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2-14 《异端的权利》：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我们可以把这场持久的斗争无论叫什么两极都可以：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
——《引言》
甚至写成了“异端的权力”，中文书写的一字之差是一种态度的区别，是一种力量的分界，是一种信仰的差异，权利和权力，正如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个闪烁着自由的光芒，一个渗透着残酷的力量，一个是宗教宽容的斗士，一个是暴力镇压的象征，一个追求自由和理想的人道主义，一个则是追逐个人意志下的超基督化的王国，但是当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对话，变成“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的斗争，变成“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的选择的时候，却在16世纪的宗教履历上，变成了“苍蝇撼大象”的黑暗历史。
“后代将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我们还会退化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卡斯特利奥在一五六二年的《论怀疑的诡计》中写下的这句话被茨威格引用在题辞上，仿佛是对茨威格生活的“后代”的一次预言，当自由精神已经成为人道主义的需求，当灿烂的文明之光照耀着人类，为什么还会退回到黑暗之中？历史的黑暗是信仰的黑暗，是灵魂的黑暗，也是人性的黑暗，当加尔文利用手中的权力扼杀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的权利，到底是颠覆了什么，到底是毁灭了什么，到底死去了什么？所以当茨威格审视十六世纪这场著名的斗争，再回到自己的时代的时候，他感慨的其实是作为后代的悲哀：“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但是不管是异端还是渎神，毕竟手中还掌握着那一种权利，用正义的书，用不知畏惧的灵魂，用坚强不屈的良心，用渴望自由的心，甚至用自我牺牲来成仁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可以战胜手拿剑和火的暴君，完全可以撼动屠杀了良知和生命的庞然大物，最后权利其实就应该成为另一种权力，为理想找到它应该存在的位置：“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理想的意义不是为现时代的人看见，而是在人们的设想里，在人们的努力中，“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在茨威格看来，权力之于加尔文来说，是被攫取的。当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神学家领导了那一场宗教改革，他们的目的是打破教会的至高无上权力，打破经院哲学的垄断和对世俗个人的统治，还原到“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的最本真信仰中。但是破之后的建，其实比破本身更困难，而当一五三六年的日内瓦市民在广场上投票诞生了自治城，当他们举起右手宣告新的宗教生活开始之后，宗教改革却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暴政。被称为“法国的路德”的法里尔推进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不仅是不彻底的，而且是没有创造性的，他甚至只是凭着冲动和狂热推翻了旧秩序，却无法建立一个新秩序，“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而他以仆人和奴隶的方式跟随着的加尔文便成为这场宗教改革最后的领袖和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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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代表“上帝的光荣”，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改变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同日内瓦就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造物主和芸芸众生。”这是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次尝试，但却是一次把自由推向专制，把信仰推向黑暗的尝试：“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而他显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先知，是造物主，是法律，但更是暴君——就像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穿着的黑色衣服，就像他酷似石灰岩的脸，就像他没有任何娱乐的生活，在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中，却是永远的严肃、死亡和冷酷，是永远的孤寂、遥远和冷漠。
他对自己私生活的拒绝，对传道的坚毅要求，让他成为一个接近上帝教义的人，但是这种严峻和冷酷，却是一种“敬畏上帝”的阴影，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灭杀，甚至在加尔文看来，在上帝面前，不需要爱戴，只需要敬畏，就如自己所说：“我的健康好象是一个长期的死亡。”他是一个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而这样的领袖最终必然需要绝对的服从，“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他的教规便是一切，所以当日历上的全部节日被消灭，当一切的偶像被横扫，不管是宗教还是世俗，其实就只剩下一种制度，只剩下一个权威，就只剩下一种声音。
于是，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仪式时微笑，他便被除以三天的关押；一个人因炎热困倦在布道的时候睡觉，他便被坐牢；有人在早餐时吃糕点，罚三天只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市民玩九柱戏，结局是坐牢；一个男人拒绝给儿子命名为亚伯拉罕，结局也是坐牢；一个盲琴师弹了舞曲，他便被无情地驱逐出城；一个寡妇扑在她丈夫的坟上，她被传到宗教法庭，告诫后下令做苦工赎罪……没完没了的处罚之外，是对人类冲动和欲望的监控，“从他独裁统治开始，这卓越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即所谓的“法令条款”）铁丝网里放牧。”而这种独裁导致的结果是：在他统治的头五年时间里，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禁止，禁止，还是禁止，日内瓦这个“新耶路撒冷”，却成为了一所人间的监狱。
而对于加尔文统治期间，最极端的事件便是“塞维特斯事件”，一个唐吉坷德式的神学家，一个无礼的西班牙人，一个具有不妥协精神的青年，最终因为对加尔文的教规存在质疑，因为对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却变成了“不信耶稣为神的异端”，最后却成为“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他的身体被关押，他的书籍被禁止，他的思想被审判，而最终他被绑上了火刑柱，在熊熊烈火中被消灭，“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热情地向往永恒，那曾经是神圣灵魂飘动的碎片，现在缩成了一堆。”
