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10-22《十三堂史记通识课》：如何“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可简括为“一家言”，是司马迁在历史学上的一个首创。这表明，司马迁作史，并不是历史资料的记录和事实的堆积，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
   ——《第十三堂 <史记>的撰述宗旨》

依然是8.8元购得的一本特价书，并非是想要对《史记》做一些研究，也并非是冲着作者张大可而去，只是因为出版社还行、内容尚可为出发点而选中的一本书。只有翻开书才知道是怎样一本书，以及作者是谁：张大可，官方的头衔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而从作者的介绍可以看出，张大可曾任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这里传递出的两个信息点就是，张大可既是历史系教授，也是中文系教授，他不仅研究历史，还研究文学，这一点和《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经典著作，在史学和文学双重意义上具有开创性贡献相一致；张大可基本上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所以这本书以十三堂“通识课”的形式，讲授《史记》，无疑也一种教学需要，或者很可能这些内容就是张大可担任历史系教授时给学生上课的教材改写加工而成，这就意味着张大可在这本书里只是在传授关于《史记》通俗性的内容，而不是深入进行学术研究。

也由此带来了一个问题：通识课是不是能像司马迁一样实现“成一家之言”的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传播最基础的知识？或者说，在追求可能成为“一家言”的道路上，反而弄巧成拙为“一家之言”的偏颇和偏见？张大可是在最后一堂课总结《史记》的撰述宗旨时，围绕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概括了作为史学大家的“一家言”，一家言不是历史资料的堆积，不是历史故事的罗列，不是历史人物的介绍，而是要阐明自己的思想，在张大可看来，司马迁的“一家言”核心就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一家言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结构上融会贯通了百家学说建立了统一的思想体系，在思想上稽成败兴盛以志古自镜，在表述上创立纪传体通史从而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所以张大可对于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贡献评价说：“史学是一家言的载体，文学是一家言的光泽，思想是一家言的灵魂。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伟大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是文化巨人。”《史记》构建了一个历史学体系，它自成一家，是“政治历史学”的全新体系，而这个体系就是《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上独特地位：“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记》成一家之言，“一家言”在治史意义上就是独创性、系统性，反观张大可的通识课，这种系统性是存在的，十三堂课扣紧文、史、哲三个方向展开，评说《史记》对中国文学及史学的贡献，精选了先秦到汉武帝间杰出人物的事迹，其中有帝王、将相、世家公子、谋士、教育家、武士、辩士、刺客等，聚焦人物命运，深入探究人性，尤其是在行文上脉络清晰，的确有助于读者增长知识、获得收益，但这也是通识课所要求的，在这个意义上，张大可讲述的《史记》是从作为公共课、通识课的“共识”意义上进行阐释了，离“一家言”的目标当然还很远。就像读一本书要了解作者是谁和这本书写什么这两个基本问题一样，对于《史记》，张大可也是从这两个问题所形成的“共识”而展开的。

对于作者相关，体现在他的第二堂课即《<史记>是怎样写成的？》之中，他认为《史记》的成书是大一统时代的呼唤，在西汉王朝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做出学术的综合的时代，司马迁的父亲就提出了“皆务于治”的思想，再加上西汉文化发展提供了修史条件、汉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方法论有了现实的依据，以及文景之世开明政治的出现启迪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目标，所以《史记》由司马谈发凡起例、司马迁发愤著书，最后铸就了《史记》的辉煌。在这里张大可重点强调了司马迁发扬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精神”，却因为遭受腐刑没有立德、立功，只好用过《史记》以立言，这就提升了《史记》的主题，甚至实现了质的升华。

编号：Z51·2250914·2352 作者：张大可 著 出版：四川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3年04月第一版 定价：45.00元当当8.80元 ISBN：9787541166211 页数：222页

而关于《史记》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张大可用一句话概括：“《史记》是一部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他从这句话所反映的三个主题词，即《史记》、人人必读和国学根柢来阐述了解《史记》的必要性，这就是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和国学之根柢、资治之宝典四个方面来阐述：“史家之绝唱”当然是指《史记》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司马迁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境界。”它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历史地位，规范了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创立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树立了中国史学的进步历史观；“无韵之离骚”则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司马迁作为语言巨匠、散文大家创立了传记文学和实录史事的写人艺术；国学之根柢则指出了《史记》为人伦立则，是一部人伦道德教科书；资治之宝典则意味着《史记》为后王立法，是一部治国宝典。虽然对于《史记》历史地位的总结，张大可是在“共识”的意义上阐述的，但是在这里他还是侧重于对《史记》作为人伦道德著作为人伦立法和突出人性、人欲方面的阐述，还是有一点治学的意义。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司马迁将《史记》定位为《春秋》，就是将他作为一部社会君臣父子人人必读的书而成为人伦道德的典籍，它的目的就是“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一方面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道德理念，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伦理道德突破了古人讲道德重义轻利的思想，他把道德寓于生命意义之中，甚至承认人欲、重视人欲，认为人欲是人性、人情的本能，是创造的动力，《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就体现了司马迁对于生命的重视和对于道德与人欲统一的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迁不止记载明君、忠臣，而且还记载了各个阶层的人物，展现了人生百态，给予各色任务一种历史地位，在这里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百工技艺、黎民大众这些社会主体人群写进历史，而且传“畸人”于千秋，是一种独创性贡献，体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史识。比如他的《滑稽列传》写的就是社会上的市井小人物，“天道广大无边，谈笑之间，含蓄微妙地说中至理，也是可以排难解纷的。”

