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03《法兰克福学派史》：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
对苏维埃国家希望的幻灭，甚至对西方工人阶级不再持有最起码的乐观，震惊于大众文化整合力量，法兰克福学派走完了它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长途跋涉的最后路程。
——《第八章 走向历史哲学：启蒙的批判》
1950年，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从美国回到了起初命名的法兰克福，他们研究的地点位于森肯堡拉格大街，旁边就是曾经研究所的废墟。从1923年成立，到1950年重回，法兰克福学派并非只是在二十多年的辗转中回到了原点，旁边的废墟和重新开始工作的研究所成为了一个隐喻：这不仅仅是组织的恢复，而是在与社会的、精神的环境相互影响下发挥的作用已经截然不同：这年8月，阿多诺任研究所副所长，5年后接替霍克海默成为新所长，当战争结束，法西斯统治终结，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背景，在历史上它也走向延续近20年的昌盛期：霍克海默、阿多诺重建社会研究所后出版了《法兰克福社会学丛刊》，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留在美国创立了发达工业社会理论；60年代起，该派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重要流派之一，并在美国和西欧的知识青年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传布，对1968年的“五月风暴”起了先导作用。
1950年重回法兰克福可以视作法兰克福学派新的起点，但是马丁·杰伊却为“法兰克福学派史”画上了一个句号：副标题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而对应这段历史的起始和终点是1923年和1950年——为什么法兰克福学派走向昌盛的开始却是杰伊所定义的终结？杰伊将1950年视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的一个终点，其实在他看来，意味着法兰克福学派“辩证的想象”的终结，他在结束语中说：“1950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组织充当了其成员的思想与广大的社会之间肯定性的中介，它在新背景下的发展过程中，终于走出了孤立，找到了一个宣传批判理论的讲台。”法兰克福学派在原来研究所的废墟旁边重新开始研究，是从孤立中走向了独立，这种独立“不仅是相对于现行的政治、学术制度和大众文化而言，也包括多种自称体现了否定的社会力量”，或者更明确的表达是：法兰克福学派已经走完了它“背离正统马克思主义长途跋涉的最后路程”，背离意味着已经完全抹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痕迹，而且明确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启蒙传统中——一种转向的标志是：研究所的重心从阶级斗争向人与自然的斗争转变，历史主体引导革命时代的可能性消失，这就是被杰伊看成是研究所“英雄时期”之一的实践，它以一种去圣化的方式走向了韦伯所称的“祛魅化”过程，从而在“合理化”的启蒙思想中走向新的历史哲学。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并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以反实证主义而著称，当1950年开始的研究工作摆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阶级斗争不再是研究的中心，当历史哲学走向启蒙的批判，在杰伊看来，才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成熟，才是真正独立的开始，就如霍克海姆所说：“如果通过启蒙和知识进步，人类可以从对各种邪恶势力、恶魔和神话、盲目命运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总之从恐怖中解放出来——那么眼下所说的理性是能够提供的最大服务的理性。”而从神话、迷信以及恐怖中解放出来，除了战争结束开启新的历程，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更意味着左派知识分子进退两难处境的终结，而杰伊在“辩证的想象”中，所要探讨的就是新左派知识分子如何在这种“持久不衰向文化极端主义的狂乱逃奔”的反应中保持独立，如何在“企图消除精英主义残余的无止尽的自我批判”找到力量。
杰伊就是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看成是左派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典型代表，这种进退两难在研究所创立时就已经显露出来，随着一战的结束，欧洲最深刻的变化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面临两难，一种选择是支持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及其新创立的魏玛共和国，从而远离革命并蔑视俄国的试验，第二种选择则是接受莫斯科的领导参加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从事瓦解魏玛资产阶级的工作。而1923年成立的研究所其成员就在这种两难境地里：一直和研究所保持联系的佐尔格是战争期间的苏联远东间谍；维特夫和博克瑙都有流亡经历；经济学家波洛克强调马克斯产业工人概念的不足，他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可以从服务行业工人中提取的资源——研究所早期关心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禁忌结构的分析，即使1930年之后转向了对文化等上层结构的分析，也基本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框架里。
这种两难境地在霍克海默就任研究所所长之后有了慢慢明晰的研究方向，1931年上任之后他提出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研究工人和受雇者对德国和发达欧洲其他地方事务的态度，运用问卷表的形式进行公共统计学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就是想通过社会心理学这一桥梁沟通个体和社会现实，这是“社会研究”走向多样性的标志，格罗斯曼论述了马克思与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波洛克讨论了萧条和资本主义框架中计划经济的可能性问题，洛文塔尔则勾勒出文学社会学的任务，阿多诺探讨了音乐社会学和社会研究的心理学……而从社会研究到批判理论，1932年加入研究所的马尔库塞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他一直是批判理论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当1933年纳粹开始掌权，一方面研究所不得不开始流亡，开始了在美国的社会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为研究所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使之从从理论研究走向了真正的批判理论的实践，“确实，成为一种衰退文化的最后领地是研究所自我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深知语言负载思想的关系，坚持使用母语以抗拒纳粹主义对每一个德国人的同化。”
