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编号：C28·2050227·0720 |
| 作者：宋广辉 淮南 （主编） | |
| 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 | |
| 版本：2002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8.00元 | |
| 页数：350页 |
王小波对青年一代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在网上有这样一些年轻人，以写作的方式向王小波致敬。著名网络社区西祠胡同有一个公开讨论版，版名叫“王小波门下走狗大联盟”，这里云集了一大批王小波的FANS，他们大都激赏这位“文坛外高手”的作品，有些人在写作上也直追王小波，个别章节几乎可以乱真。他们的作品既借鉴了王小波写作手法上的优点，也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总体风格幽默有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困境的反抗，以及对真情和自由的追求。
 |
编号：C28·2041021·0712 |
| 作者：宋广辉 主编 | |
|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版本：2003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10.00元 | |
| 页数：422页 |
“王小波门下走狗”这一提法颇受争议。欢乐宋说：“我们该不该做走狗？我们该不该王小波做门下走狗？我们有没有资格做王小波门下走狗？——这些都是伪问题，根本没有争论的必要。王小波门下走狗的作品写得好不好？——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觉得这个年青人说得很有道理。与其在伪问题上作无谓之争，倒不如把它搁置起来，认真地阅读、思考和写作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看到有一群人如此喜欢小波，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令我感到欣慰。我早就知道，小波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在一些同周围的人群相比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创造力、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们的心中。”王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一群特立独行的狗》这本书的前言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
编号：C28·2040130·0692 |
| 作者：王小波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7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208页 |
“时代三部曲”之一。这是由一组虚拟时空的作品构成的长篇。这组作品写的是本世纪长大而活到下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跨世纪的生存过程中，回忆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的上辈、描述他们自己的人生。与其说这是对未来世界的预测，不如说是现代生活的寓言，是反乌托邦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未来世界不仅不比现在更好，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了现代生活中的荒谬。知识分子作为个体的人，被抛入日益滑稽的境地里。作者用两套叙述，在一套叙述中，他描写蹲派出所、挨鞭刑的画家、小说家，以及他们不同寻常的爱情；另一套叙述，则描写他自己作为未来的史学家，因为处世要遵循治史原则而犯下种种“错误”，最后他回到原来的生活、身分，成了没有任何欲望的“正常人”。这两套叙述时时交叉、重合。在所谓的写实与虚构的冲突里，作者创造出任由他穿插、反讽、调侃和游戏性分析的情境来。
这是一本永远带着运动特性的小说，从横向空间来看，对它的阅读横跨浙江、福建两省，途径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州等地，又原路折回，南来北往，辗转浙闽，对于208页的这本小说来说，够得上长途奔袭。但是对于空间距离来说，永远是阅读者的体验，书页只是粗糙的纸张的组合，文字错落，甚至有一点标点排版的细微差错，却并无任何因距离而产生的损失。但是一本小说的运动，在空间之外，还有时间。而这才是最关键的，是的，历史改变了一个时代，历史创造了一个时代。
