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7 《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肯定性正在出现

他们都赞美并且感谢这位即将离任的主教，称他是这个国家希望的化身，是一位具有婆罗门教特征与遗产的人，他已经成为穷人与无权势者的代言人，他向他们敞开教堂，他和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者拥抱。
       ——《第5章 后现代现实主义》

诵读了圣经，唱起了赞美诗，感谢主教，并且拥抱他。圣约翰大教堂，纽约，美国，1989年6月11日下午的这个活动，是用歌声、爱和信仰构建起的仪式，当主教保罗·穆尔即将告别主教区的时候，大家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神性和现实性的结合，“他把会众拥抱在他的歌声里，笃爱上帝的人们依次拥抱他。”其实，在这样的仪式中，穆尔对大家的拥抱并非仅仅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在“现实主义”上的，艾尔伯特·鲍尔格曼称之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当后现代贴上“现实主义”的标签，或者当现实主义拥有“后现代”的标签，这样的仪式后面是不是一种对技术时代的后现代主义的妥协？

“基督教就是这个活着的群体，因举行圣餐仪式庆典从而生气勃勃。”在艾尔伯特·鲍尔格曼看来，基督教是“活着的群体”，而基督教所指向的是一个天国的城市，作为对现实的超越，这个天国的城市是一种理想构筑，而那些“神性与现实性激励鼓舞群体”便成为通向这个天国城市的主体。在星期日下午的这个仪式上，与其说主教在完成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告别，不如说是这个群体在创造和实践艾尔伯特·鲍尔格曼所说的“焦点的现实”。

“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仪、与世界相联结以及起中心作用的力量，是焦点事物的标志。”主教是一个人的主教，告别是一个人的告别，但是他面对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与世界相联结以及起中心作用的力量”，星期日，大教堂，纽约，本身就具有焦点的现实所应有的“共同的庆祝”的特点，而在这个仪式上，这种共同的庆祝又在群体意义上发挥了它的意义，诵读圣经用的是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吟咏赞美诗的是圣奥古斯丁的新约福音唱诗班、大教堂学校唱诗班、詹姆斯·泰勒；讲话的是黑人男议员、女议员、耶鲁大学校长和一位主教；而最后是妇女、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代表和他拥抱……一切都是多元的，都是群体性行为，而他们就这样在仪式中成为“会众”，成为“笃爱上帝的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在群体性仪式中，在神性和现实性结合中，走到了“焦点的现实”里，在“共同的庆祝”中走向了“后现代现实主义”完满结局。

一个片段，一个样本，代表着艾尔伯特·鲍尔格曼“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从理论迈向了实践，在他看来，当身处于后现代环境中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反叛，不是抵抗，不是躲避，甚至不是“不停地到别处寻找超现实”，而是“耐心地、充满活力地使自己顺从自然与传统”，“我们必须努力养成极大的耐性，以便在典型的后现代环境中找到种种焦点事物的位置，并加以培育。”而这正是化解后现代状况的一个有效手段。当艾尔伯特·鲍尔格曼以“后现代现实主义”这个理论体系和实践样本来化解后现代状态，是不是真的可以跨越？那些歌声、拥抱和赞美诗，是不是真的具有神性的力量？或者说，这样一个焦点的现实是不是真的是一种“肯定性”？

实际上，艾尔伯特·鲍尔格曼的范本只是提出了一种“过度活动”的“治疗方案”，而这个方案“倾注于过度活动的奉献精神、宗教热忱”，过度活动曾经是属于经济和技术发展前线上的先驱们的职责和特权，当它开始走向多元群体的时候，是不是会导致平民百姓和先锋的脱节，或者当百姓生活在过度活动的支配之下，后现代的破坏是不是会加剧？虽然艾尔伯特·鲍尔格曼也有过担心：“过度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和本文前面考虑的关于预见与控制的谈论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对正常秩序的破坏，始于现代。”破坏性似乎是过度活动先天的标签，但是当社会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当后现代主义在道德普遍性中渐渐陷落的时候，过度活动反而被艾尔伯特·鲍尔格曼当成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并非是艾尔伯特·鲍尔格曼特别乐观，而是他选择以奉献精神和宗教热忱来妥协后现代社会带来的危机感。

其实并非是危机，艾尔伯特·鲍尔格曼甚至只是将后现代出现的状况称之为“困难”，这无疑是弱化了整个时代的焦虑，甚至他从中还发现了那些肯定性的东西，“为了要超越现代的框架，我们必须允许超出现代性控制范围的事物，凭它们自己的合法权利说话。”后现代主义，包括现代主义，在鲍尔格曼看来，都有着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就是它们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以很显然，当困难出现，当危机还没有到来，真正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它们自己说话，用肯定性的回答实现“结束和过渡”，在自己的轨道上实现“跨越”。

