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编号:C55·1990712·0491
作者:(美)杰克·凯鲁亚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8年9月第一版
定价:20.00元
页数:442页

信仰天主教、踢过足球,入伍被除名而退役、染上毒瘾……凯鲁亚克用自己实践创造了一种传奇,而这部自传体的小说则塑了像自己一样的“跨掉的一代”,凯鲁亚克狂荡不羁的性格使他的小说在即兴中写作,《在路上》的流浪奇遇永远是在现在时态,横越美国大陆的冒险经历到头来仍只能回到现实,这种逃避的心态成为凯鲁亚克永远的心病,这位与“豪叫”派诗人金斯堡为友的作家于1919年病逝,一种传奇经历的结束意味着“跨掉的一代”以及“在路上”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墓志铭是:“他赢得生命的尊重。”


《在路上》: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

 

上帝存在着,我们看见时光在流逝。从古希腊开始出现的许多事,几乎无一不是荒谬的,生活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许多事是不能几何学本身或者几何学的思维方式来判断其正确与否的。
——《第二部》

狄安·莫里亚蒂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定有着某种迷惘,一种现实在时光流逝中无所逃避的迷惘,但仅仅是一闪而过,那种迷惘便被肯定所取代,连同上帝也被自己取代。是的,现实的荒谬写在每一个发生的历史阶段,也写在即将到来的生活里,它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似乎消融了种种的渴望,似乎在被计划的人生里变成一个没有可能的句号,但是这种毫无曲折和变化的存在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次生存的劫难,像几何学本身一样,是可以被书写,可以被证明,可以被预知,可以被感受的,人生的未知成了已知,一生也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逃离的计划。而要将这种确定的荒谬重新变成未知,对于狄安·莫里亚蒂来说,就是遇见另一个上帝,甚至是创造另一个上帝,而这一个上帝在他眼里没有预言,没有计划,没有证明,像一个幽灵一样,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自己寻找、自己行走,又最终放弃的路上,没有尽头,没有目的,只有离开。

荒谬只不过是在另外人眼中被看见,对于狄安来说,他看见的是自己,是自己的上帝,是渗透着流浪情结的莫里亚蒂家族的一员——父亲从丹佛的吉格斯·巴福特酒吧走出去之后,似乎就消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那醉酒的感觉像是一个虚构,但对于狄安来说你,却是一个早就被看见的现实,“他常常去那儿喝酒,总是醉醺醺的,被老板痛骂一顿,然后跌跌撞撞走出酒吧”,而对于父亲的某次寻找,在狄安看来,只不过是接近这个荒谬的中心,然后积聚一种反抗和逃离的勇气,如此,便像完成了一个家族的史诗一样,把自己完全写了进去。

“是的,狄安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寻欢作乐、消磨时光就是神圣,就是人生的真谛。”人生的真谛被置换成醉酒和逃离,被置换成寻欢作乐和消磨时光,被置换成“在路上”,就是在背离几何学的人生,背离逻辑,背离计划和证明,而在充满幻想的经历中,狄安似乎要用一切对生活的渴望和对那些对他不屑一顾的人的欺骗来重建生活的秩序,所以他偷车,所以他吸毒,所以他和不同的女人上床,所以他骗人,所以他在路上。他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年轻囚徒”,而他试图寻求的是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可能,这是由人生假设组成的诸多刺激和诸多故事,是“是令人神往的事”,用知识分子的腔调咬文嚼字,在别人看来依然是语无伦次,依然是傻里傻气,也依然是荒谬,但是却是重建一种非几何学的人生意义,只要上帝存在着,这个世界就会有荒谬的秩序,就会有不迷失的自我,就会有像自己一样幽灵般的跟随者。

“不过,一个幽灵又同我在一起了,这幽灵的名字就是狄安·莫里亚蒂,我跟着他又要上路了。”那个跟随者就是我,萨尔,坐在书斋里完成小说的作者。作者这个身份属性似乎可以将一种固定的生活态度明白无误地写在文本里,呆在家,呆在自己的城市,然后安静地写完小说,然后发表,然后“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返回学校学习”。这是我的生活轨迹,而其实,在我的故事里,荒谬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和女孩结婚,睡在舒适的床上,面对厚厚的手稿,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我来说,需要的也是一种背离,一种逃避,只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对于“在路上”更多是向往,更多是想象。“未同狄安相识前,我常梦想到西部去游历,不止一次地在脑中盘算这桩事,可就是从没上路。”从未上路的现实就是在荒谬和计划中左右为难,就是在一部书里完成历险完成流浪,完成对生活的有限颠覆。而狄安的到来似乎为我打开了那个通往未知世界的路口,如此诱惑,如此神往,如此成为一个梦境。

杰克·凯鲁亚克:人生总是燃烧、燃烧、燃烧

在和狄安上路之前,我在听说的状态下开始了自己的在路上生活,而那时,我和妻子也离婚了,似乎把梦想变成现实已经完全具备了可能,但是对于我来说,未知的世界里远没有目标,一切只是为了逃离而逃离,为了荒谬而荒谬。当我告别了完成了一半的手稿,告别了那个有着舒适床单的家,告别了纽约,挎上帆布旅行包,揣着五十美元,便开始了西海岸之行。“这是我伟大旅程的第一天,我本该朝西。那才是我所期待的目的地,可我却在往北。”目标其实是模糊的,前方只是一个逃离现在的方向,无论是朝西还是往北,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盲目的背离,“我并不惊恐;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的一生行踪无定,如游荡的魂灵。我横穿美国大陆的旅程只完成了一半。我在东部度过了青年时代,我将在西部追寻未来。”把自己当成陌生人,走在陌生的路上,我似乎还没有狄安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向往,只是想在一种追寻的未来里看见自己,而这样的自己其实只是一个影子。

自己的影子,是城市的影子,也是生活的影子,当我千万百计搭车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陌生城市是“恐怖的丛林”:“人行道上聚集着这个国家最放不羁的人,他们踯躅在南加利福尼亚柔和的星光下,直到星星在一大片荒芜的宿营地上那棕色的光圈中隐没。”而在这个“确实犹如荒漠”的洛杉矶,我想到了自己的纽约,似乎只要离开就会觉得纽约才会“让人产生某种怪诞得近乎疯狂的感受和相互关切之情”,但是当我和偶遇且上床的女子特里分手之后重回纽约的时候,却又发现纽约的恐怖:“车流如潮,正值交通高峰期,我那历经长途跋涉、对一切感到陌生好奇的目光又看到了纽约难以言述的疯狂,骚乱的喧嚣,成千上万的人为了赚得一个子儿终日奔波,做着疯狂的梦——掠夺、占有、失去、叹息、死亡,就这样,为在离长岛不远的那些可怕的城市公墓里寻找一块栖身之地。”每一个城市,都不是永远的恐怖和荒谬,只有远离它的时候才会有一种想要回去的欲望,而这种想要回去的想法无非是对于现实的不适应,无非是没有真正想过逃离被背叛,无非是被过去的自我牵制着。

爱情似乎也一样。当我在路上的时候,每当我看见一个我所喜爱的姑娘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就打心眼里感到一阵痛楚。而当我和离开丈夫和孩子出走的特丽相遇的时候,起先是双手握在一起的甜蜜,是在旅馆里的快乐,是打消了痛楚的满足,可是我却在得到的时候,“忽然冒出了这样愚蠢的念头,犹如患了妄想症一般:特丽莎或特丽——她的名字——准是个干皮肉营生的女人,为捞几个钱,在公共汽车上勾引嫖客”,而特丽似乎也在一种质疑中脱掉了衣服,用身体来温暖彼此,“一小时前,我还怀疑她是妓女。太不幸了。我俩都完全失去了理智,彼此不信任。”在没有得到的遗憾中,是痛楚,而在到来的现实里,却充满着怀疑,就像那个离开又返回的纽约一样,到处是无法安全走出的影子,到处是自我的羁绊,而一个人离开特丽回到纽约,也从此将一种可能的寄托变成了背叛。其实对于我来说,那几何学的人生似乎明白地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想同一个姑娘结婚”似乎是我的一种理想,一种并不需要在路上的归宿感,“同她在一起,身心会有所寄托,直到我们俩老态龙钟。咱们总不能老这样天胡思乱想,四处游荡。咱们总得找到过夜的地方,去寻求些什么吧。”而其实,这样的梦想,这样的计划,并不是“在路上”流浪的真谛,甚至是在解构着狄安的那种“知识分子”的向往。

“在路上”似乎要变成一次成长,要变成一种人生,要变成一个归宿,“……我与之交往的人只是那些疯狂的人,他们为疯狂而生活,为疯狂而交谈,也疯狂地寻求得到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东西。这些人从不抱怨,出语惊人,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我似乎在搭车流浪的经历中慢慢燃起了疯狂的火焰,似乎在狄安的世界里慢慢发现了理想,似乎在一无所有中慢慢看见了长夜里消失的星星。西部狂欢节是疯狂,北普拉特市的空气中又疯狂,绝技竞演会里也有疯狂,第一次搭车的那个开车小伙子,用缠着绷带的脚踩下了油门,横冲直撞中以每小时八十英里的速度完成了历险,“今天早晨才断的。那个混蛋要我住院,我拿起行就离开了。不就是一个脚趾吗?”受伤而不住院,却在那路上加速行驶,对于我来说,这是对于身体极限的疯狂,而在遇见狄安之后,我才发现在狄安身上有着更多的疯狂——自我的疯狂往往和现实的荒谬成正比。

狄安或者离婚,或者结婚,对于他来说,似乎那婚姻的束缚早就不存在了,在丹佛,他和玛丽露疯狂做爱,“两人又和好如初。玛丽露是狄安真心爱过的姑娘。”但是到了旧金山之后,狄安又将我和玛丽露抛在了城市里,自己去了妻子卡米尔那里,“狄安这家伙为了他自己,随时都可能把你扔下不管。”玛丽露的愤怒和尖刻是对狄安的爱,却也是一种不羁。而狄安在卡米尔的身边并非是为了一种恒定的婚姻,“狂放不羁的莫里亚蒂现在居然成了一个让人取笑的话柄。他妻子为治愈他拇指的伤口,得每天为他打青霉素针,而这又引发了荨麻疹症,因为他一打针就过敏。”甚至最后被卡米尔赶出了家,对于狄安来说,也并非是人生失败的证明,那受伤的手指无非是自己离开的借口,“在路上”的生活又让他找到了另一个妻子英莱茨,“英莱茨和卡米尔还相互写信,谈到狄安的怪癖什么的。”甚至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变成了他生活的方式之一,而对于这样的生活,狄安的解释便是:“伙计,你的路在哪儿?——圣徒的路,疯子狂人的路,彩虹之路,如虹亚特一样美丽的路,还有其他路。不论什么路,对任何人来说,总有这一条路,就看他怎么走。”所有的路只是一条路,所有的女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几个月后,卡米尔就为狄安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那可是年初好几个晚上狂热缠绵的结果。而若干个月后,英莱茨也将生下一个孩子。在西部某地,狄安还有一个私生子。他成了四个孩子的父亲,可仍一贫如洗。”

这是伦理的否定,这是爱情的背离,这也是对于几何学生活的颠覆,所以狄安想一个幽灵地疯狂,所以狄安抽大麻引起幻觉,所以狄安永远在路上,“虽然你对车轮非常恐惧,可你开车的当儿,别担心,车轮会自己转动,不会把你抛出公路,我也好放心睡上一觉。”在路上能让人安心,能让人快乐,能让人看见自己和上帝,而“我觉得一切该了结了——就在这个时刻,我终于明白一切,知道从此该怎么办了。”这是一次启蒙,这是一种超脱,这是一个梦境,甚至在我、狄安和玛丽露之间上演了三个人的游戏:“ 人世间这三个孩子,在这样的夜晚要想干出什么事儿了,他们居然试图在这包围着他们的黑暗中,承载过去年代积存下来的一切心理重负。”而在大路之上,狄安甚至叫我和玛丽露脱光衣服,“让太阳晒晒你们的肚皮”。玛丽露脱光了衣服,吸引了路过的司机观看,而这一切对于真正的流浪者来说,却是抛却世俗的努力,是自我疯狂的开始,他们以荒谬对待荒谬,以疯狂制造疯狂,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找自我,寻找上帝,寻找另一个被隐匿的世界。

“凡夫俗子,一文不名的远比在天堂拥有威名者更心安理得。到底何谓天堂?何谓尘世怎么看都行,一切都存在于心灵之中。”心灵不在纽约,不在丹佛,不在美国,墨西哥之行则把这样的疯狂推向极致,从丹佛到边境的拉雷多,超过一千英里,从边境进入墨西哥城,需要行驶七百六十七英里,“这将是一次最激动人心、最具有冒险性的旅程,不再是从西部到东部,而是到梦幻般的南方。我们仿佛看到自己正在穿越整个西半球的崎岖山地,驶向火地岛,顺着蜿蜒曲折的公路进入异域,眼前展现出奇妙的景色。”仿佛是一次突围,离开美国离开故乡离开生活,那数字和城市组成的路线仿佛是人生最精彩的一次超越,尽管狄安有着不同的孩子叫他爸爸,尽管我有着厚厚的书稿需要出版,尽管斯坦的老人苦苦哀求他别走,但是走向美国的尽头似乎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在路上,经过得克萨斯州尽头,在路上,经过蒙特雷城郊外,在路上,抵达墨西哥城,大麻、妓院、女人和曼波舞曲,组成了在路上的风景,“把过去的一切都他妈的统统忘掉,眼前这片土地的一切都太新鲜、太有趣了。咱们多年来不顺心的事儿、开心的事儿都算不得什么——现在总算到头了!咱们什么都不用担心,就这样往前开吧。“这是另一种荒谬,这是另一种疯狂,这也是另一种非几何学意义的人生,而身处在异域之地,我们也仿佛成了闯入者:“他们知道古老的地球上谁是生活的主宰者,谁是承继者,因此才不置一词地望着我们。当一场灾难降临到古老的世界,非洲阿拉伯人的天启书如同以前曾有过的许多次那样,将会再次出现,人们将像从前那样,再一次从墨西头或巴厘岛的洞穴,以同样惊奇的目光抬头凝视。人类历史又将从那儿开始,亚当将会嗷嗷吸乳,从头开始生活的一课。”谁是主宰者?对于印第安人来说,美国的文明是一种异构,而这种异构却像极了征服,像极了灾难。实际上,超越国境对于流浪者来说,并非具有真正的启蒙意义,也并非是陌生力量的远征,在延续的荒谬和疯狂中,告别美国其实更多是一次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我才明白,我此刻正置身于墨西哥,这儿可不是天堂,这是在大白天做的一个色情梦。”

“我们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逃离是为了投入这个迷离的梦境?疯狂是为了张开所有的欲望毛孔?在别处的美国,其实是另一个被遗忘的现实,在路上的生活,其实也并非是一个避难所,我开始发热开始生病,而狄安终于也被荒谬和疯狂的自己拉回到了现实。“他给英莱茨拍去电报,让她为他订飞机票。于是,他乘飞机回到纽约。一到纽约,他便手持离婚证明同英莱茨去约瓦克结了婚。晚上,他告诉她万事顺利,让她别担心,他说一切都顺理成章,除了难以预料的劳苦,没什么可忧虑的。然后他跳上公共汽车,又一次一路颠簸着横越美国大陆去旧金山,去见卡米尔和两个小女儿。”人生又被设置成“狄安结过三次婚,离过一次婚,同第二个老婆住在一起”的现实,置换成“让我们迎接它,在相亲相爱中度过下半个世纪,我们都等你回来”的祝福,而我在离开墨西哥城回到美国之后,那个一见钟情的巧克力姑娘,那封写给狄安的一万八千多字的长信,都成为另一种“在路上”的开始,不是难以摆脱现实,而是在路上永远是一次虚构,永远是疯狂地寻求拯救却又疯狂地燃烧,在时光流逝中,无法抗拒的荒谬变成了“在孤独中悲惨地衰老下去”,而所有的一切都把自己,把上帝带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仿佛置身于迷离的梦境,身体之外,只有某种思念可以延续肉体之外的逃离,可以抵达永恒的疯狂:

我相信,没有谁,没有谁会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怀念狄安·莫里亚蒂,我甚至还想念他的父亲老狄安·莫里亚蒂,我们从来没能找到他。我思念狄安·莫里亚蒂。

世界微型小说荟萃300篇

编号:C98·1990516·0487
作者: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3月第一版
定价:18.20元
页数:583页

结构、字数、结尾都可能构成微型小说的特点,但对结尾的精心构筑才是这一小说体截最关键的特点;含蓄、幽默、回味,都可能是一部短篇小说的关键。许多小说作家对它的定义则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觉得最理想的微型小说类型,这是一部当代的小说选集,编选了5大洲59个国家和地区共300篇微型小说,作家225位。

天方夜谭

编号:C46·1990410·0482
作者: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8年1月第一版
定价:57.00元
页数:1086页

精彩的故事可以让一个暴君停止杀戳,这种传奇正证明了古代阿拉伯人的智慧与力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结构成为东方人展示自身的最好武器.这部流传甚广的故事集集中了冒险、爱情、神话等各种民间体裁。善良、正义可以战胜自生邪恶与欺骗,《天方夜谭》的主题正是一个民族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此书为精选本,共收录21个故事,包括《阿拉丁和神灯》、《阿里巴巴、女奴和四十大盗的覆灭》、《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等。


《天方夜谭》:我一定要听完故事再杀死她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航海旅行,正是这次航行中断了我的旅行欲望。我万分感赞安拉默助我安返故乡。
——《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

七次航海行程,几乎是一生的冒险经历,对于辛迪巴德来说,巴格达是离开的起点,这个起点意味着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对于财富积聚的渴求,欲望像巨大的力量推动着这个敢于冒险的人,但是当第七次航海之后,当二十七年的历险之后,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终点画上了句号,这是欲望的终止,而在更大意义上则是找到了物质欲望覆盖下的信仰,越过七重天而看到了安拉的光辉,是宗教的皈依让他返回,所以当这个以物质的占有、惊险的满足为起点的航海最终以“回家”的方式画上句号的时候,是一种真正的救赎。

《辛迪巴德航海历险记》其实提供了古代阿拉伯人生活的一个样本,从身份上来说,辛迪巴德是一个商人的儿子,在日益开放的时代,商业社会的意义就在于财富的积累,而起先辛迪巴德的生活,就是在父亲的遗产中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那些钱财、房产和庄园并没有给辛迪巴德带来一劳永逸的生活,“我长大成人,这些财产全在我的掌握之下,我吃香的,喝辣的,交朋会友,衣饰华丽,整日和好友一道吃喝玩乐,自信好景长在,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这是消费式的继承,其后果很明显就是会被挥霍一空。于是辛迪巴德希望通过航海的方式,一是满足远行异国的欲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赚钱改善生活。

这是最原始的欲望,当财富被耗空的时候,必须通过另外的努力重新建立起自己的财富王国,而这也反映了当时阿拉伯日渐成熟的“商业意识”,《商人和妖魔》中的商人就是长长在东南西北跑买卖而拥有了财富,当妖魔要杀他的时候,他也把自己的财富安置放在第一位,“你让我回一趟家,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欠债的还债,欠情的还情,然后我再回来,听凭你发落。”而他遇到的三个老人,也几乎都是商人,父亲留给他们三兄弟三千个第纳尔金币,于是他们开始了财富的积累;而在《贾尼姆和姑图·谷鲁比》中,富商阿尤布的儿子贾尼姆看到过世的父亲给儿女遗留下的财产中,有一百担打包好的垒丝绸、锦缎和麝香,上面的“运往巴格达”字样,更是表达着一种向外拓展的经营思路,就是把准备好的货物运往巴格达销售,贾尼姆按此方式进行了双边贸易,最后获得了双倍利润;
《拉丁·艾比·沙马特的故事》中的拉丁·艾比·沙马特是商人夏姆土丁的儿子,夏姆土丁是赫赫有名的开罗商会会长,是阿拉伯人的头领,当拉丁出生之后,他所需要的不是父亲的财产,而是一种经营的思路,“让他带我到市场去,为我开一间店铺,教我如何买卖经商吧!”