我必须坦白，这是一本存放在书橱里长达七年的书，2004年的那个冬天，10.00元的单价让王小波符号进入我的视野，但都是一些虚拟的阅读，买了视作是自己拥有了，所以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以为“白银时代”未曾远去，它就在狭小的书房间里，那年，王小波逝世已经七年了，都是七年，这是一个巧合，七和七之间是多么不同，一个是死亡的时间，一个是诞生的时间，这是一个奇怪的循环，就像在《未来世界》里所说：“在中国，历史以三十年为极限，我们不可能知道三十年以前的事。”而“我的舅舅比我大了三十多岁”，这是一个王小波式的时间循环，所以我会被认为是另一个“舅舅”。在七年之后，我也把《白银时代》当成是新的文本——像从来没有存放于我的书橱过。我现在在动车的车厢里打开，看到《白银时代》的第一句话：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
谜语出现了：世界是银子的，前面的定语是：将来。这是一个有关未来世界的寓言，关于银子，关于银色，关于白银。两个舅舅，一个是患上心脏病的小说家，那是2020年；一个是没有执照的画家，那是2015年。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舅舅们并没有在未来世界里寻找到他们想要的生活，反而在世界的荒诞中遗失了自己最原始的身份。“我的舅舅是个作家，但是他生前一部作品也没有发表。这是他不受信任的铁证。””我舅舅是个无照画家，和比人不同的是，他总是忙些正事。“一个是心脏病患者，一个是外斜视，身体的疾病让他们在未来的世界里，丧失了知识分子引以为傲的东西，在荒诞的现实中他们甚至只能依靠肉体的错误来拯救自己身份的缺失。但其实，这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写未来就是为了寻找历史，未来和历史都可以远离现实，远离现在，在一种虚拟的世界中猜谜。
于是有了历史法，其中规定了历史的定义：“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无矛盾解释”。而对于史料，则是：1，文献；2，考古学的发现；3，历史学家的陈述。所以对于这一规定，“你想要过幸福的生活，只要弄张历史学家的执照就行了。”另外，还有一部小说法，其中规定，“小说必须纯出于虚构，不得与历史事实有任何重合之处”。历史和小说，我和舅舅，于是有了某种乌托邦的味道，有了某种离合的快感，因为对于虚构来说，“历史是一种护身符。”
在护身的历史中逃离，或许是王小波的一个计谋，但并不是全部，那个有关将来是银子世界的谜语，才是解开小说的至关重要的钥匙。什么是银色世界，从金属物质的理解来看，银的原子核是既不聚变也不裂变的，所以很契合王小波所说的未来世界，但其实这和金属没有关系，它是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历史分期方法，和元素周期表或金属材料的报价单一样，分成金、银、铜、铁四个时代，神创造了四代或五代人类，然后又不满意，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销毁，这里面有个不幸的规律，即人的品质与冶金技术的发展成反比，不过最后一代人类并没有被销毁，他们反而销毁了众神。王小波说：希腊神话里说，白银时代的人蒙神的恩宠，终生不会衰老，也不会为生计所困。他们没有痛苦，没有忧虑，一直到死，相貌和心境都像儿童。死掉之后，他们的幽灵还会在尘世上游荡。白银时代有着欢愉和痛苦，有着光明和黑暗，也有着神性和人性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样一个过渡时代，既没有直露错误，也没有影射错误，一切安好，那么走进历史实际上就是走进未来，走进一个充满诱惑、人人向往的白银时代，但这是一种陷阱，对于未来世界来说，其实是取消身份的历史，是充满寓意的历史，在这个非现在的时代，一切的美好都很恶毒，“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
我被取消了身分，也就是说，取消了旧的身分证、信用卡、住房、汽车、两张学术执照。连我的两个博士学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档案、记录都被销毁——纸张进了粉碎机，磁记录被消了磁。与此同时，我和公司（全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公司）的钱财帐也两清了——这笔帐是这么算的：我的一切归他们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内；他们则帮我免于进监狱。
在一个没有身份，甚至没有名字的未来世界，只有代号，只有F或者M，或者，舅舅也只是一个符号，不管是写小说的大舅舅，还是画画的小舅舅，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却一无所获，他们只在性爱中获得最起码的自我认同和尊重，在历史和未来的双中矛盾中，生活呈现出乌托邦的虚无和反乌托邦的痛苦，也就是说，未来并不是解脱的地方，甚至更为荒诞，更为无奈，“有关历史的导向原则，还有必要补充几句，它是由两个自相矛盾的要求组成的。其一是：一切史学的研究、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好的结论；其二是：一切上述讨论，都要导出现在比过去坏。第一个原则适用于文化、制度、物质生活，第二个适用于人。”历史和人都会犯映射、直露的错误，也都会丧失最起码的身份认同，所以在“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的谜语面前，只有更深的痛苦和无奈：“此时，我已是鲜血淋漓，在剧痛中颤抖着。只有最残酷的痛苦才能是我离开埃及的沙漠，回到这白银世界里来。”
其实，对于未来的白银时代，我并不解其意，我就像是一个符号，在文本的游戏中穿梭，但是直到掩卷的时候，我才发现读懂这208页也绝不是容易的事，现实没有穿越，只有存在，七年是一个历史的短暂时刻，来了又去了，小说继续着小说，历史继续着历史，在一段动荡的铁轨上讲述向死而生的故事：
