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2《天安门诗抄》：人民的海洋飞卷起诗歌的巨浪
第一次去北京，经过天安门，应该是21世纪的事了，生命的前三十年，北京和“天安门”都是一种陌生的政治存在；即使是不从古旧书市中买来的这本诗集，从1997年购买到2022年翻开，摆放于书柜的某个角落，也是一种隐匿的存在。如果以世纪的起点为界，向前推22年是这本诗抄出版的时间，向后推22年则是打开书阅读的时间，前22年和后22年构成了事件和阅读长达44年的时间距离，当另一场政治盛会正在北京召开，当可以通过新媒体零距离观闻盛会的新闻，那个时代是不是就是一种历史？
甚至，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作为整体的十年文革，也都在个体生命的感受之外，活着，却和被叙述的历史无关，历史似乎就是一种隔阂。而当距离44年后打开文本，历史以别样的方式被讲述：封面红色背景下的花圈、封二“本书承华主席题签”的说明，以及内文中工农兵、反修防修、四化、革命、新长征、八亿人民等词汇，勾勒出的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历史的风格，历史的词汇，历史的说明，这无疑也是一部难以走进现实的历史文本——或曰之“档案”，正是对历史当下发生事件的一次记录，它以固化的形式保存着一段“愤怒出诗人”的记忆。
1976年4月5日，这是一个中国人在压抑之后情感爆发的日期，情感之所以爆发，首先的基调便是悼念。“大地春花发，江河分外妍。总理何处觅？八亿埋心间。”《浩气山河壮》传递的是思念；“清明时节泪纷纷，谁入广场不动情。抬头不见总理面，俯首碑前唤亲人。”《山呼海啸唤君回》表达的悲伤；“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现代诗《特殊的祭奠》在无和有之间叙说着人民的心声；“热血甘为党群洒，滴滴点点染晓霞。草木皆有立脚地，盖世栋梁竟无家。躯干化烬扬故土，忠魂成虹贯中华。千古人间传未死，遗灰落地已开花。”《忠魂成虹贯中华》表达的是对伟人的怀念。从周总理的逝世，也引出了对其他革命者的思念，组诗《悼陈老总》是对陈毅的悼念：“耿耿七旬遏陷害，妖邪误国歹徒心。”而《开慧烈士万载传》四首则是对杨开慧寄托哀思：“学习英雄有何罪，坐牢杀头大无畏。”——很明显，不只是哀悼和怀念，更是重申革命者的“革命”意义，而在挽联中，有一副对联更是指向了背后的阴谋：“谁反周总理，和他拚到底；迫害邓小平，永远难得逞。”
从革命者个体的逝世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抒情，也是诗抄中的基本情感。“总理一生，灿烂壮丽。丰功伟绩，人民敬极。总理安息，人民念忆。巨星陨落，人民痛泣。”这是《一腔衷曲》中的“衷曲”；“总理英灵，民族之魂。流芳千古，与世长存。”一个人已是“民族之魂”的象征；“人民渐自迷中回，革命呼声似惊雷。同志你今须记取，为国为民血光辉。”《群众从来是英雄》诗歌传递的是一种信念；从信念出发，也表达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杀声亮。不怕流血不怕死，前赴后继除奸党。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这首《永别周总理，迈步新长征》就指向了未来的新长征；“清明雨绵绵，母女碑前站。默悼总理魂，痛忆三月前。泣声摧肝肺，鬓旁白发染．泪洒长安道，众献花圈圆。梦见总理面，醒瞻总理颜。阴冷冻手足， 暖流浸心田。英灵死犹生，遗言留世间。勇携众儿女，革命代代传。”《革命代代传》就是一种赓续式的革命行动；而《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表达的是不息的战斗激情：“通往那里的路只有一条，/除了战斗，还是战斗。”
在对伟人逝世的哀悼、对民族之魂的抒情，对革命信念的坚持之外，在那个特殊节点，在那种历史时间，必然有着更多的愤怒：《正告你们》里是对敌人的警告：“清明时节，痛悼英烈。千言万语，欲诉又噎。哀向总理，泪水纵横。怒恨国贼，又刮黑风。正告你们，小小一撮。人民威力，休要看轻。遥祝英灵，可慰红心。前赴后继，马列必胜。”《清明呐喊》当然是愤怒的爆发：“前番悼念，又哄又压。九十余日，百人遭抓。今朝扫墓，变本厉加。言称“破旧”，用心毒辣。《文汇》《参考》，舞爪张牙。人民愤怒，后台出马。颠倒黑白，诬人造假。遥桥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辽海两家。篡权野心，一如林家。若其得逞，必拥苏家。人民眼亮，尔辈眼瞎。民不畏死，何以惧怕。犹谢去者，唤起民心。革命新史，由此填发。呐喊呐喊，喊哪喊哪。浩荡洪流，冲毁厮家。”当然，真正的愤怒会转变为新的革命、新的战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扬眉剑出鞘》组诗就是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愤怒转变为行动，这是压抑之后的爆发，当然在诗歌情绪的表达中，也大都是革命式的口号，也都是对战斗二元化的直接表达：他们是敌人，他们是妖魔，他们恶怪，所以唯一的办法便是用人民的力量，《擒妖甘献我头》《擒妖捉怪保红旗》《今日举剑斩魔妖》《神州清明大反击》，这些诗歌的题目就是一种愤怒的态度，就是一种革命的行动。敌我如此分明，战斗的目标也是十分明确和固定的，“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繁荣富强，不要吹牛皮，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野心家；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要和不要》就明确了人民的选择，而最终的结果当然就是敌人“灭亡”人民胜利，“红心永向领袖，擒妖甘献我头！”
| 编号：S29·1970615·0376 |
哀悼的情感是真挚的，愤怒的情绪也是直接的，这是历史呈现的风格，但是当用44年后的目光走进那一段并未亲历的历史，时代的隔阂感并不在于对于具体吟咏对象的陌生，而是历史叙事本身存在着的一种时代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天安门事件”中所呈现的就是匿名化。那么多人涌向广场，那么多人寄托哀思，那么多人表达愤懑，但是在那个高压的政治环境中，看不清历史走向的现实面前，匿名性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投射，也是政治性抒情的必然。一方面，当抒情的个体汇聚于广场这个场域，便成为宏大主题的一部分，诗歌中代言他们的便是“人民”，个体的情感变成了“人民”的一部分：总理是人民的总理，“人民、总理，朝夕相处；总理、人民，相爱相亲。”总理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的总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总理和人民》）”所以人民的力量保卫着总理，“修正主义害怕您，阶级敌人攻击您。革命人民想念您，我们誓死保卫您。（《齐颂总理爱人民》）”所以人民的力量要斩魔除妖，“世界历史人民创，人民双眼赛金睛。妖魔恶怪休得意， 自有举旗打鬼人！（《神州清明大反击）”
