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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1970520·0373 |
| 作者：格非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3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4.70元 | |
| 页数：217页 |
“边缘”在先锋作家中是一个流行语，这个对存在状态描述的词语正是先锋作家的集体写照。格非写一个老人的回忆，就是对具体的时间做抽象的切割，以达到与现实中的某个人发生关系，这个人也许是老人仲月楼，或者是格非自己。“现在我依旧清晰地记得那条通往麦村的道路。”第一句依然是《百年孤独》式的语言，那种记忆与现实相混得时空感觉更像是一种边缘，找不到真实的认同感，有的只是格非所擅长表现的生死、存在、时间的哲学思考。一个老人，饱经风霜之后，谁能说他的回忆就是事件的真实还原？记忆总是虚构的，它无法还原一种存在，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边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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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7·1970520·0372 |
| 作者：（墨西哥）阿夫雷乌·戈麦斯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6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7.50元 | |
| 页数：141页 |
也许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巨大诱惑，才使20世纪末的中国人追溯更遥远的拉美神话传说，这种探本式的研究证明我们真正远离魔幻现实主义还很遥远。这部称为“拉美神话经典”的著作讲述了人起源的另一种版本–玉米人，以及玛雅·基切族的发展历史，而他们成了拉美大地原著民族的思想源泉。作为拉美魔幻的主题之一，它与希腊神话最本质的一点，就是《波波尔·乌》中的人敢于向神挑战，这种极富野性的神话模式正是拉美文学不肯按部就班的性格。
众神让男人们安睡，在他们熟睡之际创造了女人。
——《始祖们》
众神是一个世界，他们站在神话时代的源头，男人们是另一个世界，他们站在英雄时代的起点，而在众神和男人们构成的双重复数世界里，女人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女人到底属于男人的一部分，还是属于众神的一部分？史前玛雅-切基民族关于人的起源，关于人的成长，关于民族的繁衍，几乎都是一个在众神下面大写的“人”，但是在这个复合的的“人”字下面，却有着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人：男人和女人。
最初的是怎样的宇宙并不重要，玛雅-切基民族预设了一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树木，没有石头，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一切都是荒芜萧瑟，但是只要有空间，一切都变成了可能。在虚无的宇宙中，却存在着混沌状态，下面是浩瀚的大海，而这种天与海的分界预示着众神和人类的分野。而在这个荒芜萧瑟、子虚乌有的宇宙中，却还有活动的东西，东倒西歪的物体，平静沉闷的水，以及漫无边际的黑暗，仿佛一种巨大的力正在酝酿。
而在宇宙之中，众神也是存在的，神不是一神，而是众神，他们是特佩乌、古库马特斯和乌拉坎，众神的名字蕴含着宇宙、生死、大地和生活在大地上的人的秘密，也就是说，众神以一种集合的方式创造着宇宙万物，他们主宰着人类世界的产生。复数的神，其实在万籁俱寂的世界里，也是寂寞的，甚至根本无法让他们的名字被启示成一种秘密，所以人类与其说是众神创造的，不如说是众神为他们空着一个位置，而当人类站立在属于他们的位置上的时候，是需要叫唤众神的名字，是需要懂得祈求于他们，是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是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所以，神和人之间构筑的关系是双向的，众神要创造人类，而人类的意义在于呼应众神。所以在造人的过程中，所凸显的就是一种目的论。众神先是在盘根错节的树干旁，安置了牲畜和动物，他们是众神带来的第一种创造物，他们听从众神的驱使，对于众神来说，也是满足了这样一种初级的目的论，但是因为牲畜和动物看不见，也没有知觉，而且走起路来脚步混乱，所以众神为他们建立秩序：牲畜寻找它们的巢穴；动物奔向草原；飞禽在树枝上做窝。
而第一种创造物只是具有生物的本能，他们活在众神为他们设立的秩序中，但是他们互相残杀，自相鱼肉，实际上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制造暴力冲突，也是本能，当然也不符合众神真正的要求，所以动物们的命运依然是被众神鄙弃的。所以造人对于众神来说，变得迫切，“我们如何才能使新的创造物知道叫唤我们的名字，使他们真正懂得必须祈求我们——他们的造物主、他们的神？”在如此目的论的驱使下，众神开始真正造人，而世界也开始真正走向了人类时代。
先是用湿土造人，众神以想象的方式捏人，有了肉体，有了形态，甚至也有了说话的本领，还有如音乐般的声音，但是有肉体有形态有声音的人类也还是一种雏形，这种雏形的最大问题是不会说话，不会向神祈求，不会知道神是什么。所以神开始造第二种人，那就是用木料造人，这样造出来的人能够行走，能够站稳，能够群居，甚至还能够生儿育女，但是木料造的人没有心脏，没有感情，当然更不知道自己降生在大地之上是由于众神的意志。
泥人和木人，是人的最初级阶段，不会向神祈求，不知道神的意志，其实也不具备人类的意义，所以他们是无用的人，是活着的死人，最后他们变成了猴子，逃入山林之中，“由此，猴子是基切土地上令人能回忆起原始人类形状的唯一的动物。”但是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人，而在众神目的论的作用下，他们开始造更高级的人，那就是“玉米人”，用黄色和白色的玉米面团造就了人的躯干、手臂和肌肉，铸造了人的个性，使人获得了精力，而且他们除了有身体，有活动能力之外，他们还会思考，会讲话，会感觉，会观看，会触摸，甚至会激动，人的功能日趋完善，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理智能力，他们成为了最终的人：这些新人就是巴兰·基特塞、巴兰·阿卡布、马乌库塔和伊基·巴兰。
同样是众人，对应于复合的众神，从牲畜、动物被鄙弃，到泥人、木人最终变成猴子不见，都是众神造人的尝试，在目的论的判断中也都属于失败的产品，而唯有有身体、有思考、有智力的玉米人才具备了众神期望的能力。但是很明显，那四个人类始祖的众人，却都是男人，男人如何保持和谐，如何繁衍，如何创造家庭，所以对于众神来说，真正具有意义的是让这个只有男人的人类世界里出现女人。
女人其实并非是一个空白，在众神用木料造人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用新材料造出了女人，他们用特西特树造出了男人，用埃斯巴达尼亚树造出了女人。虽然树木的种类不同，但是那时候的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他们站在同样的出发点，也就是说，男人不依靠女人，女人也不依靠男人，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一切。但是这种人类平等观是众神的疏忽，还是有意的试验？最后造人失败似乎表明众神并不期望男女平等，“这些人都不合造物主的心意”更像是对于这一种试验的否定。而当四个有理智的人出现之后，这种否定就变得更加明显，因为众神为了不让男人们孤单，开始创造女人。
造女人是为了让男人不孤单，所以众神的这种男女观就是把女人当成了男人的一种附属品，取消了男女平等的试验，在某种意义上却形成了早期人类的一种关系秩序：“众神让男人们安睡，在他们熟睡之际创造了女人。”在睡梦中造出了女人，有一种最原始的魔幻特色，而当男人醒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了美力非凡的女人，她们拥有窈窕的身躯，拥有光滑的皮肤，拥有幽雅的香气，这是美丽的女人，这是性感的女人，这是让男人感到欣喜的女人，而从睡梦中出现的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男人一个美梦。
美梦也是附属，而当女人出现之后，他们就成为了男人的一部分，她们为消除男人的孤单而来，她们在男人的睡梦中出现，而她们也被男人命名，最终成为男人的伴侣。取消男女平等，构建男女附属关系，所以在人类时代，女人和男人从最初的同构关系变成了附庸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史前玛雅-切基民族的原始社会性质。
有了真正的男人和女人，神话时代走向了人类时代，而在这人类历史的慢慢长河中，他们必须经历考验，经历苦难，甚至经历战争。玛雅-切基民族在人类史上就有了三次重大的迁徙，而在这三次迁徙中，同样有一个神，他叫托希尔，与其说托希尔是神，不如说是人类命名的一个英雄，他发明了火，他让人们交换东西，他让迟来的部落向自己顶礼膜拜——像众神造人的目的一样，需要的是祈求，需要的是呼应，需要的是感恩戴德，需要的是接受统治，所以托希尔是人化的神，甚至他在民族迁徙过程中，也实行着众神造人的模式。