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贸易的时代,正如《阿里·沙林和女奴祖姆鲁黛》中,呼拉珊国的商人买吉德临死之前对儿子说:“要知道,一个人的价值是靠他拥有的财产来衡量的。”因为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财产上,所以要求儿子不能挥霍,挥霍意味着下贱,意味着对于安拉的亵渎,所以从财产的来源和最后归宿来看,都是神赐的一部分,都体现着一个人的生存价值。所以当辛迪巴德在挥霍中过日子的时候,才猛然醒悟,对于财富,必须守护,更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创造。

七次航海旅行,对于辛迪巴德来说,财富是在逐渐积累,他第一次旅行带了卖掉了所有而换来的三千第纳尔出发,一路冒险也运回了异国的货物,最终在巴格达交易,“我买了许多奴仆、婢女,还购置了房产、地产,比原先还要多。”第二次航海发现了粘在肉上的钻石,第四次到达一个繁华的城市获取了丰富的货物,而且在没有马鞍的国度因为制作了马鞍,实现了一种文化的输出;第五次在岛上用椰子换来了桂皮和胡椒,又在阿斯拉特岛收获了马尔沉香,还发现了中国沉香和珍珠……对于辛迪巴德来说,七次航海并不是简单的进行海上贸易,也并非是主动地进行文化输出,而是在回到巴格达之后,从商贸世界超越而出,做起了公益之事,第五次航海回来之后,“我把带回来的货物和钱妥善存放,然后开始济孤救贫,为寡妇提供衣食,广泛施舍,向亲人、朋友赠送礼品。”

贸易、文化、公益,这是辛迪巴德航海的意义,但并不局限于此,从他七次航海经历来看,其实都是冒险,甚至是危险,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是遭遇了种种磨难,第一次航海差点被像海岛一样的大鱼吞食,第二次航海遭遇了巨鸟,第三次航海遇到了烧烤众人的巨人,而第四次航海则在陪葬风俗中差点在藏人井里死去,最后在杀死了被人之后夺得了干粮和水罐,才最后得以保命;第五次差点死在“海翁”之手,第六次也几乎在航道不明的海上丧生……种种惊心动魄、令人难以想象的历险故事组成了辛迪巴德丰富的人生,大难不死的意义并非是为了彰显人的强大,而是为了让人真正找到归宿,当第七次航行,在一个每个人都拥有翅膀的城市中飞向天空的时候,辛迪巴德才看到那个七重天,那是安拉的地方,也是超越肉体意义而最终寻找到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一种信仰的力量中,“我万分感赞安拉默助我安返故乡。”

从辛迪巴德的经历来看,商业意识的增强是他选择航海的动力,这是一种时代的写照,但是无论是曾经父亲留给他家财万贯的雄厚基业,还是自己幸运获救而积累的财富,其实都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获得,也就是说,这样的物质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消耗完毕,也正是被消耗,甚至被挥霍,才会无休止地在欲望控制下一次次出海,一次次冒险,所以这里就有一种泛欲望化的问题,而这种泛欲望化的危机也正是当时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

欲望不光是为了占有财富,在《天方夜谭》里更多是身体的欲望,《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里充分反映了男女之间的欲望,脚夫的观点是:“要知道女人的幸福得依靠男人才会十全十美。”男人代表着一种征服欲,而女人则在肉体的世界里满足男人,当他遇到那些女郎的时候,完全开始了肉体的交欢,一个大池子了脱光了衣服,然后和女人玩起了淫荡的游戏,身体器官变成游戏之物,大家欢笑,大家取乐,“淫荡鬼”的脚夫把自己叫做:“叫吃桥上的野薄荷,嚼去了皮的芝麻,住艾布·曼苏尔旅店的调皮骡子。”《阿里·沙林和女奴祖姆鲁黛》中的阿里起初也是受到女人的诱惑,专行腐化堕落之事,沉湎于美色之中,“父亲给我积攒下了如此多的财产,我不享用,又留给谁人呢?”这是享用人生的写照,而即使当最后女奴祖姆鲁黛喜爱上了身无分文的阿里,在身体的欲望中,阿里也成为女奴妻子“门户的守护神、神龛的伊玛姆”。

而从《天方夜谭》起源来说,也是因为男女之间肉体的淫荡而产生的,萨珊国国王山鲁亚尔王的弟弟沙赫宰曼,因为自己的妻子和黑奴通奸而杀了她,而山鲁亚尔王本人也是因为妻子和黑奴交欢而产生了仇恨,所以在三年时间里,每娶一个处女,在她被破身之后当夜将她杀死。甚至连那个神通广大的妖魔,也被旁边的女郎诱惑,所以在这个国家唱起的那首歌说:“别信任女人——千万!/也别相信她们的诺言!/因为她们的喜怒哀乐/完全与她们的阴户相关。”《富商迈斯鲁尔和泽妮·穆娃绥芙》中的泽妮·穆娃绥芙是人间少有的尤物,几乎每一个男人看到她都会动心,不管是铁匠、法官,还是修道院的院长、众修士,甚至那些证人,都患了相思病:“所有看见泽妮·穆娃绥芙的人,都深深恋上了那位绝代美人,结果死的死,病的病;即使活着,也整日昏昏沉沉,总是思念着泽妮·穆娃绥芙,深深陷入了单相思的泥坑中。”

“妻子如果与人通奸,我们就有权杀死她。”这是《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的风俗,男女之间的欲望明显是不公平的,而这种不公平更将男女关系带向一种危险的境地,所以在《卡尔·宰曼王子和白都伦公主》中,身为王子的卡玛尔·宰曼不想结婚,他对父王说:“父王啊,我不想结婚,也没有接近妇女的愿望。因为我听到的、在书上看到的关于妇女的阴谋诡计、狡诈欺骗行为实在是太多了。”而身为乌尤尔国公主的白都伦也拒绝婚姻,“父亲,我是永远不会结婚的。我贵为公主,只能统治别人,而不会让一个男人来统治我。”所以在这样两种极端的男女关系中,就需要一种解救,而这种解救就趋向于实现美好的爱情和婚姻。

也许从肉欲中挣脱出来,才能走向那种美好的爱情,所以对于男女来说,爱情世界也像冒险故事一样,需要经历千辛万苦,《赛义夫·穆鲁克和白迪娅,杰玛尔的故事》是关于神和人的爱情,他们从中国到印度,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结束了冒险而相守在一起;《阿里·本·伯卡尔和莎姆苏·纳哈尔》是一对殉情而死的恋人的故事;而阿拉丁和公主巴德露·菩德公主的爱情故事里更有着谋杀、诡计和历险;《卡尔·宰曼王子和白都伦公主》最后的结局是:“为爱而如醉如痴心荡神迷不能自已备受折磨的沙鲁曼国王的儿子卡玛尔·宰曼王子致旷世之殊丽美如天仙的乌尤尔国王的为女儿白都伦公主。”

但其实,当告别了淫荡和色情,当超越了肉体和欲望,爱情的伟大也在于一种救赎,《富商迈斯鲁尔和泽妮·穆娃绥芙》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婚外情的故事,泽妮·穆娃绥芙当初嫁给的是一个犹太人,当他外出做生意的时候,泽妮·穆娃绥芙心里想着的是离开:“这个该死的……上帝是不会让他平安的!他回来,会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打乱的。但愿他永远不再回来!”而这种离开是因为本身婚姻的不合法性,因为泽妮·穆娃绥芙的父亲曾经把留给她的一万五千第纳尔寄放在犹太商人手中,不想泽妮·穆娃绥芙的父亲逝世之后,犹太商人强硬让泽妮·穆娃绥芙成为自己的妻子,所以泽妮·穆娃绥芙的母亲就说:“我怎么能够让她脱离自己的宗教信仰,让她成为犹太教徒呢?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向官府告你。”犹太商人霸占了钱财和女人,更是一个异教徒,所以最后对于这场婚姻的拯救变成了宗教的救赎,犹太商人被设计活活埋死,而泽妮·穆娃绥芙和加入伊斯兰教的迈斯鲁尔最后结婚,让段在道德之外的婚外情因为信仰的皈依而变得合理合法。

而这种宗教的救赎在《天方夜谭》里成为一种主题,《脚夫和三个女郎的故事》里那个城邦里的人都是祆教徒,他们崇拜的是火;《卡玛尔·宰曼王子和白都伦公主》中,卡玛尔·宰曼王子因为追一只叼走了宝石的大鸟而误闯入一个国家,整个国家的人民也都是拜火教徒;《拉丁·艾比·沙马特的故事》中那个名叫马哈莪德·白勒黑的商人,虽称自己是穆斯林,可内心却是个祆教徒,他追求腐朽糜烂之事,还搞同性恋;《阿拉丁与神灯》中那个自称是阿拉丁伯伯的法师来自非洲,他醉心于巫术:“他积四十年的经验对玄虚道学、泥土占卜、焚香烟蒸无不门门精通。”而在安拉的感召下,有人死去,有人皈依,引用智者贤人的说法:“宁肯遭皮肉之苦,不能受宗教之灾。”正像《赛义夫·穆鲁克和白迪娅·杰玛尔的故事》里的国王所说:“过去,朕与你们都信仰太阳、月亮,现在,朕得知,至高无上的安拉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引导我们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主。这新的信仰就是伊斯兰教。”

不管是财富的积累而最后热心于公益,还是爱情在救赎中寻找信仰,不管是辛迪巴德航海之后看见的七重天,还是让异教徒回归宗教生活,为的都是在这惊险中找到心中的精神支柱,找到人生的信仰,找到回家的路,欲望可以终止,那是因为有人在彼岸召唤,而其实,当辛迪巴德讲述那其次冒险经历的时候,故事本身也成为寻找皈依的一种手段,历险者和讲述者是辛迪巴德,而听说者和阅读者也叫辛迪巴德,这仿佛是一种重构的暗示,当辛迪巴德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他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旁观者?而旁观者的意义并不只是一个听众,他是在自我意义上寻找生命的真谛,所以故事本身具有一种冒险的诱惑。为什么那些国王要杀人的时候,当有人讲故事的时候,他便要听完故事再动刀,“要是讲得好,我就割块地给你,让你更富有,而且封你做宰相,坐在我右手,管理我的国家,统率我的臣民。要是讲不出来,我就没收你的全部财产,把你赶出我的国家。”为什么魔鬼露出凶残本质的时候,当有人要讲故事的时候,会安静地坐下来,“行啊,老头儿!你如果给我讲完了故事,我觉得它实在离奇古怪,我就让你替他赎回三分之一条命。”

故事体现的是知识,是才华,故事意味着冒险,意味着欲望的满足,所以当山鲁佐德嫁给每天杀一个处女的山鲁亚尔,每天要讲一个故事的时候,她本身就成为一个罪恶的终结者,就像辛迪巴德面对的安拉一样,是为了救赎,“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听完这故事再杀死她。因为这故事可真够离奇的了。”所以在《国王山鲁亚尔和沙赫宰曼兄弟》之中,是另一个叫《渔夫的故事》,《渔夫的故事》里是《国王尤南的大臣的故事》,《国王尤南的大臣的故事》又是《国王辛德巴德的故事》和《诡计多端的大臣的故事》……山鲁佐德在讲,渔夫在讲,国王在讲,大臣在讲,这是一个嵌套的结构,当故事被一层一层包裹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把那寒光的刀包裹起来,把憎恶女人的罪包裹起来,把仇恨包裹起来,像一个冒险故事,而最后当像辛迪巴德完成七次航行的时候,他一定会看见头上的七重天,看见微笑的安拉,看见那条终于平安回家的路。

金阁寺·潮骚

编号:C41·1990316·0481
作者:(日)三岛由纪夫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8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4.00元
页数:318页

极端的三岛由纪夫就像自己塑的有着生理缺陷的青年沟口一样,有着对秩序最反叛的理解,这位日本个性鲜明的作家对死亡与颓废有着天生的冲动,甚至在他剖腹自杀的一刻,仍有一种欲望实现的快感,一如沟口烧掉了金阁寺,在熊熊烈焰中自我沉醉。这种悲剧关系是他对人性、战争的畸形理解,被别人毁灭信仰不如让自己彻底摆脱对生命的信心,但《潮骚》似乎是个例外,那种大自然的纯情宛如三岛精神支柱倒坍之时的回光返照。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

编号:C38·1990316·0480
作者:(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出版:外国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8年8月第一版
定价:13.50元
页数:295页

这是一部天书,那种冥想式的意识流成为阅读的最大阻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很明确的破译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生活经历,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让我们平安地阅读才是乔伊斯最不愿意看到的。经过断断续续的写作,小说在1916年才正式出版,但几乎没有人能够深入乔伊斯的内心,这种阅读的阻力在1922年他的《尤利西斯》中再次证明,小说可以没有曲折的情节与具体事件,它只是发生,在另一个空间里完成虚构,也许只有与乔伊斯一样的经历的人才可能明白我们内心的焦虑、不安、痴想以及畸形。


《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让死人把死人埋掉

——我的祖先抛掉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了另一种语言,斯蒂芬说。他们容许一小撮外国人把他们征服了。你难道认为我会拿我的身家性命来偿付他们欠下的债吗?再说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从旁观者的身边走开,从崇拜偶像的旁观者身边走开,从三呼万岁的旁观者身边走开,从引用拉丁文“让着血腥的世界全面和平”的旁观者身边走开,对于斯蒂芬来说,走开是为了忿怒,是为了抗议,是为了抛弃一种生活,是为了告别一种人生:“留着你们的那个偶像吧。如果我们必须有一个耶稣,那就让我们有一个完全合法的耶稣。”打碎心中的偶像,只为了再造一个合法的耶稣,再造一个新生的爱尔兰,只不过在年轻的芬尼亚分子看来,这是一种背叛,混杂着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混杂着政治和信仰,混杂着宗教和传说,在崇拜爱尔兰悲伤的历史中,那些旁观者对于斯蒂芬来说,就是一种平庸,就是一种沦丧,就是一种厌恶,就像在闹区的那块纪念沃尔弗·托恩的石碑一样,在时间的推移中,勇敢而不朽的城市灵魂已经“萎缩成一股从土地上升起的淡淡的生命的气息”。

崇拜的英雄,在这个被“万岁!万岁!”的高亢情绪笼罩的时代,已经远离了民族应该保持的精神,“我简直没法儿理解你,达文说。一会儿我听到你大声呼反对英国文学。现在你又在反对爱尔兰的告密者。想想你名字和你的那些思想……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爱尔兰人?”反对这一个不是为了支持另一个,过去的反对也并非是为了现在的支持,反对英国文学是斯蒂芬的态度,而反对爱尔兰的告密者也是斯蒂芬的态度,在这两种被看成是相异的观点里,被质疑的恰恰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是一个烙印,它似乎被刻在每一个民族主义者的身上,但是在这个被抛掉了语言的旁观者身上,“爱尔兰”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在斯蒂芬的世界里,这个空洞的符号变成了那些人合理的借口,变成了逃避背叛的理由,从托恩的时代到帕内尔的时代,在各种战斗和变革中,爱尔兰已经“没有一个正派、诚实的,为爱尔兰牺牲自己的生命、青春和爱情的人”,只有“被你们出卖给敌人”的人,只有“被你们抛弃掉或者受到了你们的咒诅”的人,也只有“扔下他又去追随另外一个人”的你们,所以由你们组成的“爱尔兰人”,就像那尊石碑塑像一样,只剩下多年以前,和父亲一起来参加的那个空洞仪式。

和父亲来参加仪式,这仿佛是属于斯蒂芬家族的一个隐喻。迪达勒斯先生总是对斯蒂芬讲述一个和自己有关的故事,那是年轻时的自己,那是寻欢作乐的自己,作为科克大学的毕业生,迪达勒斯先生总是希望在都柏林去除他的科克口音,从科克到都柏林,对于迪达勒斯先生来说,是一次命运的转移,而在语言问题上,他希望用新的口音来融入,但是就像曾经和他在一起寻欢作乐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或者分散到了全国各地,或者已经死去,在现实里,改变口音其实意味着一种对秩序的妥协,而彼得·皮卡卡法克斯作为大儿子的名字,迪达勒斯先生也有一种迫不得已改变的欲望。改变是为了适应规则,但是对于斯蒂芬来说,这种改变只不过是一种仪式,当他坐在父亲身边,乘着晚邮车到科克去的时候,一种仪式已经慢慢变成了统治,变成了对现实的无情修订,“当火车喷着汽开出车站的时候,他记起从前对一切都感到惊异的孩子心情,以及他到克朗戈斯去念书头一天所发生的一切事。”

惊异的孩子之情还留在斯蒂芬的心里,那是童真,那是快乐,那是梦幻,甚至还有那个他一直想要和她结婚的女孩,“万斯家住在七号。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他们是艾琳的爸爸和妈妈。等他们长大以后,他就要和艾琳结婚。”而一切的美好都在离开布莱克罗克镇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把他送到克朗戈斯学校,对于斯蒂芬来说,是另一个人生的开始,这样的人生意味着离开,意味着抛弃,意味着孤独。而所有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的失败,“他模糊地理解到他父亲的事出了麻烦,而那也正是他们为什么不再送他到克朗戈斯去学习的原因。”有人和父亲为敌,曾经他甚至希望自己参加这一场战斗,“感到他也必须肩负起某种责任”。但是他不是战士,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缺失者,父母挥着手和他告别,对于他来说,就是那个存在于他心灵的空幻形象破碎,“他敏感的天性因受到那种庸俗低下的生活方式的折磨,还常给他带来极大的苦恼。都柏林的沉闷生活也使他的心情不安而颓丧。他从两年的梦幻般的生活中醒来,发现自己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父亲的财产被拍卖,也就意味着自己的“一部分所有权”被剥夺,意味着他的一切梦想被粉碎,“他感到他和他们似乎并不属于同一个血统,他和他们的关系只是一种神秘的寄养关系,寄养的孩子和寄养的弟兄。”所以对他来说,一直希望改变科克口音的父亲只不过是那个叫做爱尔兰的国家的精神破灭,是一种失去自我的背叛,在对达文的时候,斯蒂芬就是用这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忿怒:“你知道爱尔兰是个什么吗?斯蒂芬带着冷酷的忿怒的感情问道。爱尔兰是一个吃掉自己的猪崽子的老母猪。”

抛掉自己的寓言,接受另一种预言,这是“祖先”犯下的罪,而对于斯蒂芬这样的爱尔兰人来说,并不是需要用自己的全部努力去还债,并不需要用高呼三声万岁来表达忠诚,并不需要反对英国文学来表明自己的爱国。他只希望能够找到自己失去的东西,找到童真,找到快乐,找到勇气,甚至找到住在七号万斯家的那个女孩艾琳。但是在克朗戈斯学校,他感到什么也没有,那些同学有各自的父亲和母亲,有各自的衣服和声音,而他离开父亲母亲,在一个叫做自己的地方品尝那种痛苦。“哦,我说,这家伙每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都要吻他妈妈。”这是一种对爱的依存,“噢,我说,这家伙每天上床睡觉的时候,根本不吻他的妈妈。”这也是一种对爱的依存,而在那张纸条背面,却写着斯蒂芬的生活状态:“斯蒂芬·迪达勒斯是我的名字,爱尔兰是我的国家。克朗戈斯是我居住的地方,而天堂是我的希望。”

天堂里有一个自己,天堂里有一个上帝,而在斯蒂芬的世界里,“上帝是上帝的名字,正像斯蒂芬是他的名字一样。”他找不到父母的爱,也找不到自己的寄托,更没有信仰,上帝属于他自己,而那个“斯蒂芬”永远写在他的生命里。尽管在学校里,有阿纳尔神父,有多兰神父,但是“礼拜堂里有一股寒夜的气味,但这是一种神圣的气味”。那种生活对于斯蒂芬来说,是被推倒水坑里的痛苦,是眼镜被打碎的无奈,是被戒尺打痛手臂的残酷,是拉丁文文章写得太坏的惩罚,但是不能逃避,也不能反抗,弗莱明说:“让咱们起来造反吧”,其实结局无非也是被挨打被开除。

而对于斯蒂芬来说,失去了幻想失去了童真失去了爱,他需要另一种力量,他阅读带有强烈反抗精神的作品,“作品中的讥诮之词和激烈的语言使他的头脑始终处于激动状态”,但是教英文的老师在他的作文里看到了异端邪说,谁是伟大的诗人,斯蒂芬的回答是:当然是拜伦!不仅是异端分子,而且还极不道德,甚至还属于英国文学。“在他的心灵中,除了冷漠、残酷、毫无感情的情欲之外,再没有任何使他激动的东西。”他的童年已经死去,和它一起消失的是他的能够欣赏天真的欢乐的心灵,但是异端、不道德等帽子将他覆盖在神学的世界里。

在如此残酷、冷漠的生活中,斯蒂芬其实一直在寻找自己,就像寻找那个真实的爱尔兰。“他急于想和另一个跟他相似的人一起去犯罪,强迫另一个人和他一起犯罪,并和她一起品尝犯罪的欢乐。”这是一种极端,一种报复,还是一种逃避,一种对于欲望的满足?当那个妓女叫他“亲爱的威利”,当他闭上眼睛把身心交给她,当他在温柔的嘴唇中感受到世界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他进入了一种堕落的生活,情欲,那种和身体、肉体有关的体验把斯蒂芬拉向了一个虚幻的童真里,似乎只有在这个被人称作肮脏被自己叫做罪孽的地方,他才能感觉到真实的自己,“那股生命的热浪把他带在浪头上漂出了他的躯体,而后在退潮的时候又把他带了回来:他的躯体和灵魂没有任何地方受到损害,而在两者之间却反倒出现了一种阴森的平静。”这种平静抛却了对神的虔诚,抛却了卧室墙上的那张在贞女圣利亚教会学校担任过班长的证书,抛却了一个被神父的戒尺惩罚过的身体,那里只有狂野,只有热浪。但是这样的体验对于他来说,就是犯罪:“他的罪孽已经阻断了上帝对他的青睐,并使他越来越接近罪人的渊薮。”

