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5-10《自然哲学》：不存在特定的哲学辩正

他们提出了一种与用定律来对自然作科学的说明相对立的哲学的知识。他们声称这种哲学知识更为深刻，它并不在于描述，而是在于同知识所寻求的题材作真正的结合。
     ——《描述与说明》

“他们”指的是叔本华和尼采，当莫里茨·石里克把意志哲学的代表人物叔本华和超人哲学的提出者尼采都划为“他们”，这一种称谓背后隐含着他对哲学的一种分界思想：尽管在他看来，叔本华和尼采依然是“哲学家”，但是“他们”作为哲学家提出的是一种与自然哲学相对立的“哲学的知识”，虽然叔本华和尼采认为这样的哲学更为深刻，但是在石里克看来，他们并没有用“定律”来研究知识，更没有进入到对自然科学的体系式构建中，他们的哲学“并不在于描述”，而在于完成了一种知识题材的结合。

叔本华和尼采作为近代大陆哲学的代表，无疑还是一种形而上学，而石里克并没有继承这些德国哲学大师的思想，他作为维也纳学派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完全走上了和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路。那么，石里克拒斥甚至清理形而上学而提出的“自然哲学”到底和“他们”的哲学存在着怎样泾渭分明的体系界限？一个对于阅读者来说，这种区分的一种微妙巧合是：在搜寻《自然哲学》这本书时，首先跳出来的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同样是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系列，同样是标志性的素洁封面和橙色哲学类书系，这就造成了某种视觉认识上的混淆，而这种混淆是不是也意味着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和石里克的实证主义在“自然哲学”方面有着更为微妙的关系？

对叔本华和尼采“他们”的否定，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拒斥，并不如这章的标题“描述和说明”如此简单，而石里克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大全也并不在这本根据他去世后遗留下的笔记整理的小册子里——石里克的代表作是1918年初版的《普通认识论》，就是在那本书里他系统地提出了反形而上学原则，奠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而这本记录着“极为简明而重要的物理哲学大纲”的课程讲稿，可以视为石里克对“自然哲学”的一次补充性阐述，透过这个小窗口，也许可以看到石里克和传统形而上学分野的出发点。但是这里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是：在译文中，有些地方是“自然哲学”，有些则是“自然科学”，在第一章《自然哲学的任务》中，石里克指出了“自然哲学”的任务最初被规定为两个，一是“获得全部自然过程的完整图像而对知识进行综合”，二是“对自然科学的各个基础在认识论上加以辩白”；在人为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定义”之后，则指出了“自然科学”的任务和目的；同样在阐述了“自然科学”的全部任务在于“坚持不懈审查其命题的正确性”之后，又指出“自然哲学”的任务就是“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都在阐述任务和目的，但是有时说的是“自然哲学”，有时说的又是“自然科学”——难道“自然哲学”就是“自然科学”？但是石里克在这里又清楚地指出，“自然哲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种致力于考察自然律的意义的活动。”

概念是不是在翻译中被混淆了？而这种混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划界产生的问题？这种表面上的“混淆”实际上承载着石里克最核心的困境意识：他要将自然哲学从传统形而上学的综合与辩白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一种关于科学命题意义的澄清活动。传统自然哲学预设了哲学高于科学，认为科学需要哲学为其正当性背书，仿佛自然科学在探索自然时总是带着某种认识论上的原罪，需要哲学法庭的赦免。但石里克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他指出，“自然科学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坚持不懈地审查其命题的正确性，这些命题在审查中发展为越来越牢固地确立的假设，而假设所依据的假定就在自然科学本身的领域内得到了检验。”因此，自然科学不存在“别的特定的哲学辩正”。这一论断如同一把利刃，切断了传统自然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监护权，既然自然科学能够自我检验、自我修正，那么自然哲学的任务就不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进行综合与辩白，而是退居二线，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这种解释既是最终的也是最高的科学任务，但它是意义阐释，而非真理生产。因此，自然哲学本身不是一门科学，它不增添任何关于自然的知识，它只是考察自然律的意义，这种考察的普遍性和精确性，构成了石里克自然哲学的全部内涵。

传统哲学追求“完整图像”的那种包罗万象的综合，在石里克看来是一种僭越，自然哲学的尊严不在于它能为科学提供什么额外的真理，而在于它能以精确的方式澄清科学已经获得的真理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这种“退居二线”的姿态，是否意味着自然哲学已经消融于自然科学之中？石里克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因此他反复强调自然哲学的任务是澄清命题意义，而非构建哲学体系。在他看来，关于自然的知识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确实试图给自然现象提供一个图像式的模型，无论是宏观宇宙还是微观宇宙的模型，人们总是希望通过直观的、可想象的结构来把握自然。但这种图像式知识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度，它只能作为一种暂时的、辅助性的认知工具，而不能成为精确知识的最终形态，只有当知识达到了足够的精确性，图像式模型才不再是必要的，而精确知识的获得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命题积累与定律构造，而非自上而下的体系构建。因此，石里克为自然哲学设定的目标，就是在拒斥一种哲学体系中，教导一种探讨哲理的科学方法，这里的微妙之处在于，石里克似乎将自然哲学重新定义为一种方法论——一种关于如何科学地思考自然的方法论，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