假如这个故事有寓意的话，它应该是：在剧痛之中死在沙漠里，也比迷失在白银世界里好得多。
 |
编号：C28·2040130·0691 |
| 作者：王小波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7.00元 | |
| 页数：375页 |
王小波在1982年开始写作、经历十年，《时代三部曲》之一。 这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里，那个叫“王二”的人是一个青年的象征，总是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中，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他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王二是一个活得下去的无知者，“我记得那些日子里……似乎什么也没做。我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王二明白：“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王小波以梦为马，自由驰骋在男人与女人的梦中。《黄金时代》呈现了种种观点差别。
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称为王二，不动声色地开始讲述，讲到一个地方，不免就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来讲述。
——《革命时期的爱情》
不动声色地开始阅读，读到一个地方，便感觉不对，好像早就已经读过了这本书，625页的《青铜时代》，里面的《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都似曾相识，最后都变成了一种确定：我的确已经读过了，而且认认真真地读过了。读过是一种过去时，发生了的过去时，为什么在现在时的阅读状态里，会形成一种暂时性遗忘？是记忆会出现了偏差——因为在把《青铜时代》当成未读书目的时候，却把《黄金时代》标记了未读。遗忘之后是找回记忆，找回记忆之后是重新调整，把《青铜时代》放进了书柜，开始阅读《黄金时代》——过去时还留在过去的记忆中，现在时一定要进入现在的状态。
小小的插曲，从过去调整到现在时态，一切看起来变得正常，疑惑的是，“时代三部曲”为什么会首先看《青铜时代》，然后是《白银时代》，最后才是《黄金时代》？是不是一种逆反？三个时代或许并没有真正的序列，是作为读者自我的设定罢了，而当从遗忘中把时间纠正了过来，仿佛一部小说真正开始了叙述，但是叙述在无形之中，像时间一样不动声色地发生了转变：为什么“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要改变口吻用第一人称讲述？第一人称是“我”：“小的时候我想当画家，但是没当成，因为我是色盲。”或者，“前几年，夏天我们到欧洲去玩。当时我是个学生，乘着放暑假出来玩，和我一道去的还有我老婆，她也是个学生。”也或者，“我现在已经四十岁了，既不是画家，也不是数学家，更不是做豆的工人，而是一个工程师。”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前几年，甚至“已经四十岁”，都是把“我”置于现在的状态中，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有一种真切的感受，我之于我，才不会越过边界，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
但是，小说第一句却一下子把世界拉向了一种客观的存在，“王二年轻时在北京一家豆腐厂里当过工人。”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甚至到了1993年夏天，这个已经是现在的时间里，那个四十二岁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的人还是叫王二。王二是王二，不是王一，也不是王三，所以在王二被命名开始进入叙事展开情节的时候，王二是一个人，他活着的意义和其他第三人称的人一样，是被叙述的，但是在还没有真正展开情节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干涉了王二的存在方式：“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作‘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和其他王二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毛发很重的人。”王二是王二，王二不是王二，因为很多人都叫做王二，而作者在不是王二的时候，没有插过队，身材结实，毛发很重——作者是作者，而作者就是“我”？
