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消息

编号:C38·2001211·0542
作者:(英)戴维·洛奇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334页

“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唉,当然!”天堂不是夏威夷,天堂是梦想,戴维·洛奇显然驾双奇遇记的能力秉承了英国传奇小说的传统,只不过赋予它更现代的故事框架和智慧,关于天堂或神学,关于信仰或现世,对于伯纳德,任何选择都只不过远离真实的一种形式,”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天堂消息》:在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

很久以来,他主要是生活在一方精神世界里,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一套虽然破旧但还能穿用的衣服,早晨穿上,夜晚脱下。现在他才意识到,他同样生活在这样一个一个奇异地分着叉、并带有瑕疵的骨肉之躯里,这样一个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里。
——《第三部》

她穿着红色棉布连衣裙,她在他的面颊上吻着,她在黑暗中雕塑着他的躯体,在那一刻,身体被凸显出来,它在衣服里,它被抚摸着,但是当她问:“你想做爱吗?”他摇头;之后是他问:“我们做爱吧?”她选择了拒绝:“不,现在不。”而且,“明天也不。”他只是无限靠近了她的身体,而她则是给他做示范的方式“治疗”身体的隐患,于是,身体还是像一套衣服那样,早晨穿上,夜晚脱下,于是,那一个带着瑕疵的骨肉之躯、由血液和筋肉、肝脏和肺叶组成的混合体,还是保持着它的样子。

过去和现在,身体和精神,依然在二元性的存在中。但是,在夏威夷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地方,他,曾经以神父为职业的伯纳德,她,作为一个离婚女人的尤兰德,却在奇异的相遇中渐渐打开了身体,渐渐从二元分离的世界中找到了契合点,这是一种爱情?甚至比爱情更为高尚的灵魂对话?““我以为我们只能在这颗地球上建立我们自己的天堂,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像那次你在沙滩上找到了丢失的钥匙那样。”但是爱情或者灵魂的天堂,是不是需要更进一步的勇敢?是不是需要更向前一步的自由?天堂或者是传说,重要的是从那个被传说的天堂里走向现世。

哈克·惠特尼在《夏威夷旅游指南》中说:“那是人间天堂!难道你不向往?噢,当然!”威廉·梅雷迪思《夏威夷纪行》中说:“乘风而来,夜色中穿过那千姿百态、装点群山的云彩降落,无数的人带着梦来到他们渴慕已久的地方。”从英国搭成飞机,从洛杉矶转到火奴鲁鲁,空中的这一次旅程,是不是就像从天堂来到人间?但实际上,在人间所谓的天堂根本就不是所向往的地方,甚至于它就是一个指向病态和死亡的存在。伯纳德是带着老父亲沃尔什来到夏威夷,恶让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欣赏风光,而是来看望患重病即将离开人世的厄休拉——沃尔什许多年未见的妹妹。

“我想在临死前见一见我的哥哥。”这一种在天堂里相逢的渴望其实改变了夏威夷的定位,它是生前最后一次的告别,而且就在沃尔什抵达夏威夷之后,在出门那天却遭遇了车祸,之后被救护车送进了圣约瑟夫医院,接受骨盆骨折手术——似乎,这个天堂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人世的坎坷和痛苦。而伯纳德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感受的也是天堂无法摆脱俗世的生活方式。沃尔什来到希思罗机场之后,就没完没了地出乱子:在飞机舷梯钱制造了堵塞,临登记前又害怕起来,等系好安全带又开始呻吟和呜咽,甚至拿着圣像“叽哩咕噜地祷告”在机场遇到了谢尔德雷克,他写过一本书,也正在写关于旅行的文章,他认为,“观光旅游是宗教仪式的替代品。观光旅游就是世俗的朝圣。通过参观高级文化的神龛来聚集神的恩宠。旅游纪念品就是圣物。旅游指南是礼拜辅导。”所以度假被看成是“参与一种迷信活动”,“它是人们的新的鸦片。这一真相必须向世人昭示。”

抵达夏威夷之后,发现《天堂消息》的报纸刊登的几乎全是广告和本地的菜谱;厄休拉所住的疗养院只是位于火奴鲁鲁郊区很邋遢的去除;厄休拉说起怀基基小镇,都是罪犯,随时可能被人抢了钱包;生活在这里的他一直靠领社会保险金生活,“在美国就数火奴鲁鲁的生活用最高,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靠进口。他们管它叫作天堂税。”撞上了沃尔什的尤兰德告诉伯纳德的是,这里不是“失落的天堂”,而是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受了感染的天堂,“天堂被纳入私囊,被开发包装后,天堂被出卖了。”一心在这里收集“天堂”名号的谢尔德雷克研究的理论是:反复出现的天堂主题给游客们洗了脑,让他们以为自己真的是到了天堂,尽管这里的现实和传说中的天堂相去甚远。

当然,作为来“天堂”旅行的游客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是也是各种现实中的问题——当沃尔什在街上被车撞去,救护车拉着他一路驶过了怀基基小镇的酒店,在救护车的啸叫声中,每个人都进入到现实属于自己的位置中:拉斯和塞西莉同居两年,在夏威夷的蜜月中,他们依然要面对丈夫是否可以和妻子同寝的权力论中,“跟妻子同床当然不会将他们的婚姻推上巅峰,也不是去满足一种长期被压抑的欲望”;西德尼·布鲁克斯身穿睡衣裤站在阳台上,在救护车的笛声中无所事事;特里和托尼从阳台上俯瞰大海,但是住在下面的房间却制造了未见的障碍;埃弗索普夫妇正在拍摄“怀基基醒来——第一天”的视频,他们还要照顾醒来或者睡着的孩子们;罗杰·谢尔德雷克听见了救护车的呜叫,却并不为之所动;而苏和迪伊没有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因为时差的缘故,他们在昨晚半夜就醒了,而现在服了安眠药的他们又睡着了……

救护车的笛声串起了在火奴鲁鲁这些游客的现实生活,或者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尴尬,在天堂里他们似乎也感受到了如救护车声音那样打破了沉寂的混乱,就像沃尔什在被车撞倒的那一刻祈祷一样:“我的天主,我真心为我所犯的一切罪过忏悔……”似乎唯有忏悔才能唤起内心的平静。可是,最为关键的是,宗教信仰是不是也在着混乱的天堂里遗失了?厄休拉许多年来就淡出了家族的视线,是因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她远离了家乡嫁给了美国兵,而那个美国兵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可他人不地道,又跟另外一个女的跑了,幸亏他们没孩子。他还给了她一大笔钱,你们叫什么来着?离婚赡养费。这样她就能到处寻开心了。她选中了夏威夷去住着,比那儿离家更远的地方怕是再也难找了,是吧?现在她快咽气了,还得是我们颠颠地绕半个地球去瞧她……”沃尔什的语气中充满了怨恨,“她私下里可能想过,可是她不喜欢这儿,老是嫌这儿阴冷,灰尘重。”这或者只是沃尔什在众人面前的掩盖而已,但是当听到儿子伯纳德说她重新又信奉天主教了之后,他才答应从英国坐飞机在她临死之前来看望,但是内心依然无法解开的心结是:她曾经嫁了一个离过婚的男人,因为天主教的教义反对离婚,也反对同离过婚的人结婚——在机场里当伯纳德遇到一个年轻人,他问伯纳德有没有结婚,伯纳德说没有,年轻人劝他说:“别结婚。”

信仰的婚姻之间,似乎就发生了必然的冲突,而其实对伯纳德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十五岁那年,伯纳德进入神学院决定毕生侍奉天主,这只不过是“用来解决青春期诸多烦恼难题的一个方法”而已,当身体发生了变化,反而加深了这样的烦恼,“我害怕罪过,害怕人犯罪之轻而易举,害怕人在有罪的情况下死去的后果。”这样的害怕又让他找不到信仰的支点,于是伯纳德开始质疑,“是它界定了我,是它告诉我何以我就是我,何以做着我正做的事,何以在神学院教授神学。”被神学所界定,其实是远离了对于自我的关照,在流于神学的表相之后,伯纳德发现自己的信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不信奉天主的神父,或者至少也是个心怀不可知论的神父。”

而这种所谓的不可知论,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身体和灵魂、性与爱的关系,当那个叫达芙妮的护士长走进伯纳德的生活并且展示了身体的无限诱惑力时,伯纳德陷在肉体和灵魂、性与爱更深的矛盾中,“我需要一个诱因,我需要支持,而达芙妮恰好成全了我。”赤裸的达芙妮那硕大的双乳、鼓起的肚腹和翘起的臀部,成为抹不去的意象,它和伯纳德自身身体的变化形成了契合的共鸣,但是在陶醉中他发现自己还是一名神父,“只在这一瞬间我才发现,在我作为来的神父受训时和当了神父时的那段漫长岁月中,我是多么缺乏人与人的肉体的接触啊,我从未感受过动物间互相接触的快乐,特别是,从未接触过神秘的、身体构造不同于我的异性。”于是逃避,于是痛苦,在辞去了神父职务之后,也离开了达芙妮。但是离开或许只是一种想回归信仰的方式,但是摆脱了肉体却没有摆脱灵魂之中的恶,“伯纳德努力将思绪转回到即将来临的远行之上,好从脑海里抹去达芙妮双乳乱晃的形象。那对乳房摇来荡去,像两只大钟,鸣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丧钟。”在抵达这个称为“天堂”的地方,在酒店的阳台上,却发现有女人解开了衣服,露出了诱惑性的肉体,“那女人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嘲笑?侮辱?挑逗?”似乎一种挥之不去的肉体意象又成为了“装满负罪感和失败感的精神包袱”。

对于伯纳德来说,夏威夷这一个“天堂”到底是他逃离现实罪恶的庇护所,还是让他陷入在更深罪恶感的陷阱?厄休拉的疾病,父亲遭遇的车祸,似乎都趋向于解读信仰的本质意义,就像伯纳德对厄休拉说的那样:“好多年来我就没有真正信仰过什么了。我—直只是在摆样子,没有勇气采取行动而已。达芙妮仅仅是……催化剂。”所以夏威夷之行可以看成是伯纳德的灵魂之旅:一种现实意义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失窃的天堂、失贞的天堂和失落的天堂,但是它之所以现实存在,是为了从不可知论中找到可知的一切,是从迷惘中发现存在的意义。尤兰德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这个在街上撞上了父亲的女人,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伯纳德,离过婚的她似乎在伯纳德面前阐述了性与爱的本质,而伯纳德对她的那种感觉似乎在重演和达芙妮有关的过去,所以他依然采取了躲避的态度,但是那种爱的感觉又让他重新认识自己,“凡读它的,愿她理解。”把所有的日记和自白都寄送给了尤兰德,希望用文字抵达灵魂。

寻找灵魂的意义,不是在不可知论下,也不是在对主的忏悔中,而是在现实意义上,这一点也是厄休拉想要在自己生命结束前打开心扉的原因,她问伯纳德的是:“你相不相信人有来世?”作为重新皈依天主教的她,希望用宗教来救赎自我,“要是没有了天堂,我不明白宗教还有什么用处,我是说,如果不能得到回报的话,人为什么要行善?如果将来不会遭报应的话,人为什么不作恶?”而这样的救赎其实是在现实中找到支撑的灵魂,把天堂当成是一个地方,仅仅是一个地方,它是有形状的存在,是一座花园,一座城市,一个开心猎场,而这一切之所以在厄休拉心里成为摆脱旧有负罪生活的出口,是因为她童年遭受的痛苦,需要一种现实的解救:当她还是七岁的时候,哥哥肖恩就诱惑她,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她面前,“这种心理毀了她的婚姻,而且打消了她再次结婚的念头。”所以为了抹去这一段记忆,为了驱逐童年的阴影,她邀请沃尔什过来,并且希望在和他见面之后重新回到现实。

厄休拉希望在外在的力量中找回自己,伯纳德何尝不是如此?从一种关于性的练习开始,从一种关于爱的感觉开始,重新回到身体本身,重新在身体的纯洁中构筑灵魂的纯粹——灵魂从来不是和肉体分立地存在着,从身体开始的性和爱也绝不是一种罪,而这也是当今神学需要面对的问题:来世存在吗?改造现世是不是合理?或者说,末世学说能不能挽救一些什么?厄休拉皈依天主教不是为了寻找死后的天堂,而是在现世中能去除内心的阴影;伯纳德重新找到性爱的意义,不是像神父那样扼杀而陷入到不可知论中,而是在现世中挽救爱情——甚至只能从现世通往真正的天堂,从现世找到信仰的力量,尤兰德在给伯纳德的信中说到:“细想死亡这件事,我觉得它有些滑稽。我一直以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一个唯物主义者,以为我们只一次生命,所以我最好是充实地活一次。但是在那个傍晚,我好像很难相信厄休拉已经完全地消失、一不复返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片刻的怀疑——或者我应该说,信仰?”

是灵魂包容了肉体,是爱包容了性,是现世包容了来世,它们并不是分裂着存在,它们也不是割裂了生与死,所以天堂的消息存于灵魂的一角,正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所著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所说:“有人相信,死亡将人永久地结束他的意识,甚至于他的记忆。但是在他灵魂中的一角,在他灵魂最隐秘的一角里,可能连他本人都不知道,有一片阴翳在游移,一片模糊的阴影在潜伏着,那是一片怀疑的影子的影子。”

青铜时代

编号:C28·2001018·0539
作者:王小波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9年3月第一版
定价:29.00元
页数:625页

《万寿寺》中有一句对话:“小王是人才嘛!”王小波的确是个人才。在《青铜时代》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个被篡改的历史故事,王小波在其中扮演着说书人的角色,使我们轻易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情爱演变成了无休止的欲望,那段鼎盛的唐朝成了压制情欲的工具,所以你找不到故事的中心,在王小波的带领下越陷越深。

海滨故人

编号:C27·2000917·0533
作者:庐隐女士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5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206页

收在这本集子中的14篇小说有着庐隐式的深深哀怨,细致的心理描写展示了五四青年丰富感情的一面,这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血青年充满了苦闷与挣扎,不得意的人生处境闪现出悲观的语调。


《海滨故人》: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

荷姑见我这种为难截的情形,不禁叹道:“金钱虽是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失了灵魂的人的苦恼,实在更甚于没有金钱的百倍呢!人们只知道用金钱周济人,而不肯代人赎回比金钱更要紧的灵魂!”
——《灵魂可以卖吗》

句子的疑问,题目的疑问,其实是人生的疑问。荷姑大约是退到了生活的角落里,用一种可怜的眼神望着这看不透的世界,仿佛是一堵墙,终于是难以翻越的。人生充满了问号,是关于金钱,关于存在,关于活着,“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进入工厂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活着,简单的逻辑,简单的行为,当然最后也是一个简单的结局。

可是,退到那一堵墙的角落里,荷姑是比那些看不到墙的女人还要觉醒,至少是问出了关于灵魂的意义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铺垫着的是另一个问题,也是她最直接面对的现实:金钱到底有何用?问题之问题,是找得到原因的,父亲生病,必须放弃学业,必须进场做工。但是这仅仅是表象的一个原因,却不是根源,根源在于:金钱和灵魂为什么会对立?荷姑把金钱和灵魂对立起来,像是犯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性错误,灵魂所包含的是精神,是德行,是自尊,而放弃学业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于灵魂意义的背叛,所以为了赚钱而进入工厂,当然看成是一种堕落和毁灭,即使能解决金钱带来的现实问题,但是却越将人带入到灵魂空虚的境地。

所以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荷姑的可怜在于必须委曲求全,在于必须放弃自我,当疑问句变成被动语态,即使面对另一个人可能的慷慨,在荷姑看来,也只是施舍而已,所以作为旁观者的“我”凭着豪侠的壮气,凭着解救人的善意,要将所有的钱都递给她,“使她可以少受些疑难和愁虑的苦!”但是荷姑的痛苦在于有一个不肯堕落的灵魂,所以她的现实变成了时代的一个困境:金钱可以帮助无告的穷人,但是丧失了灵魂的人,如何被解救?或者说,人们可以用金钱解救现实的困境,但是灵魂如何赎回?

要赎回灵魂,必然是因为灵魂已经在慢慢丧失,在慢慢堕落,在慢慢肢解,在慢慢变成恶。荷姑只是缺钱的可怜而已,《一个著作家》的邵浮尘却是在五年前失去了爱人和朋友;《一封信》里的天才梅生却是向“为富不仁”的恶棍借了钱而终于送掉了自己的命;《余泪》中的熊海夫却在战争中杀了了无数的人,甚至自己的同伴:“他们流的血,可以把我飘起来,送到黑暗深坑里去!”在未触及灵魂之前,其实那种堕落就已经在发生了,和荷姑一样,是现实中缺少活下去的资本,邵浮尘失去爱人是因为沁芬和一个富足的男人结了婚,他拥有的是值钱的字画,是温软的绸缎,是铜丝的大床,是可使唤的仆人,是马车,所以爱情被财富取代,当然灵魂也最终变成了一种物欲的存在。梅生呢?也是缺少钱财,最终因为借了20块钱而被毁了青春,被毁了天才,甚至被毁了生命,而在那个寻求正义公里的法庭上,一样被出卖,“法庭待乡下人是甚么样?那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和可怕森严的公堂;什么人见了都是胆寒。”

当灵魂破碎,像荷姑一样退到墙根的人,是渴望拥有完整人格的,但是现实的遭遇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所以在没有灵魂救赎的情况下,唯一的结局就是死:沁芬在五年后以忏悔的心态告诉邵浮尘自己当初的决定是迫不得已,但是还保留着唯一的灵魂:“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完全全交还你!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你……”一个“你”,无线延长的省略号,是未说完的话,像是林黛玉临死之前意犹未尽的质疑,针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邵浮尘,还有整个社会的现实。“你……”之后便是大口鲜血吐尽的死,而在五年之后重新看到爱人却以死亡方式终结,邵浮尘也最后以疯狂的死结束了灵魂覆灭的一生,“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只是个罪人——”而梅生也最后进入了餐愁怨苦的地狱,当早晨的阳光照进破屋子的时候,“微弱的小羔羊面上露着笑容”,因为她去往的是极乐世界——死是一种解脱。

灵魂是爱,是尊严,是精神,当遭遇无法摆脱的人生疾苦,用死亡的方式恰是保全那一种尊严。而在极端的死亡之外,所谓的解救,所谓的保全,其实还有诸多的方法。比如《两个小学生》中的国枢和坚生,他们参加了稍大学生组织的情愿活动,“今天我们大家为了教育的前途,都抱着绝大牺牲去和政府请愿,但愿诸位亲爱的同学,还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人人不要露出畏怯的气象,并且在街上走的时侯,大家更要保持好秩序,现出我们学生无上的尊严。”这是革命的前奏,以集体的方式面对政府,面对制度,面对社会,但是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如何理解教育的前途,如何理解人的尊严,如何拥有毫不畏怯的精神,像是一个寓言,孩子是纯真的,似乎越小越带着不容亵渎的灵魂,越小越对丑陋的社会具有冲击性,可是最后在卫兵和警察,在埋伏和袭击,在疼痛和鲜血中,制造的是更大的牺牲,衬托的是更无情的现实:“这绝大的惨剧——摧人肝胆的惨剧,和那两个小学生的哀呼,便是‘不仁’的天地,也不忍目睹了!”