编号：B82·2260317·2456 作者：【德】莫里茨·石里克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84年11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当当12.00元 ISBN：9787100005258 页数：105页

如果自然哲学只是科学的方法论，那么它是不是已经变成了“自然科学”的附属品，而不再是独立的“自然哲学”？翻译的混淆似乎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当自然哲学的全部工作就是解释自然科学命题的意义时，它确实难以与自然科学本身截然分开，但石里克又坚持“自然哲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这种坚持本身，或许正是他为哲学保留的最后领地，一片位于科学命题之旁的意义荒原，一片不再生产真理、只澄清真理的贫瘠土地。从这一任务出发，石里克在第三章《描述与说明》中展开了他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对于自然的认识，第一步在于描述，即建立各种事实，用词或符号来陈述事实是如何由要素组成的。第二步则是说明，“用另一些已在别的场合使用过的符号的组合，来代替描述自然时用到的某一个符号。”石里克举了经典的例子：用“重量比例为1:8的氢和氧的化合物”来代替“水”，这是化学上的发现；用“物体微粒的运动的能量”来代替“物体的热”，这是物理上的说明。知识进步的本质，就在于发现这种替代的可能性，而随着知识的进步，描述自然所必需的概念数目将逐渐减少，“世界图像”也将越来越统一，这就是“描述和说明”的意义：在不相似中发现相似，在差别中发现同一，“把自然现象的不同种类还原为同一个领域，使特殊事例被包含在同一领域之中。”

说明就是普遍包摄特殊，这种对说明的理解，彻底瓦解了叔本华和尼采所宣称的那种“更为深刻”的哲学知识，石里克冷酷地指出，“他们”所提出的哲学思想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幻觉，是前科学时代遗留下来的诗意想象。在这里，石里克进一步指出，要使变化本身成为可理解的，就必须在变化中发现不变量，为此就需要定律的概念，“定律的功用是描述而不是规定。”叔本华和尼采试图用意志或权力意志来“规定”自然，将人类的情感与欲望投射到宇宙秩序之中，而石里克则要求用定律来“描述”自然，将人类的主观因素从自然认识中彻底清除。这种描述性的定律观，成为石里克自然哲学方法论的核心，也是他与传统形而上学最深刻的决裂。

从描述与说明出发，石里克在第四章《理论的结构》中进一步阐述了理论科学的构造方式：理论性科学由命题系统组成，当命题由于涉及相同的对象而彼此相关，或甚至能相互演绎时，它们就构成了一个系统。对于自然律的构写过程，石里克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通过归纳形成一种包含变量、测量值和公式函数的定律。但石里克清醒地认识到，不存在逻辑上有效的从特殊到一般的演绎，对于一般只能加以猜测而决不能从逻辑上进行推论，这样，定律的普遍有效性或真实性必然永远是假设性的，“所有自然律都具有假设的性质，它们的真实性永远不能绝对地肯定。”这就是假设-演绎系统，它不代表实际上的自然，而只代表自然中的所有可能性，或者说，代表自然的最一般的形式，然后形成公理，在石里克看来，选择哪些命题作为公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任意的，“其唯一的理由只是因为方便。”

这种对理论结构的分析，彻底祛除了理论身上的形而上学光环，将其还原为命题系统的逻辑构造，从而也为自然哲学找到了最精确的工作对象：不是自然本身，而是关于自然的命题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石里克对传统物理学的因果原理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认为，“原因”与“结果”这两个词汇根本不出现在自然律中，因果原理本身并不是定律，它只表述了定律存在这一事实，只要我们想把因果律构写成定律是存在的这一陈述，便会遇到逻辑上的困难。石里克把经典物理学看成是决定论的，“按照决定论，未来可以完全由现在加以预言。”这种对因果性的祛魅，为新物理学的概率性预测开辟了道路，石里克承认通过测量并不会精确地确定一个系统的状态，但是现代科学必须放弃因果原理的绝对真实性而满足于概率性的预测，这样，科学就不再具有决定论的特性，“概率演算为我们给出了不规则性的定义，只要在极广泛的观察系列中出现了数据的某种平均分布，我们就说那里没有秩序存在。”同样，熵定律的有效性也因此被重新理解：“如果熵定律具有通常归之于其他自然律的那种严格的有效性，那么宇宙过程就不会具有循环的性质；但如果该定律仅仅只具有可能的有效性，那么自然过程在原则上就不再是不可逆的。”

