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11 《电影眼睛》：新旧交替背后的观察者

帮助别人的合作社，谋取私利的街头商铺；忙碌的少先队员，失去依靠的寡妇；年轻的列宁主义者，年老的疯人院病人；患结核病的孩子，在护理员被照顾的儿童……他们和他们，是新生的力量，是朽败的群体，在这新与旧的不同世界里，他们都被“电影眼睛”看见，都被“电影眼睛”捕捉，都被“电影眼睛”拍摄，而这种“新与旧的较量”在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世界里，不仅指的是技术上的创新和革命，或者也是政治生活的一种隐喻。

1924年的苏联，就是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而对于这个时代的解读，吉加·维尔托夫用他的“电影眼睛”看见这正在发生的一切，这里有忙碌的人们，有市场上卖肉和卖饮料的商户，有农村孤独的寡妇，有疯人院里的病人，有行走在大街上被围观的大象，有为孩子表演魔术的中国魔术家，他们组成了这个时代的群像，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挣扎在这个已经被摧毁的旧体制下。在台阶上，醒来的是无家可归者，是吸食毒品者，还有永远睡下却不再醒来的人。而在那个酒吧里，一只狗在凳子上尽情地啃着骨头，而那些倚在窗口的孩子们甚至连狗都不如，他们望着酒吧里那些抽着烟、喝着酒的人，只能扔下他们写好的纸头，渴求一种怜悯和帮助，而从他们口袋里拿到的“结核救助金”到底能改变什么？

	导演: 吉加·维尔托夫 编剧: 吉加·维尔托夫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苏联 语言: 无对白 上映日期: 1924-10-31 片长: 78 分钟 又名: Kino Eye

而在疯人院里，老人们赤着身体，或者裹着破旧的毛毯，他们傻笑着，他们发疯着，他们抽着烟，或者思考着人生的意义，那个读着信的老人露出痛苦的表情，然后将这一封信盖在脸上，对于他来说，或者这封信告诉了他另一个不幸，“我就是基督，我的头发太长了。”可是基督连自己也解救不了？衣衫褴褛、头发蓬乱是这一群人的写照，而在这个被幽禁的世界里，没有谁会成为基督来解救他们，所以老人在哀求，甚至想象“我还没有出生”；所以老人在大笑，抽着烟看见疯子们经过，在嘲笑别人也在嘲笑自己；所以老人将头蒙起来，躲避在草丛中；所以老人像曾经在战争中一样挥舞着手然后敬礼，说出的那句“我请求停止屠杀”让人不寒而栗。这是在疯人院的他们，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被现实改变了命运。而在群体之外，在这疯人院之外，在忙碌的街头，也处处都是这样的群体，还有残疾人，还有黑市，还有卖报的儿童，而那些贫穷的孩子，他们抽着烟，他们打着牌，他们是“废物代表”，他们流浪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这是旧时代的群体，而当那一辆救护车疾驰过街道的时候，它便开始了新的一种拯救，不是基督，是科学，妻子打来电话说丈夫没了呼吸，然后医务人员乘坐上救护者出发，驶过城市，驶过乡村，在病人的家门口停下，医护人员给病人急救，抬出病人，撕开衣服，挥动手臂，积极注射，然后抬上救护车赶赴医院，虽然旁边的妻子和孩子露出不安甚至悲伤的表情，但是这种救助还是让他们看见了希望。而在新式的医院里，医生们为各种病人进行检测，然后召集大家进行诊断。这是新的气象，医院之外，则是收留孩子的护理员，他们躺在室外的每一张床上，接受医疗服务和照顾。而对于那些工人来说，则是为他们开设的教育培训班，关于最新的电气成果，关于电波传送信息的知识，而当一根根电线被架起，一个个电波被传送，他们不仅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也听见了不一样的声音。