“当鼓声响起，他们向我们顶礼膜拜，把他们的生命作贡品献给我们，他们不害怕，不拒绝吗？如果他们接受这些条件，你们即刻表示同意。”这是一种统治，当好战的部落获得了火种，开始用武力去抢夺别的部落的时候，托希尔用自己的力量打败了他们，并且让他们服从，从而建立了一种信仰。统治而统一，他们在阿卡彼特斯山上建立家园，在那里动物们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出现了，托希尔对那些臣服而具有信仰的人说：“现在我要对你们说，我们就是你们，你们就是我们。从今以后将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分开，在干钧一发的时刻里，你们要祈求你们应该祈求的人。你们要孜孜不倦地监视那些靠近的人的情绪，你们必定知道我们只对好人给予指导和帮助。”而在托希尔人化的神的带领下，人类又过渡到了始祖时代，在那里，各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有些人是凶残的，有些人是阴暗的，而在交战中，曾经为男人附属品的女人再次出现，他们是平原部落选中的两名少女，他们是最美的女人，却被派去诱惑别人，所以女人在男人的控制下变成了恶毒的工具，但是在这场交战之后，在巨大的死亡之后，部落之间最终走向统一，而统一意味着民族真正开始定居那片土地，那些首领自然成了始祖，“我们走后你们要记住我们，别忘了我们，要想起我们的容貌和我们的话。我们的形象如同露水将滋润想念我们的人的心田。我们还要对你们说，你们要照看好你们的家和你们的地，你们要走我们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你们做的唯一的事了。”这是始祖巴兰·基特塞对部落的人说的话，和众神一样，和托希尔一样，始祖延续的也是一种听话、感恩的统治模式，而这种统治模式一直要到分裂和死亡的到来才宣告结束。
从众神时代到始族时代，男人一直是世界的主宰，而女人的命运是被创造，被利用，但是当人类完成迁徙开始完整生活下来，人类又进入了另一个时代：英雄时代。英雄时代的代表人物是阿普兄弟以及“灵魂的儿子”乌纳普和伊斯巴兰克的冒险生涯和他们在荒芜萧瑟、断垣残壁的希巴尔巴所遭受的苦难。阿普兄弟是足谋多智的兄弟，他们天生是歌手、祈祷者、首饰匠、雕刻工，会舞文弄墨，而且，还能未卜先知；他们从星辰、沙土和掌纹上预卜未来；熟谙通往云层的道路；他们无所不精，无所不通，掌握各种行业技术，并能运用自如。所以他们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文明，但是在这文明背后，却也有邪恶，在希巴尔巴有着心怀叵测的希基里特和库丘马基克，有不断进行破坏的阿阿尔普和阿阿尔加纳，有生就一幅恶毒心肠的奇米亚巴克和奇阿米亚奥隆。他们组成了人类邪恶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邪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战胜了文明，阿普兄弟被希巴尔巴的暴君卡梅杀死，最后埋在名叫普克巴尔·查的树木繁茂的地方。
这是第一代英雄之死，而拯救这种死亡的却是女人，伊斯基克是库丘马基克的女儿，但是她却并不和父亲的邪恶走在一条路上，她的使命是要弄清楚这件事背后的真相。所以伊斯基克作为女人的代表，是僭越的，是反抗的，是追求真理的，更是对于文明和英雄的一种延续，当她站在树下的时候，听到了阿普兄弟说出的话，然后她伸出手心，从树上滴下的血流进了他的手，流进了她的身，流进了她的心，英雄高贵的血统在她身上得到了永存，而阿普兄弟也实现了永生的愿望。
伊斯基克怀孕生下了乌纳普和伊斯巴兰克两兄弟，他们是英雄的灵魂之子，而这种繁衍方式在家族来说是一种耻辱，所以父亲将她赶出了家，阿普兄弟的母亲也不相信她，甚至那两个灵魂之子也被扔在了高山野岭中，在恶劣的气候中生存。这是人类的磨难，而女人伊斯基克也在这磨难中体现了她的伟大，因为道德的耻辱，因为违背伦理，所以玉米已经枯死，但是唯一的那一株玉米，象征着人类最后的希望，为阿普兄弟的母亲伊斯穆卡内弄一捆玉米成为她的救赎，而生下来的乌纳普和伊斯巴兰克也开始重建人类英雄的秩序，他们杀死了无知、卑鄙和丧失天良的两个哥哥温巴特斯和温乔乌恩，他们用计谋打死了骄横和狂妄的武库布·卡基斯，他们用抹了石灰的鸟肉毒死了武库布·卡基斯的儿子卡普拉坎，用山洞的石头砸死了武库布·卡基斯的另一个儿子西巴克纳。
但是，当他们回来守护那块玉米地的时候，乌纳普的头却被蝙蝠咬掉了，最后死去。这是一种肉身之死，而另一个兄弟伊斯巴兰克开始拯救自己的兄弟乌纳普，他用一块燧石凿了几个窟窿，圆的窟窿变成了眼睛，宽的窟窿变成了嘴巴，长的窟窿变成了鼻子，然后吹了一口气。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兄弟俩最后却被坏人的计谋杀死，熊熊的火焰把他们吞噬，最后他们的骨头扔到了水里，然后长出了鳞片，然后像鱼一样游动，复活的意义最重要的标志是：“眼睛里反射着太阳的光亮。”
温·卡梅和武库布·卡梅也想有复活的本领，但是他们的计划却最后失败，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当他们最终死去的时候，兄弟俩变成了人们呼喊的英雄，“我们是死神的复仇者，我们的种族将不会湮没，只要凌晨的启明星发出它的光芒。”他们是灵魂之子，他们是死神的复仇者，他们看见了太阳的光亮，所以他们在死去而复活的世界里，最后变成了永恒的光明，一个飞往太阳，一个飞往月亮，给人类带来光明，而被杀害的那些人变成了星星，从此，“这些星星永远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英雄变成日月变成星星，英雄重新飞上天空，这是不是对于众神的呼应？而不管是众神时代，还是始祖时代，以及最后的英雄时代，并不只是男人们的世界，女人成为伴侣，女人被命名，女人是美丽的象征，而最后女人变成承担责任、继续使命、繁衍灵魂、勇于牺牲的伟大的人，他们也是最后的英雄，玛雅-切基民族正是在这样一种秩序里，走向了真正属于他们的时代，“你们要走我们开辟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你们做的唯一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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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7·1970520·0371 |
| 作者：（俄）莱蒙托夫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56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4.60元 | |
| 页数：170页 |
“当代英雄”成了“多余人”，莱蒙托夫对19世纪中期俄罗斯青年的当头一击却成为社会变革中的一种象征，皮却林远走高加索，寻找刺激与新奇的英雄的举动实则是为自己积累更多悲剧情愫，结果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群体肖像画”的背景是俄罗斯变革最后的黑暗，皮却林的悲剧更是极端个人主义最后的覆灭。莱蒙托夫对一个叛逆青年的描写，依然有着唐诘科德的遗风，自诩为英雄，却不堪一击。当然，小说的结构却颇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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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7·1970420·0363 |
| 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82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22.35元 | |
| 页数：680页 |
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过革命，关进过监狱，但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才是自己终极的价值。他的人本主义思想与雨果一脉相承，《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尼科夫所犯下的罪恶，用一种精神的爱就可以赦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看重的并不是最后的审判，而是过程的惩罚，自我良心与道德的无休止折磨。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犯罪行为的心理分析报道”的这部小说是俄国19世纪最先锋的小说。
“罗佳，你住的房间多糟啊！象口棺材似的，”普莉赫丽娅·历山大罗夫娜突然打破了使人窒息的沉默，说道，“我相信，你的忧郁至少有一半是你的屋子引起的。”
这是彼得堡的贫民区，这是C巷二房东的出租房，这是公寓的五层楼斗室，“与其说象个住人的屋子，倒不如说像个衣柜”，在衣柜式的房子里，拉斯柯尼科夫在痛苦而又胆怯的状态下生活，对于他来说，每一扇朝外的门都是危险的存在，“他一直在苦思冥想，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仅怕见女房东，甚至怕见任何人。”但是他必须经过厨房，必须经过楼梯，必须走出大门，那离公寓大门的七百三十步成为他跨越危险跨越孤独的距离，但是当他用这“荒唐而又诱人的卤莽行为”寻找刺激的时候，他的手上紧紧握着那一把斧子，走上楼梯，拉响门铃，面对老太婆，当举起双手，几乎不费气力砍向老太婆的时候，那种忧郁、怀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勇气，是计划的实施，是清醒摆在面前的现实。
那鲜血迸溅出来的时候，那手上是充满着浑身的气力，“几乎不费一点气力，几乎机械地用背对准她的头上砍去。”甚至还跑到尸体跟前，又抓起斧子，再一次潮老太婆身上举起，但是他没有劈下去，老太婆轻易抵达了死，但是那双手曾经是那么的软弱，那么的麻木，头也一阵发晕，甚至在举起锋利的斧子之前，他还闪过一个念头：“不如回去吧？”回去是逃离没有发生死亡的现场，回去是再次回到衣柜式的屋子，回去是再次被囚禁在自己的忧郁中；曾经他在害怕中祈祷着主给他一个方向，“给我指引一条路吧，我要拋弃我那个被诅咒的……幻想！”幻想来自那个远离彼得堡的小城，来自和现实相似的病态梦境，是的，那里有酒馆，有墓地，有父亲，有受伤的小马，还有一把同样沾着血迹的斧子——斧子之于另一把斧子，就如同死亡之于另一种死亡一样，是清晰、鲜明的现实叠影，所以那个跨越出去的计划便不再是空想，不再是“不如回去吧”的犹豫，一切都有了发生的理由，他仿佛看见了已经发生的一切，所以在老太婆倒下的时候，他用斧子保护着自己，面对突然闯入的丽莎维塔，他照样用斧子的暴力让自己远离麻木，远离被发现的恐惧，远离囚禁在屋子里的怀疑，“仿佛有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拉着他盲目地朝前走，使他无法抗拒，无法反对。他仿佛由于衣服的一角被卷进轮子，结果连他也被卷到机器里去了。”
