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什哈尔

编号:W78·1960614·0291
作者:关里爷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3年9月第一版
定价:3.10元
页数:111页

由于历史遭遇和宗教原因,《热什哈尔》是一部不能被流传的书,译者之一的张承志将此书称作是“非官方的、被禁绝的、底层民众的历史文献”。《热什哈尔》是关于回族哲合忍耶的苏菲主义教理,,它是一神教神秘主义,主张内心省悟以及体验,渴求人与造物主之间直接沟通,被称为“穷人哲学”。本书记录了乾隆四十六年被清政府杀害的宗教导师王明心和继承者穆宪章的事迹。“热什哈尔”一词出自阿拉伯文,意译为“露珠”。


《热什哈尔》:就如同深夜的火光

毛拉说:“知识的终点是对主的认识;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只靠真主!”

毛拉是圣徒,是宗教领袖,阿訇是学者,当毛拉问叫胎里会的阿訇:“知识的终点是什么?”时,胎里会无法回答,当毛拉又问“伊斯兰的终点是什么?”时,胎里会依然无言以对,当最后胎里会对毛拉深深敬佩时,毛拉才讲出了这段话–一个学者对于知识的终点无言以对,怎么可以称为学者?但是当毛拉在他的沉默之后说出答案的时候,其实他把所有知识和宗教的终点都归于“只靠真主”这唯一的答案,也就是在知识的宗教化中完成了一次命名。

知识的作用是了解并改变世界,但是当知识被设置了终点,意味再无其他意义,也就是到真主为止,这种对知识的认识,便是一种宗教。毛拉,即伟大的导师维尕叶·屯拉,即哲合忍耶教派第一辈导师马明心,他的存在意义就是将众人带到真主那里,就如学者、纯浩者的首领、同情愚昧者的人、光阴的法官阿布杜者拉力说:“我的领袖、我的靠山啊!在中国,若不是因你们的出使,我们知识界都沉浸在迷雾和厌倦中。更何况目不识丁的盲众!”不仅是目不识丁的盲众,还有大学者的阿訇,都在毛拉的启示下走向这个知识大道,并在知识的终点找到了答案。而当一本书以“相传”两字为开始传递这一种宗教化的知识时,它到底在哲理论辩中具有更普遍意义,还是以奇迹故事成为珍贵的史料?

张承志在序中将其看成是“中国回族内部首屈一指的古文献”,而在“后记”中则认为这是“中国回族第一书”,古文献着重于这本书的史料价值,“第一书”则不限于史料,它是一本记述了回族苏菲主义哲合忍耶派悲壮历史的书,是提供了某种西北底层生活状况的书,但更是追踪了宗教导师马明心和继承者穆宪章的奇迹的奇书,是记录了被迫害时代中国回族心灵模式的书,“《热什哈尔》一书提供了一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当这本书被发现被翻译以及最后被出版,而使得这一悲壮历史重现的时候,张承志希望从中发现更多的意义,“它证实的历史良心和它对被压迫人民的慰藉,才是意味深远的。”甚至可以从中寻找到“原初的、本义的学问”–似乎又返回到某种知识里,甚至进入到了终点即起点的体系里。

不如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考察,一方面是从史料价值入手,另一方面则从寻找知识的终点为切入口。从史料价值来看,张承志介绍了马明心传播哲合忍耶的苏菲主义教理的过程,他在十八世纪中叶,约在乾隆十年,来到青海省循化纶撒拉人地区进行传教,他传播的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一神教神秘主义,它是对原教旨主义和宗教繁琐哲学的批判,主张内心的醒悟以及体验,渴求在人与造物主之间寻找直接沟通的思想,其起源者苏菲大家曼苏尔·哈拉智就曾高声呼喊“我是真主”,而到了中国之后,苏菲主义派别更成为一种“穷人宗教”,马明心就是背着背笼,穿行于陇上周边辽阔的黄土高原,不求回报,不使穷苦回民有一点负担,所以苏菲派往往反映着最底层贫穷民众的生存现实,它的思想渊源及朴实信众的感情中存在着一神论世界观的原初意味。

但是对于马明心来说,他的经历似乎更在历史事件中成为一个标志,穷人宗教总是和政府形成了对立,马明心被清政府逮捕,之后民众围困了兰州,要求释放马明心,清朝政府惊惶中开始杀一儆百,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马明心被清政府杀害于兰州城墙上。马明心的殉道,使得哲合忍耶派反而在中国扎下了根,三年后教徒们为了复仇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即乾隆四十九年的石峰堡起义,之后被镇压。此次起义之后,苏菲教派的传道进入底下,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本“热什哈尔”便在潜伏中秘密写成–它的前半部用阿拉伯文写成,后半部则用波斯文写成,避免在文字上称为一种公开–或者正是这种秘抄形式,“拒绝了汉语世界对之阅读的可能”,而且未经刻版,才使得这本书具有传奇色彩,它是一本内部资料,但更是对于历史的见证,所以张承志认为,作为一本奇书,它以“在清季遭逢迫害的回族人民找到的、自己记载自己心情和史事的形式”流传下来,当属珍贵。

所以在这本书以“相传”为引语记录的书籍中,历史性意义便凸显出来。在《热什哈尔》里,它的历史性分为两部分,一是马明心个人从离乡、学习、生活、受业到传道的轶闻,另一个则是从个人的经历折射镇压的历史。《热什哈尔》的第一部分记载了马明心,即维尕叶·屯拉的个人故事,它是由称为大爷的穆罕默德·阿布杜拉,即马明心的儿子所记载。马明心那一族是从阶州(今武都)迁到了巩昌府(今陇西),有一次,“二爷”带着马明心去朝觐,他们背井离乡忍受着旅途的艰险,朝向荆棘之地,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便是马明心找不到自己的叔父了,他哭泣着,独自一人失去了方向,后来一个年老的沙赫向他走来,得知他的难处之后,便给了他一串葡萄、茶水和食物。之后,沙赫将他送到了鲁目的一个地方,托付给另一个沙赫,马明心进入了学堂,学成后坐静。之后他一直没有回去,二十四岁时登上了一座高山,在那里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个宣礼者在呼唤:“诚信的人们啊!在聚礼里当有人召唤你们去履行拜功时,你们应该赶快去,把安拉称颂!”