批判理论唯一的目的就是批判，它的发展是对话式的，它的起源是辩证的，它的实践在社会现象上，杰伊认为，批判理论在德国有着深厚的根基，黑格尔后继者在19世纪的40年代就将其运用到正处于急剧现代化过程中的德国社会和政治现象，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从黑格尔思想中丰富了自己的内涵。而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批判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包括理性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实体性逻辑的存在等方面，都有着一种继承和发展，霍克海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对象，不是显现为不可改变的真理，而是催化社会变革，在这里，霍克海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似乎提出了质疑，一方面，他认为黑格尔形而上学有一定的问题，黑格尔认为所有知识都是无限实体的自我认识，主体和客体、心灵和物质的同一，建立在终极性的绝对主体之上，为此，霍克海姆认为，“精神既不能在自己也不能在历史中认识自己，因为精神即使不是一个可疑的抽象，也不能和现实同一”，所以在他看来，只有根植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具体的人的思想才是可能的，只有世界中的多种存在才是一种存在。另一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真理大全的僵化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变革实际上就是去除主观性和个体性，他给与了理性一种现代意义，在拒绝笛卡尔严格的二元对立，认为这是把理性收缩到主体中从而使得理性进入到玄思之中。
批判理论否定了明确描述“社会主义的人”的必要性，强调个人幸福是唯物主义整体要素，强调理性的意义，实际上批判理论所反对的是绝对真理的论证，它的两个极是实践和理性，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的一句话代表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即使革命实践偏离其正常轨道，理论也将保持真理，实践追求真理，而不是相反”。所以在实践和理性中，法兰克福学派厌恶本体论和同一性：阿多诺拒绝天真的实证主义，反对强调抽象个人主义，强调偶然性，他以音乐中的无调音乐为启示形成了“无调”哲学；马尔库塞认为非异化的劳动是为着人而反对人，他反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一假设，对人类解放与技术、工具理性的关联便是怀疑，他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活动，人的“类存在”才能实现，所以需要一种“总体革命”——在此阶段，法兰克福学派所反对的是庸俗马克思主义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他们要在瓦解形而上学中进行批判的实践，这种实践的一个方面便是弥合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鸿沟，于是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引入，成为批判理论的整合实践。
编号：B62·2030411·0671 |
“社会研究所试图把心理分析引入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是勇敢而有挑战性的一步，也是它力图挣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紧身衣的标志。”弗洛姆成为第一次试图调和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尝试者，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他坚信人的本质的现实性，但是弗洛姆的观点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引起了纷争，霍克海姆认为弗洛伊德的思想从辩证走向了生物学化和实证化，尤其是把社会现状绝对化了，压抑冲动走向了机械；而随着纳粹的上台，阿多诺认为弗洛姆否认虐待狂的性欲基础是为纳粹主义的表演寻找说辞，“精神分析中只有夸大是真实的”，他这样批评甚至反对弗洛伊德思想；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弗洛伊德使他更坚信了激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他甚至希望把本能历史化，在他看来，“如果生命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非压抑的再次色欲化而得到解放，那么死就不必拥有支配力了。”
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对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整合，想要解决的是人的本质问题，而在那个时候纳粹主义的兴起甚至成为一种令人恐惧的统治力量，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他们必须将批判理论运用到最紧迫的现实问题上，先是对权威进行研究，接着开始对国家资本主义提出了质疑，霍克海默说：“国家资本主义是当前的权威国家……是统治的新的喘息机会。”从法学转向政治理论研究的纽曼则认为，法西斯国家的法律是不合理的，因为它缺少自由的概念；实证主义法律没有以自然法的合理基础为本；所以他进一步暗示，非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发展趋势也将出现同样结果。古尔兰也写出了大量论述纳粹的文章，他试图通过揭露纳粹法规的潜在性格来显示其意识形态本质。在对纳粹的分析中，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关于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已经出现了分野，纽曼、古尔兰和基希海默，他们的分析集中表现在对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变革方面，他们的基本设想还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心地位，而霍克海姆则认为纳粹已经是西方非理性统治倾向最激进的样式，它已经不是经济基础视为社会总体的决定性所在。
