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5《资治通鉴（十七）》：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资治通鉴》第十七册记载了《后梁纪一》至《后唐纪八》的历史事件，即起于公元907年丁卯，尽于公元935年乙未。

【中国纷纷】

唐末爆发黄巢起义之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部分势力强劲的藩镇先后被封王，他们所建立的封国实际上就是高度自主的王国，而当唐朝灭亡之后，藩镇纷纷独立，其中军力强盛的政权控制中原，以此形成了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即“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它们虽然建立了中原政权，但无力统一全国，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被称为“五代”。同时另一些藩镇初期依旧使用唐朝年号割据一方，后来则奉五代为正朔，还有一些则保境固守或称帝天下，形成了吴、吴越、前蜀、后蜀、闽、南汉、南平（荆南）、楚、南唐、北汉的十个政权，其中的吴和南唐、前蜀和后蜀分别是前后相继，北汉则是十国中唯一建立在北方的政权。除此之外，中原地区还有独立、半独立的政权，比如节度使王处直建立的义武军，节度使王镕建立的成德军，节度使刘仁恭建立的卢龙军，后其子刘守光建立“桀燕”、歧国等，南方还有在楚、闽灭亡之后出现的武平军、清源军等割据势力。

《新五代史》以及后世史家称这段时期为“五代十国”，五代是指统治中原的政权，十国则是割据政权，一个代表中央，一个代表地方，一个有以此更替的时序性，一个则很多是同时并立，但是不管是五代还是十国，都是统一的大唐王朝覆灭之后兴起的割据势力，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演绎，在政权的更迭中，谁合理谁篡位似乎也众说纷纭。公元907年，唐朝最后一个皇帝昭宣帝派遣御史大夫薛贻矩到大梁慰劳朱全忠，薛贻矩请以臣子见君之礼进见，朱全忠拱手作揖让他登阶而上，薛贻矩说：“殿下功德在人，三灵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于是面朝北在厅堂行朝拜皇帝之礼，但是朱全忠则侧身避开，薛贻矩回到东都洛阳对唐昭宣帝说：“元帅有受禅之意矣！”于是唐昭宣帝颁布诏书，在二月让位给梁王朱全忠，这一次，朱全忠再次推辞了昭宣帝的书信。

二月，昭宣帝宣布退位，壬子，诏令宰相率领百官前往元帅府劝朱全忠即帝位，朱全忠派遣使者到洛阳依然推却不受，“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笺劝进者相继。”直到庚戌，梁王朱全忠才登金祥殿，接受文武百官称臣，下行文书称教令，自称寡人，第二天，命令各种笺、表、簿、籍都去掉唐朝年号，只称月、日；甲子，梁王朱全忠才身披衮袍，头戴冠冕，即皇帝位，即后梁梁太祖。

朱全忠几次不受，但是想要禅让即位的野心早就有了，在一番“苦苦劝说”下才正式称帝，可谓名正言顺。但是在与同宗亲属在宫中宴饮博戏的时候，却遭到了辱骂，当时酒酣，朱全忠的长兄、广王朱全昱忽然用骰子向盆中击去，骰子碎裂，他斜着眼对梁太祖骂道：“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也，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从一介平民到成为节度使，都是唐朝给他的荣誉，本来就已经很富贵了，却要以灭了唐朝三百年社稷为代价称帝，朱全昱称其是“行当族灭”的举动，而面对兄长的咒骂，“帝不怿而罢。”

但是朱全忠既已称帝，也绝不会因为兄长的几句话而舍弃，之后他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平，国号大梁，历史正式进入五代十国的乱世。到了后梁的第二代，均王猜忌、疏远宗室人员，只信用赵岩及德妃的兄弟张汉鼎、张汉杰，从兄弟张汉伦、张汉融，让他们担任了亲近皇帝的官职，参与朝廷谋议，每次出兵一定派他们监护，“政事日紊，以至于亡。”就在贞明元年，清海、建武节度使兼中书令刘岩任命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自己则为南平王，并上表请求封自己为南越王并加都统，后梁帝没有答应，但这也只是一个形式，刘岩对他的僚属们说的是：“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航万里，远事伪庭乎！”从此和朝廷断绝了贡献和使臣。