卷到机器里，他或者已经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在成为杀人机器之前，他内心的惶恐却攫住了他，即使能从杀人现场安全地逃离，即使油漆匠被当做嫌疑犯而引起注意，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间衣柜一样的屋子却还在，像极了童年时代那个小城里的房子，像极了父亲还没有死去之前的记忆存在，可是当一切的计划都顺利付诸实施，当那些钱包里有关的东西藏进那块石头，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个梦境却挥之不去，那和死亡有关的现实却一次次击中他敏感的心灵。屋子里除了那随身带来的忧郁，还有无法摆脱的恐惧。逃离现场，就像逃离梦境，他检查了衣服，检查了全身，“连最后一根线，最后一片布都不放过。”他只是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举起斧子将一个噩梦敲碎，但是当现实又以病态的方式回来的时候，“不如回去”的犹豫终于变成了再无回去的悲剧，“那件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不过他时刻记得自己忘了一件事；忘了一件不应该忘记的事”，忘记却永不忘记，所以在痛苦、烦恼、呻吟中，在发狂和难以忍受的可怕恐惧中，他昏迷了四天，但是在四天醒来之后，拉斯柯尼科夫内心生长起来的是“可以活着”的意志。死亡在另一边发生，而他手里拿着的是斧子，甚至他还会在一种不可抗拒的、无法理解的冲动中回到犯罪现场，询问那些在房子里做油漆的人，“地板已经擦干净了，还要上油漆吗？”或者是那句“血没有了吗？”活着就是和现场无关，活着就是回到现场却不被怀疑，甚至被别人骂成是怪人而自动撇除了关系。
可是，在“可以活着”的安全世界里，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场噩梦却挥之不去，那是关于贫困的现实，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拉斯柯尼科夫总是陷在一种生存的危机中，房东要叫他付的三十五戈比对他来说意味着要将父亲遗留的东西抵押掉，即使母亲有省下来的抚恤金，但是他依然要借债过日子，在这样的贫穷中，他完全在一起喝酒的马美拉多夫的身上找到了一种共鸣，“因为在赤贫中，我自己就第一个情愿侮辱我自己。”那种毫无希望地向别人借钱的困苦是无法摆脱的噩梦，所以马美拉多夫以酒浇醉，在不幸的婚姻世界里，他甚至容忍着女儿索尼娅身上那张充满耻辱的“黄色执照”，而当他喊出：“索尼娅！女儿！饶恕我吧！”的时候，他却在酒醉而麻木的状态下被一匹马活活踩死。
贫穷对于马美拉多夫来说，是无法摆脱的债务，是喝酒麻木的恶性循环，也是最后卑劣的死亡，而同样陷在贫苦中的拉斯柯尼科夫来说，他却在斧子中找到了自救的办法，找到了“可以活下去”的理由，所以在马美拉多夫死去的时候，他甚至拿出了身上仅有的二十卢布，给了马美拉多夫的家人，“他心里的骄傲和自信每分钟都在增长；每一分钟他都变成跟前一分钟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渴望拥有钱，但是却把钱无私给了别人，当他变成另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在解救别人的困难，而是自我的救赎。
“可以活，他还应该活下去，他生命并没有跟那个老太婆一同死去。”这是他的生命哲学，在别人的死亡面前，自己必须活着，所以即使好朋友拉祖米欣说他是一个冷冰冰、麻木不仁到不近人情的人，他依然可以找到为人忠厚、心地善良的道德优势，这种道德优势一方面是他无私帮助马美拉多夫一家，另一方面却对那些唯利是图的人以反击和辱骂。那个叫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的七等文官用给了他母亲一笔钱的时候，却想着要和妹妹杜尼娅结婚，“母亲的信使他十分痛苦：只要我活着，就决不让这件婚事成功，叫卢仁先生见鬼去吧！”这是拉斯柯尼科夫保护好的尊严，在他看来，妹妹杜尼娅就是为了自己为了母亲，而出卖了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交易在他看来就是一种耻辱，“自由、安宁，甚至良心，一切的一切都可以送到旧货市场上去出卖。”
这是用金钱换来的爱情，在拉斯柯尼科夫眼中却是一种耻辱，而在他曾经的爱情中，那个女房东扎尔尼岑娜的女儿却是一个丑女人，在母亲看来完全是异想天开的爱情，但是在拉斯柯尼科夫那里却成为一种道德的象征，“她喜欢布施穷人：念念不忘地老想进修道院”，一个总是生病的女人，却是想着用善良来帮助穷人，但是爱情的不幸在于，即使有道德，她也还是一个很丑的女人，而且患病，“我真不知怎么把我吸引到她身边去的，我想大概是因为她总生病的缘故……”最后死去的她，在拉斯柯尼科夫那里是爱，但是不管是在其他人眼里，还是在母亲眼里，都成为病态的象征。所以母亲才会把这一切的病根归结在那间象口棺材的房间，那个引起忧郁的屋子。
屋子是拉斯柯尼科夫无法走出的宿命，在忧郁、敏感、充满怀疑和歇斯底里的世界里，拉斯柯尼科夫的好友拉祖米欣似乎是给了他一个向外的窗口，他帮助他，安慰他，给了他资助，同时让他接触这个社会的机会。但是在那些聚会的社会主义人眼中，对于这个社会的见解却充满着一种乌托邦的味道，在他们看来，“如果把社会正常地组织起来，一切犯罪行为就会立刻消失，因为再没有什么可抗议的了，大家转眼之间就都成了正人君子。”而这样的社会是排除人的天性，也看不起那种“一直沿着活生生的历史道路发展下去”的发展论——“所以他们也就不喜欢生活的活生生的过程：他们不需要活的灵魂！活的灵魂需要生活，灵魂不肯机械地服从，活的灵魂是可疑的，活的灵魂是顽固落后的！而他们所设想的灵魂虽然发出死尸的气味，而且是可以用橡胶制成的，——但是它不是活的，它是没有意志的，是卑躬的，是不会造反的！”活的灵魂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志的表现，是不会造反的，而只有在严密的社会组织中，所有人才可以按照数学的方式按部就班成为无罪的人。
其实，不管是斯维里加洛夫的那种“蜘蛛的永恒世界”理论，还是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的金钱观，甚至是社会主义者的数学改造论，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都缺少一种可以活下去的意志，“我仅仅暗示，‘不平凡’的人有权利……也就是说，不是正式的权利，而是他自己有权……允许自己的良心跨越……某些障碍，且那也只是在实现他的思想必须这样做的时候。”这是拉斯柯尼科夫从大学就开始树立的权力意志，在他看来，这个世界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是低等的平凡人，他们只是“繁殖同类的材料”，他们循规蹈矩，在顺从中生活，所以他们是社会的顺民。而另一类人则是“在他们自己的环境里说出新见解的才能或者禀赋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成为不同的破坏者，与第一类是现在的主人不同，第二类人推动着世界，带领世界走向目的地，他们是未来的主人，“两类人都有绝对平等的生存权利。一句话，在我看来，两类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永恒的战争万岁！——不用说，直到我们建成新耶路撒冷！”
现在的主人和未来的主人，顺从生活的保守者和推动世界的破坏者，虽然具有平等生存权利，但是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要成为第二种人，就像拿破仑一样，用暴力和破坏重新确立了欧洲的秩序：“不，那些人可不象我这样。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真正的统治者，他突袭土伦，在巴黎进行屠杀，把一支军队忘在埃及，远征莫斯科时消耗了五十万人，最后在维尔诺说了一句双关语便溜之大吉。”对于拿破仑来说，那句双关语是：“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且待后人评说。”在他死后，人们还给他树碑立传，所以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这种人显然不是血肉之躯，而是青铜铸的！”
这便是他的强者理论，或许只有在一种贫困无奈的生活现实里，这样的理论才会支撑他，才会让他用斧子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继而杀死毫无利益瓜葛的旁观者。从“不如回去”的恐惧，到“可以活下去”的行动，再到思想上的统治者，拉斯柯尼科夫建立他自己的生命意志，所以即使在柜子式的房子里，即使是让人窒息的生活，即使是用斧子结束了别人的生命，在他看来，却永远是一件英雄主义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代表着一种必须除之的非法秩序，“我杀死了一只可恶的、有害的、对谁也没有用处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她吸穷人的血，杀了她，就是有四十桩罪孽也应该被赦免，这是犯罪吗？我想的不是它，也根本没有想去洗刷它。”
杀死老太婆就是扼杀罪恶，就是消除害人的秩序，只是在这杀人计划里，他真正跨不过的是一种身体的病态：“老太婆不过是一种病……我想快点跨过去……我没有杀人，我杀死的是原则！原则倒是被我杀死了，但是我并没有跨过去，我仍旧停留在这一边……我只会杀人。看来，我连杀人也不会……原则？那个傻瓜拉祖米欣为什么刚才要骂社会主义者呢？”自身的柔弱即使在强大的意志支撑下，拉斯柯尼科夫也无法摆脱身边的恐惧，警察在寻找杀人凶手，那个小艺人却总是跟踪他并说他是杀人犯，而且他无法控制自己地爱上了索尼娅，一个拥有黄色执照被人侮辱的女人——就像他曾经的爱情一样，在一种丑态和病态中无法自拔。
