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12《艰辛时刻》：他的敌人已入黄土
她在未进行任何铺垫的情况下突然对我说，她有过十个丈夫，而且他们都是她亲手埋葬的。她说话的语气很柔和丝毫没有炫耀之意。
——《尾声》
她回忆了自己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成为了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她说到了自己十五岁时未婚怀孕被迫嫁给了的丈夫埃弗伦，她评价自己被父亲赶出家门后认识的危地马拉总统阿马斯，她更是说出了和帮自己逃离危地马拉的加西亚之间的往事……对于玛尔塔来说，父亲、丈夫、总统、将军和她的故事构成的是一种叫做记忆的东西，“那段记忆已经随风消散了。”她似乎有些冷漠地说：“何必再去回想？”但是这也许只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想要忘记过去的一种做法，但是作为一个和政治有关的人，她根本无法消除那些早已经被写好的记忆，而这就是历史——玛尔塔本身就已经被写进历史书成为了历史中的一个人物。
一个个体的女人与一个政治性的女人到底有什么区别？个体的女人在自己这幢离奇、古怪的屋子里安度晚年，周围是一刻未停的鸟叫声，在“我”眼前，她是一个非常美丽、躁动不安的女人，“她的眼睛是灰绿色的，眼神能让与她交谈的人魂不守舍、慌乱焦躁。”即使已经年过八十，即使身材已经变形，玛尔塔的眼神中依然有女人特有的风采，而即使从她的身上能读出她和那些男人发生过的风流韵事痕迹，这也是属于一个女人的所有。但是当她“丝毫没有炫耀之意”而说出自己“有过十个丈夫”，并且“亲手埋葬”了他们，一个女人的命运已经和政治有关，他们是谁？是强奸自己的危地马拉共产主义分子，是恪守道德传统不允许女儿未婚先孕的父亲，是总统，是发动政变背后的策划者，是被操控的傀儡总统……的确玛尔塔没有炫耀，当她有过十个丈夫，当她亲手埋葬了他们，这是一个和权力有关的历史？这也是一个反权力的故事？
小说的“尾声”部分，玛尔塔已经年过八十，她也走向了自己人生的“尾声”，当略萨通过出场的第一人称“我”，和玛尔塔之间的对话完成从一个女人到政治人物的转变，“十个丈夫”所书写的就是一场和权力有关的历史，“亲手埋葬”的背后则是权力覆灭的必然性——权力统治者以“他们”的群像出现在一个女人人生的“尾声”，更代表着略萨对那段历史的一种审视目光，但是这里的一个微妙之处在于，即使到了该把什么都放下的“尾声”阶段，历史依然充满着似真似幻的不确定性：真的因为埃弗伦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被强奸而嫁给他的玛尔塔坚定地成为了反共产主义者？投靠他而成为他的情人的阿马斯总统，真的是一个“优雅、细腻的绅士”？总统被刺时加西亚如何将她带离危地马拉？而最后关键的问题是两个，即使所有相关的历史档案都认为加西亚和他的妻子、女儿最后都死在了海地“医生老爹”手下，但是玛尔塔却认为那只是美国中情局导演的一出戏，加西亚没有死，他生活在美国，通过外科手术改变了样貌而已；另一件事是玛尔塔最后成为了美国共和党人，甚至每次美国总统大选，她都会帮他们在拉美裔移民中拉票，“这里是她的祖国，她像热爱危地马拉一样热爱美国。”
加西亚没有死，他在中情局的安排下还生活在美国；玛尔塔是共和党活跃的党员，并把美国当成自己的祖国，在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中，“我”的想法是：“不能完全排除她想借此误导调查方向、洗清自己嫌疑的可能性。”但是这种“误导”恰恰在这一尾声中让小说从拉美的政治风云变成和美国有关的阴谋，而这也许才是略萨关注“艰辛时刻”凸显美国力量的干预、入侵和颠覆——小说的最后一句：“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干涉使得这片大陆的民主化进程放缓了脚步，耽搁了数十年，还导致成千上万人牺牲，因为它促使武装革命和社会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发展起来，至少三代年轻人为了那个梦想兵戎相向。”甚至比起被推翻的哈科沃·阿本斯政权，“后来者们无疑更加激进，也更加悲壮。”
当略萨把危地马拉的“十月革命”之后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以这样的方式铺展开来，他所着眼的正是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权力的反复易手，从豪尔赫·乌维科·卡斯塔涅达的独裁统治被推翻，到胡安·何塞·阿雷瓦洛教授带着“精神社会主义”的模糊理念登上总统宝座，再到哈科沃·阿本斯推行土地改革试图改变这个国家极端的贫富分化，最后到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在美国策动下以武力颠覆民选政府，危地马拉的政权更迭像是一扇不断转动却永远无法静止的门，独裁与民主交替登场，每一次更替都伴随着血与火的代价。略萨在书中写到了阿雷瓦洛执政期间，“那是危地马拉有史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这场选举让“使选举成为可能的这场人民运动，后来被称为‘十月革命’，它为这个国家揭开了新时期的序幕。”然而这个“新时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动荡的种子，因为民主的果实注定要被冷战的巨手摘取。
| 编号：C66·2260709·2520 |