卢隐女士:人生是另一个“海滨故人”

请愿的最后结局依然是死亡,但是对于这个毫无公理的社会来说,是提供了一种牺牲精神。革命之外,也还有皈依于上帝的宗教救赎,《余泪》中的熊海夫自然也像那些士兵和警察一样,是一种制造悲剧的工具,但是他把自己当成是战争中的罪人,是有了灵魂的极大不安,“我尝到了灵魂上的痛苦了!当真我这时觉得满身都是罪恶!和狞鬼一样的残忍!他们的头,和我的头,一样长在脖子上,这是很自然的,我为什么要把他故意的割下来呢?”所以在红十字队员白老师面前,他看见了救赎的光,白老师是一个宗教人士,在他面前站着上帝,即使熊海夫的手上沾满鲜血,在上帝的帮助下也可以唤醒罪恶的梦,也可以爱朋友和自己,所以在白老师临死的时候,他对熊海夫说:“熊先生我能使你回到你应该走的正路上去,永远爱你的同伴,这是我最荣幸的纪念!我们再见吧!到上帝那里便可以见着了!”

宗教是救赎,信仰是皈依,而在《或人的悲哀》里,在亚侠看来,那个上帝不是将自己带向爱的世界,而是可以躲避现实,“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发现;不过现在我却有些相信了!因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寻不到,不如暂且将此心寄托于宗教,或者在生的岁月里,不至于过分的苦痛!”这是一种避世主义的解救,在亚侠看来,灵魂的意义或者可以表述成另外一个疑问句:“人生究竟是什么?”在他看来,人生悲的多乐的少,这是注定好的事情,所以在悲观世界里寻找灵魂的意义,是有起价值的,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所以到了日本之后,他看到了异国的风俗,看到了社会主义者的激烈抗争,看到了“想用弹药炸死那些妨碍人们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碍物”的狂热,像学生的请愿一样,直接面对和抨击丑陋现实,但是这种志气最后竟也成了自己无法摆脱的梦魇,当失去了感情的慰藉,在社会的那堵墙面前也最终抑郁而死。所以看见了社会主义者从狂热到抑郁,从生到死,无非用另一种方式宣告了失败。

“在极苦痛的时候,我便想自杀,然而我究竟没有勇气!我否认世界的一切;于是我便实行我游戏人间的主义,第一次就失败了!接二连三的,失败了五六次!”这是另一种解救办法,自杀和游戏人间一样,是走向了消极,而这种消极的根源不是我渐渐失去尊严,“只被人间游戏了我!”依然是对立,社会和个人,金钱和灵魂,悲观和乐观。而在革命、宗教、游戏人间之外,《丽石的日记》里却完全写出了另一种解救的办法:爱。这是从友谊转变成的同性之爱,“爱情是不能买预约券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幻不测的人类,带来的是变幻不测的爱,所以当丽石生病之后,却在同性的沅青那里获得了安慰,“我们说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真使我兴奋!我一夜都是作着未来的快乐梦。”

这一种“变幻不测的爱”是对于同性之恋最早的发声,而其实,这爱除了在结局意义上是受到社会歧视的,“丽石!你为什么不早打主意,穿上男子的礼服,戴上男子的帽子,妆作男子的行动,和我家里求婚呢?”以致她们所恨的是上帝造人,“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分什么男和女,因此不知把这个安静的世界,搅乱到什么地步?……”但其实,这同性之爱与其说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现象,更多在生成意义上变成了社会决定论,所参照的是结婚而不幸福的雯薇以及堕落的欣于。雯薇结婚三年却面临着一种博彩式的生活:“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好象买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而结婚后的岁月,是中彩以后,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只感得劳碌,烦躁。”而欣于曾经作为志趣高尚的青年,却为了生计而结婚,最终放弃了人格,成为某党的走狗,甚至为了四十块钱而堕落。所以在所谓的结婚悲剧面前,丽石和沅青在同性之爱中寻找安慰和鼓舞,但是最终还是未能走到最后,在一种悲苦和哀怨中走向生命的终结。

都是女性受困的现实,都是女性悲悯的存在,都是女性艰难的挣扎,《海滨故人》似乎集约式地将青年女郎的现实呈现出来,五个,或者更多,在社会中生活和生存,她们所面对的也是如何寻找出路,如何解救灵魂。起初在上学时似乎都对未来抱有着某种理想,对生活充满着期待,但是当分离而进入社会之后,各种难解的问题便一一出现,“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所发出的也无非是认识是什么,恋爱为追求什么的形而上问题,“不是和演剧般,到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呵!并且爱恋的花,常常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净一辈子呢?……”有父母要求和所谓的官僚结婚,有所谓的进入成人世界的迷失,有所谓被知识误了的烦恼,也有所谓用游戏人间来摆脱的做法。但是所有这一切,似乎最后都回到了原点,正如露莎所说:“世界上的事情,本来不过尔尔,相信人,结果固然不免孤零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尝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

其实难逃的是整个社会的囚笼,无论是哲学还是宗教,无论是异性之婚姻还是同性之恋爱,最后却都归于虚无的状态中,那海边的“海滨故人”小屋,原先也是一种在现实中退缩后寻求的避世之所:“吾辈于海滨徘徊竟日,终相得一佳地,左绕白玉之洞,右临清溪之流,中构小屋数间,足为吾辈退休之所,目下已备价购妥,只待鸠工造庐,建成之日,即吾辈努力事业之始。以年来国事蜩塘,固为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辈则志不在斯,唯欲于此中留一爱情之纪念品,以慰此干枯之人生,如果克成,当携手言旋,同逍遥于海滨精庐,如终失败,则于月光临照之夜,同赴碧流,随三闾大夫游耳。”看起来浪漫,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是实则是对于干枯人生的逃避,所以露沙的理想构筑中,总有着浓烈的悲苦情绪,如若失败,最终也是“同赴碧流,随三闾大夫游耳”。

理想是闪烁了一时,脆弱的光线也是惨白了一些,当秋天在海滨见到那精致的房子,见到“海滨故人”的门额,却也不是最后理想的归宿,露沙在哪里?一年不通音信也终究是不知道是成是败,所以最后的念想不是理想会撑到几时,而是看起来也只是幻影一般的存在,海上云雾罩满,天空星光闪烁,女人洒泪而归,只留下符号意义的一个称谓:“海滨故人!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凭吊而已,就如已经死去的理想和灵魂,埋没在人生的斑驳光影里。

证词

编号:C28·2000831·0529
作者:刁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9年9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291页

刁斗创造一种“虚构的文本”来达到叙事的真实性,这种颇有些悖论意味的手法在那篇算是序的告白中轻易实现了,但这至少还是一个容易被人识破的伎俩,甚至不需要任何别的证据。但显然刁斗并不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证词》的面世能帮助我们和《证词》的写作者一道爬出某座陷阱,即使爬不出来,至少能让我们在那个人人都深陷其中的巨大陷阱里狭路相逢。”这看起来才略像一个俘虏的乞讨。

小城畸人

编号:C54·2000519·0524
作者:(美)舍伍德·安德森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83年3月第一版
定价:10.20元
页数:204页

舍伍德·安德森一直有一种“透视生活表层之下的渴望”,从《温迪·麦克弗森的儿子》到《前进的人们》,从《小城畸人》中以年轻记者乔治·威拉德的视角为这些在温士堡的畸人宣传作志 ,这个在梦中出现的小城充满了寓言式的光环,关于真理的游戏,“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虚妄。”他们总在努力寻找真理,但最后的结果,不管找到或没有找到真理,这其实只是一个游戏,关于人生的一个游戏。


《小城畸人》:拥抱的真理变成虚妄

 

男人或男孩,女人或女孩,他们总有一刻工夫,把握住那个使现代世界上男男女女可能过成熟的生活的东西。
——《成年》

男孩变成了男人,女孩变成了女人,仅仅是一个静默的黄昏,仅仅是一起度过的晚上?黑暗中,他坐在她的身边,她想着他的故事,甚至是明智地保持着一段距离,一个是死去了母亲想要成为记者的乔治·威拉德,一个是银行家的女儿海伦·怀特,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完成成年仪式的时候,那一种“所需要的东西”就变成了“过成熟的生活的东西”?一刻的功夫,仿佛是天生地契合着各自的所需,于是一个从黄昏到黑夜的时间,被翻阅了过去,他们长大成人,他们各自开始了成为男人和女人的未来。

但是无法确认的一切只在他们的心里变成了仪式,父母们应该见证什么?小镇温士堡应该提供什么?小镇里的畸人们又应该证明什么?他们似乎忽视了一切的旁观者,甚至忽视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在黑暗中,大看台的屋顶下,乔治·威拉德坐在海伦·怀特的旁边,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在芸芸众生的宇宙里自己的渺小。”渺小而存在,并非是要用一种成年的仪式让自己获得想要的一切,这不是一个在一起的起点,相反,在芸芸众生的宇宙里,他们需要的是忘记小镇,忘记父母,忘记畸人们。

于是,在“成年”之前是死亡,在“成年”之后是离去,死亡或者离去,以一种逆向的方式告别了在一起的成年,乔治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在和里菲医生在椅子的地板上那拥抱和热吻之后死去,那年乔治十八岁,他疯狂的想要把伊丽莎白尸体上的被单揭开,为的是看一眼这个被冒险的欲望驱使而违背道德伦理的女人,“那不是我的母亲,躺在房间里的不是我的母亲。”可是当伊丽莎白在人生中两次走向解脱而最终死去的时候,对于乔治来说,便也变成了迎来成年最残酷的仪式。而海伦·怀特呢?思想家赛思·理契蒙一开始只是传递朋友乔治的话:“我知道我要跟谁恋爱,就是海伦·怀特。她是城里唯一的打扮得漂亮的姑娘。”但是那句话放在心里最后成了赛思自己的心思,握着海伦·怀特温暖的小手,赛思的心里有一种新奇的昏眩之感,即使后来告诉了海伦·怀特:“乔治·威拉德爱上了你,”也成了被替换的句子,而且乔治曾经说过,他只是为了写一篇小说,才要寻找恋爱——一种演变,置换了爱情,置换了“现代世界上男男女女可能过成熟的生活的东西”。

从死亡里走出来的乔治·威拉德,从被置换的爱情中成为小说一部分的海伦·怀特,在黄昏开始的成年仪式之后,便一定走向了最后的“离去”:“火车开进车站时,乔治才安心了。他连忙跳上车去。海伦·怀特从大街上赶来和他告别,可是他已经找到座位坐下了,没有看见她。”一个在火车的座位上,一个在下面的大街上,其实不是擦肩而过,他们是关于留下和离开的隔绝状态,而最后的离去对于乔治来说,无非是为了离开而离开,“诸如他的母亲的逝世,他的离开温土堡,他在大城市生活的前途未卜,他生活里严肃重大的方面,他都没想到。”

如一个梦,小镇温士堡似乎提供了一个梦想的背景。那么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温士堡,一种出生,或者和自己的选择无关,但是最后以“迎接人生风浪”的方式离开,乔治只不过提供了一个会思考的青年的选择,而在他的离别之外,则是温士堡没有改变的生活,那里有着背叛,有着爱欲,有着权力,有着亵渎,有着关于温斯堡的真理。离开的反向是到达,他们中有从芝加哥来的帕雪瓦尔医生,有从纽约州购置了土地而到来的杰西·本特利,有俄亥俄年轻小伙子伊诺克·罗宾逊,进入小镇温士堡,其实和离开温士堡一样,在这种地理空间的迁徙中,他们所期待的是一种安稳的生活,但是一个个畸人生活的小镇,却最终把他们变成了过客。这或者是一种无根生活的写照,而无根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小镇温士堡异化了他们。

“哲学家”帕雪瓦尔医生是以酩酊的状态进入小镇的,甚至还和脚夫培特·朗沃思打了一架,而在温士堡的五年生活里,他自称是一个“有名望的人”,那些贫苦穷人来找他看病却付不起钱,他也并没有陷入在日常生活的窘境中,他的祷告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救赎者,“我们过得很好。我为了做牧师而读书,并且还祷告。作祷告,我是一头标准笨驴。你大可听听我的祷告。”但是却不为事故中的小孩出诊,最后自己的心中便有了预感:“人人会激怒的,我会被绞死在大街的路灯柱子上的。”救赎者有时候会变成亵渎者,哲学家有时又会变成罪人,因为他看到了温士堡可怕的东西:“世界上人人都是基督,而他们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当飞翼比德尔鲍姆的一双手放在孩子们的肩膀上,那种爱抚最后变成了猥亵,当人人都是基督,人人都会审判,一双手的罪恶再无法洗净,“神经质的富于表情的手指,在亮光中或隐或现,很可能被误认信徒的手指在迅速地十个复十个地数着他的念珠哩。”泛道德的绑架,是不是酿成无道德的悲剧?就像泛神论会不会导致无神论,甚至是信仰的坍塌和沦陷?雷·皮尔逊那句“他并不要求我娶她。是我要娶她。我要安身立命,生儿育女。”显然婚姻世界和爱情无关,所以夫妻俩和六个腿脚瘦小的孩子组成了他们生活困苦的全部;由于童心触犯了金钱、性欲、舆论等诸多问题,最后结婚了的伊诺克·罗宾逊又把婚姻拆散了,“我的房间里从前是温暖而友爱的,现在我可完全是孤独的了。”艾丽斯·欣德曼是在瓦恩河畔的地方和内德·居礼成为了情人,这个从十六岁就开启了欲望的女人,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放在了男人身上,“我是他的妻子,不论他回来与否,我始终是他的妻子。”可是,一年又一年,内德·居礼再没有出现,最后艾丽斯·欣德曼站在草地上,想象自己以裸体的方式在大街上奔跑,一种疯狂是要颠覆内心最后的希望,但是疯狂却没有发生,她依然在温士堡的秩序里,向其他的畸人们一样,“许多人必须孤寂地生和死,即使在温士堡,也是一样的。”电报员沃许·威廉疯狂地爱上了女子,几乎是用宗教式的热情,“设法经过他那青春的陷阱,保持童贞直到他结婚的时候。”但是最后女人的背叛,让他开始嫉恨所有女人,甚至憎恨人生,最后曾经美貌的青年变成了小城里最丑陋的家伙,“他很龌龊。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不洁的。甚至他的眼白,看上去也是弄脏了的。”

舍伍德·安德森:透视生活表层之下的“真理”

一开始,他们或者都拥有“可敬的品格”,等待或者热情,爱恋或者婚姻,但是在小镇异化的世界里,他们失落,他们悲伤,他们痛苦,他们备受折磨,最后是诅咒和变态。柯蒂斯·哈特门牧师和凯特·斯威夫特的故事就混杂着欲望和信仰的矛盾,“悲哀、希望和情欲日复一日地在她内心战斗着。”一个小学教师,在被记者乔治的那本书和那句话激起情欲之后,似乎再也无法平静,她想着乔治“内心如焚”,而这样的状态同样在柯蒂斯·哈特门牧师身上,这个总是向上帝祷告的牧师,似乎最接近圣洁,但是当目光穿过《圣经》,他却看见了“静卧床上的雪白的肉体”,不是臆想,是就在面前的女人,对于这样一种几乎可以是说是亵渎的思想,他的自我解释是:“我曾经被诱惑过,并且曾经屈服于诱惑之下。而拯救我起来的,全赖上帝托住我头脑的手。上帝既然会拯救我,也就会拯救你们。不要失望。在你们犯罪的时光,抬头仰望上苍,你们就会一再得到拯救。”让上帝来拯救自我的欲望,这像是一个悖论,而当充满情欲的凯特·斯威夫特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牧师却像看见了光明:“我在这城里待了十年,上帝才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上对我显圣。”上帝在女人的身体里显圣,女人和欲望变得合理,但是凯特无非是在雪夜里躺在了乔治的怀里,这个十年来一直内心如焚的女人终于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是在牧师那里,终于又变成了对于上帝的亵渎,“牧师在空中挥动着一个流血的拳头,竟宣布那刚才还抱在乔治怀里的女人,倒是上帝的一工具,带来了真理的启示。”

这是上帝怎样的一个工具?这是怎样一种真理?流血的拳头无非是一种驱赶,显圣的终归是一个女人雪白的裸体,终归是欲望的最直接呈现,还有什么是上帝的旨意?虚妄而已。所以那个分成四节的故事里,“虔诚”的名义下却还有屈服,还有恐怖。从纽约州来的杰西·本特利,拥有大量购置的土地,作为一个开拓者,杰西是工业主义时代的标志人物,“我是拥有这许多田地的一种新人物,”这是他的自我评价,却也是说给上帝说的一句话,而逗号之后的表达也变成对于显圣的一种期盼,“上帝啊,请你也看看我的邻居以及此地先我而逝去的众人上帝啊,求你在我身上创造出另外一个杰西,象古代的杰西一样,统治众人,而且他的儿子们也要成为统治者。”工业时代造就的是火车的来来往往,是城市的兴起,是铁路线的无限延伸,但是对于杰西来说,更多的渴望不是对于物质的占有,而是在精神上成为一种统治者,当妻子凯瑟琳要生产时,他的祈祷是像上帝一样建立自己的王国,“今夜从凯瑟琳的子宫里赐给我一个儿子吧。求你赐恩在我身上。赐给我一个儿子叫做大卫,他将帮助我终于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把这一切土地夺过来,使土地为你效劳,在世上建立你的王国。”

这是虔诚?当凯瑟琳终于生下孩子,却不是可以命名为大卫的男孩,而是路易丝,男孩变成了女孩,这似乎是上帝和杰西开得一个玩笑,而这个被置换了希望的玩笑,让路路易丝的一生似乎都处在被误解的状态中,她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人,成为工业主义大量来到世界上而造就的“神经过敏的妇人中的一个”,当自己成为工业主义的牺牲品,她对于约翰·哈代的爱恋,变得无比强烈,“假使你就是喜欢我的人,我要你在夜间到果树园里来,在我的窗下作出一个声音。我爬下棚子来就你是容易的。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所以假使你真的要来,就快点来吧。”爱情甚至爱欲,是她神经质的一种体现,却也成为她解脱的办法,而这种渴望解脱的心态其实是一种“屈服”,是对于自我零余人生的一种无奈改变。

终于生下了孩子,男孩,于是取名大卫·哈代,一个曾经杰西期盼而命名的男孩,在隔了一代之后,他依然成为杰西的寄托,所以杰西似乎又找回到了显圣的感觉,他购置了大量的机器,在放弃农场中成为物质主义世界新的统治者,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自己恢复对上帝信仰的做法,但是在树林里遭遇困难的时候,杰西却为了心中的上帝,却要把大卫带上献祭台,“上帝将为他开辟一条道路。他将告诉我:大卫将在人生中取得什么地位,将在何时踏上征途。这孩子应该在场,这是一点不错的。假使我运气好,上帝的一个天使竟然出现,那末,大卫便可见到显示于人的、上帝的美丽与光荣了。这会使他也成为真正的圣徒的。”所以大卫又成为牺牲品,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只不过和路易丝的“屈服”不同,当杰西抽出一把长刀,燃烧起木柴,说出“我必须把羊羔的血涂在孩子的头上”的时候,大卫所要经历的就是“恐惧与颤栗”。恐怖没有最终攫住大卫,他用一颗石子打中了杰西,然后逃出了树林,逃出了献祭的现场,逃出了为上帝显圣的火光,一种失踪,是为了远离对上帝那份贪婪的荣光。

大卫之失踪,是对于虚妄上帝的一种背叛,一个早已被命名的名字,其实完全取消了自我的意义,只有最后的逃离像是完成自我拯救,那么在这个四节的“虔诚”故事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像大卫一样以逃离的方式完成救赎?又回到了乔治·威拉德的故事里,这个最终离开温士堡的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它和欲望有关?和信仰有关?和爱有关?还是和物质主义的工业文明有关?母亲伊丽莎白似乎是乔治·威拉德曾经的上帝,这个脸上透着天花疤痕的女人,一开始的婚姻生活似乎就像她身体一样,呈现出病态的一面,丈夫汤姆·威拉德把她看成是失败和潦倒的事物,这个热心乡村政治生活的人,一直在追求着权力和地位,但是却总是陷在自我欲望破灭的世界里,所以伊丽莎白对孩子的要求只有一句话:“要是我死了,看见他变成一个象我一样没价值的、乏味的角色,我一定要重新活过来的。”

