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2-07《我的文学奖》：在这个道具国家里
也许我还能经历到，这家科学院发出一则讣告，上面不是悼念某位值得尊敬的成员，而是科学院自己。
——《我为什么退出科学院》
1979年，托马斯·伯恩哈德宣布退出达姆施塔特语言文学科学院，这标志着他和文学机构关系的终结，更意味着他彻底拒绝了一切形式的文学奖，1980年他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再次重申自己不接受任何荣誉和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如此决绝，伯恩哈德的理由只有一个：他只对写作感兴趣，而加入某个协会、角逐某种奖项、获得某些荣誉，都和写作、文学渐行渐远，所以伯恩哈德只做一个写作者，就像他只是一个医疗保险的成员一样，回归自我。
在《我为什么退出科学院》中，伯恩哈德将自己和科学院分道扬镳的理由清楚地表达出来：引发他退出的导火索是曾经的联邦总统谢尔被选为语言文学科学院成员，但这只是“最后一个明确的理由”，长久以来伯恩哈德对于科学院的做法已经提出了质疑，“依据我的观点，这个科学院无论是与语言还是与文学都没有丝毫的关系，每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毫无疑问一定会心安理得地否认它的存在。”在他看来，科学院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满足成员的虚荣心，让他们对自己顶礼膜拜，还可以借此每年两次聚会，一路旅游，住着高级宾馆，吃着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围绕着那碗已放冷了的稀汤寡水的文学之粥，不咸不淡地翻来覆去地扯上将近一周”，所以它就是一个拿着国家的前供养的存在，而不是为了真正的诗人和作家，所以在宣告退出的时候，伯恩哈德也给它立了一则讣告：“上面不是悼念某位值得尊敬的成员，而是科学院自己。”
如此的科学院，如此的机构，如此的协会，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它总有一天会死去，所以伯恩哈德提前退出就是一种姿态，实际上他对文学协会、文学奖要退出的态度，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这部小说中就有了明确的说法，“所谓文学奖都是外行颁发的，他们作为门外汉设立这样一个奖项就像是在人的头上拉屎撒尿，当你去接受这项奖时，他们就逮着机会了，痛痛快快地在你头上排泄一番。”所以文学奖的设立，不是要提高一个人，而是在贬损一个人，“而且是以最羞辱人的方式”。可以说，伯恩哈德看透了这些文学奖的本质，它们和真正的文学无关，它们并不是在表彰真正的写作者，而是成为腐败的温床。从对文学奖反感，到最后彻底退出协会，伯恩哈德也是在不断接受文学颁奖的经历中，体会到自己被侮辱的现实，体会到文学奖、科学院都是国家供养的污秽之地。
1964年伯恩哈德获得了尤里乌斯·科姆佩文学奖，这是伯恩哈德第一次受到文学奖奖励，而得到这一消息的伯恩哈德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价值，“我感到骄傲，这很可能是我第一次毫无拘束地、内心感到真正幸福地对待一次奖项，我有意尽可能快地把来自汉堡的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对他来说，唯一的感觉就是幸福：第一个原因当然这个奖项有奖金，一万五千马克平分给三个作者；第二，这个奖项来自伯恩哈德最喜欢的城市汉堡，“它一直排在我最喜欢的那些城市之列，至今在德国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以让我理所当然地感到在那里漫步多么无拘无束，多么舒适和欣喜。”第三个理由则是它和海涅有关，尤里乌斯·卡姆佩奖就是汉堡霍夫曼科姆佩出版社为纪念海涅的出版商尤里乌斯·科姆佩而设立的，所以获得这一奖项是“巨大的荣幸”。和最喜欢的城市汉堡有关，与最尊敬的作家海涅有关，可以领取不菲的奖金，所以伯恩哈德对于这人生第一个文学奖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而且他还用奖金购买了一辆汽车，开始了一次远行：越过多瑙河，越过霍尔布隆到莱茨，直到油用完回返，几个月后，他还开车去了伊斯特拉半岛，到了洛夫兰海岸一带。后来和南斯拉夫一辆车发生了碰撞，皮肉受伤的伯恩哈德最后得到的消息是，南斯拉夫人对车祸负全责。