或者这是马明心悟道的真正开始,他遇到了大沙赫,成为了他的门徒,大沙赫给了十个门徒没人一个石子,然后让他们离开,马明心是最后一位被差遣者,沙赫当时对他交代了两点:一是等到六十三岁时就隐居回家,第二,“若是动荡发生大难来临,你呼唤我,向我求救。”也从此马明心开始在中国传道,在他一生中曾有过三次呼喊过大沙赫的名字,一次是青海循化撒拉人玩弄诡术时,第二次是关川马家堡洪水泛滥时,三是他最后一次在兰州训教时,即大难降临的时刻。在《热什哈尔》中,对于“大难”有过提及,一次是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九年,当时所有人把自己的东西从城外搬到城里,只有和卓(即马明心)不搬,大家都说:“我们看和卓搬不搬,他搬我们就搬,否则,就住着。经了多次,确实,和卓是知道未来的。”因为和卓没有迁家,所以人们也原地不动,“结果,悖逆的侵略者没有来。大家全部免灾脱险了。”

但是这“知道未来”的预言后来还是在乾隆四十六年被打破了,那年清军突袭关川,马明心及家属被捕走,也是预感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沙赫维尕叶·屯拉阁下叫来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对他们说:“今晚夕我们在一搭吃个饭,明日里就听凭主的口唤了。到明天,大难和考验会来。那就是我们的分离。”他又对继承者穆罕默德·召菲说:“你要只显露舍热尔提(礼拜等一般宗教功课),暗藏脱勒盖提(秘密功修及组织)”。于是,在“赞美造就了宇宙的主”中,马明心的传奇故事在这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中结束,而这本《热什哈尔》也在“这部经,借助于圣徒的襄助成全了”中终结。

这是书中对历史的记载,历史是片段的,点滴的,甚至是隐约的,或者和秘抄本的命运一样,是为了“拒绝了汉语世界对之阅读的可能”,但毕竟在文献意义上保留了下来,不至于使历史成为空白。而从历史返回到哲思,其实也如历史一样,只是片段地展示了这一派的教义。《热什哈尔》一书本来没有书名,张承志在整理时用了正文的第一个单词来定题,第一句是:“当古老的大海向着我们……潮动进溅时,我采集了爱慕的露珠。”“热什哈尔”来自于阿拉伯语,愿意是“泄露出、出汗”,引申为“晶莹、烁亮”所以借用十世纪诸苏菲主义的一部著作《原本生活的露珠·注》的名字,译为“露珠”,而《热什哈尔》这本书就像这书名一样,其中的教理并没有体现整体性和系统性,它如露珠一般,也只是星星点点闪烁着宗教光芒,正如其中一句所说:“是这样:一句警语,就如同深夜的火光。”

这深夜的火光中,有马明心感悟的奇迹,“相传:毛拉维尕叶·屯拉奉导师之命返回了中国。路上,有一天他看见一个涌泉,便放下背荚吃了一点食物。他继续赶路,走了一会,猛然发现一件重要的衣服不见了。他独自心烦意乱地回到泉子旁,用手掏着泉。他掏得手指流出了血。真主的奥妙,衣服神奇地出现了。”对于这一奇迹,书中的感悟是:“伴随困难而来的是顺畅。”他的继承者也遇到了奇迹,穆罕默德·召菲被押在牢里,第九十九天,管家要宣判想要除掉他的镣铐,可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而满了一百天时,脚镣自然地落下了。”而马明心在和叔叔走散之后迷路,遇到沙赫或者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奇迹。

在《热什哈尔》中,有对公正的阐述,作者曾记述维尕叶,屯拉来到寺里,他用手把满拉的床摆摆正,并说:“这床放端正好,还是放偏了好?显然,放端正比放偏好。”他接着说:“如果光阴偏了,那就再也无法端正。”另外一天,维尕叶·屯拉遇见一个对妻妾不公平的人,他便问他:“看见天上的三星了吗?那是和两个妇人共处的形象,它公公正正毫无偏向。你没听真主说:’你们不完全地偏袒爱溺,而使被冷遇者孤寂空虚。’”而另一个关于公正的例子是和艾布福土哈的分歧,原本两个人很要好,艾布福土哈在很尊重毛拉,他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像尊重我一样尊重我的密友–哈智(朝谒过麦加天房的人被称为哈智)(维尕叶·屯拉),直到后世,在我们之间不要分彼此。”但是之后的艾布福土哈逐渐变得骄傲,他在维尕叶·屯拉面前说:“继我之后,除你外再无了。”维尕叶·屯拉说了一句:“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份量呢。”于是,艾布福土哈不高兴了。有一次河州城里一家教民设置了尔麦里,请来了维尕叶·屯拉和艾布福土哈两个人,维尕叶·屯拉当时说:“是你的缘份,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份,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这一句话让艾布·福土哈很不高兴,他愤愤地说:“我不来,你们硬让我来。来了,哈智又说这些难听的话!”从此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在一块活动了。而对于这一次的分歧造成的隔阂,作者注解到:“啊,有理智的人啊,你们以此为戒,用公正的天平来衡量自己吧!

实际上,无论是奇迹还是公正,无论是现实中遇到的欲望还是身体的康健,一切都是为了赞颂真主,“赞颂真主–指引正道的主”,因为真主是独一无二的:“我作证:除真主外,再无主宰,独一无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的终点都在真主那里,包括知识。当然作为代言人和亲历者,马明心及其后继者,也都在这个从起点到终点的统一体系中,正如这本书记录的意义:“这本书将恰当地预告人们所食用的和家中要储藏的食粮,以免有不幸法生。它不向你们素酬,它只向仁慈的主祈求。如果觅求不到知音,对它将是一种损失和亏歉。向全能的主祈求成功,他是无所不能的主。我们毫无办法。只有依靠崇高伟大的真主。”

唯有依靠伟大的真主,这便是所有知识走向终点的标志,当一切归向于唯一的终点,便是从真主那里看到了光明,如深夜的火光,即使有灾有难,也是在对真主的信仰中画上句号,“赞美造就宇宙的主!”

维尕叶·屯拉语录

蚂蚁怎能承担大象的份量呢。

你们应该坚持礼拜,坚持正中的拜功,这正中的拜功,就是川流不息的天命。

是你的缘份,两座山隔着,它也终会归于你;不是你的缘份,近在二唇之间,你也休想得到。

凡是有人的地方,在他们与我之间都似有一种神秘的联系物存在其中,我的心时常在接近他们。

笑什么,放屁强于撒谎。

我作证:除真主外,再无主宰,独一无二。我作证:穆罕默德是主的仆人和使者。只有真主是独一无二的!

这床放端正好,还是放偏了好?显然,放端正比放偏好。如果光阴偏了,那就再也无法端正。

祝福你!如果你饥渴时,就多吃喝一些,不要限制自己。因为吃好了才能办更多的功干。

知识的终点是什么?伊斯兰的终点是什么?知识的终点是对主的认识;伊斯兰的终点那是无计无力,只靠真主!

前三十年,他找我,中三十年,我找他,后三十年,是我找他?是他找我?还是他不找我?

