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5-08 《波坦金战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腐肉里的爬行的蛆虫,仰头望去的桅杆,沉睡后醒来的石狮子,每一个镜头都在说话,都在呐喊,都在抗争,它们在1925年用无声的对话表达“沉默者”的革命:画面叙事的革命和个体生存的革命,“国家属于我们!明天属于我们!”当那面红色的旗帜在舰船上高高飘扬的时候,时代已经走向了全面革命,像鲜血和生命一样,呈现出最独一无二的红。
1925年的革命,1925年的爱森斯坦,1925年的电影,在一个遥远的时间序列里,黑白的屏幕上会以“德国电影档案馆影视博物馆系列”、“高斯影业第一制片厂”的注解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那是“人与虫”共存的时代,战舰里的生命呈现出一种非人化的生存困境;那是“甲板风云”的时代,反抗从手足寸铁开始,从被枪杀的正义开始;那是“死者的呼喊”的时代,叛变的消息和清晨的阳光一同照进了城市,这个城市叫做奥德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和共和由革命英雄主义衍伸;那是“奥德萨阶梯”的残酷镇压的时代,呼喊和鲜血,逃避和死亡,孩子和妇女,一切都以最血腥的镜头记录一个人和一群人的觉醒;那是“胜利大会师”的时代,海上的舰队在乘风破浪,在步步逼近腐朽的制度,“沙皇将军们的头顶上爆发出战士们雷鸣般的欢呼。”在一种革命和运动中,1925年被无产阶级的鲜血和红旗染红了天空。
导演: 谢尔盖·爱森斯坦 |
看上去,这是腐败的牛肉引发的革命,这是一碗罗宋汤引发的革命,看上去,这也是从马图申科和瓦库林楚克个体开始的反抗,而革命总是在自觉和自主的交融中发出反抗的声音。“革命之火席卷俄罗斯大地,长期以来被自身所忽视的个体人格融入到社会中,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个体人格本来是沉睡的,就像波坦金战舰上的那些水手,在吊床上昏昏欲睡,他们听到的只有自己的鼾声,听到的只是战舰的沉默,甚至在那爬行的蛆虫面前,他们只能听到斯莫诺夫的斥责声:“这些不是虫,是苍蝇的幼仔,盐水洗净就好了。”或者是:“这是好肉,别再罗嗦了!”的命令。活的蛆虫在爬行,其实作为一种个体,虫的命运也无非被食用,和那些不知姓氏的水手们一样,对于命运的出路也是一种茫然。
罗宋汤成为导火索,吃还是不吃成为一个生存还是灭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水手从生的这一边感到了死亡的另一边,荷枪实弹的战士用枪对准他们,而他们身上罩着大的帆布,这是一种死亡的仪式,尽管他们的愤怒从腐肉开始,尽管他们用摔碎盘子来发泄不满,尽管他们手无寸铁,但是当一种歪曲人性的制度成为必须遵守的规范时,所谓个体就会觉醒,就会听到炮声,听到革命斗争中缓缓升起的旗帜。马图申科和瓦库林楚克显然更早醒来,他们指挥水手包围炮台,他们指挥水手反抗军官,他们甚至要将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打碎。“杀了这些混蛋!”当水手从帆布中挣脱出来的时候,取而代之的那些蛮横、无礼,甚至拥有镇压特权的军官们。那些帆布从镇压的工具变成了革命和颠覆的工具。当波坦金战舰上的枪响起,自救开始了。但是水手们个体意义上的自救并不都是激情和胜利。
那里有拥有指挥权的将军,他们手上有镇压的武器;那里也有手握十字架的巫师,他说:你们要对上帝存有敬畏之心。”他看见了水手们的反抗,却将这一切的反抗视作亵渎,当个体的反抗不断蔓延的时候,对于神性欺骗的巫师来说,唯有装死。而那些将军们,却并拿起手中的武器,要将这一团革命之火浇灭,“第一个跳动叛乱的敌人最先被处决。”这是他们在革命洪流中的逻辑,瓦库林楚克被打死。作为一种旧秩序的祭奠者,瓦库林楚克担当了第一个反抗者,也成为第一个死者。当水手们将他的遗体以隆重的仪式运抵码头的时候,他的手上一直握着那不灭的烛火,这是星星之火,这是革命的萌芽,而它照亮的将是奥德萨城市里的那些被欺凌、被侮辱和被奴役者。