所以1964年的文学奖带给伯恩哈德的是幸福和幸运，在他看来，文学奖就是和文学有关，但是1965年他获得了“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这种幸福的感觉就不再了。1963年他出版了《严寒》一书，之后围绕着这本书的论战也开始了，楚克迈耶在《时代周报》上发表了占据整版的长篇评论，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部作品不忍卒读，于是在评论的交锋中，伯恩哈德感受到了“令人窘迫的称赞”和“恶意的贬损”，在他看来，这两种评论都走向了极致，都偏离了文学本有的态度，“我被完全击垮了，仿佛掉进了可怕的无底深渊。”也正是从这里他感受到了文学窒息的味道，他一度认为文学是希望，但是争论导致的硝烟让他产生了怀疑，甚至，“我诅咒文学”，诅咒自己和文学“勾搭连环的淫乱行为”，毅然去了一处建筑工地受雇当了卡车司机，为格塞尔酿酒厂运送啤酒。这是伯恩哈德第一次对文学事业产生怀疑，这种怀疑对于敏感的他来说更是一种焦虑，他对文学的诅咒就意味着他的逃离，而在这时候，他获得了“自由汉莎城市不来梅文学奖”，这个奖项并没有将他从生存灾难和精神危机中解救出来，而是一万马克的奖金的诱惑让他可以改善自己摇摇欲坠的生活：他用这笔钱购置了房产，“不来梅文学奖对购置我的家园是很大的推动，没有它我的一切很可能就另是一样了，就是另一种方向和另一种发展了。”
| 编号：E38·2251213·2405 |
当然，这一奖金也是他应得的，不过对文学的诅咒和对奖金的渴望也构成了伯恩哈德矛盾的心态，他在这次文学奖中发表了演讲，虽然简短，但是非常沉重地指出了欧洲和文学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清晰和寒冷的日子”：在伯恩哈德看来，“童话已不复存在，关于城市的、关于国家的，以及全部科学童话；还有哲学的；不存在精灵世界了，宇宙本身不再是童话了；欧洲，最美的，死了；这是真实和现实。”这是一个没有童话的现实世界，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生活在童话世界中，“在五十年里，在一切都反叛、一切都彻底变化了的五十年里，在千年的古老童话变成了这样的现实和真实的五十年里，我感到我如何越来越觉得寒冷，与此同时，旧世界变成了新世界，往昔的大自然变成了全新的大自然。”所以痛苦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它是寒冷的，它是清晰的，“一切都将清晰可见，越来越高度的清晰，越来越深邃的清晰；一切都将是寒冷的，越来越令人恐惧的寒冷。”
伯恩哈德以悲观的目光看待这个世界，这种悲观无疑指向了欧洲问题，指向了现实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和《严寒》一书引起的论战有关，和他诅咒文学的观点有关，但是这此文学奖并没有让他对文学机构和奖项本身产生怀疑，直到他获得了格里尔帕策奖。这是维也纳科学院举办的文学奖，对于这一荣誉，伯恩哈德极为重视，平常他穿的是休闲裤和套头毛衫，为了出席颁奖仪式，他决定去购置一套体面又庄重的服饰，这是他对文学奖本身的尊重。但是当他走进礼堂，却遭遇了一系列的冷遇和错误百出的对待：进入礼堂，根本没有人向他和同行的姑姑打招呼；后来有人认出了他，请他去前边坐，伯恩哈德认为应该由洪格尔院长亲自来请，院长也终于来了，于是他和姑姑坐到了第一排；等颁奖典礼开始，伯恩哈德发现坐在他旁边的女部长竟然睡着了，还发出轻轻的呼噜声；洪格尔向自己颁奖，宣读了称赞伯恩哈德作品的话，但是里面举例的戏剧作品根本不是伯恩哈德写的；回到座位，听到的竟然是女部长在问“那个蹩脚的作家到哪里去了”，听到这句话的伯恩哈德急忙拉着姑姑离开了礼堂，而即使他们离开，也没有人在意；文学奖根本没有奖金，后来伯恩哈德将新买的衣服又退给了商店……
这当然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在这里就显露出文学奖存在的种种问题：无论是院长还是部长的官僚作风、对获奖者的不尊重、典礼仪式走过场，如此等等。而这些问题在此后的文学奖颁奖中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到了伯恩哈德。1967年伯恩哈德因为肺结核住院，在死亡成为家常便饭的医院里，敏感的伯恩哈德似乎也走在死亡的边缘，“我和他们一样，听凭生命走完最后的行程。”就在那一年他获得了德国工业联邦协会文化委员会的文学奖，这个文学奖让他首先回想起的就是燥热的医院、丧失希望的病人——这次经历也成为小说《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的灵感来源。文学奖有八千马克的奖金，这对于当时债台高筑的伯恩哈德来说，也算是一种福音。但是在颁奖过程中他还是遭遇了和格里尔帕策奖一样的尴尬和卑微：主席走上讲台开始念出获奖者，“……在此，德国工业联邦协会将1967年的文学奖颁发给伯恩哈德女士和博尔歇斯先生！”竟然把获奖者伯恩哈德和博尔歇斯的性别搞错了，即使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在这里除了当事人，也许还有德洛伊先生和本德尔先生，此外没有人会觉察到波伦-哈尔巴赫先生颁奖辞中的错误，我们俩分别接受了一张八千马克的支票。”而在之后的周年纪念册里，获奖人名单中竟然没有伯恩哈德！和获奖时的张冠李戴一样，除了八千马克的支票之外，伯恩哈德的确没有在这个文学奖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这的确是一个笑话，而在同一年获得的奥地利国家文学奖中，颁奖和演讲中出现的连锁反应，应该是伯恩哈德真正远离文学奖的开始。