在索尼娅身上，拉斯柯尼科夫找到的是一种和自己相似的苦难，当他向着她下跪的时候，他就说“我不是向你下跪，而是向人类的一切苦难下跪。”索尼娅肉体的受辱，在拉斯柯尼科夫看来，需要的是一种救赎，当她喊他“主啊”的时候，他也想成为他的救赎者，“咱们一块儿走吧……我到你这儿来了。咱们俩都是被诅咒的人，咱们就一块儿走吧！”因为他告诉索尼娅，自己是一个杀人犯，自己是一个罪人。那种强力意志支撑的理论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是更像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当面对各种怀疑的时候，他依然无法逃脱杀死别人的折磨之中，他想带着索尼娅离开这个无法改变秩序的社会，是想寻找一种救赎，一种复活的救赎。“耶稣就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吗？’马大说：‘主啊，我信！我相信你就是基督，就是神子，是我们盼望已久，要到世界上来的救世主。”这是《圣经》里拉撒路复活的故事，拉斯柯尼科夫让索尼娅大声读出来，在这样的启示中，他似乎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得到暂时的解救，但是他身上背负的杀人罪恶却无法在这样的启示中得到真正的拯救。
但是索尼娅在听到他讲述了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杀死了和自己亲近的丽莎维塔的时候，当她听到拉斯柯尼科夫用杀死一只虱子为自己解脱的时候，她开始了对罪恶的救赎，“难道人是虱子！”这是她的诘问，而她告诉拉斯柯尼科夫的是：“您离开了上帝，上帝就惩罚了您，把您交给了魔鬼！”所以面对灵魂的罪恶，面对杀人的行为，有着黄色执照的索尼娅反倒成为一个救世主，“马上去，现在就去，站在十字街头，双膝跪下，先吻一吻被你亵渎的大地，然后向大家，向四面八方磕头，大声对所人说：‘我杀了人！’那时候，上帝就会重新给你生命。”
拉斯柯尼科夫在自首之后被投进了监狱，自首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自救的开始，八年的苦役对于他来说并非是彻底的解救，“他甚至在索尼娅面前都感到羞耻，因此，他才用侮慢粗鲁的态度折磨她。但他引以为耻的并不是他那剃光了的头和他的脚镣：他的自尊心深深地受了伤害；是他的受了伤害的自尊心使他生了病。”索尼娅似乎在解构着他的英雄主义，在监狱中，拉斯柯尼科夫甚至感到了羞辱，感到了命运的盲目，感到了无望和愚蠢，甚至被监狱里那些人所鄙视：“你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你不信上帝！”他们对他嚷道。“应该揍死你！”而索尼娅，完全变成一个善良的化身，她给全狱的犯人送来了布施，不光是那些馅饼和白面包，还替他们给他们的亲人写信，替他们邮寄。而对于拉斯柯尼科夫来说，那一个噩梦彻底将他送上了拯救的彼岸。那里有无法控制的瘟疫，当全世界只有少数人得救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些纯粹的特殊人物，看到了他们创立新的人种的使命，看到了他们开创的新的生活：“使大地净化和焕然一新，但是任何地方也没有人看见过这些人，也没有人听到过他们的说话和声音。”
噩梦变成了一种希望，而索尼娅就在眼前，当他从枕头下面拿起那本《圣经》的时候，那个拉撤路复活的故事又出现了，这是索尼娅给他的救赎，“难道她的信仰，现在不应当成为我的信仰吗？至少她的感情，她的追求……”所以在剩下的七年狱中生活里，他活在索尼娅的爱中，活在复活的光亮里，“七年，不过七年罢了！在他们幸福的开头，在某些瞬间，他们两人都几乎把七年的光阴看成只有七天似的。”真正使他复活的是一种爱，一种“一个人的心里装着滋润另一个人的心田的取之不尽的生命的源泉”，而这种生命的源泉似乎超于了生命意志，超越了社会评判的价值体系，超越了贫穷面前人的宿命，这是救赎，这是新生，“他逐渐蜕变，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逐渐认识到迄今为止他完全不了解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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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7·1970315·0361 |
| 作者：施蛰存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8.45元 | |
| 页数：371页 |
与《雾·鸥·流星》一起，构成了施蛰存1926年至1936年这十年的小说创作，而《石秀之恋》中的大部分作品更能代表施蛰存“新感觉派”的风格。《扇》、《鸠摩罗什》、《石秀之恋》中意识流的运用其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施蛰存自己却把这十年的文学创作“看作是我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起点”。如果不是过谦，必是施蛰存超越自己的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十年创作仍是施蛰存的辉煌期。收有《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三编24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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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70308·0355 |
| 作者：（奥）卡夫卡 | |
| 出版：漓江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7.50元 | |
| 页数：294页 |
又名《生死不明的人》，是卡夫卡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一个少年的美国经历：“卡尔·罗斯曼十六岁时被他的薄情父母放逐到美国，因为他受家里的一个中年仆人的勾引，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是卡夫卡的怪诞，而罗斯曼的美国之行依然无法摆脱怪诞：被舅舅收养，受流氓欺负，又遭解雇……在这里所缺少的是卡夫卡的象征，这种保留对卡夫卡来说可能在寓言小说中尚无有效的尝试，而稍后的《变形记》、《城堡》、《饥饿艺术家》才可以完全代表卡夫卡式的叙述。
汽车来了个急转弯，仿佛发生了车祸，随后它开到公路上直线向前行驶，刹那间就消失在寂静的、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里了。
——《罗宾申事件》
离开西方饭店，离开电梯工的岗位，离开对他有过忠告的女秘书苔莱瑟，离开想要去火夫公寓和他谈谈并要帮助他的女厨师长，对于卡尔·罗斯曼来说，离开仿佛就是为了寻找自由，而当离开变成了逃离，自由成为了一种没有目的地的湮没，那寂静的、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把卡尔带向了一个任意的世界，也许是更有机会的纽约，也许是新的工作，也许是人生的转折，但是当一种状态以“刹那间”消失的方式出现时，前方的世界就是偶然，就是盲目。
而卡尔，便是一个“下落不明的人”，便是“失踪者”——从《司炉》开始到《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从第一句：“卡尔·罗斯曼十六岁时被他的薄情的父母放逐到美国，因为他受家里一个中年女仆勾引，和她生了一个孩子。”到最后一句：“山之间有成千上万的山包，象卷着泡沫的余波在滚动，它们向火车驶过的那些铁路桥冲击。而他们几个紧紧地偎在以致清凉的微风拂到脸上也冷得令人发抖。”作为弗朗茨·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在未完待续的故事中成为一种永远的悬念——当结局被搁置，似乎文本就是在这样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下变成了隐喻，和卡尔一样，来到美国，去往纽约，乘坐卡车，刹那间就消失在车流人海里了。
因为离开之后，没有所谓的到达，就像美国本身一样，它对于卡尔来说，只是被驱赶之后的一个目的地——不是希望在美国创业生活的一个人，而是被迫离开故乡和父母的一个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注定使他成为“失踪者”K，而所谓的“不一会儿就自由”的想法也变成了“避难”，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可疑的、在逃的、穷酸的饭店职工，甚至在离开电梯岗位之后已经被西方饭店开除，卡尔已经失去了了赖以生存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缺失就像他来到美国一样，完全是被取消的人生。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受到中年女仆的勾引，并且和她生了一个孩子，于是被薄情的父母放逐到美国，这是卡尔命运的开始，而这种开始完全是一种取消行为：少年男孩被中年女仆勾引，不是爱情，也不是主动的性行为，甚至年龄倒错、身份倒错反而变成了一种讽刺，而被父母驱逐，也使他失去了儿子的身份，当那个降生的孩子又不被他带在身边，他又失去了父亲的身份——不是爱人，不是情人，不是儿子，不是父亲，当卡尔被抛入“美国”，就意味着他的一切身份都归零了。
来到美国，似乎又变成了一种寻找身份的开始，而寻找身份就意味着寻找自我的定位，但是在这到处是车流人海的国度，怎么可能不再次失去身份？这便是美国提供的一种生存样本：失去身份而寻找身份，寻找身份却可能失去身份。当卡尔乘船来到美国，他首先看到的是自由女神像，于是他感觉“自由的空气在他四周融融飘逸”——自由正是卡尔想象中的美国所具有的属性，但是自由在哪里？自由是看见的自由女神像的飘逸，是遇到那个叫雅各布的舅舅所给与他生活的富足，是他想从乡村别墅离开而回家的向往，是他在西方饭店得到帮助而有了第一份工作的满足，是他被开除之后逃离时的快感，是他加入俄克拉何马马戏团在美国的铁路上奔驰的欢畅，但是卡尔所遇见的自由其实都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出现的：它是一种宽阔，一种无限，一种广大，以及一种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