“谁犯了十戒中的一条,实际就是条条都已触犯”,情欲的种子滋生出整个世界,他听到校长说:“如果我们犯了罪,他有力量为我们获得上帝的恩赐,允许我们进行忏悔。圣弗朗西斯·泽维尔真是一位伟大的圣徒!是一位伟大的灵魂的拯救者。”他听到阿纳尔神父说:“记住,我亲爱的孩子们,我们所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一件事,仅止一件事,那就是实现上帝的神圣旨意,并拯救我们自己的不死的灵魂。”而他也听到了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上帝的全部愤怒正指向他犯下的秘密的罪孽。传教士的刀已经深深探入他的敞开的良心,他现在已经感觉到他的灵魂在无限的罪孽中慢慢溃烂了。那传教士是完全对的。现在该是上帝说话的时候了。”但是他却看见了艾琳,看见了自己变成了传教士,“安详而谦恭地行使着连天使和圣徒都感到无比敬畏的那种可怕的力量”,然后“偷偷用各种假想来满足他的这种欲望”——“她不知道,在他的思想中,他曾如何对她加以侮辱,他的野兽一样的情欲曾如何毁损和践踏她的天真!”他完成了对她的命名,充满着真实的情欲,难道不是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但是那把刀还是刺进了他娇嫩的皮肉,那个叫做“忏悔”的仪式展开在他面前:“上帝正在向你们召唤。你们是属于他的。可怜的罪人们,可怜的、虚荣的、正在犯罪的罪人们,快回到他身边去吧。现在正是合适的时机。现在正是时候。”

忏悔间里,他面对的是神父,犯过淫乱罪,和结过婚的女人,他被神父救赎,但这种救赎对于斯蒂芬来说,只是一种仪式,就像他在降灵节的文艺晚会上看见神父的笑脸,充满了戏谑味道。忏悔,放弃,然后是“每日的生活都是在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度过的”,但是这种充满仪式的祷告和斋戒之不过是压抑自己的忿怒,一个喷嚏或者一些打扰就会破坏他的祷告,而他在这种仪式中,被邀请加入教会,神父说:“接受这样一种召唤,是全能的上帝所能加之于人的最大的荣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皇帝或一位帝王具有上帝的传教士的权力。”这是一种权力,斯蒂芬也感觉这是一种“连天使和圣徒都感到无比敬畏的那种可怕的力量”,他可以在忏悔间知道别人的罪孽、别人的罪孽的向往、罪孽的思想和罪孽的行动,可以听到妇女和姑娘们怀着极大的羞辱亲口低声对他讲出她们的罪孽,“而他自己经那样被举手加封之后,便立即神秘地变得对一切罪孽都一尘不染,他的灵魂将会仍然保有原来的清白,再回到雪白的圣坛边去。”

但是这种仪式对于斯蒂芬来说,却也是一种背叛,世界充满了各种陷阱,世界到处是堕落的源头,没有童年,没有灵魂,没有那个美丽的女孩,那与世隔绝的天地里其实没有他的位置,或者对于斯蒂芬来说,内心的欲望从来没有被上帝的意志浇灭过,规劝的话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无聊的故事:“他不会作为一个神父在圣体盘前面晃动着香炉。他命定对一切社会或宗教上的职务都将采取逃避的态度。”他依然看见了那个女孩,那个让他快乐的女孩,让他打开欲望的女孩:“生活下去,错误下去,堕落下去,为胜利而欢呼,从生命中重新创造生命!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位野性的天使,人世的青春和美的天使,她是来自公正的生命的法庭的使者,他要在一阵狂喜中为他打开人世的一切错误和光荣的道路。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那前进的声音取代了万岁,那自我的欲望取代了上帝的意志,对于斯蒂芬来说,他的生活就像是自己创作的小说一样,在对抗着秩序、规则、信仰以及道德,尽管“爱尔兰不要什么上帝!在爱尔兰上帝已经死了。让上帝全滚蛋吧!”的凯西提供给了他一种反面的样本,在参加维多利亚生日举行抗议活动中,“结果落下了这三个伸不直的指头”,但是抛弃那个上帝意味着一种新生,不仅是民族意义上的、宗教意义上的,也是艺术意义上的——艺术家斯蒂芬,他在这样一种重新命名中开始发现真正的美。

引用亚奎纳斯的概念,“意之所悦者谓之美”,“心之所向者谓之善”,斯蒂芬把不当的艺术所挑起的情感归为两类,一类是像欲望一样的“占有的念头”,一类是像厌恶一样“使人产生抛弃的念头”,一种是追求,一种是避开,而真正审美的情感是静态的,“它使人的头脑停留在某一状态之中,超出于欲望和厌恶的之上。”所以要表现美就需要唤醒或者诱发“一种美的静态平衡,一种意念上的怜悯或意念上的恐惧,这种静态平衡将招致、延长以及最后消除我所说的美的节奏”。或者说,美是一种完整,一种和谐,一种光彩。

那么激烈地开展民族的斗争,那么强烈地向上帝忏悔,对于斯蒂芬来说,似乎都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是心灵的陶醉,是梦境中的喜悦,是那个女孩出现时的快乐,试着爱上帝其实对于斯蒂芬来说,必定是一次失败的体验,用意志去抵达目标,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就像民族主义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这种和谐、完整和光彩,改变了语言和仪式,改变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当失去了十年的那种童真再次出现在斯蒂芬面前的时候,“一阵情欲的闪光又一次点燃了他的灵魂,燃烧着并充满了肉体。是她诱使他写下了那首维兰内尔诗,她在意识到他情欲的时候,忽然从她充满芳香气息的睡眠中惊醒过来了。”那首维兰内尔诗体的几节诗似乎已经刻进了斯蒂芬的心里,它回来了,连同她一起,在罪孽之后的欲望中发现真实,发现自由,那“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夜晚。自由自在。灵魂自由自在,想象也自由自在。让死人去把死人埋掉吧。就是,让死人去和死人结婚吧。”

死人是死去的人,是没有信仰的生命,而埋掉死人的也是死人,是抛弃了语言、抛弃了自我、抛弃了信仰的人,而活着的是她,是我,是“过了一会儿,她和我拉了拉手,在离开的时候,她说她希望我照我说的去做”的幸福和快乐,复活,对于斯蒂芬来说,是新生的父亲,是新生的上帝,是新生的民族,是新生的国家,是新生的自我:“我不愿意去为我已经不再相信的东西卖力,不管它把自己叫作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堂都一样:我将试图在某种生活方式中,或者某种艺术形式中尽可能自由地、尽可能完整地表现我自己,并仅只使用我能容许自己使用那些武器来保卫自己——那就是沉默、流亡和机智。”

中国小说史略

编号:C91·1990316·0479
作者:鲁迅
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版本:1998年1月第一版
定价:12.90元
页数:260页

鲁迅在编写整理了《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和《唐宋传奇集》之后,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上,从油印讲义到最后出版,鲁迅建立了中国小说史最权威的体系,从神话与传统那里找到小说的渊源,汉代小说、六朝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元明讲史以及明清小说的辉煌,鲁迅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人,特别是对各类小说思想艺术的得失点评,自成一体,具有极大的参考性。《史略》共分28篇,以史学对小说论述始,至清末谴责小说终。

黄昏放牛

编号:C28·1990202·0471
作者:刘醒龙
出版:北京出版社
版本:1998年2月第二版
定价:20.00元
页数:479页

刘醒龙是受荆楚文化熏陶的,这种文化沉绽不仅体现在他极具个性的语言中,更渗透在他对城市文明厌恶与批判上,那种弥漫着地域神话的结构安排与文风中,有着刘醒龙对本上写作自身的理解。《人之魂》的招魂主题,《透视》中的驱邪手段其实都是刘醒龙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批判,悲剧化的结局隐而不露。本书为“新时期地域文化小说丛书”之一,内收《异香》、《白菜萝卜》、《挑担茶叶上北京》、《女性的战争》等13部。

挪威的森林

编号:C41·1990118·0470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6年7月第一版
定价:18.80元
页数:374页

在村上春村的所有作品中,《挪威的森林》是最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小说,这部取名为甲壳虫乐队一首代表乐曲的小说从精神气质上说,复活了日本小说哀怨的传统,“我”对昔日情人的回忆一如乐曲,静谧忧伤,以及莫名地沉醉,那种青年的迷惘感用舒缓的语调表达出来更有一种沉重。主人公渡边与直子、玲子的感情纠葛更让他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回忆当中,感伤的故事中出现了村上春树所未有的纯真爱情,也许,这才是村上春树心中最希望表白的东西。

中国故事

编号:C28·1990101·0467
作者:李冯
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版本:1997年8月第一版
定价:12.80元
页数:292页

李冯对中国历史人物有着自己的一番想象图象,《中国故事》中利马窦的回忆,《16世纪的卖油郎》中卖油郎的爱情无不是李冯的现实化处理,这些文人的佚事成为李冯最精巧妙的构思,但对李冯来说,《多米诺骨牌》中透出的现实虚幻性更是其乐此不疲的主题,这才是李冯作为新生代小说家最本质的特点,浓郁中透出的古典气质让小说蒙上了一层透明的灰尘。本书为“蓝色文丛”之一,内收小说12篇。

循环游戏

编号:C28·1990101·0466
作者:李洁非
出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版本:1997年8月第一版
定价:13.50元
页数:315页

李洁非其实不叫李洁非,荒水是小说的作者,他把故事按另一个人的方式讲述,并且要“看着一桩本来乌有的事平白地发生。”这是小说家的乐趣,也是小说的游戏,李洁非只是个操纵者,故事变成了理想、幻想、想象以及其它的与自己有关或无关的事,李洁非只是在一旁,而后切断了游戏的电源。本书为“蓝焰文丛”之一,内收《血红玛丽》、《循环游戏》等5篇。

五号屠场

编号:C55·1990101·0465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8年8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344页

战争就是把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送去喂炮火。冯内古特的反战情绪集中体现了对人的非人化处理,1969年发表的这部小说是作者自身对“科幻小说家”的飞跃,他的黑色幽默与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一样,把战争放在一个圈套中,作荒唐的嘲笑。小说的第一句:“下面的这一切基本上是实情。”《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是对贫富不均的批判,反讽的艺术手法在第一句里就显露出来:“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是一笔钱,这和在关于密蜂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按理总是一摊蜜蜂是一样的。”


《五号屠场》:在时间上倒回过去看见耶稣

 

当541号大众星生物看到一具尸体,他只不过认为这个死人在那特定的时间情况不妙,但他在其它许多时间却很好。如今,当我听说某人死了,我只耸耸肩,并像541号大众星生物谈到死人时那样讲一句:“就这么回事”。
——《五号屠场》

 

时间在哪里?在541号大众星上?在毕利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或者在基甸圣经中所多玛“一定不再向后看了”的诅咒里?在特劳特小说中那个回到圣经时代的兰斯·科尔时间旅行中?时间是死亡的一种形式,但只是一句“就这么回事”的短语,它循环,它戏谑,它幻想,它是一个数字,它是“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物的勇气”,它在一本书被签名盖章以及收藏的书柜里,当有人打开有人翻阅有人解读历史,最终还是要被合上,将时间关闭在那个跳过一秒却不再行进的指针里,活着的人写着书,活着的人死去,而在未来的时间里,死去的人活着,死去的人看见一具尸体,看见无数的尸体,甚至看见自己的尸体,也当做是回到了被绑架的541号大众星,然后看见耶稣,看见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的耶稣,然后对着所有人说一句:就这么回事。

那本书的开头是这样的:“听: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书的结尾是这样的:“普-蒂-威特?”可以暂且忽略结尾的这句晦涩的话,把书一直打开,等到第二个故事开始。从毕利挣脱时间的羁绊的虚构开始,那个我是站在书外面的,就像有人拿起被签名被盖章以及被收藏的一本书,写好了开头和结尾,然后将那些人放进去,将时间放进去,将耶稣放进去,最后将毕利放进去,只是和我父亲说的那样:“你知道,你写的小说全没有坏蛋。”没有坏蛋那是因为他们都在时间之外,都在一场德累斯顿的轰炸历史之外,都在“就这么回事”之外,那是一个童年时代,一个可以把书名定为《儿童十字军》的时代,充满了童趣,就像缪勒尔在圣诞节寄给奥黑尔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的那样:“祝你的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愉快,新年快乐,并希望有朝一日碰上机会,能在和平、自由世界里的出租汽车中再见。”和平、自由的世界,是时间之外的存在,是一辆出租车上的美好希望。但是童年是要结束的,书还是要翻到第一句,翻到那个”使每个人变得很刻苦“的战争年代,傻头傻脑的孩子,天真烂漫的童年,被手表上的秒针颤动了一下,一年又是一年,本来属于孩子们的游戏,玩弄钟表的游戏,可是它却完全走进了书里,走进了毕利的挣脱的那个羁绊里,”我完全不能这么做。作为地球上的一个凡人,我只能相信时钟和年历。“可是,时间并不是见证死亡,战争即使不像冰河那样涌来,人总还是要死的,总是要告别童年时代,告别《儿童十字军》,甚至告别拦截冰河一样的反战情绪,因为那里有一个毕利,有一场德累斯顿的轰炸,有一个不能逃脱羁绊的时间迷宫,即使老埃德加·德比被处死的那个战争笑话也无法让人在讽刺中感受虚构的独特魅力:”整个城市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就在这时候一个美国士兵因为拿一只茶壶而在废墟中被抓了起来。他受到一般的审讯后,就被行刑队枪毙了。”

时间正在像所有人驶来,战争却从来没有从人们身边离开,基甸圣经中所多玛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许回头看,那么就向前看吧,就在另一个时间的维度里想办法挣脱羁绊,听,毕利在努力,“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醒来时却正举行婚礼。他从一九五五年的门进去,却从另一个门一九四一年出来。他再从这个门回去,却发现自己在一九六三年。他说他多次看见自己的诞生和去世,随心所欲地回到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一切事件中去。”一九五五年的门,一九四一年的另一个门,以及一九六三年的故事,诞生和去世,一切都像是在时间里随心所欲地行走,像一个时间的旅行者,但是他患了时间痉挛症,无法控制他下一步往哪儿去,即使他逃脱了父亲因为打猎而逝世的时间,即使他忘记了在佛蒙特州的糖槭林山顶撞毁的飞机而自己幸存,即使他想不起自己的妻子在佛蒙特的医院里康复时意外地死于一氧化碳中毒,时间也在他的身体里,在他战争的创伤中,在他从一团漆黑走进强烈灯光的德累斯顿五号屠场里.

一九五五年的门,一九四一年的另一个门,以及一九六三年的故事,毕利的世界总是不想打开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三号的那扇门,那里有第五幢房子,有水门汀砌的方墩墩的平房,有能滑动的前后门,只是没有战场,没有灭虱站,而身后的水龙头关闭的时候,毕利才知道自己很可能在这个五号屠场迷路,因为时间的旅行已经迷路,找不到起点就是找不到出生,找不到终点就是找不到死亡,五号屠场在未来的记忆里,死亡也在未来的时间里,所以当一支高效激光枪瞄准器上的十字标线正对着毕利的头时,他只是看见了一道紫光和嗡的一声响,他目睹的是大多数同伴死于非命,而这样的死亡保存在他对未来的记忆中,德累斯顿将被炸毁烧光是在另一个时间里。

上帝保佑你,冯内古特先生

但是那发生在真实时间里的轰炸的确在毕利不愿提及的一九四五年发生,戴维·欧文写的《德累斯顿之毁灭》中记载了这一次大空袭,死亡人数是十三万五千人,超过当年晚些时候的美国空袭东京和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亡人数,这十三万五千人不包括毕利,只不过这本书毕利不愿读,不愿像读《儿童十字军》一样看见天真浪漫的童年,不愿向所多玛一样向后看。这次战争中的空袭在空军上将桑德比看来是:“谁也不能否认,轰炸德累斯顿是一场大悲剧。”而这本书的作者说:“谁也不会相信这次轰炸有什么军事上的必要性。”

它并不是关于五号屠场的毁灭,不是一个德国城市的毁灭,当然也不是毕利精神世界的毁灭,他像阅读一本不愿看的小说一样,把时间遗忘在一九四五年的那个黑夜,“毕利·皮尔格里姆也同时旅行回到德累斯顿,但不是此时的德曼斯顿。他正返回到一九四五年的德累斯顿,该市被烧毁的后两天。”两天也是对于时间羁绊的挣脱,对于时间旅行者而言,他曾经看见过自己死过许多次,且把死亡的情况录在录音带上。录音带的开头是这样说的:“我,毕利·皮尔格里姆将死于,已经死于,并且经常死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一九七六年的激光枪瞄准了毕利的额头,“激光枪是从光线已经暗下来的记者席上对准他的。接着,毕利·皮尔格里姆便死了。”就这么回事。而对于时间羁绊的逃避,真的能找到自己?找到那个救赎的耶稣?在科幻小说家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中,耶稣就在那个时间旅行者面前,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旅行者的问题是:“耶稣是否真正死在十字架上?或者他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的时候是否还活着?或者他是否真的还活着?”他带着听诊器,然后为上帝之子听诊,是的,他是回到天堂里去了,这位名叫兰斯·科尔的时间旅行者还量了耶稣的身长,结论是:“耶稣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

身高五英尺三点五英寸的耶稣不是上帝之子,是一个人,是在听诊器面前的人,是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人,这个被称为从“时间上倒回过去看见耶稣”的科幻故事只是虚设的一架时间机器,而对于毕利来说,他也有一架时间机器,这架机器便是他说被绑架的541号大众星,和特劳特的科幻故事一样,毕利寻找到了自己的王国,从鳏夫回到婚礼现场,那就被绑架了,“他说谁也没有发现他不在,因为他们使他穿过时间的经线,在541号大众星上度过了多年,而离开地球的时间却只不过一微秒。”一微秒就像我的手表指针跳了一下,这是新的时间,这是属于毕利的幻想时间,在541号大众星上,时间不是人类社会维度里的一个,它有着四维的空间,所以死亡不是终点,死亡只是一个片段,死亡只是很多时间的一种,只是“就那么回事”。这不是线性的世界,所有的时间都可以逃避,死亡不是最终的舞蹈,所以“就这么回事”成为毕利的口头禅,变成了挣脱时间羁绊的方式,它是循环,它是新的开始,它是没有结束的开始。而最重要的不是消灭时间,消灭死亡的单一线性哲学,而是要把人从某种奴役中解脱出来,“他们也不把人类看成是两脚动物,而看成是大百足虫。”用毕利·皮尔格里姆的话说,是“婴儿的腿在一端,老人的腿在另一端”的百足虫。所以人不是主宰,也不是牺牲品,人只是一种简单的生物,而人类社会所要讲的“自由意志”在541号大众星那里,只是一个可笑的笑话:“我访问了宇宙里住有生物的三十一个星球,研究了有关另外一百多个星球的报告,只有在地球上才侈谈什么自由意志。”

没有自由意志,当然也不会去控制不会有奴役,“故事没有开头,没有中段,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说教,没有前因,没有后果。”而这样的世界正式毕利所要追寻的,就像他曾经的验光配镜的职业一样,镜片的矫正其实是在远离那个真实的世界,用一种隐喻的方式让自己逃避时间逃避战争,“牲口哞哞叫,圣婴惊醒了。但小主基督,不哭也不闹。”但是上帝是不是真的已经成为了一个人,是不是在幻想中的541号里遗忘战争?毕利的真正悲剧是:“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到头来,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物的勇气。”他的挣脱,他的逃避,最终使他精神错乱,最终使他在“就这么回事”中成为言语模仿症患者,而我对于一部小说的描写也根本起不到反战的效果,就像电影制片人哈里森·斯塔尔对我说的那样:“与其写反战作品,何不写反冰河的作品?”战争总会有的,战争是不可逃避的,就像时间,所以反对战争就像拦截冰河—样,谈何容易。

所以最后毕利还是被激光枪打中,“就这么回事”的死去,“毕利和其他的人到林阴道上 步。树木在抽芽。路上没有,也没有任何来往的车辆。 有一辆被 弃了两匹马拉着的运马车,车是绿色的,样子像棺材。”那缺省的文字就像缺省的时间,缺省的死亡一样,是看见了,也将走向自己,“样子像棺材”,所以那本开头是“听:毕利·皮尔格里姆挣脱了时间的羁绊。”的书也翻到了没有揭破的结尾,“一 鸟儿叽叽喳喳地在谈话。”“一 鸟儿对毕利·皮尔格里姆说‘普一蒂一威特?’”像一个寓言,一个时间和文本的寓言。而这个寓言淹没之后又现出声音,是在另一个文本里,《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一只鸟儿在梧桐树上唱着歌儿。‘普-蒂-威特?’鸟儿唱道。‘普-蒂-威特。威特,威特。’”

罗斯瓦特是谁?他曾出现在《五号屠场》里,“罗斯瓦特比毕利机灵双倍,但他和毕利一样,以相同的方式对付相同的精神危机。”精神危机在不同的人身上表现出不同的内容,但是都是在解读人生的意义:“他们两人都认为人生毫无意义,原因之一是他们有不幸的战争经历和遭遇。例如,罗斯瓦特用枪打死了一个十四岁的消防员,把他错看为德国兵,就这么回事。而毕利目击了欧洲历史上最大的屠杀,即轰炸烧毁德累斯顿。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的人生,有“普-蒂-威特”的鸟叫声,有541号大众星,有科幻小说家特劳特,但是这里没有战争,没有十三万五千人的死亡,没有为上帝之子听诊的时间旅行者,这里是一个金钱王国,“在这个关于人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是一笔钱;这和在关于蜜蜂的故事里,主要角色按理总是一摊蜂蜜是一样的。”蜂蜜的诱惑,蜂蜜的危险,对于罗斯瓦特家族来说,这笔钱并不代表富有,却是有着角斗,有着阴谋,有着关于人性的丑恶。这是美国第十四个大家族罗斯瓦特的“罗斯瓦特基金会”,八千七百万美元,外加日利一万美元是巨大的财富,这笔钱免交所得税,利息基金会可以任意使用。而与基金会并列的是“罗斯瓦特公司”,它可以任意投资经营,牟取大量利润。这两个组织相互独立,互不制约。罗斯瓦特的家族成员,都可以在基金会任职,除精神病患者外,而律师姆沙利费却要想证明罗斯瓦特基金会主席埃利奥特患有精神病而让另一罗斯瓦特的家族成员——傻瓜费雷德接任该会主席,以便在金钱转手之际从中渔利至少一半金额。