哀伤成诗人，愤怒出诗人，诗人就是人民，人民都是诗人，这是情感和抒情主体同一化、整体化的象征，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上午朗诵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诗歌《今日在何方》很好地阐述了人民诗人的意义，“看：人民的海洋里，/今天飞卷起诗歌的巨浪，/这无数巨浪齐奔向英雄碑下，/汇聚在我们的总理身旁！”在其中也有“我”，也有“我贴出”的几首诗，一首诗，一个我，和英雄碑下“象利剑！ 象钢盾！”的无数诗篇相比，有一种自惭形秽的味道。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诗正是由一个个诗人、一首首诗作汇聚而成，个体是人民的一部分，所以这些诗让“古老的，诗国焕发了青春”，而“亿万人民呵，全都是诗王！”，人民写诗，靠的不是“天才”和“灵感”，“是挚情的浪花，/汇聚成这诗歌的海洋，/它寄托了人民对总理的无限哀思。”
诗人就是人民，人民成为诗王，诗歌的巨浪，就是澎湃在人民的海洋里，人民、诗浪和广场，共同构筑了事件的政治隐喻，这种匿名化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去个体化的政治抒情。而另外一种匿名化，则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注解。天安门事件之后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本身就取消了其合法化，所以出现了“藏头诗”，或者是：“悼词花圈献碑前，周围广场尽肃然。总想恩人功和绩，理应哀痛泪连绵。”或者是：“周末清明思总理，恩情温暖八亿民。来人定睁金猴眼，好识翻案捣鬼人。”或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扫尽人间变色虫。文章千古颂总理，汇集全国八亿兵。妖风起自浦江畔，风展红旗战妖风！”另一方面，所有的诗作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各个地方，几乎没有一首诗有具体的署名，一方面作者可以都是“人民”，人民就是唯一的作者；另一方面，毕竟表达感情还有一个个性化存在的可能，所以作者成为了一种匿名的存在。
他们是“诗歌工农兵学员”，“收下吧，/请收下！/十个热爱您的孩子/献给您这束朴素的鲜花。”他们是《誓和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的作者“革命接班人”，“当鲜血洒在战旗上，才看出我们的忠诚，当炮火炸开我们的胸膛，才看出我们的心象火一样红。如果只有用我们的生命，才能换来革命的胜利，那就让我们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用刺刀沾着我们的鲜血，为祖国：为人民，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底胜利，为着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血战到底！”他们自称“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敬爱的周总理，您慈父般的微笑永远珍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您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将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您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将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您光辉的名字，将使我们坚强起来！勇敢起来！团结起来！”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普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普通一兵”，他在《这是为什么》中表达革命的激情，“革命不怕压，怕压不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誓死不屈，谁反对周总理，就和他血战到底！”他们是为《文汇报》开出诊断书的“赤脚医生”，是“擒来妖怪庆胜利”的“钟馗帐前一小卒”……工农兵学员、革命接班人、劳动人民的儿子、普通一兵以及赤脚医生、钟馗自小卒，匿名化的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命名，他们不是有名有姓的个体，却是人民海洋中具有自身力量的浪花。
作者的匿名化，可以视作人民化的一种表达，而对敌人的“匿名化”则成为了一种声讨，一种讽刺，有人自称“中共党员赵摇镜”，其实就是“照妖镜”：“反周必乱政，反周必反党。人民决不答应！！/反对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署名继周、斩妖，就是表达双重的情感：“碑上总理显神灵，唤来无数驱妖人。”而在诗作中，利用谐音成为匿名化的一种手段，“揪出僵尸头，砸烂秀才殿”，这是《还我总理》中对“僵尸”的愤怒；“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向总理请示》中更是将两个人的姓名嵌入诗行，表达一种革命的信念；还有《斥“秃子”》中“来吧，/小心你头上那几根秃毛！”，“秃毛”是借代的修辞，更是一种讽刺。
作者的匿名化，敌人的匿名化，匿名化的作者是“人民”，匿名化的敌人则是“妖魔”，这就是人民和妖魔之间的斗争。而实际上，这场唯一的斗争形成的历史文本，即使那十年已经走向终结，这种深受政治影响的匿名化风格并未就此结束：1978年，汇集了515首旧体诗、40联挽联、59首新体诗、49篇散文的《天安门诗抄》出版，编者为“童怀周”，这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16位老师的笔名，“童怀周”就是匿名化的命名：“同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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