这看起来像是社会行进方式的一种自然主义，鲍尔格曼如此大度地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置于合理性范围里，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对它们误解太深，当旧时代终结，当新时代在转变中到来，我们对于未来的描述总是带着一种主观性，“关于我们社会的未来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却都是用预测、投射、推断、方案、模型、程序、刺激、鼓励等这些空洞无意义的词语来进行，仿佛我们已把我们从现实中拿了出来，仅仅把我们自己对象化了的、推卸责任的变体留在宇宙之中，而这个宇宙理应是我们要设法了解与塑造的。”鲍尔格曼当然把我们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对现实的侵略，也正是用这样强加的方式，使得我们面对未来出现了“无权过问和无能为力的情况”，而这种结局的造成，就是因为我们身上带着像是癌症的个人主义，“我们生活在自我中心主义的时代，追求孤独。”所以在彼此隔阂的世界里，我们都变成了单独的人，而这个社会也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我们没有共同的生活，把我们捆缚在一起的乃是冷漠的、不具人情味的设计。”

编号：B72·2180520·1476 作者：艾尔伯特·鲍尔格曼 著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3年07月第1版 定价：25.00元亚马逊12.30元 ISBN：9787100095556 页数：247页

个人主义、被设计的生活、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结束和过渡，我们甚至会陷入比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更深的困难中，所以鲍尔格曼提出了“超越现代的框架”和“跨越后现代的界线”，让它们自己用自己的合法权利说话，而我们不再是控制的主体，“我们可以把即将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想像为一片峰峦叠错的山脉。”即使想象，对于鲍尔格曼来说，也是合理的想象，也是要回归到它们既有的轨道。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到底拥有怎样的合法权利，它们又如何说话？

要找出它们的合法权利，就要溯源现代主义产生的现实，在鲍尔格曼看来，现代主义的上一个篇章就是中世纪，9世纪欧洲进入了中世纪，鲍尔格曼把中世纪归结为三大特征：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文化和学问；德意志传统的封建秩序；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精神幻想。地区的封闭性、宇宙的中心所在与上帝的律令使得中世纪其实是一个地区间隔绝、自认为处于宇宙中心、以神命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秩序在15世纪出现了塌陷，其中最具有冲击性的也是三大事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推翻了中世纪人所共知、一目了然的地理学；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把地球排除其居于宇宙中心的特殊地位；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确立《圣经》和其信仰者为基督教的最终权威，致命地削弱了神性的教派力量。

哥伦布、哥白尼、路德摧毁了中世纪的宏伟大厦，打开了探险与建设的广阔天地。而现代主义就是在这样的构建中出现，鲍尔格曼把培根、笛卡尔、洛克看作是新时代的奠基者，现代规划的设计师，培根的《新大西岛》、笛卡尔的《方法谈》以及洛克的《政治论下篇》成为论及现代主义的三个奠基性文件，所以现代主义到来，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人可以驾驭自然，政治权力得到了改革，科学和民主变成了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上层建筑。现代主义终结了中世纪，但是当新的时代来临，它一样造成了困难，当自然被支配和驾驭，征服活动便开始了：现代初期航海的发现；贸易路线的扩大；风力和水力的广泛应用；大规模消费工厂的建立，以及记账方法和财务工具的发展……

征服和掠夺不断增加，工业和科学形成了自己的权威，新的规则建立起来，“现代的反应就是建立合理的、机械的和包罗一切的设计，今天我们称之为公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社会造就了个人主义，鲍尔格曼区分了强健的个人主义和享乐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公司化的社会里，就是企业的创始人和成果的受益者，但是公和私分野模糊，它们都在个人主义中强化了现代主义的弊端。后现代主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遏制个人主义的泛滥，但是它无中心扁平化的社会形态甚至比现代主义的建设性更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而实际上，在鲍尔格曼看来，现代主义本身具有的建设性正试图用道德普遍性来拯救个人主义。

