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0 十八楼的衣食住行

一切却都是从行开始的。行是走过的方式，行是经过的地点，行是停下的目标，从一种混杂着夜的黎明开始，行其实缺乏故事性，它几乎以线性的结构伸展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未知而知，没有分叉，没有选择，就以必然的方式到达时间和空间的端点。

被明确的方向里，其实行的另一个意义便是消解日常生活的所有，离开一种规律，告别一种习惯，甚至背向一种生活，那一个必须抵达的时间会如何定义结束的标志，那一个必须进入的空间会以何种方式展开？一个疑惑的早晨，却被一种突至的规则所改变，从高速而下，收音机播放的消息，以偶然和随机的方式听到一个限行的告示，7点开始将无法进入限行区。偶然而成为必然，畅行而变成限行，被改变的行，其实早就是这个城市公开的秘密，于是在不属于自己的时间里，终于把一辆可以行走的车搁置在陌生的道路上，空空的座椅，留下一个空洞的早晨。

乘坐出租车而行，却无法改变目的地，无法改变抵达的终点，但是即使安全地到达，似乎行也只是在一种规则里的妥协式改变，城市交叉的道路不是为了满足无数的需求，不是岔向多元的方向，任何纵横的线条，都不是为了一种可能性的满足。所以在抵达而等待的时间之后，依然以最简单的方式步行返回那辆被搁置在空洞早晨的车，这是另一种自我定义？几乎以折回的方式，再次行走在那条经过的路，只是不再驾驭一种速度和方向，用脚丈量的另一个意义是返回自我，返回身体。

城市热闹起来了，行人开始拥挤，我以相反的方向构筑了一种行的自我主义，穿行于过街天桥，漫步于地下通道，靠右侧行走，陌生却熟悉的日常生活，他们等待，我等待；他们行走，我行走；他们分道，我分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却又在自我的道路上。4.52公里，又回到了那个必须停下的早晨，又回到了那个无法驾驭的终点，而当终点又变成起点的时候，限行的何止是时间，何止是规则，何止是这个城市的命令？

以自我的方式完成最后的行程，其实更是一种纳入城市规则的做法，红绿灯，斑马线，右转，以及排队等候，那一辆车，那一个人，如何逾越既定的规则？而那矗立的十八楼，也像是一座必须进入却又被裹夹在那里的无名迷宫，以陌生的方式打开了一个人、两个人的衣食住行。行的结束，是一种运动过程的终结，是一些可能的必然走向，在居高临下的十八楼，在极目四望的十八楼，其实在这个不是家的城市，看不见那些日常，也无法安心于一种生活。

被套上的衣服上都是纵向的条纹，这是十八楼的标记；餐车上推送来的一日三餐，这是十八楼的生活，铺开的单人床上只有简约的一条被子，这是十八楼的起居——它们和被限行的方式一样，在十八楼里完成一个和病人有关的定义，即使是长长的通道，也无法趋向于一种可能的转变：一样的门，一样的床，一样的单元，一样的生活，只有不同的数字标号着不同的个体，而不同的数字从来不是为了命名，而是为了达到一统。

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衣食住行的十八楼会以另外的方式打开生活的命名，它们写在文本里，《三联生活周刊》，一直沉睡的办公室杂志，在充满药水味的十八楼被被唤醒，第924期的《身为村上春树》和第933期的《下一站，雄安》，选择这两册文本其实也是随机，但是当它们在十八楼被依次打开的时候，仿佛是关于衣食住行的另外解读，如果以时间的逆向方式被翻阅，《下一站，雄安》是一种关于未来的离开，“新区的梦想与挑战”是走向一种从“北京”离开北京的“限行”——关于城市，关于规则，关于命令，只能以离开的方式走向“下一站”。

但是在这样一种迷惘和孤独中，“身为村上春树”却可以在自我的身体里打开另一个世界，英国作家西里尔·康诺利说：“人生是一个迷宫，在其中我们还没学会走路就步入了歧途。”这是一种行；德国诗人杜尔斯·格林拜恩说：“关于诗歌秘密的探讨总是围绕着一个盲点在转圈，这个盲点也许是母语本身的幽灵，幽灵刚向诗人显现，就立即飘走了。”这也是一种行，而到了村上春树，即使有过多的流行文化元素，即使有青春的残酷物语，但是对于一个只和个体有关的行来说，却是打开个人主义者的文本系统，就如《海边的卡夫卡》里，在长途汽车世纪协助下找到的那块“入口之石头”，打开便是回到了自己记忆中的某个地方，就如在《1Q84》的世界里，青豆和天吾在1984年各有心事，却在某一时间点进入到1Q84里，于是在一大一小的两个月亮中，看见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变异。

“身为村上春树”在另一边，而身为十八楼的病人和旁观者却在没有入口的世界里，即使高高在上俯视这个城市的屋顶和阳台，即使极目四望看见街道和江河，但是在被定义的衣食住行里，没有迷宫，没有记忆，只有穿过通道那被重复无数次的一句话：“吃晚饭了！”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