这或者就是上行下效的结果，当乾化二年后梁帝听说刘鄩战败，又听说王檀也没有成功，叹息地说：“吾事去矣！”十二年后，后梁被后唐灭亡。

【富庶东南】

在其他国家陷于战乱的时候，吴越王钱镠筑捍海石塘，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正因为东南成为富庶之地，钱镠每年都向中原政权贡献，贞明二年，后梁加封钱镠为诸道兵马元帅，当时很多人认为钱镠入贡只是贪图市场的贸易，建议朝廷不要过分用地名爵封赏，但是后梁朝廷并没有听取，贞明三年十月，后梁帝加封钱镠为天下兵马元帅。而钱镠也为中原朝廷尽心竭力，这年的七月，当时的吴越王钱镠派儿子钱传瓘率领三万多士卒向吴国的常州进攻，吴国的徐温率军抵御，右雄武统军陈璋率领水军从下面的海门跟在吴越军的后面。初七，两军在无锡交战，这时的徐温患病无法统率军队，吴越军攻打了吴军中军，此时的镇海节度判官陈彦谦把中军的战旗战鼓迁在左边，找了一个长相和徐温很像的人，穿上铠甲，指挥作战，后来徐温的病稍有好转，就出去抵御吴越兵。

由于久旱草枯，吴军乘风放火，吴越的军队乱成一团，被吴军打败，吴军杀死了吴越军的将领何逢、吴建，斩杀了一万人，钱传罐逃跑。钱镠看见何逢的战马回来，直到吴越军战败，悲不自胜，这使得将士们军心归附。还有一次，钱镠的宠姬郑氏的父亲触犯了军法应当被处死，左右都替他求情，但是钱镠说道：“岂可以一妇人乱我法。”于是把郑氏拉出去斩首。对于钱镠来说，“法”似乎高于一切，郑氏父亲有罪，却自己被斩首，的确钱镠的做法值得商榷。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后梁纪五》记载了钱镠的“警惕之法”：从小在军中的时候，黑夜从未在床上睡过，如果实在困倦了就枕上一个小圆木，或枕在大铃上休息，只要小圆木或大铃一斜，他就醒了，所以命名为“警枕”；钱镠还会在卧室里放置一个粉盘，如有什么需要记下来就写在粉盘里，一直到老这个习惯未曾改变；如果正睡着的时候外面有人报告军情，他会让侍女振动纸张来传递……

在和吴国交战中，吴越兵战败，但是后来吴国的徐温派遣使者，将吴王的信交给钱镠，意思是归还在无锡作战时的俘虏，钱镠也派遣使者和吴国修好，从此之后，吴国停止了作战，百姓得到恶休息，三十几个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了二十多年——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吴越也停止了作战，也使得百姓安居乐业。而吴王和徐温曾多次给钱镠去信，劝说钱镠在国内称王，钱镠没有听从他们的话。

【善事中国】

钱镠自己没有称王没有建国，但是在梁庄宗同光元年，梁主派遣兵部侍郎崔协等传达命令，任命吴越王钱镠为吴越国王。有了中原政权的肯定，钱镠才开始真正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谓所居曰宫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统内曰制敕，将吏皆称臣”，但是，钱镠的一个原则是：“惟不改元，表疏称吴越国而不言军。”

自己不改元，但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中原政权却被代替了。就在钱镠建国二个月后，四月乙巳，晋王李存勖登上祭坛，祭告上帝，随机登皇帝宝座，国号大唐，实行大赦，改年号。当时的后梁政权还在，但是后唐共有十三个节度、五十个州，势力高于后梁。这年的十月乙卯，李嗣源的军队到达大梁城，向封丘门发起进攻，王瓒开门出来投降，李嗣源进入城內，安抚城内军民。后唐帝从梁门进入城内，后梁国的百官在后唐帝马前迎接，并跪那里请罪，后唐帝慰劳他们，恢复各自旧有的官位。后唐帝拉着李嗣源的衣服，用头撞了一下李嗣源说：“我取得天下，是你父子二人的功劳，我和你们共享天下。”之后后唐帝命令访求后梁主，但是不一会儿，有人拿着后梁主的脑袋献给了后唐帝。

后梁灭亡，中原政权属于后唐，但是钱镠侍奉中原之心不变。同光二年，吴越王钱镠又开始向本朝贡献物品，十月壬午，后唐帝根据他在后梁时的官爵重新任命了他。当时，钱镠贡献的物品很多，并且贿赂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们，请求后唐帝发给他金印、玉册，赐诏允许他朝见不称姓名，称为国王，听到钱镠的要求，主管官吏说：“按旧的规定，只有天子用玉册，王公们都用竹册。而且，不是四方夷族，一律不封国王。”但后唐帝还是委曲顺从了钱镠的意思。长兴二年三月乙酉，后唐朝廷重新任命钱镠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吴越国王。