两派观点的分野其实涉及到文化上层的困境问题，而这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两难：一条线索源自列宁，在苏联1934年作家大会上得以确定，它认为只有展示了公开的政治党性的作品才有价值，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正统正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起来的；另一条线索则源自恩格斯的传统，他更看重艺术作品内在的社会意义，这一类批评家被一度称为“变异的马克思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就属于此列——而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逐渐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走向独立的真正开始，其中最具代表的是阿多诺和本雅明。阿多诺认为流行于德国年轻一代的表现主义的美学基础是虚假的，他回到早期论述克尔凯郭尔的观点：“绝对主体性也是无主体的……表现主义的自我越是被抛回到自身，它就越像是被排斥在外的事物世界，……纯粹主体性也必然要与自身疏离并成为一件物事，它正是通过对自己的疏离才占有了能表现它自身的客观世界。”所以他拒绝把文化现象还原为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反映，批评的任务是“辨认总体的社会趋势”，一种辩证的、或“内在论”的艺术批评，“是认真对待这个原则的：即它不是不真实的意识形态本身，而是与现实相对应的主张”。
而本雅明则把自己当做表达客观文化趋势的媒体，他相信形成特定的表达方式尤为重要，在倾向于在社会集团和文化现象之间寻找特殊的对应，与阿多诺在音乐中寻找到了无形象的“彼岸”，本雅明则在压抑中等待弥赛亚的到来，这种和同质的空洞时间形成对比的革命的弥赛亚的“时间”，正是本雅明一生奉行的神学思考模式的写照，但是美国生活的压迫感，西班牙边境被关闭的现实，再回到盖世太保监禁下的恐惧，终于使他无法等到弥赛亚时间的到来，“没有一件文明的记录不同时是野蛮的记录”成为他对整个世界的质疑和否定，而本雅明生命的自我终结也是这种野蛮的象征——对于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成为他们告别意识形态化的新视角，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观念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它是被文化工业所支配的非自然的、异化的、假的文化，它是不民主的存在，它是“风格化的野蛮主义”，它具有的是马尔库塞所认为的“单向度”的外表。
从德国到美国，从战争到战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经验性批判工作，计划之一便是探讨德国非犹太人帮助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模式，继而研究美国工人中的反犹主义，接着将批判扩展到“作为整体的工业社会”——在反犹主义的古老根源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其实开始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于权威人格、偏见动力学等的研究，就是在探索一种新的人类学视野，而在这其中，理性成为他们重新审视的领域，而在启蒙的批判中开始的历史哲学研究，就是将批判理论和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中建立新的维度，这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彻底的背离和决裂——马克思过分强调劳动作为人类自我实现的中心，在霍克海姆看来，把人还原为劳动的动物就是把自然异化为人类剥削的领域，而自然自身是既非善也非恶的存在，它是在总体同一性中的协调，是对人作为命名者的“单向度”压制的破除。
从孤立走向独立，法兰克福学派摘掉了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论的标签，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就是不断自我革命的实践者，甚至于这种背离本身也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丰富：
研究所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作用确实是有问题的，尽管它放弃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标——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动力，经济基础作为任何社会分析的中心——它还是在其早期为马克思主义做了许多工作。在斯大林主义炙手可热的时候，通过保护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冲动的完整性，霍克海默及其同事为斯大林激进主义之后恢复这一冲动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前提的质疑，他们把马克思主义范围内讨论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有助于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范围外探究的合法对象；在其受到僵化的教条主义威胁时，通过坚持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一个开放的、批判的而非现成真理的系统，他们帮助恢复了它的有效性；为了拓展新的基础，研究所使心理分析与马克思主义这类看似互不相容的体系之间富有成效的互渗成为可能；最后，他们极富创意地把马克思的一些主张熟练地运用到文化现象上，从贫瘠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中拯救了唯物主义的文化批评。
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法兰克福学派“向实际的或潜在的可以实现合理社会的历史主体的挑战”，这一种挑战也正应合了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的意义所在——阿多诺说：“奥兹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是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坚持怀疑，坚持质疑，坚持批判，杰伊说：“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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