我想除去忧愁,但中国人不懂宗教,不懂伊斯兰。的确:离去的是周知的,来临的却是无名的。

在这个光阴,世界上要出一个人。他知道真理,他也得到了真理。但是他不向人传授;因为日月不能同时照耀。

在沙赫中,再也没有像我这样的沙赫了:因为他们都不能一手调养两代光阴的领袖。我一手调养了两辈领袖。–显现的已经显露了;隐藏的还在等着光阴的到来。

当北斗星对准你的右肩时,你正朝着天房,不偏不斜。

当你的双眼和太阳成–线时,那便是脯礼的时候。

当这身子坐定在自己位份里的时辰,七国的皇王都来朝呢。

新英汉词典

编号:W24·1960523·0289
作者: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5年7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1755页

《新英汉词典》(增补本)是1985年对《新英汉词典》出版十年后的补充和修改。本辞典共收录词条50000余条,连同列在词条内的派生词、复合词,实际收录词80000余个。此外,还在各有关词条内收入习语14000余条。

中国编辑史

编号:W37·1960128·0251
作者:姚福申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1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440页

真正称得上“编辑”的第一人便是孔子,他最早编辑的书籍是《诗》、《书》、《礼》、《乐》、《春秋》“六艺”,之后便是周代的草创阶段、两汉的奠基时期、隋唐的辉煌时期、五代两宋的飞跃期以及近现代的不断发展期。本书共分两篇,上篇为古代部分,下篇为近现代部分,至解放前夕止。

伊加利亚旅行记

编号:W45·1951219·0228
作者:(法)埃蒂耶纳·卡贝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76年7月第一版
定价:5.95元
页数:415页

当然,与所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一样,伊加利亚只是埃蒂耶纳··卡贝心目中的“理想国”。19世纪的这部著作明显存在对共产主义实现“富裕和平等”和“文化享受”的社会的盲目乐观,所以马克思把埃蒂耶纳·卡贝说成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伊加利亚中,生产资料公有,产品由国家无偿分配,领导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公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这种人道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共同向往的。


《伊加利亚旅行记》:共产制度是最完善的宗教?

但是我多么向往这个国家呀!…..我想亲眼看一看这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这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
《第一章 旅行的目的 启程》

向往、体验、再返回,这是来自英国的威廉·加利斯达尔爵士规划好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三部曲,但这一定是一个从开始到结束封闭的圆环?向往是对于混乱和黑暗现状的逃离,而体验则是抵达之后的亲身感受,但是当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当他看见的是一个充满幸福的民族,“一年以后我再回来结婚”是不是成为了一句空洞的承诺?而事实的确如此,当1835年12月22日,威廉和助手约翰离开伦敦,通过达加米利港口,乘船六小时后到达传说中的伊加利亚共和国,四个月后他却没有再回来–埃蒂耶纳·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一共三卷,在有限的阅读的第一卷结尾,威廉根本没有想回来的意思,那时的伊加利亚筹备召开协会的第一次大会,作为外国人,威廉希望在大会上能够庄严地宣称“在伊加利亚集会的外国人都希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建立共产制度”,他把这个希望看到的结果称为“很大的胜利”,而且要更进一步,“努力争取那一大批在能否实行的问题上持否定意见的人改变态度。”

实际上,威廉和来自法国的欧文已经着手开始将伊加利亚的共产制度进行宣传推广,他们的目标就是改善本国的现状,将这一制度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第一次会议如果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威廉会离开伊加利亚共和国,但是似乎并不是为了刚开始离开伦敦时的想法:回来结婚,因为在伊加利亚,他已经爱上了历史学家狄纳罗的妹妹狄纳薏丝,而狄纳薏丝也爱他,他们正筹划和欧文、瓦尔摩三个人在一起的三对新人的婚礼。不管是对于最初的规划,还是对于婚姻的态度,威廉的确都违背了当初的诺言,当原处的计划被改变,当自己开始尽心尽力投身于共产制度的宣传和推广,那么这个目的在卡贝看来,明显是高于自己回来结婚这一私人目的。现在的问题是:威廉不愿离开伊加利亚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最终目的为什么要成为共产制度的推广者?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卡贝自己的态度,他在“序言”中说,“不论牺牲将是多大,我都决心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不顾一切危难,庄严地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实现及其不断完善而奋斗终身。”为共产制度的实现奋斗终生,已经从这部小说的主旨变成了现实的目标。做出这个决定,卡贝是基于自我经历而立下的誓言,这个曾经在波旁王朝是是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的成员,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后来因为反对七月王朝,被迫流亡英国,正是在自己流亡期间,受到了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所以当他在1839年回到法国时,开始写作“伊加利亚旅行记”,在这部用民间小说的形式写成的著作中,卡贝就描述了一个他所设想的共产制度的国家:伊加利亚。

“那里所有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在那里没有犯罪行为,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愉快和欢乐的幸福生活。”卡贝描述的这个“上帝所许诺的第二圣地”,“圣经上的伊甸乐园”,“神话中的仙境”,“一个新的人间天堂”就是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里的道路完善,运河四通八达,这里有美丽的田野,有诱人的公园,有可爱的农村,有宏伟的建筑,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所有制度都是理性、正义和智慧的产物。而所有这一切,都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共产。威廉准备乘船去往伊加利亚共和国的时候,在港口的工作人员说,缴纳的二百金币就是四个月的全部花费,只要进入伊加利亚,那么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交通工具都可以坐,什么样的服务、什么样的餐饮,什么样的住房,都不需要钱,因为伊加利亚没有商品,也不出售货物,“善良的伊加尔已经把我们从金钱这种瘟疫中解放出来,个人是禁止使用钱币的。”伊加尔是伊加利亚的领袖,他们称之为“独裁官”,是他带领伊加利亚人推翻了暴君通知,迎来了解放,是他建立了共产制度,是他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生活,所以伊加尔做出规定,全国禁止使用钱币–只有消灭了钱币,消灭了商品,才可能消灭不平等,才可能建立共产制度。

