却也是和死的行动合二为一,“他们死了,将会与无生命的宇宙、与对方融为一体。于是在那时以前的爱的游戏就成了无生命的一种演出,它不是男女性之间的而是生与死之间的易装癖;人与所恋物。”合二为一,已经消除了自我的属性,V.是一个被入侵的处女,还是一个贵妇人?一直追寻的斯坦西尔只不过描述了一种爱的极端行为,蒲团上的V.在观看着床上的吗梅勒尼,而梅勒尼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凝视,或者摩挲,在想象中为一个古老的爱的悖论寻找解答:“同时既独立自主又融为一体。支配和服从在此不适用;三者的模式是共生的和相互的。”
1913年的镜子和V.,最后也都以一种自我寻找而自我消失的方式成为时间里的一个谜,大约一星期后贵妇人V.和一个疯狂的民族统一主义者从巴黎消失了,“从巴黎消失了,并且据布特地区的任何人说,从地球的表面上消失了。”消失而成为永远的悬念,不仅是V.,而且是恋爱中的V.,不仅是恋爱中的V.,而且是那个在镜子中的恋物,而当1913年之后的蕾切尔在美容手术的非议中,从镜子里,以四十五度角,看镜子的时候,才发现里面还有房间的钟面,真实的钟面、反射的钟面,将时间一而分成现实的时间和反时间,“它们彼此共存,面又完全抵消。”到底那种时间是真实的参照点?而当真实时间加上虚拟的镜子时间的时候,很可能意味时间变成了零,零度的时间是一种假象,是一种抵消,是一种互文,也是一个寓言,没有道德目的,没有政治诉求,只是关于时间永恒性的一种颠覆,关于历史循环的一次变形。
但是当恋爱中的贵妇人从1913年消失的时候,时间已经回到了镜子,而V.也像是一个谜重新回到了未知的起点。马耳他,瓦莱塔,其实都在那里,活生生地存在,像生命一样存在,所以斯坦西尔在老教士阿瓦兰西神父交谈的时候,那个只存有日志的父亲,就在1919年的回忆中变成了和V.有关的线索:1919年以来一直在这儿。“一直”就是一个恒久的状态,它不是为了改变,而是为了不改变,就像上帝,制造着巧合,也俯视着人类。1919年的回忆里有紧张的局势,有政治的道德,有抵抗和镇压,有暴力和和平,而在这场名为“六月骚乱”的行动,就像她突然开始一样,突然结束了。马耳他政局无非是一种政治的双重影像,左派和右派,而在这个像是战争一样的行动中,双重影像最后也如梦境一般,失去了最后革命的意义。提到了维苏,提到了间谍,提到了墨索里尼,提到了邓南遮,但是这明显带有殖民和统治风格的名字如何又在1919年的巨变中成为一种象征?
“她是永不安宁的。她会想出办法从瓦莱塔——一个以男人的姓为名的城市,但却是阴性的,一个如维内里斯山阜一样的半岛,你明白?———向外走。这是一条贞操带。但是通往圆满结局的道路不止一,就像她向苏丹王所证明的那样。”阴性的马耳他,母性的岛屿,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没有父性的历史?英国、意大利,殖民、纳粹,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来说,谁能主宰自己?真实时间和镜子时间里的零和博弈一样也是马耳他的命运,所以V.的存在和不存在,就是两种不同的时间,“它去何方?我年轻时相信社会在进步,因为我见到有自己个人发展会。今天,六十岁,在走过了我要走的历程后,我别无所见,只看到面前一条死路,而且要是你正确的话,我的社会也是一样。”这是老斯坦西尔发出的声音,在1919年的叙述中,他其实早就听到了老船长穆罕默德为他讲述的那段历史,1565年土耳其入侵马耳他,在一个地方上演了梅勒尼的故事,所以他提到的白色女神,就如海中的维纳斯一样,成为一个隐喻。当斯坦西尔最后乘坐穆罕默德的船离开马耳他的时候,在离海岸几英星远的海面上刮起了一股白色的海龙卷,它吞没了船只,使斯坦西尔葬身海底。然后大海复归平静,“丝毫没有显示出6月那宁静的一天有什么东西躺在了那表面之下。”