把王二称作是同名兄弟，其实是“王二们”的存在，当然不是作者，也不是我，但是那个叫王小波的作者为什么要把同名兄弟都叫做“王二”，有时也把自己叫做王二？《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的第一句是：“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似水流年”的第一句是“岁月如流，如今已到了不惑之年。我现在离了婚，和我母亲住在一起。”而在“三十而立”里，第一句是“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一方面把王二从作者的世界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又把我叫做王二，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在我和他之间，叙事的主体和角度发生了改变，过去和现在交汇在一起，很多人和一个人混杂在一起，于是，在符号的解构和建构中，小说进入到了关于虚拟和真实的世界里：在真实的世界里，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小时候我跑到学校的操场上，看到了一片紫色的天空”，当胳膊被划破，比必须要“我”出场，“这是因为第三人称含有虚拟的成分，而我臂上至今留有一道伤疤。”一条疤从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因为一条疤代表着疼痛，代表着伤害，代表着真切的感受，“讲到了划破了胳臂，虚拟就结束了。”
王二是色盲，王二在塔顶的房子里磨豆浆，王二总是梦见那座塔，王二在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都在一种被叙述的层面上，都具有同名兄弟的虚拟性，也都没有那条疤的真切感受，只有返回到第一人称，才是真实的，才是现在时的，才是面对自己的，所以在虚拟结束之后，我才进入到真实世界，正是因为虚拟和真实之间存在的隔阂关系，王小波才会在这样的文本叙述中才能找到一种混杂的并置，“王二生在北京城，我就是王二。”——在隔阂和并置中，才会有一种脱离而进入、客观而主观、规范而叛逆、无性而有性、阴和阳的体验刺激，才会在牵强附会、最不可信以及处处受阻中拥有性爱的快感，“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就像“革命时期的爱情”，革命和爱情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三人称的牺牲品和第一人称的体验者，在分离和交融中，在取消主体和恢复主体中“自发地做一件事”。
革命时期里有作为厂长的老鲁，有“帮教”者的X海鹰，有帮助会，有强化治安运动，它们构成了第三人称“王二”的存在维度，“革命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莫明其妙的就会成了牺牲品。”革命时期所有人都可能成为王二，他们都是“王二们”，所以对于我来说，“在革命时期里，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已是一只猪，来换取安宁。”这看起来是某种逃避，但是在从第三人称转换成第一人称时，我想要的安宁变成了另一种革命：我会用父亲五八年的宣传材料擦屁股，我会在X海鹰对我进行教育时磨屁股，我会在作画、写程序中成为一个诗人，我会喜欢马尔克斯小说中创造的句式，“我喜欢的是他创造的句式，比方说——霍乱时期的爱情，简直妙到极处。仿此我们有：革命时期的发明，革命时期的爱情，等等。”从第三人称的王二变成第一人称的我的过程中，最真切地体验是，“我常常梦到X海鹰，把她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先亲吻，爱抚，然后剥光她的衣服，强奸她。”
吊在树上，亲吻之后是爱抚，爱抚之后是强奸，这是爱情还是暴力？或者说，当爱情变成爱欲，当爱欲变成性欲，当性欲变成暴力，“革命时期的爱情”也完全变成了“爱情意义上的革命”，革命的政治性、思想性、运动性完全被解构了，它在一种反政治、反思想和反运动中变成了另一种暴力，而对于我来说，“人活在世界上，快乐和痛苦本就分不清。所以我只求它货真价实。”货真价实才是第一人称的我存在的真正意义，这种从革命到暴力的转变，从虚拟到真切的改写，既是对所谓革命的一种悖逆，也是对革命的顺从，而这便成为了奇异的辩证法，“有一句古话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了革命时期，就是X海鹰治人，王二治于人。X海鹰中正彩，王二中负彩。她能弄懂革命不革命，还能弄懂唯物辩证法，而我对这些事一窍不通。”
不是虚构，因为站在X海鹰面前的只有一个我，不是想像，因为在这种对革命的消解和悖逆的过程中，它已经变成了行动，甚至用最极端的死亡方式体验暴力的快感，“我在X海鹰家里，双手擒住X海鹰的手腕，一股杀气已经布满了全身，就是殴打毡巴，电死，蹲在投石机背后瞄准别人胸口时感到的那种杀气。”最后作为我，在这样的行动中成为了一个具有完整性体验的男人：“它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使我勃起，头发也立了起来。”当X海鹰终于从“帮教”房间里出来，当她脱去了鲜红色针织内裤，当她赤条条地躺在棕绷大床上的时候，我的革命也就完成了，而从革命开始，到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它不是一种逻辑，在反逻辑意义上它甚至具有了普遍性，“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暴力快感、革命激情和性爱欲望，在从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变中获得了真切的感受，而在《黄金时代》里，这种悖逆式的解构更成为一种在人性意义上的“不无辜”。“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已经结了婚的陈清扬找我要证明她不是别人口中的破鞋，这个要讨论的事情有两点疑问：一是陈清扬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是破鞋，二是她为什么找我证明？这两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从让大家信服变成了让自己信服，因为关涉到的陈清扬和我都无法完成证明，甚至于证明本身就是从无辜走向不无辜：无辜意味着要符合大众的评判标准，意味着人是合理合法合规地生活着，或者说，“无辜”本身就是一个讨好别人的态度，而推翻“无辜”的观念，走向一种“不无辜”，就是走向自我，走向本性，走向自由。
