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22《红色赞美诗》：谁会留在革命的舞台上
红色，是手掌上的伤口，是把河流染成红色的鲜血，是高高扬起的旗帜，是燃烧的火焰，是鲜艳的花朵……红色是革命，红色是牺牲，红色是死亡，红色是信仰，当米克洛什·杨索在87分钟的电影中唱起《红色赞美诗》，多元的红色让赞美诗呈现出丰富的意象，还是在多元的表达中成为一种宣言式的形式主义？
政治歌舞电影，1968年的《闪耀的风》是杨索进行艺术实践的一个起点，政治和歌舞的结合，在“1968”这个电影的上映节点已经达到了解构和建构的目的，4年后，杨索再次在《红色赞美诗》中实践这一艺术主张，无疑他所探求的叙事更为晦涩，意象的运用也更符号化，在28个长镜头的叙事中，“红色赞美诗”所要建立的是怎样一个实验的剧场？其实和《闪耀的风》相比，杨索在这部电影中明显削弱了可能的叙事逻辑：背景设置在广阔的草原之上，人物关系不再只是革命者和神学院学生以及警察之间，故事也不再是关于革命的论辩和组织关系的戏剧化呈现，当叙事退出舞台，形式意义的场面调度和象征符号主宰了“赞美诗”的主体，而人物情感的变化也在弱化中变成了符号化的所指。
依然是从长镜头开始。第一个长镜头5分08秒。从鸽子在手心里啄食的特写开始，镜头慢慢推远，慢慢上移，慢慢横摇，画面容纳了更多的符号和元素：喂食的是女人们，然后是士兵，是演奏者，是堆着的粮食，马匹的走动在镜头前形成了一种遮掩；但是镜头并非固定在那里，景别的变化中，军警和年轻的农夫站在一起，“我们要和他们谈谈。”大家举手便是赞同：“大家一起去。”然后歌声响起：“只有富人才有土地，只有富人才有山河……”镜头继续横移，向右过程中，女人在跳舞，之后走过来头戴蓝色头巾的女人，她是这群人的领袖，军官的交谈变成了对峙，“为了人民的权利……”手中的酒杯慢慢举高，然后倒掉了杯中的酒；镜头再移动，有人手拿文件宣读了“匈牙利的现状”：“在这片土地上，垄断资本家垄断了国家所有的产品，他们创造的新工业对农民没有任何好处，而且破坏了我们的独立自主……”朗读还在继续，但是摄像机已经离开了朗读者，在声画并不对位的情况下，镜头里的警察说：“我们要与你们辩论。”而回应这句话的是歌声：“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府，工人万岁，自由万岁……”
从特写开始，到近景中景，到摄像机移动和固定，长镜头制造了景别的变化、焦点的变化和人物的运动逻辑，在形式意义上取决于杨索空前绝后的场面调度和无可挑剔的运镜，这是摄像机本身运动带来的结果。而在形式意义之外，杨索建立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叙事空间：鸽子和和平有关，军警是国家机器，粮食和权利有关，当这一切被置于“匈牙利现状”的时候，时代背景凸显了一切的矛盾：垄断资本家控制了国家生产资料，富人拥有土地，产业结构让农民失去了劳作和生存的土地……所以在军警的谈判面前，人群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政治需求：要建立政权，要获得独立，要争取自由。如此，那些群体似乎就被符号化了自己的身份：他们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工人，或者是穷人，或者是失去土地的人，但是他们一定是被压迫者，于是“红色赞美诗”变成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寻求独立和自由的革命行动。
| 导演: 米克洛什·扬索 |
第一个长镜头的运动特性决定了整部电影内在的叙事线索，那就是运动，那就是改变，那就是革命。在形式意义上，镜头的运动是最主要的运动形式，它们制造了人物的情绪变化，制造了紧张气氛，制造了矛盾的演变方向——杨索的长镜头美学主要体现的便是这样的哲学意境，它突破的是封闭空间中的叙事，在无限向远的过程中又以回收的方式回到叙事基点，在来回、左右、上下中带来运动的强烈感觉。而除此之外，便是人物内在情绪积累、爆发和转变的过程。革命者起先喊出的是：“我们拒绝压迫。”但是这种对压迫的拒绝却让他们去寻找一种皈依：“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上帝宣誓：我们要过自主的生活，我们不会贪污同志的一分钱，我们尊重我们的同志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如果有必要，我们愿意付出生命，愿主保佑！”