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19《至高者》：治疗也是疾病的一部分
她迟疑了一会儿，费了好大劲，笑着低下头，说：“我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是至高无上的。谁能在你面前继续站着？”
——《八》
当“我”转过头避开她的目光，当她朝门口走去并最终穿上鞋走到了走廊上，“我”的面前没有了她，她也不在我前面站着，双向离开的结果就是：我终于成为了独一无二的人，终于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至高者”在改变“面前”的相似性，超越同质性中成为了现实。但是这不是“至高者”最后的实现，第二天她告诉我的是“我们也许不得不离开”，即使我不起床、不吃饭也不看她，但她始终在我面前而成为了“我们”；之后她则像水一样围绕着我，从她那里涌来的黑色浪潮淹没了我，“她的四肢上湿答答的全是口水，她把拉到房间的角落里，拉到街上，拉到那些总是浸着水、被淹没了的地方。”然后有一种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我带着它呼吸，像感觉到自己一样感觉到它。”它挥之不去，它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最后她哀求我不要丢下她，而且告诉我她是唯一知道我的名字的人，而“永远别丢下我”的哀求其实就是让我为她而死，“活着，你活着只为我，不为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任何人，任何人。你就不能为此而死吗？”
她拿出了枪，她对准了我，她马上就可以让我死去，从而实现我为她而死、我们永远在一起的想法。从最初她从我面前离开，到变成“我们”，到像水一样成为我的一部分，再到用死亡将我们捆绑在一起，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她杀死我就像“我们”杀死了我，杀死了那个独一无二的至高存在，但是在她拔出手枪制造死亡的时候，在她说出“永别了”的时候，她的脸僵住了，她的胳膊放送了下来，我在这最后的时间里，跳回到了墙边，然后叫道：“现在，我现在说话。”我没有死去？我依然是独一无二的至高者？我摆脱了“我们”的束缚？当·莫里斯·布朗肖最后留下“现在，我现在说话”的时候，他似乎并没有让这部小说拥有一个结局：她为什么没有开枪？我为什么要跳回墙边？“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种对至高者的拯救？悬而未决的故事结局，是可能的重新开启，而作为布朗肖的最后一部小说，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说话”中开启另一种可能？
这可能是回到了布朗肖所命名的书写中，一种关于至高者独一无二的书写中。“至高者”这一书名源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对古希腊诗人品达诗歌进行评论的散文残篇，布朗肖以小说的方式同构了古希腊俄瑞斯忒斯悲剧的神话叙事模式，这种“神话现实主义”就是在不断解构神话中重构自身，而解构的神话就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理论和法哲学理论，而布朗肖的同构却是以小说这种虚构的文本样式实现的，那么至高者和神话意义的法哲学理论在小说中又是什么？现代国家理论和法哲学理论的核心在小说中就是“法则”，法则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至高存在，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和颠覆的东西，也是对任何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存在，和法则一样至高者就是这样一种存在：“服务国家，为法则献出自己的光和生命，和它一起看尽一个又一个的人，当一个人觉得这是可能的，他就会别无所求。这就是至高者；除此之外，一切都不重要，而且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没错，什么也没有。”但是这个至高者是法则的执行者还是制定者？当他和法则共同构成一种至高存在，它们是不是就在独一无二中成为了一种国家神话？