陈清扬来找我，是因为大家都说她是破鞋，破鞋意味着结过婚的女人偷过汉，当她来找我的时候，我既不是权威，也不是领导，在不知道陈清扬私生活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就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无辜也变成了伪命题，而我提出的证明方式则直接指向了身体叙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大家设想的破鞋指向陈清扬的道德问题，而道德所直接反映的便是作风，便是和身体有关的行为，所以我以身体叙事回击别人的身体误读，也正是从虚构的身体回到真实的身体，无辜也便成为了对于不无辜的证明——用返回人性的不无辜推翻别人口中的无辜，解构就开始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这种否定式的肯定，或者肯定式的否定就是在本能意义上的消解，所以我对于不无辜的证明方法便是：陈清扬是处女；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一方面是这两点在别人那里都是难以证明的私事，所以不再是无辜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些私事又和我与陈清扬两个人有关，所以揭开了不无辜的生活：我在21岁生日那天在放牛的荒僻地方有了一次雄浑有力的勃起；我开始关于自己的欲望，想爱想吃想在一瞬间变成半明半暗的云成为了我的真实想法；甚至我想和陈清扬性交，想研究她的身体结构——走向真实身体，走向私有生活，走向本能欲望，这种不无辜便是让我们进入到了“黄金时代”：“陈清扬说，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但是她清白无辜。她到现在还是无辜的。听了这话，我笑起来。”在山上的小屋里，我和陈清扬好上了，我的小和尚开始直挺起来，陈清扬脱光了衣服乳房坚挺，在不无辜的生活里，我们走向了那个时代的反面，或者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这是时代的本质便是真实，便是赤裸，便是面对面的身体，“照我的看法，每个人的本性都是好吃懒作，好色贪淫，假如你克勤克俭，守身如玉，这就犯了矫饰之罪，比好吃懒作好色贪淫更可恶。”
但是两个人要证明自己的不无辜，显然在那个时代也是一种乌托邦，因为无辜依然充满了荒诞的力量，党代表、队长、人保组、团长，都拥有集体话语权，批斗、斗争差，都构成了对于私生活的剿灭方式，“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写交待材料，他还说，我搞破鞋群众很气愤，如果我不交待，就发动群众来对付我。”而我们只能以逃跑的方式来对抗，而最后的胜利其实证明的无非是不无辜的可能意义，“但是谁也没权力打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即使之后和陈清扬分开再也没有见过她，但是在两个人的黄金时代，不无辜成为维护自身的实践，成为真实的身体叙事，反倒变成了真正的证明。《黄金时代》之后是《三十而立》，我已经从学校毕业，已经和二妞子结婚，已经在大学任教，“三十而立”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社会人？已经被纳入到了社会规范体系里？
其实依然是不无辜，依然是身体叙事的再展开——我邂逅了曾经交好过的小转铃，一种重逢揭开了身体的记忆，而记忆之中的那首诗就直接指向了身体的敏感部位：“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倒挂的性器官，性器官入诗，这些都是对于社会人的颠覆。除了性意义上对于婚姻的颠覆，我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虚伪》，首先证明的是作者王二的不存在，“我那篇论文是这么开头的：假若笛卡尔是王二，他不会思辨。假若堂吉诃德是王二，他不会与风车搏斗。王二就算到了罗得岛，也不会跳跃。”这种不存在具有一种普遍性，“不但王二不存在，大多数的人也不存在，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大多数人不存在，因为他们都在虚伪的社会中不会写和阴茎相关的诗歌，而在虚伪的规则和不存在的“王二们”之外，我作为第一人称便成为了存在本身：“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
存在本身是赤裸的身体，是倒挂的阴茎，是不无辜的生活，甚至是生命本身——在那个父母使用避孕套的夜晚，因为是旧货，后来破了，我便漏了出来，有了生命——从性生活本身开始，在一种社会性的束缚中漏出来，这种生命的诞生既回归到了欲望本身，也突破了规则，三十而立，立的就是和身体有关的真实欲望和存在本身。而在《似水流年》中，离婚和父母住在一起，又遇到了旧情人线条，而线条是李先生的妻子，这种关系又遭遇到了社会性的问题，但是正如不无辜一样，正如性器官倒挂一样，在“似水流年”中我的回忆变成了另一种身体叙事。回到那个年代，是李先生从香港赶回来贴大字报，最后被人蹿了一脚导致“阴囊挫伤，龟头血肿”；是贺先生无法忍受批斗从楼上跳下，死去时那个东西却直挺挺在那里——一种是和政治有关的受伤，却最后成了留在身体里的符号，一个是和政治有关的死亡，却最后变成欲望的不死，“不管他是在什么时候直了的，都只说明一件事：在贺先生身上，还有很多的生命力。”
