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5-10 《新科学》：真正的智慧将导向最高的善

本科学以对宗教虔敬的研究为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一个对宗教不虔敬的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具有智慧的人。
——《新科学·本书的结论》

宗教虔诚对于晚年的维科来说，已经不单是通向智慧王国的信仰，而成为现实世界抵御厄运的方法，坏蛋儿子放荡怠惰的生活，宝贝女儿遭受病魔折磨的身体，都让一个父亲承受巨大的痛苦，“厄运会在我死后继续追捕我”的苦楚寓言却在他临死之前变成自身健康的巨大威胁，肺充血使他再也无法抵抗死神的到来，在玛里亚神父面前，他祷告上帝宽宥他的罪过，祈祷教会对儿女进行资助，并且默诵着达维的颂神诗，“他平安地死于一七四四年一月二十日．享年七十六岁。”

就像他的正直父母“身后留下了好名声”一样，维科以宗教虔诚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了句号，他似乎用自己的个体生命叙写了“把人和神的知识都结合在一条唯一的大原则之下”的思考，崇敬柏拉图、塔西佗、培根和格罗特这些哲学家的维科一生都在寻找这种智慧和宗教的结合，寻找神的知识和人的知识的结合，或者在思考如何在形而上学智慧之下用人实在的样子和人应有的样子，用玄奥的智慧和普通智慧去看人，最终用包罗全部哲学和语言学的“普遍的法律”给一切民族指明通向终极智慧的道路。这种“建立在天意或神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的哲学语言学是维科的理想，而这种永恒的理想在维科生命终结之前就已经用文本的方式完成，那便是这本在他逝世2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新科学》，“凭这部著作，在现代而且在真教的怀抱里把全部异教中关于人和神的智慧的原则都揭示出来了”，这是天主教的光荣，维柯也因此为意大利祖国赢得了一种优点，“即不用欣羡新教国家荷兰、英伦和日耳曼的上述三大法学权威。”

编号：H41·2140120·1049 作者：【意】维科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8年10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16.40元 ISBN：9787020066698 页数：631页

人和神的智慧结合对于维科来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继承，而是一种“否定方式”，也就是他站立的起点是以前那些错误的法学理论，至少在维科看来，廊下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哲学都不能指向宗教虔诚带来的智慧，“因为这两派所倡导的都是孤独汉们的伦理哲学”——伊壁鸠鲁派是些关在自家小花园里的懒汉，而廊下则是企图不动情感的默想者。“独孤汉们”的哲学映射着人的狭隘和偏执，“由于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是世界的尺度，人是衡量的标准，而这种哲学论理带来的是无知和谣传，就像塔西佗所说：“凡是人所未知的东西他都把它夸大了。”而且人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到自己脚下的一切，对于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是“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从人类的起源来说，是微小的、粗陋的，而且是渺茫幽暗的，这是事物的自然本性，人夸大了未知的一切，实在是一种狭隘，而且在维科看来，人的尺度里还有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虚骄讹见：“认为自己比一切其他民族都较古老，早就已创造出人类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而他们自己所回忆到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世界本身的起源。”另一种则是学者们的虚骄讹见：“他们认为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就和世界一样古老。”人对于世界认识的夸大和两种虚骄讹见，都远离了哲学本来的意义，远离了真正的智慧，而在维科看来，不仅哲学需要按照人应该有的样子看人，而且在政治立法上，也应该按照本来的样子看人，“以便使人能变成在人类社会中有很好的用处。”

人本来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的？在维科“否定方式”的新科学体系中，人就是要在宗教虔诚之下寻找真正的智慧，而这种宗教虔诚当然指向天神意旨，指向那个一切起源的神，“新科学”实际上就是“论由天神意旨安排的每种政体都是一种最好的永恒的自然政体”，这种整体也就是柏拉图所构建的第四种政体，善良诚实的人都应该成为最高的主宰，这种政体“是从诸民族的最初起源时就由天神意旨安排出来的”。也就是说，人成为最高主宰就是在天神意旨安排之下的一种实现方式，或者说，善良诚实的人就是满怀着宗教虔诚的人，是具有智慧的人，也是另一种神。

