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5-03《错过时间的散步者》：透着一股诡异的安逸
刺猬：我天生就该如此，你不觉得吗？我之所以浑身竖满利刺，是因为我内心充满了惊惧。
——《鹳和刺猬》
一只鹳和一只刺猬，一只高傲的鹳和一只矮小的刺猬，一只可以高飞的鹳和一只躲着的刺猬，以及一只长着尖喙的鹳和一只拥有利刺的刺猬，它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故事？爱发生了，鹳迷上了刺猬，迷上了带刺的刺猬，“你披覆的尖刺很适合你，把你衬得迷人可爱。”但是面对着鹳的示爱，刺猬却拒绝了。这样一种拒绝，按照刺猬的说法，是自己配不上鹳，它们是完全生活在不同世界的存在，“我不曾挥舞着翅膀在晴空邀游，也不在清风微拂的教堂尖顶筑巢；我安居于森林，只在幽暗中安静地披荆前行。”
但实际上，刺猬认为自己矮小，所以自卑，认为自己幼弱，所以恐惧，更因为自卑和幼弱，所以用满身的刺武装自己，“你实在令我印象深刻，但你的腿和喙太长太大了，而且对我来说，你的优雅、你的自负都令我高攀不起。”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鹳会爱上刺猬？刺猬认为鹳迷上自己，就是因为迷上了自己的刺，迷上了胆小羞怯，迷上了“被上帝遗弃的可怜样”，甚至这种迷上让它希望和渺小平凡“同在”，当刺猬的刺像利剑一般刺进鹳的身体，鹳更加深爱着这份孤独，连它自己都觉得在孤独中它变成了刺猬，长出了尖刺，“夜色洒落在密林间，着了魔似的鹳屈着一只脚，一头扎进这份弥散着忧伤的爱里，沉溺。”
如此，这应该是一个和爱有关的感人故事，一个去除了等级而同在的“夜间喜剧”，但是鹳之所以迷上刺猬的词，迷上刺猬的孤独和平凡，迷上尖刺下面的恐惧，不是爱本身，而是一种“英雄主义气息”，“有时，鹳鸟倍感无聊，便想方设法把自己培养塑造成英雄。”只有在刺猬的那份孤独中它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才能让自己有英雄般的气息，于是，它想给刺猬一个轻吻，“用他长利的尖喙在刺猬的利刺上印上一个吻”，这是对刺猬剑刺可能刺进自己身体的回应，似乎在表达着义无反顾的爱，但是鹳和刺猬，英雄和凡人，恐惧好自信永远不会在平等的世界里，一个看起来是表达爱的吻，却把“夜间喜剧”变成了悲剧，“思及此，我们不禁不寒而栗。”
一篇关于鹳和刺猬的寓言，最后变成了“我们”的感受，为什么这一个英雄爱上凡人的故事，会让“我们”不寒而栗？不平等的关系让刺猬不是刺猬，让鹳也不再是鹳，更可怕的就是看似温馨的喜剧背后是“异化”中的悲剧。在罗伯特·瓦尔泽的文集里，和《鹳和刺猬》这则寓言一样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还有《黑尔布林的故事》，“我身上最引人瞩目的便是我的平凡。”这是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只刺猬，和用尖利的刺包裹自己的刺猬一样，黑尔布林敏感、脆弱、愚笨、无聊，每当需要完成一项工作时，他总是会花费很长时间来思忖：“我该不该把它解决了？还是我应该如往日一般搪塞过去就行了？”很多的奇思妙想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黑尔布林总是一事无成，总是生活在空虚和绝望之中。但是他得到了女人，他拥有了爱情——是鹳的爱情？这爱情让他感觉到了命运的不公：她希望婚后能住在大城市，在舞会和美酒中和有趣的人谈天说地，和鹳一样可以振翅飞翔；而她也从来不会对黑尔布林感觉失望，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