阿本斯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他试图让这个国家走上一条“中间道路”，他在回忆中认定自己“想努力实施‘一项完满的法令，不能有任何漏洞，必须完美无缺、无可争议’”，那就是土地改革法。他从年轻时就在高原上目睹了“印第安人极度贫困，还要承受庄园主的无情剥削”，这一切促使他“从很年轻时就注意到危地马拉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剥削、贫困等社会”，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改革可以把危地马拉变成像美国一样现代、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他看来，“政府把闲置土地收归国有再分发给穷苦农民，土地就归农民个人所有了，这都是为了发展私有化的资本主义农业”，然而这道“完满的法令”恰恰成了他的催命符，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拥有大片闲置土地，一旦这些土地被收归国有再分配给农民，这家垄断中美洲香蕉贸易的“水果摊”便再也无法容忍，于是，萨姆·塞穆莱和爱德华·伯内斯当年联手打造的那个帝国机器重新启动，这一次他们不再满足于“宣传”手段，而是直接诉诸武力。
略萨在“先声”中用了大量篇幅勾勒伯内斯的宣传理论如何服务于联合果品公司的商业利益，伯内斯在《宣传》一书中曾写下预言性的句子：“对大众的意识和习惯进行刻意的、经过策划的操纵，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那些操纵了这种未知机制的人拥有一个无形政府，他们手中掌握着控制我们国家的真正权力……少数精英需要持续地、系统地对民众进行洗脑教化。”伯内斯说服塞穆莱在中美洲国家兴建学校、医疗机构、提供奖学金，“这些都会成为该公司为当地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证明”，而与此同时，一旦当地政府的政策威胁到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伯内斯就会调转枪口，让“媒体‘睁开眼睛’，看到那种正在逐渐成形的‘危险’”。他告诉那些联合果品公司的董事们，危地马拉“离巴拿马运河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不加干预，“它就将变成苏联在新大陆的第一个卫星国”，这种将商业利益包装成国家安全危机的叙事策略，此后反复出现在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每一次干预行动中。
阿本斯的悲剧在于他至死都不明白自己为何成为美国的眼中钉，他在流亡途中反复回想自己执政的三年多时光，“他竭力与那些朋友进行争论，反对共产主义，力挺资本主义民主。”他以为自己追求的正是美国人标榜的价值，殊不知在冷战的地缘棋盘上，任何试图独立于美国意志之外的改革——哪怕它打着资本主义民主的旗号，都会被解读为“共产主义渗透”。危地马拉作为一个国家，在这个博弈中几乎不具备任何主动性，它的命运被华盛顿的政客和波士顿的百万富翁们在一场董事会议上就决定了。阿本斯辞职流亡后，短短两周内“危地马拉就换了一层皮”，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癫狂的国家，人们最着魔的事情是抓捕那些真的或被诬陷的共产党人”，土地改革被废除，“新政府把阿本斯政府依照土地改革法从联合果品公司手中收归国有的闲置土地尽数归还，还免去了大庄园主的赋税，无论他们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而阿本斯本人则在后来的岁月里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终生背负这个他至死都不完全认同的罪名。
略萨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危地马拉一国之内。他让这条权力链条延伸到了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海地、古巴、墨西哥，编织出一张覆盖整个加勒比海和中美洲的巨大网络。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书中是一个几乎无处不在的阴影，他在自己的宫殿里一手操纵着危地马拉的政局，把乔尼·阿贝斯·加西亚派往危地马拉担任武官，授意他“必须干掉阿本斯那个共产主义分子，越快越好”，特鲁希略对卡斯蒂略·阿马斯说：“我本想除掉他的前任阿雷瓦洛，那家伙聪明绝顶，可惜也投效了共产党。我早就提醒过美国人可他们不相信我的话——他们总是那么无知，有时甚至可以用粗鲁来形容，但又有什么办法？我们需要他们啊。”这段话几乎道尽了拉丁美洲独裁者面对美国时的全部心态：一方面是抱怨美国人的“无知”和“粗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仰仗他们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统治。特鲁希略的弟弟埃克托尔·特鲁希略·莫利纳将军是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傀儡总统，“这个国家有一位通过表面完美的选举程序选出的总统，但不是‘新祖国之父’‘大恩人’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莫利纳，总统是他的弟弟，被这个国家的主人当作傀儡，让美国人不好说什么。”权力的金字塔在多米尼加以特鲁希略为塔尖，在危地马拉则以卡斯蒂略·阿马斯为代理人，而这两座金字塔的顶端其实都系在华盛顿的手指上。
书中最令人心惊的也许是那些曾经在权力场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最终遭遇的溃败，阿本斯流亡异国，“余生无比凄惨”；卡斯蒂略·阿马斯在总统官邸被刺杀，“第二颗子弹射入他身体的时候，他能听到奥蒂莉亚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哭喊声”；恩里克·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被投入监狱，出狱后想去墨西哥，却在车内被炸弹炸死；加西亚·阿尔迪莱斯医生失去妻子、失去自由，家中图书被审查，生活被摧毁；加西亚在海地策划政变失败，“被一群发狂的野蛮人屠戮，尽管带着手枪，却更喜欢用棍棒和刀杀人，像遥远的从前，像那些居住在史前洞窟和丛林中的野人。”这些人的命运以不同的方式印证了同一个主题：权力的追逐者最终都被权力吞噬，略萨在小说里借人物之口发问：“所谓历史就是现实被幻想扭曲后的样子吗？把具体而真实的事件扭曲为神话和虚构，就成了历史，是这样吗？我们崇拜的那些英雄人物又成了什么？”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却让整部小说笼罩在一层挥之不去的怀疑论阴影中。
