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11 《战国策》：临天下诸侯，天下谋伐之
这是分裂对抗的时代，“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这是混战不休的时代，“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从韩赵魏三家分晋到秦始皇一统天下，近两百年时间书写了中国最混乱的历史，而在这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的转折时代，涌现出为各国献计献策的辩士，他们纵横捭阖，有审时度势，提出奇策异谋的智谋之士，也有毁人以求利益的间谍，有提出合纵攻秦的苏秦，也有连横事秦的张仪，而他们奔走诸国，以谋略之策书写了一段可信或不可信的“舌尖上的战国”。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在不息的征战中，齐、楚、燕、韩、赵、魏、秦这七个诸侯国，逐渐强大，而战国七雄由于经济、地理和军事上的不平衡，所以在天下局势中相互制约又相互联合，各国之间既是敌人又是战友，既有唇亡齿寒的依存，也有蚌鹬相争的斗争，而在这一过程中，秦国的一枝独秀渐渐将战国局势带向合纵还是连横的矛盾之中。而在秦国不断强大的同时，周室式微，这是一种信号，周显王二年，在韩、赵两国的干预下，周的领地被分裂为东周、西周两小国。对于西周的这一“故天子之国”，秦国更多也是在攻与不攻之间，在秦欲攻周中，周最就对秦王说：“为王之国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国，而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而合天下于齐，则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罢秦，故劝王攻周。秦与天下罢，则令不横行于周矣。” 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对于秦国的崛起，自然涉及到著名的商鞅变法，“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正是由于赏罚分明，在几年之后，出现了“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效益，从而使秦国强于天下。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不再甘心居于一隅之地，遂加快了领土扩张的步伐。马陵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地区的霸主。这样，秦、齐都以向中原地区扩张作为自己的主要发展方向，已有的混战局面更为错综复杂。处在东西二强夹击下的韩、赵、魏三国为了图谋自存，联合起来并且北连燕、南接楚，东抗齐或西抗秦，被称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为“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到战国晚期，乐毅破齐，齐国一蹶不振；长平之战，赵国严重削弱，秦国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合纵连横政策也就包含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称为合纵；秦联合东方某一弱国对付其他弱国称为连横。于是，一批对当时的国家间的政治形势非常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从中获取功名利禄的说客应时而生，史书上称他们为“纵横家”。而在纵横家中，苏秦和张仪作为代表，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纵横捭阖的大戏。
苏秦从鬼谷子学成之后，出游数载，一无所成，搞得“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感叹说：“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苏秦苦读太公《阴符》之时，每逢困乏欲睡，便用锥自刺其股。而正是这种励志，使得最后苏秦以雄辩之辞挂六国相印，游走诸侯各国：“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对于秦国，他曾经也提出过称帝而治的主张，在《卷三 秦策一》中，他对秦惠王说：“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而在后期六国游说中，苏秦以其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了很多诸侯，在合纵的说法上，苏秦提出：“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在他起草的洹水“白马会盟”中，他具体提出了合纵之盟约：“约曰：秦攻楚，齐、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关武，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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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Z53·2130422·0976 |
与苏秦的合纵之说相对立的是张仪的连横说，在秦惠王时，张仪就和司马错有过争议，张仪主张攻取中原心脏之地，以成就王业，司马错则认为秦还是地小民贫的国家，主张伐蜀。“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这是张仪的观点，而司马错则认为：“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仪似乎比苏秦更为专一，他曾两次为秦相，前后共11年，但是这种专一也无法逃脱游说之士狡猾的本质，公元前323年，张仪约集齐、楚、魏三国执政大臣在挈桑相会，试图为魏国调停，以讨好和拉拢魏国。魏惠王在此后果然放弃公孙衍的合纵政策，而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以对付齐、楚的政策。次年，魏太子和韩太子入秦朝见，张仪也被魏王任命为相。
在《战国策》中，合纵连横总是交替出现，在《苏秦为赵合从》中，苏秦之对齐宣王说：“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今乃西面事秦，窃为大王羞之。”从而得出结论：“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高跃而不敢进，则秦不能害齐，亦已明矣。”而《张仪为秦连横说齐王曰》中，则说：“大王览其说而不察其至实”，否定了苏秦关于齐国的优势，并指出：“国一日被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而在《卷二十六 韩策一》中，苏秦为了合纵对韩王列举了三点：第一点，“夫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欲西面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过此者矣。”第二点，“且夫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夫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而买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结果，韩王便下定决心说：“寡人虽死，必不能事秦。”而张仪对韩王也列出了两点：第一点，“夫秦之卒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以异于堕干钧之重，集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第二点，“夫攻楚而私其地，转祸而说秦，计无便于此者也。”结果则是韩王事秦：“客幸而教之，请比郡县，筑帝宫，祠春秋，称东藩，效宜阳。”
