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22《阿瑟·戈登·皮姆历险记》：真相永远被包裹在谜中
但缝隙当中出现了一个披着裹尸布的人影，其身材远比任何人高大。那个人影皮肤的颜色洁白如雪。
——《第25章》
1828年3月1日，在抢得了筏子逃出“太聪明”酋长为首领的土著人的袭击之后，阿瑟·戈登·皮姆和彼得斯以及船上的土著人俘虏努努经过七八天航行，向南进入了“新奇的地域”；3月7日，皮姆问努努为什么土著人要杀死登岛的“珍妮·盖伊”号船上的船员，但是努努显然已经被吓到了；3月22日，终于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瀑布，努努的灵魂却在此时离去，而当船上只剩下皮姆和彼得斯的时候，他们驶进了瀑布的缝隙，正当寻找安身之处时，面前出现了“披着裹尸布的人影”，这是一个比任何人都高大的人影，这是一个皮肤“洁白如雪”的人。
小说却在这里戛然而止，第25章是小说的最后一章，这是小说的最后一句话，瀑布缝隙中出现的人影到底是什么？是传说中的雪人？没有答案，它变成了这场冒险最后的悬案。为什么小说最后又返回到悬疑本身？从结构上说，爱伦·坡似乎玩了一个虚构的游戏：在《序》中皮姆就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当遭遇奇遇回到美国之后，他的经历虽然引起了几位先生的兴趣并且希望“我”将这段冒险写下来，但是皮姆却迟迟没有动笔，对于不动笔的原因，皮姆列举了两个，一是在航行的过程中并没有按时写下日记，回来后仅仅凭记忆还原真实面目，所以担心可能会对事实进行夸张，“就像我们在讲述那些能极大地唤起人们想象力的事件时通常所做的那样。”这种创作无疑在想象力的满足中走向不真实；第二个原因则是发生的事的确也太不可思议，也几乎不会得到证实，所以他只想让家人和一些朋友知道这番遭遇就可以了，“对一般读者来说，他们很可能会把我写出的经历仅仅当作一篇我厚颜无耻地精心虚构的小说。”这种得不到证实、不可思议的经历一样会变成不真实的虚构。所以同样都会走向虚构，而自己又缺乏成为一名作家的能力，所以不敢把冒险经历写成书。
但是皮姆经历的冒险却引起了《南方文讯》前编辑爱伦·坡的兴趣，他提出的建议是由他亲自动手，根据皮姆提供的事实写成小说，然后在《南方文讯》上发表。爱伦·坡出场了，但是他的身份是编辑，是代我写下小说的作者，“而为了使其看上去更像小说，爱伦·坡先生在该刊目录表中该文标题的后面署上了自己的大名。”署上了爱伦·坡的名字，又将真实经历变成小说，这种身份的替换本就是一种关于作者的“虚构”，所以皮姆把这样的创作看成是“伪装成小说”，而他也明确表示要在故事中保留自己的真实姓名，于是这部“伪装”成的小说就变成了日记和小说、爱伦·坡署名的作者和皮姆真实名字出现在故事中的含混文本，它是虚构还是真实？它是小说还是日记？而面对这种含混文本，皮姆并不担心走向真正的“伪装”，因为一方面小说中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爱伦·坡创作的部分也没有歪曲任何事实，更重要的则是：虽然没有注明皮姆自己是从哪儿开始写的，爱伦·坡又是到哪儿结束，但是明眼人一眼就能区分两种风格的差异，也就能将故事中的人物皮姆和创作故事的作者爱伦·坡真正分开。
这种制造了另一个“作者”，又把作者和文本带入含混状态的写作手法，在爱伦·坡的时代也并不陌生，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本的含混状态也正是一种虚构。但是当这个文本的最后一章、最后一句留下了悬疑，它其实变成了文本之外的一种虚构。《序》是由皮姆所写，而在第25章戛然而止的时候，《附记》也变成了爱伦·坡的疑问，“与皮姆先生最近不幸猝亡有关的详细情况已通过新闻媒介为公众所知。”也就是在皮姆猝亡的意外面前，小说没有走向完整，最后几章皮姆还在校订，所以很可能这些文稿会丢失，如果真的找不到文稿，爱伦·坡希望皮姆最后讲到的南极之冒险会通过之后“前往南极海域的官方考察队证实或否认”，这句话就回到了皮姆最先的担忧：自己的遭遇到底会有多少人相信？是不是在想象之下的虚构？而即使爱伦·坡根据皮姆的述说忠实地写下来，作者已经变成爱伦·坡的这本“伪装成小说”的文本是不是就是一个传说？