另外，司马迁也为商人立传，这就是《货殖列传》，“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知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司马迁为古今三十个商人树碑立传，取名“货殖”，在张大可看来这是“耐人寻味”的表现，而这种耐人寻味的做法背后却是对人欲和人性的进一步肯定——张大可唯有关于《司马迁写财富增殖》这堂课所阐述的观点有“成一家之言”的一些影子。《货殖列传》并不仅仅是为商人立传，在张大可看来这一篇恢宏大传就是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写的“资本论”，司马迁第一个系统考察了商品经济特性、经济与政治和道德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发展生产、扩大交换、富国富家的思想，“达到了划时代的最高水平。”这主要体现在：司马迁首创经济史传，以《货殖列传》和《平淮书》为标志，，描述了汉初经济的上升运动和汉武帝时期经济的下行过程，生动阐述了司马迁的进步经济史观，这种史观就是“农工商虞”并重，他引用《周书》上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只有四业兴旺才能国家富强，只有四业不齐国家才会贫弱，这就是对“重农抑商”传统思想的否定，“它说明了司马迁述货殖、载平准、以事势变化的观点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规律性的探索，这就是他高人一筹的卓越史识。”

把农工商虞放在并重的地位，实际上也是打破了儒家思想中纲常名分和君子小人的界限，当追求财富成为人的共性，“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司马迁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一句关于人性和人欲的宣言，在张大可看来，司马迁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并不是认为追逐利益是一种邪恶，而是人性的表现，无论是“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还是“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为的是“归于富厚”，还有“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百工之人，都是为了追求利益而忙忙碌碌，所以司马迁跨越了人性论的争议，进入到了对生产领域的实地考察，洞察到了“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是自然之理，从而肯定人人都有欲望，鼓励人人创造财富。

张大可对司马迁的这一阐述还在于为司马迁的“素封论”平反，东汉史学家班固就对“素封论”提出了批评，认为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谬于圣人”的“蔽论”之一，所以在《汉书·货殖传》中删去了“素封论”的议论，批评富商大贾“皆陷不轨奢僭之恶”，说他们的发财致富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素封论”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两点，那就是“人富而仁义附”和“巨万者与王者同乐”：他引用《管子》中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做出断语：“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在他看来，仁义道德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只是占据财富势力而已，司马迁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道德，这就是“羞贱贫”的内容，他是在为贫民鸣不平，“他揭掉了罩在达官显贵和好语仁义的伪君子们脸上的仁义道德面纱，是对‘已享其利者为有德’者的辛辣讽刺。班固却歪曲司马迁似乎在歌颂富人、鄙视穷人。”

而另一方面，在张大可看来司马迁提出的“素封论”其实是不承认天生贵贱等级之分的基础上，让各行各业的人都运用自己的才智发财致富，“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这就是超越阶级的一种革命，司马迁将其与陈胜吴广起义时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提并论，“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而班固歪曲为“崇势利”的思想，批评发财致富是“伤化败俗，大乱之道”，恰好反衬出司马迁“素封论”的战斗意义，所以张大可认为，司马迁提出的“巨万者与王者同乐”和“人富而仁义附”思想都是在那个被统治阶级“小人喻于利”的时代发出的离经叛道式的异响，所以司马迁是一个具有大勇精神的人。

但是在这本通识课上，这样的论述还是太少，张大可几乎就是在形成“共识”的意义完成了关于《史记》的知识普及，甚至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只是对《史记》内容进行现代语文重述，《司马迁写历史转折的三大战役》《司马迁写雄主》《司马迂写俶傥英杰》《司马迁写雪耻故事》《司马迁写冤案》《司马迁写女性》等篇章甚至连《史记》中司马迁的叙述风格、独特之处都不再提及。而且，张大可似乎希望从对《史记》的解读达到“通古今之变”的借鉴意义，但是这种借鉴却犯了思政课的弊病，比如他在介绍《史记》阐述了大一统的历史观，就把矛头指向了“台独”，说他们不得人心，说他们背离传统，说他们是“黄帝的不肖子孙”；在介绍司马迁开明的政治理想里，又引用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领导语录，阐述这是共产党人的心胸和追求……如此等等，当通识课从知识变成说教，成一家之言也大约变成了“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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