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魔的搏斗》中，茨威格把三位人际际遇相似，内心世界相近的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集在一起，而尤为重要的，他们都受一种自己所控制不了的力量所支配，即茨威格称为“魔”的力量，因此他把这本书的命名为“与魔的搏斗”。魔的原文（Dämon）缘于希腊语、拉丁语，指的是一种通过经验无法理解的、控制人的理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除了破坏力，还拥有一种创造力。在茨威格眼中，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是最有魔性的典型形象，他们创造出了伟大的艺术作品，却也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被推向毁灭，这三个英雄式的人物，被命运的神秘和创作的魔力抓住，在焦虑、紧张的挣扎与矛盾中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终因可怕的精神障碍、致命的知觉迷乱， 或疯狂或自杀。这部传记是茨威格《精神世界的缔造者》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这个三部曲在茨威格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他赢得世界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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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Z42·2151022·1224 |
| 作者：【奥地利】茨威格 著 | |
| 出版：译林出版社 | |
| 版本：2011年07月第1版 | |
| 定价：16.80元 | |
| ISBN：9787544717885 | |
| 页数：196页 |
平素缓慢地先后或平行发生的事件，凝聚到决定一切的唯一的瞬间：唯一的一声“行”，唯一的一声“不”，太早或者太迟，使这一时刻长留史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
唯一的瞬间是1837年“电报机第一次使迄今相互隔绝的人们的经历成为同时性的”那一年？是1910年10月列夫·托尔斯泰“从那些与他最亲近的人那里逃得远远的”那一月？是1513年9月25日“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不为人知的最后一个海洋”的这一天？是1848年1月约·奥·祖特尔·加利福尼亚将旧金山这一个贫穷的渔村变成黄金国度的那一夜？是1815年6月18日格鲁希“胆怯地死死抓住皇帝命他追击败退的普军的书面手令不放”的那一秒？或者是1513年巴尔博亚冒险站在那里看见太平洋的地峡？是1453年拜占庭最终陷落的那扇被遗忘的小门？是1917年列宁向人民作第一次讲演的那架坦克？没有太早或者太迟，没有别人，甚至没有按照计划行进的必然，就在那唯一的一声“行”和唯一的一声“不”里，把时间固定在那里，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一个时刻，这一个他人，便叫做历史。
此时此刻的是现实，它只有发生，只有进行，甚至当它回望过去的时候，它也无法准确地预言未来必然发生的大事，所以在现实的时间里做出的决定，在进行的时间里被凝聚的瞬间，它是唯一的，不可更改的。1917年4月，当列宁乘坐的那列火车从瑞士边境呼啸着穿越德国前往彼得堡的时候，或者是一种必然的革命行动，“他必须回俄国去，他必须取代其他人进行他的革命，在政治上进行真正的、诚实的革命。他必须回去，不久就回到俄国去；回去，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回国，在列宁眼前呈现的是一个固定的方向，可是在这之前，他是迷惘的，从这个国家开始逃亡，没有巨大的钱财，没有经营的贸易，他的方向逆着自己的革命报复，如果仅仅为了理想，他回去，只能和那在战争中牺牲的上百万人一样白白死去，即使如殉道者，即使为自由、正义和永久的和平而死，具有革命的意义，也无法打破最终的黑暗，所以逃亡之后的遭遇，迷惘之后的找寻，是为了将唯一的计划变成现实，将可能的行动变成必然。那一天三点十分的火车，“从这个时刻起世界的时钟有了另一样的走法。”也是因为他最终看见了火车驶向的终点，看见了旧时代秩序的破灭近在眼前，所以他要在坦克上做一次演讲，从此，属于他的是“震撼世界的十天”，从此，一枚炮弹发射出去，从此，一个帝国、一个世界被摧毁。
从此，这一个瞬间便成为唯一的时刻，唯一的历史。这种在偶然中坚持必然的追求也同样在居鲁士·弗·菲尔德身上，从1837年的第一次试验电报成功，到1858年跨越大洋的电缆完成信号传输，看起来都是对于世界的巨大意义，但是，对于菲尔德来说，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根本不同的界定，电报使相隔绝的空间产生同时性，但是在隔离的大海中，最后的联合还是遇到了障碍，甚至在7月28日实施的计划中，“伟大的工作”最后却变成了一次失败，“唯一的一天创造了一切，唯一的一天毁灭了一切。”对于菲尔德来说，资金完蛋，信用丧失，“那根无用的电缆躺在大洋深不可测的海底，像传说中缠绕地球的巨蛇。”但是如果菲尔德就这样退出，那一唯一的瞬间就可能向后迟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是必然的追求就在于和列宁的那个决心一样，“突然，这个人出现了。看啊，还是原来那个人，依然怀着同样的信念、同样的信心，还是那个居鲁士·弗·菲尔德，他从沉默的流放中、从恶意的蔑视中复活了。”第三四次横渡大西洋，再次出现在伦敦，再次筹集的60万英镑，终于使得1853年7月28日定格为人类跨越海洋的一次胜利。