皮姆的冒险是一个谜，也许真正的谜是文本所记叙的故事、遭遇是不是也是一个谜？从皮姆将冒险经历提供给了爱伦·坡来看，这段旅程已经结束，关于最后出现的神秘人影也一定有了答案，即使没有答案皮姆也回到了美国，那么最后的悬案也只是起到了一种悬疑的效果而已，而皮姆最后的猝死甚至最后三章是否已经遗失并不是和这本小说有关的谜案——但是另一种可能是：当爱伦·坡成为了作者，当爱伦·坡发表了小说，当爱伦·坡伪装成小说，是不是皮姆最后的猝死，皮姆文稿是否已经丢失，都只是爱伦·坡创作的一部分？都是这个含混文本必须构成的情节？而包括最后出现的神秘人影在内，在爱伦·坡的小说创作中，它就是必然出现的虚构，之所以皮姆和小说的结局都是爱伦·坡计划的一部分，爱伦·坡真正的意图就是想要有人解开这些悬疑，想要考察队证实或否认这一切。正如皮姆在序言中所说，自己讲述的部分和艾伦·坡创作的部分，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彼此风格的不同，而在这部含混的文本中，爱伦·坡书写了不同的部分却并非仅仅是在风格上不同。
最初的那次出海仿佛是一场酩酊中的梦游，奥古斯塔斯喝醉了酒，烂醉如泥地倒在舱底，把舵的双手松开，“他这时既站不起来，不能说话，也看不见什么。他的两眼呆滞无光”，而小船在十月的寒风中向未知的海域飞驶，直到奥古斯塔斯终于含糊地说“这就回去”，可他“说话的那种语调却让我心中充满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这种恐惧感很早就出现了，在还没有真正遭遇任何可见的危险之前，它就已经潜伏在皮姆的心里，成为后来所有噩梦的序曲，他们被“企鹅”号捕鲸船撞翻并获救，那艘船为了避风改变航向，“前进的方向几乎与我们的航向形成直角”，水手们发出的警告声“就是吓得我要命的那阵尖叫”。这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以两行令人不寒而栗的句子收束：楠塔基特的朋友们听水手们讲述撞沉了一条船“并有三四十个可怜家伙淹死”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猜测那个可怕的故事与‘爱丽尔’号或者与我和奥古斯塔斯有什么联系。”也就是说，皮姆和奥古斯塔斯的冒险在外部世界的叙述中已经被记录为另一起完全不相干的事件，他们自己的死亡被他人叙述，而他们活着的真相则无人知晓。
| 编号：C53·2260804·2532 |
然而这次侥幸逃生非但没有让皮姆收心，反而让他“更加强烈地感到一种对航海者冒险生活的渴望”，奇怪的是，他所向往的从来不是航海的光明面，“我总是梦见沉船、饥饿、死亡或被土著人俘虏；梦见在某个难以到达且无人知晓的大洋里，在某座阴沉而荒凉的岩岛上，在痛苦与忧伤中熬过一生。”这种近乎病态的预感成为他命运的自证预言，他在梦境中已经提前经历了未来的一切，而现实只是把这些梦境重新演绎一遍。当他为了登上“逆戟鲸”号而躲进底舱那个黑暗的藏身之处时，他感到的满足“不亚于一位君王搬进他新建的宫殿”，但是那口箱子、那个底舱却成为囚禁他的牢笼，他在其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将是对他的精神极限的残酷测试。他在黑暗中摸索，陪伴他的只有那条名叫“老虎”的纽芬兰犬，狗的灵性帮助他找到了奥古斯塔斯用血写下的纸条，纸条上最后半句话是“血……你的命全靠藏着别动”，这个“血”这个字“仅以一个模糊的单音节掉进那黑暗的牢笼，坠入我的心底，那效果是多么阴森，多么沉重”。血作为书写材料本身就意味着暴力已经发生，而“藏着别动”则是对皮姆全部行动能力的剥夺，他在最黑暗的囚禁中只能被动等待，而这种被动性贯穿了此后的许多关键情节。
叛乱发生之后，船上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屠杀，屠杀导致二十一名水手丧生，这是一段冷静到几乎冷酷的叙述，正是在这种冷酷的叙述中，恐怖反而获得了更大的张力。还好，德克·彼得斯这个混血水手成为奥古斯塔斯的保护者，他是“厄普萨洛卡部落一名印第安女人的儿子”，相貌凶悍，却在关键时克制住了向叛乱者告密的冲动，“部分是由于他回想起自己亲眼看见的暴行，部分是因为他怀着令我尽快解脱的希望。”这种暧昧的动机说明彼得斯既不是纯粹的好人也不是彻底的恶棍，他是生存本能的化身，而这种本能在后来的漂流中将变得越来越赤裸。夺船的计划在一种近乎荒诞的伪装中展开，皮姆将自己装扮成刚死去的哈特曼·罗杰斯的尸体，穿上那件“蓝底白条的弹力绣花女衬衫”，脸上涂了白垩粉，又“割破一根手指在上面点出红斑”，“延伸过眼睛的那道红斑当然没被漏掉，并被画得触目惊心”，他从黑暗的舱底突然出现在叛乱者面前，那些人对罗杰斯之死而复活“甚至没有丝毫可怀疑之处”。迷信和负罪心理让这些杀人者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而皮姆正是利用了他们这种精神上的脆弱完成了反击，这场搏斗是整部小说中最血腥也最直接的暴力场面之一，叛乱者被逐个消灭，最终只有四个人活了下来：皮姆、奥古斯塔斯、彼得斯和理查德·帕克，但是胜利没有带来安全，风暴随即袭来，双桅船被彻底摧毁，四人流落在一条残破的船壳上随波逐流。