“只按照那样一个准则去行动，凭借这个准则，你同时能够要它成为普遍法则。”康德提出的绝对命令等同于绝对理性，“康德用这样的推理，把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用轭连在一起，这就为自由民主理论以及它的自律与平等的理想，提供了基础。”但是道德普遍主义的最大弊病是它的支配地位，“支配的后果使道德生活变得贫乏，郁闷，难以忍受。”用道德拯救看起来更像是海市蜃楼，而当社会进入后现代主义，在技术时代的机器面前，道德甚至被抛弃。鲍尔格曼认为，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体现在很多“进步”上，“从相信明显的命运转向尊崇土著美国人的智慧；从白人安格鲁-撒克逊新教的霸权转向种族多元主义；从男性沙文主义转向多种女权主义；从自由民主理论转向共产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诉讼转向斡旋；从冒险的医疗技术转向为晚期病人设立临终关怀医院；从工业主义转向环境主义；从硬解决方式转向软解决方式。”但是问题也在加剧，“也一直存在从光明向黑暗的转变：从开明转向独断；从宽容转向种族争斗；从自由主义转向惟我独善；从自由转向新闻出版等的检查。”

鲍尔格曼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基于社会态度的一种建构，当现代主义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后现代主义似乎接踵而至，为此，他在社会学视野提出的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将是采用其他方法的技术呢，还是能够变成另一种真正更优雅高尚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保留了一个可能的回答，而这个可能的回答就是鲍尔格曼所说的“肯定性”：“因为对每一个现代原则来说，一种肯定性正在出现：信息加工代替侵略性现实主义，灵活的专业化代替方法上的普遍主义，以及宁愿要消息灵通的合作而不愿要强健的个人主义。”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以计算机、自动装置和电子文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具有自身的合法性权利，甚至完全可以解决现代主义对现实的侵略，为此，他提出了两种让后现代主义说话的机会：一种是“超现代主义”，另一种则是“后现代现实主义”。

超现代主义就是发挥它的超现实性，从工具开始，遵从技术的承诺，“从事物的顽抗、环境的混乱与人的弱点中解放出来。”当鲍尔格曼开始遵从技术。实际上就开始了他的妥协，他认为超现代主义的意义就是“使技术纯净”，也就是说，还技术的本来目的，让人忠诚于技术，“超现代主义的活力主要得自于它所想像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即对现时代衰落抱一种愠怒不快而无可奈何的忍耐态度”，“忍耐”便是他的主张，在这种态度之下，人其实弱化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削弱了英雄般的个人主义，而技术被遵从，是代替个人主义的现实，“超现实是技艺高超的。超现实是丰富的。超现实是能变通的。”不管是模拟装置还是电子化，它们都在变通中实现了与人的融合，即使技术不具有完成本体论的、道德的、审美的、神学的和政治的任务，鲍尔格曼也建议用过度活动，让人进入到一种游戏或比赛中，既与周围世界分开，又能遮风避雨，这样就建立起了安全和自由的后现代基础设施，当它被如此“合理地整体化”，“它将在作用范围、敏锐度、能量及准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人类智力。”

这是一种解决方案，而另一种则被鲍尔格曼称之为“后现代现实主义”，与超现代主义不同的是，后现代现实主义不是“愠怒不快”，不是“忍耐”，而是“重获富有表情、形象的事物的世界，接受后现代批评并且实现后现代的种种渴望。”也就是说，“使技术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它为现实服务，为那些令我们尊敬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高尚、增色的种种事物服务。”看起来是让技术为我服务，增添生活的趣味，但其实，当鲍尔格曼说“接受”的时候，内心里也还是一种忍耐，还是一种退让，只不过用替代的方式去应对。如何替代？鲍尔格曼认为，要接受后现代的批评，解决后现代环境，“为建立以共同庆祝活动为中心的公共秩序而努力。”无非是重提道德普遍主义，只不过放在了公共秩序上，撇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在他看来，这其中包括公共庆祝活动，包括在机器之外表达感人的东西，包括制定公共政策，“肩负起现代主义已对之丧失信心的重大职责，履行公正的义务，以及建设性地对付超现代的幽灵。”当然也包括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仪、与世界相联结以及起中心作用的力量中发现“焦点的现实”，而所有种种，最后还是回到那个忍耐的起点：“无论如何，关键性的任务不单纯是抑郁、怨恨地忍受现实的不顺从，而是要即使不是愉快地也是勇敢地忍受它。”

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既有从征服和霸权到种族多元主义，从男性沙文主义到女权主义的进步，也有从从开明转向独断、从宽容转向种族争斗、从自由主义转向惟我独善的问题，但是鲍尔格曼跨越它们的界线，寻找肯定性的东西，给予合法性权利，必然会弱化人的主体地位，甚至以机器来表达人的情感，在焦点的现实中重建公共秩序，不管是超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现实主义，其实都在隐藏现实的真正矛盾，甚至在回避危机，无论是宗教、政府还是艺术，种种手段似乎都变成了为技术让步，为妥协正名：“我们需要的并非激进的改革，而是从推进超现代的机器强有力地转向支持建立现实、群体与神性得以在庆祝活动中融为一体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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