像是注定要有的胜利，无论是列宁逃亡中寻找机会，还是菲尔德不屈的精神，都为这个世界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而在坚持的世界里，“亨德尔的复活”，“一夜天才”鲁日·德·利勒上尉都成为历史意义上的唯一，一个“从地狱归来的人”，在脑中风之后却依然在坚硬的躯壳中爆发出难以捉摸的活力，这是一种不被毁灭的意志，这是被唤醒的生命力，这是对“不朽的追求”，“雄健的词句传达的呼唤”是对自己的勉励，从此他变成了与上帝一起创作的人，那一部《弥赛亚》使他又成为宇宙的创造者，正如剧作名字一样，是一种真正的拯救：“他满怀感激之情爱这部作品，因为它把他从自身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解脱。”而在德法战争期间，在新自由和旧秩序之间，1792年的《马赛曲》也成为一种拯救，它是不朽，它是创造，它是伟大，“鲁日的这首圣歌很快被称为《马赛曲》，它的第一个伟大的胜利是在巴黎。”——从此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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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历史永远是一个唯一 |
“它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于全人类的命运。”历史意义的一瞬有时候本来就站在人类的舞台上，列宁的政治革命、菲德尔的技术革命，亨德尔的意志胜利和《马赛曲》的精神激励，是一种宏大的叙事，但是在决定一个民族的存亡，决定全人类的命运的唯一瞬间，并不都是一种激励，一种胜利，一种不朽，在民族、国家以及人类之外，最直接的体验者是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一个真实的人，以及一个唯一的人。这个人是1910年10月末“逃向上帝”的列夫·托尔斯泰，他《在黑暗中发光》里没有预设一个结尾，而这个悬置的结局无非是他再也无法成为那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人，25年之后的犹豫最后变成行动，这不过是另一部戏剧的开始，出逃是不再回来，出逃是死亡。那两个学生问他：“您为什么不同我们站在一起？”那两个学生替他回答：“终归您必须从您的书桌旁挺身而起，公开地、明确地和不顾一切地站在革命的一边。”在他眼前的是黑暗还是光明？是逃亡还是革命？是和平还是暴力？“没有一个道德的秩序能通过暴力而强行建立起来，因为每一种暴力不可避免地又制造出暴力。一旦你们拿起武器，你们就制造出新的专制。你们不是去摧毁它，而是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这或者是托尔斯泰对于他们最可能的回答，所以不知道仇恨不制造仇恨的他，只能最后选择逃亡——在长久的等待中逃亡，在长久的犹豫之后逃亡，不是为了杀人的革命，是为了杀死自己，“这种死亡才充实了他的生命，才使他的生命变得神圣。”
一种灵魂的拷问，让托尔斯泰变成了另一个人，而这另一个人就是真实的自己，一个未完成的戏剧悲剧，一个家庭的隐秘故事，最后在“逃向上帝”中成为一个牺牲者，而正是这种牺牲成为他自己：“托尔斯泰经过一些充满戏剧性的冲突之后，出逃了，而且为了去寻找那种壮丽的、典范的死亡，他出逃得正是时候，这种死亡赋予他的生命以完美的形式和威严。”没有行李，没有告别，穿上靴子和皮衣，悄无声息地消失，所以有时候自己是一个消失的符号，他只留下他的名字，他的故事，他的剧本，以及他的历史，而对于他本人来说，那可能就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当1912年的斯科特在北极的冰冻中写下最后一篇日记的时候，他把“我的妻子”改成了“我的遗孀”，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妻子是生前的称呼，而遗孀只能代表着另一个人的死亡，在生前看见自己的死亡，和北极一样的冷酷现实面前，这唯一的瞬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自己变成了“他者”：“在壮烈的搏击中，英勇的死，死犹胜生，奋发向上直抵无穷的意志将会从失败中复活。”
复活是在历史意义上而言的，而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妻子永远变成了遗孀，而这个“可怕”的字眼，在唯一的一声“行”和唯一的一声“不”中，总是会不断地闪现。1513年9月25日之前的努涅斯·德·巴尔博亚是一个冒险者，是一个阴谋家，甚至是一个屠杀者，他躲在大木箱里“大胆地绕过迭戈·哥伦布的封锁线而没有被人识破诡计”，他在驶过巴拿马地峡之后对土著人进行血腥屠杀，他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并把总督赶出去，他为了占领为了博取不朽的荣名，开始了向着穿越地峡进军。而在9月25日，当他站在那望见太平洋的山上，那个时间便属于全人类，属于不朽：“他要自己一个人、永远就他自己一个人，成为横渡我们这个宇宙的浩瀚的大西洋之后又看见另一个未知的大洋——太平洋——的第一个西班牙人，第一个欧洲人，第一个基督徒。”当人类知道地球上迄今不为人知的最后一个海洋，这一天的意义在一个人完成之后，便成为了历史，而在历史之中，他作为一个个人，又从历史中退出：“刽子手刀光一闪，人头落地，一秒钟后，看见环绕着我们这个地球的两个大洋的第一双眼睛便永远地闭上了。”