“我迷路了。”这是卡尔在轮船抵达美国之后的感叹，坐在船上时他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一旦下船开始拿行李，那些乘客，那条走廊，都变成了迷宫，而“迷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表现了“这条船真大得惊人”的现实；卡尔遇到了名叫雅各布的舅舅，作为参议员的舅舅为他提供学英语、骑马等教育，他还去了一幢乡间别墅度假，在那里他感受到了野外世界的巨大，而当他想要离开回家，德波隆告诉他午夜十二点会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这时，“骤然之间响起了报十二点的钟声。”卡尔感到钟摆的声波仿佛触到了他的脸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村庄，竟然有这么大的时钟！”舅舅宣布十二点的决定是让他不要再继续找他，找工作的卡尔遇见了爱尔兰人罗宾申和法国人德拉马什，最后他自己找到了在西方饭店做电梯工的工作，这是一个拥有五千房客的饭店，对于卡尔来说，这又是一种巨大的存在；在不断的逃跑中，卡尔加入了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华丽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剧场就像一个大千世界，“几乎是无边无际。”最后，卡尔坐上了火车，火车奔跑了两昼夜，卡尔在火车上“见识了美国疆土的辽阔”——他不知疲倦地向窗外张望，就是想要拥抱这片土地，就是想要获得自由的感觉。
大得惊人的轮船，钟摆的声波都会触及到脸上的大钟，和产生巨大恐惧感觉的广阔山野，拥有五千房客的西方饭店，就像大千世界的露天剧场，以及广阔的美国疆土，这便是卡尔在美国所看见的巨大世界，这些巨大存在物让卡尔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而这种无边无际或者就是所谓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无非是表象，无非是感官刺激带来的震撼力和神秘感，但是对于卡尔来说，巨大又是却是狭小，自由便是囚禁，而这正是作为被驱逐者、失去了身份的人迷失的命运写照，巨大的船上卡尔发出“我迷路了”，是一种感慨，也是一种迷失，而他在美国所经历的这一切，就是在巨大的自由可能中被囚禁，就是在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里成为偶然者。
大得惊人的船上，卡尔迷路，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那只行李箱，找不到在行李箱里的雨伞，而遇到了司炉，司炉对他说的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就象进了囚笼，无论干什么都受纪律约束，这里死气沉沉，一切都僵化了。”在这里根本没有自由，甚至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没有真正等登上美国国土，卡尔就想帮助司炉，对付那个压迫他的苏巴尔。大得惊人的轮船变成了狭小的天地，变成了囚笼，这是司炉命运的写照，也是卡尔美国之行的伏笔。感受自由的空气，卡尔想要成为一个维护正义的人，“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在众目暌睽之下维护善者、弱者，尽管他还没取得胜利，但他为赢得最后的一笑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实际上这一切没有付诸实施就走向了破灭，因为他忽然之间拥有了一个有着权力的参议员舅舅。
似乎一切都没有预兆，雅各布便出现了，“我就是你的舅舅雅各布，你就是我亲爱的外甥呀。我的确一直没想到这一点！”对于卡尔在家乡所犯的错他也知晓，甚至还有勾引卡尔的中年女仆写给他的信，当雅各布宽恕了他的行为，当舅舅给他准备了一条驳船，当他用自己作为参议员的权力为他在美国的生活准备了各种教育，卡尔的命运似乎从此就有了转折，而这种转折是因为他有了作为参议员的外甥这一身份，甚至，当自己受洗的孩子取名叫雅各布，他甚至也恢复了父亲这一身份。但是身份来得太过容易，失去也毫无悬念，在德波隆和克拉娜的那个乡村别墅里，卡尔也像进入了迷宫，克拉娜的邀请，克拉娜和马克之间的关系，还有乡村别墅主人的神秘性，似乎都让卡尔陷入到一种戏剧生活里，最后他做出决定，要连夜回家，但是格林告诉他午夜十二点会公布一个重要消息，当那只巨大的钟敲响了十二点，格林读出了舅舅写的那封信：“我严肃地奉告你，不要来见我，也不要写信或通过中间人同我打交道。是你违背我的意志，决定今晚离开我这里的，而且你的生活坚持这个决定，这也是一个男子汉的决定。”
卡尔失去了舅舅，失去了和自己的孩子同名的雅各布，失去了乡村别墅的度假生活，一张去旧金山的三等舱船票又将他抛入到虚无之中，“到旧金山去您就能完全不受干扰地工作。您就安心从头做起吧，振作起来，从人世的最底层往上爬。”但是卡尔似乎在抗拒着这样的生活安排，他要自己去寻找机会，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自由，“于是他选定一个任意的方向上路了。”任意的方向，看起来是自我选择，但其实是一种茫然，甚至是一种盲目，和他遇到的舅舅又被舅舅抛弃一样，完全变成了一种偶然的存在。在通往拉美西斯的道路上，卡尔结识了同样寻找工作的罗宾申和德拉马什，三个人本来是命运共同体，但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又让他们分道扬镳，而在这个过程中，卡尔唯一保留了过去身份的那张父母照片找不到了。
他怀疑和他们两个拿走了相片，即使他拿出钱来悬赏也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在西方饭店，他遇到了作为同胞的女厨师长，她为卡尔安排了电梯工的工作，这是身份的再一次出现，但是有一次喝醉了的罗宾申来找他，卡尔为了照顾他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工长和领班的联合见证下，卡尔失去了工作，而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每次都得问候我，每次没有例外！你同我的这段时间里，手里竟拿着帽子！你应当总是称我‘领班先生’！可不是称‘您’，每次，每次都这样。”五千房客的西方饭店是卡尔失业的地方，所以即使苔莱瑟有忠告，女厨师长有规劝，但是卡尔还是以寻找自由为名逃离了。
所谓避难，就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卡尔租车来到纽约市郊，被警察要求出示证件，虽然德拉马什掩护了卡尔，但是卡尔再次落入两个流氓手中，他们命令卡尔作仆人，卡尔不从，被多次殴打，逃跑也没能成功。这时来了个大学生，他虽然恨德拉马什，但劝卡尔继续待下去。而此时卡尔似乎才真正回归到没来美国之前的身份需求上：“我想成为工程师。”这是他对那个大学生说的话，而这句话在他到达美国时也对司炉说过：“如果我不到美国来，我肯定会成为一名工程师。”这是他从小抱有的信念，一种信念，便是一种确信，而“工程师”既是理想，也是一种必然的身份，但是当一切都被解构，连家乡、父母、孩子都不存在了，怎么还会有工作和理想，而当卡尔在美国纽约说出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他想在美国思想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被抛入偶然之后的寻找，但是这种寻找无疑是另一种偶然的开始。
俄克拉何马大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是无边无际的存在，而它招收职工的条件是“每个人”都可以报名，每个人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无边无际，而实际上更是一种湮没：卡尔为什么想不出自己的名字？那个“勒格洛”是卡尔根据自身的最终地位取的名字，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更像是来到美国之后的适应性命名，但是当他坐上火车，“他不知疲倦地向窗外张望”，看见的辽阔疆土，是一种新的自由寻找，还是循环的开始？未完成的小说，或者卡尔的命运会有转折，生活会有改善，但是当卡尔用“勒格洛”作为新的名字，当卡尔又进入到无边无际的时空里，当一种任意的方向出现在面前，命运其实根本没有悬念，未完成的文本已经完成在未名状态中，而这种未名即是一种巨大而产生的不确定，也是不确定而带入迷途的确定中。
大得惊人的船其实是小小的囚笼，在这里失去的是正义；大得惊人的时钟，其实指向的是确定的十二点，在这里失去的是幻觉；大得惊人的西方饭店，其实在“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中变成了欺压的借口，在这里失去的是尊严；大得惊人的马戏团，其实成为忘掉名字的存在，在这里失去的是理想；最后，是大得惊人的美国疆土，成千上万的山包，卷着泡沫的余波冲向铁路桥，如魅夜色正在吞噬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将要何去何从？卡夫卡没有回答，他制造了悬置的结局，但是“美国”的命运早就已经写好：“生活仍旧按着自己的规律在看不见的街道深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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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70304·0354 |
| 作者：（奥）卡夫卡 | |
|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11月第二版 | |
| 定价：20.00元 | |
| 页数：561页 |
一个个人主义作家，孤独、反叛、深刻，卡夫卡几乎是一个游离于我们生活的另类，但他对人存在的苦痛以及异化，却让我们欲哭无泪，卡夫卡，就像那只甲虫，有一天会令我们找不到做人与活着得意义，卡夫卡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在对我们不断压抑下保持他探索的崇高。这位在死后才获得尊重的作家其实是向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内收《乡间的婚礼筹备》、《判决》、《变形记》等小说21部。