实际上，不管是苏秦还是张仪的说法，都只是一种拟托的作品，因为韩在昭侯、申不害之后，国势正强，不可能西向事秦，所以此章乃是晚出的拟托之作；而秦称帝在周赧王二十七，这时张仪已死去二十一年。其实在《战国策》里还有很多合纵连横的拟托作品，在《卷十七 楚策四》中甚至还有合纵派攻击连横派的言论：“无所寇艾，不足以横世。”并指出：“今夫横人嚂口利机，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举取利。是以国权轻于鸿毛，而积祸重于丘山。”直接将连横派谋士说成是夸夸其谈、只为利益的小人。
除了苏秦张仪合纵连横之外，也还有各种辩士，秦国范雎也是比较著名的，他对秦王说：“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韩、魏可虚也。”对当时的战局做出了正确的估计，同时他向秦昭王进说，论述太后、穰侯、泾阳、华阳“四贵”把持大权对国家的危害。昭王被深深打动，于是废除太后和穰侯的权力，让高陵君回到封邑，并赶走了泾阳君。铲除“四贵”，是秦国的重大事件，李斯说：“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另外，很多辩士也提出了一些有思想有见地的观点，在《杜赫欲重景翠于周》中就指出小国的处世之道：“君之国小，尽君之重珠玉以事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苏厉对屡建奇功的秦将白起说：“夫柳叶者，百发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气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前功尽矣。”这些都是在战局中如何适时保存自己的利益 今一攻而不得，前功尽灭，公不若称病也。”
当然，在复杂的战局中，也有很多小人之计，张仪为了讨好楚王，抓住他喜欢佳丽的心理，说韩国美女如云，他愿意为楚王访求。南后、郑袖听说后，怕美女会夺走她们的宠爱，就用重金贿赂张仪。张仪当着楚王的面，盛赞她们是绝色美人，南后、郑袖和楚王皆大欢喜，张仪则笑纳千金。而在《齐助楚攻秦》中，骗子张仪、昏君怀王、智士陈轸合演了一台好戏。张仪对楚怀王说：“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而陈轸则提出：“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结局是，“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韩氏从之，楚兵大败于杜陵。”
同为美人之计，春申君却落得了惨死的下场。楚国的资深大臣春申君，为了给楚王留后，听从李园之计，将怀了春申君的孩子的李园之妹献给楚王，“楚王召人，幸之。遂生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立为王后。”看起来似乎美满，但是由于丧失警惕，不知不觉掉进“美人计”的圈套，李园欲杀春申君以灭口，当“春申君后入，止棘门，园死士夹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最后“于是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丧身亡家，成为野心家李园夺取楚国大权的一枚棋子。
所以，对于游说，因为涉及自身利益，所以存在很大的风险性，不管是苏秦曾经的风光还是张仪的专一，到最后并没有好的结局，《卷十 齐策三》对于游说有这样的说法：“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也就是说，游说之士辛辛苦苦地四处奔走请求，诚心诚意地去拜望，很多事倍功半。而要达到目的，就要认清形势，想出解决办法，当别人有急难时就如同自己处困境一样。所以周相吕仓对周君就说过：“客者，辩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好毁人。”
毁人之辩士，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实干家，所以在战国纷繁复杂的战局面前，需要清醒作出判断的战略家，比如墨翟说服楚王，止楚攻宋，流为佳话，韩非也讲究谈话技巧，提出进说不要犯人主的“逆鳞”；至于纵横之士中的如公孙衍、陈轸、虞卿等人，审时度势，提出奇策异谋，化危为安，转亡为存。但是在谋略之外，更多的还是需要实干家，而改革无疑是通向强国的必经之路。除了秦国较早开始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则是最著名的改革实例，在改革初期，必然担心非议，肥义就对他说：“臣闻之，疑事无功，疑行无名。今王即定负遗俗之虑，殆毋顾天下之议矣。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所以他指出：“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人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也就是要在变化中壮大实力，不能拘泥于形式，穿胡服，学骑射，还在原阳设立训练骑兵的基地，使赵国的实力逐渐强大。与改革派不同，孟尝君则以个体行为感动自己的门客，在“士为知己者死”中逐渐壮大自己的封邑。齐人有冯谖，“贫乏不能自存，寄食孟尝君门下”，只要他唱“长铗归来乎”孟尝君便满足他的需求，而有鱼，有车，并且给老母吃的。而冯谖知恩图报，为孟尝君实施改革：“券遍合，起矫命，以责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并对孟尝君说，家里缺什么，“窃以为君市义。”后来“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 正是因为孟尝君重视人才，而冯谖又善于了解民意，所以“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顿弱说：“天下未尝无事也，非从即横也。横成则秦帝，从成即楚王。”而不管是唇齿相依，还是蚌鹬相争，不管是连横还是合纵，也不管是“临天下诸侯，故天下谋伐之也”孤立之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实力：“因其强而强之，乃可折也；因其广而广之，乃可缺也。”所以在风云变幻的战国时代，生存还是灭亡，不仅仅属于国家战略，也是每一个个体的命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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