那么维科如何建立这样一种充满天神意旨的“新科学”，置于卷首的图形成为全书的总纲，在这里既有人类各种活动和制度的要素，也有它们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这张图里，有天体中的地球，有长着翅膀的妇人，有放着光辉的三角形，有狮子宫、室女宫的符号，有凸形宝石散发的光线，有象形符号的祭坛，有占卜的签，有装在瓶子里的水，有点燃的火炬，还有舵、罗马法棒、刀、钱袋、天平、节杖，而这些人物、符号、物品都具有象征意义。在维科看来，地球便是自然界，而登上天体地球的那位妇人就是玄学女神，三角形的光辉就是天神意旨，“玄学女神以狂欢极乐的神情观照那高出于自然界事物之上的天神。”天神意旨传递到玄学女神那里，就开始了对于人类精神界的重建，“照耀到装饰玄学女神胸部的凸形宝石上的那股天神意旨的光线表示玄学女神所应有的纯洁的心，既没有受到精神上的骄气，也没有受到身体上的恶劣嗜欲这两方面的污染。”精神上的骄气体现就是韧诺拿命运来代替天神意旨，而身体上的嗜欲就是伊壁鸠鲁拿偶然机会来代替天神意旨，这些就是那种“独孤汉们”的哲学论理，所以那一束代表天神意旨光线的就是纯洁的象征，就是一种虔诚，一种诗性智慧：“这种诗性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而在这种诗性智慧之下，便有了象征宗教的祭坛，有了占卜和观察预兆的签，有了象征牺牲典礼的水，有了象征婚姻制度的火炬，有了象征埋葬制度的骨灰瓶，有了象征航海迁徙的舵，有了象征“凡俗的”语言文字起源的碑板，也有了象征统治的法棒、武力的刀、经济的钱袋、公正的天平和宣战的节杖。

维科：平安地死于一七四四年

登上地球，接受神光，玄学女神连接着神界和自然界，一方面通过以自然界的主宰身份关照天神意旨，而另一方面天神意旨通过自然界使人类获得生存和维持生存，玄学女神，拥有着头角和翅膀，也拥有着狂欢极乐的神情，而玄学女神其实就是维科自我的设计，所以玄学女神为代表连接神界和自然界的“新科学”便也成了玄学，“从天神意旨的角度去研究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发现的起源，从而建立了一套部落自然法体系。”而从这一套自然法体系为出发点，维科就以玄学女神的名义开始构建“新科学”，这其中包括时历、要素、原则和方法。维科建立时历表中，起点是世界大洪水，终点是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其中参照的民族包括希伯来人、迦勒底人、西徐亚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在这“最不确凿可凭的”时历中，维科只是想在其中建立自己的体系，如入无人之境的结果就是可以摆脱那种民族的虚骄讹见和学者们的虚骄讹见设立的标准，“谁先占领，谁就取得占领权”对于维科来说，就是一种野心。

这种野心在“要素”的确立上，就表现出对于人那种狭隘和偶然随机性心灵的否定，“世界各民族到处都从宗教开始。这将是本科学的三大原则中的第一个。”这也是他对于塔西佗那句“凡是心灵一旦受到威胁，它就易于走向迷信”的响应，在他看来，宗教意义就是体现天神意旨，“天帝约夫挥动了他的雷电，击倒了巨人们，每一个异教民族各有他们的天帝约夫。”如果天帝约夫代表的是神的时代，那么天帝约夫的儿子赫库勒斯就代表英雄的时代，而在天帝约和夫赫库勒斯之后，便是人的时代，人如何响应神和英雄，如何影响宗教？维科提出回到人的原始野蛮状态，“所以我们必须和语言学家们一道回到杜卡良和庇娜的钓石头，回到安菲翁的岩石，回到从卡德茂斯的犁沟里生长出来的那些人，或是回到维吉尔的硬橡木去找这种开始。我们还要和哲学家们一道回到伊壁鸠鲁的蛙，霍布士的蝉，格罗特的傻子们，回到没有天神的照顾而投生到这个世界里的那些人。”在这种野蛮状态下，天神观念便出现了：“人堕落到对自然的一切救济都绝望了，就希望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救济他。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是天神，而这个道理就是天神放射给全人类的光亮。共同的人类习俗可以证实这一点，那就是：浪子们到了老年，感到自己的各种自然力量都衰竭了，就自然地转向宗教。”也就是说，在人对自身力量绝望之后，便希望有超自然的力量来救赎他，这就是天神的公道，“其目的就在维持住凭天神意旨来行使公道的人类社会。”