这一个“鹳和刺猬”的故事便从寓言变成了现实，它指向的也是一个关于命运不平等带来的伤害，是黑尔布林的刺制造的伤害，也是女人的英雄主义带来的伤害，它最后令人不寒而栗之处在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会被解决，黑尔布林依然孑然一身，依然没有金钱和时间，甚至也没有了恐惧和苦恼，“我想象着自己永久躺倒在床的样子，或许，那便是最好的归宿了吧！”永久躺倒的生活就是最后的出路，甚至就是死亡本身。为什么黑尔布林会成为现实中的刺猬？他把自己孑然一身的生活形容为“无狂风流水，无街道长椅，无金钱时间”和“无日月为伴，无文化熏陶”的孤独状态，而和女孩所想要的“堂皇舞会，美酒华裳，与各式有趣的人谈天说地”的生活最大的不同，是黑尔布林“与诱人文雅毫不沾边”，瓦尔泽的这个预设就将“鹳和刺猬”的寓言变成了现实中人的缺失问题，缺失一种自由，缺失一种文化，缺失一种宽容，在《裤子》一文中，瓦尔泽借“沉湎于对裤子这一精致事物的冥想”，提供的报告就指出了裤子样式之所以荒谬愚蠢，之所以保守窘迫，就在于文化的式微，“似乎巴黎的时尚人士江郎才尽已有些时日，而那个永远不乏灵性梦想的巴黎业已消亡。”
时尚不再，文化不再，是因为女人们“想刺伤自己”，而男人们也无能为力，“这便是裤装的精髓所在以及它可能引发的惊人后果！”这又是一个“鹳和刺猬”的现代寓言，也许重点不在于刺猬本身的孤独、平凡、恐惧，不再于黑尔布林的敏感、脆弱、愚笨、无聊，而在于鹳的英雄主义、女人的爱慕虚荣，反倒解构了那些在芸芸众生中生活的渺小人物，是他们带给了现实更多的压力，由此瓦尔泽的故事就转向了小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展示以及揭示悲剧后面永不改变的“英雄主义”甚至精英主义。在他的笔下，诗人是什么，诗人是屈居于厕所的人，“他自觉非常舒适，还卑微而浪漫地用旧外套、破布棉絮和地毯碎片将这安居的一隅装饰一新，并且他坚称，自己居住的是阿拉伯风格的房间。”他们应该如深藏地窖的老旧，在恰如其分的时机和场合开封才可见其辉煌荣耀的光辉，但是诗人却微渺如尘土自己也早已经湮没在尘土里；弗拉基米尔认为是“骑士精神的化身”，帮助漂亮女士是他的职责，但是他只是想象，却不曾真正上前伸出援手，因为他害怕被对方击退，所以他心怀怨恨，他开始怀疑别人，他也常常嫉妒，“他便与女孩划清界限。”
| 编号：E38·2250318·2271 |
诗人湮没在尘土中，骑士在妒忌中成为无根之物，这些都是现实版的“刺猬”，而且这并非是个体的悲剧，就像弗拉基米尔还有不少模仿者，模仿就是自然之举，但是当瓦尔泽说：“复制品虽亦可吸引眼球，但只有首创者方能缔造真正的价值。”这便是对世间的一次嘲讽，而在《小柏林人》中，瓦尔泽通过十二岁柏林女孩对“刺猬”的厌恶，完成了反面的嘲讽。“小柏林人”早熟，父母分居之后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她喜欢旅行，是喜欢在“驰往远方的未知”中带来美妙体验，但是她认为自己对贫困一无所知，也觉得没必要体会贫穷，“不过我对穷苦人家的孩子充满怜悯，若换做我身在其中，我肯定打开窗户一头跳下去。”在考虑今后的生活甚至婚姻和生孩子等问题的时候，她认为娶自己的人应该富裕，因为自己就是受过良好教育、按照都市女孩的标准被养育长大的女孩，“穷人？我可过不来穷苦日子，像我这样的人绝无法忍受捉襟见肘的生活。”