石里克在这里展现出的思想开放性，正是其方法论精神的体现：不以任何先验的形而上学承诺来束缚科学的发展。同样，在生物学领域，石里克通过对活力论和“力”的概念的批判，贯彻了他的方法论原则。石里克指出，现代活力论主张生命与非生命的区别在于生命含有意识（灵魂），即“精神活力论”，但即使抛弃泛精神论，利用意识来给生命下定义也肯定是一种行不通的办法，因为生物学研究并不把意识现象当作生命的判据。在石里克看来，有机体不过就是一些特殊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系统，它们被包含在物理世界图像的完美和谐的秩序之中——在附录中，石里克进一步批判了“力”的概念，指出它有时被拿来与原因的概念相提并论，但力不是被设想为某种处于物体本身的运动之中的东西，而是某种既在运动的原因之中，又在决定运动的场过程之中的东西。石里克的这种分析，将生物学也从形而上学的残余中解放出来，使其纳入精确的自然科学描述之中：生命现象不再神秘，它只是复杂性极高的物理过程；生物学不再享有豁免权，它必须接受与物理学同样的逻辑审查。

但是，当石里克以如此彻底的方式清洗形而上学，将哲学还原为科学命题的意义分析时，他是否也取消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本？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悖论。石里克以及整个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乃至后来的英美分析哲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旗帜下，实际上将哲学变成了一种科学的附庸，一种为科学打杂的“澄清活动”，哲学不再追问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世界的终极目的——这些被维特根斯坦称为“不可说”而必须“沉默”的领域——而仅仅忙于分析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确实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而只能是一种科学，或者说，一种关于科学的方法论，它失去了与生命本身的直接关联，失去了对世界整体的惊异与沉思，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工具性的智力操作。当哲学不再试图“同知识所寻求的题材作真正的结合”，它也就切断了与人类生存经验的血肉联系，成为了一门冷漠的、中立的、无关痛痒的学科，这或许就是实证主义最大的胜利，也是它最大的悲剧：它赢得了科学的尊重，却失去了哲学的灵魂。

1936年6月22日，当石里克像往常一样走上维也纳大学主楼的楼梯，准备去讲授他的物理哲学课程时，致命的枪弹结束了他的生命，那个楼梯被称为“哲学家楼梯”，石里克，这位试图将哲学科学化的思想家，最终死在一个“哲学家”的通道上，而凶手是一个疯子，据说与石里克并无深仇大恨，甚至有人认为这背后涉及学术圈的“绯闻”与个人恩怨。但如果我们将这一事件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审视，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某种残酷的隐喻，那个疯子，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化身？当实证主义以理性的冷静、逻辑的严密、科学的权威，将形而上学驱逐出哲学的殿堂时，形而上学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病态的形式回归了，它化身为一个疯子，用一颗子弹完成了对实证主义的“反驳”。这不是逻辑的反驳，不是命题的反驳，而是一种存在性的反驳，一种用生命与死亡书写的反驳。

石里克一生致力于澄清命题的意义，但他无法澄清那颗子弹的意义；他教导人们用定律来描述自然，却无法用定律来描述自己的死亡，那颗子弹穿越了命题系统的边界，击中了意义分析无法触及的领域——一个关于疯狂、仇恨、死亡与存在的领域，一个传统形而上学曾经试图言说、而石里克们禁止言说的领域。回到那本小册子，石里克的《自然哲学》，这个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同名而异实的文本，在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书架上，静静地等待着被误认，这种误认本身或许就是哲学命运的一个缩影：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共享着同一个名称，却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石里克试图通过划界来消除这种混淆，但他自己的术语使用却暴露了划界的困难，自然哲学与自然科学，描述与说明，定律与假设，因果性与概率，这些概念在石里克那里既被严格区分，又不可避免地相互渗透，也许，真正的哲学恰恰存在于这种混淆与划界的张力之中，存在于科学命题与意义阐释的缝隙之间，存在于可说的与不可说的边界线上，石里克用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死亡，为我们展示了这种张力的极端形式。

那颗子弹或者完成了某种“辩正”，只不过这是一种石里克未曾预料、也无法用命题来描述的辩正：它辩正了哲学不可能被完全还原为科学，意义不可能被完全消解为逻辑，而生命的疯狂与神秘，终将突破任何定律的边界，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石里克在生前否定了“别的特定的哲学辩正”，但在他死后，历史却以一种残酷的方式，为他补上了这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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