布朗肖对于法则和至高者存在的阐述，在小说的虚构中呈现出从神话走向现实的多重维度。法则的第一种形态，是尚未成型的混沌，是“我”在家庭里触摸到的那些黏稠而滚烫的记忆碎片，父亲突然死了，母亲改嫁，妹妹是“一个可怕的女孩，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狂热，倔强”，继父“非常出色，位高权重”。这个家庭并不完美，甚至布满裂痕，但它包裹着一种奇特的自由：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独有的方式呼吸、挣扎、沉默或者尖叫，“关于法则尚未形成时期的回忆，一声尖叫，从前粗糙的言语”，这句话是进入布朗肖法则世界的一把钥匙，打开了法则史前的地层，在那个没有法则照耀的地方，人还不必成为自己的副本，还不必在公共生活的镜子里反复确认那张早已模糊的脸。但是，家庭是法则的子宫，也是法则的坟墓，它孕育了法则诞生的可能性，却也在法则降临之后沦为被抛弃的旧址，母亲曾是“另一个人，一个不朽的人，一个可以将我卷入绝对疯狂之事的人”，这种不朽恰恰是因为她尚未被法则收编，尚未被公共生活的模具浇筑成型。
可是法则终究要成形，就像孩子终究要离开母亲的怀抱，走进那个写着“工作”“责任”“忠诚”的成年人世界，“我”对母亲说：“不是的。是生活让人这么想。人必须工作度日。我们献身于所有人，却和自己的家人分开。”这句话几乎是法则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它用一种悲壮的语调宣布了对家庭的背叛，仿佛在说：为了成为人，你必须先杀死那个在家里做孩子的人。于是法则进入了它的第二种形态：健康而蓬勃的公共生活阶段。在这个阶段，法则承诺为每个人提供积极、有效的归属感，它约束你，却也承认你；它要求你忠诚，却也赋予你尊严，“如果每个人对法则都是同样的忠诚，啊！这个想法令我陶醉。”在这陶醉之中，每个人都似乎只凭自己的喜好行事，都有别人难以理解的行为，然而这些隐匿的生活周围升起一个光圈：一个人不把他人看作希望，看作惊喜，而是步伐坚定地朝他走过去。“那么，”我问自己，“这个国家是什么？它存在于我的每根毛发之中，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让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坚信，只要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写下我对自己行为的评论，我就能够从中找到一个至高真理的发展。它在我们之间积极流动，公共生活不断推动着它的发展，监督着它，重新吸收它，再把它扔回到无法摆脱且考虑周密的游戏之中。”这是一份关于法则的证词：法则不是外在于我的枷锁，它内化在我的毛发里，我的每一个动作里，我写下的每一个句子里，我越是书写自己，就越是在书写法则；我越是服从法则，就越是在成为自己。在这里，至高者还没有分裂为“我”和“法则”的对立两极，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那个闪闪发光的“至高真理”。
| 编号：C38·2260709·2517 |
但是法则的疾病恰恰隐藏在它的健康之中，当它过于忠诚于“人人有份”的承诺，当它过于热切地要把每个人都拉入公共生活的光亮之中，它就开始悄悄磨平那些凸起的棱角，填平那些幽暗的裂缝。于是，法则的第三阶段到来了：发病阶段。我在女邻居的照相馆里看到了那一两百张照片，“一样的姿势；一样的节日服装，从一个人换到另一个人身上；相貌的不同消失在相同的表情之下；总之是极度的单调刻板。”这些照片就是法则发病的病理切片，每个人都被定格在同一个姿势里，穿着同一件节日盛装，露出同一种被许可的微笑。差异消失了，独特性枯萎了，人变成了人的复印件。而当我猛地抱住她，事情变得更加可怕：“我发誓，她变成了另一个人。而我自己也变成了另一个人。……在那一刻，我们拥有了同一副身体，一副真正共有的身体，不可触及却又显而易见。”“共有的身体”正是法则疾病的临床表征：它不再是“人人有份”的权利，而是“人人同体”的吞噬，你不再拥有自己的身体，你被吸入一个巨大的、温热的、黏稠的集体躯体之中，你呼吸着别人的呼吸，心跳着别人的心跳。“生病的人不再握有法则，只是静静地看着它，这对病人来说十分不利。”生病的人恰恰是被法则抛弃的人，因为法则不再需要你参与它，它只需要你观仰它，而你一旦成为一个被动的观仰者，你就失去了作为主体的资格。