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
——《变形记》
可是，门毕竟还是关上了。在门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那里有奶酪、蔬菜和酱油等食物，有床、桌子和凳子等家具，也有悬在天花板上的自由，妹妹对他的怜悯，父母对他的隔离，在格里高尔看来，却是一种温存。可是，这门里的世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还是甲虫的世界？或者说是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还是甲虫变成了像格里高尔一样的推销员？一个早晨像无数个早晨一样降临的时候，那个硬硬的壳与现实隔离开来，没有了醒来的时间，没有了上班的节奏，也没有了错过起点火车的无奈，通向门外的只有那根触角，但是格里高尔已经无法从这一扇被关闭的门爬到现实了，而那些现实也从此远离了他的生活——操劳过度疲倦不堪的家里，只有日益窘迫的生活，只有被辞退的女佣，只有满头白发的老妈子，只有事业崩溃的父亲，也只有无奈生存的妹妹。
“那时，格里高尔唯一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在门外是现实，也是灾难，而格里高尔心存着这样一种希望，可是门从此再也没有打开，甲虫的世界已经无力走进人类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他在房间里不断地爬来爬去”是他唯一的行动，即使他能够竭尽全力帮助家庭摆脱危机，也只是一厢情愿，而最可怕的是那扇门从此再也不能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房间里是甲虫吃食的食物，那些家具全部被搬离，空空荡荡的世界只剩下一只甲虫——他已经不是格里高尔，是妹妹厌恶的东西，是父亲惩罚的对象，“一只瓶子掉到地板上，打碎了；一块玻璃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不知什么腐蚀性的药水溅到了他身上”，还有那个曾经作为食物的苹果，被父亲当做一种武器，狠狠砸在格里高尔的身上，但是，对于格里高尔来说，任何对他的惩罚都在表明着他作为其中一员的存在，“格里高尔所受的重创使他有一个月不能行动——那个苹果还一直留在他身上，没人敢去取下来，仿佛这是一个公开的纪念品似的——他的受伤好像使父亲也想起了他是家庭的一员”，甚至在他仅有的希望面前，他还是想给一家人以爱意和温柔，而这种给予便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正是这种“消灭自己”的欲望，使一家人能够从痛苦中挣脱出来，而“消灭自己”的意义在于从异化的甲虫变成真正的甲虫，真正关闭在门的那一边。从此没有爬出那扇门，就在老妈子的扫帚中被捅死，那句“当然死了”是对于甲虫命运的冷漠，而这种“自死”也让整个家庭可以搬离现在的住处，三封信是最后的告别，那个小一些、便宜一些的公寓是未来的生活，“旅途终结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像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在格里高尔自死的门内完成一种驱逐，也完成了重生。
一扇门隔开了现实的世界和变形的世界，隔开了窘迫和异化，也隔开了生存和自死。“消灭自我”变成一种崇高的愿望，它指向的是新生，所以在这变形世界的寓言中，自死成为一种摆脱现实的理想。《乡间的婚礼筹备》中，拉班不也是在门的里面想着自己的未来：“我这样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那误了时间的火车在门外行驶，可是对于拉板来说，一次一次的等待都是无法抵达新娘贝蒂的那个村子，“对不起，请问这儿离村子还远吗？：我要上那儿去。”村子在远处，村子在门外，所以那个困于下流男人要挟中的老气姑娘成了拉班心中永远无法抵达的愿望：“如果他只谈一本书的话。凡是美的一切，都同样能使他欢欣鼓舞。”在别处的村子，在别处的女人，以及在别处的自己，唯一可以抵达的就是把自己从现实中剥离出来，“只要你讲的时候不用‘我’而用‘某人’，那就无所谓了，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策略，把“我”换成“某人”就是一次自死的过程，就可以把一个异化的故事讲成现实必然的那个样子。
“自死”是一次解救，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回归。《在流放地》，那扇门是过去和现在，是处罚和自由，是那一台“已经十全十美”的机器，床、设计师和耙子，连成一体，实施着对于犯人的处决，“不过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当外族的旅行家打开这扇门，其实里面却是荒诞，“这他也不知道，”军官是现在的权力代表，“那么他也无从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对于犯人来说，机器将他带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门，所有的罪都是无从辩护的，“他根本没有机会提出辩护。”这便是流放地的规则，即使最后有一盆米粥可以舔食，也并不是要带到那个自由活命的世界，“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这是军官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原则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司令官面前，却是另一种暴力的存在，“虽然他大权在握，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反对我，可是他还不敢，不过他一定是打算利用您的看怯，一个声名显赫的外国人的看法来反对我。”权力死于另一种权力，暴力终结于另一种暴力，而当旅行者打开这一扇从未打开的门，“自死”的悲剧就成为军官逃离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反对死刑并非是抵达自由的手段，对于军官来说，毁灭自我的权力才是对历史的隐瞒，“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迫于时势只得匿名建坟立碑。有预言云：若干年后，司令官必将复活，率领信徒由此出发，收复流放地。要保持信心，等待时机！”那句铭文写在碑上，而军官自己爬上了机器，“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
自死的格里高尔，自死的拉班，自死的军官，他们被自己关在门外，他们用生命抵抗异化，可是在这自死的世界之外，却有着另外的毁灭力，在流放地的军官为什么要在碑文被发现之前处决自己，就是要在权力的门打开之前毁灭一种秩序，可是那扇门并不因为自死而牢牢关闭，拉班的世界里还有另外的可能：“但是，如果我自己把‘某人’和‘我’区分开了，那我又怎能埋怨别人。”用“某人”代替我，是自死的表现，可是当我和某人被分开的时候，再也逃避不了那种惊恐了。“当我的躯壳摇摇晃晃走出我的房门时，这摇晃并非表示恐惧，而是表示这躯壳的虚无。”甲虫是一个寓言，却也依然是虚无的现实，在这个虚无的现实里，是那必须抵达的村子，那里其实没有爱情，也没有格里高尔家人的温存，只有一个叫做父亲的人，一种实施“他死”的权力。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为什么在自己订婚的现实中感到恐惧，因为父亲不相信，不信心婚姻，不相信信件，“在那儿你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根本就无法相信。”父亲永远在乡下的老院子里，永远在阴暗的房间里，他是真正异化的权力，所以即使他真的爱着这个儿子，即使看见儿子“欢乐地走遍全世界”，他也要把他当成是自己权力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这是命令，而对于儿子来说，自死已经没有了可能，他在“他死”的现实中，只有跳落在那河里，履行父亲的命令，而在他心里，却满含着爱意：“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父亲的判决，是异化的权力，对于格奥尔格·本德曼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那个叫“某人”的人，某人是《豺狗和阿拉伯人》中生死搏斗的豺狗和阿拉伯人；某人是《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渴望变成人类，“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普通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却只能是自己的人猿；某人是风靡全城光彩照人却最后被一只小豹代替而关进笼子的“饥饿艺术家”——某人总是被关在另一扇门的里面，那里是笼子，那里由动物，那里站着最无耻的人类，但是那位“乡村医生”要判定孩子的确有病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自己身上的邪恶和无奈，“可怜的孩子，你是无可救药的了。我已经找出了你致命的伤口；你身上的这朵鲜花正在使你毁灭。”本来孩子没有病，本来是乐善好施，可是那身上的鲜花变成了流血的肉体，乡村医生变成了权力系统的代表，“所以这男孩想死是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想死。”他曾经在自死的路上行走，但是当鲜花盛开，他变成了异化的神明，“于是我打定主意作好准备，在某种情况下承认这孩子也许是真的病了。”罗莎或者马夫，在他耳边变成了一首邪恶的歌：“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没有自死，他用他的手让孩子身上长出了鲜红的花。