即使他被称为“不朽的逃亡者”，也是对于那一个发现太平洋的历史而言的，成为“他者”，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种偶然，偶然的一天，偶然的行动，偶然的伟大，在历史上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在个人意义上，却注定是一种颠覆。而滑铁卢决定胜利的一瞬里，命运之神无非也是开了一个玩笑，那个叫格鲁希的元帅，只是拿破仑征服世界里极为平庸的一个人，一个从来只“死死抓住皇帝命他追击败退的普军的书面手令不放”的人，他不是英雄，不是战略家，在滑铁卢战役中，当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一个老实平庸的人，对于历史做出错误选择的时候，是一支军队的死亡，是一个皇帝的失败，是一个帝国的覆灭，而做出这个决定仅仅只有一秒：“格鲁希想了一秒钟，这一秒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它，在滑铁卢附近的一家农舍里的这一秒钟，决定了整个19世纪，而这一秒钟却取决于一个相当勇敢却又相当平庸的人的嘴巴，掌握在一个神经质地揉着皇帝的一纸命令的人手中。”
对于巴尔博亚来说，一天而成为历史，对于格鲁希来说，一秒而成为历史，而在一天和一秒里，他们从冒险者变成伟大的发现者，从忠心的元帅变成帝国的毁灭者，就像在《玛里恩浴场哀歌》里失去感情激情的歌德创作了伟大的《浮士德》，就像在旧金山这个荒凉的地方，他变成加利福尼亚皇帝，每一瞬间都是唯一的，而当唯一的时间变成历史的时候，他们早就是那个没有计划的“他者”，没有人能改变，没有人能回头，历史的巨轮总是碾压着这些个体的命运而前进的。
像是一个悲剧，个体的悲剧充满了偶然性，而历史的悲剧有时候也只是一个偶然。1453年5月29日这个在东西方文化和宗教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日子，就是在一扇被遗忘的小门里，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东西方信仰之间的矛盾在拜占庭这个城市里书写着古老的神学鸿沟，即使1451年12月的那一次和解，也只是将多年罪恶的争吵暂时平息了而已，东方和西方，一种信仰和另一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某种战争才能平衡。马霍梅特的进攻计划开启的是东罗马帝国皇帝的千年古城墙和新苏丹的新大炮之间的决战，他的天才计划是将舰队从外海经山岬角运到金角湾内港，只能在水中航行的船只一夜之间翻山越岭，穿过葡萄园，穿过田野和森林，从一个海域运到另一个海域，向着拜占庭最后的城墙进攻，旷古奇闻变成了兵临城下的威胁，即使有十二名勇士如阿耳戈船式的远游，但是威尼斯和教皇全都冷落了拜占庭，忘却了拜占庭，对于他们来说，像是一个必然。只不过，那个夜晚，东罗马的末代皇帝同他的帝国一起在这个日子同归于尽，而这种覆灭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凯卡波尔塔那个被遗忘的小门，打开了整个西方倒塌的出口，历史更增添了它的悲剧性。
革命和战争，科技和宗教，地理大发现，以及宗教斗争，它们都是一部厚厚的历史，而陷在这历史里面，是唯一发生的现实，是唯一经历的他们，是唯一不可改变的时间，偶然，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他们是更好的自己，还是从未预料的“他者”，唯一的瞬间里没有可能，没有虚构，没有下一次，“向来是：一个民族，千百万人里面才出一个天才；人世间数百万个闲暇的小时流逝过去，方始出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人类星光璀璨的时辰。”而当他们成为闪耀的群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其实是带着苦难和沉重，带着死亡和壮丽，成为另一个人：
在这一秒钟里
他成了另一个人，
一千多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
他同他一样，
自从死神灼热的一吻
便须为苦难而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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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W47·1951205·0219 |
| 作者：（奥）茨威格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86年4月第一版 | |
| 定价：1.40元 | |
| 页数：244页 |
加尔文，16 世纪瑞士宗教改革后的独裁者，卡斯特里奥，贫穷的自由主义着。独裁与自由，这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以卡斯特里奥英雄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对于这场四个世纪以前的斗争，茨威格除以“苍蝇撼大象”式悲剧的同情外，更多表现他对思想自由的向往和良心的呼唤。16世纪的故事不会发生了，而茨威格却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下选择在他国自杀，他的结局似乎又再现了16世纪的卡斯特里奥最后的命运。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我们可以把这场持久的斗争无论叫什么两极都可以：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
——《引言》
甚至写成了“异端的权力”，中文书写的一字之差是一种态度的区别，是一种力量的分界，是一种信仰的差异，权利和权力，正如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个闪烁着自由的光芒，一个渗透着残酷的力量，一个是宗教宽容的斗士，一个是暴力镇压的象征，一个追求自由和理想的人道主义，一个则是追逐个人意志下的超基督化的王国，但是当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对话，变成“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的斗争，变成“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的选择的时候，却在16世纪的宗教履历上，变成了“苍蝇撼大象”的黑暗历史。