如何还原拉美的这个“艰辛时刻”？略萨在“致谢”部分详细罗列了他在创作中查阅的资料：危地马拉国家期刊保管室的报纸和杂志、弗朗西斯科·马罗金大学的图书馆、陪同他实地考察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边境的朋友珀西·斯托蒙特。这些致谢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在这部小说上投入了大量考据功夫，试图让每一个事件都有据可查。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晚年的略萨似乎更倾向于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而放弃了早年那种将现实与虚构搅成漩涡的叙事野心，对比《公羊的节日》，后者对多米尼加特鲁希略时代的书写充满了令人眩晕的虚构力量，叙事视角在独裁者、刺客和普通少女之间不断跳跃，时间的褶皱被反复折叠再展开，读者在那种叙事的迷宫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比历史更深的真实。但是，《艰辛时刻》更像是一份排列整齐的历史档案，里面很多人物和事件都没有挣脱档案介绍的影子：阿本斯的土地改革、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入侵、联合果品公司的阴谋、美国中情局的介入，这些内容在书中以近乎教科书式的口吻被交代出来，读者看到的更多是“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这一切如何穿透了人的血肉”。
略萨似乎过于信赖历史的戏剧性本身，而忘记了文学需要对历史细节进行再创造——不是歪曲历史，而是让历史以更加复杂、更加悖谬、更加令人不安的方式呈现出来。“先声”部分对伯内斯和塞穆莱的描写也存在着与正文脱节的问题，略萨在这一部分着重强调了“宣传”的力量，伯内斯的理论和他对联合果品公司形象的塑造在整部小说的政治逻辑中本应扮演核心角色，但进入正文后，“宣传”这条线索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入侵、政变策划、刺杀行动这些硬邦邦的暴力手段。宣传和暴力之间当然存在着内在关联，但略萨没有为这种关联铺设足够的叙事桥梁，以至于“先声”读起来像一篇独立的政论文章，而非小说肌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样，“尾声”中“我”的出场虽然在形式上制造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但由于正文部分过于倚重档案式的叙述，这种张力未能得到充分的释放，当玛尔塔在“尾声”中说加西亚还活着、说中情局导演了一场假死戏码时，这个爆炸性的说法本可以倒逼读者重新审视前面所有的叙述，但因为前面的叙述已经以过于笃定的方式写就，尾声的颠覆性就被削弱了，更多时候读者只会觉得这是老太太的记忆混乱或有意误导，而非一种正当的虚构权力在起作用。
略萨将拉丁美洲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归结为美国干涉的后果，这一判断本身就带有冷战思维的烙印，他在结尾处把复杂的拉美历史简化为美国干涉和拉美反抗的二元叙事模式，拉丁美洲内部的寡头统治、地主经济、种族裂痕、教会权力、军事集团的自主性，这些因素在略萨的叙述中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仿佛只要美国不干涉，危地马拉就能顺利走上阿本斯所设想的“现代民主资本主义”道路。阿本斯自己的土地改革在国内激起的阶级冲突、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根深蒂固的仇恨、军队在政治中日益膨胀的角色，这些都不是美国能够完全制造出来的东西，它们有着远远早于冷战的本土根源。略萨在谴责外部干涉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拉美内部的独裁传统找到了一个过于方便的替罪羊。
但这些问题并不能抹杀《艰辛时刻》的力量。略萨毕竟以七十九岁高龄重新触碰了一段他年轻时亲历的历史，他对那些“鲜血淋漓”的细节有着让读者无法转身回避的诚实，略萨也许没有写出他最锋利的那部小说，但他写出了对一个时代的清算，拉美大陆的“艰辛时刻”远未结束，那些被埋葬的敌人也许还会从黄土中重新站起，换一副面孔继续统治，就像玛尔塔对“我”说的：“所有那些他可能犯过的罪行都已过了法律追诉期，所有他的敌人已入黄土。”这句话里的淡漠令人心寒，因为它暗示了一种普遍的遗忘，当敌人的尸体腐烂之后，罪行本身也就被赦免了，略萨写作这部小说，或许恰恰是为了阻止这种遗忘，为了在“黎明孤独地走开”之后，依然有人记得那个漫长的黑夜是如何降临的。玛尔塔“像热爱危地马拉一样热爱美国”，这句话在她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分辨这是一种背叛、一种生存策略、还是一种真诚的移情，也许三者都是，就像她这个人本身就是个体与政治、真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的混合体一样。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5835]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