巨大财富,看上去是“合众为一”的产物,但其实却是“一个印在这个已经破灭了的乌托邦的钞票上的极具讽刺意味的铭言”,在勾心斗角中,埃利奥特看上去是“一个酒鬼,一个乌托邦幻想家,一个吹牛圣人,一个没有目标的傻瓜。”他喜欢的是特劳特这位科幻小说家的作品,“一万年以后,我们的将军和总统的名字都会被忘记掉的。可是,那不会被遗忘的我们时代的唯一英雄就是《2BRO2B》的作者。”这是埃利奥特对于特劳特的吹捧,《2BRO2B》是哈姆雷特提出的一个有名的问题,生存还是死亡的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场关于乌托邦的狂欢,在那里有一个虚构的美国,“那里几乎全部工作都是由机器干的,只有那些有三个或四个博士头衔的人才能找到工作。”人的意义消解了,而埃利奥特的生活就是在“漫游”,他与妻子西尔维亚之间没有性生活,在他的世界里,所谓的欲望只是去偷女的内裤,偷剪人家头发,或者偷看人家等下流事,“把最坏的告诉我吧。埃利奥特把他的性欲导向什么啦?”当他的父亲问医生,埃利奥特的疾病时,医生的回答是:“‘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对于“卖淫,离婚,酗酒,自由放纵,同性恋,色情文艺,打胎,贿赂,谋杀,剥削,青少年犯罪,贪生怕死,无神论,敲诈勒索,造谣诽谤和偷窃等等流行一时”的美国现时的反抗,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笑话,那本特劳特的《2BRO2B》原定价只是二毛五分钱,是一本廉价的书,和印度作家维特雅纳的《性爱之神的警言》一个价。

对于有着基金会支配权的埃利奥特,他所从事的就是帮助那些无用之人,这也是特劳特在书中提出的观点:“你在罗斯瓦特县干的事情跟神智不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很可能是我们的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试验,因为它在一个极小的规模上触及了一个问题,而机器日趋精巧复杂,必然会使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不安和恐怖。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去爱无用之人?”什么是无用之人,对于脆弱的美国人来说,无用就是害死强者和弱者,它是社会的通病,就像经历战争的毕利一样,发现的是人已经失去了当人类的勇气,“我们对无用之人的憎恨以及为了他们的好处而残酷地对待他们”,而埃利奥特在帮助中建立了他的乌托邦:“由于埃利奥特所作的榜样,千百万人就可以学会去爱和帮助他们所见到的任何人。”

“不要自杀,给罗斯瓦特打电话吧”,这是放在电话亭里的告示,“埃利奥特·罗斯瓦特是一位圣人。他会给你爱和钱。”这张和“如果你宁愿要印第安纳州南部最好的屁股的话,那就给梅丽莎打电话”色情卡片放在一起的告示对于现实的美国来说,到底是不是爱和帮助的福音?“你不会再回来了,罗斯瓦特先生。我爱你,你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愿上帝保佑你,该死的,愿上帝保佑你!”那个胖女人的电话打来,被白色公主电话机架起的热线对于那一个女人来说,或者也是一个乌托邦,“愿上帝保佑你”的背后却是无奈,他们都有某种痛处,腰子痛的安娜·蒙恩·格兰浦斯也说过这样的话,他们是小老百姓,他们需要乐善好施,他们需要告别疼痛,告别无用的命运。

但是埃利奥特真的是和上帝一样?“Indy, Su-TDM—LO-一V2-W3K3-K2CP–RF $ 300。”这是埃利奥特写在账本上的记录,符号的后面是关于爱和帮助的记录:翻译过来,意思就是,里特尔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人,是一个想要自杀的工具和模具工人,现在已经失业了,是一个二次大战的退伍军人,有一个老婆和三个孩子,老二得了大脑麻痹症。埃利奥特给了他一笔三百美元的罗斯瓦特基金会的研究金。”实际上,二战退伍军人的身份给了埃利奥特实现自己乌托邦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埃利奥特属于战争牺牲品,但是他的反战却不是和毕利一样是逃避时间,去创造去镜片一样的世界,他是一种仇杀,用乌托邦来反乌托邦,那三个被他杀死的消防员就是因为头戴钢盔,面戴防毒面具,而看成是德国人:“他们是普通的老乡,正在从事着努力使房子和氧气隔绝开来的英勇无可非议的事业。”

帮助百姓,却又杀死百姓,和西尔维娅没有性生活,却和无数女人发生性关系,“罗斯瓦特县里许多妇女宣布说你是她们孩子的父亲。”对于埃利奥特来说,勾心斗角的阴谋并不只在金钱世界里,也在他的乌托邦里,而那张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票也不再有返程的可能,“全城都知道他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特别依靠埃利奥特的人,已经听到了这个咔嗒声,像开炮一样的响。”一场战争,一声枪炮,打在这个城市那些无用之人的身上,孩子的父亲失踪了,乌托邦之父失踪了,那个幻想中的世界失踪了,当然特劳特笔下的“银河”也死了,那一只鸟儿在梧桐树上唱着歌儿,唱出的还是“普-蒂-威特?普-蒂-威特。威特,威特。”

“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再见。”可是罗斯瓦特死了,那个拯救无用之人的乌托邦死了,就这么回事。

 

暗铺街

编号:C38·1981103·0461
作者:(法)帕·莫迪亚诺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4年10月第一版
定价:7.50元
页数:156页

“寻觅自己的身份”成为70年代莫迪亚诺小说是最常用的题材,这位“新小说派”作家在《夜巡》、《户口薄》之后,在《暗铺街》中仍在表达他对时间的一种追忆,失忆症的私家侦探通过种种努力去寻找自己的以前,这颇有寓意的题材成为莫迪亚诺对时间进行驾驭的手段之一,追忆可能距真实越远。1978年获龚古尔文学奖,小说的第一句是:“我什么也不是。”


《暗铺街》: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

 

直到目前,我觉得一切都那样混乱无序,那样破碎不全……在寻觅的过程中,我会突然想起一件事的某些细节,某些片段……总之,或许生活正是如此……

 

J.—P.贝纳尔迪的卡片上写着关于霍华德·德·吕兹和阿尔弗雷德·让的有关资料,在1912年到1950年的情报信息中,只有相关的父母名字,相关的国籍,相关的住址,以及最后离开法国到帕迪皮岛定居的情况,可是在这最后的信息之后,卡片附着的短签里却再也没有继续的方向,那一句“霍华德·德·吕兹先生是英国(或美国)侨民,在我们的情报部门没有留下多少线索”把我的寻找又推向了一个未知的领域,那太平洋岛上会有新的信息?那个叫弗里布尔的摄影师会在帕迪皮岛上为我找到最后的线索?失踪的弗雷迪只不过是海上最后消失的一个符号,那根最后割断的缆绳是躲藏留下的启示,“我终将找到他”的自信最后只是那个重新回过去的出口,上面清楚地写着“去罗马暗铺街2号”,而当夜幕降临,当礁湖的绿色小时,当湖面一点点变暗,水面上的朦胧磷光预示着最后必然是被吞没的结局。

可是,从巴黎到太平洋小岛,再从小岛到罗马暗铺街2号,一切的线索都是混乱无序,都是破碎不全,一个进口似乎必然会有一个出口在等待着,一种曾经也似乎必然会有一种现在接应着,那么,在寻觅的过程中,那些被想起来的细节和片段能否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许生活正是如此”的无奈是另一种焦虑:“这确是我自己的生活呢?还是我潜入了另一个人的生活?”自己的生活被另一个人的生活取代,这或许是我写给于特的信中表达的无奈,自己和另一个人,或者都有着叫“我”的共同属性,可是当我从时间的众多破碎线索中被海水一样的现实吞没的时候,那个旧地址是不是返回时间的唯一线索?

旧地址的隐喻,也在和我有关的一种阅读体验中,莫迪亚诺、诺贝尔文学奖,这些在现在时间里出现的标签将我带向一个1988年的文本里,拂去灰尘,从角落或者被其他书籍压着的书橱里拿出来,就是寻找旧的那个暗铺街2号,在被时间覆盖的线索里,只有C38·1981103·0461的代码,这和“我”在巴黎第16区的那座“彗星汽车修理厂——弗科街五号”一样,标注的是是一个“AUTEUIL 54-73”的代码,可是要复原1998年11月3日的购买线索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不认识莫迪亚诺,也没有仔细阅读《暗铺街》,对于文本的记忆甚至已经完全被海水吞没,可是在文本的封底,分明留下一个印章,椭圆形,叠印在条形码的右侧,一个叫被遮挡,仿佛是“我”在文本里寻找自己时看到照片上那个影子,印章上的“零售章”写成了“另售章”,上面是一个大大的B字,在上面则是书店的名字,只是“石路书店”前面两个字被条形码遮挡住了。按照留下印记的时间顺序来看,应该是条形码在前,它是文本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而那枚印有错别字的章却在其后,只是当一切模糊的时候,条形码却盖住了“石路书店”前面作为唯一地理标记的名字,如何用力辨别也只是徒劳。在这个城市其实从来没有过“石路书店”,它像是一个谜语省略了最重要的谜面,所以当时间变成一种悬浮状态的时候,对于和文本有关的记忆就完全变成了一种徒劳,另一个城市,像在巴黎暗铺街之外的那个太平洋小岛,即使抵达,即使亲历,也并不能完全打开走进过去的进口,或者说,在缺少现场的文本面前,一切的进口都意味着被关闭的出口,那根缆绳的确是被割断了,从此大海上只留下朦胧的磷光,只留下那张很久以前的照片,只留下有着错别字被遮挡住一角的印章。

大海,小岛、照片、海水,都像印章一样,是一个谜语必然被省略的谜面,而当某些细节和某些片段组成生活的本来状态的时候,“我”写给于特的信中就有了关于影子潜入的焦虑:“这确是我自己的生活呢?还是我潜入了另一个人的生活?”那个站在自己生活中的人就像是拿着翻出来的文本阅读的我,是的,当我去除了那些灰尘、印章和模糊的时间之后,当我打开第一页读到第一句“我什么也不是”的时候,我仿佛也成了另一个在文本里叙述的“我”,另一个在寻找自己的“我”,我和“我”,就是自己的生活和另一个人的生活的区别,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区别,他们都在非我的状态下回归自己,只是所有的回归最后都指向一个没有意义的进口:罗马暗铺街2号。

莫迪亚诺:寻找被真实模糊的自己

暗铺街是旧有的标记,而“我”当被于特叫做“居依·罗朗”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被命名的符号,这个符号里有着10年的现在时:“10年前,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在迷雾中摸索时,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帮助,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的病情感动了他,他甚至依靠众多的关系为我搞了一个身份。”搞了一个身份是新的时间里的命名,那时候于特叫我“亲爱的的居依·罗朗”,他对我说:“从现在起,不要再朝后看了,想想今天和未来吧。我建议你和我一道工作……”不要再朝后看,而是要想想今天和未来,今天和未来意味着现在时以及将来时,意味着对于过去那个被遗忘的自己的否定,可是这样的否定却完全是脆弱的,甚至只是一种无法恢复记忆的借口,叫我“亲爱的居依·罗朗”的于特只不过是用一种同情给我命名,因为于特自己也失去了踪迹,“他的一部分身世突然间好似石沉大海,没有留下任何指引路径的导线,任何把他与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过去的于特是那个网球运动员、英俊的金发波罗的海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而现在却和我一起共事在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私人侦探所收集着别人的情报,那些五十年来的各类社交名人录和电话号码薄成为寻找线索的工具,“这些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构成最宝贵、最动人的书库,因为它们为许多人,许多事编了目录,它们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但是这见证逝去世界的工具和线索里,却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名字,这或许也是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否定,对现在的那个自己的否定,所以在这样一种失去自我的现在时态中,于特选择去尼斯的方式逃避现实的困境,而他离开之前留下的那句话是:“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

探寻过去,意味着要把自己的那个“亲爱的居依·罗朗”隐藏起来,可能也意味着“我什么也不是”。我是现在具体的一个人,而在过去的坐标上,谁能给我一个线索?谁能证明我有着另外的名字和故事?J.—P.贝纳尔迪的情报似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些情报打开的入口看起来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于特到让·厄尔特,我找到了塔纳格拉时期的索纳希泽,从索纳希泽的提供的报纸启示上我找到了斯蒂奥帕,那张照片上有着斯蒂奥帕·德·扎戈里耶夫,也有着一个像我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身影,被遮去了一般的影子里我是谁?“叫我斯蒂奥帕的人大多已故世,剩下的恐怕也屈指可数了。”我见到了斯蒂奥帕,而斯蒂奥帕又给了我一张写有姓名和日期的照片,用这个标记标注着那些流亡的人,可是照片上的我斯蒂奥帕却并不认识,“我站在盖·奥尔洛夫和老乔吉亚泽身边的那张,和童年的盖·奥尔洛夫在雅尔塔的那张。”

谁是盖·奥尔洛夫?让-皮埃尔·贝纳尔迪的情报里给了我关于奥尔洛夫小姐的信息,身为俄国难民又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驱赶出去,又拿到了法国护照,只是当1950年在巴黎第16区利奥泰元帅大街25号寓所去世的时候,只有那位钢琴家瓦尔多·布伦特知道盖·奥尔洛夫的故事。和她结过婚的记忆并不是所有,因为结婚之后的离婚,让盖·奥尔洛夫又成为生活之外的女人,而新的婚姻带出的是一个叫霍华德·德·吕兹的人,这个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他也在照片上,而对于我来说,我是被瓦尔多·布伦特谈论的霍华德·德·吕兹,还是照片上另一个更像我的人?“霍华德·德·吕兹。有可能这是我的姓氏。霍华德·德·吕兹。对,这几音节唤醒了我心中的某样东西,某样和照在物体上的目光一样稍纵即逝的东西。如果我是这个霍华德·德·吕兹,我在生活中一定有些古怪,因为在那么多一个比一个体面和吸引人的职业中,我竟选择了当约翰·吉尔伯特心腹的职业。”

不是,我在照片的左边,“你认识他吗?”瓦尔多·布伦特说:“不认识。”不认识的陌生人,也是关于我存在的另一个线索。而从30年前的《社交名人录》里查阅到的霍华德·德·吕兹又仿佛变成我的父亲,“我查阅了巴黎近10年的电话号码簿。每一次,霍华德·德·吕兹这个姓氏都是以下列方式出现的:霍华德·德·吕兹,亨利—帕泰花园广场3号,第16区-MOL50-52。”这些代码又组成了新的线索,而根据这个线索找到的克洛德·霍华德,是霍华德最后一名代表,而他说“你感兴趣的这位霍华德·德·吕兹只能是我的堂兄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又变成了弗雷迪,但是照片左边的那个“不认识”的人呢,在克洛德·霍华德那里又变成了“也许像”的模糊指认,“我不敢向他暗示我就是弗雷迪·霍华德·德·吕兹。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心存希望。”但是最后克洛德·霍华德却说,弗雷迪已经死了,而那个在俄国女人身边很像我的人在克洛德·霍华德记忆中又变成了南美人佩德罗,克洛德·霍华德送给我的那饼干盒里的照片上就有我,后面署名“佩德罗”,以及和佩德罗有关的代码:ANJOU15-28。而ANJOU15-28的号码指向的是:康巴塞雷斯街10号乙。第8区。

按照这个地址,我又被命名为麦克埃沃依,一个南美人,和德妮丝·依韦特·库德勒斯结过婚,于是,我又成了佩德罗·麦克埃沃依,“其实,我或许根本不是这位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我什么也不是。但一些声波穿过我的全身,时而遥远,时而很强,所有这些在空气中飘荡的分散的回声凝结以后,便成了我。”我是被那德妮丝留下的两本书和一个记事本以及那张警察局的纸条确认的,而并不只有一个名字和一段婚姻,还有康邦街,还有卡斯蒂耶旅馆,还有当年“巴黎第17区,罗马街97号”的地址,而在芒苏尔的记忆里,同住在这一楼的阿莱克·斯库菲被凶手“蓝骑士”杀害了,只是这被杀害的记忆完全以现在存在的声音而显现出来,“蓝骑士今晚有空……蓝骑士今晚有空……请给电话号码……请给电话号码……”芒苏尔打给凶手的电话似乎又把记忆拉回到“今晚”,可是对于和德妮丝一起的我来说,却变成了一个悬案,“斯库菲被人暗杀时,德妮丝仍住在这里吗?如果我们住在下一层,这样的惨事本该留下一些痕迹。但它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有当我走进卡斯蒂耶旅馆的时候,才感觉到这里有个女人在等我,伴随而来的还有身上的香水味,还有胡椒的气味,以及她皮肤上的雀斑,和右臀上方的一颗黑痣。

香水、胡椒、雀斑和黑痣,以及那个蓝骑士的电话,都在复原着记忆,可是这胡椒味道不也出现在我寻找斯蒂奥帕的过程中在旅店里遇到的新娘身上:“她身上有股胡椒的香味,使我回想起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呢?”想起来,或者想不起来,那胡椒味是现实还是记忆?而在那个赛马骑师的口中,似乎一切又回来了,和盖·奥尔洛夫结婚的弗雷迪,和德妮丝穿越边境的我,以及那张照片里那个在车祸中死去的鲁比,当然还有赛马骑师、老乔吉亚泽,“我们穿着白西装”。那是七个人的照片,而这张照片有还原着那次穿越瑞士边境时的遭遇。

抵达萨朗什,去往默热弗,然后主宰南十字座的木屋别墅里,下着雪的日子,我和德妮丝其实已经陷入了困境,被困在深山峡谷中,似乎雪要将我们埋葬,可是那个叫弗雷德的家伙却告诉我们可以偷越瑞士边境,计划开始了,弗雷德留下的那个联系电话就是AUTEUIL 54-73,但是最后偷越计划却把我和德妮丝分开了,“为了谨慎起见”,实际上却是另一次冒险,“十分钟后,我明白他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拖着德妮丝钻进这个圈套呢?我尽全力试图摆脱弗雷德即将撇下德妮丝,我们俩将尸骨无存的念头。”

那偷越边境的行动却清晰地出现在我脑海中,而德妮丝的最后失踪像是留给我的最后记忆,但是当AUTEUIL 54-73再次出现的时候,它却是巴黎那个叫做“彗星汽车修理厂”的地方,那么德妮丝在那里,我在哪里,胡椒的味道在哪里?而那个弗雷迪呢,在躲藏到那个太平洋小岛的时候,那根缆绳或许根本没有割断,而我再一次启动这个寻找计划的时候,在帕迪皮岛却看到了海滩上回家而哭泣的姑娘和母亲,最后她走远了,她拐过街角。消失,有时候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我们的生命不是和这种孩子的悲伤一样迅速地消逝在夜色中吗?”

而在海滩上最后消失,也像是于特从尼斯的那封信中所说的“海滩人”:“一生中有四十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亲切地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在数干张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他身穿游泳衣出现在快活的人群中间,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而我引述他的原话是:“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沙子的世界里,我可能是约翰·吉尔伯特的心腹霍华德·德·吕兹,也可能是在多米尼加公使馆工作的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或者是吉米·佩德罗·斯泰恩,也或者是于特给我的那个“亲爱的居依·罗朗”,而那些提供着线索的于特、厄尔特、斯蒂奥帕、布伦特、苏芒尔、赛马骑师,却都在我的时间里出现了唯一的一次,便也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所以组成线索的永恒之物便只有照片、信件、简报、明信片、社交人名录、电话号码簿,个人的所有可能都被时间消解了,而这些永恒之物所还原的那个“我”却再也找不到出口。而实际上,我对身份的寻找并不是为了获得,而是为了更好的遗忘,就像盖·奥尔洛夫,为什么要嫁给法国人,就是被驱逐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被驱逐而除名也在德妮丝身上,为什么要穿越瑞士边境,为什么要用假冒的法国护照,就是为了忘掉一种不被命名的自己,所以当30年后我变成一个在巴黎私人侦探社的人,我其实已经被自己隐藏了,但是在这寻找中,从我的口音中,又重新还原了我作为一名俄国人的身份,那位出租车司机只是淡淡的问了句“你是俄国人?”,便把我隐匿的自己揭露出来。

“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有时候却是致命的,当47个片断将20年的时间用文本里的“我”还原的时候,就像那枚写有错别字的印章一样,猛然相遇的时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宿命,因为你逃不出被命名的结局,就像于特所说:“奇怪的是,有时我会在一个路口碰到一个30年未见过面的人,或者我以为已经故世的人。我们彼此都吓了一跳。”

 

拉格泰姆时代

编号:C55·1981101·0459
作者:(美)E·L·乌克特罗
出版:译林出版社
版本:1996年9月第一版
定价:9.20元
页数:236页

干过多种职业的乌克特罗最后选择以音乐的某种技巧来表现自己所认为的美国社会,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就是一个变化无常的时代,工业文明空前发达,内部矛盾空前激化,虚构的三个家庭在“拉格泰姆式”的生活中如何被异化。“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社会也是如此,人注定只是这些时代的副产品,在历史中消亡。“这时候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随着机器沉重的喘息已经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这是小说最后的结尾。


《拉格泰姆时代》: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中的表演

这年是1914年,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上空,而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据说已被暗杀。就是在这一瞬间胡迪尼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形象。那是一个小男孩,他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中他自己的影像。
——《40》

1914年是开始还是结束?当胡迪尼一次一次制造了逃生的奇迹,他是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了魔术表演的舞台,还是真实地让自己生活在幻想世界里?当他头朝下悬在百老汇的上空,那惊动世界的一声枪响在南斯拉夫中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城炸开了世界的另一种走向:大公被暗杀,作为导火索引起了战争的爆发,欧洲之外的美国是不是就是那个正望着一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自己影像的小男孩?