没有价值、乏味的角色,似乎就是温士堡小镇的写照,对于乔治来说,生活似乎并不像伊丽莎白所预言的那样,尤其是在爱欲世界里,乔治遇到了一个又一个女人,路易丝·特鲁霓虹给他写的一封信是:“我是你的,假使你需要我的话。”在两个人散步中,乔治却看见了她胆怯的心:“我不能走远了,”所以必须回去。乔治为了写小说而让赛思转告海伦·怀特,自己爱上了她,最后赛思似乎先握住了怀特的手,并且诅咒了乔治:“将来一定如此的。件件事都要这样演变的。到了她爱上谁的时候,那可决不是我。一定是别人——个傻瓜——一个讲话很多的——一个象乔治·威拉德那样的人。”温士堡第一国家银行的簿记员亨利·卡彭特的女儿蓓尔·卡彭特,是乔治暗恋的对象,当她和埃德·汉德拜在一起的时候,乔治又渴望握住她的手,最后在三次和埃德·汉德拜决斗中败下阵来……

不管是路易丝·特鲁霓虹对他的表白,还是以写小说的借口于海伦·怀特恋爱,甚至为了蓓尔·卡彭特而决斗,都是乔治对于欲望、爱情的一种态度,正常而且健康,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信仰的背叛,但是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却让他看见了一种在冒险意义上尝试的爱欲,与里菲医生的暧昧发生在乔治十四岁的那个夏天,“在巨大空虚的诊所里,这男人和这妇人坐着互相注视,他们在许多地方是相似的。”相似的是婚姻里的隔离,是难以控制的激情,甚至是从温士堡生活里挣脱的欲望,乔治十八岁的时候,伊丽莎白死于疾病,而里菲医生也根本没有办法解救她。一种死亡,其实是追求冒险生活的代价,但是对于乔治来说,对于母亲的怨恨只不过一种表面上的抗拒,从小被母亲灌输了离开思想,乔治其实成为温士堡的一个背离者,“我要采取行动了。某些事物正威胁着我的孩子,我一定要挡它。”所以他不能在“室内待得太久”,不能成为温士堡的一个牺牲者,不能成为另一种的畸人——在离开时,和海伦·怀特的错开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挣脱情爱的束缚,“他这样待了好久,当他清醒过来,再从车窗外望出去时,温士堡小城已经看不见,他在那边度过的生活,只成了描绘他那成年期的梦想的一个背景罢了。”

温士堡消失,就是和性欲、权力、财富、贫穷等有关的生活消失,背离的乔治是不是走向了新生?在这个交错的小镇畸人生活里,乔治提供了一个样本,但是在离开的方向上,乔治也是茫然的,他只不过是忘记了背后的小镇,而展开在他面前的未来则一无所知,而这也正是这个“畸人志”提供的一个命题。“全世界到处是真理,而真理统统是美丽的。”那个写作畸人志的老作家说出“真理是美丽”的时候,真理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它们是童贞的真理和激情的真理,是财富和贫穷的真理,是节俭和浪费的真理,是粗疏和放荡的真理。真理无处不在,但是执着于真理,变成了一种虚妄;"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变成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变成虚妄。”理想也是梦想,也是幻想,真理变异成诸多的东西,它只和自己有关,只和欲望有关,“人自己创造真理,而每一个真理都是许多模糊思想的混合物。”

欲望手枪

编号:C28·2000512·0520
作者:卫慧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本:2000年4月第二版
定价:16.00元
页数:212页

吸烟,穿时尚的衣服,写作,对性事毫不讳忌……这些形象在卫慧的书中成为自己的影子,他们年轻都想反叛,他们生活平淡却想制造传奇,有人把这些形象命名为“新新人类”,而这样一个群体中,卫慧自己也成了被塑造的人物,签名售书时的那种狂放,不断地自我炒作期待别人的目光,以及最后的出版物被禁售。如果避开这一切,卫慧所塑的人物以及创作的手法都属于昙花一现,新人类终归是脆弱的,连挣扎也娇揉造作。

莱辛寓言

编号:C36·2000315·0513
作者:(德)莱辛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80年2月第一版
定价:4.70元
页数:105页

不管是写剧评还是美学著作,莱辛总有一种强烈的启蒙意识,这对于18世纪的沉闷的德国文坛来说,的确是一股革新之风,寓言,在莱辛看来只不过形象地表达以达到道德训诫的目的,这种启蒙式的文学观使莱辛的作品流露出更多的伦理性。他的寓言有诗体寓言和散文寓言两种, 形式是两种动物之间的对话,比如《夜莺和孔雀》、《橡树和猪》、《伊索和驴》,在简短的对话中呈现彼此的特点,引人入胜。本书共选录诗体寓言15则,散文寓言90则。


《莱辛寓言》:应该和智者的思想一样

驴对伊索说:“如果你再用我写寓言,就让我说一些有理智的、有意义的话吧。”
“你说些有意义的话!”伊索说,“这合适吗?人类岂不要说你是道德家,而我是驴子吗?”
——《伊索和驴》

那时伊索不在场,驴也不在场,在场的是我和一只松鼠。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是春天慢慢走来的步伐,那屋顶上一只松鼠蹦蹦跳跳跑过去,然后飞越到一棵树上,不是沿着树向上爬行,而是头朝下一直探索到树底下。起初我听到的是“咚咚”的敲击声,以为是松鼠在找到食物之后发出共享的信息,仿佛正敲开一棵松果,招呼同伴一起食用。但是松鼠并没有抓住任何的果子,那连续的“咚咚”声是春天被唤醒之后的求偶声。

求偶是一种呼唤,在现场只有我一人的情况下,其实它的目标是盲目的,甚至是危险的。在“咚咚”声结束之后,松鼠从树上向下小心地接近地面,地面上松软的土,是渐长的草,或许还有破土而出的小虫——松鼠会喜欢吃小虫吗?依然是一个问题,它或者只是用一种行为艺术在接近醒来的春天?但是当我继续观察,在背后试图绘制出一只松鼠的寻觅轨迹的时候,现场终于出现了“第三者”:一只乌鸫鸟拍着翅膀俯冲下来,似乎用并不锐利的爪子去抓取松鼠,而那一只小小的松鼠似乎再也无处可逃,在这个春天被唤醒的季节成为别人的一顿每餐。

我在现场,松鼠在现场,乌鸫在现场。现场是松鼠寻觅的某一种食物,现场是乌鸫看见的某一猎物,当然它们最后陷入了欺凌与反抗的斗争中,当我离开现场的时候,想到的是,为什么松鼠在寻觅的过程中会忽视身后的危险,自上而下低头,就是把自己暴露在看不见的敌人面前,当那些小虫成为他的食物的时候,自己有可能就变成了别人的食物——现场总是引出某种荒谬性,而当这种荒谬性出现的时候,驴和伊索也开始进入到现场,莱辛当然也早已在这个荒谬的现场。

这是和日常有关的场景,却也时时透露出对立着的寓言性,莱辛看见了拥有了角也拥有了胡子的山羊,看见了美德女神变成了复仇女神,看见了变成女人又变成男人的替莱西亚斯,还有那一只凤凰,美丽的凤凰,独一无二的凤凰,让所有飞禽走兽羡慕的凤凰,可是当那些禽兽们都怜悯地掉转了目光,凤凰的命运就已经被推到了荒谬的寓言里:“不幸的凤凰啊!残酷的命运注定她既没有爱人也没有朋友,因为她只是她这类动物中唯一的一个啊!”唯一的一个,是孤独的一个,是绝美的一个,当凤凰仅仅变成一个遥远的符号,它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幸运和不幸组成的荒谬性正是莱辛在寓言里阐述的命运,而对于在历史现场的莱辛来说,这种幸运和不幸也是自我生存的写照,那个他生活的十八世纪,在恩格斯的描述中是一个“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丝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朽尸骸的力量都没有”的时代,死亡正在降临,腐朽正在发生,在历史现场里的一切,都和莱辛一样,被卷入了烂透的现实里,这里有“强盗式的贪婪赎罪”的土拨鼠,有不自量力而虚伪的驴,有要变得最美丽的生物,却变成了骆驼的马,有“别人的不幸使它吃了亏而恻隐”的狼,有骄矜异常的鹅,这样一个时代,正如《舞熊》中所说:“这样的艺术,不管它多么困难,/不管它多么罕见,/只显示你卑贱的灵魂和奴相。”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也正是这个一切都烂透了的时代,给了莱辛幸运的一面,他在寓言的现场,他看见了那些驴、马、鹅、鹰,看见了贪婪、愚蠢、暴虐、仇视、懒惰,所以他可以在这个像是坍塌了的现场重新建造自己的寓言王国,重新让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家,散文体寓言的第一则《幻象》,莱辛似乎就通过缪司的口,说出了自己寓言大厦的特点:“真理需要寓言的优美;可寓言何必要这种和谐的优美呢?你这是往香料上涂香料。它只要是诗人的发现就够了,一位不矫揉造作的作家,他讲的故事应该和一位智者的思想一样才对。”

和智者的思想一样,当去除了那些香料,剔除了和谐和优美,那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呼唤,是对于人本主义道德的维护——“把道德格言通过一件特殊的事件,形象地表达出来,使读者深刻地感受到这条道德格言的意义,这就是寓言。”动物还是动物,但是在动物的背后分明站着一个人,在童话的背面印出的是道德的训条,《鹰和枭》里的鹰对枭说的按句话是:“在天天空有我们俩,这个不假,/可却迥然不同;/我靠自己的翅膀飞来,/而你却靠你的女神携带。”

尤其在这个一切都烂透的时代,在这个即将坍塌的时代,是需要像鹰一样用自己的翅膀击打,用自己的翅膀飞翔,没有什么女神,一切都需要靠自己。同样是鹰,当有人问鹰:“你为什么到高空去教育你的孩子?”鹰的回答是:“如果我贴着地面去教育它们,那它们长大了,哪有勇气去接近太阳呢?”《麻雀和田鼠》里的麻雀也是在嘲笑着田鼠,对于他来说,那一次勇敢的飞行就是为了“去结识太阳和闪电,/去攀登那苍穹之顶。”

似乎和在寓言中看见了希望和勇气一样,莱辛需要建造一个勇敢者的寓言王国,让那些自由的思想和强劲的力量主宰这个时代。但是为了让寓言王国真正建立,重要的不是添砖加瓦,而是去除那些在底下沉淀的腐朽泥土,就像《黄蜂》里的一群幼蜂,是从被抛弃的尸体中飞了出来,当黄蜂们自豪地喊道:“我们的出身多么神圣啊!这匹最漂亮的战马,俄普顿的宠儿,是我们的祖先!”但是无情的现实是:神圣产自腐烂的尸体?所以寓言作家对于这种自吹自擂的观点予以抨击,他联想到今天的意大利人,“他们自认为决不是什么卑贱的人,而是不朽的古罗马人的后裔,因为他们是在罗马人的坟墓上诞生出来的。”

腐烂的尸体,死亡的坟墓,产生的是何种生命和思想?无非也是腐烂,也是死亡,因为在黄蜂的背后,在动物的世界之外,总是站着一个人。那只说出“现在我要飞了”、伸开强大有力的翅膀的鸵鸟,却最终“连一步也离不开地面”,而它背后的是缺少诗人头脑的诗人,“他们从他们的宏伟颂歌的最初几行起就在吹牛,说要用自己骄傲的翅膀冲出云层去和星星比试高低,可他们对尘土却永远那样留恋!”那只狐狸端详了面具后说:“没有脑子,只有一张嘴巴!这难道不是一个饶舌者的脑袋吗?”而面具的背后也是饶舌的演说家:“你们这些没完没了的演说家,你们这些折磨我们纯洁思想的人!”那只赞美乌鸦的狐狸,最后吃了一块毒肉死了,而站在狐狸背后的是那些“该诅咒的谄媚者”:“愿你们除了毒药什么也不赞美!”身为密娜发通达哲理的宠儿的猫头鹰,在盗窟的废墟里吃老鼠,它的背后是人类所谓的学者:只是靠着虚无的空气来养活自己;那只鹿转身就看见了身后的人类:“很少一个惹人发笑的白痴不认为,要是他不诉说头痛和忧郁的话,人们就不会把他当做一位才子。”

寓言在说话,而且说着正面的话、方面的话,说着讽刺的话、提醒的话,说着可笑的话,深思的话,同样是狮子和驴,当寓言的场景是《和驴在一起的狮子》,乌鸦嘲笑狮子说:“好一对漂亮的伙伴!和一头驴在一起走,难道你不感到羞耻?”而狮子的回答是:“我需要谁,就会给他这种光荣。”因为狮子是一个大人物,是他带着小人物进入他们的圈子,所以狮子是强势的,是主宰者。但是当寓言的场景变成《和狮子在一起的驴》,另一头驴套近乎地说:“你好,我的兄弟!”而这一头靠着狮子趾高气扬的驴说:“不知羞耻的家伙!”另一头驴的疑问是:“难道你同狮子在一起走,就因此比我优越?就比一头驴强吗?”

驴还是一头驴,和狮子在一起与不和狮子在一起,他们都是驴,被乌鸦嘲笑与嘲笑自己的同伴,他们也都是驴,认识本性比活在虚妄里更重要,《鹿和狐狸》谁都认为自己强壮有力,无须在别人面前躲避,那头鹿说:“从现在起;我将坚定不移。是狗和猎人对我攻击,我定要抵抗到底。”但是当森林里突然发出了汪汪的回响,“软弱的狐狸和强壮的鹿立即逃窜。”本性的流露永远胜过豪言壮语,而所谓的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根植在那些动物本性里的荒谬。

动物的背后是人,而有时候莱辛却把人却推到了动物的前面,活生生变成了可笑的对象。一对“模范夫妻”,“他们宁静得象最宁静的夏夜一般。”但其实一进入寓言的世界里,本性的奇迹就那么赤裸裸展现出来:“原来丈夫耳聋,妻子双目失明。”浮斯汀是虔诚的人,他希望仁慈的上帝让他在离开家人之后找到老婆和儿女,让家人依旧健康和快乐,“浮斯汀在诉说,上帝在倾听”,他回到家园,找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似乎一切都是健康快乐的,一切都如他所愿,但是“并且——上帝保佑!孩子还多了两名。”——莱辛没有用到“但是”,是用了“并且”,递进的并且,延续的并且,当没有了转折,并且其实把浮斯汀的命运推向了寓言的极端,多出来的两个孩子站在他面前,是应该怎么称呼他?生活还会继续健康快乐吗?

自称正派基督徒的卡罗琳丈夫在卡罗琳死后也放弃了生命,当“他的灵魂离开了喧嚣的红尘”,当他“迈上了通往天堂的笔直大路”,甚至当他在上帝面前打听卡罗琳的消息,这是不是如莱辛的题目一样,是“夫妻之爱”?可是为什么最后他对上帝发火:“什么?我的太太也进了天堂之门?/你们怎么收容了卡罗琳?/那么,再见!谢谢你们费心!/我要另找一个地方安身。”夫妻之爱不是生随死的忠诚,不是永远在一起的渴望,却是一种自动设置的隔离,一种言不由衷的背叛。

由动物到人类,由身体到灵魂,由现实到信仰,寓言的世界里总是有耳聋失明的人,有“多了两个孩子的”的嘲讽,有“我要另找一个地方安身”的背叛。马茨要去买一个耶稣受难像,那个惯于恶作剧的艺术家汉斯为什么问他:“你们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死意味着身体之死?活是一种灵魂之活?但是恶作剧和艺术似乎要将这种生死调转过来,马茨说:“嗨,汉斯,我们买一个活的,/这样是不是最好?/要是这样不对,到底可少费些力气,/就算它是一头公牛,我们也能把它击毙。”把一个活的最后像对待一头公牛那样击毙,这是一种活还是一种死?活本来趋向于死的结局,还是死最后会变成复活的超越?耶稣受难,是人类自己的受难,也是人类自己实施的受难行为,所以在寓言的世界里,“神学家先生们,这就是汉斯和马茨提出的/一个颠扑不破的论证。”

寓言就是论证,寓言就是道德,寓言就是思想,而当一切的寓言指向了背后的人,指向了绕到前面的人,指向了说话、行动的人,指向了站在莱辛身边的人,是不是他们还会像那只狐狸一样发出疑问:“我想弄清楚,乌鸦因为它是一只能预言的鸟,才在祭品里分得一份呢,还是因为它厚颜无耻地和神分享祭品,人们才把它看作是能预言的鸟。”

北京法源寺

编号:C44·2000315·0512
作者:(台)李敖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6.00元
页数:290页

这是李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小说,李敖一向是鄙视的,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之类的无聊故事,所以在这本书中,李敖用宏大叙事来展现戊戌政变前后的人物命运,男性占据了中心,大人物占据了中心。李敖说:“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法源寺》更像是李敖从政之路上的一段苍白的宣言。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编号:C44·2000309·0511
作者:(台)蔡智恒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9年2月第一版
定价:12.00元
页数:191页

作为一种科技的产物,网络为小说创造了另一种阅读可能,这是网络最大的优势,却也可能文学最大的败笔,“网络很虚幻,连名气也是。”蔡智恒尽管创造了一个奇迹,但这是一种寂寞的成功,所有的与小说有关的技巧都是幼稚的:文字,叙述手法、爱情主题。痞子蔡,轻舞飞扬的“亲密接触”只是我们与网络“亲密接触”之后换回来的最大悲观。

变化

编号:C38·1991017·0507
作者:(法)米歇尔·比托尔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1.20元
页数:268页

米歇尔·比托尔仍然与其它“新小说”作家一样,执迷于对时空的交错,罗马与巴黎两个女人,中年男子莱昂· 台尔蒙在两种生活中无法将自己合二为一,城市与女人在自己心理的距离也就是台尔蒙无法回避的困境,他在列车上的最后决定即是对这种距离的认可。1957年发表后获勒诺多文学奖,《变化》第一次使用第二人称的叙述,为“新小说”以及另外作家提供了另一扇可开启的门。小说第一句:“你左脚踏在火车包厢铜门槽上,想用右扇把拉门推开一点,但门却没动。”


《变化》:你脑子里想的是另一张时刻表

你和赛西莉的共同生活通常在终点站结束,这终点站就是一年以前你们暂时逾越的边界,
——《第二部》

第二部,是夹在中间的第二部,是夹在过去和将来的第二部,是夹在巴黎和罗马的第二部,第二部何以指向最后的那个作为结束的终点?就像句子的最后一个标点,是一个逗号,逗号意味着无限可能,意味着意犹未尽,意味着充满悬念,逗号是无数个逗号的集合,它似乎永远不会是那个圆满、清晰和确定的句号,甚至不是走向成功的感叹号,不是质疑重重的问号。

只是一个逗号,最后的逗号,是最后的你做出最后的想法?可是,你又是谁?第二人称单数,一个像第二部一样被夹在过去和现在、巴黎和罗马之间的中间状态,一个像逗号一样没有终结、没有确定的符号,一个被“我”和“她”或者“他”围绕的人称,而且注定是孤独的,注定是不说话的,注定是内心挣扎的。当第二人称单数做出一个单数的动作,“你左脚踏在火车包厢铜门槽上,想用右肩把拉门推开一点,但门却没动。”那么就已经走上了夹在中间的第二部的生活,走进了永远是逗号的句子。

或者,当第二人称的“你”踏上那个火车包厢的时候,看起来是确定的,这是一趟从巴黎开往罗马的火车,门帘上写着法国国立铁路公司的缩写S.N.C.F.,你坐的是普通的三等座位,不像以前出差时坐的那种订好的座位,沿途会经过拉罗什,第戎,夏龙,马孔,布尔,库洛,埃克斯累班,尚贝里,莫丹,都灵,热那亚,比萨,最后到达的是罗马终点站。罗马,是一个句号,它就在你的前方,就在必须抵达的前方。当然,确定的还有时间,今天早上六点多起来,离开妻子昂丽埃特和四个正在熟睡的孩子,像以往出差一样,从家里出来坐上火车,早上八点十分从巴黎出发——甚至,在时间的将来时,也是确定的:你将在第二天拂晓五时四十五分到罗马;后天,也就是星期天上午九点左右,你将在法里那山大街五十六号四楼上醒来,在透进百叶窗的缝隙里,你会感受到温暖的阳光,你会听到意大利人的说话声;再之后,你将和在罗马的情人赛西莉相见,一起来到罗马的街上;星期一,当她去法尔奈斯宫上班的时候,你会一个人在罗马;下星期二,你会乘三等车厢从罗马回到巴黎,筋疲力尽的你“用自己的钥匙开了先贤祠十五号公寓的门,你将看到昂丽埃特在一边缝衣服一边等着你,她会问你这几天过得怎么样,你回答她:‘和往常一样。’”

确定的方向,确定的火车,确定的时间,你最后也变成了确定的人称,那么引向无数可能的逗号是不是必将以一个句号的方式完成这一段行程?但是当你坐上这一趟连妻子昂丽埃特都不知道的列车,当你为了一个秘密的情人而撒谎的时候,甚至当你在一天一夜的旅行中不和旁边的乘客说一句话,谁能确定你的一切正在发生?或者谁能确定你不是另一个他?那本你拿着的书上有着你名字的缩写,那个星期一厨子打电话来叫着“台尔蒙”的名字,它们是对你唯一的命名,但是在这列不说话的火车上,在用谎言编织的现实里,在离开和返回的旅途中,谁来证明这是必然发生的故事?