很明显，把自己命名为社会主义者，拒绝压迫却是为了寻找一种庇护，而这种庇护来自宗教的救赎：愿用生命来换取自由，但最后的归结点却是上帝。所以，这是革命所面临的的第一个矛盾，也是革命者所要解放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女人在摇铃，女人的面前是水果，是面包，是肉，女人在祈祷，女人又拿起了面包走向教堂，神父在她面前说：“面包在这里，这是罪恶和造反者的象征，晚上恐惧将会降临到他们身上……”走向教堂，却被命名为罪人，就像社会主义者寻求主的庇护一样，这当然是不彻底的，而他们身后有人正扬起鞭子。革命者终于醒悟过来，当喊出“我们要为自由而奋斗”，他们夺过了鞭子，他们把神父关进教堂，然后一把火点燃了教堂门口的那棵树，点燃了教堂，这是革命者对宗教的发难，在熊熊大火中，教堂顷刻化为灰烬，但是这是彻底的解放？为什么还有人在喊：“拯救我们的主！”为什么还会有戴着军帽的牧师，“我对上帝发誓，我忏悔我的社会主义信仰，我宣布那是无效的，不会参与任何扰乱法律的事，帮助我吧，上帝！”牧师戴着军帽，这是宗教和暴力的结合，不管是祈祷还是忏悔，最后还是回到了上帝的庇护，还是回到了法律代表的秩序——这是革命之后的皈依？还是不彻底之后的背叛？
红色的火，是杨索“红色赞美诗”中主体的意象，它是反抗，是牺牲，是摧毁，但是它是不是真的是革命？火在这里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烧着了那些堆着的粮食，在那份关于匈牙利现状的宣言朗读之后，粮食被大火烧掉，正代表了对国家垄断的一种抗议，那些粮食不是让农民和工人活下来，而是让他们一无所有，所以大火摧毁的是秩序；第二次烧毁的是军警手中的枪，在烧毁了粮食之后，军警手上的枪被他们拿走，没有枪的军警离开了现场，这是他们拒绝镇压的表达，人群接着将军警长官用麻袋套住，接着便把这些枪焚烧了；第三次烧毁的是教堂，这是他们对宗教力量的发难，是对神权的破坏——三场大火，烧毁了粮食，烧毁了枪，烧毁了教堂，在红色赞美诗中，他们反抗的是垄断，他们消灭的是权力，他们破坏的是宗教。
《红色赞美诗》电影海报
垄断、权力和宗教，是革命者革命的目标，用红色的火焰营造属于自己的“红色赞美诗”，这并不是彻底的革命，戴着军帽的牧师之存在，便是革命的异化结果。因为举着革命的旗帜，其中也有妥协者：“我们不想带来更多的牺牲。”其中也有懦弱的人，“我们要采用正确的形式，我们不会再杀人。”其中也有暴力的成分，“这是一个惨痛的悲剧……”所以当军警和群众在旗杆下载歌载舞，这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悲剧的开始：军警们从人群中撤离，然后围成一圈，枪声响起，人群倒下，他们在另一种谎言中走向了死亡，而红色赞美诗以鲜血之红印证了牺牲。
牺牲是女人手掌被打穿的伤口，是刀刻进手臂流出的血，是被染成了红色的河流——当长官跪在血河中的时候，当头低下面对死亡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忏悔？当锋利的刀最终刺向军警，是不是一种以暴制暴的反抗？红色的花在盛开，是不是革命的继续？“同志们，我们用空手反对暴力，我们不能让同志的血白流，不要停下，不要恐惧，不要害怕……”革命者在鲜血流出的“红色赞美诗”中继续前行，骑兵围绕着他们，枪已经上膛，尖利的刺刀做好了准备，这是不是新的一轮暴力镇压？而当女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手掌上的伤口变成了红色的花，他们一起拉出红色的布，新的革命是不是在牺牲之后重新上演？“我们都是工人阶级，工人万岁，自由万岁！”是他们出发新的宣言。
红色的火，红色的血，红色的鲜花，红色的旗帜，杨索的“红色赞美诗”似乎用“红色”和“赞美诗”构筑一种革命情结，但是无论是红色还是赞美诗，都不是一种单一的解读，甚至于革命的本质也并不是在统治/被统治、男人/女人、肉体/枪支、神/无神论的二元结构中寻找唯一的出路，在工人、农民、军警混杂的人物关系中，在忏悔和皈依、妥协与救赎、抗争与牺牲、背叛与孤立的复杂情感中，杨索其实是在探寻革命的可能道路，在阐述革命者的多元身份，甚至在建构关于革命的影像意义：革命是一场运动，革命是一场实验，革命是一个舞台，革命没有终结，就像电影本身，“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尽头。”这也许就是身为革命者的杨索发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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