原先是上升的,直到升到了制定的高度,在百老汇大街和第七大街的上空,其实是看不见远处的欧洲,那个照见自己影像的小男孩也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但是在胡迪尼旋转着面对时报塔楼的窗户,他仿佛听到了关于时代的一记钟声,一种秩序散落成碎片,另一种秩序正在向下的旋转中建立起来——正在建立,宛如街头逃生魔术一般,在进行的过程中迷幻了想象和现实,模糊了虚构和真实,但是即使能从这钟声敲响的时候进入1914年之后的时代,头朝下的倒置状态也预示着开始即为结束,生即为死,小男孩即为朽败的历史,“一群小孩,他们都是好朋友,有黑有白,有胖有瘦,有富有穷,各色各样的淘气的小顽童在他们的街坊四邻中经历了种种滑稽可笑的冒险,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跟我们大家一样,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

这个设想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或者可以谱写一支曲子,就像历史本身一样,拉格泰姆风行的时代最后还是在机器沉重的喘息中消逝,“似乎历史不过是自动演奏的钢琴上的一支曲子而已。”谁失去了战争?当无政府主义者埃玛·戈德曼被驱逐,当美丽多情的伊芙琳·内斯比特红颜憔悴,当疯人院里的哈里·凯·索获释而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停战纪念日游行活动,谁又打赢了战争?或者从1914年的萨拉热窝的枪声到最后的停战日,谁都不是战败者谁都不是胜利者,因为这只是一部冒险电影,这只是如胡迪尼的逃生魔术,这只是一曲拉格泰姆的乐曲——在美国盛行的拉格泰姆便是以右手弹奏出变化无常的切分旋律,同时左手以沉稳的低音伴奏的一种黑人音乐。

“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拉格泰姆是不能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的首创者斯科特·乔普林曾经这样说过,虽然变幻无常,但是不能弹得太快,太快就是紊乱了节奏,就是制造了混乱,就是混淆了想象和现实、虚构和真实,甚至向上的方向和向下的速度。但是乔普林对于乐曲弹奏的提示在那个混杂的20世纪初根本不会成为一种规则,几乎每个人都在右手的无常左手的低沉中演奏着拉格泰姆,于是众多的左右手,众多的切分旋律和低音伴奏,制造了众多的声音,众多的声音编织了众多的冒险,众多的冒险书写了众多的困境,最后的一切都变成了汽车亮晶晶的黄铜前灯里那个影像,在头朝下的世界里变成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成长。

“20世纪之初,美国已经有了汽车、火车头、飞机、点火引擎、电话和25层的大楼。但是,有趣的是,在这个国家里即使最著名的实干家们也极易受到超乎自然的幻想的影响。”20世纪初,美国,是真实历史应该书写的时空坐标,这里有汽车、火车头、飞机,有点火引擎、电话和高楼,那时,铁轨从大众刊物撰稿的幻想者眼中变成了现实,它正伸向西部并且延伸到了未来;那时,皮尔庞特·摩根登上了百星航运公司的“大洋洲”号开往欧洲,他已经把白星、红星、美洲、自治领、大西洋和利兰等航运公司合并为一家拥有120艘远洋邮轮的公司;那时麦迪逊大街的宴席上,美国最有实力的人物相聚在一起,其中包括洛克菲勒、卡内基和哈里曼;那时,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市已经成为美国最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希望找到工作……在这个已经被历史书写的20世纪初,在这个正在创造神话的美国,为什么那些最著名的实干家们还沉浸在超乎自然的幻想中?就像那次摩根举办的宴会上,“洛克菲勒称自己有习惯性便秘,常常坐在马桶上考虑问题;卡内基喝了白兰地在打盹儿;而哈里曼则尽说一些无聊的蠢话。”这是不是只是一个被传说的美国?

20世纪初,美国正在创造神话,正在等待英雄,而所谓的英雄或者正如“父亲”那样,他只是用一种叫做“爱国主义”的感情,来为自己的产品赢得市场:父亲制造了大量的国旗、彩旗和花炮,他就是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爱国热忱,但是这爱国主义的背后依然是那种超乎自然的幻想,甚至这种超乎自然的幻想,也同时变成了爱情。但是作为一种隐喻,父亲之爱国热忱,父亲之社会革新思想,也只是一种冒险式的生活,当入睡之后摸黑到了母亲的卧室,父亲的汗水滴到了母亲的胸脯上,母亲吃了一惊,心想:“尽管前面只会有灾难,可是我知道这些年是幸福的。”摸黑的象征故事,在汗水和充满肉欲的胸脯上写成,即使前面充满了灾难,但是在这个看起来十分美满的夜晚,似乎所有冒险的汗水都可能收获一种幸福生活——父亲去往北极探险,无疑是美国式传奇的一种书写,他们到达了北极极点,并且留下了以证明这一历史奇迹的证据:国旗在分钟翻滚,北极探险队的皮尔里让父亲与马修·汉森和爱斯基摩人合影,“那是5个粗笨的人影,国旗插在他们身后一个终年封冻的冰峰上,似乎向人们指出那就是地球上真正的北极极点。”

传奇正在被创造,但是这一张被登载在报纸上的照片,却因为光线不足只留下一片黑影,于是,“报摊上的头条新闻说皮尔里到达了北极极点,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探险变成了表演,就像父亲和母亲的那个汗水滴落胸脯的夜晚一样,“胡迪尼的意外出现打断了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床笫之欢。”胡迪尼的逃生表演制造的是另一个神话,他在小男孩的“警告公爵”中揭示了父亲身为犹太人的现实,而移民身份似乎再也不能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当乘坐北极探险号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从欧洲驶来的移民游轮,那些移民的心中充满着对美国国旗的向往,和父亲擦肩而过,是不是唤起了父亲的源初身份?男爵只不过是一个如国旗、彩旗和花炮一样的商品,而在冒险变成表演的过程中,一个美国之外的欧洲变成了真正的现实:“纽约人鄙视他们,说他们不讲卫生,缺乏教养,身上散发着鱼腥气和大蒜味,疥疮流脓流血;他们没有自尊心,为几个小钱什么都肯做;他们偷窃,酗酒,强奸自己的女儿,随意自相残杀。”

欧洲移民来到美国寻找奇迹,美国探险队远赴北极制造神话,20世纪初的历史其实就在左手的变化无常和左手的低沉伴奏中响起了拉格泰姆的声音,而且这种演奏真的太快了,“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难解难分。私奔的女子在一阵狂欢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把这种风流韵事遮掩起来。人们从报刊杂志的字里行间揣摩着。”美国发生了什么?那时的作家西奥多·德莱塞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嘉丽妹妹》,但是遭到评论界贬抑,甚至摆在书架上也无人问津,“这一夜,德莱塞将椅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角度。”那时的弗洛伊德和荣格刚乘坐劳埃德公司的“乔治·华盛顿”号班轮抵达纽约,他的学说还没有被美国人接受;那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用自己的勇气和刚正成功举行了会议,“这次会议筹得的资金将用于支援正在进行罢工的衬衫业工人和宾夕法尼亚州麦基斯波特市的钢铁工人,支援被西班牙政府以煽动总罢工罪判处死刑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弗朗西斯科·费雷尔。”

实际上在这个快速演奏的“拉格泰姆”时代,一切都在冒险中打开了,一切都在混乱中上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没有在美国得到认同,但是在学说之外的现实里,困惑人的是自我的存在和异化,胡迪尼在托姆斯监狱里想要表演从新式脚镣中逃生魔术,但是那个犯人却在胡迪尼一丝不挂,“非常猥亵地举起双臂,髋部顶在铁栅上拍打自己的生殖器。”这状奇遇是不是正戳中了胡迪尼埋于内心的恋母情结?他之后去往欧洲进行巡回表演是不是对于这一次奇遇的逃避?而最后母亲的死去是不是这一种情结彻底被埋葬?甚至弗洛伊德和荣格来到纽约之后,在街角看到街头艺人用剪刀和纸剪出肖像,在公共汽车上看到目不转睛看着他们的孩子而困惑,是不是也是精神分析还没有成为一种心理科学时的迷失?在精神分析还没有接受时,无政府主义却成为了对于混乱的的抗拒力量,戈德曼面对伊芙琳说:“你是资本主义的可怜虫,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完全是腐败和虚伪的,这样你的美无非就是黄金的美,也就是说它是假的、冷冰冰的、毫无用处的。”她让伊芙琳脱去了胸衣腹带,解除了象征“妓女的胜利”的衣服,一丝不挂的肉体,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写照,“你看我,即使我身段这样也不受胸衣腹带这种东西的束缚,我穿的衣服都很松快,让身体顺其自然,自由自在地呼吸。”

当然,种族问题成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母亲发现那个黑人婴儿,然后将他收养,之后知道了婴儿的母亲萨利,然后将她收留,为什么婴儿会被抛弃,“萨拉曾经想杀死她的新生婴儿。生活不是他们双方任何一个人可以掉以轻心的。他们无情地信守着自己的希望与情感。他们自己在受苦。”但是婴儿的父亲是谁?小科尔豪斯,他出现了,而且他还向萨利求了婚,但是在这个白人世界里,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像婴儿一样是一种被歧视被抛弃的现实,而小科尔豪斯和萨利似乎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萨利代表的是社会改革派,希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小科尔豪斯则代表着某种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他最后变成了恐怖分子,“这对了不起的情侣当初在母亲一家人的生活中出现使他们受到惊吓;他们之间在意志上的冲突也产生了一种几乎像施了催眠术一般使他们身不由己被左右的效果。”

E.L.多克特罗:这首乐曲不要弹得太快

两条道路分叉着,但是哪一条道路会通向胜利?萨利,这个极其贫穷、未受过教育、对于人持身处事应有的方式抱着一种绝对信念的黑人姑娘,更像是一种不被书写的现实,即使她被科尔豪斯求婚,对于她来说,这里也没有归宿,最后在潜在的暴力中倒下,在被警察带走之后,死了。而小科尔蒙斯早就离开了萨利前往纽约,他的名字变成了杀人放火的象征,福特汽车事件只是一个引子,绿宝石岛消防队站房被炸也只是预言,甚至8条命丧于科尔豪斯之手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目标,他针对的是白人,是政府,是制度,他写给美国政府的第二封信的条件是:交出名叫威尔·康克林的白人败类由我处置;原样交还T型福特车及车上定做的潘达索特车篷;最后则是要让自己成为临时美国总统。

在前两个条件满足之后,科尔豪斯终于没有实现第三个愿望,在图书馆人质事件中,科尔豪斯的身体最终在街上抽搐,“一连串的姿势仿佛是想把自己流出的血迹揩净一样。”黑人倒在白人的枪下,暴徒死在军警面前,这似乎是一种秩序的胜利,但是在科尔豪斯的恐怖活动中,有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发出了重要信号,一个是“父亲”,他认为是革新主义者,他相信共和政体具有可臻完善性,但是他的观点是:“黑人有了正确指导还不能承担起各项人皆可为的责任是毫无理由的。”所以他不信个人不努力也缺乏远见会成为人杰伟器,而这种革新主义者既反对戈德曼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科尔豪斯的极端行为,无疑在维护属于自己的阶级偏见。

而父亲和“母亲的弟弟”调换人质身份,无疑将从来不出现名字的“弟弟”推向了另一种混杂的舞台,这个“身无分文却是风度翩翩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在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丈夫哈里·凯·索被关进大牢的时候,“弟弟”成为了

对伊芙琳·内斯比特进行意淫的主体,甚至在戈德曼让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丝不挂的时候,在偷窥中满足了一种欲望,“他双手紧紧捏着勃起的生殖器,似乎竭力要掐死它;但那玩意儿鄙视他的意图,像鞭子那样抽打着他在房间里乱跑;在他魂销神迷或者是绝望的叫喊中,大量丝状的液浆犹如子弹向空喷射,然后又像彩带缓缓地落在躺在床上的伊芙琳身上。”欲望投射的不只是一个被无政府主义解除了胸衣腹带的肉体,而是一种恋母般的存在符号。而当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看到萨利带着潜在的暴力在订婚状态下死去,才激起了他对于自我的拯救,“我会制造炸弹,他说,我懂得怎样爆破。”这是他对科尔豪斯说的话,从此他成为了一个亡命之徒,成为了一个革命者——这种革命行为远比科尔豪斯来得隐蔽和彻底:他用手榴弹炸毁了图书馆的人行道,他认为科尔豪斯对政府的威胁信只是自我满足甚至是背叛,“我们不是说着玩的!外面有足够的人可以拉起一支队伍!”

科尔豪斯死后,“弟弟”连夜驾车去第一百二十五街的滨水区,乘渡船到了新泽西州,他驱车向南,在新墨西哥道斯镇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爱情纠葛,之后加入了得克萨斯州的起义军,之后又来到了墨西哥城开始了新的争斗:“来自各地区的起义军领袖在墨西哥城相聚一堂。这是需要对革命再次阐明的紧要关头。卑鄙的暴君狄亚斯被推翻之后改良派马德罗执掌了政权。马德罗被一个阿兹特克人卫塔将军所推翻。如令卫塔跑掉了,温和派卡兰沙正在试图僭取政权。首都由于激增的派系集团、贪官污吏、外国商人和奸细而骚乱不安。”甚至离开美国的“弟弟”并不是逃避,而是开启了革命之路:在他移居国外之前的一年半里,弟弟发明了17种军械装置,其中有一些那么先进以致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开始使用,“这些武器中包括后座力火箭榴弹炮、低压地雷、声纳导向深水炸弹、红外线照明来复枪瞄准器、电光弹、连发来复枪、轻机关枪、榴霰弹、粘性硝化甘油炸药和便携式火焰喷射器。”

对于“弟弟”来说,革命不在美国发生,却在全世界点燃了战争的信号,而1914年的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使用,也是一种预演,所以“弟弟”所代表的革命世界让一切正在发生:

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在欧洲,海牙的和平宫开幕,42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庆典。社会主义者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决定国际工人阶级将不再替帝国主义列强打仗。巴黎的画家们正在画那种把两只眼睛放在头的一侧的肖像。在苏黎世,一位犹太教授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了宇宙是弯曲的。这些无一逃过皮尔庞特·摩根的眼睛。他在法国的琴堡登了岸,他图书馆里的那个发狂的黑人挑起的事件已被他忘得一干二净,于是他沿着自己惯常走的路线横穿欧洲大陆,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他坐在自己的私人车厢里同银行家们,首相们和国王们一起进餐。

“弟弟”不再是中产阶级,不再是无名的孩子,这个拉格泰姆也不再冒险组成的乐曲,一群陷入困境然后又从中逃出的人也不是电影的主角,“载入史册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表演”,精神分析、无政府主义、种族问题、移民、爱国主义、恐怖分子、革命、社会主义,在右手变幻无常、左手低沉伴奏中,混杂成了“弹得太快”的拉格泰姆乐曲。

苏菲的世界

编号:C38·1981012·0458
作者:(挪威)乔斯坦·贾德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5.30元
页数:575页

这是一部被媒体炒热的书,苏菲的世界仿佛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哲学课堂,对欧洲古希腊至当代的哲学体系进行了通俗化的阐述,并以少女苏菲奇遇哲学老人的外衣呈现出来,一时远离了哲学的玄理与思考,同时也庸俗地失去了小说最本质地价值。对哲学现象与哲学家的简单肢解,使小说只能成为一部迎合大众的通俗读物,少女苏菲就像我们一颗浮躁的心,随时在无知中将自己捧高。


《苏菲的世界》:我们只是影子的影子

那本书是否就是席德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本呢?当然,这只是一个讲义夹。但即使是样,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里面发现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呢?
——《花园宴会》

一本书,是编号C38·1981012·0458的书,作者为挪威的乔斯坦·贾德,作家出版社出版,厚度575页,书名:《苏菲的世界》。拿在手上,是有一种厚实的感觉,只是在购买32年后打开,明显看见了书页中泛黄的印记。不管如何,这是一本可触可见可读的书,也可以在翻阅之后轻轻合拢,也可以在读到某一页时插入一张锋利的书签。感觉意义上存在,现实意义上存在,物质意义上存在,以致于身为作者的乔斯坦·贾德,身为主人公的苏菲、席德,以致于里面所涉及到的世界哲学史和哲学家的诸观点,都在文字世界里成为看见、摸到的存在。

一本书是无法逃离最本质的物质意义,但是当苏菲在故事里认识了神秘的席德,当席德在故事里发现了被叙述的苏菲,一个故事里是另一个故事,另一个故事里是其他的故事,而其他的故事和一个故事又重合在一起,一本书是不是制造了嵌套的结构?甚至是嵌套的嵌套的魔法?“在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里面发现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书的二次方,是关于书的书,是关于故事的故事,是关于苏菲的席德,是关于席德的苏菲——这是不是就是影子的影子?谁是本体谁是喻体?谁是自我谁是他我?谁是本质谁是影子?是的,乔斯坦·贾德写作了《苏菲的故事》,苏菲是其中的主人公,苏菲知道了一个叫席德的神秘人物;席德阅读了父亲写给她的将讲义,讲义就是《苏菲的故事》,她在讲义里读到了苏菲,读到了苏菲所知道关于神秘的席德的故事,而在席德所读到的关于苏菲讲到的关于席德的故事里,苏菲也拥有一本叫《苏菲的世界》的书。

实际上,在这个层级不断增加的嵌套故事里,文本形成的一种连环样式已经去除了苏菲和席德的一元性,她们既是主体也成为了客体,她们既是文中之物也是脱离故事的存在,她们既可以面对自己又把自己变成了影子——乔斯坦·贾德是唯一站在外面的作者,不管是苏菲世界里的席德,还是席德世界里的苏菲,也不管是苏菲世界里看见苏菲的席德,还是席德世界里看间席德的苏菲,她们都是在乔斯坦·贾德的文字之中,而唯一的作者也可能在此时此地指向唯一一个读者:在一个欲秋还夏的日子,我打开了这本575页的书,读到了不管是唯一的作者还是连环的人物必须面对的第一句:“苏菲放学回家了。有一段路她和乔安同行,他们谈着有关机器人的问题。乔安认为人的脑子就像一部很先进的电脑,这点苏菲并不太赞同。她想:人应该不只是一台机器吧?”

当然,这一句话在唯一的作者乔斯坦·贾德那里是重复书写了两遍,在第一句之后,席德拿起父亲的讲义,也读到了这一句,它们完全相同,在书写意义上只是乔斯坦·贾德简单地复制,但是为什么乔斯坦·贾德要在读者意义上制造这样一个源头?对于此时此地的唯一读者来说,是为了进入到乔斯坦·贾德笔下的《苏菲的世界》,即使在后面出现了简单复制的一句,对于文本外的读者来说,也是不重复的存在,但是当席德读到这一句时,整个结构就开始向着不断制造嵌套的方向发展,就开始有了“一个人怎么可能在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里面发现一本有关他自己的书呢?”的疑问——出现这个嵌套,这个疑问,实质的问题是:乔斯坦·贾德为什么要制造这一个结构游戏?