一切似乎都在你的想象里,那坐在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妇,那和你一样身材的男子,那满脸通红的小个子男人,那穿着尼龙风衣的妇女,那念着日课经的教士,他们从你面前经过,他们和你相遇,他们上车又下车,他们被你观察被你思考,而确定的他们对你来说,仅仅是一个必须遇到的背景?“这次他可能是去罗马,他可能已经去过罗马,或者他可能梦想着去那里看看他的教皇,加入那像嗡嗡叫的蝇群一样在各条街上晃来晃去的穿长袍的胖的或瘦的、年青的或年老的人群;他所了解的或将了解的罗马和赛西莉在这两年中让你了解的罗马是迥然不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罗马,所以当第二人称单数被放置在互相不说话的第三人称复数里的时候,你其实也是他们。

他们是旁观者,他们是偶遇者,所以在你这趟确定的旅行中,你也是一个故事的旁观者,你也是一种经历的偶遇者。旁观和偶遇的是过去,是现在,也是将来。过去在你的世界里意味着离开。如果从今天早上坐上这趟确定的列车向前,早上刚过六点,你告知妻子昂丽埃特的是去罗马出差,和以往任何一次公事一样,她相信了你,于是你在她走出房间之后,戴上了表,坐在床边,趼上拖鞋,然后透过玻璃窗看见朦胧中的先贤祠圆顶,你确定昂丽埃特没有怀疑到什么,这是肯定的起点;如果再向前,你是在星期三做出这个决定的,很突然地要离开,因为在你看来,十一月十三日这个四十五周岁的生日马上要到了,本来是欢庆,但是你感觉到自己正陷入到妻子昂丽埃特为你设置的那种家庭仪式里,你不是讨厌这样的仪式,而是害怕被她抓住而被捆在小小的礼仪网里。

躲开仪式,躲开妻子,就是躲开现实,躲开过去,所以被确定的回忆里,你其实是要离开一种生活状态,比如对于妻子,你已经感觉到没有了爱情,爱情结束了,妻子在身边只是出于担忧,担心习惯了的生活秩序突然发生改变,担心因为你的不精神,“在她毫无思想准备的时候破坏了她和孩子们舒适安宁的生活。”而对于工作,也是一种逃避,在你看来,你正陷入到“令人窒息的、充满烦恼、辞退、陈规陋习、麻木不仁的海洋底层”。所以坐在这一列火车上,站在确定的现在时,你需要的只是与过去的决裂,“决裂是必须的而又迫在眉睫的了,因为再等上几个星期的话,一切就都完了,毫无生气的地狱之门又将封上,你就再也鼓不起勇气了。你终于要得到解放了,美好的岁月近在眼前了。”

而当做出这个决定并付诸实施的时候,当与过去决裂而走向确定方向的时候,将来却也是一种旁观,一种偶遇。将来是为了到达,二十多个小时之后他会到达罗马,会住进旅馆,会和赛西莉见面,“你将期待着她不易觉察地在圣安东尼像后上方的那扇沾满灰尘的玻璃门后面出现,你希望看到她将围着你送给她的那条白披巾,穿着有红紫相交的大型图案的大褶连衣裙”,然后两个人将搂着腰,一起在罗马陈丽溜达,欣赏罗马的天空,观看罗马的历史遗迹,甚至一切的树木、大街小巷都将变成一种美好的期待。

再往后,从罗马回来,你会回到先贤祠的那个家,看到正在缝制衣服的妻子,你会对他说:“我对你撒了谎,正如你所怀疑的,我这次去罗马并不是为斯卡倍利公司办事,而是单为赛西莉去的……”告诉她你去罗马的原因,告诉她你爱上了赛西莉并且要代替她,告诉她你和赛西莉将住在一起过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这种生活你没能给我带来,我也没能给予你,我承认我对你是问心有愧的……”再然后呢?你会在赛西莉辞掉罗马的工作后迎接到巴黎工作的赛西莉,而对于将来更远的生活,也早就变成了计划之中的事情,他会把赛西莉介绍给昂丽埃特,然后你们可以在一起,即使不发生离婚事件,即使没有大吵大闹,你也有把握在昂丽埃特的沉默中很平静开始新的生活。

从三等车厢开始,从火车的晃动和噪声开始,从门帘上的S.N.C.F.开始,从经过的他们开始,站在确定的现在,你用两种方式延伸着关于自己的时间表,一段指向必须决裂的过去,一段指向必须到达的将来,如此确定。但是,当你“心里想着另一趟火车而不是这趟你已习惯了的火车”,当你脑子里想的是另一张时刻表”,当过去和现在在各自的轨道上相向而行的时候,你其实是不安全的,甚至充满了危险。过去不光是有那破败的爱情,不光有令人窒息的现实,过去为什么还有美好的回忆?过去是和赛西莉相遇的两年前的八月末,过去是和赛西莉一起去彼埃特罗·卡书哩尼的上个月,过去是一起去银色大教堂附近午餐的上星期五,而过去也是你把“亲爱的夫人”变成了“亲爱的赛西莉”、“您”让位给了“你”的那一封封信。过去是和昂丽埃特的隔阂,过去却是和赛西莉的浓情。

而将来呢?当你告诉了昂丽埃特自己的计划,她会哭着流泪吗?当你把赛西莉推介给了妻子,她会有最轻的进攻,最微小的狡黠吗?你的不安是不是会让“上帝知道她是否已摸到了你及你的心计中的弱点”?甚至如果赛西莉说:“我当然要来,我很想看看你的房子,看看朝着先贤祠的圆顶开的窗子,你的家具摆设,你的书籍,你的孩子们,你的妻子,我当然想知道她有一张什么样的脸,这种沉默不语、这难看的轻蔑微笑是怎么回事?”赛西莉是站在你这一边,还是会成为和昂丽埃特的同盟?“你的救星赛西莉背叛了你,倒到了昂丽埃特一边,透过她们互相之间的妒忌,一种共同的类似轻蔑的东西显现了出来。”这会不会仅仅是一种担忧?

开往罗马的火车,开往赛西莉的火车,开往将来时的火车,所有的过去不都是决裂,不都是逃避,所有的将来不都是欣喜,不都是希望,交错着,又仿佛把命运推向了“第二部”,推向了逗号,推向了第三人称单数的“你”,甚至推向了永远是另一张的火车时刻表。这是你自己的经历,这是你自己的计划,这是你自己搞的机械运作,在成为别人的旁观者和偶遇者之后,你其实被搁置在悬空的状态中,那个梦里出现的赛西莉为什么是不确定的?那个想象中回家遇到的昂丽埃特为什么是不确定的?忽然所有的哀怨,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猜忌,都编制在同一张脸上,那是赛西莉,也是昂丽埃特,那是巴黎的过去,也是罗马的将来。在错乱的脸,错乱的时间,错乱的城市里,你忽然就站在了他们的对面,你忽然就成为了一败涂地的弱者——巴黎和罗马的双重生活,过去和现在的双重时间,其实早就有了那个终点,“这终点站就是一年以前你们暂时逾越的边界”。

逾越的边界,其实已经没有了终点站,罗马是赛西莉的罗马,或者说,赛西莉是罗马的赛西莉,当她在不确定的将来来到巴黎,是不是只是越过了边界,而没有真正抵达终点?“在这个领地,她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你,她已经感到她是被排除在这个领地之外了,她期待着你把她领进去,重新找到她认识的从前的你,找到战前你们俩第一次一起旅行时的你。”所以在一个预设的未来,在一个预设的终点,在一个预设的罗马,你只不过是经过,只不过是旁观,只不过是偶遇,“因为,现在已很清楚,只有在你眼里赛西莉体现了罗马的面貌、声音和吸引力,你才真的爱她,没有罗马,出了罗马,你就不会爱她,你只是因为罗马才爱她,因为她住在罗马,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她领你跨人罗马的大门……”

火车经过了必须到达的站点,火车之外已经下起了雪,火车里的人上来又下去了,只有这一列坐在三等车厢里的火车是属于自己的,而一切的过去和将来,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没有确定的时间,没有确定的城市,你终于把这次的行程当成了冒险,终于决定不去找赛西莉:你将先不去基里那旅馆;你将等到拂晓时才提着箱子离开车站;你不去窥探赛西莉的百叶窗;你不到法尔奈斯宫去等她;你将避而不去她的街区……

“我出于种种原因身不由己地坐上这列火车了,不得不顺着这条轨道直到终点站。”巴黎不是起点,罗马不是终点,只是你不小心地逾越了界线,不小心展开了想象,当以否定的方式来到没有赛西莉的罗马,你其实在到达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离开,“继续保持这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继续保持所有这些隔在它们中间的车站和景物不是更好吗?”爱情是一段有景物的旅程,婚姻也是一段有景物的旅程,变化正在变化,是因为你一直就在只是中间的第二部,是因为你一直保持了没有结束的逗号,是因为你以第三人称单数的形式想象,而最后的最后,无论是巴黎之外的罗马,还是罗马之外的巴黎,无论是过去之后的将来,还是将来之前的过去,无论是昂丽埃特之后遇到的赛西莉,还是赛西莉之后又回去的昂丽埃特,对于你来说,唯一的终点站是:“走道里人都走空了。”

哈扎尔辞典

编号:C38·1991017·0506
作者:(塞尔维亚)帕维奇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8.80元
页数:312页

一个强盛的部落,因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而选择犹太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中的一教,而引发的大辩论,这是部落最后消失的真正原因,关于辩论,帕维奇用自己的想像编辑了一部10万个词语的辞典,“梦是魔鬼的花园,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了。”红书、绿书、黄书对哈扎尔问题的史料其实根本解不开这个历史谜团,有的只是对小说最实验的改革以及另一种创作。


《哈扎尔辞典》:语言在梦中只使用动词

 

书像一架天平:它先向右倾斜,继而永远向左倾斜。它的分量就这样从右手过渡到左手。相同的运动也在读者的头脑中发生,在期望的范畴里,思想已完成向回忆的过渡,至此,一切均告结束。
——《结束语》

向右倾斜,是《哈扎尔辞典——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小说》的题目,向左倾斜,是“LE DICTIONNAIRE KHAZAR”的写法,左边开始的是封面,右边开始的是封底,左边开始的是“卷首导语”,右边开始的是“结束语”,它们总是如此完整地呈现在一本辞典里,但这并不是“一切均告结束”,那本书被翻阅之后,就是合拢,可是合拢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个她还夹着辞典走到市中心广场的茶点铺门前,那个他在那儿等她,她和他,男人和女人,阳本和阴本,也是完整的一部分,阅读过同一本书,然后在一杯咖啡前坐下,所有的故事和向右倾斜无关,也向左倾斜无关,多罗塔·舒利茨博士最后一封信的斜体只是文章里的一个段落,生活不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只有在向某一个方向倾斜时才是一个整体,“不再需要它”也是一个整体,“狠狠地唾骂辞典的编纂”也是一个整体,当然,“与旁人无关”也将是一个整体:“只跟他俩有关,是他们两人的事,此事远比披阅任何书更有价值。”他们坐在各自的自行车上,他们一面拥抱一面吃东西,他们把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三中午当成了和辞典无关的时间。

一切的继续都是为了摆脱一部书的整体,但是从贝尔格莱德到雷根斯堡,再从雷根斯堡到贝尔格莱德,却在回环中完成了一部十万个辞典小说的撰写,包括“1978-1983”的时间印记,也完全是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的整体,那么谁在这不属于“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三中午”的时间里,那是“我”,与两人无关的我,我在街上看见他们两人,就这样吃着在一旁的邮筒顶盖上的晚餐。看见不是为了干涉,看见仅仅是看见,而当看见成为现在的动词,连那本辞典也不再被他们需要,那么所有的整体就只剩下动词,而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从翻阅到合拢,从封面到封底,从卷首导语到结束语,那只手是谁的手,那个头脑是谁的头脑,那个思想是谁的思想,那个回忆又是谁的回忆?

一架天平的书,是需要保持平衡的,翻开合拢不再需要它是不是平衡?“贝尔格莱德——雷根斯堡——贝尔格莱德”是不是平衡?男女阴阳是不是平衡?但是在一本书的世界里,在被阅读的世界里,平衡其实是不存在的,书被改变,被夸张,被弯曲,在阅读的时候总是会改变方向,总是会错过东西,“几张书页从你指间漏过,而另一些东西却像甘蓝在你眼前生长。”漏过和生长,并不是真正的整体,作为一个阅读过的读者,是不是需要用手、用头脑、用思想来定义一部完整的辞典?“作者和读者很难相互靠拢:他们各自拉住自己一方的绳子的头,而他们共有的思想却被紧紧拴住。”达乌勃马奴斯母版序言残片中早就预言了这样一种分离和断裂,这些译自拉丁文的序言残片中写着“作者议读者只抓住本书末端一丁点儿的地方”,写着“读者是一匹表演戏里的马,得教会它等待,每做好一个动作,给它一块糖作为犒赏”,各自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各自用右手或者左手翻阅和思考,但是那把不同方向的绳子紧紧拴住的共有思想在哪?而当这个共有思想像一块具有诱惑的糖而最终被各自喜欢的晚餐取代的时候,读者在哪?作者又在哪?达乌勃马奴斯的序言只是残片,当1691年的母版被毁掉之后,作者是不是也失踪了?在作者、读者,甚至是评论家组成的关于一本辞典的天平里,其实根本没有平衡,“当今的读者诸君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想像是作者的事,与他们毫不相关,尤其对一部辞典来说更是如此。而对这样的读者,一本书就不必多此一举指明什么时刻得颠倒阅读,以及朝什么方向阅读,因为今天的读者从不改变他们的阅读习惯。”

保持自己的阅读习惯,就是把作者抛向一边,但是作者真的只能是悲叹,只能是多此一举?可怕的问题是作者在哪儿?在希望构筑“作者-读者-评论家”的平衡体系中,其实最先是作者的消失,这是平衡链条的最大的断裂处,而所有的整体就会想多米诺骨牌一样朝着不可控制的一个方向倒塌。《哈扎尔辞典》记录的是“哈扎尔大辩论”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大约公元八世纪或九世纪的历史在专门文献中却留下了一个失踪的疑问,曾经独立、强盛的哈扎尔部落,神秘地被死寂而灼人的黄沙逐出本土,然后定居于黑海与里海的陆地上,可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当哈扎尔的首领可汗在一次做梦之后,下令邀请三个不同国家的哲人来给他详梦,如果哪位哲人圆梦能够使人折服,那么可汗和他的臣民就皈依这位哲人所信的宗教,或者改信基督教,或者改信伊斯兰教,或者改信犹太教,但是自己的哈扎尔教却不再相信,而哈扎尔国却也在从此消失在历史之中,他们只在多瑙河岸留下一片坟地。

帕维奇:现实与幻象只是同一个世界

从被逐到皈依,从改教到失踪,这是不是一个关于哈扎尔的整体?但是这样的事件,这样的史实如何真的是历史的一种存在?是不是必须通过文本来确认?但是如同哈扎尔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一样,哈扎尔文化遗迹留存下来的极其稀少,甚至从未发现过任何文字资料,从未发现过书本典籍,“关于他们的语言,人们一无所知”,而记述了哈扎尔大辩论的达乌勃马奴斯的版本是不是也是一种杜撰?这个由古伊斯兰教辞源、译成希伯来文字原稿文本索引和源自基督教的识字读本组成的辞书其实也和扎哈尔国家的命运一样,成为一个失踪的谜。当1692年五百本书被宗教裁判所销毁的时候,世界上只留下两本,一本是用剧毒油墨印刷而成,并用金锁锁住,而另一部则是用银锁锁住,当这两本书不被销毁而幸存下来的时候,得到了这两本书的人却依然难以逃脱死亡,“谁若打开此书便会立刻全身瘫痪,胸口像被针尖刺中一般。”他们是死去的读者,在死去之前,他们必定会读到第九行中的这一句话:“词句已成血肉。”而在银锁的辞典里,这样箴言变成了如下表述:“倘若你已苏醒却未觉痛苦,须知你已不在活人世界。”

读者之死,是因为早就被作者写进了书里,变成了血肉的词句,变成了另一种毒,1691的那块名为“Lexicon Cosri”的碑文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在此躺着的这位读者/永远也不会/打开这本书,/因为他已长眠于此。”书便是拉丁文的《科思里书》,也就是《哈扎尔辞典》。读者之死,文本之死,当初版的辞典只剩下那一堆钥匙时,这些由哈扎尔人铸造的钥匙或者能打开哈扎尔历史的大门,但是当读者死去,读者之前的作者又在哪里?当二版出现,二版之前的母本又在哪里?“梦是魔鬼的花园,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了。现在,它们只是在和现实交换,正像钱币转手换成票据,然而世上的一切也早已都被使用过了……”这句写在《哈扎尔辞典》上的话揭示了母版的死亡和复活,梦早已梦过了,它只不过是和现实进行了交换,只不过从右手倾斜到了左手,再从左手倾斜到右手,在一种使用和被使用中保持平衡,在交换中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哈扎尔辞典》就是一部梦之书,“它所表现的内容有如梦中的晚餐,由不同年代的梦幻之网编织而成。”梦返回到过去,梦记录着事件,梦又印照着现在,“处在这样一个世界,更确切地说,处在一个已发展到这种阶段的世界,你已别无选择。”

别无选择的梦之书,当用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三种文字记述一个民族和国家,记述一个大辩论的历史的时候,它就已经完全脱离了母体,脱离了真正的作者,“十七世纪版本的辞条是根据不同的语言分类编排的,因为根据不同语言的字母顺序排列,字母在词句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再者,读者不是朝同一方向披阅此书的,还有,书中的主要人物也不是在同一背景下出现的。”他们是不同绳子,拉向不同的方向,具有不同的力量和思想,所以那个紧紧拴在一起的想法就变成了另一个梦。而缺失了作者的读者可以查看不同的文字,可以阅读不同的章节,可以进入不同的梦境,而不管是左右还是右手,不管是阳本和阴本,到最后总会是一切都结束地将之放于一边,而各自吃着那邮筒上面的晚餐,就像由不同年代的梦幻之网编织而成的晚餐。

所以在呈现的第二版里,不管是十字的《红书》,还是新月的《绿书》,或者是大卫星的《黄书》,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还是古犹太教,对于读者来说,梦中打开的世界是可以随时离开的,“纯按读者意愿,你可任意翻开一页,便从那儿读起……”而在迷失的词句世界里,也大可不必重新寻找线索寻找逻辑,独辟蹊径或者离开原地,都能在不同符号的带领下穿过此书,“如同穿过森林一般。”但是那书上不是还写着那句话吗:“当沙子流尽,你得把书反过来,从头开始倒读,你会发现里面有秘不可宣的含义。”为什么要反过来,为什么要从头开始倒读?为什么要发现密不可宣的含义,是不是要将读者当成历史的另一个线索,在左手和右手的天平里找到哈扎尔失踪的真正谜底?