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所以在一切现实的苦难面前，永远有一个被剥夺了肉体的长城，“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那些用生命建造起来的长城，是权力的象征，“君权是不灭的，但皇帝个人是会倒毙的，甚至整个王朝最终也要垮台，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即使皇帝个人死去，那君权也是不灭的，君权的世界里，一切都只不过是虚幻的象征，对于百姓来说，是永远无法推到的统治：“自古以来它缺乏能力，或者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这样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都能直接地并不断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当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着弱点，他们未能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现实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但臣仆的胸脯并不想起更好的作用，不过是感受一下这种接触，让帝国从它胸前消逝。”帝国是不会消逝的，即使在他们的想象中，也维持着不倒的历史。
而他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无力，而在于荒谬，在《诉讼》里，约瑟夫·K被捕的那天早晨，正是自己三十岁的生日，可是为什么被捕，却一无所知，“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自己房间里去，在那里等着。已经提出诉讼，到时候您一切都会明白的。……”无权告诉你的你站在K的背后，提出诉讼的人站在K的背后，执行的人当然也永远站在K的背后，在这个K生活的法治国家里，“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但是谁在法律之上呢？谁是站在他背后的那个权力体系呢？从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被误认为是油漆匠，被夸大了比尔斯纳小姐和K之间的关系，叔叔一再强调的光荣和耻辱，对于K来说，他的确看到了那扇把自己关在外面的门，““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我指的是在我的案子上，也就是逮捕我和今天审讯我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里有着鞭笞手，有着提供帮助的画家和律师，有着可以解聘律师的商人，也有大教堂里的监狱神父，可是即使一切可以用金钱和美色来交易，对于K来说，他处在法的门外，而且永远有一个守门人。
“在法律书前面的序言中关于这种欺骗是这样写的：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神父启示着K，守门人和乡下人组成了门内和门外的两种世界，守门人是乡下人进入大门的唯一障碍，可是这无非是一种欺骗，当下乡人快要死去的时候，守门人却说：“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也就是说，门只有在乡下人面前才具有意义，是专门为他而开的，但是在乡下人找到意义的时候，他却要死了，在乡下人死去的时候，法的大门会失去意义，而实际上，真正失去意义的不是大门，而是守门人，守门人掌控着大门，是一种权力，但是这最低级的守门人却无法消除乡下人死去的荒谬性，“认为受骗的恰恰是那个守门人。”因为乡下人其实是自由的，“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只有法的大门禁止他进去，再说，禁止他进去的也只是一个人，就是守门人。”而守门人呢，却是不自由的，他为法而存在，为法的门而存在，“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法”，看上去守门人是权力，但却是权力的仆人。所以对于K来说，即使可以用金钱，可以用美色来通融和帮助，但是那扇门却永远关闭了，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他只有死去才会在体系之中建立意义，但是一旦门被关上，守门人也永远失去了意义。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结论，这是把谎言变成了普遍准则。”可悲的K在不知道罪名的情况下，终于在三十一岁生日那天被人带走，然后在采石场上被处决，从来没有看到过法官，从不知道高级法院在哪里，那张开手指举起双手的动作不是反抗，是对于自我那个荒谬的世界的无奈，而在被刀子捅进心脏走向死亡的时候，他也仿佛看见了“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K看见了死亡，却也看见了耻辱，门终于没有打开，他是看见了狗的守门人，却把自己永远关在了门外。
不管是自死，还是他死，不管是现实，还是虚幻，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权力系统永远在那一边，它是暴力，它是荒谬，它是异化，而在小说之外的现实里，卡夫卡的面前也站着那个永远不消失的权力，那就是父亲：“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在《致父亲的信》里，卡夫卡看见的是一个偏执的父亲，一个驾驭别人的父亲，“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而这样的暴君性格却被卡夫卡命名为“地道的卡夫卡”：“您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您是一个地道的卡夫卡。”而自我命名为卡夫卡，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似乎只有在卡夫卡有关的写作中，卡夫卡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意义：“我从事写作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事，我用这种手段进行了小小的争取独立的尝试；进行了逃跑的尝试，取得了细微的成果。”在卡夫卡现实意义的三个世界里，一个是自我奴隶的世界，一个是父亲统治的权力世界，而第三个世界则是别人的幸福和自由，所以对于卡夫卡的“逃跑”的尝试，就是想要抵达那个第三个世界，可是当他用写作虚构这样的世界时，那扇门最后还是关上了，门外的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一个人正在写作的时候，会有许多虚伪的手向他伸过来”，所以焚毁，所以自死，但最后当卡夫卡变成一个寓言的符号的时候，那扇打开的门里其实是一个破败的世界，是遗失的手稿，是未完的文本，是“此处缺两页”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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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1970101·0347 |
| 作者：北村 | |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赠送 | |
| 页数：332页 |
北村不是最先锋的作家，但他对生存尴尬的深入是独一无二的，这位对存在有较大怀疑的作家从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刁难，现实生活中的理想化、乌托邦成为我们最难以摆脱的困境，不管是玛卓，还是孔成，以及孙权，都在一种可能的迷失中误入歧途。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伤逝》、《孔成得生活》、《 劫持者说》、《玛卓的爱情》等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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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1961211·0345 |
| 作者：残雪 | |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6年3月第一版 | |
| 定价：15.00元 | |
| 页数：367页 |
高小毕业，当过工人、医生、裁缝，这是残雪的“断代史”，我们无法将一个有着这些经历的人与残雪的文字相对应，这与其说是一个例外，勿宁说是残雪天生有着超人的悟性，她的小说就像一次事故，将我们构筑的认知世界撞得支离破碎。《双脚像一团鱼网的女人》、《两个身世不明的人》，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她的文字有着天然的杀伤力与恐惧感，让我们无从近身。这个蔑视一切传统的女作家仔自己的世界里审视暴力、死亡、畸形、压抑，并且自得其乐。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痕》、《黄泥街》等7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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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4·1961122·0341 |
| 作者：（香港）刘以鬯 | |
| 出版：华夏出版社 | |
|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6.90元 | |
| 页数：158页 |