马上15岁的苏菲从学校回家,和乔安谈起了机器人的问题,她在脑子里便有了第一个问题:人应该不只是一台机器吧?这第一句话其实制造了太多的源头:首先,它是嵌套结构形成的最原始标志;其次,苏菲是一个善于提问的人;再者,她和乔安说到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生活,这就使她必须面对未来的发展问题;另外一点是,苏菲的家住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看起来他们仿佛住在世界尽头似的”,在过去就是森林了,世界的尽头是城市的尽头,只有在接近森林的地方,苏菲才会有对于自然的探寻,才会有对于生命的感悟,才会在自我世界里不断进入问题世界——这诸多的种种,似乎都让苏菲具有了某种哲学思维,从而为艾伯特向他讲授关于哲学的历史和演进创造了条件。

苏菲在回家之后看到了一封信,拆开信便看到了一个问题:“你是谁?”这是一个充满了哲学趣味的问题,关涉的是人的本体性和主体性意义,就像“认识你自己”一样,是开启自我世界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钥匙,就是在这把钥匙的带领下,苏菲一层一层进入到哲学世界:她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世界从何而来?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席德是谁?接下去还是信,还是问题:哲学是什么?之后的问题包括:万事万物是否由一种基本的物质组成?水能变成酒吗?泥土与水何以能制造出一只活生生的青蛙?你相信命运吗?疾病是诸神对人类的惩罚吗?是什么力量影响历史的走向?鸡与鸡的观念何者先有?是否生来就有一些概念?植物、动物与人类的差别在哪里?天为何会下雨?人要什么才能过好的生活?……

拆开信是问题,问题激发了好奇心,有了好奇心便期待答案,有了答案便开始了对于哲学世界的探寻,问题是向导,打开了苏菲对于自我、世界、上帝、物质、精神等一系列的认识,于是在神秘的信件中,在有趣的课程里,苏菲开始了哲学之旅,从希腊文化到印欧文化,从基督教到中世纪,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从达尔文到马克思……当然,乔斯坦·贾德在讲述哲学发展历史,展开这些哲学观点时,并不是单一地重复一种故事模式:神秘的艾伯特在将,苏菲在听,而是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将哲学和生活结合起来,或者说,把哲学问题当下化了,这使得哲学既不显得神秘也不再深奥,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比如在展开第一个问题“你是谁?”时,苏菲想到了爸爸原来给自己取名叫莉莉,于是在苏菲的世界里出现了连带的问题:如果她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呢?是不是“你”就不再是叫苏菲的女孩?但是即使叫“莉莉”,她也真的就可以回答“我是莉莉”,从而解决了这个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接着苏菲看到了一面镜子,发现了镜子中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她指着镜子中的那个人回答说:“你是我。”而镜子中的人应该也做了相同的动作,在这个镜像里,“你是谁”或者可以回答成“你是我”,但是无论是“你”还是“我”,还无法从镜像中找到最本质的命名,也正是从这些疑问出发,苏菲反而自己提出了问题:人是什么?这是一种从引导走到自我启发的关键一点,人是什么是关于人的本质问题,接着便是:世界是什么?——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么上帝又是谁创造的?

苏菲的自我启发式发问,其实就是具有了一个优秀哲学家的特点:无所不在的好奇心,正是因为有不断被激活的好奇心,所以她不断收到信件,不断进入到哲学课程里,于是哲学史和哲学观点的讲述便显得顺理成章,“她的结论是:哲学不是一般人能够学到的,但也许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思考。”讲到希腊文化时,苏菲就收到了一盒录像带,录像带里播出的是雅典巴特农神殿的场景,而那个一直对他讲述哲学的艾伯特也成为镜头里的人物,他站在雅典高城成为了苏菲了解希腊文化的向导;讲到中世纪的时候,艾伯特还打电话给了苏菲,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甚至还走到了苏菲的面前,“苏菲看到一个穿着棕色僧袍的身影,乍看之下仿佛是直接从中世纪走来的一个僧侣。”而到了文艺复兴阶段,苏菲做到了一个梦,之后醒来在枕头下面发现了金色的十字架链子……

哲学不是书本上的东西,而是走进了现实,和生活一样,在随时随刻发生。这是乔斯坦·贾德让哲学理论当下化的一种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苏菲的世界里一直存在着那个叫席德的神秘人,她出现在一份“爸爸”写给她的信里,而这封信却被苏菲收到了;她在苏菲试图回到“我是谁”中出现,当“席德是谁”成为最初三个问题中的一个,似乎和“我是谁”组成了一种天然的暗示关系;在艾伯特讲课过程中,席德总是出现,“谁又是这个席德呢?她们走的路怎么会如此交错不已呢?”在“少校的小木屋”里,苏菲发现了一面镜子,在朝着镜子眨眼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让人惊诧的一幕:苏菲很清楚地看到镜中的女孩同时眨着双眼,于是苏菲的疑问是:“如果是她自己同时眨动双眼,那她怎么看到镜中的影像呢?”眨眼的瞬间看见,是看不见的看见,冥冥之中又带入了更神秘的境地;在小木屋里还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似乎和镜子中那个向她眨眼的女孩一样;而在艾伯特讲述中世纪时,苏菲问她谁是席德时,艾伯特说的却是席德佳——一位住在莱茵河的修女,“她虽然是个女人,却身兼传教士、作家、医生、植物学家与博物学者等几种头衔。”而到了“文艺复兴”阶段,艾伯特甚至告诉她:“只有哲学可以使我们更接近席德的父亲。”

苏菲在哲学的历史长河中漫游,越保持对哲学的好奇心,那个神秘的席德就越接近她的生活,从笛卡尔到斯宾诺莎,再到洛克,席德以及席德的爸爸慢慢从神秘的世界里现身,席德是谁?“那个在黎巴嫩的男人的女儿。他真的很坏,他可能控制了全世界。”而当苏菲和妈妈再次看关于雅典高城的录像时,屏幕上的艾伯特开始和苏菲对话,他说出的一句话是:“生日快乐,席德!”——从哲学课程到雅典录像,从屏幕到现实,从苏菲到席德,仿佛这一种转变就这样发生了——苏菲变成了席德。但是真正完成角色转换、场景转换、读者和文本人物转换的则是在“柏克莱”章节里:当时的苏菲再次问艾伯特:席德是谁?艾伯特的回答是:“她是个天使,苏菲。”苏菲的疑问是:是不是艾伯特将自己的事情告诉了席德?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也可能是写的。因为我们不能感知那组成我们的现实世界的物质,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学到的东西。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的外在现实世界是由声波组成还是由纸和书写的动作组成。根据柏克莱的说法,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是灵。”

于是在“柏克莱”章节之后,乔斯坦·贾德写的下一章便是“柏客来”——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地方,而他笔下的人物则变成了席德——“在黎乐桑郊区古老的船长屋的阁楼里,席德醒来了。”席德看见了桌子上是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五日的日历,席德知道今天是十五岁成人生活的第一天,席德要在下午一点到教堂集合,席德站在祖母的老五斗柜上方的铜镜前面,席德看见了镜子里眨动眼睛的自己——但是她没有像苏菲在少校的小木屋里发现了眨眼中看见的另一个女孩。但是他得到了爸爸给她的一个生日礼物,那就是一本叫《苏菲的世界》的讲义,讲义的第一章第一句话是:“苏菲放学回家了。有一段路她和乔安同行,她们谈着有关机器人的问题。”

苏菲从自己的故事走进了席德阅读的讲义中,文本的嵌套结构发生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在“柏克莱”到“柏客来”的转变中?“根据柏克莱的说法,我们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我们是灵。”无疑,这句话是一个关键线索,无论是苏菲还是席德,他们其实都是作为一种灵的存在,不仅仅是书中被写出来的人物,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而这和柏克莱的哲学观点相吻合:柏克莱认为根本没有第一性的质,因为一切知识都是正在经验着或知觉着的人的一种机能,在他看来,物理对象只不过是经验到的诸感觉的积累,习惯力量使之在心灵以内联合起来,否则就不能存在,如一张写字台,除非看见它,摸到它,嗅着它,有过他的颜色,形状,气味,它才是存在的,而一旦离开了感觉,或者诸多感觉的复合,组合,那便是什么也没有了——柏克莱著名的名言就是:“存在就是被感知”。所以灵的意义是一种意识不到的成因,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就像苏菲和席德,他们都是对方的成因,现在灵的世界里相互存在。

但是很显然,乔斯坦·贾德以柏克莱的灵为界,将苏菲的世界和席德的世界融合在一起,架起“灵”之间的桥梁,是为了凸显存在的感知意义,是为了去除被书写的物质存在,但是直到最后让苏菲和艾伯特从席德的世界里消失,其实还是将苏菲和艾伯特看成是哲学的一种载体,看成是一种物质存在,只有他们引导并带领席德真正进入到形式意义的哲学世界,才能真正回到“我是谁”这个本质问题。这反而变成了一种悖论,苏菲从一开始在故事中出场,到引导席德进入自己的世界,苏菲已经被物质化了,甚至就如艾伯特所说,他们只不过是“影子的影子”,因为他们是席德的父亲写给席德的这本书的人物而已,“当那本书也是有关我们两人的,因为我们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一本书,甚至变成了席德父亲玩的影子的游戏,而席德在黎巴嫩的父亲之所以要玩这个游戏,就是想要席德进入哲学世界,认识自己是谁,从这个意义上将,席德才是应该保持好奇心了解哲学的关键人物,但其实,作为影子的影子的苏菲反而直接在那个哲学世界里,席德却完全变成了一个阅读者,一个旁观者,她自始至终没有真正探讨哲学,哲学也没有真正进入她的生活。

作为旁观者和阅读者,席德是谁其实一直没有得到解答,所以关于我是谁这个哲学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也没有得到阐释,而最后在那文本里的苏菲举行了“花园宴会”,也得到了《苏菲的世界》这份生日礼物,但是艾伯特在演讲中却告诉在场的人,自己和苏菲只不过是书中的人物,“因此,我们的存在只不过是做为席德生日的娱乐罢了。少校创造我们,以我们为架构,以便对他的女儿进行哲学教育。”所以最后便是让自己消失——从席德父亲的意识里“偷偷溜走”。消失是让席德走出影子的影子的生活,溜走是让席德在现实中见到父亲并知道这只是一本哲学书——当席德的父亲从黎巴嫩回到和席德重逢,作为引导者的苏菲再一次也是最后成为席德故事的旁观者,“她永远没法与她沟通了……”

席德从此真正去除了神秘感觉而进入存在世界?真正开始在现实意义中理解哲学?苏菲不见了,艾伯特消失了,那个故事也化为乌有,那么当“影子的影子”从此无迹,是不是本体也已经不存在了?文本还是文本,故事还是故事,“你是谁”或者依然是一个无解的哲学命题,它只是出现在一本适合年轻人看的哲学书里——这是一本可触可见可读的书,也可以在翻阅之后轻轻合拢,也可以在读到某一页时插入一张锋利的书签。

他在她脸上开了一枪

编号:C44·1981011·0457
作者:(香港)温瑞安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11月第一版
定价:5.30元
页数:237页

“侠士”温瑞安从未放弃对奇诡环境的刻意塑造,只不过与武侠小说不同的是,温瑞安手握一把枪,向现代社会开战。这种在男女私情交融下的探案传奇依然未离开温瑞安一贯的叙事风格,短小的句子,突兀而至的语言以及多幻的情节让我们领悟了他的另一种天才。将侠义现代化,智力的较量代替了武力的争斗,温瑞安仍然喜欢淋漓尽致的感觉。内收《艳遇》、《他在她脸上开了一枪》、《掷海》等11篇。

白雪公主

编号:C55·1981003·0456
作者:(美)巴塞尔姆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7.20元
页数:250页

七个善良的小矮人成了庸俗的商人,美丽的白雪公主成了一个泼妇,森林里的美丽童话变成了男女乱伦的故事,巴塞尔姆似乎要打碎一切唯美的东西,让它们变得鲜血淋淋。这位美国最先锋的作家对经典的颠覆似乎永无止境,甚至让读者猝死在阅读中他才可以面露微笑,这部中篇小说的第一句:“她是一个黑美人,高个儿,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本书为“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之一,内收《白雪公主》及8部短篇。

 

 


《白雪公主》:我厌倦仅仅做一个家庭主驸

 

保罗坐在浴缸里,水从上面冲下来。他在写一份正式取消书。“对形式有所偏爱也许不对,”他想,“但取消却对我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我真想取消一切,如果能做到,整个文字世界就会……”更多的热水落入浴缸。“我想取消绿色的海,海里棕色的鱼;我尤其想取消垂在那个窗口的黑黑的长发。……那头发,它使我紧张……现在电话铃在响。是谁呢?谁在找我?我不去接。那样,我就暂时安全了。”

 

这是星期一的童话,这是“把黑如乌木的头发从窗口放下去”的寓言,淋浴间里有人厌倦,有人隐退,有人焦虑,有人从星期一的时间里撤走,有人看见白雪公主的双乳,有人把一封信塞进厨房间,有人在用自动打字机写着诗歌,他和他们,包围着她,包围着一个家庭主驸,而另一个她,却用一张“构建精巧、形式华美的温柔的毒网”寻找迷恋者,他们是写下来的词语,他们是电话号簿里的号码,他们是身上几乎能排成一排的美人痣。

七颗美人痣,在洁白如雪的皮肤上排列成一个竖排的省略号,“胸上一颗,肚子上一颗,膝盖上一颗,脚踝上一颗,臀部上一颗,脖上后面一颗。”全长在左边,全长在书的第一页,全长在星期一的窗口,可是右边呢?书页的另一面呢?星期一之外的其他日子呢?剩下的就是不能碰的身体,不能触摸的页码,不能张望的窗口,以及“移动太多并且部分缺席”的词语,“七也是”的另一个意思是他们作为七个男人都会这么想,“白雪公主在等我,虽然她也在等比尔、休伯特、亨利、爱德华、凯文和丹,但我还是禁不住会这么想。”克莱姆一边烫着衬衫,一边想的时候,那个房间里已经发生了“移动太多并且部分缺席”的故事,已经具备了“感情释放的不同程度有意的突发”,以及已经在一片阴影中“取消面孔的思想部分”。

“他们七个男人加起来,大约只相当于两个真正的男人。”是谁叫白雪公主这么想,是窗口的黑如乌木的头发,还是那首足足四页又长又臭的诗歌,还是那一起脱掉的睡衣,但总之是只有两个男人,他们简约成一个有着血统的王子保罗和制定计划的追求者霍格,而最后怕镜子、苹果和有毒的梳子的白雪公主以喝下一杯装有冰块的吉布森伏特加的方式取消了那竖排成省略号的七颗美人痣,取消了窗口,取消了星期一。

这也是保罗想要写的那份取消书的一部分,水从上面冲下来,更多的水落入浴缸,但所有的水都像窗口的头发一样,只是白雪公主的形式,取消是绿色的海,取消棕色的鱼,取消黑黑的长发,取消电话铃声,取消被假装的那个“安娜”的名字。取消是世界的新方式,取消是为了更安全的存在,取消就是一个不说话的省略号。所以在”我该爱谁“的疑问中,白雪公主取消了词语,“世界上要是有几个我很少听到的字该多好啊!”很少听到的词是有人开始厌倦白雪公主,是有人不愿卷入纠纷,是有人选择隐退来处理焦虑,是有人不愿有人碰他。很少听到的词是霍华德说的“鱼的粘液”,是凯文说的“现在我们又得吃苦了”,是比尔命令的“必须说”,是亨利说的“谋杀和创造”。而白雪公主拒绝被人读的诗歌里也有那些被取消的词语,那些很少听到的词语,第一个词是什么,是“包扎好然后受了伤”,“它是押韵的还是自由体?”白雪公主说是“自由,自由,自由。”,而主题是伟大,是关于爱情,关于肉体,关于追求,关于欣赏,关于从星期一开始的美人痣。

但是当阿米莉亚的裙子底下出现打字机,“我想大概是自动写作”的现实对于取消词语来说,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真正伟大的主题。与自动打字机一样出现在房间里的是七个男人的生活片段,“比尔把一条大的黑绷带放在爱德华嘴上,克莱姆脱光了衣服。我抽着一支旧金牌香烟,就是我刚才抽过的那支。”而“艾丽西亚给我们看她的色情糕点”。在刷洗楼房、制造婴儿食品,尤其是在婴儿煲吔、婴儿豆酥、婴儿炸虾、组成的中国婴儿食品的世界里,白雪公主就像在浴缸里游动的鱼,在创造一种让人迷惑的爱,她的优柔寡断和困惑只是为了回答“可是我该去爱谁呢?”的疑问,在寻找很少听到的字的时候,白雪公主以美人痣和黑如乌木洁白如雪的身体语言寻找“伟大”的主题,所以她会认真地打扫卫生,在“书蠹不咬人”的自我暗示下,她往书上喷杀虫剂,用吸尘器的刷子刷掉书上的灰尘,又用手掌和插头把牛脚油涂在封面上,还用宣纸上剪下来的纸条补好了几页撕坏的,用温的斗烫平了几页弄皱的,还将封面上新的霉斑用一块干静、柔软、沾了点雪利酒的布擦掉的,最后是在书柜里挂了一个装有二氯苯口袋,以防止发霉。

唐纳德·巴塞尔姆:摧毁了整个童话世界

但是伟大的主题只是写在身体上,写在向左排列的美人痣上,写在周而复始的星期一里,写在包扎好之后又受伤的词语里,“有一天我的王子会来。”这是白雪公主想要的,她的意思是她的存在是不完整的,有待于一个能使她完整的人的到来。也就是说,她是作为“不在一起”而存在的,尽管她在某种意义上是和比尔、凯文、克莱姆、休伯特、亨利、爱德华和丹七个男人在一起。但是七只是一个符号,窗口只是一个取消的场景,而她站在星期一的窗口,等待的却是那些“对头发的反应”。年迈的老人走过来,是告别,“再见,头发!再见,如果是永远,那就永远地,再见!”摇滚乐队的头儿弗雷德走过来,是颠覆,“哥儿,一切都变了。我也变了。”比尔看见,肯定是许多头发挂在那儿,是原始,“从史前到现在。只可能有一个答案。那便是白雪公主。”而保罗在闪回中,看见水从上面冲下来,看见更多的热水落入浴缸,是取消,“我想取消绿色的海,取消海里棕色的鱼;我尤其想取消垂在那个窗口的黑黑的长发……”丹坐到一个盒子上强迫大家都坐在盒子上,是分享,“为的是如果想坐,就可以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就像水的覆盖,就像欲望的覆盖,就像词语的覆盖,是填塞,是无限,是沉淀,是“语言中可以看作垃圾现象的模式的某些方面”。

而爱德华对头发的另外反应是:“做一个家庭主驸。”做家庭主驸曾经是休伯特在放恐怖片时听到白雪公主说过的话:“我厌倦了仅仅做一个家庭主驸!”那时休伯特把手放在白雪公主的大腿上,用一个害羞、试探性的动作,在那儿温暖——阴门就在那儿。从家庭主妇到家庭主驸,这是词语的异文,是词语的取消,像阿米莉亚裙子底下的打字机一样,随机却又充满着某种对身体的探秘。家庭主驸是一个怪胎,是渴望被爱却又走不出头发的魔咒的现实,是等待却又呈现出“七不是”的残酷,“家庭主驸!美国奢侈的基础!家庭主驸!没有它,平民生活的整个结构就会崩溃!家庭主驸!没有它,我们存在的全部理由眨眼间就会跌落到野蛮人的水准;而我们因为野蛮而责怪肮脏的动物是完全正确的。”家庭主驸是一种象征,是“人类苦难金树上最主要的装饰!”而在被取消词语的时候,家庭主驸已经无处可逃了,它扼杀了性格中起码的自爱,扼杀了性格中适当的自我敬畏,“作为家庭主驸,我们性格中只有种危险的自我仇恨。”

自我仇恨取消了等待,取消了敬畏,取消了伟大,那么当不是星期一的窗口,白雪公主就变成了无意义:“还没有人爬上来。那就说明了一切。这个时代不是我的时代。我生不逢时。那些人都有毛病,站在那儿伸着脖子目瞪口呆。那些人也有毛病,来都不来,也不试一试爬上来。充当这个角色。世界本身也有毛病,连提供一个王子也做不到。至少还做不到有发达的文明来给这个故事提供一个正确的结局。”王子保罗在哪?在浴缸里?在取消了大海和鱼的世界里,在安全地不接电话的生活中?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是简打给完全陌生的奎斯特格先生,是穿透彼此空间的989-7777号码,“我相信我们今天受苦是因为彼此缺乏联系。”因为他们存在不同的空间里,一个电话打开了陌生的世界,打开了自我的封闭世界,“你完完全全受我控制。”这是简给电话下的定义,这种穿透是不是比窗口更直接,是不是比等待更主动,“我建议你用一个尚未登记的号码。”这是简指明的道路,但是对于在电话号簿中所有随机的号码一样,穿透会随时发生,自我性会随时破坏,当然,保罗想要的安全也会随时取消。这是简的颠覆,“……如今我培养我的恶。那是一种有修养的恶……就是霍格,我想,他也主要是迷恋我的恶,迷恋这张构建精巧、形式华美的温柔的毒网。他享受着我周身的痛苦。”因为简曾经漂亮过,因为简爱着霍格,而霍格却在一场计划中注视着白雪公主,注视着等待王子保罗的白雪公主。

意义是为了无意义,等待是为了取消,不管是词语还是电话,不管是爱情还是邪恶,两个女人在相反的道路上寻找自己解体的童话。而当童话被取消被穿透,那种美人痣、诗歌、书本,以及痛苦、爱情和都变成了鱼的粘液,变成了色情蛋糕,而意味着精神肖像和批评研究的“家庭主驸”也荡然无存,作为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对于富人、穷人的平等观也像是“让一保罗·萨特是一个屁”的句子一样,变成了堕落的口号。而生活中处处有了性暗示——甚至这种暗示也取消了性的寓意。丹对“突然中断的钻孔”的解释是:“钻孔时螺旋线断了,比如空心轴时,把螺纹截断,有时把钻杆截断。和阳螺旋相配的防松螺母一起用。”钻、空心钻、杆、阳,这些充满着性暗示的词语“永远骚扰着我们的视听,我们都得围着转……”而性从来不是目的,当星期一的白雪公主在不同的头发反应中也成为一个被抽空的符号:“当我们去了解白雪公主时,我们了解什么呢?首先我们了解她那两个四分之三大小的乳房一般都用一条红毛巾裹着,朝我们抖动。或者,如果我们从另一个方向了解,我们了解她那个漂亮的雪白的屁股用一红毛巾裹着,抖动着离开我们。我问你们,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中,什么东西一直不变?什么因素保持原样?噢,很简单,那条红毛巾。”红毛巾覆盖了身体,覆盖了美人痣,覆盖了左边的竖排省略号,也覆盖了性欲本身,“为了把性欲推向高潮,某些障碍是必要的。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只要自然障碍不够,人们就会竖起一些人为的障碍。”

黑体,粗大的黑体,写在右面的书页上,像一句口号,这是被写成经典的话语,它不是一个孤独的行为,它是群体性行动,在左边的解体童话中,这些黑色的粗大字体和经典话语成为救赎者,成为在取消词语、取消联络、取消自我的世界里的意义,“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者继承了第一代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由于工业社会和政治压迫的邪恶而变得复杂。最后,他们发现,答案并不存在于社会之中,而是在摆脱社会的各种独立形式中:英雄主义、艺术、精神超越”这是第21的右边,“对世界的诅咒不是一种对世界的正确反应”,这是第151页的右边……但是这样的救赎能否解救白雪公主吗,解救她的等待,解救从窗口放下来的黑发?