不同的路是为了走向自己的终点,这便是读者的意义,就像那个“女游客和学校”的故事一样,不管是从左边拐入,还是从右边出发,其实都无法到达学校,但是在永远到达不了学校的伪命题里,女孩却拥有了另一种收获:“她的目的地不在学校里,而在寻找学校路途中的某个地方,尽管寻找看来是徒劳一场。”这或者是一个老掉牙的寓言,可是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拿出来护照,从来不需要验证身份?或者说这个女孩和学校的目的地之间是不是对应着唯一的关系,而当唯一的身份和属性不被确认的时候,目的地也就像是一个梦一样,是在徒劳中得到的收获。所以作为读者,对于母体,对于作者的寻找其实也是枉费心机,也是徒劳一场,也是和作者各自拉着缰绳:“你前方往往有两只猴子:你自己的猴子和他人的猴子。”

但是所有人都想寻找母本,寻找真相,寻找钥匙,寻找作者,寻找哈扎尔的历史。但是母本一定是一个伪命题,哈扎尔公主阿捷赫身边为什么没有母亲,阿姆勃拉姆老爷第三个儿子为什么没有生母?以撒洛·苏克博士的父性特征为什么会向母性转移?勃朗科维奇的母亲或者妹妹会什么会长出了一脸的大胡子?所以在这母本的隐喻里,必然会有一种模仿,当阿捷赫每天早晨花一个小时在镜子前装扮成自己的母亲,就像是演戏的生活开始了,“我不回避他人在场,我甚至在我心爱之人的床上模仿她。情欲炽热之时,我自已不复存在,我就是她。”当我是她,当我回归母性就是在制造母性,而一切之源变成了“再生一次”的欲望,镜子只不过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快进照出了事情发生之前的样子,慢镜找出了事情发生之后的样子,当这两面镜子放在阿捷赫公主面前的时候,她看见了自己闭着的眼睛,也看见了自己死去的样子——因为她的眼睑上写着哈扎尔毒咒字母表,这些原本用来在熟睡这个最危险的时间保护自己的字母,却变成了杀死自己的符号,而这样的死必定带来那个虚拟的母亲形象的死,欲再生一次,却是自死一次,“她是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字母的同时打击之下与世长辞的……”

而阿姆勃拉姆老爷的第三个儿子佩特库坦,是没有生母的孩子,当勃朗科维奇用泥把他造出来,为的是赋予他生命和活力,不管是给他读的第四十篇圣诗,还是“教他用左眼阅读一本翻开的书中的一页,用右眼阅读另一页,教他用右手写塞尔维亚文,左手写土耳其文”,但实际上,对于一个没有生母的孩子来说,他一定是在死亡的路上行走,那两心相悦的卡莉娜像是扮演佩特库坦缺失的母亲的角色,她是死亡的象征,她是母性的考验,“倘若死人误将佩特库坦当成有血有肉的活人,那就证明我的实验成功了。”而最后在罗马露天剧场里,那死亡的试验以卡莉娜的自噬和他食作为终结:“她狂叫一声,认出了佩特库坦,随即将他的身体撕烂,狂吸他的血,再把他的尸骨抛向阶梯座位—一那儿的亡灵朝这堆尸骨扑将过去。”

而“行骗时用罗马尼亚语,沉默时用希腊语,算钱时用远犹太语,在教堂里唱诗时用俄语,深谋远虑时用土耳其语,在他们想杀人的时候方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塞尔维亚语”的勃朗科维奇收罗钱财的意义就是用胡须的颜色来分析遗产,长橙红色胡须的继承人代表着母系的遗传,而他们必须在长黑胡须的继承人面前作出让步,因为黑胡须代表着父系血统,所以白天睡晚上醒的勃朗科维奇颠覆者那本辞典的编纂意义,“他不愿老操一种语言说话,而是不停地更换,就像更换情妇一般”,而从初版而来的希腊文的第二版,必定隐含着某种对母系血统的替换,隐含着对于作者的背叛,“他身旁永远不会有两件一模一样东西:每件物品、每头牲畜、每个人须来自不同的村庄。”不同的意义,也来自不同的文本,不同的子本,不同的梦境。

但是以撒洛·苏克博士为什么以阿拉伯语文专家解析哈扎尔历史的时候,会最终遭遇那把在嘴巴里隐隐作痛的钥匙,“使他惊讶的倒不是钥匙怎会跑进他的嘴巴,而是另一件事。按他判断,这把钥匙至少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一千余年的历史复活的时候,就是哈扎尔这个古老部族回忆的开始,那带着母亲转化的遗传特征让他得到了钱币后面的密语,两个字已经拼出:阿捷,而第三个字母却在金币钥匙上,但是在没有金币钥匙的1982年,苏克博士最终被人用枕头闷死在伊斯坦布尔“金斯顿”宾馆——那所缺字母就是犹太字母表中的神圣字母,是犹太教唯一真神的最后一个字母“赫”。命运如同被写好的预言,“铸有‘赫’字的钱币会带给人们死亡”。就像许多世纪以前,再快镜和慢镜之间自死的阿捷赫一样,成为1982年一段没有母本的现实。

1982年是母系转化失败而告终的年代,是死亡符号被发现的时间,也是那个被隐藏的魔鬼吞噬皈依的灵魂的纪年。谢瓦斯特·尼康,这个据传是撒旦居住在巴尔干摩拉瓦河畔牧羊犬谷时用的名字,就是某种邪恶的化身,“通向真正的未来(须知还有虚假的未来)的唯一正确之路就是你为之心惊胆战的路。”谢瓦斯特·尼康在1670年说的这句话就是代表了一种魔鬼生命的重生,这个身上应是尾巴的地方却长着鼻子的人曾说前世就是犹太教里的魔鬼,但是在那年秋天,他雇了另一个人杀死自己,从此可以从犹太教地狱转入基督地狱,从而投入人世,改为撒旦效劳,而成为阿勃拉姆朗科维奇文书之后,他直言自己就是撒旦,“我只想提醒你们,我属于基督教世界的阴曹地府,属于正教教会的地狱,是希腊国土上的恶魔。……只有基督教教会的代表才有资格审效我,我只承认他们的审判权是有效的。”所以在阿勃拉姆朗科维奇死之前,他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是否真的相信你的教会三百年后还会存在,并像现在一样掌握审判大权吗?”老爷的回答是肯定的,所以尼康·谢瓦斯特说了最后一个预言:“二百九十三年后我们将再次见面,在同样的季节,也是在早餐之后,同样的地点,在君士坦丁这里,你们试着像今天一样来审问我……”

1689年的死亡,在293年之后就是1982年,1982是未来之路,却早在1689年成为一条心惊胆战的路,这路是魔鬼的自死,也是撒旦的复活,而这种杀死自己寻求未来的方式就像是那个母书的解体,早就刻在了不同的梦境里。所以在谢瓦斯特·尼康面前,勃朗科维奇老爷摆脱梦魇的唯一出路便是找到那个称作库洛斯的陌生人,那个在他的梦中经常出现的常客,也只有在梦中,他们才能合成一个整体,才能学会阅读。所以1982年的那场死亡事件其实就是揭示了母体的背叛和覆灭,在如梦的世界里呈现另一种预言的形态。所以在1689年达乌勃马奴斯的母版图书被销毁,也就意味着三种子书的诞生,而这三种子书就对应着哈扎尔命运相关的三种宗教,三种颜色。而其实,不管是红书,还是绿书,或者是黄书,都变成了读者相关的书,不同的编撰者其实就是那本浸满了毒汁的初版图书的不同阅读者,所以在三种《哈扎尔辞典》里,不同的辞典解释着那个哈扎尔大辩论,而每种宗教的笃信者也从自己的角度书写着符合自身的文本。希腊人把哈扎尔最后改信的宗教说成是基督教,阿拉伯人把最后改信的宗教说成是伊斯兰教,而犹太人当然把哈扎尔的宗教说成是犹太教,而其实,在这三种不同的记述中,存在着某种杜撰,比如伊斯兰的辩论着法拉比·伊本·可拉,在史料中记载,他根本没有到过哈扎尔宫廷,因为他在旅途中被人用毒药害死了。

在大辩论中,基督教的红书里记载着可汗手握一束树枝,给三个宗教代表看,基督教认为这其实就是一个古老的希腊故事,父亲把树枝给孩子们看,就代表着“团结就是力量”的箴言,而犹太教认为树枝是四肢的象征,当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时,才能保护人的地位,而法拉比·伊本·可拉否定了上述两种解释,他认为此画表现的是一名被判喝下毒药的杀人犯,此人已躺在灵柩台上,在他面前其实是三个魔鬼,握三棍小捧的含义是:倘若三个魔鬼为受害者复仇,杀人犯将难免一死,倘若三个魔鬼不再复仇,他便可保全性命。而在黄书里,这样一个故事变成了可汗的一个梦,在梦里,天神对他说:“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非你的举止。”

三种文本,三个传说,三种颜色,三种宗教,或者这只是关于“三位一体”的隐喻,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以及一段历史被分解之后,三位一体就像“三条冥河把哈扎尔国国土下的三座地狱分开”一样,呈现的却是对于一个整体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自我解构,那本《塔木德》里不是写道:“一他往前走,他的梦便可在三位一体的面前获得解释!”但是,“谁是我的三位一体呢?”或者,“在我的身旁会不会有第二个追逐哈扎尔问题的猎手,一名基督徒,和第三个猎手,一名伊斯兰教徒?”再或者,“在我的魂魄中会不会存在三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在合罕的书稿里这样写到:“任何时候,就如关于创世的典籍中所说的那样,必须三位一体才能成事,仅仅一个人是成不了事的,所以我绝非偶然地在竭力寻找另外两个人,一如另人外两个人必然也在千方百计寻找第三个人。”

寻找第三个人,在历史之外的梦境中,在现实之外的预言里,而这样的寻找注定只是一个不存在的故事,所以正如魔鬼的化身尼康·谢瓦斯特所说,“我只不过翻了翻一部颜色辞典,以这部辞典为起始,读者创造句子和书籍。你也可以用同样方法来写作。”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句子,不同的死亡,对于哈扎尔这个故事的源头来说,恰恰就是一种走向自我解构的结局,就像作者之死一样,历史的源头可能就是一种虚妄,而哈扎尔可能意味着另一种可能,“很可能存在着两种哈扎尔人,一如可汗之外还有国王与他同时存在。”这两种哈扎尔人是白哈扎尔人和黑哈扎尔人,就像阿拉伯文里的“哈扎腊”,意即白鸟和黑鸟,“由此推测,白哈扎尔人可能代表白昼,而黑哈扎尔人则代表黑夜。”而在哈扎尔王国的河流中,就有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流淌的两条河流,“这条河的两个名字与哈扎尔历法的两个年份相对应。”代表着过去和将来,而各种事物皆在燃烧着的时间长河中融化,所以写在那个人身上的哈扎尔年表也清楚地记载着与哈扎尔同名的另一个部落,“人们常常将两者混淆”的结果是“另外的”哈扎尔人却会说哈扎尔语,虽然短暂,但却以一种解构的方式把真正的哈扎尔埋葬在母性缺失的历史中。

白哈扎尔人和黑哈扎尔人,这一个哈扎尔和另外的哈扎尔,谁是真正的本源,谁成为真正的作者?“一个上帝怎能存在于一个女人的腹中,并被她生出来呢?而这个上帝是她根本无法看见的!”上帝之源的女人,是母本,但是这样的母本却将上帝变成了自己的孩子,这是彻底的否定还是另一种宗教的皈依?而哈列维的回答是:“伊斯兰信徒也好,基督徒也好,不管他们谁成为征服者,我的命运注是注定不变的——忍受痛苦。”被生出来的上帝也是痛苦,自死的魔鬼也是痛苦,作者已死,忠实只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那些编撰者、阅读者又何尝不是怀着另一个阴谋?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条条道路通向巴勒斯坦,但没有一条归路。”

没有归途,任何的返回都是死路一条,而在这现实被阻隔的预言里,只有重新长出肉体才可能新生,“头脑和我们自身全存在于思想中。我们和我们的思想有如大海和潮流,我们的肉体是大海中的一股潮流,而思想便是大海自身。”所以灵魂,无非是肉体和思想的床铺,正教圣徒基坦尔的四条皱纹,基督教使者身体里七部分的哈扎尔年表,甚至阿捷赫公主的其中容貌,都在向着那个肉身复活的方向,而在犹太人的记载离,所有的肉身创造就是通过字母探寻的人类始祖:亚当·喀德蒙,“哈扎尔人认为,每人代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字母,每个字母都代表了亚当·喀德蒙肉身的一部分,这些字母在人的梦里排列组合,并将生命赋予亚当之躯。”而他的肉身却需要动词,动词是逻各斯,是法律,是规则,是操行,是具体行为的保证,而这一切都先于世界的创造,也就是说先于母体,只有先于世界的创造中的一切才可能传递,而名词是在创造之后形成的指称,“梦里的语言不是由名词构成的,语言在梦中只使用动词。”所以哈扎尔可汗在梦中听见的那句话:““创世主看重的是你的意愿而不是你的举止。”便成了关于动词的肉身复活——“意愿在人身上是纯洁的,是神圣的,它是动词,或逻各斯,它作为举止的概念先上举止而存在,而举止是尘世的,它有赛特之名。”

当1982到来的时候,它或者是一个死亡的终点,但更多是另一种复活的起点,金斯顿宾馆的那件凶杀案不是只死了一个叫做阿布·卡比尔·穆阿维亚的人,那个孩子拿起枪朝着穆阿维亚博士开了一枪,在开枪之前,他说:“把嘴张大,省得我碰坏你的牙!”而这种小孩杀死博士的奇案像是对所谓“弱小民族使用恐怖手段威吓强大民族”的那种民主的反叛,但是这桩谋杀案的证人在回答自己是谁的时候,答案是“我是哈扎尔人。”一个消失了的民族,一个消失了的词语重新出现在293年之后的审判中,但是哈扎尔人使用的却是以色列护照,这是另一种皈依还是背叛?而在穆阿维亚被枪杀的那一刻,以撒洛·苏克也死在这一家宾馆里,舒利茨夫人用枕头将他闷死,这个经常给另一个自己写信的女人似乎找到了那个两个大拇指女人的下落,“我们臆想中的牺牲品搭救了我们,使我们没有死去。”她的信的结尾那一句一成不变的话,像是救赎。而在苏克博士的房间里,有一枚写着“1982年10月2日”的蛋终于被打碎了,“这蛋里有你生命中的一天,这一天就像蛋里小鸡雏,能否破壳而出决定于你。”而这重生的日子里还有那一把很特别的钥匙,柄端是金币的钥匙,能打开“金斯敦”宾馆服务人员宿舍的房间,而这间房间的女招待叫维吉妮娅·阿捷赫。

八世纪的王国、民族和宗教,十七世纪的母版《哈扎尔辞典》,以及二十世纪的谋杀案,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范围里,不同的历史体系里,而不管是快镜还是慢镜,不管是阳本还是阴本,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当梦在死亡和醒来之间,当书在左手和右手之间,唯有扔掉了作为整体的那本书,“他和她一样,也在浪费时间阅读同一本书,他也感到了孤独。”是的,这是动词的新生,这是动词的约会,这是动词的破坏,而从迷障的词语森林里想遇到动词,就必须舍弃名词,舍弃被命名、被书写、被修纂的文本,舍弃十万个词语的辞典——名词的大海里,没有作者,也没有读者。

罗生门

编号:C41·1991005·0503
作者:(日)芥川龙之介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9年2月第一版
定价:15.50元
页数:349页

鲁迅对芥川龙之介的评语是:“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这位日本大正时期的作家用现实的笔触反映现实的矛盾与苦闷,用浪漫的情调营造社会的软弱与无助。芥川龙之介用自己的生活证明了这些时代的弊病,甚至在无能为力中看着自己死去。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与自己一样找不到一种解救的方法,沉郁、绝望笼罩了小说,《地狱图》、《烟草和魔鬼》、《某傻子的一生》,芥川龙之介复活了日本另一种文学创作手法。本书为“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一,内收小说27篇。


《罗生门》:我也可以用手枪“自活”

 

仆人当然不知道,老太婆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所以,从“合理性”来说,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应该属于善还是属于恶。
——《罗生门》

仆人面前是没有变成尸体的老太婆,是罗生门上没有熄灭的那颗火苗,仿佛是死尸遍地世界里的唯一生命,仿佛是照亮灾难生存的唯一一盏明灯,但是这看似希望的一切却只是为了寻求“合理性”,合理性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一种内心挣扎出来的借口,所以即使是划分为善与恶两个世界,仆人也不是站在道德的最低点,也不是以最卑鄙的行为求得自己的存在。“合理性”变成了一个说服自己的借口,变成了拿起刀执行的意志,变成了不选择饿死而当强盗的理由。

在地震、旋风、火灾、饥馑灾难接连不断的岁月里,人已经单纯变成了一种是否活着的存在,东京的罗生门的堆积如山、没人认领的尸体,无非是人最后沦为和狐狸、盗贼一样丧失了尊严的物,所以“为了摆脱毫无指望的困境,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选择什么手段了。”但是没有时间考虑选择什么手段对于一个还活着的仆人来说,却依然要面临选择,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这是仆人对于善恶的一种本能判断,饿死而不做强盗,虽然说不上是善,但也绝不是恶,而做强盗,当然可以凑延残喘地活下来,但是在这个没有食物的困境面前,做强盗就意味着要盗取别人的东西,要损害别人的利益。

所以罗生门城楼上那点着的灯火无疑变成了仆人看见“合理性”的一个希望,而这个希望看上去是老太婆自己成全仆人的,不如说仆人自己说服自己而变成了一种正当的理由。“矮小、瘦弱、白发、像猴子似的老太婆”无疑也是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她却以拔死人的头发来维持生计。很显然,老太婆的世界里也有过对于善与恶的选择,“说实话,拔死人的头发,也许是缺德的事。可是,对这些死人这么干,那倒也活该!现在我拔头发的这个女人,她把蛇切成四寸来长,晒干了拿到带刀的警卫房去当干鱼卖呢!要是她不得瘟病死了,大概现在还在干这买卖呢。”似乎是一种关于命运的类比,女人虽然死了,但是如果活着,她也会和老太婆一样做一些缺德的事,所以按照这样的推理,女人死了,老太婆当然可以没有道德约束下拔她的头发,这就是一种“合理性”——“所以,现在我干这个,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坏事呀!我要是不这么干,那也得饿死呀!”

因为没有选择,所以任何选择都会在自我意志里找到合理性,正是老太婆的这种“启示”,才真正打开了仆人关于合理性的选择,仆人如果不干强盗的事,也只能饿死,所以真正变成强盗,按照老太婆的解释,“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坏事呀!”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是正当的,因为是正当的,所以最后反倒充满了一种勇气,一种不饿死要当强盗的勇气:“那末,我剥了你衣服,你也用不着恨我了吧!我要是不这么干,我也就饿死了!”一盏灯光,一个活人,支撑起了频死的仆人一种活下去的勇气,女人因为做过坏事死去之后被老太婆拔去了头发,老太婆因为做过坏事而成为仆人建立“合理性”世界的一个借口,在这个只有活下去的意志里,善与恶的分解到底存不存在?或者说,在死亡边缘人的存在是不是因为“合理性”而取消了道德意义?

