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20《北京55日》：非历史的“枪炮与玫瑰”
尼古拉斯·雷视野下的“中国”一般认为涉及两部电影，一部是1952年与约瑟夫·冯·斯登堡、梅尔·费勒、罗伯特·斯蒂文森合拍的《澳门》，一部则是自己独立执导的《北京55日》，但是雷和门德斯合作的另一部纪录片《水上回光》也和中国有关，这是雷人生的最后一部电影，在这部绝唱剧本中，故事的核心是一位画家远赴中国寻求医治良方，那句“慢船去中国”的经典谚语和蓝色中式帆船构筑的意象，成为雷临终之前对中国的最后想象。不管是合拍的《澳门》，还是最后一部剧情片《北京55日》，甚或《水上回光》，从没有来过中国的雷也许并无“中国情结”，他对中国在历史、文化意义上的构筑完全通过文献、想象实现的遥远投射，而《北京55日》在历史立场上呈现的明显偏差，甚至在观感中变成了叙事偏见，的确不是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意义上还原了那段历史。
因为受到时代限制无法来到中国实地取景，雷在西班牙搭荒漠中建起了一座“中国城”，这座占地60公顷的电影城复刻了北京城的主要场景，无论是高高的城门楼还是护城河边的摊贩，无论是紫禁城大殿的威严还是街道、寺庙中汉字等中国元素的运用，雷的确在进行着一种还原，据说最初雷还构想让不同国籍的角色使用母语演出，尽可能贴近历史真实，但最后该方案因制片方的反对才改为全英语对白。还原历史场景是雷的一个初衷，但是雷毕竟人造了北京城，所以会出现旗帜上写着“京都”、紫禁城其实外观更像天坛、大炮攻打拳民竟然是近距离边推边发射等低级错误。当然更重要的是，雷尽管选择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这一历史背景，讲述了一个和义和团有关的故事，的确是独特的呈现，但是他明显是站在西方视角，对历史的解读不可避免甚至有着人为意义的偏见——这根本不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而是西方如何从中国的政治高压和义和团的刀枪、拳头中突围的故事。
但是这里的问题是，雷也许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还原历史，也不是为了“中国叙事”而抵达真实，或者退一步讲，雷获得的那段历史在西方世界中也许就是这样定性的，关键问题是：在可能形成的叙事偏见和历史滤镜中，雷为什么要讲述这个故事？在创作的初衷上，雷是用历史事件完成了一次去历史化的构想，在这里他虽然关注中国大清王朝在列强入侵之后的历史选择，但是选择的重点则是战争还是和平。“1900年夏天，北京，雨季姗姗来迟，庄稼歉收，中华大地满目饿殍，一股蕴含着怨气的暴戾之风即将席卷这片土地……”这句旁白就已经显示了雷的这一初衷，他虽然把1900年的中国描绘成苦难深重的国度，虽然通过茶摊前两个中国人的对话说出“中国将被瓜分”的事实，但是他却避开了西方入侵的事实，而是将两个原因看做是苦难的根源，一是自然灾害，所谓天时，二是“暴戾之风”，则指的是义和团运动，他们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针对的就是洋人，刀枪和拳脚构成了暴力和暴戾，所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清政府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端王为代表的主战派，他们主张利用义和团驱逐洋夷，从而恢复大清的体面，而另一派则是以荣禄为代表的主和派，他们认为与洋人开战难以取胜，义和团更是激怒洋人的导火索。
| 导演: 尼古拉斯·雷 |
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就体现在对义和团的态度上，但是在这里作为满清实权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却站在了主战一方，在电影中慈禧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她不仅把荣禄的行为比喻为“夜莺不鸣，乌鸦聒噪”，在西方兵士可能更大规模从天津直逼北京时，下令荣禄进行阻击，这就是她主战的立场表现，另一方面，对于西方公使也表现出毫不妥协、毫不让步的风范，就是她最后下令所有洋人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所以义和团是在清王朝实权支持下进行扶清灭洋的战斗，德国公使当街被拳民所杀就是端王背后指使。