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1 地下室的男女老少

“身为村上春树”的文本终于被弃之一旁，没有了“海边的卡夫卡”，没有了“1973年弹子球”，没有了“且听风吟”，也没有了“1Q84”，所有可以阅读的文字都变成了一个个身体，但是当身体穿上相同的病号服，当身体被挂上了相同的盐水，当身体躺在了相同的单人推车，一个人的身体，属于自己的身体，如何命名一种区别于别人的唯一性？

身体而为病体，其实应该区别于一切的年龄、性别，区别于既往病史，区别于症状，但是在十八楼开始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在统一的秩序下被简约成一种身份：病人——无法离开这里，无法返回生活，无法从十八楼进入城市那些纵横交错的道路，这是被标注的身体，似乎已经被悬搁在不属于自己的状态中，而这便是十八楼命运的真正开始。当妻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推向从十八楼抵达三楼的电梯，似乎一切都变成了未知，那个刚做完手术的女病人从三楼又回到了十八楼，当同样的推车，同样的病服，同样的姿势出现的时候，进去和出来甚至也没有了差别，她的母亲甚至在交错中找不到那个唯一的女儿。

被统一，像是一种无差别的命运使然，而在妻被推向手术之后，那一种隔离只在地下室的等候区变成了有限的“看见”。地上是强烈的日光，地上是来往的行人，地上是看得见的景象，而从地之上通过那斜道，光线逐渐暗下来，行人逐渐减少，气氛变得紧张。地下，是拥挤的地下，是阴冷的地下，是焦虑的地下，似乎只和每个人有关，只和好或坏的命运有关。但是当所有的名字被显示在那一张并不大的屏幕上，地下室又如何成为看见命运的唯一通道？地下室的紧张、不安以及释然如何联系着具有唯一性的病人？

大屏幕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红色、棕色、绿色和灰色，不同的颜色和区域映射着不同的状态：红色意味着病人正在术前准备；棕色代表着病人已进入手术状态；绿色是术后恢复状态，而灰色则是病人已经就开始回到病房。分隔而被区别，在时间的标注中各自走向属于自己的“现在时”，但是那些“颜色命运”里，他们却一样被某种符号定义，病历号不是完整的数字，名字不是完整的文字，中间必定有一个圆，完整的圆，光滑的圆，却是替代的圆，一种保护隐私的需要，也是一种秘密的书写，在缺省的数字和名字中，所有人在符号的背后都在寻找和自己有关的人，寻找唯一和命运有关的状态。

其实，在每一个名字跳动而进入不同区域、不同状态的变化中，只有在地下室等待的每个人才和这些缺省的符号联结在一起，男女老少，坐着或者站着，走动或者凝固，等待或者离开，每一个人的心都和符号化的名字在一起，名字无法被替换，无法缺省，它们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就是唯一和自己相关的亲人，所以即使只是在地下室，即使只是面对大屏幕，即使看见不完整的名字，也无法隔开对于唯一命运的关注，都是为了接近那唯一的身体。

“使人们看见”，地下室其实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意义，另一个在场的意义，另一个看见的意义，当“不可见之物的可见性”在地下室里变成一束光，他们或许能在光的照亮中找到“回响共鸣”。身体在三楼的手术室里，身体却在自己的身边，他们无法被分隔，他们在一起，即使那让人有些不安的电话铃声响起，即使焦虑的心被带向另一种可能，地下室的男女老少也都在属于自己的故事里看见真实而具体的身体，唯一的身体，不再缺省的身体。

而当妻的名字从红色到棕色，从棕色到绿色，再从绿色到灰色的过渡中变化时，我甚至也在想象那历时两个多小时的身体，如何在一种麻醉的状态中去除所有疾病的器官和组织，对身体的想象总是旁观的，但是旁观却制造了一种可见性，一种和男女老少一样寻找唯一性的努力，终于，当走出地下室的时候，外面的阳光是明亮的，背向一种地下室的存在，其实不是离开，而是重新在“使人们看见”的状态中回到现场，回到现在，回到可以恢复的状态中——6个小时，宛如一场睡眠，当醒来，应该可以告别疾病的过去，可以慢慢走向正常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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