道德的善与恶似乎总是被截然分开的,《蜘蛛丝》里的犍陀多,本来是一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大强盗,是站在恶的这一边,但是因为他有一次没有杀死一只蜘蛛,所以释迦牟尼想要将他从地狱里拯救出来,而拯救的方式就是用蜘蛛丝。但是当犍陀多紧紧拽住蜘蛛丝,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时候,他发现底下有成千上万的罪人跟着他一起往上爬,而这微弱的蜘蛛丝似乎不能承受众多人的解救,所以犍陀多害怕要重新坠回地狱,“喂,你们这些罪人,这根蜘蛛丝是属于我的!是谁允许你们向上爬的?给我滚下去,滚下去!”而当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本来的善又荡然无存,他又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恶人,“犍陀多只图自己一个人逃离地狱,他没有慈悲心,于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又重新堕入地狱。”

善与恶在犍陀多身上有过转变,没杀蜘蛛是善举,所以有了用蜘蛛丝爬出地狱的机会,但是把众罪人踢下去的时候,他又丧失了慈悲心,重新沦落,不管如何变化,似乎在这个充满寓意的故事里,善与恶是泾渭分明的,这或者也是一种“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似乎更多在绝对意义上,在现实里,道德到底体现了多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轮回呢?或者说,在合理性意义上,道德是不是只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甚至合理性超越道德而成为个人意志的理由?

芥川龙之介:在自己的罗生门里看见了合理性

《疑惑》里的中村道玄在地震过后幸存,但是当他看见妻子被压住的时候,在他面前的选择似乎只应该有一种,那就是竭力去抢救,这是道德上的善,但是在充满矛盾的时候,善的唯一性似乎就会发生动摇,地震造成的火灾似乎正在靠近不能动弹的妻子,虽然妻子声嘶力竭地呼救中村道玄,但是在个人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中村道玄似乎面临着救援无果的结局,甚至他担心即使救出了妻子后面的大火也会重新将她拉向死亡,甚至是两个人都不会活下来,所以在妻子最后无望的呼救中,他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竟然顺手捡起地上的屋瓦,朝妻子的脑袋狠狠砸下去。不是意志驱动着他这样做,而是他在丧失希望中无理性的选择,似乎在叫“你就死吧!”又似乎是在叫“我也将死!”这是现场的迷惘,而当重新活下来失去妻子的时候,对于中村道玄来说,似乎依然不能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与其被火活活烧死,我想还是动手杀死她。”这是一种合理性的解释,所以他一方面认为自己会得到一些人的同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自己早已对妻子有了杀意,只不过是这一场地震造就了机缘,所以在这样的合理性面前,中村道玄给出的解释是:“即使我不当场杀死妻子,她也一定会被火烧死。这么看来,杀死妻子一事也构不成我多大的罪恶。”但是合理性在道德的纠葛中,在清醒之后却又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妻子是被屋梁压住了,但我是不是怕她万一有得救的可能而砸死她的呢?要是我不砸死她而听其自如,也许妻子会像备后屋的老板娘那样遇上机会而九死一生。可我却用屋瓦惨无人道地将妻子砸死。”

在中村道玄的讲述中,似乎合理性一直成为那场杀妻行动的原则,但是正是合理性更多变成了借口,所以才有了内心的谴责,才有了无法摆脱的痛苦,所以合理性有时候是不彻底的,它仅仅是借口,仅仅是逃避,仅仅为了某种目的。《地狱图》里的良秀“以本朝第一画师自居”,傲慢自尊,目空一切的他似乎有着某些道德的恶癖:吝啬、冷酷、无耻、懒惰、贪婪。但是在他内心也有善,那就是对女儿的爱护,但是在堀川老爷家做侍女的女而却和良秀骨肉分离,实际上,在良秀的善之上有着另一种权势的恶,这种恶让他无奈,甚至让他的善泯灭,而当老爷让他画一幅地狱图的时候,他作为惩罚提出的要求是在一辆烧着的蒲葵车里,捆绑一个贵妇人,让贵妇人在火焰中痛苦死去,这样才能真正画出一幅地狱图。老爷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是当他准备作画时,才发现车里的那个被捆住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一方面是老爷代表的恶,一方面是自己最高画艺表现的地狱图,良秀的痛苦是在合理性面前而成为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车子点着了火,女人在里面无法逃脱,在熊熊火焰中痛苦挣扎,最后被活活烧死,这是真实的地狱图,对于一个毕生追求艺术最高技术的良秀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但是身为女儿却要做出这样的牺牲,对于良秀来说,无疑是另一种无法宽恕的恶,但是在这合理性面前,为什么不能放弃?为什么在恐惧、悲哀、惊吓中无法退出?地狱图的合理性是让良秀真正成为第一画师,“恐怕不论是谁看到了那幅屏风,哪怕是平时多么憎恶良秀的人,也会被不可思议的庄严之心所打动,而真实地感受到烈火炽腾的地狱里的大苦大难的缘故吧。”艺术的最高境界,或者是尊严的最高实现,但是独生女儿临终的痛苦却把良秀从合理性带向了道德的最低处,甚至比不上那一只冲进火焰里的猴子,所以完成了合理性而沦丧了道德的良秀第二天夜里选择了自杀,“使独生女儿先死去了的良秀,大概是不堪在悠闲的生活里活下去的吧!”

合理性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安慰,《鼻子》里的禅智内供因为对于自己超长的鼻子的痛苦而选择了各种方法来缩短鼻子,最后是成功了,但是却招来了另外的嘲笑,“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怎地觉得若有所失了。”所以禅智内供又恢复了长鼻子,并且以为“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笑我了”;合理性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父》中的能势当看到自己落败的父亲来看他的时候,他竟然对同学说,“那家伙吗?他是个伦敦乞丐。”合理性是一种盲从的心理,《龙》里那块“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的告示牌是无中生有的骗局,但是众人却都说在那天傍晚看见了黑龙从水池里穿过云彩升上天去;合理性也是对于真相的遮蔽,《竹林中》不管是旁观的樵夫、云游僧、老媪,还是当事人的多襄丸、女人和丈夫,也都在自己各自的述说中,说出了故事的“合理性”,但是那个死亡案件里到底是谁杀死了女人的丈夫,却一直是个悬案,或者说,无论是谁,都在制造着属于自己的合理性,每个人的合理性又建立了善与恶的世界,不管是背叛还是谋杀,不管是软弱还是罪恶,都在这种各自的合理意义上逃避了惩罚。

而实际上,在合理性上建立的秩序,不管是自我安慰还是对现实的逃避,不管是盲从还是谋杀,其实都指向了精神的沦落,都面临着一种人生的困顿,就像《戏作三昧》里的马琴,陷入到的就是一种无法自我认同的痛苦,而他把这种痛苦转移到对于“死亡”的向往中,“但是这个‘死亡’却不像过去威胁过他的那样有恐怖的因素;犹如映现在桶里的天空,它是那么宁静亲切,有一种解脱了一切烦恼的寂灭之感。倘若他能够摆脱尘世间所有的劳苦,在“死亡”中永眠,像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似的连梦也不做,那他将会多么高兴啊。”在生活里精疲力竭,在精神中空虚颓废,在灵魂里痛苦挣扎,所以在这样的人生中,似乎需要寻找一种合理性,而《水虎》世界里仿佛就是一个远离人类的存在,这里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制度,“我们人类当作正经的,水虎却觉得可笑;而我们人类觉得可笑的,水虎却当作正经。比如说,我们人类把正义啦,人道啦,奉为天经地义;然而水虎一听到这些,就捧腹大笑。”

但是这样的一个充满寓言意义的异域社会,却并非是一个乌托邦,这里也有战争的威胁,也有痛苦的人生,也有荒唐的制度,作为对于现实的一种超越,水虎诗人托喀似乎在一种“社会主义者”的世界里为艺术而艺术,甚至把自己当成是凌驾于善恶的超人,这是一种合理性,自我构建的合理性,但是在社会面前,这种合理性却是脆弱的,政府对音乐禁演,每月发明新机器从事生产,而解除饿死和自杀也需要通过国家来解除,所以水虎国无非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哲学家马咯所写的《傻子的话》似乎正是对于当时日本社会的一种映射:“任何人也不反对打破偶像。同时任何人也不反对成为偶像。然而能够安然坐在偶像的台座上的乃是最受神的恩宠者——傻子、坏蛋或英雄。”“矜夸、爱欲、疑惑——三千年来,一切罪过都由此而生。同时,一切德行恐怕也发源于此。”

所以在这样一个道德普遍沦丧、个体意识泯灭的社会里,水虎国的不幸甚至比人类更甚,虽然有作为宗教的生活教,有“生命之树”的神,有寺院里供奉的各种人文主义者的神像,但是在水虎国的合理性里,依然有痛苦,有异化,有挣扎——合理性最终让诗人托喀举起了那把枪,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水虎国里变成刺耳的手枪声,响彻天空。为什么自杀?对于诗人来说,是一种超然,不是死,而是一种活,“如果魂灵生活过腻了,我也可以用手枪‘自活’。”

自杀是为了自活,生与死,善与恶,其实在不同的合理性里找到了理由,但是在没有绝对的合理性社会里,任何的行动都会变成借口,任何的意志都会走向罪恶,就如《某傻子的一生》中所说:“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所以在痛苦的现实里,自杀变成最具合理性的方法,“他只有在幽暗中捱着时光,直好像是将一把崩了刃的细剑当拐杖拄着。”是的,在这个不是发疯就是自杀的时代,在这个处处是合理性却荒谬的社会,命运的毁灭才是最接近自身的合理存在——1927年7月24日,35岁的芥川龙之介在他的卧室里服下致死量的巴比妥自杀,枕边放着圣经和留给这个合理性世界的遗书,在那一篇《给老朋友的信》中他说:“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不安呢?”

诉讼笔录

编号:C38·1990826·0498
作者:(法)勒·克莱齐奥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8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60元
页数:261页

希望能抓住“读者的感觉”的克莱齐奥第一部小说就塑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亚当·波洛,这个远离于社会的青年让自己在一种原始,非人化的生活中呼吸,他对文明社会的排斥与否定就是克莱齐奥自己的观点,这位写作过《战争》这部实验小说的作家,矛头永远指向人类社会的危机与痛苦。但是,克莱齐奥仍希望将他的小说当作虚构的东西,仅仅需要阅读的感觉,他就心满意足了,但显然仅靠亚当·波洛这个人物来达到目的,他肯定要失望。

在路上

编号:C55·1990712·0491
作者:(美)杰克·凯鲁亚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8年9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442页

信仰天主教、踢过足球,入伍被除名而退役、染上毒瘾……凯鲁亚克用自己实践创造了一种传奇,而这部自传体的小说则塑了像自己一样的“跨掉的一代”,凯鲁亚克狂荡不羁的性格使他的小说在即兴中写作,《在路上》的流浪奇遇永远是在现在时态,横越美国大陆的冒险经历到头来仍只能回到现实,这种逃避的心态成为凯鲁亚克永远的心病,这位与“豪叫”派诗人金斯堡为友的作家于1919年病逝,一种传奇经历的结束意味着“跨掉的一代”以及“在路上”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墓志铭是:“他赢得生命的尊重。”


《在路上》: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

 

上帝存在着,我们看见时光在流逝。从古希腊开始出现的许多事,几乎无一不是荒谬的,生活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许多事是不能几何学本身或者几何学的思维方式来判断其正确与否的。
——《第二部》

狄安·莫里亚蒂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定有着某种迷惘,一种现实在时光流逝中无所逃避的迷惘,但仅仅是一闪而过,那种迷惘便被肯定所取代,连同上帝也被自己取代。是的,现实的荒谬写在每一个发生的历史阶段,也写在即将到来的生活里,它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似乎消融了种种的渴望,似乎在被计划的人生里变成一个没有可能的句号,但是这种毫无曲折和变化的存在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次生存的劫难,像几何学本身一样,是可以被书写,可以被证明,可以被预知,可以被感受的,人生的未知成了已知,一生也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逃离的计划。而要将这种确定的荒谬重新变成未知,对于狄安·莫里亚蒂来说,就是遇见另一个上帝,甚至是创造另一个上帝,而这一个上帝在他眼里没有预言,没有计划,没有证明,像一个幽灵一样,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自己寻找、自己行走,又最终放弃的路上,没有尽头,没有目的,只有离开。

荒谬只不过是在另外人眼中被看见,对于狄安来说,他看见的是自己,是自己的上帝,是渗透着流浪情结的莫里亚蒂家族的一员——父亲从丹佛的吉格斯·巴福特酒吧走出去之后,似乎就消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那醉酒的感觉像是一个虚构,但对于狄安来说你,却是一个早就被看见的现实,“他常常去那儿喝酒,总是醉醺醺的,被老板痛骂一顿,然后跌跌撞撞走出酒吧”,而对于父亲的某次寻找,在狄安看来,只不过是接近这个荒谬的中心,然后积聚一种反抗和逃离的勇气,如此,便像完成了一个家族的史诗一样,把自己完全写了进去。

“是的,狄安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寻欢作乐、消磨时光就是神圣,就是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被置换成醉酒和逃离,被置换成寻欢作乐和消磨时光,被置换成“在路上”,就是在背离几何学的人生,背离逻辑,背离计划和证明,而在充满幻想的经历中,狄安似乎要用一切对生活的渴望和对那些对他不屑一顾的人的欺骗来重建生活的秩序,所以他偷车,所以他吸毒,所以他和不同的女人上床,所以他骗人,所以他在路上。他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年轻囚徒”,而他试图寻求的是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可能,这是由人生假设组成的诸多刺激和诸多故事,是“是令人神往的事”,用知识分子的腔调咬文嚼字,在别人看来依然是语无伦次,依然是傻里傻气,也依然是荒谬,但是却是重建一种非几何学的人生意义,只要上帝存在着,这个世界就会有荒谬的秩序,就会有不迷失的自我,就会有像自己一样幽灵般的跟随者。

“不过,一个幽灵又同我在一起了,这幽灵的名字就是狄安·莫里亚蒂,我跟着他又要上路了。”那个跟随者就是我,萨尔,坐在书斋里完成小说的作者。作者这个身份属性似乎可以将一种固定的生活态度明白无误地写在文本里,呆在家,呆在自己的城市,然后安静地写完小说,然后发表,然后“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返回学校学习”。这是我的生活轨迹,而其实,在我的故事里,荒谬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和女孩结婚,睡在舒适的床上,面对厚厚的手稿,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来说,需要的也是一种背离,一种逃避,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于“在路上”更多是向往,更多是想象。“未同狄安相识前,我常梦想到西部去游历,不止一次地在脑中盘算这桩事,可就是从没上路。”从未上路的现实就是在荒谬和计划中左右为难,就是在一部书里完成历险完成流浪,完成对生活的有限颠覆。而狄安的到来似乎为我打开了那个通往未知世界的路口,如此诱惑,如此神往,如此成为一个梦境。

杰克·凯鲁亚克:人生总是燃烧、燃烧、燃烧

在和狄安上路之前,我在听说的状态下开始了自己的在路上生活,而那时,我和妻子也离婚了,似乎把梦想变成现实已经完全具备了可能,但是对于我来说,未知的世界里远没有目标,一切只是为了逃离而逃离,为了荒谬而荒谬。当我告别了完成了一半的手稿,告别了那个有着舒适床单的家,告别了纽约,挎上帆布旅行包,揣着五十美元,便开始了西海岸之行。“这是我伟大旅程的第一天,我本该朝西。那才是我所期待的目的地,可我却在往北。”目标其实是模糊的,前方只是一个逃离现在的方向,无论是朝西还是往北,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盲目的背离,“我并不惊恐;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的一生行踪无定,如游荡的魂灵。我横穿美国大陆的旅程只完成了一半。我在东部度过了青年时代,我将在西部追寻未来。”把自己当成陌生人,走在陌生的路上,我似乎还没有狄安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向往,只是想在一种追寻的未来里看见自己,而这样的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影子。

自己的影子,是城市的影子,也是生活的影子,当我千万百计搭车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陌生城市是“恐怖的丛林”:“人行道上聚集着这个国家最放不羁的人,他们踯躅在南加利福尼亚柔和的星光下,直到星星在一大片荒芜的宿营地上那棕色的光圈中隐没。”而在这个“确实犹如荒漠”的洛杉矶,我想到了自己的纽约,似乎只要离开就会觉得纽约才会“让人产生某种怪诞得近乎疯狂的感受和相互关切之情”,但是当我和偶遇且上床的女子特里分手之后重回纽约的时候,却又发现纽约的恐怖:“车流如潮,正值交通高峰期,我那历经长途跋涉、对一切感到陌生好奇的目光又看到了纽约难以言述的疯狂,骚乱的喧嚣,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赚得一个子儿终日奔波,做着疯狂的梦——掠夺、占有、失去、叹息、死亡,就这样,为在离长岛不远的那些可怕的城市公墓里寻找一块栖身之地。”每一个城市,都不是永远的恐怖和荒谬,只有远离它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想要回去的欲望,而这种想要回去的想法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适应,无非是没有真正想过逃离被背叛,无非是被过去的自我牵制着。

爱情似乎也一样。当我在路上的时候,每当我看见一个我所喜爱的姑娘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就打心眼里感到一阵痛楚。而当我和离开丈夫和孩子出走的特丽相遇的时候,起先是双手握在一起的甜蜜,是在旅馆里的快乐,是打消了痛楚的满足,可是我却在得到的时候,“忽然冒出了这样愚蠢的念头,犹如患了妄想症一般:特丽莎或特丽——她的名字——准是个干皮肉营生的女人,为捞几个钱,在公共汽车上勾引嫖客”,而特丽似乎也在一种质疑中脱掉了衣服,用身体来温暖彼此,“一小时前,我还怀疑她是妓女。太不幸了。我俩都完全失去了理智,彼此不信任。”在没有得到的遗憾中,是痛楚,而在到来的现实里,却充满着怀疑,就像那个离开又返回的纽约一样,到处是无法安全走出的影子,到处是自我的羁绊,而一个人离开特丽回到纽约,也从此将一种可能的寄托变成了背叛。其实对于我来说,那几何学的人生似乎明白地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想同一个姑娘结婚”似乎是我的一种理想,一种并不需要在路上的归宿感,“同她在一起,身心会有所寄托,直到我们俩老态龙钟。咱们总不能老这样天胡思乱想,四处游荡。咱们总得找到过夜的地方,去寻求些什么吧。”而其实,这样的梦想,这样的计划,并不是“在路上”流浪的真谛,甚至是在解构着狄安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向往。

“在路上”似乎要变成一次成长,要变成一种人生,要变成一个归宿,“……我与之交往的人只是那些疯狂的人,他们为疯狂而生活,为疯狂而交谈,也疯狂地寻求得到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东西。这些人从不抱怨,出语惊人,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我似乎在搭车流浪的经历中慢慢燃起了疯狂的火焰,似乎在狄安的世界里慢慢发现了理想,似乎在一无所有中慢慢看见了长夜里消失的星星。西部狂欢节是疯狂,北普拉特市的空气中又疯狂,绝技竞演会里也有疯狂,第一次搭车的那个开车小伙子,用缠着绷带的脚踩下了油门,横冲直撞中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完成了历险,“今天早晨才断的。那个混蛋要我住院,我拿起行就离开了。不就是一个脚趾吗?”受伤而不住院,却在那路上加速行驶,对于我来说,这是对于身体极限的疯狂,而在遇见狄安之后,我才发现在狄安身上有着更多的疯狂——自我的疯狂往往和现实的荒谬成正比。

