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22 《德国姐妹们》：她们都有一个孩子
那场在防空洞里发生的火灾，终于让扬的身心受到伤害，谁会向一个孤独孩子居住的防空洞泼汽油？谁会致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于死地？虽然扬没有被烧死，虽然他再植三次皮就可以恢复，但是在夜晚的梦魇里，都是那燃烧的火苗，都是那惊恐的呼喊。即使尤利娅将他接回到自己家里，扬还是带着呆滞的目光，保持沉默的状态，那一句“我自己来”像是对于尤利娅的拒绝，眼前母亲的姐姐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就像对于自己的母亲玛丽安，而这样一种陌生并不是疏于见面留下的隔阂，而是被抛弃的人生里制造的敌意。
就像他从来没有过生下自己的母亲，从来没有过养育自己的母亲，他也没有让自己感觉安全的家，出生之后被母亲抛弃，之后父亲维尔纳又将他带到尤利娅的身边，而尤利娅又为他找到了一个寄养的家，所有的一切，都在拒绝让他成为一个普通的孩子，一个拥有母亲、父亲和家的孩子，所以他会在树林里挖出一个防空洞，所以他会在受伤的身体里保持沉默，所以他会将挂在墙上母亲的照片撕碎，所以他会质疑：“她为什么要扔炸弹？”把陌生的母亲照片扔进垃圾桶，只不过是一个失去母爱和家的孩子的报复行为，而防空洞式的存在也是拒绝社会的一种暴力行动，但是报复和暴力终究无法改变一切，那一场大火反而把他推向一种绝望和痛苦的边缘。
大火，是另一种暴力，而这种暴力的未知性比没有母亲、父亲和家的生存更让人感到恐怖。暴力的后面依然是暴力，在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世界里，母亲已经死去，而领回家的尤利娅，尽管在他面前露出笑容，尽管给了他某种物质的温暖，但是在陌生的家里，在陌生的“母亲”身上，暴力之痛依然无法消除。其实，扬并不是一个个体，甚至不是一个单数的孩子，他是隐喻，他的出生必定会有一个血缘关系上的母亲，而他的成长也必定需要一个养育他的母亲，也就是在身体和精神世界里，玛丽安和尤利娅，都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出现在他面前，而也正是这种双重的关系，使得两个德国姐妹也具有了隐喻的意义。
|
| 导演: 玛格雷特·冯·特洛塔 |
 |
父亲却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一个不允许别人撒谎自己却是虚伪的人，一个训斥掩盖祈祷的人，玛丽安曾经是温顺的孩子，是听话的女儿，甚至还会在父亲的膝盖上坐着，而尤利娅却从小开始叛逆，她的叛逆反对的是虚伪，是专制。父亲不允许她穿着牛仔裤去学校，而必须穿着统一的裙子，尤利娅终于在那场舞会上，抛弃了所有的规则，一个人在舞池里翩翩起舞，他们和舞伴共舞，而尤利娅却以自我的方式反对这一切的形式；课堂上，玛丽安认真回答老师的提问，而尤利娅拒绝老师所说里尔克的那首德国最美的诗歌，反而针锋相对地指出，“我更喜欢犹太妓女玛丽的歌谣。”在被老师叱骂扰乱课堂纪律之后，她则愤然地离开座位，离开教室，在走廊上点燃了那一支香烟。
一个温顺，一个叛逆，一个是美丽的善良女孩，一个是愤世嫉俗地问题少女，这是童年的相异。但是当战争发生之后，他们都听见了爆炸声，都看见了死亡的尸体，都遭受了身心的伤害，德国发起了战争，制造了恐怖，但是最后却被报复打击，最后沦落为失败者。扭转的一切是彻底改变了童年的秩序，彻底改变了姐妹的性格。战后，当她们一起坐在电影院里看关于集中营的电影，第一次发现残暴，发现了专制，发现了生命的卑微，那一批批被关在集中营的战俘变成了一具具尸体，甚至剩下了一个个头颅，然后被推土机推向土坑，生命的无意义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画面，玛丽安吐了，尤利娅吐了，而在这种卑微的死亡之外，还有另一种羞耻，战后的那些德国军官都说出了一句话：“我没有罪。”那么，谁应该为那些死者赎罪？谁应该为战争负责？
|
|
| 《德国姐妹们》电影海报 |
经历了战争的恐惧，经历了死亡的恐怖，经历了纳粹社会的无耻，其实对于玛丽安和尤利娅来说，那种所谓的祖国其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连同虚伪的父亲，“自我主义者”的父亲，都在那一刻崩坍。而崩坍的世界需要重建，对于姐妹来说，两种性格却走向了两种极致：曾经的叛逆者尤利娅反而主动进入社会，通过一个新闻记者的视角来揭露社会问题，来呼吁妇女解放，来争取妇女权益；而曾经温顺的玛丽安却走向了暴力的极端，他成为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社会体制。
战后必定是一个留下后遗症的时间段落，而不管是玛丽安还是尤利娅，都是后遗症的亲历者，都是可耻而可怖的战争的牺牲品，其实两个人性格的反差在某种程度上却只是表达方式的不一样，在他们内心来说，却有着一样的命运走向，那就是人生的自由，那就是个体的解放，“要么在这个年代窒息而死，要么用暴力求得自身解放。这两位妇女最后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而他们一致的命运诉求都在于否定纳粹时代的孩子观，“为了战争，为了战斗的胜利，必须让妇女生下更多的孩子。”这是纳粹的宣传口号，只有更多的孩子，才能让他们奔赴战场，才能拥有更多力量，才能实现更多的暴力，所以在纳粹时代，生育最多孩子的母亲被授予国家勋章，而不能生育孩子的母亲则被视为一种耻辱和一种罪恶。