但是塞维特斯的死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下场，他相信上帝，他信奉上帝，在被绑上火刑柱的时候，他说出的一句话是：“除了呼唤上帝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在大火中成为灰烬之前，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上帝和耶稣，他渴望宽恕自己，拯救自己，甚至怜悯自己，但是为什么会在加尔文的傲慢、暴力中成为牺牲品？这是以顽固对顽固，这是以狂热对狂热，“送塞维特斯上火刑柱的，并不是时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尔文的个人独裁。”
不管是曾经发起的反塞维特斯运动，还是最后判决他接受火刑，只是因为塞维特斯变成了加尔文绝对权威的敌人，“加尔文这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拒绝他的上帝概念，从而否定了上帝的人。”这是新教徒第一次对一个异端除以可憎的死刑，而加尔文更想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如在判决中所说：“我们判处你，米圭尔·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书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的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犯罪人们的警告。”
加尔文成了上帝，仿佛代表上帝在行使末日审判的权力，但是在这场令人恐怖的屠杀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火焰中退缩，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警告中害怕，卡斯特利奥出场了，并且勇敢地站在所谓异端的位置上，以宗教宽容的理想来反对加尔文的暴政。什么是异端？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成为加尔文口中的异端？其实从新教的教义而言，异端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因为新教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权阐释，在《圣经》中，甚至只有关于渎神的说法，而根本没有异端的概念，而在宗教改革时，路德提出的是把异端和煽动分子区分开来，把规劝者和叛逆区分开来，而所谓的异端其实只是和加尔文的思想不一样的人，所以卡斯特利奥对于加尔文的质问是：“异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认为，宗教的真理就在于它的神秘性，就在于它的可阐释性，“如果所有的东西是象上帝的存在那样一清二楚的话，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务上想到一条路上去。”
异端甚至只是教派之间不同观点导致的相对概念，天主教可以说加尔文派是异端，加尔文派也可以说天主教是异端，但是即使存在着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也不能像塞维特斯一样，被残酷地绑在柱子上烧死，“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所以卡斯特利奥开始了“良心反对暴力”的斗争，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他不是要改变所谓的信仰，而是要结束这样的暴政，他不是要还那些反对者一个清白，而是要争取所谓异端的权利。他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而一五五四年的檄文，真正的意义是一种宗教宽容，是一种良心和道德，是一种人道主义，是对于生命的尊重：“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
卡斯特利奥吹响的是人道主义的号角，“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在质疑和谴责之外，甚至卡斯特利奥的文辞中也充满了和加尔文完全不同的那种对不同观点者的宽容：
我也可以呼吁上帝的。因为你已经呼吁他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控告。我要向他呼吁，因为你不公正地谴责了我。如果我说了谎而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祈求上帝按照我罪过的程度而进行惩罚。同时我请求我的同胞剥夺我的生命和荣誉。如果我说了真话而你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起诉者，我祈求上帝保护我免于堕入我敌手所设的陷阱。我还要祈求他在你死之前给予你悔过的机会，那样，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于危及你灵魂的拯救。
这是一个是有自由精神而没有偏见的人的语调，是永存的人道主义气质，是唯一的愿望是保留自己持有个人意见权利、与世无争的人，而相比于加尔文，似乎是邪恶的，是欺骗的，是暴力的，是独裁的，甚至在茨威格看来，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中他就曾经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是当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这些人道的要求。
良心反对暴力，人道主义反对独裁主义，但是在加尔文的宗教王国里，卡斯特利奥其实也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异端，卡斯特利奥化名马丁努斯·比利斯而写就的那篇文章使得他变成了“比利斯主义者”，而“比利斯主义者”在日内瓦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对于卡斯特利奥本人，则是文章被禁，观点被攻击，他被称为“撒旦的特选子民”，甚至加尔文利用权力打算把这个异端同样送上审判庭。这是“暴力干掉道德”的开始，它以反人道的方式继续上演着个人权力。只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在卡斯特利奥的个人预言中，这一场悲剧没有再发生，当一五六三年卡斯特利奥逝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良心反对暴力唤醒的是人道主义，暴力干掉道德折射的是独裁的可怕，即使在加尔文的僧侣政治中，教育提到了更高的位置，科学得到了进行的栽培，甚至个人主义的欲望被抑制，而不断接近“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但是当他把世界当成是极权主义的舞台，当他把神学概念变成了实体，在僵死的教规中没有了生气勃勃，没有了快乐，没有了多样性，“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而这正是加尔文的独裁带来的历史悲剧，茨威格说：“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中透出的是深深的无奈。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卡斯特利奥的宗教宽容带来的人道主义，毕竟成为人类追逐文明的自由之光，加尔文的教规化、清教徒化、日本内化只是在欧洲的小部分取得了胜利，而在更大的范围里，更长的历史中，政治自由的思想得以发展和传播，“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而这种自由和民主是新教在“两极相通”中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而到了十九世纪，“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但是对于茨威格来说，这并非是全部，“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在二十世纪的“后代”，在纳粹统治的现在，却依然有独裁的统治，依然有对教规的盲信，依然有对自由的扼杀，依然有超越国家权力的个人意志，但是在卡斯特利奥的灵魂和良知世界里，茨威格却看见了一个时代的希望，那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毫不畏惧的灵魂，就是坚强不屈的良心，就是一种“异端的权利”的人道主义：
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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