也正由于朝廷的主战派掌握了话语权，所以雷所说的“暴戾之风”席卷了这片土地，尤其对洋人来说，枪炮、刀剑和拳脚，让他们几乎陷入溃败，在洋人公使最后商量下才上演了轰炸军械库的行动，最后暂时得到了议和的机会，而当最后各国兵团援军赶到，他们才真正稳住了地盘，“北京55日”便成为他们在“暴戾之风”席卷之下自保的危险55日，而当他们的命运在55天里得到了最后扭转，也意味着中国主战派的失败，当紫禁城空空如也，已经化身为普通中国妇人的慈禧说了一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雷引用这句经典的中国谚语就是表达了“大清完了”的命运，而最后一个镜头，当美国上尉刘易斯带着“养女”特蕾莎雄赳赳气昂昂离开北京城，镜头的前景是已经残破的中国建筑，通过残破之窗目送着他们迎来新的征途，这一富有隐喻的镜头语言也在传递着中国式覆灭背后的战争悲剧。
主战派最后让大清完了，这说明从暴戾开始的枪炮之战注定失败，而这也许就是这部电影的主题，雷所探讨的不是大清命运，不是侵略本性，不是历史还原，不是中国出路，而是战争之下如何实现突围，于是在去历史化的叙事中，雷的故事变成了“枪炮和玫瑰”的选择，面对在暴戾之风中被围困的55天，面对枪炮袭击下生死边缘的命运，牧师对刘易斯说的那句话就成为了电影真正的主题：“只有一种语言能让她听懂，那就是爱。”出现在“中场休息”之前的这句话是牧师在谈论“养女”特蕾莎时说的，一个中国小女孩，在失去了自己父母而成为孤儿的情况下，是美国士兵马歇尔收养她成为了她信得过的“爸爸”，又在马歇尔战死之后被刘易斯照顾，当刘易斯不知道如何和特蕾莎沟通，牧师就告诉他，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语言，不同的出身，不同的国籍，甚至是敌我对立的两个世界，却在收养意义上成为了“父女”，这就是爱，听懂彼此的爱，消弭隔阂的爱，超越一切的爱。
《北京55日》电影海报
除了马歇尔和刘易斯和特蕾莎之间建立“父女”的爱，刘易斯和使馆中遇到的男爵夫人娜塔莎也是一种爱，娜塔莎的丈夫已经死去，她身上又身无分文，她利用和刘易斯认识的机会得以留在这里，这段爱一开始就是男女之间暧昧的爱，但是随着战事的发展，它也变成了唯一的语言：娜塔莎本想刘易斯带她去天津，但刘易斯战事缠身，身为一名士兵无法离开，娜塔莎想要自己离开北京，但是外面拳民烧杀一片，她寸步难行，于是她留了下来，在医院里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她救助了一名奥地利士兵，在药物紧缺的情况下，她还冒着生命危险离开使馆区，将自己最珍爱的项链换取了中国药房的药，最后中枪死去，她对汉斯医生说的那句话是：“我已经活过了。”活过不仅指她为了使馆区的伤员拿来了药物实现了价值，更在于她一生都在为爱而活，她和刘易斯没有发生轰轰烈烈的爱情，但是刘易斯通过她的小叔子谢尔盖得知娜塔莎的丈夫的死因，他是沙皇最器重的将军，但是他最后却选择了自杀，原因就在于娜塔莎背叛了她，而娜塔莎之所以背叛，是因为她找到了真正的爱情，而且她爱上的是一名中国将军，娜塔莎之所以无怨无悔，就在于雷并不是把这种爱看成是一种男女私情的小爱，而是触及灵魂真正的爱，是跨越国籍甚至跨越对立的大爱，和马歇尔、刘易斯对特蕾莎的“父女”之爱一样，没有偏见，没有隔阂。
如果说和特蕾莎、娜塔莎这两个女人有关的爱看做是一种“玫瑰”式的叙事，它是在枪炮之下发生，又化解了枪炮制造的战争之困，而另一个女人莎拉，作为英国公使亚瑟的妻子，她在儿子被流弹击中之后不断质问亚瑟的是：“我们为什么在这片土地上？孩子死了对谁有好处？”这种质问不仅仅是停留在莎拉对儿子生死的担忧，她质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为什么要为战争而做出牺牲？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劝导亚瑟离开这里回到伦敦，亚瑟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为的是不让中国的狮子提早醒来，可以说他也代表着主战派，但是在儿子受伤、妻子的质疑中，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在度过了55天的危机之后，他告诉刘易斯的是，自己终于决定离开中国回到伦敦。而刘易斯也终于将特蕾莎带上了战马，要实现她去美国的梦想，在残破的中国之窗里，在“大清完了”的哀叹中，在战争制造的死亡里，雷用特蕾莎、娜塔莎和莎拉三个女性代表的玫瑰，去除了枪炮的暴戾和对立，构建起了非历史意义上的“北京5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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