“后代将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我们还会退化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卡斯特利奥在一五六二年的《论怀疑的诡计》中写下的这句话被茨威格引用在题辞上，仿佛是对茨威格生活的“后代”的一次预言，当自由精神已经成为人道主义的需求，当灿烂的文明之光照耀着人类，为什么还会退回到黑暗之中？历史的黑暗是信仰的黑暗，是灵魂的黑暗，也是人性的黑暗，当加尔文利用手中的权力扼杀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的权利，到底是颠覆了什么，到底是毁灭了什么，到底死去了什么？所以当茨威格审视十六世纪这场著名的斗争，再回到自己的时代的时候，他感慨的其实是作为后代的悲哀：“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但是不管是异端还是渎神，毕竟手中还掌握着那一种权利，用正义的书，用不知畏惧的灵魂，用坚强不屈的良心，用渴望自由的心，甚至用自我牺牲来成仁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可以战胜手拿剑和火的暴君，完全可以撼动屠杀了良知和生命的庞然大物，最后权利其实就应该成为另一种权力，为理想找到它应该存在的位置：“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理想的意义不是为现时代的人看见，而是在人们的设想里，在人们的努力中，“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在茨威格看来，权力之于加尔文来说，是被攫取的。当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神学家领导了那一场宗教改革，他们的目的是打破教会的至高无上权力，打破经院哲学的垄断和对世俗个人的统治，还原到“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的最本真信仰中。但是破之后的建，其实比破本身更困难，而当一五三六年的日内瓦市民在广场上投票诞生了自治城，当他们举起右手宣告新的宗教生活开始之后，宗教改革却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暴政。被称为“法国的路德”的法里尔推进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不仅是不彻底的，而且是没有创造性的，他甚至只是凭着冲动和狂热推翻了旧秩序，却无法建立一个新秩序，“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而他以仆人和奴隶的方式跟随着的加尔文便成为这场宗教改革最后的领袖和主子。
写作了象征宗教革命完成的《基督教原理》，具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建立了无法抗衡的权威，这个比法里尔年轻二十岁的革命家俨然成了统治者，而其实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宗教领袖，其实关于宗教改革之后选择的激进路径相关，在改革之时，日内瓦的最后一批教士、牧师、修士和修女们都被从修道院赶出来，教堂都被清除了偶像和“迷信”信物，这是暴徒们的胜利，而在宗教理论中，激进的思想从福音教义中被抽离出来，不管是泛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不管是盲信者还是狂热者，都在所谓的宗教改革中将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而作为领袖的加尔文更是攫取了宗教改革的果实，就像他身为“法国流浪者”的身份一样，在日内瓦这个异国他乡建立了完全属于个人权力的宗教帝国。
他自称代表“上帝的光荣”，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改变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同日内瓦就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造物主和芸芸众生。”这是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次尝试，但却是一次把自由推向专制，把信仰推向黑暗的尝试：“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而他显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先知，是造物主，是法律，但更是暴君——就像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穿着的黑色衣服，就像他酷似石灰岩的脸，就像他没有任何娱乐的生活，在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中，却是永远的严肃、死亡和冷酷，是永远的孤寂、遥远和冷漠。
他对自己私生活的拒绝，对传道的坚毅要求，让他成为一个接近上帝教义的人，但是这种严峻和冷酷，却是一种“敬畏上帝”的阴影，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灭杀，甚至在加尔文看来，在上帝面前，不需要爱戴，只需要敬畏，就如自己所说：“我的健康好象是一个长期的死亡。”他是一个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而这样的领袖最终必然需要绝对的服从，“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他的教规便是一切，所以当日历上的全部节日被消灭，当一切的偶像被横扫，不管是宗教还是世俗，其实就只剩下一种制度，只剩下一个权威，就只剩下一种声音。