狄安或者离婚,或者结婚,对于他来说,似乎那婚姻的束缚早就不存在了,在丹佛,他和玛丽露疯狂做爱,“两人又和好如初。玛丽露是狄安真心爱过的姑娘。”但是到了旧金山之后,狄安又将我和玛丽露抛在了城市里,自己去了妻子卡米尔那里,“狄安这家伙为了他自己,随时都可能把你扔下不管。”玛丽露的愤怒和尖刻是对狄安的爱,却也是一种不羁。而狄安在卡米尔的身边并非是为了一种恒定的婚姻,“狂放不羁的莫里亚蒂现在居然成了一个让人取笑的话柄。他妻子为治愈他拇指的伤口,得每天为他打青霉素针,而这又引发了荨麻疹症,因为他一打针就过敏。”甚至最后被卡米尔赶出了家,对于狄安来说,也并非是人生失败的证明,那受伤的手指无非是自己离开的借口,“在路上”的生活又让他找到了另一个妻子英莱茨,“英莱茨和卡米尔还相互写信,谈到狄安的怪癖什么的。”甚至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变成了他生活的方式之一,而对于这样的生活,狄安的解释便是:“伙计,你的路在哪儿?——圣徒的路,疯子狂人的路,彩虹之路,如虹亚特一样美丽的路,还有其他路。不论什么路,对任何人来说,总有这一条路,就看他怎么走。”所有的路只是一条路,所有的女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几个月后,卡米尔就为狄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那可是年初好几个晚上狂热缠绵的结果。而若干个月后,英莱茨也将生下一个孩子。在西部某地,狄安还有一个私生子。他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可仍一贫如洗。”

这是伦理的否定,这是爱情的背离,这也是对于几何学生活的颠覆,所以狄安想一个幽灵地疯狂,所以狄安抽大麻引起幻觉,所以狄安永远在路上,“虽然你对车轮非常恐惧,可你开车的当儿,别担心,车轮会自己转动,不会把你抛出公路,我也好放心睡上一觉。”在路上能让人安心,能让人快乐,能让人看见自己和上帝,而“我觉得一切该了结了——就在这个时刻,我终于明白一切,知道从此该怎么办了。”这是一次启蒙,这是一种超脱,这是一个梦境,甚至在我、狄安和玛丽露之间上演了三个人的游戏:“ 人世间这三个孩子,在这样的夜晚要想干出什么事儿了,他们居然试图在这包围着他们的黑暗中,承载过去年代积存下来的一切心理重负。”而在大路之上,狄安甚至叫我和玛丽露脱光衣服,“让太阳晒晒你们的肚皮”。玛丽露脱光了衣服,吸引了路过的司机观看,而这一切对于真正的流浪者来说,却是抛却世俗的努力,是自我疯狂的开始,他们以荒谬对待荒谬,以疯狂制造疯狂,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自我,寻找上帝,寻找另一个被隐匿的世界。

“凡夫俗子,一文不名的远比在天堂拥有威名者更心安理得。到底何谓天堂?何谓尘世怎么看都行,一切都存在于心灵之中。”心灵不在纽约,不在丹佛,不在美国,墨西哥之行则把这样的疯狂推向极致,从丹佛到边境的拉雷多,超过一千英里,从边境进入墨西哥城,需要行驶七百六十七英里,“这将是一次最激动人心、最具有冒险性的旅程,不再是从西部到东部,而是到梦幻般的南方。我们仿佛看到自己正在穿越整个西半球的崎岖山地,驶向火地岛,顺着蜿蜒曲折的公路进入异域,眼前展现出奇妙的景色。”仿佛是一次突围,离开美国离开故乡离开生活,那数字和城市组成的路线仿佛是人生最精彩的一次超越,尽管狄安有着不同的孩子叫他爸爸,尽管我有着厚厚的书稿需要出版,尽管斯坦的老人苦苦哀求他别走,但是走向美国的尽头似乎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在路上,经过得克萨斯州尽头,在路上,经过蒙特雷城郊外,在路上,抵达墨西哥城,大麻、妓院、女人和曼波舞曲,组成了在路上的风景,“把过去的一切都他妈的统统忘掉,眼前这片土地的一切都太新鲜、太有趣了。咱们多年来不顺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都算不得什么——现在总算到头了!咱们什么都不用担心,就这样往前开吧。“这是另一种荒谬,这是另一种疯狂,这也是另一种非几何学意义的人生,而身处在异域之地,我们也仿佛成了闯入者:“他们知道古老的地球上谁是生活的主宰者,谁是承继者,因此才不置一词地望着我们。当一场灾难降临到古老的世界,非洲阿拉伯人的天启书如同以前曾有过的许多次那样,将会再次出现,人们将像从前那样,再一次从墨西头或巴厘岛的洞穴,以同样惊奇的目光抬头凝视。人类历史又将从那儿开始,亚当将会嗷嗷吸乳,从头开始生活的一课。”谁是主宰者?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美国的文明是一种异构,而这种异构却像极了征服,像极了灾难。实际上,超越国境对于流浪者来说,并非具有真正的启蒙意义,也并非是陌生力量的远征,在延续的荒谬和疯狂中,告别美国其实更多是一次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我才明白,我此刻正置身于墨西哥,这儿可不是天堂,这是在大白天做的一个色情梦。”

“我们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逃离是为了投入这个迷离的梦境?疯狂是为了张开所有的欲望毛孔?在别处的美国,其实是另一个被遗忘的现实,在路上的生活,其实也并非是一个避难所,我开始发热开始生病,而狄安终于也被荒谬和疯狂的自己拉回到了现实。“他给英莱茨拍去电报,让她为他订飞机票。于是,他乘飞机回到纽约。一到纽约,他便手持离婚证明同英莱茨去约瓦克结了婚。晚上,他告诉她万事顺利,让她别担心,他说一切都顺理成章,除了难以预料的劳苦,没什么可忧虑的。然后他跳上公共汽车,又一次一路颠簸着横越美国大陆去旧金山,去见卡米尔和两个小女儿。”人生又被设置成“狄安结过三次婚,离过一次婚,同第二个老婆住在一起”的现实,置换成“让我们迎接它,在相亲相爱中度过下半个世纪,我们都等你回来”的祝福,而我在离开墨西哥城回到美国之后,那个一见钟情的巧克力姑娘,那封写给狄安的一万八千多字的长信,都成为另一种“在路上”的开始,不是难以摆脱现实,而是在路上永远是一次虚构,永远是疯狂地寻求拯救却又疯狂地燃烧,在时光流逝中,无法抗拒的荒谬变成了“在孤独中悲惨地衰老下去”,而所有的一切都把自己,把上帝带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身体之外,只有某种思念可以延续肉体之外的逃离,可以抵达永恒的疯狂:

我相信,没有谁,没有谁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怀念狄安·莫里亚蒂,我甚至还想念他的父亲老狄安·莫里亚蒂,我们从来没能找到他。我思念狄安·莫里亚蒂。

世界微型小说荟萃300篇

编号:C98·1990516·0487
作者: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3月第一版
定价:18.20元
页数:583页

结构、字数、结尾都可能构成微型小说的特点,但对结尾的精心构筑才是这一小说体截最关键的特点;含蓄、幽默、回味,都可能是一部短篇小说的关键。许多小说作家对它的定义则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最理想的微型小说类型,这是一部当代的小说选集,编选了5大洲59个国家和地区共300篇微型小说,作家225位。

天方夜谭

编号:C46·1990410·0482
作者: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8年1月第一版
定价:57.00元
页数:1086页

精彩的故事可以让一个暴君停止杀戳,这种传奇正证明了古代阿拉伯人的智慧与力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结构成为东方人展示自身的最好武器.这部流传甚广的故事集集中了冒险、爱情、神话等各种民间体裁。善良、正义可以战胜自生邪恶与欺骗,《天方夜谭》的主题正是一个民族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此书为精选本,共收录21个故事,包括《阿拉丁和神灯》、《阿里巴巴、女奴和四十大盗的覆灭》、《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等。


《天方夜谭》:我一定要听完故事再杀死她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航海旅行,正是这次航行中断了我的旅行欲望。我万分感赞安拉默助我安返故乡。
——《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

七次航海行程,几乎是一生的冒险经历,对于辛迪巴德来说,巴格达是离开的起点,这个起点意味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对于财富积聚的渴求,欲望像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这个敢于冒险的人,但是当第七次航海之后,当二十七年的历险之后,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点画上了句号,这是欲望的终止,而在更大意义上则是找到了物质欲望覆盖下的信仰,越过七重天而看到了安拉的光辉,是宗教的皈依让他返回,所以当这个以物质的占有、惊险的满足为起点的航海最终以“回家”的方式画上句号的时候,是一种真正的救赎。

《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其实提供了古代阿拉伯人生活的一个样本,从身份上来说,辛迪巴德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在日益开放的时代,商业社会的意义就在于财富的积累,而起先辛迪巴德的生活,就是在父亲的遗产中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那些钱财、房产和庄园并没有给辛迪巴德带来一劳永逸的生活,“我长大成人,这些财产全在我的掌握之下,我吃香的,喝辣的,交朋会友,衣饰华丽,整日和好友一道吃喝玩乐,自信好景长在,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消费式的继承,其后果很明显就是会被挥霍一空。于是辛迪巴德希望通过航海的方式,一是满足远行异国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

这是最原始的欲望,当财富被耗空的时候,必须通过另外的努力重新建立起自己的财富王国,而这也反映了当时阿拉伯日渐成熟的“商业意识”,《商人和妖魔》中的商人就是长长在东南西北跑买卖而拥有了财富,当妖魔要杀他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财富安置放在第一位,“你让我回一趟家,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欠债的还债,欠情的还情,然后我再回来,听凭你发落。”而他遇到的三个老人,也几乎都是商人,父亲留给他们三兄弟三千个第纳尔金币,于是他们开始了财富的积累;而在《贾尼姆和姑图·谷鲁比》中,富商阿尤布的儿子贾尼姆看到过世的父亲给儿女遗留下的财产中,有一百担打包好的垒丝绸、锦缎和麝香,上面的“运往巴格达”字样,更是表达着一种向外拓展的经营思路,就是把准备好的货物运往巴格达销售,贾尼姆按此方式进行了双边贸易,最后获得了双倍利润;
《拉丁·艾比·沙马特的故事》中的拉丁·艾比·沙马特是商人夏姆土丁的儿子,夏姆土丁是赫赫有名的开罗商会会长,是阿拉伯人的头领,当拉丁出生之后,他所需要的不是父亲的财产,而是一种经营的思路,“让他带我到市场去,为我开一间店铺,教我如何买卖经商吧!”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贸易的时代,正如《阿里·沙林和女奴祖姆鲁黛》中,呼拉珊国的商人买吉德临死之前对儿子说:“要知道,一个人的价值是靠他拥有的财产来衡量的。”因为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财产上,所以要求儿子不能挥霍,挥霍意味着下贱,意味着对于安拉的亵渎,所以从财产的来源和最后归宿来看,都是神赐的一部分,都体现着一个人的生存价值。所以当辛迪巴德在挥霍中过日子的时候,才猛然醒悟,对于财富,必须守护,更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创造。

七次航海旅行,对于辛迪巴德来说,财富是在逐渐积累,他第一次旅行带了卖掉了所有而换来的三千第纳尔出发,一路冒险也运回了异国的货物,最终在巴格达交易,“我买了许多奴仆、婢女,还购置了房产、地产,比原先还要多。”第二次航海发现了粘在肉上的钻石,第四次到达一个繁华的城市获取了丰富的货物,而且在没有马鞍的国度因为制作了马鞍,实现了一种文化的输出;第五次在岛上用椰子换来了桂皮和胡椒,又在阿斯拉特岛收获了马尔沉香,还发现了中国沉香和珍珠……对于辛迪巴德来说,七次航海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海上贸易,也并非是主动地进行文化输出,而是在回到巴格达之后,从商贸世界超越而出,做起了公益之事,第五次航海回来之后,“我把带回来的货物和钱妥善存放,然后开始济孤救贫,为寡妇提供衣食,广泛施舍,向亲人、朋友赠送礼品。”

贸易、文化、公益,这是辛迪巴德航海的意义,但并不局限于此,从他七次航海经历来看,其实都是冒险,甚至是危险,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是遭遇了种种磨难,第一次航海差点被像海岛一样的大鱼吞食,第二次航海遭遇了巨鸟,第三次航海遇到了烧烤众人的巨人,而第四次航海则在陪葬风俗中差点在藏人井里死去,最后在杀死了被人之后夺得了干粮和水罐,才最后得以保命;第五次差点死在“海翁”之手,第六次也几乎在航道不明的海上丧生……种种惊心动魄、令人难以想象的历险故事组成了辛迪巴德丰富的人生,大难不死的意义并非是为了彰显人的强大,而是为了让人真正找到归宿,当第七次航行,在一个每个人都拥有翅膀的城市中飞向天空的时候,辛迪巴德才看到那个七重天,那是安拉的地方,也是超越肉体意义而最终寻找到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一种信仰的力量中,“我万分感赞安拉默助我安返故乡。”

从辛迪巴德的经历来看,商业意识的增强是他选择航海的动力,这是一种时代的写照,但是无论是曾经父亲留给他家财万贯的雄厚基业,还是自己幸运获救而积累的财富,其实都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获得,也就是说,这样的物质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消耗完毕,也正是被消耗,甚至被挥霍,才会无休止地在欲望控制下一次次出海,一次次冒险,所以这里就有一种泛欲望化的问题,而这种泛欲望化的危机也正是当时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欲望不光是为了占有财富,在《天方夜谭》里更多是身体的欲望,《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里充分反映了男女之间的欲望,脚夫的观点是:“要知道女人的幸福得依靠男人才会十全十美。”男人代表着一种征服欲,而女人则在肉体的世界里满足男人,当他遇到那些女郎的时候,完全开始了肉体的交欢,一个大池子了脱光了衣服,然后和女人玩起了淫荡的游戏,身体器官变成游戏之物,大家欢笑,大家取乐,“淫荡鬼”的脚夫把自己叫做:“叫吃桥上的野薄荷,嚼去了皮的芝麻,住艾布·曼苏尔旅店的调皮骡子。”《阿里·沙林和女奴祖姆鲁黛》中的阿里起初也是受到女人的诱惑,专行腐化堕落之事,沉湎于美色之中,“父亲给我积攒下了如此多的财产,我不享用,又留给谁人呢?”这是享用人生的写照,而即使当最后女奴祖姆鲁黛喜爱上了身无分文的阿里,在身体的欲望中,阿里也成为女奴妻子“门户的守护神、神龛的伊玛姆”。

而从《天方夜谭》起源来说,也是因为男女之间肉体的淫荡而产生的,萨珊国国王山鲁亚尔王的弟弟沙赫宰曼,因为自己的妻子和黑奴通奸而杀了她,而山鲁亚尔王本人也是因为妻子和黑奴交欢而产生了仇恨,所以在三年时间里,每娶一个处女,在她被破身之后当夜将她杀死。甚至连那个神通广大的妖魔,也被旁边的女郎诱惑,所以在这个国家唱起的那首歌说:“别信任女人——千万!/也别相信她们的诺言!/因为她们的喜怒哀乐/完全与她们的阴户相关。”《富商迈斯鲁尔和泽妮·穆娃绥芙》中的泽妮·穆娃绥芙是人间少有的尤物,几乎每一个男人看到她都会动心,不管是铁匠、法官,还是修道院的院长、众修士,甚至那些证人,都患了相思病:“所有看见泽妮·穆娃绥芙的人,都深深恋上了那位绝代美人,结果死的死,病的病;即使活着,也整日昏昏沉沉,总是思念着泽妮·穆娃绥芙,深深陷入了单相思的泥坑中。”

“妻子如果与人通奸,我们就有权杀死她。”这是《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的风俗,男女之间的欲望明显是不公平的,而这种不公平更将男女关系带向一种危险的境地,所以在《卡尔·宰曼王子和白都伦公主》中,身为王子的卡玛尔·宰曼不想结婚,他对父王说:“父王啊,我不想结婚,也没有接近妇女的愿望。因为我听到的、在书上看到的关于妇女的阴谋诡计、狡诈欺骗行为实在是太多了。”而身为乌尤尔国公主的白都伦也拒绝婚姻,“父亲,我是永远不会结婚的。我贵为公主,只能统治别人,而不会让一个男人来统治我。”所以在这样两种极端的男女关系中,就需要一种解救,而这种解救就趋向于实现美好的爱情和婚姻。

也许从肉欲中挣脱出来,才能走向那种美好的爱情,所以对于男女来说,爱情世界也像冒险故事一样,需要经历千辛万苦,《赛义夫·穆鲁克和白迪娅,杰玛尔的故事》是关于神和人的爱情,他们从中国到印度,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结束了冒险而相守在一起;《阿里·本·伯卡尔和莎姆苏·纳哈尔》是一对殉情而死的恋人的故事;而阿拉丁和公主巴德露·菩德公主的爱情故事里更有着谋杀、诡计和历险;《卡尔·宰曼王子和白都伦公主》最后的结局是:“为爱而如醉如痴心荡神迷不能自已备受折磨的沙鲁曼国王的儿子卡玛尔·宰曼王子致旷世之殊丽美如天仙的乌尤尔国王的为女儿白都伦公主。”

但其实,当告别了淫荡和色情,当超越了肉体和欲望,爱情的伟大也在于一种救赎,《富商迈斯鲁尔和泽妮·穆娃绥芙》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婚外情的故事,泽妮·穆娃绥芙当初嫁给的是一个犹太人,当他外出做生意的时候,泽妮·穆娃绥芙心里想着的是离开:“这个该死的……上帝是不会让他平安的!他回来,会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打乱的。但愿他永远不再回来!”而这种离开是因为本身婚姻的不合法性,因为泽妮·穆娃绥芙的父亲曾经把留给她的一万五千第纳尔寄放在犹太商人手中,不想泽妮·穆娃绥芙的父亲逝世之后,犹太商人强硬让泽妮·穆娃绥芙成为自己的妻子,所以泽妮·穆娃绥芙的母亲就说:“我怎么能够让她脱离自己的宗教信仰,让她成为犹太教徒呢?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向官府告你。”犹太商人霸占了钱财和女人,更是一个异教徒,所以最后对于这场婚姻的拯救变成了宗教的救赎,犹太商人被设计活活埋死,而泽妮·穆娃绥芙和加入伊斯兰教的迈斯鲁尔最后结婚,让段在道德之外的婚外情因为信仰的皈依而变得合理合法。

而这种宗教的救赎在《天方夜谭》里成为一种主题,《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里那个城邦里的人都是祆教徒,他们崇拜的是火;《卡玛尔·宰曼王子和白都伦公主》中,卡玛尔·宰曼王子因为追一只叼走了宝石的大鸟而误闯入一个国家,整个国家的人民也都是拜火教徒;《拉丁·艾比·沙马特的故事》中那个名叫马哈莪德·白勒黑的商人,虽称自己是穆斯林,可内心却是个祆教徒,他追求腐朽糜烂之事,还搞同性恋;《阿拉丁与神灯》中那个自称是阿拉丁伯伯的法师来自非洲,他醉心于巫术:“他积四十年的经验对玄虚道学、泥土占卜、焚香烟蒸无不门门精通。”而在安拉的感召下,有人死去,有人皈依,引用智者贤人的说法:“宁肯遭皮肉之苦,不能受宗教之灾。”正像《赛义夫·穆鲁克和白迪娅·杰玛尔的故事》里的国王所说:“过去,朕与你们都信仰太阳、月亮,现在,朕得知,至高无上的安拉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引导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主。这新的信仰就是伊斯兰教。”