长兴三年，钱镠患病，对于吴越国的继承人，他问所属文官武将，众人涕泣着推荐了镇海节度使钱传瓘，说他仁孝有功。钱镠把吴越国的印信、锁匙全部取出交给钱传瓘，告诉他：“将吏推尔，宜善守之。”他交代的“善守”指的是吴越国，但是紧接着说：“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这里的“善事”指的就是对中原道统的遵从，不能因为中原异姓而放弃侍奉大国之礼。在钱镠逝世之后，钱传瓘改名钱元瓘，兄弟们的名字也都改为“元”，接着，用钱镠的遗命去掉了称为国家的典礼，而使用藩镇的法治；免除民田荒芜无收者的租税；任命处州刺史曹仲达暂为知政事；设置择能院，掌管选拔先后之事，用浙西营田副使沈崧领导此事。

《后唐纪七》还记载了吴越国兄弟之情的一则故事，长兴四年七月丁亥，赐予钱元瓘封爵为吴王，钱元瓘对他的兄弟们很是敦厚，哥哥中吴、建武节度使钱元璙从苏州来朝见，钱元瓘同家人之礼法待他，并奉觞为寿，对他说：“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赐也。”而钱元璙则说：“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顺而已。”一番话之后，兄弟俩相对涕泣。

【粗为小康】

后唐取代后梁，先后让岐王李茂贞称臣，灭掉前蜀王衍，南方诸国除南吴、南汉外皆奉后唐正朔，疆域广阔达到极盛，东接海滨，西括陇右、川蜀，北带长城，包括幽云十六州，南越江汉，后人云：“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时梁晋吴蜀四分天下，后唐以一灭二，天下四分已得三分”。

唐庄宗李存勖打下了天下，但是后唐的繁盛主要在于唐明宗。同光四年四月，唐庄宗李存勖死于兴教门之变，时年四十二岁，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即位，是为唐明宗。李嗣源虽然目不识丁，但极具政治头脑，有大臣劝他更改国号，与李存勖划清界限。但是，李嗣源拒绝了，先不说李克用对他有三十年养育之恩，一旦更改国号，自己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天下人将视他为忘恩负义之人。一旦有地方强藩作乱，质疑他即位的合法性，他将处于政治上的被动。

李嗣源知道李存勖灭亡的原因，他上台后，迅速出台了几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诛杀李存勖时期祸国殃民的太监集团，只保留个别太监，其他全部诛杀；释放李存勖之前搜罗的天下美女，发路费遣返回家；除法定节日之外，禁止藩镇以向朝廷纳贡为名，盘剥百姓；禁止地方官府对过往商客乱收费，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恢复农业生产，开放铁禁；李嗣源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老百姓有饭吃，稳定了民心，使本来岌岌可危的中原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唐明宗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出现了五代史上罕见的小康盛世，在明宗去世时，司马光有一段并非“臣光曰”的评价：“帝性不猜忌，与物无竞，登极之年已逾六十，每夕于宫中焚香祝天日：‘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而对于后唐的这一时代，司马光评价说：“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国家如是】

在《资治通鉴》第十七册中，司马光多记载历史事件，几乎没有评论，但是在《后唐纪八》中却发表了唯一的“臣光曰”。这段评论涉及到三个人，一个是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性明达，亲礼贤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谓从诲为郎君。”楚王马希范喜爱奢侈糜费，和他游乐谈笑的人都夸赞他的盛况，当时的高从诲对僚佐说：“如马王可谓大丈夫矣。”而孙光宪却认为，天子和诸侯，礼节上是有差别的，他说马王是乳臭子，“骄侈僭忲，取快一时，不为远虑，危亡无日，又足慕乎！”高从诲听后有所悟，赞同孙光宪的说法。后来他就对梁震说：“吾自念平生奉养，固已过矣。”于是舍弃了以前好玩的东西，以经史自娱，省简刑罚，减轻赋税，辖境之内，得以安定。

梁震后来对高从诲说：“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属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坠其业，吾老矣，不复事人矣。”于是梁震要求告退家居，高从诲也没有留他，在土洲为梁震建立了房子，梁震自称是“邢台隐士”，每当到王府去谒见，骑着黄牛直到听事的大厅。高从诲时常到他家里去看望他，一年四季的赏赐极为丰厚，从此，他也把政务全部托付给孙光宪去处理。

对此，司马光说出了短短几句话：“孙光宪见微而能谏，高从诲闻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国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国败家丧身之有。”一个能够进谏，一个能够改正，一个能够引退，司马光认为他们都是国家所需要的人，只有他们在也不会出现亡国败家丧身的事。司马光的说法虽然有失偏颇，但是这一段话大约可以看作司马光对乱世理政的一种态度，政权更替，国祚异常，在纷乱之中，谁还有见微而能谏、闻善而能徙、成功而能退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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