从波坦金战舰到奥德萨城市,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更是从个体革命走向群体反抗的开始。人们聚集而来,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向瓦库林楚克遗体存放的地方,每一个个体都迸发出革命的火焰,复仇、革命,是每一双握紧的拳头,是每一双愤怒的眼睛,是每一句反抗的声音。“打到刽子手!”“打倒专制!”在他们的脸上写着团结、战斗的词语,作为一种默片时代的叙事寓言,这种表情更强化了她他们内心的反抗,妇女,孩子、老人,还有残疾人,都在奥德萨城市里呐喊、反抗和战斗,和波坦金战舰上的那些反抗的水手相互呼应,“我们一定会会师!”的口号响彻大地。
每一种革命都会遇到困难,甚至是镇压,是生命付出的代价,最经典的“奥德萨阶梯”,从“突然”开始。人群逃跑,流下鲜血,死亡降临,而这一切都是那些镇压者,那些握枪的士兵。群众和士兵,在奥德萨阶梯的两端。孩子被打死,鲜血染红了脑袋,母亲抱着孩子硬着那些镇压的刽子手,但是更疯狂、更无人性的屠杀让孩子的母亲死在阶梯上;睡在摇篮车里的孩子也是因为母亲的死亡,从阶梯上一直往下滚,向下向下,没有人能阻止,没有人能解救,直到最后被残杀,奥德萨阶梯上满是尸体,满是鲜血。
《波坦金战舰》电影海报
整个段落只有7分钟,但是镜头数却高达155个,平均1分钟就有22个镜头,每个镜头时长不到3秒钟。正因为如此快频率的切换,加上景别、机位的变化,才能让短时间无限扩展,让人有一种被撕裂的感觉。“奥德萨阶梯”是革命的现场,这种革命不仅是指熊熊燃烧的反抗之火,也是爱森斯坦电影叙事的一次革命,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生者和死者,俯视者和仰望者,以及踩踏尸体的生者和留下鲜血的恶死亡者。几乎不能呼吸,在没有对话的镜头里,只有长大的嘴巴,只有恐惧的眼神,只有无力的拳头,他们是弱者,他们无处可逃,他们是这块土地上最无助的个体。
其实,对于革命,爱森斯坦的电影叙事会有图解的痕迹,通过镜头的组合,杂耍蒙太奇的运用,让镜头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但是奥德萨阶梯毕竟只是一种电影技术上的革命,他们的无力和恐惧,他们的鲜血和死亡,都是革命最赤裸裸的见证,但是革命是不是必须以这样一种最血腥的方式来表现?当“胜利大会师”开始的时候,那种屠杀忽然之间变成了某种妥协,被涂在胶片上的红旗是唯一的颜色,作为技术上的一种处理,红旗并不能表现革命的最终意义指向,但在爱森斯坦的电影革命里,完成了最初的一种色彩构筑。波坦金战舰的起义其实最后变成了对其他战舰的一次同化,本来可能是鱼死网破可能是同室操戈,但是在个体不断觉醒的现实面前,其他战舰竟然实现了伟大的转变,没有炮火没有枪弹没有对立,只有沙皇头顶上雷鸣般的欢呼,只有一种红色过渡到另一种红色,只有和平演变的伟大胜利,1925年的战舰和1925年的奥德萨阶梯,革命被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定义。
骄傲地挥舞旗帜,在胜利大会师面前,爱森斯坦也实现了电影语言对于革命的阐释,革命之火在俄罗斯大地上熊熊燃烧,奥德萨阶梯上的死亡已经化作革命的力量,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虽然是为俄国1905年革命20周年的献礼影片,有着浓重的为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而服务的政治意图,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的单一宣传,爱森斯坦用流畅的叙事和镜头语言化解,特别是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那些对称、重复、隐喻和象征等富有诗情画意的蒙太奇技巧,表现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和重大鲜明的战斗性主题,而在没有对话的“默片时代”,爱森斯坦用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五交响曲》作为背景音乐,表现了悲伤、悠扬、坚强、力量等不同的音乐节奏,大号、鼓点、小提琴等古典音乐赋予了电影不同的韵味,渲染了情绪,烘托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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