而作为人的智慧表现，就是诗歌：“诗既然创建了异教人类，一切艺术都只能起于诗，最初的诗人们都凭自然本性才成为诗人[而不是凭技艺]。”也就是在真正的智慧中，找到教导人认识神的制度的方法，“以便把人的制度导向最高的善”，这便是诗歌智慧，而诗歌智慧就起源于玄学。“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从这种粗糙的玄学，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从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即时历学和地理学，提供确凿可凭的证据——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所有学科都呈现出诗性，这便是维科提出的一个“不违反理性的假设”：“在世界大洪水之后，人类先住在高山上，稍迟就下到平原，最后在长时期定居居以后才敢走近海岸。”这也就完成了维科的诗性智慧对于天神意旨的连接：

我们将明白清楚地显示出异教人类的创建者们如何通过他们的自然神学（或玄学）想象出各种神来；如何通过逻辑功能去发明各种语言，如何通过伦理功能去创造出英雄们，通过经济功能去创建出家族；通过政治功能去创建出城市；通过他们的物理功能去确定出各种事物的起源全是神性的；通过专门研究人的物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人们自己；通过宇宙功能，为他们自己制造出一个全住着神的世界；通过天文，把诸行星和星群从地面移升到天上；通过时历，使经过[测量的]时间有了一种起源；又如何通过地理，例如希腊人，把全世界都描绘为在他们的希腊本土范围之内。

诗性的玄学实际上就是一种想象，一种对于创造者的想象，“最初的神学诗人们就是以这样方式创造了第一个神的神话故事，他们所创造的最伟大的神话故事就是关于天帝约夫的。”从最初的诗性玄学出发，就有了诗性的逻辑，用来指明神的实体意义，从而有了语言和字母的起源，有了语言和字母，便有了诗体，有了艺术。另外，也产生了从虔诚开始的诗性伦理，而这种虔诚就是由天意安排来创建各民族的宗教，在宗教的虔诚下，也有了敬畏神的婚礼和葬礼。而诗性经济体现的在家庭经济中实现天神的意旨。当然，随着氏族和家人们的逐渐创建，归附在英雄们的信仰、权力和保护之下，便有了社团，有了首领，有了国家，这便是诗性的政治。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经济和诗性政治都是诗性的形而上学方面，在另一个分支上，诗性智慧派生出诗性物理，从而又派生出诗性的天文、诗性时历、诗性地理。

“神学诗人们是人类智慧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则是人类智慧的理智。”不管是感官还是理智，都是人类智慧的组成部分，神学诗人们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是世界最初的智慧，而在维科看来，这诗性智慧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便是荷马。作为一个盲诗人，作为一个记叙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伟大史诗的诗人，荷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荷马雕像安置在有裂缝的基石上就表明真正的荷马的发现”。有裂缝的基石，是不是表明着对于荷马的怀疑？甚至是对于史诗作者的怀疑，荷马到底是哪里人？生活在什么年代？为何两部史诗的风格如此迥异？这是维科设下的议题，而“发现荷马”最重要的不是寻找荷马的真实存在性，而是厘清荷马到底是不是一个哲学家。

“所以我们应承认荷马所叙述的：他是凭诸天神的力量来尊敬诸天神的。”在荷马的诗歌里，有着英雄们嗜酒贪杯的故事，有着精神上的苦恼和解脱，也有着“智意见称的攸里赛斯”，但是凭借天神的力量来尊敬诸天神的荷马并非是一个哲学家，“那种人心智薄弱像儿童，想象强烈像妇女，热情奔放像狂暴的年轻人，因此，我们否认荷马有任何[哲学家才有的]玄奥智慧。”荷马史诗中对于英雄的各种缺点的描写是一个矛盾：“荷马同时把他的英雄描绘为既有那么多的文明习俗，又有那么多的野蛮习俗，特别在《伊利亚特》里是如此。”野蛮行为和文明行为的混淆，甚至可能证明荷马是两个人，就像贺拉斯提出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假设荷马的两部史诗是由先后不同的两个时代中两种不同的诗人创造出来和编在一起的。”《奥德赛》的作者荷马来自希腊西部偏南，而《伊利亚特》的作者荷马却来自希腊东部偏北，但是这对于“荷马”这个诗人的称谓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寻找真正的荷马其实是寻找那个诗人智慧，寻找传达天神意旨的神学诗人，所以维科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是起源于真实的历史，只是后来逐渐遭到修改和歪曲，“最后才以歪曲的形式传到荷马手里。因此荷马应该摆在英雄诗人的第三个时期。”