不管是财富的积累而最后热心于公益,还是爱情在救赎中寻找信仰,不管是辛迪巴德航海之后看见的七重天,还是让异教徒回归宗教生活,为的都是在这惊险中找到心中的精神支柱,找到人生的信仰,找到回家的路,欲望可以终止,那是因为有人在彼岸召唤,而其实,当辛迪巴德讲述那其次冒险经历的时候,故事本身也成为寻找皈依的一种手段,历险者和讲述者是辛迪巴德,而听说者和阅读者也叫辛迪巴德,这仿佛是一种重构的暗示,当辛迪巴德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他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而旁观者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听众,他是在自我意义上寻找生命的真谛,所以故事本身具有一种冒险的诱惑。为什么那些国王要杀人的时候,当有人讲故事的时候,他便要听完故事再动刀,“要是讲得好,我就割块地给你,让你更富有,而且封你做宰相,坐在我右手,管理我的国家,统率我的臣民。要是讲不出来,我就没收你的全部财产,把你赶出我的国家。”为什么魔鬼露出凶残本质的时候,当有人要讲故事的时候,会安静地坐下来,“行啊,老头儿!你如果给我讲完了故事,我觉得它实在离奇古怪,我就让你替他赎回三分之一条命。”

故事体现的是知识,是才华,故事意味着冒险,意味着欲望的满足,所以当山鲁佐德嫁给每天杀一个处女的山鲁亚尔,每天要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她本身就成为一个罪恶的终结者,就像辛迪巴德面对的安拉一样,是为了救赎,“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听完这故事再杀死她。因为这故事可真够离奇的了。”所以在《国王山鲁亚尔和沙赫宰曼兄弟》之中,是另一个叫《渔夫的故事》,《渔夫的故事》里是《国王尤南的大臣的故事》,《国王尤南的大臣的故事》又是《国王辛德巴德的故事》和《诡计多端的大臣的故事》……山鲁佐德在讲,渔夫在讲,国王在讲,大臣在讲,这是一个嵌套的结构,当故事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把那寒光的刀包裹起来,把憎恶女人的罪包裹起来,把仇恨包裹起来,像一个冒险故事,而最后当像辛迪巴德完成七次航行的时候,他一定会看见头上的七重天,看见微笑的安拉,看见那条终于平安回家的路。

金阁寺·潮骚

编号:C41·1990316·0481
作者:(日)三岛由纪夫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4.00元
页数:318页

极端的三岛由纪夫就像自己塑的有着生理缺陷的青年沟口一样,有着对秩序最反叛的理解,这位日本个性鲜明的作家对死亡与颓废有着天生的冲动,甚至在他剖腹自杀的一刻,仍有一种欲望实现的快感,一如沟口烧掉了金阁寺,在熊熊烈焰中自我沉醉。这种悲剧关系是他对人性、战争的畸形理解,被别人毁灭信仰不如让自己彻底摆脱对生命的信心,但《潮骚》似乎是个例外,那种大自然的纯情宛如三岛精神支柱倒坍之时的回光返照。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编号:C38·1990316·0480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8年8月第一版
定价:13.50元
页数:295页

这是一部天书,那种冥想式的意识流成为阅读的最大阻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很明确的破译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让我们平安地阅读才是乔伊斯最不愿意看到的。经过断断续续的写作,小说在1916年才正式出版,但几乎没有人能够深入乔伊斯的内心,这种阅读的阻力在1922年他的《尤利西斯》中再次证明,小说可以没有曲折的情节与具体事件,它只是发生,在另一个空间里完成虚构,也许只有与乔伊斯一样的经历的人才可能明白我们内心的焦虑、不安、痴想以及畸形。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让死人把死人埋掉

——我的祖先抛掉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了另一种语言,斯蒂芬说。他们容许一小撮外国人把他们征服了。你难道认为我会拿我的身家性命来偿付他们欠下的债吗?再说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从旁观者的身边走开,从崇拜偶像的旁观者身边走开,从三呼万岁的旁观者身边走开,从引用拉丁文“让着血腥的世界全面和平”的旁观者身边走开,对于斯蒂芬来说,走开是为了忿怒,是为了抗议,是为了抛弃一种生活,是为了告别一种人生:“留着你们的那个偶像吧。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耶稣,那就让我们有一个完全合法的耶稣。”打碎心中的偶像,只为了再造一个合法的耶稣,再造一个新生的爱尔兰,只不过在年轻的芬尼亚分子看来,这是一种背叛,混杂着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混杂着政治和信仰,混杂着宗教和传说,在崇拜爱尔兰悲伤的历史中,那些旁观者对于斯蒂芬来说,就是一种平庸,就是一种沦丧,就是一种厌恶,就像在闹区的那块纪念沃尔弗·托恩的石碑一样,在时间的推移中,勇敢而不朽的城市灵魂已经“萎缩成一股从土地上升起的淡淡的生命的气息”。

崇拜的英雄,在这个被“万岁!万岁!”的高亢情绪笼罩的时代,已经远离了民族应该保持的精神,“我简直没法儿理解你,达文说。一会儿我听到你大声呼反对英国文学。现在你又在反对爱尔兰的告密者。想想你名字和你的那些思想……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爱尔兰人?”反对这一个不是为了支持另一个,过去的反对也并非是为了现在的支持,反对英国文学是斯蒂芬的态度,而反对爱尔兰的告密者也是斯蒂芬的态度,在这两种被看成是相异的观点里,被质疑的恰恰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是一个烙印,它似乎被刻在每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身上,但是在这个被抛掉了语言的旁观者身上,“爱尔兰”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在斯蒂芬的世界里,这个空洞的符号变成了那些人合理的借口,变成了逃避背叛的理由,从托恩的时代到帕内尔的时代,在各种战斗和变革中,爱尔兰已经“没有一个正派、诚实的,为爱尔兰牺牲自己的生命、青春和爱情的人”,只有“被你们出卖给敌人”的人,只有“被你们抛弃掉或者受到了你们的咒诅”的人,也只有“扔下他又去追随另外一个人”的你们,所以由你们组成的“爱尔兰人”,就像那尊石碑塑像一样,只剩下多年以前,和父亲一起来参加的那个空洞仪式。

和父亲来参加仪式,这仿佛是属于斯蒂芬家族的一个隐喻。迪达勒斯先生总是对斯蒂芬讲述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故事,那是年轻时的自己,那是寻欢作乐的自己,作为科克大学的毕业生,迪达勒斯先生总是希望在都柏林去除他的科克口音,从科克到都柏林,对于迪达勒斯先生来说,是一次命运的转移,而在语言问题上,他希望用新的口音来融入,但是就像曾经和他在一起寻欢作乐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或者分散到了全国各地,或者已经死去,在现实里,改变口音其实意味着一种对秩序的妥协,而彼得·皮卡卡法克斯作为大儿子的名字,迪达勒斯先生也有一种迫不得已改变的欲望。改变是为了适应规则,但是对于斯蒂芬来说,这种改变只不过是一种仪式,当他坐在父亲身边,乘着晚邮车到科克去的时候,一种仪式已经慢慢变成了统治,变成了对现实的无情修订,“当火车喷着汽开出车站的时候,他记起从前对一切都感到惊异的孩子心情,以及他到克朗戈斯去念书头一天所发生的一切事。”

惊异的孩子之情还留在斯蒂芬的心里,那是童真,那是快乐,那是梦幻,甚至还有那个他一直想要和她结婚的女孩,“万斯家住在七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是艾琳的爸爸和妈妈。等他们长大以后,他就要和艾琳结婚。”而一切的美好都在离开布莱克罗克镇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把他送到克朗戈斯学校,对于斯蒂芬来说,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这样的人生意味着离开,意味着抛弃,意味着孤独。而所有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的失败,“他模糊地理解到他父亲的事出了麻烦,而那也正是他们为什么不再送他到克朗戈斯去学习的原因。”有人和父亲为敌,曾经他甚至希望自己参加这一场战斗,“感到他也必须肩负起某种责任”。但是他不是战士,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缺失者,父母挥着手和他告别,对于他来说,就是那个存在于他心灵的空幻形象破碎,“他敏感的天性因受到那种庸俗低下的生活方式的折磨,还常给他带来极大的苦恼。都柏林的沉闷生活也使他的心情不安而颓丧。他从两年的梦幻般的生活中醒来,发现自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父亲的财产被拍卖,也就意味着自己的“一部分所有权”被剥夺,意味着他的一切梦想被粉碎,“他感到他和他们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血统,他和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神秘的寄养关系,寄养的孩子和寄养的弟兄。”所以对他来说,一直希望改变科克口音的父亲只不过是那个叫做爱尔兰的国家的精神破灭,是一种失去自我的背叛,在对达文的时候,斯蒂芬就是用这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忿怒:“你知道爱尔兰是个什么吗?斯蒂芬带着冷酷的忿怒的感情问道。爱尔兰是一个吃掉自己的猪崽子的老母猪。”

抛掉自己的寓言,接受另一种预言,这是“祖先”犯下的罪,而对于斯蒂芬这样的爱尔兰人来说,并不是需要用自己的全部努力去还债,并不需要用高呼三声万岁来表达忠诚,并不需要反对英国文学来表明自己的爱国。他只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失去的东西,找到童真,找到快乐,找到勇气,甚至找到住在七号万斯家的那个女孩艾琳。但是在克朗戈斯学校,他感到什么也没有,那些同学有各自的父亲和母亲,有各自的衣服和声音,而他离开父亲母亲,在一个叫做自己的地方品尝那种痛苦。“哦,我说,这家伙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要吻他妈妈。”这是一种对爱的依存,“噢,我说,这家伙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根本不吻他的妈妈。”这也是一种对爱的依存,而在那张纸条背面,却写着斯蒂芬的生活状态:“斯蒂芬·迪达勒斯是我的名字,爱尔兰是我的国家。克朗戈斯是我居住的地方,而天堂是我的希望。”

天堂里有一个自己,天堂里有一个上帝,而在斯蒂芬的世界里,“上帝是上帝的名字,正像斯蒂芬是他的名字一样。”他找不到父母的爱,也找不到自己的寄托,更没有信仰,上帝属于他自己,而那个“斯蒂芬”永远写在他的生命里。尽管在学校里,有阿纳尔神父,有多兰神父,但是“礼拜堂里有一股寒夜的气味,但这是一种神圣的气味”。那种生活对于斯蒂芬来说,是被推倒水坑里的痛苦,是眼镜被打碎的无奈,是被戒尺打痛手臂的残酷,是拉丁文文章写得太坏的惩罚,但是不能逃避,也不能反抗,弗莱明说:“让咱们起来造反吧”,其实结局无非也是被挨打被开除。

而对于斯蒂芬来说,失去了幻想失去了童真失去了爱,他需要另一种力量,他阅读带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作品,“作品中的讥诮之词和激烈的语言使他的头脑始终处于激动状态”,但是教英文的老师在他的作文里看到了异端邪说,谁是伟大的诗人,斯蒂芬的回答是:当然是拜伦!不仅是异端分子,而且还极不道德,甚至还属于英国文学。“在他的心灵中,除了冷漠、残酷、毫无感情的情欲之外,再没有任何使他激动的东西。”他的童年已经死去,和它一起消失的是他的能够欣赏天真的欢乐的心灵,但是异端、不道德等帽子将他覆盖在神学的世界里。

在如此残酷、冷漠的生活中,斯蒂芬其实一直在寻找自己,就像寻找那个真实的爱尔兰。“他急于想和另一个跟他相似的人一起去犯罪,强迫另一个人和他一起犯罪,并和她一起品尝犯罪的欢乐。”这是一种极端,一种报复,还是一种逃避,一种对于欲望的满足?当那个妓女叫他“亲爱的威利”,当他闭上眼睛把身心交给她,当他在温柔的嘴唇中感受到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他进入了一种堕落的生活,情欲,那种和身体、肉体有关的体验把斯蒂芬拉向了一个虚幻的童真里,似乎只有在这个被人称作肮脏被自己叫做罪孽的地方,他才能感觉到真实的自己,“那股生命的热浪把他带在浪头上漂出了他的躯体,而后在退潮的时候又把他带了回来:他的躯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地方受到损害,而在两者之间却反倒出现了一种阴森的平静。”这种平静抛却了对神的虔诚,抛却了卧室墙上的那张在贞女圣利亚教会学校担任过班长的证书,抛却了一个被神父的戒尺惩罚过的身体,那里只有狂野,只有热浪。但是这样的体验对于他来说,就是犯罪:“他的罪孽已经阻断了上帝对他的青睐,并使他越来越接近罪人的渊薮。”

“谁犯了十戒中的一条,实际就是条条都已触犯”,情欲的种子滋生出整个世界,他听到校长说:“如果我们犯了罪,他有力量为我们获得上帝的恩赐,允许我们进行忏悔。圣弗朗西斯·泽维尔真是一位伟大的圣徒!是一位伟大的灵魂的拯救者。”他听到阿纳尔神父说:“记住,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所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一件事,仅止一件事,那就是实现上帝的神圣旨意,并拯救我们自己的不死的灵魂。”而他也听到了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上帝的全部愤怒正指向他犯下的秘密的罪孽。传教士的刀已经深深探入他的敞开的良心,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他的灵魂在无限的罪孽中慢慢溃烂了。那传教士是完全对的。现在该是上帝说话的时候了。”但是他却看见了艾琳,看见了自己变成了传教士,“安详而谦恭地行使着连天使和圣徒都感到无比敬畏的那种可怕的力量”,然后“偷偷用各种假想来满足他的这种欲望”——“她不知道,在他的思想中,他曾如何对她加以侮辱,他的野兽一样的情欲曾如何毁损和践踏她的天真!”他完成了对她的命名,充满着真实的情欲,难道不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但是那把刀还是刺进了他娇嫩的皮肉,那个叫做“忏悔”的仪式展开在他面前:“上帝正在向你们召唤。你们是属于他的。可怜的罪人们,可怜的、虚荣的、正在犯罪的罪人们,快回到他身边去吧。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现在正是时候。”

忏悔间里,他面对的是神父,犯过淫乱罪,和结过婚的女人,他被神父救赎,但这种救赎对于斯蒂芬来说,只是一种仪式,就像他在降灵节的文艺晚会上看见神父的笑脸,充满了戏谑味道。忏悔,放弃,然后是“每日的生活都是在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度过的”,但是这种充满仪式的祷告和斋戒之不过是压抑自己的忿怒,一个喷嚏或者一些打扰就会破坏他的祷告,而他在这种仪式中,被邀请加入教会,神父说:“接受这样一种召唤,是全能的上帝所能加之于人的最大的荣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或一位帝王具有上帝的传教士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斯蒂芬也感觉这是一种“连天使和圣徒都感到无比敬畏的那种可怕的力量”,他可以在忏悔间知道别人的罪孽、别人的罪孽的向往、罪孽的思想和罪孽的行动,可以听到妇女和姑娘们怀着极大的羞辱亲口低声对他讲出她们的罪孽,“而他自己经那样被举手加封之后,便立即神秘地变得对一切罪孽都一尘不染,他的灵魂将会仍然保有原来的清白,再回到雪白的圣坛边去。”

但是这种仪式对于斯蒂芬来说,却也是一种背叛,世界充满了各种陷阱,世界到处是堕落的源头,没有童年,没有灵魂,没有那个美丽的女孩,那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其实没有他的位置,或者对于斯蒂芬来说,内心的欲望从来没有被上帝的意志浇灭过,规劝的话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无聊的故事:“他不会作为一个神父在圣体盘前面晃动着香炉。他命定对一切社会或宗教上的职务都将采取逃避的态度。”他依然看见了那个女孩,那个让他快乐的女孩,让他打开欲望的女孩:“生活下去,错误下去,堕落下去,为胜利而欢呼,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位野性的天使,人世的青春和美的天使,她是来自公正的生命的法庭的使者,他要在一阵狂喜中为他打开人世的一切错误和光荣的道路。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那前进的声音取代了万岁,那自我的欲望取代了上帝的意志,对于斯蒂芬来说,他的生活就像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一样,在对抗着秩序、规则、信仰以及道德,尽管“爱尔兰不要什么上帝!在爱尔兰上帝已经死了。让上帝全滚蛋吧!”的凯西提供给了他一种反面的样本,在参加维多利亚生日举行抗议活动中,“结果落下了这三个伸不直的指头”,但是抛弃那个上帝意味着一种新生,不仅是民族意义上的、宗教意义上的,也是艺术意义上的——艺术家斯蒂芬,他在这样一种重新命名中开始发现真正的美。

引用亚奎纳斯的概念,“意之所悦者谓之美”,“心之所向者谓之善”,斯蒂芬把不当的艺术所挑起的情感归为两类,一类是像欲望一样的“占有的念头”,一类是像厌恶一样“使人产生抛弃的念头”,一种是追求,一种是避开,而真正审美的情感是静态的,“它使人的头脑停留在某一状态之中,超出于欲望和厌恶的之上。”所以要表现美就需要唤醒或者诱发“一种美的静态平衡,一种意念上的怜悯或意念上的恐惧,这种静态平衡将招致、延长以及最后消除我所说的美的节奏”。或者说,美是一种完整,一种和谐,一种光彩。

那么激烈地开展民族的斗争,那么强烈地向上帝忏悔,对于斯蒂芬来说,似乎都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是心灵的陶醉,是梦境中的喜悦,是那个女孩出现时的快乐,试着爱上帝其实对于斯蒂芬来说,必定是一次失败的体验,用意志去抵达目标,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就像民族主义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种和谐、完整和光彩,改变了语言和仪式,改变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当失去了十年的那种童真再次出现在斯蒂芬面前的时候,“一阵情欲的闪光又一次点燃了他的灵魂,燃烧着并充满了肉体。是她诱使他写下了那首维兰内尔诗,她在意识到他情欲的时候,忽然从她充满芳香气息的睡眠中惊醒过来了。”那首维兰内尔诗体的几节诗似乎已经刻进了斯蒂芬的心里,它回来了,连同她一起,在罪孽之后的欲望中发现真实,发现自由,那“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夜晚。自由自在。灵魂自由自在,想象也自由自在。让死人去把死人埋掉吧。就是,让死人去和死人结婚吧。”

死人是死去的人,是没有信仰的生命,而埋掉死人的也是死人,是抛弃了语言、抛弃了自我、抛弃了信仰的人,而活着的是她,是我,是“过了一会儿,她和我拉了拉手,在离开的时候,她说她希望我照我说的去做”的幸福和快乐,复活,对于斯蒂芬来说,是新生的父亲,是新生的上帝,是新生的民族,是新生的国家,是新生的自我:“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作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生活方式中,或者某种艺术形式中尽可能自由地、尽可能完整地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机智。”

中国小说史略

编号:C91·1990316·0479
作者:鲁迅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2.90元
页数:260页

鲁迅在编写整理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之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上,从油印讲义到最后出版,鲁迅建立了中国小说史最权威的体系,从神话与传统那里找到小说的渊源,汉代小说、六朝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元明讲史以及明清小说的辉煌,鲁迅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人,特别是对各类小说思想艺术的得失点评,自成一体,具有极大的参考性。《史略》共分28篇,以史学对小说论述始,至清末谴责小说终。

黄昏放牛

编号:C28·1990202·0471
作者:刘醒龙
出版:北京出版社
版本:1998年2月第二版
定价:20.00元
页数:479页

刘醒龙是受荆楚文化熏陶的,这种文化沉绽不仅体现在他极具个性的语言中,更渗透在他对城市文明厌恶与批判上,那种弥漫着地域神话的结构安排与文风中,有着刘醒龙对本上写作自身的理解。《人之魂》的招魂主题,《透视》中的驱邪手段其实都是刘醒龙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批判,悲剧化的结局隐而不露。本书为“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之一,内收《异香》、《白菜萝卜》、《挑担茶叶上北京》、《女性的战争》等13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