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08 世界不是一个隐喻

“我现在不仅是体制内的人，也是管制内的人。”我对坐在我旁边的老马这样说，杭州出差的老马几乎是以空降的方式来到我生活的小城，还是酒，还是那些有着小城特色的菜，还是有关电影和生活的话题。我们似乎还在用某些读书时的回忆来支撑这个夜晚，只是旁边的手机总是收到一些要求，总是把我拉向一个自我之外的现实，于是说到台湾卡车冲撞事件，说到电影的相关审查，当然也说到职业有关的生存。

但是这个夜晚本来没有什么隐喻，只是有限的抱怨和不解，但是谁又能揭开那一层覆盖在身上结痂的皮肤，即使不痛，也已经是麻木了，职业里没有抱负，生存也只是安分守己地生存，所以和无数个到来又消失的夜晚一样，是没有颠覆意义的。只是酒后的失忆，像是一次没有预感的事件，就这样毫无理由地发生了。

其实每个夜晚过后只要能醒来，就有存在的意义。老马今天又匆匆赶往杭州，于是撇除自我世界的叙事，在接下来日复一日的时间里忘掉说过的话。可是有些话，有些人，却依旧在自我世界的末端，寻找那一丁点的突围力量。是的，当那些理想的东西远去，又何必以隐喻的方式戴上面具？“青春，是一封没有递出去的情书，是一地空空如也的酒瓶，是一段为了梦想奋不顾身的岁月，更是敢跟整个世界叫板的勇气。今天五四，#致敬青春#，只要努力，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这一段关于青春的引用和转发，而在这一段话被那个叫张敬武的媒体人发出仅仅四天，“青春，就是敢跟整个世界叫板的勇气”的感慨就变成了一段青春的墓志铭，今天20:43，@晶报V在微博上授权发布：“深圳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总经理张敬武，因患严重抑郁症，于5月8日凌晨不幸离世。张敬武进入深圳报业集团工作近二十年，先后在采编经营多个重要岗位工作，为人忠厚坦诚，工作兢兢业业，为集团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他的英年早逝，我们深感痛心和惋惜，并表示沉痛哀悼。”

据知情人士透露，张敬武7日晚报失踪，8日晨在香蜜湖一处涵洞发现尸体，留有遗书。不知道遗书的内容，但一定不是关于青春的咏叹，死亡就是没有了“和整个世界叫板的力量”，抑郁症，自杀，媒体人，这些标签在最近成为热门的标签，就在今天《都市快报》A10版上，有一篇《悼徐行》的告别新闻，徐行，这个都市快报曾经最年轻的首席记者，这个在新媒体领域实施创新计划的媒体人，也在抑郁症的生活里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

徐行的死亡事件再往前推一个礼拜，则是另一位媒体人的死亡，4月28日新华社安徽分社副社长宋斌办公室内身亡，有消息称其患抑郁症。短短半个月之内，三位媒体人身亡，除了宋斌是推测为抑郁症身亡，徐行和张敬武是确认因身患抑郁症而自杀。这是偶然事件，还是集体爆发？在这个媒体转型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新媒体、自媒体、融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很多人把这样的死亡事件说成是一种现象，“像是纸媒艰难转型过程中的隐喻，徐行之死一下就击中许多媒体人的心。”

在《悼徐行》这篇文章中，徐行的同事的确用一种成就展示的方式回顾徐行在都市快报这几年的工作，“他进报社时是最年轻的实习记者，两年后成为最年轻的首席记者。”“2005年，他以26岁的年纪成为快报最年轻的部门主任，全面参与都市快报经济新闻的流程改造，财经新闻版面的扩充改革。”“2009年，30岁的他成为快报最年轻的编委，组织成立快房网，短短一年实现赢利。开创了快报经济新闻栏目与内容双重编辑中心制。”“2010年，31岁的他全面负责快报新媒体发展，工作涉及报纸版面、网站、手机、平板电子邮件、微博、微信多个领域，2013年新浪发布的全国媒体微博排名中，都市快报官方微博名列全国20强，浙江第一。”

这是令业界刮目相看的成绩，这是作为职业人站的高度。但是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往往会忽略一个个体的生存压力，“年前，我把两个部门又压到你身上。过完年，我问你，新媒体工作要上早班，报纸工作要上夜班，工作时间这么长，休息怎么保证？要不要做些调整？你说，没有大问题，自己能克服。”这是都市快报总编朱建在题为《伤逝》的长微博里表达自己的痛楚之情，而其实戴着如玻璃瓶底般的近视眼镜、一头少年白的徐行已经从今年1月开始整夜整夜失眠，再加上胃部的灼烧感觉、偏头痛，让他病态的身体越来越严重，而身为领导，徐行又放弃了请假，最后终于以这样一种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徐行和张敬武不是猝死在工作岗位，而是自杀，这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可以设想，他们之所以走上这条绝路，就是因为无法摆脱痛苦的世界和痛苦的身体，像一个梦魇，已经不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对不起，我不能早一点看出你的疲惫。对不起，我们同在战壕，除了不停地面对挑战，却忘却了隐藏在内心的敌人……”其实在生命的消逝面前，再多的歉意都是苍白的，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为什么没有给个体一个释放的空间？作为身体的主人，为什么要透支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别人的敬意？

“徐行自杀揭示了当下很多媒体经营者的逼仄。传统媒体下行，愈发要为不断上涨的指标数字殚精竭虑。同时支撑上升的资源却越来越少，从业者的意气风发逐渐被绩效压垮。操盘者所获与其贡献甚不匹配，面对一场终归要失败的跳高比赛，所投入付出与想要得到的结果渐行渐远，变得唯一为数字而活，如何能不抑郁。”@王东Money的观点指向的是媒体生存现实，这只是因为张敬武和徐行身上带有的媒体人标签，而其实，作为个案，里面可能有激烈的竞争，有数字指标的压力，甚至有一种以身殉道的理想主义者的抱负，但是最后导致这一悲剧的并非是那种社会现实和媒体生存的隐喻，只不过是个体对生命的漠视，无法放弃的坚守最终换来的却是永远的放弃。

“我们都是忧郁症患者”，像是生命消逝之后的背书行为。是的，徐行和张敬武都是身患抑郁症，这是一组不该忽视的数据：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人数高达100万人；2009年《柳叶刀》上一篇流行病学调查估算，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

9000万的抑郁症患者，100万的自杀死亡人数，在这个巨大的数字面前，现实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存在，就是一种个体无法逃避的献祭，世界并非是充满了隐喻，自救与拯救有时候就是对生命的尊重，爱家人，爱自己，就是天黑时睡觉，天明时醒来，即使理想覆灭，青春浪费，也不要强拉着自己去突围，强行让自己“跟整个世界叫板”。

PS：题图为《我的抑郁症》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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