打击和死亡，是那个时代在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常事，它们最后都回归到了和身体本身，所以对于我来说，和线条“似水流年”的生活，便也成了对于自我本能的一种展现，“似水流年是一个人所有的一切，只有这个东西，才真正归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是片刻的欢娱和不幸，转眼间就已跑到那似水流年里去了。我所认识的人，都不珍视自己的似水流年。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件东西，所以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甚至暴力、死亡本身也是生命力的体现，“临刑前的示众场面，血迹斑斑酷烈无比的执行，白马银车的送葬行列，都能引起我的性冲动。在酷刑中勃起，在屠刀下性交，在临终时咒骂和射精，就是我从小盼望的事。”社会性的革命，时代性的暴力，最后变成了私有的、欲望层面和革命和暴力，即使似水流年，也不是矫饰，也是一种真实，“虽然死法各异，但每个人身上都有足以让他们再活下的能量。”
死和活，政治和欲望，规则和生活，权力和身体，无辜和不无辜，都构成了一种对立，但是从云南插队时的陈清扬，到回忆中的小转铃，以及旧情人线条，在和女人的关系里，作为王二的我充分展现了性意识和性仪式，回到存在本身，创造黄金时代，这是一种对道德意义的颠覆，这是一种对荒诞时代的改写，这是对社会规则的涂抹，但是个体力量真的可以在不犯矫饰之罪中让阴茎挂下来，真的可以在不无辜中让生活具有最原始的冲动？《我的阴阳两界》似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患了阳痿——与其说我是身体上的阳痿，不如说我是政治上的阳痿，“阳痿根本就是一种思想病。换言之，上面的思想端正了，下面也会端正。”就像我干不正经事写小说，被退稿到党委办公室，退稿信里不是关于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建议对投稿人加强思想教育”，所以当阳痿成为一种社会症候，其实折射的是阴阳两界存在的对立。
“这叫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生活，它也有阴阳两界。在硬的时期我生活在灯光中，软了以后生活在阴影里。”光明和阴影割裂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一个是思想端正的，一个是道德低下的，一个是文明社会，一个是野蛮社会，就像李先生所拥有的汤恩比的历史哲学，其中说到，“人类的历史分作阴阳两个时期，阴时期的人类散居在世界各地，过着吃了就睡，睡足了再吃，浑浑噩噩的生活。后来人类又到一些河谷平原聚群居住，有了文明，一切烦恼就由此而起。”当文明意味着正常、规范、有思想，它必然造成另一个世界的阳痿。而我的医生却是女人小孙，在性接触开始的治疗中，身体却被激活了，“后来她把身体俯得更低了，这时我能感到她呼出的热气。等到事情完了，她在我身边躺下时说道：咱们俩同时达到了性高潮。”但是这却是一个悖论，或者说在阴的同时阳存在着，在硬的同时软存在着，我们达到了性高潮，然后是结婚，然后是分到了房子，然后我知道小孙是个女权主义者——在重新回到社会层面，回到正常、规范、有思想的世界之后，我的阳痿便成为一种过去式，但是这何尝不是另一种阳痿的开始？我开始参加学校会议，我开始成为中年骨干，我开始准备去美国进修，“院长对我说，咱们医院懂电子的人少了，你的病好了，就得多干点。”
“本书的三部小说被收到同一个集子里，除了主人公都叫王二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我又成为普遍主义的“王二们”，我又进入了第三人称的叙事中，但是在讥讽中，在戏谑中，“不免就要改变口吻”地成为我自己，在不无辜的证明中，在存在本身的黄金时代里，在阴茎倒挂的似水流年中，我就在反熵过程中回到了只属于自己的身体本身，“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但是这是说人类。具体说到自已，我的行为依旧无法解释。再顺便说一句，处于反熵过程中，绝不只是我一个人。”
 |
编号：C28·2001018·0539 |
| 作者：王小波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 |
|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29.00元 | |
| 页数：625页 |
《万寿寺》中有一句对话：“小王是人才嘛！”王小波的确是个人才。在《青铜时代》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个被篡改的历史故事，王小波在其中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使我们轻易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情爱演变成了无休止的欲望，那段鼎盛的唐朝成了压制情欲的工具，所以你找不到故事的中心，在王小波的带领下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