漂流的日子是小说中最接近爱伦·坡短篇风格的段落，饥饿、干渴、绝望、幻觉交替出现，皮姆在半昏迷中“恍惚之间脑子里浮现出许多令人愉快的画面”，他看见“青葱苍翠的树木、起伏的金色麦田、一排排跳舞的姑娘、一队队骑马的士兵”，这些画面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基本上都在动”，“我的幻觉中没有诸如房子、山岭之类的静止物体，而是接连不断地闪现出风车、船只、巨鸟、气球、骑马的人、飞驰的车以及诸如此类运动着的事物。”静止意味着死亡，而运动意味着生命的假象，这种幻觉的动力学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心理机制：当肉体被固定在残破的甲板上无法动弹时，精神就通过创造无尽的运动来补偿这种静止。幽灵船的出现是另一个令人惊骇的场景，那艘船上“包括几名妇女在内的二三十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船艉和舱面厨房之间，全都腐烂到了最令人恶心的程度”，而皮姆和同伴们“仍然禁不住高声向那些死者求救”，“恐怖和绝望使我们精神失常！极度的痛苦使我们完全发疯！”这是一种扭曲到了极致的求生欲，向死亡本身求救，向尸体请求救援，求被接纳为死者的一员。当那只白色的鸟从尸体上叼起“一块血糊糊的像是肝的东西”时，生与死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
最令人战栗的事件是抽签决定谁成为其他人的食物，帕克提出了那个可怕的建议，皮姆试图劝阻，然而劝说没有用，几根草棍充当命签，皮姆“感到最痛苦不安的时刻就是摆布那几根草棍的时候”，最终帕克成了那个被选中的人，他“毫不反抗地让彼得斯从背后捅了一刀，随之便倒在甲板上死去”。之后，“我们用那位牺牲者的鲜血稍稍止住了渴，一致同意砍下他的头和手脚并掏出内脏抛进了大海，然后我们靠着一点一点地吃那剩下的躯体熬过了其后令人终生难忘的四天。”食人的事实被陈述得如此平淡，仿佛只是一项日常的生存操作，这种叙述的克制反而比任何渲染都更有力，因为空白处隐藏着无法言说的恐怖。但是，奥古斯塔斯最终也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他的尸体被扔下船时“腐烂得没法形容，彼得斯动手搬尸时，他抓住的那条腿竟完全脱落”，而围绕腐尸的鲨鱼们“争相撕咬尸体的时候，它们可怕的尖牙相互碰撞的声音一英里外似乎都能听见”，这幅画面将死亡彻底去除了任何尊严或诗意，还原为纯粹的生物性分解与吞噬。
底舱的囚禁、船上的屠杀、漂流中的饥饿、幽灵船的尸体、食人的抽签……这一连串黑暗事件构成了整部小说中感官刺激和心理恐怖最密集的部分，它们也是最接近爱伦·坡标志性风格的段落：密闭空间、精神崩溃、对死亡的病态凝视、理智与疯狂的边界消融。在这些描写中，“真相被包裹在谜中”不仅是一个修辞，而是叙述本身的法则，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奥古斯塔斯为什么迟迟不来底舱，无法确知那条幽灵船上的乘客经历了什么，无法确知帕克提出食人建议时脑子里的确切活动，甚至无法确知皮姆在抽签那一刻的内心真实状态，叙述提供了足够多的细节来激发想象，却又留下了足够多的裂隙让想象无法安顿，这就是爱伦·坡式的恐怖：不是通过揭示秘密，而是通过不让秘密被揭示。
但是当“珍妮·盖伊”号出现并搭救了皮姆和彼得斯之后，整部小说的调性发生了一次令人困惑的转向，日记开始出现精确的日期：“6月20日”、“7月3日”、“7月9日”、“7月10日”；地理坐标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南印度洋中的克尔格伦岛、圣诞港、克罗泽群岛的马里恩岛、爱德华太子岛；甚至出现了大段大段关于南极考察史的文献综述和学术性的语气。这与前半部分的哥特式恐怖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当盖伊船长被描写为一位缺乏冒险精神的探险船长，一场原本可能是谨慎的航行变成了向未知极地的鲁莽挺进，而皮姆对此怀有复杂的感受：“因为无论多么微不足道，我毕竟为开拓科学视野起了一点作用，让一个最激动人心的奥秘从此得到了科学界的关注。”