而来到伊加利亚之后,历史学家狄纳罗详细介绍了伊加利亚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和历史概况,曾经的伊加利亚曾经被凶残的征服者占领和蹂躏,只有又被凶恶的国王和贵族们压迫和统治,那时候工人们痛苦万分,妇女们不幸之际,“和地球上整个人类的命运一样,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曾经遭受过这种生活的瓦尔摩祖父的回忆里更是有着不堪回首的场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参加你们一位大贵族的盛大宴会以后出门的时候,竟然看见两具几乎光着身的尸体,是冻饿而死的母子俩。”所以在穷苦的马车夫的儿子伊加尔的带领下,伊加利亚人通过革命斗争推翻了暴君统治,建立了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的一切都建立在平等基础上,“所有的人都是成员,都是公民,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负担和利盆都是平等的。也可以说,所有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它的成员是以博爱的精种结合起来的。”在这里,所有社会成员都一律平等;在这里,每个人都从事一种生产,并且每天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在这里,劳动工具和原材料都取自社会资产,而所有的土地产品和工业产品都储存在公共仓库;在这里,食品、服装、住宅和加剧,都是社会资产供给;在这里,儿童的教育平等,“就如平等地供给食品一样”;在这里,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是人民的一份子和民卫队的成员;在这里,人民是主权者,主权属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有权制定或委托別人制定社会公约、宪法和各种法律;在这里,公职人员都是人民的受委托人,都由选举产生,有一定的任期、向选民负责并且可以被把面;在这里,人民代表大会由两千名代表组成,他们同堂讨论议案,而重要的法律,例如宪法,则需要提交全体人民批准……按照狄纳罗的说法,“我们的政治结构是一种民主共和政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近乎纯粹的民主制度。”

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共和政体?因为伊加利亚人受尽了曾经不平等的苦,他们深切了解到,如果不实行平等的制度,就不可能有幸福,所以全体人平等地组成一个社会,当权利和义务都平等,当社会分配的负担和利益都平等,就不会有贫富差距,就不会有权力大小,就不会有阶级对立,所以伊加利亚没有穷人,没有犯罪,人人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当卡贝通过威廉的所见所闻,展开了一个共产社会的美好画卷,并不是回到原始状态,在他看来,这种共产制度在工业不断发展的阶段同样适应。在刚进入伊加利亚的时候,他听瓦尔摩说起有人要发明一种比蒸汽汽车还有强大的动力,它是由一种蕴藏量比煤炭还要丰富的能源产生,这种能源叫“索鲁伯”,通过这种能源产生的动力“将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而这将使得铁路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掀起另一次工业革命,当然是对于现实中英国工业革命而言的,伊加利亚在工业革命上可以不断升级,而在现阶段,发展程度也超越了英国的现状,“这个国家的工业超过英国,艺术高于法国;任何別的国家都看不到那么多的巨型机器;那里的人乘坐汽球旅行,他们的空中节庆,使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节日盛会也黯然失色。”威廉参观了城市和农村,进入工厂,亲眼目睹伊加利亚的工业化水平,在一家国营印刷厂里,他看到种类齐全的机器,“几乎全部工序都机械化了”,这些机器代替了将近五万个工人的工作。所以伊加利亚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原始的乌托邦,它在工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方面大步前进,显示了卡贝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

但是,在伊加利亚实现共产制度,是不是真的只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个体是不是可以消除不平等?用理性、正义和智慧建立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机构,是不是可以维持真正的平等?在“序言”中卡贝就指出了目前社会的丑恶和不幸产生的根源,不是大自然的意志,而是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最根本的弊病不正是那作为它基础的不平等制度吗?”所以卡贝说自己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越来越深信,“不平等制度乃是人们划分为贫穷与富裕的根源,是包括来自贫富两方面的各种弊害的根源,是贪欲与野心、嫉妒与仇恨以及各种纠纷与战争的根源;一句话,不平等制度是任何个人和民族所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找到了根源,也就可以从根源入手,所以他认为,“只有实行财产共有才能出现这样的社会。”为此他把这部《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一篇论文,而且在他眼里,这不是一种可不可试验的可行性分析,而是一种“真理”:“只要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真正地采纳了共产原则,就不难使共产社会成为现实。”所以他把“伊加利亚旅行记”看成是一部经过自己长期劳动、浩繁研究和不断思考而写成的“道德学、哲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论著”。

把社会问题只归结为不平等制度,将人类未来的出路只设置了建立共产制度,这当然是一种幼稚论,通过威廉见闻和体验的一切甚至都只是一种表象的东西,暂且不论马克思做出卡贝是“一个最有声望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仅仅从这部哲学和社会小说中,其实完全可以看见卡贝的空想论。第一个问题是:当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员,为什么领袖伊加尔独享有各种权力?当每个人被平均分配食物时,他们在饭前都要为伊加尔干杯;学生的德育内容之一,是每天早晨要唱歌颂伊加尔的歌曲;每年的国庆节、革命周年纪念日,都要举行独裁仪式,人群会在六十个乐队奏起的乐声中高声呼喊:“伊加尔独裁官万岁!伊加尔独裁官万岁!”

这些感恩的仪式,这些纪念的方式,是不是使得伊加尔享有了更高的荣耀和权力?被称为“独裁官”是不是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独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耶稣–伊加尔从以前是木匠的儿子,尝过工人和穷人的种种苦难,所以他要解放伊加利亚人,而他走上革命道路就像是一种救赎,他从基督教的祷文开始那句“我们在天之父”里得到启发,认为一切人都是兄弟,都是平等的,而组成大家庭就应该像兄弟一样相爱相助,所以即使之后脱离了教会,开始了革命事业,以及最后推翻了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他作为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身后的一切似乎又超越了作为杰出英才的存在,在伊加利亚人眼里,它是善良而勇敢的领袖,是人类最优秀的人物,是工人、农民和公民的恩人–这一切似乎都无可厚非,但是当他被当成了神,是不是就在无形之中反而建立了一种不平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是,在伊加尔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全国代表大会废除了本民族的旧名称,而改为以伊加尔命名,同时国家称为伊加利亚国,民族是伊加利亚族,首都叫伊加拉,居民一律叫伊加利亚人。

从国名、民族名、首都名,到居民的统称,一切都被打上了“伊加尔”这个独裁官的烙印,这是一种纪念,但是这种纪念方式就是不平等的象征,也就是没有把伊加尔当成是一个普通人,更不是社会中平等的一员。也就是从这个神化的象征出发,当伊加利亚建立了理性、正义和智慧的制度,也就把制度本身当成了宗教,按照瓦尔摩的说法:“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也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吗?你不是也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吗?信仰不是也应该象人们的爱好一样受到尊重吗?”所以这里的宗教就是一种平等的道德观:“它除了促使人们彼此友爱,亲如手足之外,別无其他的作用;它教人用以律己的,不外是下面三个信条,就是:爱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之所欲,必施于人。”

一方面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这个独一无二的神,否定有“物之主,宇宙始祖!宇宙万物的建筑师”,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性,伊加利亚的宗教会议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明,不相信圣经来源于神明,不相信给摩西启示的神明,也不相信存在一位具有人的形象、能够赏善罚恶,接受祈祷的上帝,而另一方面则把伊加尔奉为神明,把他所创立的一切制度等同于圣经,将他的道德学说视为宗教,“共产制度本身不就是哲学的最完善的概括,不就是见诸行动的最纯洁的道德吗?它不是已经最彻底地实现博爱原则了吗?它本身不就体现着最高尚的品德吗?一切宗教不都是标榜它们的目标是为人类缔造幸福,但是却又从来沒有做到吗?共产制度不是已经事实俱在地实现这个目标了吗?”