与此同时，法则本身也病倒了，它不再是那个公正而透明的至高存在，它变成了皮埃尔·布克斯口中那个“不公的体制”，那个“一小撮人与一大帮人抗争”的角斗场，“在社会底层，无名无权的阶层每天增加几千人，这些人在政府眼里不复存在，像霉菌一样消失了。”法则在驱逐一部分人的同时，也在腐蚀自身；它在制造等级的同时，也在磨损自己的合法性。而政府部门里的“办公室风格”，那种“我承诺维护法律权威，依法行事”的套话就是法则病入膏肓时的谵妄呓语。法则变成了一台巨大的官僚机器，它不再滋养人，而是碾磨人；它不再是光，而是影子；它不再是“至高真理”，而是“无法摆脱且考虑周密的游戏”本身。处在这个阶段法则已经变成了一种悖论：法则越是试图覆盖一切，就越是制造出它无法覆盖的深渊；它越是声称人人平等，就越是暴露出阶级的鸿沟；它越是要消灭个体差异，就越是催生出对个体性的疯狂渴望。
于是法则的第四种形态应运而生：反法则。布克斯是这场反叛的首领，他代表了那些被法则驱逐、遗忘、碾压的人，“他们与外界隔绝，跌入一个屈辱羞耻的地带，把这份羞辱变成他们的骄傲，他们跌出正式的生活范围之外。为了不回到那里去，他们宁愿游离在生活之外，没有名字，没有阳光，没有权利。”反法则的运动是一场悲壮而疯狂的复仇，它要摧毁那个抛弃了它的法则，它要用暴力来回应暴力，用否定来回应否定。小说中出现了“全国性哀悼仪式”，出现了地铁罢工，出现了“公共洗衣池被废弃，水流也已经干涸”，这些都是公共生活枯萎的症候，是法则与反法则交战留下的弹坑。而最极端的病症则是鼠疫，那个“把每个人都变得没有精神，令人鄙视，把每个人都变成感染病灶”的传染病，鼠疫不是法则，也不是反法则，它是法则和反法则共同孕育的怪胎，是它们交媾后产下的畸形儿，因为鼠疫不区分好公民和坏公民，不区分守法者和违法者，它平等地感染每一个人，把每一栋大楼变成隔离区，把每一个身体变成病灶，“我看着，我正在腐烂，我们将融于大地，我们会获得自由。”鼠疫的残酷悖论就是：它通过毁灭一切来许诺一种新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不过是腐烂的另一种说法，大楼不再是家园，而变成了诺亚方舟，但诺亚方舟的隐喻在这里被彻底颠倒：它不是为了拯救生命而建造的避难所，而是为了隔离死亡而设立的停尸房，抢劫、杀人、纵火在隔离区里蔓延，那些曾经被法则抛弃的人现在成了新的暴君，他们用火焰和鲜血来书写自己的法则，但这个新的法则比旧的更加疯狂、更加嗜血。
家庭中的混沌胚胎，公共生活中的健康躯体，官僚机器中的疾病发作，以及反法则暴力中的全面崩溃，由此形成了法则的四个阶段，但布朗肖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描绘这个四幕悲剧，他借“我”写给布克斯的信，试图对这四个阶段进行一种病理学的诊断：“政府为了赋予法则一种把握的真实而做的一切——政令、法规、各类措施——有时像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展示，展示的是人人有份的权利。”这样法则实现了它们的价值，“只有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它们才是真正的法则。”法则的真实性恰恰依赖于它的展示，它的威严恰恰依赖于它的表演，它越是宣称自己是绝对的、超验的，就越是暴露出它的建构性、人为性。而当法则变成“公职人员给我们个人的奇怪警告”，当它“坚定地把我们当敌人看待”时，它就已经病入膏肓了。但是，最为关键的是，反法则的疗法并没有让法则恢复健康，反而让它陷入了更深的危机，“治疗也是疾病的一部分”，这句像像一句谶语，说出了反法则的本质，布克斯的反抗本身就是法则疾病的一种症状，他越是激烈地反对法则，就越是证明法则的力量；他越是试图逃离法则的笼罩，就越是深陷在法则的引力场中，布克斯的行动“是在为自己希望摆脱的法则服务”，这是反法则运动最深的悲剧：你无法通过否定法则来超越法则，因为你的否定本身就已经是法则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出路在哪里？