科学探索的话语开始与冒险叙事争夺叙述的主导权，荒芜岛的植物被详细描述，“一种类似虎耳草的低矮植物”、“气味难闻的杂草”、“一种地衣”、“形似开花白菜、味道又苦又酸的灌木”；海参的加工方法被长篇引述，因为“这种名贵海产品的特征及其加工方法也许会引起我的读者们几分兴趣”；甚至连冰块和浮冰的情况也被以航海日志的方式记录。这些都使小说的文体变得混杂：它既是冒险故事，又是科学报告，既是第一人称的惊悚叙述，又是第三人称的客观文献。日期、坐标、文献引用、物种描述，通过引入科学话语的客观性来对冲冒险叙述的主观性，仿佛在向读者保证“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它们越是努力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就越暴露出这种证明本身的虚构性，因为任何小说都可以伪造日期和坐标，任何叙述者都可以引用不存在的文献，科学话语在这里不是真实性的保证，而是真实性的面具。
登上了“太聪明”酋长领导的土著人岛屿之后，小说的风格再次发生转向。这一次，地理探险变成了文明冲突，那些土著人“以前从不曾见过任何白种人——实际上白人的肤色似乎令他们畏缩”，他们最初以为“珍妮·盖伊”号“是一种活着的动物”，“似乎是怕他们的矛尖伤着了它，都小心翼翼把矛尖向上竖起”。这种天真的误解很快就让位于精心策划的屠杀，土著人成为了“这颗星球的那些败类中最野蛮凶残、阴险狡猾、嗜血成性的败类”，这段谴责的语调几乎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但小说的复杂之处在于，它同时也揭示了白人的盲目和傲慢。盖伊船长相信了土著人的友好姿态，允许船员“成群结队地上岸，人到岛心腹地也未受到任何骚扰”，他甚至计划“在岛边建一些加工房和库房”，完全把自己置于对方的掌控之下，当土著人利用岩壁的纹理结构引发山崩，把三十名船员活埋时，那场毁灭是技术上的诡计，也是信任的彻底背叛。
从科学的探险到文明的冲突，这不仅仅是一个主题的变化，更是一种认知框架的转换。前半部分的黑暗中，恐怖主要来自自然的力量和人类自身的邪恶，但归根结底，那些恐怖是可以被归类的，它们是人性在极端条件下的展开。而后半部分的恐怖则来自于不可归类：土著人的行为既不符合“野蛮人”的简单模式，也不符合“高贵的野蛮人”的浪漫想象，他们“最野蛮凶残、阴险狡猾、嗜血成性”，但同时他们又拥有精湛的工程技术和复杂的组织能力，他们不是原始人，他们是另一种文明。而这种他者文明的不可理解性，比风暴和食人更令人不安。最后一幕的场景充满了启示录般的意象，那种戛然而止使前面的所有探险都显露出它们的局限性，科学可以描述岩石的纹理、海参的加工方法、南极考察的历史，但它无法解释一个披着裹尸布的洁白人影，文明可以评估土著人的凶残程度，但它无法穿透他者心智的黑暗，理性可以规划航线、记录日期、引用文献，但它无法面对那个从缝隙中出现的、远比任何人高大的存在。
爱伦·坡在这部唯一的长篇小说中，究竟在探索什么？也许他探索的正是人类认知本身的边界，皮姆的冒险从个体的求生欲开始，经过集体的暴力与牺牲，到达科学的考察与发现，最后抵达一种完全超越理解的存在。这条路径不是从无知到有知，而是从一种无知到另一种更深刻的无知，每一次“发现”都同时是一个新的谜团的诞生：发现了幽灵船，但它为什么漂在这里？发现了南极海域，但那个人影是什么？收集了无数的事实、日期、坐标、物种描述，但这些事实加起来并没有构成对世界的完整理解，反而暴露了理解本身的空洞，皮姆经历的不是可以被归类的冒险，而是不断溢出分类框架的极限体验，而这种极限体验的核心，就是白色的、巨大的、沉默的人影，它既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文化现象，它就是未知本身的人格化。“我业已将此铭记于群山之中，并把我对尘土的报复镌刻在岩壁上”，这句引自《圣经·约伯记》的话，被放在附记的最后，仿佛是一种诅咒，又仿佛是一种承诺，真相被铭记在某个无法到达的地方，报复被镌刻在某种无法解读的岩壁上，而当一部小说也被伪装，证实或者否认，“真相无疑将永远被包裹下去，包裹在那个最令人触目惊心、最神秘莫测的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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