所以当推翻一种不平等社会,建立的却是另一种不平等。而在伊加利亚对制度的执行中,似乎和现实之间也是脱节的,威廉所看见所体会到的是它的平等意义和先进水平,但是当瓦尔摩、威廉都为情感问题发愁时,这一社会矛盾便凸显出来,威廉甚至将失恋视作是人间的苦难,而威廉更是仿佛到了世界末日,在这样一种内心痛苦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极端事件,威廉当时就想三天之后永远离开伊加利亚。最后他没有做出极端的事情,似乎就是因为伊加利亚对人的道德教育起到了作用,在失恋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瓦尔摩说在伊加利亚没有犯罪,威廉当时反问了一句:“难道不会由于別的原因,譬如说由于恋爱或者嫉妒而发生谋杀、决斗和自杀等事件吗?……”而瓦尔摩说,因为这里的教育被人培养成了真正的人,每个人都学会尊重别人的权利和意志,并根据理性和正义来行事。所以人人都抑制了自己的欲望。

把犯罪看成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悲剧,所以通过理性和正义教育来避免此种情况发生,但是当威廉的情感发生变化之后,这种说法似乎又站不住脚,他在昏迷了七天之后醒来,知道了狄纳薏丝也爱上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威廉当然没有选择极端方式,更没有走上犯罪道路,但是当知道狄纳薏丝和自己深深相爱,他们曾经做出的诺言在爱情到来之后都彻底废除了,而威廉本来就是在一年之后回到伦敦结婚,而现在当他决定和狄纳薏丝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为了另一种欲望,而在自己的未婚妻面前,是不是也是一个背叛者?这似乎又是一种潜在的不平等。而在伊加尔和感情问题上具有不平等之外,还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制度:对外殖民。伊加利亚实施了规模庞大的教化计划,就是在一块几乎荒无人烟的肥沃土地上开辟殖民地,和邻近的盟邦协商共同建立殖民地,然后把一些家庭移民过去,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所有这一切的出发点只有一个:给落后地方带去先进文明,“我们传播了文化,并且要让它无止境地发展下去!”让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建立新的伊加利亚,这种文化殖民透露出的就是优劣自明的观念,把那些原住民当成是野蛮人,把自己当成是解放人类的拯救者,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伊加利亚中心论”,难道那些所谓的野蛮人放弃自己的生活面对殖民还兴高采烈?

冲突和欺骗、混乱和纠纷、压迫和灾难,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当把这一切归结为不平等这唯一的原因,卡贝显然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共产制度是先进的,是平等的,是可以消除一切的问题,是可以构建幸福的生活,这便是卡贝追求的真理,这就是卡贝想要的理想国,只是在表象意义上,在宛如空中楼阁的存在中,他无非是建立了思想上的殖民地,“我们的善行使我们能够和平地获得一个新的伊加利亚,使野蛮部落进入文明时代,而且,为人类继续征服世界上那些还没有开发的地区做好准备。”殖民需要的是征服,征服是占有,所以这一切又是不平等的另一个根源。

 

国家与革命

编号:W53·1951219·0226
作者:(苏俄)列宁
出版:人民出版社
版本:1964年9月第一版
定价:0.27元
页数:113页

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在列宁时代发展为列宁主义;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为苏俄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源泉;也正是这本经典著作,使“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列宁以一个革命家的胆略建立了一个系统的“国家理论”,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的法宝。本书共六章,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经验》未按计划写成。


《国家与革命》: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

革命不见了!这正是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1899年,他们说:“我仍然坚持革命的观点”;1902年,他们说:“我特别承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9年,他们说:“我承认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1912年,他们说:“既然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国家的任务,那末我还是要反对马克思在1848年说过的话而倒退”……从1899年到1912年,他们一直在说,而且都说到了“革命”,但是当所有的声音变成一种声音,在1917年的拉兹里夫湖畔,秘密状态的列宁,却听不见“革命”,它仿佛消失在烟雾弥漫中,只是成为马克思著作中的那一个词。

当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894年写下《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始了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当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写下了《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将矛头对准了机会主义者;当考茨基和“左翼激进”派的潘涅库克开始了争论,似乎马克思主义者正高举大旗,用自己的声音回答关于国家、政权、革命的意义,但是当经历了二月革命、遭遇了七月事变,当反革命势力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力量进行镇压,当政权落入了资产阶级手中,1917年的列宁不仅听到了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软弱,不仅看到了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妥协,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变成了另一种机会主义者,他们抹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区别,认为不破坏国家机器也能夺取政权,甚至完全忘记和歪曲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使得“革命”不仅只是存在于马克思的著作中,还被搁置起来,“他们没有教导工人群众说,工人们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统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的时候快到了。他们不但没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而他们对’夺取政权’的了解,则给机会主义留下了无数空隙。”

正是“无数的空隙”成为一种反动的机会主义,列宁说,“普列汉诺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资产阶级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说“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最尖锐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地步”;说“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经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庸俗化了”的关键时刻,必须重新扯起革命的大旗,重新定义国家,重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在《初版序言》中,列宁列出了“口头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的长长名单,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在对“国家与革命”的错误观点中,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正是因为是迎合,所以“自己”被放在了括号里,成为一种非自我、拱手相让的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和实践,使得革命面临危险:“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

国家应该是自己的国家,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在秘密状态中的列宁写下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这里就涉及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国家,一个是革命。什么是国家?列宁为了“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他从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入手,重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里阐述国家的时说到“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当社会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无力摆脱对立面,就需要有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国家力量包括拥有监狱等特殊的队伍。这个关于国家的定义却受到了另方面的歪曲,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认为只有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并且认为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但是它却忽视了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须进行暴力革命,而且必须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也就是说,在列宁看来,国家不仅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且必须依靠暴力革命才能使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所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必须以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恩格斯论述道:“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

这其实是另一个阶段,那就是国家的消亡,恩格斯说:“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自行消亡”看成是一种和革命无关的过程,从而来抹杀革命,甚至否认革命,但是列宁援引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自行停止”是“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是先有革命才有国家的消亡,恩格斯甚至把革命直接称颂为“暴力革命”,暴力除了作恶以外,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所以总结马克思主义最早关于国家的学说主要是两点: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为了阐述这两个观点,列宁按照历史的顺序分三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在1848年革命前夜写成的,而当1848年革命发生之后就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革命经验,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国家不是小资产阶级空想者所认为的是超阶级的组织,它是一种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阶级的暴力组织,而无产阶级就是通过国家力量来镇压资产阶级,所以在革命意义上,无产阶级就必须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1848年-1851年的革命经验中,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检验,而当1871年的巴黎公社建立之后,革命经验就变成了实践,马克思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修改”,指出:“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简单地夺取政权,而是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1871年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为马克思提供了审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依据。马克思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对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了极仔细的分析,得出了“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结论。