就像一场骚乱的突然结束,六月的也是历史的一次循环,而在这场骚乱中,那个V.有关的是费尔林,双重间谍,却最后变成了神父,在下水道里对布道,劝诱它们皈依宗教。这已经是1934年的事了,在他的日志中写到:“我是正统的老神父——从不特别强壮,从不富裕——在我大部分的生活中,或许(日志至此终止了。)”在那里,他和老鼠交流,让动物像人一样皈依,“以圣人的名义向一群老鼠教众传道,一切都是为了和平。”但是在突然终止的日志里,他说道了维罗妮卡,一个V字打头的女人,她每晚会来到他的身边,不是作为娼妇,而是寻求教诲,而V.也渴望当一个修女,告别那些堕落的往事,回到救赎的道路上。所以在1934年的时候,教会的丑闻被遮掩了,娼妇的不贞被改写了,但是和老鼠一样,教诲无非也是一种逃避。V.是维纳斯,是贵妇人?是娼妇,还是修女?在一个神秘的符号里,在历史的演变中,V.从来不具有唯一性,甚至当时间不断在循环中变成历史的时候,它也是一个不完整的词,一个没有父性的阴性词。
V.需要的是恋物,需要的是救赎,需要的是遮掩,所以在时间的不同纬度里,在历史的不同记载中,V.永远是在别人的叙述中,在日志里,在回忆中,而其实,没有循环的历史,真正需要的是独立、自由的自我,马耳他、委内瑞拉、瓦莱塔,英国、意大利,一战、二战、六月骚乱,“如果历史是循环的,我们现在将是处于一个堕落阶段,是不是?而你所计划的革命只是它另一种征兆。”而堕落意味着从人类的层面向下掉:“我们越往下掉,我就变得越不像人。因为我们少了人性,我们就采取欺骗手段把我们已人性强加于无生命的物体和抽象的理论上。”而V.的虚构无非是在无人性、无生命的堕落中寻找大一种虚假的激情,像欲望一样,点燃某种火焰。
可是只是一个虚构,消失而覆灭,“无论V.是谁,她有可能已被吞没在该城的文艺复兴时期轻盈的空间中,被接纳进那一千幅油画巨作内任何一幅的结构与肌理之中。”而当时间从1934年的皈依,走到1942年的轰炸,走到1943年的毁灭,走到1956年的病态,其中还有1904年德国把西南非殖民地化和1922年当地的邦德尔起义和被镇压,甚至从马耳他到欧洲,再到纽约,还有谁能够从这样的时间轴线中脱身出来?退伍的普鲁费恩一直在修筑马路,而他无聊的时候则街上像一个溜溜球,在东海岸一带上上下下地游荡。他或许喜欢马耳他姑娘、水手长帕皮·霍德的妻子葆拉,而葆拉对普鲁费恩几乎—见钟情,但他却中意娇小的红发女郎蕾切尔,而蕾切尔也喜欢他,他依旧不愿受到羁绊。他和那些纽约全病帮人一样,喜爱饮酒和聚会,或者在街面之下捕杀鳄鱼,所以在纽约,在1956年,在普鲁费恩的生活里,V.只是一个象形的符号,“头顶上方是使人的脸变得丑陋发青的水银街灯,它们呈不对称的V字形向着再无什么酒吧的一片漆黑的东方延伸而去。”
消失在日志和传说中,隐退在宗教的冥思中,生活在溜溜球的无聊中,“V.作为一头模糊不清的狩猎对象,像公鹿、雌马鹿或兔子一样被迫捕,又像一种老式的、古怪的或禁忌的性享乐形式一样被迫逐。”而在没有循环的历史中追寻V.,无疑是一个现代人生存的寓言,上帝创造了巧合,人类制造了镜子,而这就是我们的二十世纪,在一个名叫布兰达·威格尔斯沃思的歌声里:
我是拉格泰姆和探戈舞曲;无衬线的字体,纯几何学。我是处女头发的鞭子,腐朽激情的精致灵巧的镣铐。我是欧洲每一个首都的每一个孤零零的火车站。我是街道,是平淡无奇的政府大楼;咖啡舞厅,发条机械人,爵士乐萨克斯管;旅游女子的装饰小假发,仙女的橡胶乳房,总是报错时间、用不同的乐音奏鸣的旅行钟。我是死去的棕榈树,黑人的无带轻软舞鞋,旅游节之后的干涸的喷泉。我是黑夜的一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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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 肃自起立,无言而言
顾后: 《水滴》:人类文明落日前的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