于是，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仪式时微笑，他便被除以三天的关押；一个人因炎热困倦在布道的时候睡觉，他便被坐牢；有人在早餐时吃糕点，罚三天只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市民玩九柱戏，结局是坐牢；一个男人拒绝给儿子命名为亚伯拉罕，结局也是坐牢；一个盲琴师弹了舞曲，他便被无情地驱逐出城；一个寡妇扑在她丈夫的坟上，她被传到宗教法庭，告诫后下令做苦工赎罪……没完没了的处罚之外，是对人类冲动和欲望的监控，“从他独裁统治开始，这卓越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即所谓的“法令条款”）铁丝网里放牧。”而这种独裁导致的结果是：在他统治的头五年时间里，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禁止，禁止，还是禁止，日内瓦这个“新耶路撒冷”，却成为了一所人间的监狱。
而对于加尔文统治期间，最极端的事件便是“塞维特斯事件”，一个唐吉坷德式的神学家，一个无礼的西班牙人，一个具有不妥协精神的青年，最终因为对加尔文的教规存在质疑，因为对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却变成了“不信耶稣为神的异端”，最后却成为“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他的身体被关押，他的书籍被禁止，他的思想被审判，而最终他被绑上了火刑柱，在熊熊烈火中被消灭，“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热情地向往永恒，那曾经是神圣灵魂飘动的碎片，现在缩成了一堆。”
但是塞维特斯的死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下场，他相信上帝，他信奉上帝，在被绑上火刑柱的时候，他说出的一句话是：“除了呼唤上帝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在大火中成为灰烬之前，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上帝和耶稣，他渴望宽恕自己，拯救自己，甚至怜悯自己，但是为什么会在加尔文的傲慢、暴力中成为牺牲品？这是以顽固对顽固，这是以狂热对狂热，“送塞维特斯上火刑柱的，并不是时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尔文的个人独裁。”
不管是曾经发起的反塞维特斯运动，还是最后判决他接受火刑，只是因为塞维特斯变成了加尔文绝对权威的敌人，“加尔文这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拒绝他的上帝概念，从而否定了上帝的人。”这是新教徒第一次对一个异端除以可憎的死刑，而加尔文更想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如在判决中所说：“我们判处你，米圭尔·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书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的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犯罪人们的警告。”
加尔文成了上帝，仿佛代表上帝在行使末日审判的权力，但是在这场令人恐怖的屠杀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火焰中退缩，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警告中害怕，卡斯特利奥出场了，并且勇敢地站在所谓异端的位置上，以宗教宽容的理想来反对加尔文的暴政。什么是异端？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成为加尔文口中的异端？其实从新教的教义而言，异端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因为新教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权阐释，在《圣经》中，甚至只有关于渎神的说法，而根本没有异端的概念，而在宗教改革时，路德提出的是把异端和煽动分子区分开来，把规劝者和叛逆区分开来，而所谓的异端其实只是和加尔文的思想不一样的人，所以卡斯特利奥对于加尔文的质问是：“异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认为，宗教的真理就在于它的神秘性，就在于它的可阐释性，“如果所有的东西是象上帝的存在那样一清二楚的话，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务上想到一条路上去。”
异端甚至只是教派之间不同观点导致的相对概念，天主教可以说加尔文派是异端，加尔文派也可以说天主教是异端，但是即使存在着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也不能像塞维特斯一样，被残酷地绑在柱子上烧死，“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所以卡斯特利奥开始了“良心反对暴力”的斗争，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他不是要改变所谓的信仰，而是要结束这样的暴政，他不是要还那些反对者一个清白，而是要争取所谓异端的权利。他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而一五五四年的檄文，真正的意义是一种宗教宽容，是一种良心和道德，是一种人道主义，是对于生命的尊重：“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