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过72天,但它的伟大革命实践充分地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在1848–1851年革命期间提出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他认为,1971年的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多数,唯有巴黎公社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进行革命,也成为一次把真正的多数吸引到了运动中来的“人民”的革命。所以从1871年的公社经验中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希望,列宁认为,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那样取得“辉煌”成绩,但这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都自己站起来了,给整个革命的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设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

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列宁对马克思国家观点的第一层阐述,而恩格斯说在革命之后,国家还会“自行消亡”,列宁认为,国家消亡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是暴力革命结束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就开始消亡了,而是要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还必须有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还必须有特殊机器即“国家”,这个阶段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没有了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所以按照产品按劳分配来说,依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卫劳动的鹏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这一阶段过后,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学会了管理国家,当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恶心不需要监督,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当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消失,也就意味着国家愈民主,“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这个时候,国家便开始“自行消亡”,共产主义社会就走向了高级阶段,就如恩格斯所说:“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取得政权建立自己的国家,而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通过国家的力量镇压自己的敌人,只有当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复存在了。列宁从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中建立了“国家与革命”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就是根除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对于国家的误读,所以革命不是让步,不是妥协,不是调和,而是暴力,是摧毁,是打碎,虽然过程崎岖,坎坷,漫长,但是“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所以站在1917年革命风暴中的列宁,已经挥动了拳头站在了革命的最前列——当原计划的第七章只留下详细提纲的时候,并不是文本的阙如,而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开始书写了最具革命意义的篇章。

异端的权利

编号:W47·1951205·0219
作者:(奥)茨威格
出版:三联书店
版本:1986年4月第一版
定价:1.40元
页数:244页

加尔文,16 世纪瑞士宗教改革后的独裁者,卡斯特里奥,贫穷的自由主义着。独裁与自由,这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以卡斯特里奥英雄主义的失败而告终。对于这场四个世纪以前的斗争,茨威格除以“苍蝇撼大象”式悲剧的同情外,更多表现他对思想自由的向往和良心的呼唤。16世纪的故事不会发生了,而茨威格却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阴影笼罩下选择在他国自杀,他的结局似乎又再现了16世纪的卡斯特里奥最后的命运。


《异端的权利》: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两人进行的是一场虽看不见却是不可调和的战斗。我们可以把这场持久的斗争无论叫什么两极都可以: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
        ——《引言》

甚至写成了“异端的权力”,中文书写的一字之差是一种态度的区别,是一种力量的分界,是一种信仰的差异,权利和权力,正如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一个闪烁着自由的光芒,一个渗透着残酷的力量,一个是宗教宽容的斗士,一个是暴力镇压的象征,一个追求自由和理想的人道主义,一个则是追逐个人意志下的超基督化的王国,但是当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对话,变成“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的斗争,变成“人类还是政治;是精神气质还是理性概念;是个人还是社会”的选择的时候,却在16世纪的宗教履历上,变成了“苍蝇撼大象”的黑暗历史。

“后代将会迷惑不解,为什么在如此灿烂的黎明之后,我们还会退化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卡斯特利奥在一五六二年的《论怀疑的诡计》中写下的这句话被茨威格引用在题辞上,仿佛是对茨威格生活的“后代”的一次预言,当自由精神已经成为人道主义的需求,当灿烂的文明之光照耀着人类,为什么还会退回到黑暗之中?历史的黑暗是信仰的黑暗,是灵魂的黑暗,也是人性的黑暗,当加尔文利用手中的权力扼杀卡斯特利奥作为异端的权利,到底是颠覆了什么,到底是毁灭了什么,到底死去了什么?所以当茨威格审视十六世纪这场著名的斗争,再回到自己的时代的时候,他感慨的其实是作为后代的悲哀:“在世界因盲信而疯狂的时代,人道主义者往往因没有力量而为争来斗去的狂热者所孤立。”

但是不管是异端还是渎神,毕竟手中还掌握着那一种权利,用正义的书,用不知畏惧的灵魂,用坚强不屈的良心,用渴望自由的心,甚至用自我牺牲来成仁的人道主义精神,完全可以战胜手拿剑和火的暴君,完全可以撼动屠杀了良知和生命的庞然大物,最后权利其实就应该成为另一种权力,为理想找到它应该存在的位置:“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理想的意义不是为现时代的人看见,而是在人们的设想里,在人们的努力中,“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在茨威格看来,权力之于加尔文来说,是被攫取的。当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神学家领导了那一场宗教改革,他们的目的是打破教会的至高无上权力,打破经院哲学的垄断和对世俗个人的统治,还原到“按照上帝的福音和格言”生活的最本真信仰中。但是破之后的建,其实比破本身更困难,而当一五三六年的日内瓦市民在广场上投票诞生了自治城,当他们举起右手宣告新的宗教生活开始之后,宗教改革却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暴政。被称为“法国的路德”的法里尔推进了日内瓦的宗教改革,而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不仅是不彻底的,而且是没有创造性的,他甚至只是凭着冲动和狂热推翻了旧秩序,却无法建立一个新秩序,“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而他以仆人和奴隶的方式跟随着的加尔文便成为这场宗教改革最后的领袖和主子。

写作了象征宗教革命完成的《基督教原理》,具有强有力的组织能力,建立了无法抗衡的权威,这个比法里尔年轻二十岁的革命家俨然成了统治者,而其实加尔文成为日内瓦的宗教领袖,其实关于宗教改革之后选择的激进路径相关,在改革之时,日内瓦的最后一批教士、牧师、修士和修女们都被从修道院赶出来,教堂都被清除了偶像和“迷信”信物,这是暴徒们的胜利,而在宗教理论中,激进的思想从福音教义中被抽离出来,不管是泛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不管是盲信者还是狂热者,都在所谓的宗教改革中将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而作为领袖的加尔文更是攫取了宗教改革的果实,就像他身为“法国流浪者”的身份一样,在日内瓦这个异国他乡建立了完全属于个人权力的宗教帝国。

他自称代表“上帝的光荣”,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改变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从这一刻起,加尔文同日内瓦就成为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造物主和芸芸众生。”这是欧洲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一次尝试,但却是一次把自由推向专制,把信仰推向黑暗的尝试:“把日内瓦改造成尘世上第一个上帝的王国。”而他显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先知,是造物主,是法律,但更是暴君——就像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穿着的黑色衣服,就像他酷似石灰岩的脸,就像他没有任何娱乐的生活,在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中,却是永远的严肃、死亡和冷酷,是永远的孤寂、遥远和冷漠。