《电影眼睛》海报

这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新与旧在交战，在斗争，而在农村，这种新旧交替也以摧枯拉朽的力量发生着。系着红领巾、面带微笑、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担负起新时代的鼓手，他们忙碌着，有的在墙上贴上各种海报，呼吁妇女们投身革命，呼吁大家和高昂的生活成本作斗争，呼吁加入到合作社；有的则在街头进行调查，他们询问市场上的牛肉、饮料等各种商品的价格，发放调查表，然后告诉大家，“不要向私人购买，要在向合作社购买。”而在他们的营地里，他们的每一天都充满着革命的力量，洗好脸，刷好牙，然后出发，上山进村，帮助那些村里的农民理发，帮助贫穷的寡妇割麦子；或者他们坐在列宁头像下面认真看书，挖土劳作建立新的营地，而当集合的号声传来，他们迅速集结，列队行走在乡村大路上，在开幕仪式上，当旗帜高高飘扬，他们举起双手致敬，他们高声宣读誓言，他们发出“孩子不去教堂”的倡议。他们是年轻的“列宁主义者”，他们要像列宁一样，“毕生为工农战斗到底”，在农庄里刮起“少年风暴”。

旧时代的群体，新时代的力量，都在摄影机的“眼睛”之下，所以这新与旧的较量不仅是一种政治生活的写照，也是吉加·维尔托夫电影技术的创新。1923年6月他在《列夫》杂志发表《电影眼睛——人——革命》一文，这篇宣言性的文章也开始了吉加·维尔托夫对于摄影技术的“革命”，“电影眼睛”就是“眼睛加电影家”，所以在我观察、我思考的世界里，电影摄影机可以“出其不意地捕捉生活”，而当摄影机隐蔽在画面后面，所呈现的那些画面都是真实的，都是原生态的，都是客观世界的实质，所以在1924年的《电影眼睛》里，吉加·维尔托夫进行了真正的记录实验，“The First Non-Fiction Film thing, Without a Script, Withhout Actors, Outside the Studios.”这是写在电影之前的宣言，没有虚构，没有剧本，没有演员，却又是无限接近真实的室外，这就把“电影眼睛”无限打开，赤裸裸发生的一切进入镜头，电影便不再有叙事性，有演绎性，不再有化妆、布景、照明和艺术加工，而在这些被电影眼睛捕捉的画面中，只需要通过蒙太奇的剪辑，把素材进行重新组织和强调，就能祈祷强化情绪和感染力的效果，从而使观众积极思考。而人的眼睛被纳入到“电影眼睛”之后，它成为新的一种观察真实世界的工具，使得看见的镜头里具有了特定的含义。

那医院的救护车行驶的时候，不同的电影眼睛看见的是不同的现实，跟拍表现的是动态，静止的镜头里则是场景，动静结合，表达的是生活的不同侧面。而在农场牛肉、面包制作过程中，吉加·维尔托夫特意用倒放的镜头来叙事，那已经被屠宰的牛的内脏被放回去，剥下的皮恢复原状，接着这一头牛挣扎着又活了过来，然后站起来，回到车上，再回到农场。而那些面包也是倒叙出面粉，倒叙出麦子，还原的过程是为了让不同的眼睛看见真实发生的过程。这种“电影眼睛”当然优于人的眼睛，它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接近更真实的现实，使之具有了特定的含义。

这是新的一种摄影技术革命，对于吉加·维尔托夫来说，展现“电影眼睛”只不过是对于自己的“电影眼睛”理论的一次预演，而在五年之后的1929年，吉加·维尔托夫更加明确地开始了“电影眼睛”的创作和拍摄，那部《带摄像机的人》甚至将摄影机完全带入了镜头而成为一种主体，电影眼睛看见真实的现实，而它又被另外的“电影眼睛”看见，这看见个被看见的双重世界完全是摄影机打开的新窗口，眼睛在前面，在镜头里，而另外一双眼睛却是电影家，却是观察、思考的“电影眼睛”。但是双重的“电影眼睛”看见的并非是真实的世界，没有叙事本身也是叙事，没有评论本身就在评论，那些新时代的孩子和旧世界的儿童，那些疯癫的病人和年轻的少先队员，那些微笑和痛苦，那些标语和口号，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取舍，无不是真正幕后眼睛在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镜头的选择、剪接，字幕的配加，以及背景音乐的设置，不再是仅仅通过眼睛看见真实，影像和文字变成为内容服务，表达一种事件的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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