“啊,等待一位王子真是太棒了——你等待着,并且知道你等待的是一位风度翩翩的王子——但它仍然是等待;正如布雷克评论的那样,等待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阴暗的方式。”等待只为等待,当等待的后面是胆小鬼的波波,当等待的后面是透过窗户望见白雪公主裸露着双乳的保罗,当等待的后面是装作拉手风琴的霍格,当等待的背后是带着诅咒的恶意的简,当等待的后面是因犯有杀桶和失败罪被吊死的比尔,等待变成了毁灭,星期一变成了毁灭,七个男人的寓言变成了毁灭,肉体的红毛巾变成了毁灭,“也许那七个男人本该把我留在林子里。在那儿毁灭,当所有的树根、浆果,兔子和知更鸟都耗尽了。假如我那时候毁灭了,现在我就不会在这儿思想。没错,有朝一日,我终究会毁灭。肯定会的。思想终止了。”

奇妙的肉体和思想,在白雪公主看来“我的肉体就是我的思想”,而它会“情不自禁地、丑恶可耻地把自己投入坏事的怀抱,从不考虑有没有人在看着或有没有真正的价值”,对于白雪公主来说,自我也只不过是一排竖排的省略号,是一组被取消了的词组,是一条覆盖在肉体上的红毛巾,而保罗变成了一只青蛙,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碎片,被取消的词语,被取消的电话,被取消的性,被取消的秩序:“比尔的朋友丹是新的头头。我们已经决定让霍格留在家里。他也许是一个畜生,但却是一个有能力的畜生。”而白雪公主在保罗的墓地撒上菊花,对她的意义仅仅是:“但她喜欢他活着时的血统,她喜欢的不是他,而是对她意味着‘他’的那个抽象概念。”

存在而存在,童话世界只不过是一个等待的阴暗方式,那些有着婴儿商品,有着色情蛋糕,有着自动打字机的世界绝不是森林里的王国,不是七个男人的浪漫故事,也不是美人痣组成的省略号,总统望着窗外说:“而他们是美国人,比尔、休伯特、亨利、凯文、爱德华、克莱姆、丹和白雪公主。他们是美国人。我的美国人。”那里有着挤满了芝加哥街道的大众牌汽车,有着穿着陆军剩余的服装躲着吸毒的孩子们,有着对白雪公主和淋浴不忠的青年保罗,有着道琼斯指数还在下跌的现实,“人们依旧是衣衫褴楼,在千分之一秒间,总统想到了我们。”而想到的无非是那些“河流中巨大的泥球”,不是浴缸上放下来的热水,也不是窗口放下来的黑发。在一个破碎的现实里,在一个等待变成戏谑的寓言里,白雪公主被取消了所有象征,“白雪公主屁股的失败,白雪公主又变成处女,白雪公主羽化登仙,白雪公主升上天空,主人公们出发去寻找新的原则,嗨嗬”。第154页的右边,黑色的粗大字体,像一句口号。

就像保罗坐在浴缸里的正式取消书,写完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早就是一个被设定的阴影,一个“取消面孔的思想部分”,在白雪公主厌倦做一个家庭主驸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1.你喜欢目前这个故事吗?是( )不( )”;“2.白雪公主是否像你记忆中的那个白雪公主?是( )不( )”;又或者是:“9.这部作品对你是否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是( )不( )”;“10.它是什么___________(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字)?”;还或者是:“14.你是站着读书?( )还是躺着?( )坐着?( )”;“15.按照你的观点,人类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肩膀?( )两副肩膀?( )三副?( )”……填空或者选择到底会有什么意义?或者说当取消词语取消童话取消家喻户晓的故事的时候,唯有这些问答题还具有某种形式上的等待意义,像家庭主驸一样具有精神肖像和批评研究的可能性。而这种让你进入括号里的诱惑只不过是一个另一个陷阱:

我们喜欢书中有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和正文完全没有关系(或者说确实是根本没关系),但是,细心安排后,可以提供一种正在发生什么的“感觉”。这种“感觉”无法从字里行间读出来(因为那儿,那些空白的地方,什么也没有),但是能靠阅读这些话读出来——看着它们,达到一种感觉,但不是纯粹满足的感觉,满足是一种太高的期待,而是一种读完了的感觉,一种已经“完成”的感觉。

是的,它的后面站在一个人,他不是从星期一的窗口挂出头发的白雪公主,不是坐在浴缸里取消绿色的海和棕色的鱼的保罗,也不是对百分之八的收入吐口唾沫而带来更多快乐的霍格,当然也不是将七个男人称作美国人的总统,他是唐纳德·巴塞尔姆,把白雪公主从玻璃山上“头朝下地扔下山去给我的那些相识”的巴塞尔姆。

 

魔杖

编号:C55·1980926·0449
作者:(美)罗伯特·库弗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2月第一版
定价:14.20元
页数:305页

库弗曾经承认,他与贝克特与卡夫卡一样,是个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者。他把自己的小说创作归结为“在描述我自己生存的时代之神话与梦幻。”对传统的反叛使之成为美国60年代最先锋的作家,梦幻代替了偶然,神话代替了现实,库弗对故事技巧的成熟运用使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呓语,这位“塞万提斯”风格的继承者一直在传统的里面进行革命。内收库弗的短篇小说18篇,为“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系列”第三册。

日瓦戈医生

编号:C38·1980922·0448
作者:(苏)帕斯捷尔纳克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0.40元
页数:655页

这部曾被说成是“精神上仇恨社会主义”的小说却为作家赢得世界文学最高荣誉,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依然有太多得读者鄙视这部作品。以诗歌见长的帕斯捷尔纳克用小说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革命的暴力对作者来说却成为一种对人性的践踏,帕沙·安季波夫的死亡也是对苏联政坛的一记耳光,但帕斯捷尔·纳克依然无法摆脱小说中人物一样的命运,这本500万字的小说依然没能实现他对自由的向往。部短篇。

 


《日瓦戈医生》:他们的浪漫史是二十桶水

 

谁也不能创造历史,它看不见,就像谁也看不见青草生长一样。战争、革命、沙皇和罗伯斯庇尔们是历史的目光短浅的鼓动者,它的酵母。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重返瓦雷金诺》

 

“二十桶水”的浪漫史已经是最后的结局了,经过了莫斯科、瓦雷金诺与尤里亚金,经过了罢工、战争和革命,经过了铁路、丛林,以及“带雕像的房子”,当然,也经过了冬尼娅的婚姻、拉拉的爱情,这是“死前最后八年或十年相当简单的故事”,这是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莫斯科,这是和痛苦的婚姻、伟大的爱情以及情欲无关的生活,二十桶水,或者二十章的小说,或者二十封信一样,只是让马琳娜成为在友谊之上的妻子——第三位没在户籍登记处登记的妻子,浪漫史是回归,回归到简单,回归到生活,回归到艺术,回归到中央路口那块一直竖立的广告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

以及最后沉寂的死,拥挤的电车上,他被骂声、踢踹和狂怒包围,当他奋力从叫喊中挣脱出来的时候,人生只剩下了三步,这三步让他从电车的踏板迈到了石板路上,也使他从年幼的破产生活、战争的颠沛流离以及最后的衰弱走向死亡,然后是咕咚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而在死亡之前,他的眼前除了出售播种机和脱谷机的广告牌,除了人群的喧闹和争吵,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这是生命中最后一个看见的女人,匆匆地从他面前经过,紫色连衣裙遮住的一个衰老的身体,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这个年幼的时候认识的女人,终于回到了祖国,而“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的十二年也是他的写照,祖国意味着回归,但是这永远不是简单的回归,在经历了医生、诗人和囚徒的生活之后,他回来是孤身一人,亲人离去,爱人离去,甚至那个被寄予希望的祖国也在离去,而一种孤寂的死,一种看见女人的幻觉,组成了他生命最后的意象。最后只有鲜花,只有那些可以凋零的鲜花,在他的死亡现场代替了缺少的歌声和仪式。

“马利亚起初没认出从棺材中走出的耶稣,误把他当成了墓地的园丁。”但是,那个彼此相爱,相扶相携地走过生命中最艰苦岁月的爱人呢,那个被定义为坏女人的拉拉呢,她出现在他的送别现场,但只是短暂停留,在生与死的相隔中,她也注定要在被误读的生命中走向沉寂:“她已被人遗忘,成为后来下落不明的人的名单上的一个无姓名的号码,死在北方数不清的普通集中营或女子集中营中的某一个里,或者不知去向。”死其实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不会是名垂千古,只是一个名字,被历史和生活一笔勾销。而他们的爱情,他们并非出于必然的爱情,不是被情欲所灼,“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街上的陌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他们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他的死,是鲜花代替了仪式,她的死,是号码代替了历史,而他们的爱情,只留下街上的谋生人、休憩地上的旷野和居住并相会的房屋,一种纪念,一种象征,其实和那简单的没有登记的婚姻一样,只有二十桶水的浪漫史。

他叫尤拉,叫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当然他更喜欢人们叫他日瓦戈医生医生;她叫拉拉,叫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也叫安季波娃。他们的名字就像那段历史一样,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定义,但也仅仅是名字,和历史一样可以被一笔勾销。而在他和她的爱情相遇之前,他们在各自的生活中经历变故,经历挫折,经历衰败,但却没有爱情,没有浪漫的爱情,没有必然的爱情,当然,连二十桶水的爱情也不复存在。那首在脚步声、马蹄和微风中唱起又停止的《永志不忘》永远是哀悼的歌,那是日瓦戈医生家族最后覆灭的标志,母亲的死成为远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事件,那个曾经有过日瓦戈作坊、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大楼、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的家族在破产中烟消云散,而父亲早已经遗弃了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城市以及国外寻欢作乐,眠花宿柳,那万贯家财被挥霍一空。

这是尤拉的童年,所以对于一个失去父亲和母亲,失去家族荣耀的孩子来说,对于日瓦戈这个名字的怀念只是在挽留一个空泛的历史,而他唯一依靠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用神甫的思想影响着他。在尼古拉看来,一切崭新的观念都是他渴求的,都是鼓舞人心的,都如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这个体验过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旧神甫热心追求的便是能使世间的一切趋于完善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在他看来并不是机械的信仰,而是忠于不朽,这才是对于生命的最高体现:“首先,这就是对亲人的爱,也是生命力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充满人心,不断寻求着出路和消耗。其次,就是作为一个现代人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而他把这一切的忠诚,最后归结为对于基督的忠诚,对亲人的爱,以及“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观点”是他的生命哲学,而这种生命哲学是有一个最高的神。但是对于犹太人的米沙和父亲曾是恐怖主义分子的尼卡来说,生活中的痛苦正是因为没有神,没有上帝,“当然,上帝是存在的。不过,上帝要是存在的话,他就是我。”这是尼卡的心里话,上帝即是我或者指向的是一种自我中心。

尼古拉的生命哲学对尤拉来说,却是影响至深的,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尤拉不相信历史或者艺术能完成什么使命,“他感兴趣的是物理学和自然科学,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所以他选择了医学,医学直接面对生命,所以是对于尼古拉生命哲学的实践,尤拉也认为,力量和独创性是艺术现实中最有代表的特点,所有他要用这两种品格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构筑生命实践。当安娜·伊万诺诺夫娜在病重的时候问尤拉,死之后的复活会在哪里体现,她的担心是,“整个宇宙都容纳不下,连上帝、善良和理性都要被他们从世界上挤掉”,那还会有什么复活者,而尤拉告诉他,所谓复活就是自己的灵魂存在于别人的心中,“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人的本身就成了他的灵魂。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它包含着爱,包含着宽容,包含着力量。而对于当下的现实,在尼古拉看来,俄国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淫荡的牧羊神和黄色的睡莲”,学校和医院是治病育人,是凝聚力量,是对于生命和上帝的忠诚,“凡人之间的交往是不朽的,而生命则是象征性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所以面对广场的集会,尼古拉兴奋,这场”大开眼界“的行动对他来说正是一种个性自由和视生命为牺牲的表现,“我们的俄罗斯母亲行动起来了,到处行走,坐立不安,而且有说不尽的话。”在他看来,不管是战争还是革命,都是一种力量,一种横空的闪电或滚滚的雷鸣,“社会主义宛如一片海洋,所有个人的、单独的革命应该像无数溪流一样汇聚其中,这就是生活的海洋,自存自在的海洋。”

但是生命并非如尼古拉一样充满着革命的力量,也并非如尤拉一样看见了那些爱,在寄人篱下的现实中,在斯文季茨基家宽缓晚会上,尤拉体会的是一种被包围的感觉,社会就像一座森林,可以感觉到,但是无法通行,曾经家族的破产使他和母亲觉得像在森林中迷了路,而现在突然间又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那种爱,在、那种生命哲学又在哪里?所以他在安娜·伊万诺诺夫娜死去之前答应和她的女儿冬尼娅结婚,结婚或者是摆脱孤独的方式,但仅仅是结婚,仅仅是简单的爱,仅仅是让自己在现实中立足,所以婚姻对于尤拉来说,只是一种责任,而他的转折来自于另一个女人,一个叫拉拉的“世界上最纯洁”的女人。

全家处于死亡边缘,居住在莫斯科最可怕的“黑山”,这样的家庭境遇对于拉拉来说,无疑也让她看到了一种卑鄙和虚伪,以及制度的不合理,而对于她来说,反抗变得软弱,变得无力,她陷入了和母亲的保护人、律师科马罗夫斯基的肉欲纠葛中,一方面她要从他身上获得物质的保证,而另一方面,他也利用自己的权力从拉拉身上获得快感,所以拉拉变成了一个堕落的女人,“在情欲的恶梦中越陷越深”,而他们都想从这样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方面科马罗夫斯基想要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于这种和已故老朋友的女儿之间的“消遣”,决不能屈服。而拉拉在心慌意乱中,掏出了准备好的枪,枪响了,“这是射向科马罗夫斯基、射向她自己、射向自己命运的一枪,同时也是射向杜普梁卡林间草地上那棵树干上刻着靶标的柞树的一枪。”但是却偏偏打到了别人的左手上,射击成了一个乌龙事件,而对于拉拉来说,只有告别这里,只有离开,但是这种离开并不能依靠自己可以做到,她拒绝了帕沙的求婚,最后又接受了,还生出了自己的孩子,而丈夫在奔赴前线的战场中失踪了,“帕图利奇卡已经不在人世,如今拉拉只是作为—个母亲而活着,要把一切力量都倾注在卡坚卡这个可怜的孤儿身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婚姻同样是一种劫难,同样是对于现实的无奈。而在这“革命了”的历史中,尤拉和拉拉在“告别旧时代”的奔波和流离中相遇了。

帕斯捷尔纳克(1890.1.29 – 1960.5.30)

他们曾经相遇过,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上,在由扎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的别墅变成的陆军医院里,但是这种相遇仅仅是一刹那的感觉,就像在重返瓦雷金诺的时候,尤拉回忆起的那次相遇:“那天夜里,你还是高年级的中学生呢,穿着咖啡色的制服,昏暗中站在旅馆的隔板后面,同现在完全—样,同样美得令人窒息。”这成为尤拉“洞察世间一切的钥匙”,这把钥匙刻着拉拉与世无争的态度,刻着从不表露的痛苦,刻着强劲有力的生命本质,他竭力不去爱她,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构筑起自己的生命哲学。正是因为拉拉的这把钥匙打开了尤拉的生活之门。

但是这扇生活之门,不管是对于尤拉还是拉拉,都是困难重重。在尤拉看来,自己有着双重人格,是关于家庭和爱情的,“这种双重人格永远折磨他,伤他的心”,起先在瓦雷金诺,他在札记中曾经写道:“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多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没有拉拉,没有爱情,他的双重人格只表现在责任,甚至远离政治,“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偶然的命运里有家族的破产,有和冬尼娅制定的婚姻,也有颠沛流离的经历,但是他把这一切都视作常规,视作家庭更加亲密的写照。而对于拉拉来说,她永远背负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那个和情欲有关的纠葛,“你问我是什么样的人。受了创伤的人,一生带着污点的人。人们过早地,早得不能容忍,把我变成了女人,让我看到生活最坏的一面,并用旧时代一个老寄生虫的虚假而庸俗的眼光看待它。”这是她遇到尤拉之后对尤拉说的,受伤、带着污点让拉拉总觉得亏欠着尤拉,而充满艺术想象的尤拉在并不知道这些过去的时候,他把这样的爱情叫做缺憾美:“我想,如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或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我不会爱你爱得这样热烈。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

这个伟大的爱情在画有雕像的房子里隆重上演,至少在尤拉和拉拉的个体生命中,成为患难中的传奇,她是美丽的天使,他是她的堡垒和支柱,但是爱情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一种心灵的冲动,并非是抛弃家庭的双重人格折磨,对于他们来说,爱情是对于现实的弥补,是对于生活的反抗。其实不管是尤拉还是拉拉,他们都是革命和战争的旁观者,他们从来没有想参与其中,所以他们所见所想只是用一个旁观的心态去看待这一段历史,但是无情地现实又将他们卷入,拉拉的丈夫在前线失踪,而尤拉又被当成随军医生被囚禁一年。可以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切是因为战争而改变,因为革命而颠覆。在医院里,人群开始分化,“对那些迟钝得让医生感到愤懑的四平八稳的人来说,他显得是个危险分子;在那些政治上走得很远的人看来,他的色彩还不够红。他就是落到这样一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他对这部分人显得落后,对另一部分人又难以接近。”对于他来说,生活的判决逃不过他的眼睛,而这样的环境是注定要完蛋的,“面临的考验甚至可能就是毁灭。他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就在眼前一天天地消融下去。”而随着他离开医院,去除身上的医生职业,他成了一个沿着铁路的“流浪者”,在那里他看到了铁路沿线的猖獗伤寒,周围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伤寒,那句“囤积粮食者一旦被发现就地枪决”的通告刺痛着尤拉。“这段时期她的亲人们一个个遭了难。从韦列坚尼基笔镇传来消息,由于违背余粮征收法,村子遭到军队屠杀。布雷金家的房子大概烧光了,瓦夏家里有人烧死。在圣十字镇,加卢津的房子被强占,财产被剥夺。”对于尤拉来说,人类文明的法则失灵了,“人有梦见史前的穴居时代”,这是历史的倒退,像舅舅尼古拉所说的一片海洋的革命并不是生活的本质,并不是自由,而这个革命的现实或者正如被称为英雄的斯特列利尼科夫所说:“这不过是玩一场军事游戏,算不上真正的作战行动,因为他们和我们同样都是俄国人,只不过不愿意和愚蠢分手,不得不让我们费些力气帮他们去掉这个毛病罢了。”

革命变成了红军和白军的残杀,变成了伤寒的疾病和抢夺,所以尤拉陷入的是一种革命的恐慌主义:“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是对于政治理论的怀疑:“马克思主义与科学?同一个相知不深的人辩论这个问题至少是太轻率了。但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太不稳重了。科学要稳重得多。马克思主义与客观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和更远离事实的学派了。”是对于现实的不满:“什么东西妨碍我任职、行医和写作呢?我想并非穷困和流浪,并非生活的不稳定和变化无常,而是到处盛行的说空话和大话的风气,诸如这类的话:未来的黎明,建立新世界,人类的火炬。刚听到这些话时,你会觉得想像力多么开阔和丰富!可实际上却是由于缺乏才能而卖弄词藻。”甚至连拉拉也觉得,这是一个怀疑、告密、阴谋和仇恨增长的阶段:“就我所见到的,这种年轻政权的每一次确立都要经历几个阶段。开始时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的精神,同偏见进行斗争。以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入革命分子’的黑暗势力占据上风。”

所以在尼古拉舅舅曾经看来是“历史性事件”的起义、开火、革命和战争变成了摆脱不了的梦魇,而在这个漩涡中的尤拉和拉拉一方面饱尝了痛苦:“我现在深信,所有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至今仍落在我们这一代头上的不幸,都应归咎于战争。”但另一方面,却让他们在这样的境遇下寻找到了爱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比心灵一致更为重要的把他们同外界隔开的深渊。”因为他们俩“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这种特征包括做作出来的激情、耀武扬威的昂扬,还有那些“数不清的科学和艺术工作者拼命宣传的极度的平庸”。所以两个人在沉寂的房子里找到了生活中一闪而过的微光:“你并非平白无故地站在我生命的尽头,在战争和起义的天空下,我隐蔽的、禁忌的天使,在你童年和平天空下,你同样会在我生命的开端站起来。”