他对自己私生活的拒绝,对传道的坚毅要求,让他成为一个接近上帝教义的人,但是这种严峻和冷酷,却是一种“敬畏上帝”的阴影,却是一种对于人性的灭杀,甚至在加尔文看来,在上帝面前,不需要爱戴,只需要敬畏,就如自己所说:“我的健康好象是一个长期的死亡。”他是一个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而这样的领袖最终必然需要绝对的服从,“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他的教规便是一切,所以当日历上的全部节日被消灭,当一切的偶像被横扫,不管是宗教还是世俗,其实就只剩下一种制度,只剩下一个权威,就只剩下一种声音。

于是,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仪式时微笑,他便被除以三天的关押;一个人因炎热困倦在布道的时候睡觉,他便被坐牢;有人在早餐时吃糕点,罚三天只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市民玩九柱戏,结局是坐牢;一个男人拒绝给儿子命名为亚伯拉罕,结局也是坐牢;一个盲琴师弹了舞曲,他便被无情地驱逐出城;一个寡妇扑在她丈夫的坟上,她被传到宗教法庭,告诫后下令做苦工赎罪……没完没了的处罚之外,是对人类冲动和欲望的监控,“从他独裁统治开始,这卓越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全体教徒,放在一个有刺的条例和禁令的(即所谓的“法令条款”)铁丝网里放牧。”而这种独裁导致的结果是:在他统治的头五年时间里,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禁止,禁止,还是禁止,日内瓦这个“新耶路撒冷”,却成为了一所人间的监狱。

而对于加尔文统治期间,最极端的事件便是“塞维特斯事件”,一个唐吉坷德式的神学家,一个无礼的西班牙人,一个具有不妥协精神的青年,最终因为对加尔文的教规存在质疑,因为对对三位一体的教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却变成了“不信耶稣为神的异端”,最后却成为“一个被谋杀的无辜者”,他的身体被关押,他的书籍被禁止,他的思想被审判,而最终他被绑上了火刑柱,在熊熊烈火中被消灭,“那曾经是一个有思想的尘世的动物,热情地向往永恒,那曾经是神圣灵魂飘动的碎片,现在缩成了一堆。”

但是塞维特斯的死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的下场,他相信上帝,他信奉上帝,在被绑上火刑柱的时候,他说出的一句话是:“除了呼唤上帝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在大火中成为灰烬之前,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耶稣,永恒的上帝的儿子,怜悯我吧!”上帝和耶稣,他渴望宽恕自己,拯救自己,甚至怜悯自己,但是为什么会在加尔文的傲慢、暴力中成为牺牲品?这是以顽固对顽固,这是以狂热对狂热,“送塞维特斯上火刑柱的,并不是时代的盲目性和愚昧性,而是加尔文的个人独裁。”

不管是曾经发起的反塞维特斯运动,还是最后判决他接受火刑,只是因为塞维特斯变成了加尔文绝对权威的敌人,“加尔文这个僵死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塞维特斯只不过是一个拒绝他的上帝概念,从而否定了上帝的人。”这是新教徒第一次对一个异端除以可憎的死刑,而加尔文更想在塞维特斯事件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就如在判决中所说:“我们判处你,米圭尔·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书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烧掉,直烧得你的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末日,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你覆辙犯罪人们的警告。”

加尔文成了上帝,仿佛代表上帝在行使末日审判的权力,但是在这场令人恐怖的屠杀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火焰中退缩,并不是所有人都在这警告中害怕,卡斯特利奥出场了,并且勇敢地站在所谓异端的位置上,以宗教宽容的理想来反对加尔文的暴政。什么是异端?为什么塞维特斯会成为加尔文口中的异端?其实从新教的教义而言,异端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因为新教要求每一个人都有权阐释,在《圣经》中,甚至只有关于渎神的说法,而根本没有异端的概念,而在宗教改革时,路德提出的是把异端和煽动分子区分开来,把规劝者和叛逆区分开来,而所谓的异端其实只是和加尔文的思想不一样的人,所以卡斯特利奥对于加尔文的质问是:“异端这一术语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认为,宗教的真理就在于它的神秘性,就在于它的可阐释性,“如果所有的东西是象上帝的存在那样一清二楚的话,基督教徒就可以很容易地在宗教事务上想到一条路上去。”

异端甚至只是教派之间不同观点导致的相对概念,天主教可以说加尔文派是异端,加尔文派也可以说天主教是异端,但是即使存在着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也不能像塞维特斯一样,被残酷地绑在柱子上烧死,“我不相信所有名为异端的是真正的异端……这一称号在今天已变得如此荒谬。”所以卡斯特利奥开始了“良心反对暴力”的斗争,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塞维特斯的论点辩护,而是抨击加尔文的虚假论点,他不是要改变所谓的信仰,而是要结束这样的暴政,他不是要还那些反对者一个清白,而是要争取所谓异端的权利。他控告约翰·加尔文以宗教的名义,把米圭尔·塞维特斯送到查佩尔处死,而一五五四年的檄文,真正的意义是一种宗教宽容,是一种良心和道德,是一种人道主义,是对于生命的尊重:“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

卡斯特利奥吹响的是人道主义的号角,“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在质疑和谴责之外,甚至卡斯特利奥的文辞中也充满了和加尔文完全不同的那种对不同观点者的宽容:

我也可以呼吁上帝的。因为你已经呼吁他支持你对我轻率的控告。我要向他呼吁,因为你不公正地谴责了我。如果我说了谎而你说的是真话,那么我祈求上帝按照我罪过的程度而进行惩罚。同时我请求我的同胞剥夺我的生命和荣誉。如果我说了真话而你是一个弄虚作假的起诉者,我祈求上帝保护我免于堕入我敌手所设的陷阱。我还要祈求他在你死之前给予你悔过的机会,那样,你所犯下的罪行才不致于危及你灵魂的拯救。

这是一个是有自由精神而没有偏见的人的语调,是永存的人道主义气质,是唯一的愿望是保留自己持有个人意见权利、与世无争的人,而相比于加尔文,似乎是邪恶的,是欺骗的,是暴力的,是独裁的,甚至在茨威格看来,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中他就曾经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是当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这些人道的要求。

良心反对暴力,人道主义反对独裁主义,但是在加尔文的宗教王国里,卡斯特利奥其实也成为了他们眼中的异端,卡斯特利奥化名马丁努斯·比利斯而写就的那篇文章使得他变成了“比利斯主义者”,而“比利斯主义者”在日内瓦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异端出现了”,而对于卡斯特利奥本人,则是文章被禁,观点被攻击,他被称为“撒旦的特选子民”,甚至加尔文利用权力打算把这个异端同样送上审判庭。这是“暴力干掉道德”的开始,它以反人道的方式继续上演着个人权力。只是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在卡斯特利奥的个人预言中,这一场悲剧没有再发生,当一五六三年卡斯特利奥逝世的时候,他的朋友说:“靠上帝赐助,把他侥幸地从敌人的魔爪下夺了回来。”