这第三个时期其实就是荷马时期，就是从英雄到人的时期，而“荷马”的真正意义在于是理想中的诗人，并不是自然界真实存在过的具体的人，因为从考据学的角度出发，不要说荷马，就是特洛伊战争都可能是不真实的，所以，“单就希腊人民在诗歌中叙述了他们的历史来说，荷马是希腊人民中的一个理想或英雄人物性格。”他是英雄时代高明无比的诗人，是生在“记忆力特强、想象力奔放而创造力高明”的时代，是想象中的诗人，具有超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荷马决不是一个哲学家”。而当“荷马”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他是希腊政治体制或文化的创建人；他是一切其他诗人的祖宗；他是一切流派的希腊哲学的源泉。

诗性智慧响应着天神意旨，诗人们是连接天帝的玄学女神，从天神意旨角度去研究各异教民族的共同本性，从而建立一套部落的自然体系是维科“新科学”的目标，所以在阐述完整的诗性智慧体系之后，对于诸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归纳，他认为，所有异教民族都是按照埃及人所说的神、英雄和人的先后三个时代次第前进，继而发展另外十个三位一体的整体：“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从这三种本性就产生出三种习俗；由于这三种习俗，他们就遵守三种部落自然法，作为这三种法的后果就创建出三种民事政权或政体。为着便于已进入人类社会的人们一方面互相交流上述三种主要制度，就形成了三种语言和三种字母；另一方面为着便于辩护，就产生了三种法律，佐以三种权威或所有制，三种理性和三种裁判。这三种法律流行于三阶段时间，这是诸民族在他们的生命过程中都遵守的。”

这是系统而完整的“新科学”，而对于从历史时期总结出的整体，在维科的现代观念中也依然适用，“凭本科学的一些原则的光照来瞭望古代和近代世界各民族”，从寒冷的莫斯科，到可汗统治的元朝帝国，从远东的日本天皇下的人道，到中国皇帝温和宗教下崇尚文艺，从欧洲基督教信仰，到美洲印第安人被欧洲人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理想和永恒规律：“一些永恒规律的理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不管是历史意义的“三位一体”阶段，还是地理意义上的各民族和国家，都包含在维科新科学的“总的整体”中，“这个总的整体就是都信仰一种有预见的天神的宗教。这就是形成和赋予这个民族世界以生命的精神整体。”

“世界会是微不足道的，除非它能对全世界人提供探讨的资料。”对于维科来说，这些涉及全世界各民族共性、普遍性的完善理想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正是这种向前发展的普遍规律才是新科学的。而维科在建构这样的“新科学”的同时，当然要将宗教的意义推向一个高度，在他看来，对于有预见的天神的敬畏便是宗教，而在这种宗教力量下各民族才会最终形成一种精神整体，一种诗性智慧，宗教打动各民族人民的情感，“它教导一种无限纯洁完善的上帝的理想，命令对全人类都要慈善。”维科以欧洲的基督教为理想信仰，却将其他有关宗教称为虚伪的宗教：“不过我们的基督教和一切其他宗教之间有一种本质区别，基督教才是真实的，而其他宗教却全是虚伪的。在我们的基督教里，神的恩惠推动合乎道德的行为来达到一种永恒无限的善。”这种虔诚实际上已经含有了偏执，含有了欧洲中心的狭隘论，实际上，维科建立新科学的目的是否定那种命运代替天神和偶然性代替天神意旨的观念和学说，否定民族的虚骄讹见和学者们的虚骄讹见，但是在这种在“否定方式”上的重建却是另一种虚骄讹见，“凡是人所未知的东西他都把它夸大了。”毕竟，维科也是一个人，一个七岁跌到楼底失去知觉的孩子，一个子女走向不同道路的父亲，一个身体一天坏似一天的病人，以及最后“平安地死于一七四四年一月二十日”的哲学家。

PS：题图为油画作品《荷马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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