虽然年幼，虽然涉世未深，虽然人生就像旅行一样奔向一种未知，但是“小柏林人”已经完全想好了以后的生活，她对穷人的鄙视，对贫穷的远离，是另一种鹳的生活，只不过她完全和刺猬们划清了界限，那么当这种“鹳和刺猬”的生活在“小柏林人”的自我想象中被解构，是不是意味着和黑尔布林、弗拉基米尔一样，已经被英雄主义、精英主义所杀死，无形地被杀死。无论是寓言异化成悲剧，还是现实被不平等划清界限，瓦尔泽都在书写一种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他们就是刺猬，带着尖刺的刺猬，在恐惧中自我保护的刺猬，甚至建立了病态“夜间悲剧”的刺猬，它们是命运，是人生，是无可逃避的孤独和渺小，是必然的死亡。《两则轶闻》中的南瓜头就是一个小说版的悲剧人生，从前有个男人脑袋就是中空的大南瓜，他没有舌头，只有一片橡树叶子在嘴巴里晃悠，他没有牙齿，牙齿都被刀子切掉了，他没有眼珠，眼珠里只有圆溜溜的空洞，但是他却心心念念想要当老大，有一天晚上他迷路了，于是想要寻死，但是在死亡之前，虫子把他嘴巴里的橡树叶子吃掉了，鸟儿在他南瓜脑袋里啄出一个洞，小孩子拿走了眼球里的蜡烛头，“这样，他就可以死去了。而虫子还在享用着树叶，鸟儿仍在啄洞，不，孩子依旧开心地把玩着蜡烛头。”
“南瓜头”的悲剧体现在想要改变却无法改变的命运，所谓的英雄主义、精英主义都变成了自我的一种预设，或者说“鹳和刺猬”合二为一成为了一种人生，在这样的人生里，只有找不到路的迷失，只有死之前的折磨，只有被当成玩具的亵玩。瓦尔泽在《对某个请求的回应》中就把这种悲剧人生设置成了一出戏剧，“你问我可否予你一个主意或梗概，作为一幕演出、一曲舞曲或一出哑剧的大纲”，对于这一请求的回应，设置的这出戏剧就是为了呈现“悲剧色彩”：一是穿上黑色衣服发出咆哮，这是灵魂的呐喊和心灵的倾吐；然后把手指放进鼻孔，以高贵忧郁的形象作出粗鄙可笑的行经，让观众因此而悲泣；然后让眼睛闭上或睁开，表现出惊恐、优美、哀恸和爱慕；最后就是把尖刀刺入眼中，还要让刀锋滴淌出鲜血，然后割向喉颈，“而后，你又燃起了一根香烟，透着一股诡异的安逸，仿佛在享受看什么。”诡异的安逸，就是在全身鲜血流下来的时候你还在抽烟，于是鲜血化成了星星，“于大厅曼舞，炽烈狂野，但你却张开大口，将它们一个一个攥住吃掉。”但这还不是这幕悲剧最高潮部份，随着台上布景轰然倒塌，你被埋在里面，但是一只手还在废墟中举起来，还在艰难向前，“最后，帷幕缓落。”
“对某个请求的回应”，瓦尔泽便设计了最悲剧的一处戏，这出戏的关键不是发出灵魂的呐喊，不是让人体会爱与被爱的感觉，不是引起观众的悲泣，而是以自我行动达到了“诡异的安逸”：用刀刺入身体割破喉咙，让鲜血化成了星星，然后在废墟中举起手继续前进。悲剧是死之不死，是不死之死，是自己成为剧中人而别人在欣赏。如此多的刺猬，如此多的诗人，如此多的黑尔布林和弗拉基米尔，在寓言、小说、故事中，其实都成为了瓦尔泽关于命运的隐喻，它是虚构的，也是现实的，它是被塑造的，也是自我经历的——瓦尔泽那走过的人生，即将到来的人生，不也注定就是这一幕演出，不也被预设为这出哑剧的大纲？兄弟、教授自杀，让瓦尔泽变得越来越孤独，搬到伯尔尼之后写作了小说《提奥多》，但这部小说失传了，后来长期遭受焦虑和幻觉困扰的瓦尔泽住进了瓦尔道疗养院，写作而和发表散文成为他的日常，直到病情加重停止了写作，1956年圣诞节瓦尔泽因心脏病而去世。围绕着瓦尔泽生活的是精神疾病、写作、孤独，当最后去世，他是不是还从废墟中伸出一只手，让一只手继续前行？
这一只手可以视为瓦尔泽的写作，但更可以视为和写作相伴、和生命相伴的“散步”：瓦尔泽酷爱散步，他从小就热衷于长途徒步行走，在深陷孤独的时候，在写作并不能养活自己的时候，他经常晚上走很远的路；在病情加重转移到家乡的赫里绍疗养院后，他还保持着散步的习惯，而1956年圣诞节他结束生命就是在穿越雪原时心脏病突发。散步就是他的写作，散步也是他生命的终章，“他切实感受到了体内正温和叫嚣的元气与力量，一场体力运动便能震颤他整个灵魂。”在《图恩湖畔的克莱斯特》中，克莱斯特对于散步是如此定义的，而这篇文章几乎就是瓦尔泽关于散步人生的自传：克莱斯特在毗邻图恩湖的乡郊别墅租了房，“优美的诗篇、孩童和英雄事迹，这三件事情填满了他的思绪。”但是他总是感觉到身体不适，总是向上帝发问，总是呼喊着“生不如此”，他最后销毁了作品，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决意沉沦，“于我而言，最好之事莫过于及早毀灭”。