布朗肖在“我”写给布克斯的信中，似乎给出了一种近乎宇宙论的解答：“它如此深入地融入了这个世界，不可能与之分离，它的构成不只是一个政治机构，或者一个社会体系，还包括了人民和各种事物，俗话说得好，天地即法则，它们服从政府，是因为它们自己就是政府。”这段话像一束光，照进了法则的黑暗迷宫，布朗肖在这里提出的不是另一种制度方案，不是另一种政治哲学，而是一种存在论的转向：法则不是外在于世界的某种规范，它本身就是世界的血肉，就是“天地”，就是“人民和各种事物”，当法则等同于天地时，服从法则就不再是被迫的屈从，而是像树木服从阳光、河流服从重力一样自然的事情。“它们服从政府，是因为它们自己就是政府”，这句话翻转了所有关于法则的讨论：不是先有一个政府，然后人民去服从它；而是人民自己就是政府，天地自己就是法则，在这个意义上，至高者不再是那个站在法则顶端俯瞰众生的孤独存在，而是每个人、每棵树、每块石头内部的那个沉默而坚定的核心。
但这真的是布朗肖给出的最终答案吗？如果我们回到小说的结尾，回到那个悬而未决的场景，她举起了枪，却没有扣动扳机；我跳回墙边，喊出了“现在，我现在说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天地即法则”的解决方案并没有被当作一个确凿的真理来宣告，它只是被“我”写在信里的一种可能性，而信是写给布克斯的，布克斯本人恰恰是反法则运动的首领，这意味着这封信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它试图说服一个反叛者去相信“天地即法则”，但反叛者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天地并非法则，至少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个法则。更深刻的是，“我”在说出“现在，我现在说话”的那一刻，并没有说出任何实质性的内容，他只是宣告了自己要说话，然后小说就结束了，这个“现在说话”是一个永远悬置的承诺，是一个从不兑现的行动，是一扇永远敞开的门却没有一个人走进去。
布朗肖也许想说的是：至高者不是任何一种可以被说出来的内容，至高者就是那个“现在说话”的动作本身，就是那个从沉默中挣脱出来的瞬间，就是那个在枪口下依然选择跳回墙边、依然选择开口的决断。小说扉页上有那两句题辞，一句是：“我对你来说是个陷阱。即使我什么都对你说了，也没用；我越是光明磊落，就越是在欺骗你：欺骗你的正是我的坦诚。”另一句则是：“请你明白，你从我这里知道的一切，对你来说不过是谎言，因为我才是真理。”这两句话构成了一对无法解开的结：坦诚就是欺骗，真理就是谎言，法则的四个阶段何尝不是这样一个陷阱？它越是向你展示自己的健康、公正、透明，它就越是把你拖入它的疾病、不公，它越是声称自己是至高真理，它就越是暴露出自己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可变的、人造的叙事；反法则同样是一个陷阱，它越是宣称要解放你，就越是把你囚禁在另一种更原始的暴力之中；而“天地即法则”呢？它是不是最后一个陷阱？它是不是布朗肖用最美丽的言辞编织的、最精密的谎言？当我们相信天地就是法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恰恰被这个信念捕获了？我们是不是在欢呼解放的同时，戴上了另一副更加隐蔽的枷锁？
布朗肖用一整部小说来解构神话，最后却留下了神话最核心的那个空缺：至高者不是一个可以被命名、被描述、被实现的存在，它就是那个不断逃避命名的运动本身。治疗是疾病的一部分，法则的悖论是无法被治愈的，因为治愈本身也是疾病的一种形式，我们唯一能做的，也许就是在枪口下跳回墙边，在沉默中张开嘴，在终结的边缘说出那个没有内容的“现在”，然后让小说结束，让阅读开始，让每一个读者在自己的“现在”里，用自己的声音，去说完那句永远说不完的话，说话本身就是一种不死，一种在法则和反法则的夹缝中持续逃逸的生命。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6093]
下一篇：没有了，返回『读·者』 ＠图书馆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