良心反对暴力唤醒的是人道主义,暴力干掉道德折射的是独裁的可怕,即使在加尔文的僧侣政治中,教育提到了更高的位置,科学得到了进行的栽培,甚至个人主义的欲望被抑制,而不断接近“最正式、最理想、最完美无暇的中产阶级”,但是当他把世界当成是极权主义的舞台,当他把神学概念变成了实体,在僵死的教规中没有了生气勃勃,没有了快乐,没有了多样性,“如不用自由和快乐施肥,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不毛、毫无创造,而生命,如被严肃的制度束缚,就会变成冻僵的死尸。”而这正是加尔文的独裁带来的历史悲剧,茨威格说:“历史乃是万神殿的反映,它的活动既非道德又非不道德。它既不惩恶又不报善。因为它不是根据正义而是根据力量。它总是把胜利分配给有权势者,任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中透出的是深深的无奈。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卡斯特利奥的宗教宽容带来的人道主义,毕竟成为人类追逐文明的自由之光,加尔文的教规化、清教徒化、日本内化只是在欧洲的小部分取得了胜利,而在更大的范围里,更长的历史中,政治自由的思想得以发展和传播,“荷兰、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和美国,这三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雏型,给国家的自由和民主思想带来宽广的视野。”而这种自由和民主是新教在“两极相通”中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而到了十九世纪,“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思想自由,终于被文明思想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所接受了。”

但是对于茨威格来说,这并非是全部,“专制暴君永恒的悲剧在于: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吓唬有独立思想的人们,甚至在敌手已被解除武装和剥夺了言论之后也如此。”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在二十世纪的“后代”,在纳粹统治的现在,却依然有独裁的统治,依然有对教规的盲信,依然有对自由的扼杀,依然有超越国家权力的个人意志,但是在卡斯特利奥的灵魂和良知世界里,茨威格却看见了一个时代的希望,那就是自由的精神,就是毫不畏惧的灵魂,就是坚强不屈的良心,就是一种“异端的权利”的人道主义:

聊可告慰的是,人类道德上的独立性,最终依然是破坏不了的。独裁统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在全世界推行一种宗教或一种哲学。

周作人论

编号:W77·1951115·0196 
作者:钱理群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1年8月第一版
定价:4.00元
页数:430页

“周作人的道路,以其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和曲折性。”钱立群对周作人中肯的评价正是周作人的一生在文学建树与政治诗意的巨大漩涡中的概括。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不只是一种个性的失败。在时代风雨和自身知识结构的双重影响下,周作人的道路仍具有典型性。

中日汉籍交流史论

编号:W13·1951008·0175
作者:王勇 主编
出版:杭州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00元
页数:408页

其实,从中日文化类型来说,日本人更注重吸收性,而中国人的自负性更明显。从历史进程来看,汉籍影响日本文化应从秦汉时期算起,日本人吸取了中国先进思想与文化,又反过来在现代化道路上给中国提供了一个榜样,而汉籍的交流则是其异质的一种形式。本论文集共分甲乙丙丁四集,分别研究了“中国典籍流播日本”、“日本汉籍及其流播中国”、“中日失存书之研究”、"中日文化比较”。

菊与刀

编号:W61·1950902·0161
作者:(美)本尼迪克特
出版:商务印书馆
版本:1994年6月第一版
定价:5.30元
页数:218页

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日本战败后对日本文化伦理的研究揭示了其特殊的民族心理,而“菊与刀”的象征意义更揭示了日本大和民族的矛盾性格、道德与情感、宗教与自由。本尼迪克特分析了日本文化的产生背景。他的目的还在于向美国人介绍日本文化的产生背景,目的还在于向美国人介绍日本文化与日本人的普遍心理,以引起西方社会对这一东方小国的关注。当然,如果从纯粹社会学角度分析,本尼迪克特无愧于“日本学”的研究专家。

厚黑学

编号:W58·1950714·0146
作者: 李宗吾
出版:求实出版社
版本:1989年1月第一版
定价:4.20元
页数:241页

如果说“厚黑”成为一学,必有哗众取宠之意,生活在清末民初的李宗吾创六的“厚黑学”无非是揭示国民劣根性的讽刺之作。厚黑之本的方法,即“以孔孟之心,行曹刘之术”,争的是官场一席。《厚黑学》其实是一本社会学著作,迎合部分人的权力欲望。本书共分五部:厚黑学、厚黑丛话、附录、心理与力学、厚黑教主传。

比较思想论

编号:W13·1950429·0120
作者:(日)中村元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7年10月出版
定价:22.75元
页数:337页

中村元比较哲学的研究重点是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圈中的文化类型,以希腊思想为标志的欧洲文化是不断进行自我反省的文化,而东方文化中表现出的整体性和道德化,使之具有极大的保守性。本书的目的是建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整合。

圣人与武士

编号:W12·1950421·0115
作者:李甦平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2年7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266页

作为以儒家思想为国民性格主导的中国和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走的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同事朱子学,为什么在中国成为集理学之大成的唯理主义,而在日本却嬗变为日本近代社会经验主义的滥觞?同为阴阳学,为什么在中国成为维护大明王朝的救药,而在日本却演变为幕府志士倒幕维新的理论指导?”对于儒家传统思想,日本是创新的一派,而中国的国民性中却只有因袭,从而导致现代化的不同。李甦平以“比较哲学”的方法对中日文化中的“忠、理、气、知行、性、人以及现代化的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了“圣人与武士”两种不同的精神形象。

修辞学词典

编号:W23·1921120·0021
作者:
出版:浙江教育出版社
版本:1987年5月第一版
定价:赠送
页数:282页

修辞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在本词典中对修辞的定义为:(1)言语现象,用以加强言语表达效果;(2)言语活动,选择、加工语言增强表达效果;(3)美化语言;(4)修辞现象;(5)兼指修辞学。本词典共收录词目1320 条,提供“关于修辞学的理论知识信息。”

康熙字典

编号:W27·1920706·0012
作者:[清] 张玉书 陈廷敬 等 编
出版:上海书店
版本:1985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8.50元
页数:2050页

康熙49年,即公元1710年,张玉书 陈廷敬等人奉诏编撰此书,目的在于对前代语言进行整理发掘,“于以昭同文之治,俾承学稽古者得以备知文字之源流,而官府吏民亦有所遵守焉”。这是第一部官修字典,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辞书。全书收录字47035 歌,每字下汇集前人音训,按240 部首编排,后附有四角号码查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