卡斯特利奥吹响的是人道主义的号角，“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在质疑和谴责之外，甚至卡斯特利奥的文辞中也充满了和加尔文完全不同的那种对不同观点者的宽容：
我也可以呼吁上帝的。因为你已经呼吁他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控告。我要向他呼吁，因为你不公正地谴责了我。如果我说了谎而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祈求上帝按照我罪过的程度而进行惩罚。同时我请求我的同胞剥夺我的生命和荣誉。如果我说了真话而你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起诉者，我祈求上帝保护我免于堕入我敌手所设的陷阱。我还要祈求他在你死之前给予你悔过的机会，那样，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于危及你灵魂的拯救。
这是一个是有自由精神而没有偏见的人的语调，是永存的人道主义气质，是唯一的愿望是保留自己持有个人意见权利、与世无争的人，而相比于加尔文，似乎是邪恶的，是欺骗的，是暴力的，是独裁的，甚至在茨威格看来，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中他就曾经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是当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这些人道的要求。
良心反对暴力，人道主义反对独裁主义，但是在加尔文的宗教王国里，卡斯特利奥其实也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异端，卡斯特利奥化名马丁努斯·比利斯而写就的那篇文章使得他变成了“比利斯主义者”，而“比利斯主义者”在日内瓦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对于卡斯特利奥本人，则是文章被禁，观点被攻击，他被称为“撒旦的特选子民”，甚至加尔文利用权力打算把这个异端同样送上审判庭。这是“暴力干掉道德”的开始，它以反人道的方式继续上演着个人权力。只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在卡斯特利奥的个人预言中，这一场悲剧没有再发生，当一五六三年卡斯特利奥逝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良心反对暴力唤醒的是人道主义，暴力干掉道德折射的是独裁的可怕，即使在加尔文的僧侣政治中，教育提到了更高的位置，科学得到了进行的栽培，甚至个人主义的欲望被抑制，而不断接近“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但是当他把世界当成是极权主义的舞台，当他把神学概念变成了实体，在僵死的教规中没有了生气勃勃，没有了快乐，没有了多样性，“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而这正是加尔文的独裁带来的历史悲剧，茨威格说：“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中透出的是深深的无奈。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卡斯特利奥的宗教宽容带来的人道主义，毕竟成为人类追逐文明的自由之光，加尔文的教规化、清教徒化、日本内化只是在欧洲的小部分取得了胜利，而在更大的范围里，更长的历史中，政治自由的思想得以发展和传播，“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而这种自由和民主是新教在“两极相通”中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而到了十九世纪，“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但是对于茨威格来说，这并非是全部，“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在二十世纪的“后代”，在纳粹统治的现在，却依然有独裁的统治，依然有对教规的盲信，依然有对自由的扼杀，依然有超越国家权力的个人意志，但是在卡斯特利奥的灵魂和良知世界里，茨威格却看见了一个时代的希望，那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毫不畏惧的灵魂，就是坚强不屈的良心，就是一种“异端的权利”的人道主义：
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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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51029·0180 |
| 作者：（奥）斯蒂芬·茨威格 | |
|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82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2.80元 | |
| 页数：641页 |
对家庭有天生幽闭欲望的茨威格，一生中在不停地逃避现实的一切，在作品中便深入人物的内心作一番自得其乐的剖析，而战争的阴影终于使他无法满足创作带来的暂时安宁，这位二战期间最优秀的德语作家选择在远离故土的巴西自杀。这位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大为推崇的作家选择以情欲做为小说创作的主线，《芳心迷离》、《巫山云》与社会隔绝，在情欲的满足下毁灭自己，这种震撼性在茨威格眼中成了一种享受，恐惧却快乐。内收16部小说和《绝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