他唯一可以让自己从世界的恐惧中挣脱出来的就是散步，在古老的高墙间穿梭，在暗灰石缝里攀沿，到达城堡山的顶端，“任灵魂在绮丽静谧的夜景里翱翔。”他把自己的人生想象成“一趟漫长的旅程”，当过啤酒厂办事员，记得举办的商品交易会，见到悬挂在入口处的大理石板，“图恩就伫立在通往伯尔尼高地的入口处，每年迎来送往。”过去是一场旅行，未来也是一次散步，在旅行中串联起人生的故事，在散步中忘记虚幻的梦。但是，旅行最后会走向终点，散步也有停止的时刻，在指向未知和毁灭中，沉湎于散步就成了瓦尔泽“透着一股诡异的安逸”。瓦尔泽将“散步人生”里这种“诡异的安逸”表现得最充分的就是文集中最长篇的《散步》，“提笔及此，我已来到明亮欢快的开阔大街上，心底无比快活，溢满浪漫豪情。”为什么要散步，因为对着稿纸的写作变成了焦虑，因为在屋子里的书写变成了空洞的折磨，所以散步对写作来说，意味着从封闭自我的内部走向了广阔的外部，从沉重的思考变成了轻松的漫步。
在大街上闲逛，经过种满蔬菜的园子，途经黑麦、大麦和小麦间杂的庄稼地，路过木料场和茵茵草地，还涉水穿过了小溪，神嗅着一路花香，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一路散步中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士：遇见了梅里教授，顺道和书商打了交道，同年轻貌美的歌手和退隐的演员进行了交谈，和艾比太太共进了午餐，还撞见了巨人，除此之外，还投递了信笺，与裁缝恶战一场，“路途中，总有一些令人惊叹、精彩绝伦的灵感萦绕散步者左右，若他视而不见或随手丢弃，那可真真是愚不可及。”对于散布者来说，散步的意义就是收集信息，就是观察一切，就是体验人生，最后就是将散步所遇见的一切变成另一种书写，“我将一一记录，写成一篇散文，名唤《散步》。”
但是“散步”与其说是写作的预设，不如说是预料之外的人生再现，所遇见的各式人中有人虚无，有人撒谎，和有人发生矛盾，和有人争吵，的确，在散步的过程中，“我不再是昨日的我，我已成为另一个个体，而恰恰因为如此，我得到了升华，寻回了自我。”返回内心才真正找到了自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是对遇见一切的否定，因为所呈现的世界是农民的贪欲，是人们的“冷血卑贱”，是“无耻”。但是返回内心世界的散布者还是走在迷失的世界里，“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斑斓多彩的生活、迷人的盛景，所有构筑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如家庭、友人、爱人，清新空气里一切如神衹般美丽的事物、童年的故居、熟悉的乡道，皆有灰飞烟灭、归于尘土的一天，噢，还有那天上高悬的明日孤月，人的心灵与眼眸，也都将消逝。”美好的东西会消逝，迷人的生活会毁灭，快乐的梦想会坍塌，散步之所有就是散布者之所无，它构成了散布者瓦尔泽的另一个文本：人生如此，生命如此，命运如此，这是一个寓言，一则故事，一种虚构，但最后必定返回到现实，真实的现实，悲剧的现实，“我起身，花儿自松开的手洋洒一地。夜凉如水，也便只有一片幽暗伴我归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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