奥地利国家文学奖主要颁给年轻作者，被称为“小国家奖”，当伯恩哈德获知自己得到了奖项时，还觉得别扭，毕竟自己马上四十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奖项是由奥地利文化艺术部设立的，而他对这个部门一直反感，曾经找他们申请出国访问的资助，他们总是拒绝他，但是反感归反感，当时的伯恩哈德还是很看重这次获奖，因为奖金有两万五千先令，对于负债累累的伯恩哈德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当然不是一种贪婪，但是当在颁奖现场遭遇羞辱，事后伯恩哈德说：“我对金钱贪婪，我没有个性，我是一头猪。”到底发生了什么？伯恩哈德得知此次颁奖的部长是皮夫勒-佩尔舍维奇先生，他曾经是农业厅的秘书，而此次一跃而升为部长，靠的就是刚上任总理的提拔；在颁奖时，部长在讲话中竟然称伯恩哈德是“出生在荷兰的一个外国人”，而且“已经在我们中间生活了一些时间”，不仅搞混了伯恩哈德的国籍，而且部长在说话时显得傲慢，“他没有任何感觉，只管用他那与生俱来的、单调的语调念着他那粗心大意的秘书给他起草的那篇东西，错误连篇，卑劣不断。”
之后伯恩哈德做了演讲，这篇演讲彻底激怒了部长和随行的下属：伯恩哈德讲到了可笑的死亡，“没有什么要称赞的，没有什么要谴责的，没有什么要控诉的，但有许多事情是可笑的；如果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讲到了弱智的时代、死去的先辈、无知的民众以及道具的国家，“人在这世界上走一回，感动地，无动于衷地，走在人生的舞台上一切都是可以替换的，在这个道具国家里受到或好或坏的训练：错了！”在他看来，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根本没有希望，根本没有未来，“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人民注定是卑劣和弱智。生活毫无希望，毫无希望是各种哲学的依据，在毫无希望中，归根到底一切势必变成疯癫。”在如此场合，讲出如此话语，这自然是对整个体制的讽刺，“讲话的内容涉及的是死亡及其拥有的巨大力量、尘世上的一切如何可笑、世人终有一死的人生，以及一个国家毫无价值的存在。”自然得罪了部长，部长冲上来向着伯恩哈德怒吼，然后威胁他，骂完之后离开了大厅，那些跟在部长身边的人也对伯恩哈德怒目而视，艺术评议会主席已经七十多岁了，也向伯恩哈德扬起了拳头，第二天各家报纸进行了报道，他们把这一事件称为“丑闻”，有一家报纸甚至在一版上骂伯恩哈德是一只臭虫，“必须铲除之。”
把自己对奖金的渴望看做是“一头猪”，对这个国家发起攻势被称为“一只臭虫”，这是对伯恩哈德定义的“丑闻”，但是，让人恶心的部长，投机之徒的随行，以及极力维护这个体制的官员，才是伯恩哈德在这个文学奖中看到的“丑闻”，这样的丑闻和之前受到冷遇、念错名字、搞错性别、女部长打呼噜相比，激起的是伯恩哈德对文学奖、文学机构乃至整个体制的反感和愤怒，之后他还参加了其他文学奖，与文学奖的距离也随着越拉越开。1970年他获得了毕希纳奖，这也是德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奖，但是伯恩哈德发表的演讲中提到了词语的滥用，“词语只是传染和否认、涂抹和恶化、只是让人羞愧，它们只是歪曲这个世界，让其畸形，让其荒凉，让其黑暗；它们通过它们的滥用者，从嘴里、在纸上实施滥用；词语及其滥用者的性格形象是不知羞耻的；词语及其滥用者的精神状态是无奈的、幸运的、灾难性的……”提到了现实中的恐惧，“恐惧，躯体和精神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同时也是创造性……我们发表的，与存在的事物不一致，震撼是另一种样子，存在是另一种样子，我们是另一种样子，难以忍受的也是别的一种，不是疾病，不是死亡，是完全别样的情况，别样的状态……”词语的病症和别样的恐惧到底是什么？1970年距离法国1968年事件只有两年，在伯恩哈德看来，德国的现状没有革命，只有沮丧，而这和毕希纳倡导的思想性、革命性无关，“这不是一场以毕希纳及其同仁的思想为标志的运动，只不过是百无聊赖的知识分子玩的一种变态游戏，在德国，知识分子的百无聊赖已有百年的传统。”
所以，毕希纳文学奖和毕希纳没有任何关联，这也指出了这个文学奖“百无聊赖”的本质，“有关联的是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不是毕希纳本人。”所以，在伯恩哈德看来，这是一个道具国家，这是一个道具文学奖，这是一个道具机构，一切和文学无关，和革命无关，和写作无关，词语被滥用，文学奖也被滥用。当1979年再次目睹这一场骗局之后，伯恩哈德终于做出了退出科学院的决定，退出科学院，也是退出文学奖，从此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只在自我这个世界的中心，“只要我活着，对我来说也是而且必定是世界的中心”——据说他曾被德国国际笔会主席两次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而决绝的伯恩哈德是不是即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会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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