母亲变成一种工具，孩子变成一种武器，还有什么叫做家庭，还有什么是爱？所以当玛丽安生下扬却又抛弃了他，当尤利娅和男友沃尔冈享受爱情的甜蜜却拒绝生育，无不是两姐妹对于那个时代的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一个更趋暴力性，一个更具隐蔽性，却同样给孩子带来身心的伤害。这是一种极端的否定，这是一种极致的报复，而玛丽安尤甚。和维尔纳之间是爱情吗？有爱情的结晶却狠心抛弃是不是一种伪善的爱？当维尔纳将幼小的杨交给尤利娅的时候，他对于玛丽安的评价是：“她像个妓女一样。”而忧郁的维尔纳以出差巴厘岛为由，最后却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了这个没有爱的世界。
“她像个妓女一样。”玛丽安投身到所谓“拯救人类”的革命行动中，她的目的是为了让第三世界的人不重蹈覆辙，“第三世界的孩子面临死亡。”但是那种革命，那种解救，依然是另一种暴力，依然是炸弹制造的恐怖，所以当玛丽安作为恐怖分子被抓进监狱的时候，宣告她的革命理想的覆灭，而被关押，在某种程度上无非是另一种暴力的开始，循环往复，从恐怖中来，到恐怖中去，最后依然是恐怖的牺牲品。而在玛丽安被抓入监牢的同时，作为姐姐的尤利娅希望通过自己的笔，通过自己的呼吁，通过自己和平的方式，来改变现实，来解救生命，来倡导自由，来解放妇女，而她最需要救赎的对象则是自己的妹妹玛丽安。
德国姐妹们，一个在高墙之内，一个在社会之中，一个失去了自由，一个争取权益，他们像是被隔绝在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尤利娅要去探望玛丽安，需要把身上的一切交给狱警进行检查，脱了外套，脱了裤子，打开皮夹，脱下鞋子，然后进入一扇又一扇铁门，而即使两姐妹坐在同一张桌子面前，旁边也依然有着记录他们谈话的人员，相见依然难以逃脱被监视的世界，即使他们通过互换毛衣，通过拥抱的方式来交流感情，但是被隔阂的世界牢固不可破。
不可破的似乎还有固守的观念，他们见面，他们争吵，尤利娅否定玛丽安革命的激进主义做法，玛丽安质疑尤利娅写稿是在利用她，两姐妹似乎在不相容的世界里坚持自己，当玛丽安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的时候，隔着那厚厚的玻璃，他们彼此看见，却再也无法握手，无法换毛衣，无法拥抱，讲话时，他们必须按下通话的按钮，两只隔着玻璃的手放在一起，却是永远的分离。但其实，他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真正制造隔阂的不是他们，而是整个国家，那种没有走出纳粹思想的体制社会。“我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甚至连自我意识也慢慢没有了，而最后他们会把我送进疯人院。”在高高的铁丝网里，在重重的牢门内，玛丽安或者在自己的牢房里，或者在被看守的操场上，当然没有自由，甚至连反抗也变得毫无意义，她绝食，却被用插管强硬进食，而充满革命思想的玛丽安对于他们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他们不会把我打倒，因为无法困住我的灵魂。”
无法困住灵魂，却可以消灭身体，玛丽安终于慢慢消瘦，也终于在监狱里“上吊自杀”，当和沃尔冈度假的尤利娅得知妹妹最后的死讯时，才发现有一种东西被彻底摧毁了，而当她和父母一起看见玛丽安那张扭曲的脸时，她有一种彻底崩溃的感觉，“我再也见不到那样一张脸了，我必须为她而坚持下来。”那一张脸充满的是痛苦，是不甘，是抗争，就像父亲小时候说过的那样，玛丽安永远不会自杀。所以在尤利娅看来，那是一种阴谋。也正是由于玛丽安不明不白的死，尤利娅开始进行调查，她聘请律师，她查阅档案，她通过医生检查指甲，她模拟上吊的现场——用沙袋制作假人，用尺子测量下坠的距离，甚至将绳子套在自己脖子上体验被扼住的痛苦，她只希望得出玛丽安不是自杀的结论。所有种种，都是在用一种解救的方式还玛丽安一个清白。
也是争取妇女权益的一部分，但是能改变什么？就像沃尔冈在他面前愤怒的声音：“夹在我们一辈子之间的是一个死人。”死亡已经降临，生命已经逝去，即使有一张扭曲的脸，即使有冤屈的现实，在这个被隔阂的社会里，任何的解救都只不能换来真正的自由。所以当那场防空洞的火灾发生之后，尤利娅终于将受伤的扬接回到自己家中，这不是他的家，她不是他的母亲，但是在生者的世界里，需要的是改变。而当扬终于撕下了母亲的照片，扔进了垃圾桶，或者是对于那种暴力革命的彻底否定，一个孩子需要的是爱，需要的是家，需要的是母亲。
“你的妈妈是个特别的女人。”尤利娅这样对扬说，她开始告诉他一个真实的母亲，关于她的一切，而这种还原的方式对于一个还活着的孩子来说，则意味着另一种希望，希望着另一个开始，而当暴力的革命终结，当身心的伤害愈合，尤利娅也将成为另一个母亲，一个具体的母亲，一个现实的母亲，一个自身解放的母亲。
[本文百度已收录 总字数:4887]
顾后： 风声
文以类聚
随机而读
暂无留言，快抢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