但是这种备受折磨,背负双重人格,以及不光彩过去的爱情到底能不能在严酷的现实中发出光芒,他们或许只是躲在自己的乌托邦里,但是革命的形势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无法阻止的破坏,消息传来,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战死,但是逃过劫难的他却被捕,而且判处死刑,而身为妻子的拉拉也难逃厄运,而这一切这不过是科马罗夫斯基要让拉拉离开的借口,所以在拉拉看来,这一份爱经不住考验:

“爱的才能同其他才能一样。它也许是伟大的,但没有祝福便无法表现出来。咱们好像在天堂上学会了接吻,然后同时降临在大地上,以便相互在对方身上检验这种本领。和谐的顶峰,没有边际,没有等级,没有高尚,没有低贱,整个身心的对等,一切都给予欢乐,一切都是灵魂。但在这种粗野的、时刻戒备的柔情中孕育着某种孩子般不驯服的、不允许的东西。这是一种任性的、毁灭的本能,同家庭的和睦水火不相容。我的天职是惧怕它,不信任它。”

拉拉离开,而斯特列利尼科夫并没有被处决,他来到了这座带雕像的房子里,他告诉尤拉:“政论家们绞尽脑汁,如何遏制金钱的卑鄙无耻,提高并捍卫穷人的人的尊严。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它发现了罪恶的根源和医治的方法。它成为世界强大的力量。然而,一世纪以来的特维尔大街和亚玛大街,肮脏和圣洁的光芒,淫乱和工人区,传单和街垒,依然存在。”依然存在的现实让他的革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在走出几步远的地方,他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左边太阳穴下面的雪凝聚成红块,浸在血泊中。四外喷出的血珠同雪花滚成红色的小球,像上冻的花楸果。”纯洁的雪地里,是死亡,而这种死亡不是处决,是自杀,是对于那种憧憬和希望破灭的无奈。

而尤拉,在经历了这一切,经历了婚姻、爱情,经历了医生和囚徒,在“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虚假的时期之一”回到了莫斯科,回到了最沉寂的生活中,家庭在他面前消失,女人在他面前消失,当然,他留下了曾经写下的诗歌,这些诗歌在二十桶水的浪漫史画上句号的时候,在鲜花取代了仪式的时候,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阅读着,那是五年或者十年之后,那是面对着莫斯科的窗户,那是劳改集中营开始的时候,只有手中的这些诗歌才能让他们忘记现实,走进心灵的这种自由:“我想,集体化是一个错误,一种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错误。为了掩饰失败,就得采用一切恐吓手段让人们失去思考和议论的能力,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极力证明与事实相反的东西。”暮色渐渐变浓,历史变成了一个符号,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因为某一个人的死去或者消失,而成为被遗忘的过去。

一切只是一个开始,锋利的现实变成了那封退稿信上的一句话:“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文本的天空伴随着那一场暴风雨的到来,瞬间坍塌。

 

撒旦起舞

编号:C38·1980528·0442
作者:(苏)米·布尔加科夫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8年3月第一版
定价:24.00元
页数:482页

这是一部荒诞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小说,现代的莫斯科被神话式的构思弄得面目全非,撒旦魔鬼的颠覆正是布尔加科夫对一种秩序的全然否定,甚至在小说创作后他也不敢发表,这种恐惧心态使小说成为一部发泄与谴责的小说,大师在寻求一种合理,与玛格丽特至真至纯的爱情是他对这个世界最辛辣的批判。“我总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魔鬼尚且能助人为善,但这个世界呢?只有大师的逃避与玛格丽特在另一个世界的结合。此书为“白银时代”丛书之一。

 


《撒旦起舞》:在这种情况下,我究竟是谁

 

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
——《三十 该走了!该走了!》

餐厅和精神病院,牧首塘死亡事件之前和之后,沃兰德到来和离开,对于伊万来说,“我究竟是谁”的疑问被分割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诗人,一个是疯子,一个曾书写着关于耶稣的诗歌,一个穿着长衬裤拿着蜡烛追赶所谓的顾问,一个从来未曾见过死亡和预言,一个却在目睹别尔利奥兹断头惨剧之后扮演魔鬼的终结者,可是当两部分脱离一个已经被命名的诗人和疯子,当两部分以“自己跟自己交谈着”的方式成长出一个新伊万的时候,在体内,在耳畔,在不知何处的声音,是“不属于伊万中的任何一个”,然后是一场睡梦,偷偷进入意识的睡梦,仿佛见到棕榈和公猫从旁边经过的睡梦,“我究竟是谁”的质问最后变成窗栅里经过的那个神秘身影,避开的是月光,是睡梦外的现实,是从床上又欠起身子的伊万。

这是一种蜕变,谁是伊万只不过启动了关于名字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自己就在身上,就在心里,就在别人看见的地方,就在和别尔利奥兹谈论耶稣基督的故事和诗歌里,可是,这名字是不是永远不变的符号?是不是对等于一个从诗人到疯子自相矛盾的自己?它所指涉的是不是一个想从现实逃离又无可奈何的个体?新伊万和旧伊万,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相同的符号,相同的人,但是那个在名片上印着“W”的教授呢?外文的教授和首字母的“W”,将开启一个真正的通道,“我是施魔法的专家。”这是沃兰德的自我介绍,魔法或者说专家,也都是在这个现代的莫斯科生存着的人,起先他是一个“神秘的外国人”,说着流利的俄语,具体的生物形态可以被具体描写为:“他小脑袋上戴顶瓜皮似的骑手帽,穿件方格薄纱短上衣。……身高两米有余,可肩膀很窄,瘦得出奇,而且,请注意,脸上一副嘲弄人的表情。”但是,在鉴别国立图书馆里新发现的那本十世纪魔法师海尔伯特·阿夫里拉克斯基的手稿真迹之外,是一股热气,是古怪的模样,是透明的公民,在关于耶稣基督是否存在的讨论中,他已经用预言离开了那个被印在名片上的“W”,而当别尔利奥兹的头被有轨电车轧断之后,W消失了,或者说只存在与那个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伊万的猜测中:“我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万’,他姓万!有姓万的名字吗?” 瓦……沃……瓦什涅尔?瓦格涅尔?瓦伊涅尔?万格涅尔!维捷尔?吴尔夫?”

名字的无限可能,预示着名字无法成为唯一的标注,W就像是突然闯入莫斯科的现实却又莫名消失的人类寓言,再也找不到对应的人,他不是教授,不是顾问,不是公民,也可以不说俄语,当他证明耶稣存在的“第七条证据”时,他已经从虚无的“W”中逃逸,“这一切我都在场。无论是在本丟·彼拉多的阳台上,还是在花园里当他与该法交谈时,或是在石台上,我全在场,只不过是偷偷偷的,化名的,因此说,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那嘘声就像伊万在那个梦境之后看见窗栅上的阴影,他用手指按住嘴唇轻声说出的那个“嘘”,嘘是禁忌,是寓言,是混乱,是对于名字的颠覆,而那在现实中熟悉的口音也最终消失了,不需要证明的故事最后变成了“一切都很简单:他身披白色斗篷……”的叙述,透明的公民身穿白色斗篷,已经幻化成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古罗马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身披一袭猩红衬里白色斗篷于孟春正月十四日清晨,迈着骑兵沙沙作响的步伐,来到希律一世宫邸两栋侧楼间的带顶柱廊上。”

这是一个被记载在优素福·弗拉维和《新约》书中的人物,他在公元26-36年任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而那件“白色斗篷”的符号意义却在于他判处耶稣死刑,并将其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对于耶稣基督存在的历史记录还是仅仅是一个传说,一个被颠覆名字背后的寓言?对于别尔利奥兹和伊万关于耶稣是否存在的讨论其实就是一个如何命名的问题,在别尔利奥兹看来,耶稣只是和所有东方宗教一样,是由贞女生出来的神,是一个被创造的符号,“其实他从未在世过。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一点……”甚至在他看来,伊万关于耶稣降生的诗歌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根据你的叙述,就会造成耶稣确实降生过似的!……”确实降生的耶稣对现代莫斯科来说,是一种虚无的命名方式,所以不管名片上印着的“w”有多少条证据,在他看来,这些证据只是在人类档案馆里,“您得承认,在理性领域,不可能有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

那么在理性领域之外,是不是就有一个不被看见和发现的世界,那里有被囚禁的耶稣,有被赦免的暴徒,有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还有暴雨中失踪的神迹?一切的命名是否也在理性领域里,当马格丽特擦上阿扎泽洛的雪花膏,飞离房间的时候,她的名字也开始了另外的命名,或者说她在”痛苦和不幸“的感性世界里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有的家庭责任,对他来说,和大师的爱情已经变成了一场虚无的梦,“夜晚他离她而去,只让她在白天的时光中遭受痛苦。可这回他们在梦中相会了。”痛苦和不幸是在非理性的领域,和大师相会的梦也在非理性的领域,所以那个沃兰德制造的世界来到了马格丽特的身边,而她也从一个女人变成了女妖,在撒旦的舞会上看见那许多的恶魔,也是她在这恶的领域里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米·布尔加科夫:留在页边的手迹

名字,写着诗歌的亿万,印在名片上的W,或者是记在书上的耶稣,都是一个存在、并被命名的文本,包括马格丽特,就像是大师写在自己小说中的一个痛苦和不幸的符号,所以名字的颠覆,也是文本的颠覆,理性世界的颠覆。大师没有名字,或者说他早就要把自己的名字除去,因为他带着一本有关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一本寻找自我救赎的寓言,这个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总督,被命名的故事包括批准小长老会议对罪犯耶稣·伽诺茨里作出的死刑判决,甚至在明知道巴拉巴是暴乱的直接鼓动者,还是将他释放,这是无奈,还是被写进文本里不容改变的命名?彼拉多说:“我要向最高统帅禀告,告发你们在耶路撒冷包庇十恶不赦的暴乱分子免受死刑。”但是对于这句话的回应仅仅是上午十点左右,“广场空地上,那支叙利亚骑兵部队策马疾驰,飞速冲进广场,抄近路奔赴骷髅地。”然后是耶稣之死,然后是暴风雨。而在大师的小说里,任何解救任何重新命名都无济于事,甚至在现实里成为大师自身的罪孽:“我恨这部小说,因为它,我饱受痛苦和风霜。”

是的,这是一个早已经存在没有救赎的文本,就像那些名字一样,那些城市一样,充满了地中海的黑雾,充满了无可逃避的苦闷,而爱情呢,也早已经被定义了的,与马格丽特注定只是一种梦中的相见,而大师对于这不能颠覆的现实,采取的措施,便是毁灭。他毁灭了自己的姓,毁灭了那本小说,在火中熊熊燃烧,当然,他也毁灭了自己和马格丽特的爱情,“我抛弃了它,如同抛弃生活中的一切。我们把姓给忘了吧。”

但是这样的的抛弃和毁灭是不是就是一种赴死的救赎?“…最大的罪恶……是怯懦。”这是写在耶稣羊皮纸上的话,在利未·马太在寓言般的记录里,是一个没有死亡的地方,“昨天我们吃过春天的甜浆果。……“我们将见到一条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人类将透过晶莹清澈的天宇望见太阳……”而要抵达这样的世界,就是寻找善良,就是要抛弃怯懦,所以不管是名字的重新定义,还是文本的毁灭,都不能看见心中的那个世界,不能找到那条月光之路,唯有心灵的救赎,才是根本。

所以在总督本丢·彼拉多面前,身为囚犯的耶稣-伽诺茨里告诉他,世上并无恶人。这对于彼拉多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你错了。在耶路撒冷,人人都在对于我窃窃私议,说我是个凶残的恶魔,而且这完全言之有理。”这是彼拉多认识的自己,当然这也是在耶路撒冷被别人命名的自己,而这种恶在耶稣看来,是旧有的信仰里的恶,而现在要做的是建立真理的新神庙,新神庙便是善,便是无罪恶,耶稣对谁都称为“善良的人”,而这样的真理世界对于曾经恶的彼拉多来说是头疼,“而且疼得那么厉害,使你胆怯地想死。”所以耶稣对彼拉多说:“怯懦是最深重的罪戾。”所以要找到自我要真正的救赎,就必须忘掉怯懦。而在耶稣看来,善并非只是忘掉罪恶,而是要打破政权的暴力:“任何政权都是对民众的暴力,一个既无凯撒政权也无别的什么政权的时代总将到来。人将进入一个真理和正义的王国,那里将全然无需任何政权。”

什么是政权?在彼拉多的世界里,是宗教裁判,是小长老会议,是对于凯撒的忠诚,而在现代莫斯科,政权是机构,是制度,是文协主席,是游艺场经理,是房管所主任,是精神病院院长,同时也是对于神的否定和蔑视,“倘若没有上帝,那么请问,谁来支配人的一生呢,世上的一切又由谁来安排呢?”而别尔利奥兹的回答是:由人自己来支配。但是在被政权劫持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支配自己?这是对现实的诘问,而现实是:“糟糕的是,有时他会突然死亡,怪就怪在这里!”人的生命会遭遇各种不幸,所以支配和安排自己不仅是个伪命题,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权的无条件服从而失去了自我。所以那个印在名片上的W其实就是撒旦沃兰德,他和科罗维耶夫、阿扎泽洛、别格莫特公猫和赫拉组成的魔鬼阵容大闹莫斯科,预言别尔利奥兹死于断头,而后来果真在伊万的注视下被电车轧掉头,而在莫斯科混乱持续着,断头而死、失踪、变疯,那门牌为50号的房子成为不吉利的单元,“就在两年前,单元里开始出现无法解释的事故:人们开始从这个单元里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是秩序的维护者,他们是旧有神庙里的政权,所以撒旦的破坏,就是要让这个被命名、被定义的城市消失。

除了城市的消失,对于撒旦来说,最大的善却是拯救爱情,拯救在痛苦和不幸中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爱情:“跟着我吧,读者!谁对你说过世上并无真正的、忠贞不渝的爱情?那么这个撒谎者的烂舌头就将被割下!”没有姓的大师也是怯懦的人,他一方面创造了关于彼拉多这个在恶的边缘告别怯懦被拯救的故事,而另一方面他又将小说烧毁成为另一个怯懦的人,那部不存在的长篇小说最后几句完全可以是这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自然,我出去散步。十万卢布是笔巨款,我有了套很好的灰西服。或是上某个便宜的饭馆去吃饭。阿尔巴特街上有个非常好的饭店,我不知道,它现在是否还在。”

但这显然只是一个悖论,对于大师来说,他的拯救者是马格丽特,是她的爱情,是她变成女妖的舍身之举,“我多幸福,我多幸福,我多么幸福,我同他订了协议!噢,魔鬼,魔鬼!您,我亲爱的,不得不同一个女妖一起生活。”那雪花膏擦在身上,便逃离了现实,不仅是破坏,也是加入了撒旦的舞会,在和恶魔的世界里发现善良和美好,发现月光下的那条道路。在撒旦的盛大舞会上,有“坚定不移的伪币制造者,国家的叛徒,但是个相当不错的炼金术士”的雅克,他毒死了国王的情妇;有将托法娜夫人给的毒水倒入丈夫喝的汤里的妻子们;也有因无法养活孩子而将手绢塞进孩子嘴里并将他买入土中的弗丽达;还有为了烫发用钳子烫伤女仆的脸的明金娜夫人……他们残害无辜,他们淫乱和阴险,他们参加谋杀和大屠杀,而现在身为女王的马格丽特见证了这种种的罪恶,而在舞会上,还有对死去的别尔利奥兹的惩罚,撒旦沃兰德举起长剑,将别尔利奥兹人头上的的覆盖物变黑,“萎缩,然后一块块掉落,眼睛消失”,而撒旦对她说:“其实所有理论都各自存在着。它们中就有这样一种理论,主张允许每个人保有自己的信仰。这必定会应验的!您归于虚无,而我将很高兴用您变成的酒樽为存在而干杯。”归于虚无,也是摆脱罪恶,唤起内心对于爱情最后的支配。

在耶稣门徒利未·马太的帮助下,彼拉多知道了所谓引诱,不是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念头,他知道利未·马太和耶稣·伽诺茨赤裸的尸体在一起,那死亡面前却是春天的甜浆果,是生命之水的纯净河流,是晶莹清澈的天宇,他也从被记录的文本中走出来,而在大师被毁灭的小说之外,是另一个笔记本,最后一句话是:“犹太第五任总督本丟·彼拉多就这样迎来了正月十五日的黎明。”而马格丽特读完这句话的时候,清晨果然来临了,而她和大师的爱情在烧掉了文本烧掉了痛苦和苦难之后来到,而这种来到并不是建造新的神庙,而是离开这个城市,离开现实,如同撒旦沃兰德。“同城市告别吧。我们该走啦。”城市里的种种破坏,或者只是暂时的,对于这个充满了政权的暴力社会来说,只有像彼拉多那样寻找救赎,两千年来,他端坐在荒山峭壁上的一把石椅上昏睡,只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地说着这句令他丧魂落魄的话,他希望有条月光之路,能循着它去追寻耶稣,与他探讨这句话的涵义,“神啊,我的诸神!傍晚的大地多么令人忧伤!沼泽地上空的烟雾多么神秘莫测。谁在这样的烟雾中徘徊寻路过,谁在死神面前受尽过痛苦和磨难,谁背负着力所不及的重负在这片土地上飞翔过,谁就了解这一点。”而这正是一个历经磨难而看见的黎明。

而现在“正月十五日的黎明”的到来了,撒旦沃兰德消失了,恶魔消失了,而大师用一个句子结束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你自由了!你自由了!他在等待你!”这是对彼拉多说的话,也是自己渴望的生活,耶路撒冷的灯熄灭了,莫斯科的灯熄灭了,喧嚣坠落下去,苦难坠落下去,那个盛放安宁的地方就是大师和马格丽特爱情的最后归宿:

看,前面就是作为报答赠予你的永久的栖身之地。我已经看到威尼斯式的窗户和爬蔓的葡萄,它爬上了屋顶。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永久的家。我知道,晚上来到你家的将是那些你所爱的、你感兴趣的、不会惊扰你的人。他们将为你演奏,给你唱歌,你将看到点上蜡烛时,屋子里将会有怎样的光明。你将戴上自己那顶油污的、永久的尖顶帽子安然入睡,你将唇上挂着微笑进入梦乡。睡眠将使你强健,你将学会智慧地推论。而你再也不会将我赶走,我将珍惜你的睡眠。

不会赶走的爱情,大师和马格丽特在一个安宁的地方找到了幸福,找到了重新命名的生活,而那抵达善的却是通过撒旦沃兰德的力量,为什么魔鬼会成为现代社会善的化身?或者制造混乱的沃兰德就是凶残的彼拉多,他们身披白色斗篷,他们都在救赎中成为“善良的人”,他们被宽恕从此追寻生活中美好的东西,“……那么你究竟是谁?”“我就是那种力的一部分,总想作恶却总是为善。”这是题写在小说中的一句话,引用歌德《浮土德》的话就是用曾经的至恶来唤醒善良,唤醒隐藏和泯灭的爱,而当最后大师和马格丽特拥有最后的爱情时,沃兰德作为一个引导的符号便也消失了,“四周的一切,悬崖、小平台、月光之路、耶路撒冷全消失了。”连同彼拉多:“于是在周日之夜,被宽恕的著名星占家之子、残酷的第五任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永不复返地离去了。”

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当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成为大师和马格丽特的现实的时候,所有可能的惊慌都已经远去,“无论是杀死赫斯塔斯的没鼻子的凶手,还是残酷的犹太总督、骑士本丢·彼拉多”,但是这种虚幻的乌托邦只不过是另一个文本,而且带着无法消除的痛苦,成为真正现实的一部分,那些在结尾之后的“异文”,那用手笔添加的新文本,那关于疾病、报纸的中伤、长篇小说的焚毁、清晨的逮捕都成为了页边上的痕迹,消除不掉,成为永远的文本符号,“此外,他还十分准确地给我解释,为什么我的长篇小说无法发表,这我也猜到了,他说的完全正确。他直截了当地说:某章是不可能通过的。”而这个文本符号终于成为一个叫布尔加科夫永远的伤痛,所谓绝笔,所谓禁止出版,所谓删减,就像无从在现实中找到出口的大师,充满了质疑、否定和愤恨。这是1928年开始的文本寓言,这是1940年的死亡事件,但是对于布尔加科夫来说,那片安宁的地方永远是一个梦境。所以最后,“我究竟是谁”的疑问就变成了布尔加科夫无法解答的生命之谜,他或者醒来,或者死去,而那洒满月光的窗栅上永远有一个影子,按住他的嘴唇,轻声说出那个“嘘”的禁忌:“请你们对谁也不要泄露一个字,绝对保密!……嘘!”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编号:C41·1980528·0441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6年7月第一版
定价:15.50元
页数:475页

世界尽头有什么?金毛兽、影子、围墙、森林以及读梦,冷酷仙境有什么?电梯、计算、独立组织、出站以及消失。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我”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影响,都市与乡村的交错像永远不会发生,最后,在“冷酷仙境”中,“我看见一只白色的鸟在漫天飘舞的雪花中朝南飞去,鸟越过围墙,消失在南面大雪弥漫的空中。之后,剩下的唯有我踏雪的吱吱声。”在“冷酷仙境”中,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勃姆·迪兰不断唱着《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