“岛”指香港，“半岛”指九龙，这两个地名表示刘以鬯仍将以整个香港社会做为自己写作的题材，“我试图用小说的形式展现1973-1975年香港社会的生活，刘以鬯是以历史的见证者，对香港社会进行注解，而刘以鬯在对小说结构进行大胆尝试的背后，却抱着传统的写作手法不忍放弃，这是刘以鬯最大的不足，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尝试随时有可能走向失败，“走入一条不通的小巷。”
“是的，香港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
矛盾总是显现它必要的张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张力，急剧地拉伸，又迅速地弹回，当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是不是矛盾会变成最后的失望？拉伸的时候，我以一种知识储存的方式一起念出了“鬯：【唐韵】【集韵】【韵会】丑亮切，音怅”；又一次拉伸的时候，我把编号C44·1961122·0341的书当成“我的图书馆千册百部阅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度拉伸的时候，我在封面“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的命名下充满崇敬的心情开始翻阅……
其实，一种力的拉伸完全是给一本书加入人为的注释，就如刘以鬯在《后记》中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我试图用小说形式展现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的香港社会生活，将实际存在的现象转为艺术真实。”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纪实小说，也不像是新闻小说，但是在小说的框架里加入了香港的现实，加入了香港的实际，就是对于历史的一次注释，而在一九七三年冬天开始的连载，所注释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真实的现实。所以对于《岛与半岛》来说，它是正在发生的时间，是正在改变的现实，是正在拉伸的故事。
一九七三年的股市，一九七三年的经济，一九七三年的物价，一九七三年的生活，以及一九七三年的矛盾，正在发生，当站在矛盾迭生的时间里的时候，所看到的一切，所听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当然是真实的。一个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一个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地方，一个在传说中的富庶之地，是不是也是一种注释？从泰国回来的朋友，为什么选择香港，就是因为在一个听说了各种传奇的旁观者加入了自己的注释，把手中的股票拿去银行按揭，为什么再去买股票？就是因为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香港人对这片土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当物价上涨，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囤货？就是因为一个遭受了各种打击的盲从者对于不确定的现实加入了自己的猜测。
那么，香港不仅是矛盾的，而且还是虚构的，虚构成一个充满商机的天堂，虚构成一个表演人生喜剧的舞台，虚构成一个美丽富庶的社会，就如一九七三年的此时，有着热闹的“香港节”，有着快乐的圣诞节，有着喜庆的新年，而这不断闪现的节日气氛，其实就是虚构本身，“既然有圣诞节与新年，就庆祝圣诞节与新年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香港节？”面对这样的注释，回答的只有一句否定：不知道。
“不知道”其实是将虚构慢慢解构，“不知道”是将矛盾慢慢凸显，“不知道”甚至是那一种被拉伸的力会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弹回来，伤到手，伤到身，伤到心。沙凡是看到了这样一种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加速发生的矛盾，他觉得香港太过拥挤，是声音的集中营，是空气的污染地，是“一处巨大贪污翻腾的地方”；他认为香港治安太坏，是一座经常发生抢劫案的城市，就像那本在“香港节”发放的“无比的基督”传单上印着的字句一样：“她揭露隐密中布下的陷阱。她谴责黑暗里滋生的罪恶。她装饰一切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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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以鬯：我拼贴了浮光掠影的香港 |
可是，当一九七三年进入最后的冬天，这矛盾还只是一个开始，香港是天堂，它的矛盾对立面是“香港也是地狱”；香港是一出戏，矛盾的剧情是“分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香港的社会秩序像摔得粉碎的瓦瓶，矛盾的现实是“有人企图重组碎片”。地狱、悲剧和摔得粉碎的现实，在香港节的热闹中，在圣诞节的快乐中，在新年的期盼中，反而变成了拉伸到更远处的嘲讽。股市从千七点一直下跌，跌破千五点、千三点、一千点，然后继续到几百点，甚至到了四百多点，当初上涨的时候，香港人疯狂购买，几乎抱着一个发财梦染上了“股票病”，日有所思的是股票，夜有所梦的是股票，而最后股票的高飚指数只是变成了香港节花车上的那个灯饰。
朋友杭占雨因为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预计股市不会再跌，所以将手里的股票拿去银行做按揭，然后在用抵押的钱来买股票，不想股市直线下跌，对于他来说，面临的现实是：“不补仓，银行会将你押给他们的股票贱价抛售”，十万元可能只剩下三万，而在这残酷的现实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一个赌徒一样，继续押下最后一注。这是虚构的投资，实际上完全是投机，在股市再次下跌的时候，杭占雨终于因为无法承受而心脏病突发昏厥。
而在旧历新年期间，物价上涨超过了预期，大家都开始囤货，因为唯一提前购买那些东西才不至于被上涨的物价面前受损，沙太抢购厕纸到了疯狂的地步，那种七毫涨到一元四的厕纸，沙太买了一箱，一百卷就这样堆放在狭小的房间里，沙凡劝阻，她一意孤行，最终甚至把厕纸堆放成茶几的模样，让人啼笑皆非，而最后，沙太发现，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厕纸，纸质极好，可怕的事实是，他们在年初抢购回来的厕纸，全是冒牌货。“新春期间，涨价声代替了爆竹声！”这是矛盾的爆发，一种声音取代另一种声音，就像残酷的现实取代了虚构的繁荣。
可是，虚构没完没了，由于降水减少，香港这样一个资源依赖性的城市必须实施制水工程，也就是要进行限量供水，开始是第一级制水，如果水量还是太少，那么就会启动第二级制水，甚至是第三级制水，而一旦制水，就需要准备好盛水的工具，沙太为了度过制水期，大量购买了胶桶，而大量购买又导致胶桶价格上涨。起初的那场台风向香港袭来，气象局挂出了风球，从一号升级到三号，从三号升级到五号，正在大家期盼台风带来豪雨的时候，台风却开始转向了。
这也是一种矛盾，但是矛盾并没有停止，紧接着又有了新的台风，又挂起了风球，而这次台风果然带来了大雨，这是香港人最需要的雨–可以缓解供水压力，可以解除制水措施，但是大雨却带来了另外的灾害，一个少女被大水冲走，新界弄滴被大水淹没，许多低洼地区的居民被逼弃家走避，沙凡的朋友老C前几年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丽星楼”的一个单位，却不想这次大雨使得“丽星楼”因山泥倾泻被当局封闭；而另一方面，由于制水取消，那些买来的胶桶成了废物，回收店不要，沙太只能将这些胶桶当成垃圾扔掉。
“反常！反常！这是反常的现象！”反常的不是遭遇了缺水又遭遇雨灾，不是在大冬天还有台风侵袭，而是在被牵制的矛盾生活里再也找不到规律，再也找不到秩序，每一个人都在被虚构的故事里遭遇残酷的现实：上升的恒生指数只写在香港节花车的灯饰上；去看花车巡游却遭遇了抢劫；到处是高楼大厦政府却要实施灯光管制；儿子沙勇调查商品送洗衣粉，却被当成是入室抢劫的小偷……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报纸上写道：“股市又跌。恒生指数跌到四百点。”“游泳来港难民有不少冻死在海中。”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说：“今年物价狂涨。”“旺角洗衣街公园附近发生凶杀案。”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报道是：“五名匪徒在元朗抢劫游客。”“圣诞新年大减价。岁晚清货，不计成本。”
当圣诞被注释成“这是黑色的圣诞”，当新年被注释成“涨价声代替了爆竹声”，矛盾并不仅仅是经济、物质上的，以赛亚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启示录后面其实是精神的解构，沙太在沙勇的教科书上发现了春宫图；沙勇学着时尚人士的样子竟然在家里赤裸着；电视里各种打斗片让年轻人开始模仿；而回力球的兴起，只是人们在赌博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刺激……而更残酷的是，当“跑马场出现计时炸弹”时，警察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当“大丸百货公司接到打单信”时，警察也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当“阿飞纠党抢劫的士司机”时，警察又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不管是抢劫，还是强奸，不管是爆炸还是暴力，警察似乎总是重复说着那句话：“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
看上去是肯定的，是没有矛盾的，但却是谎言，在民众人心惶惶的时候，政府却在制造着谎言，而所有的谎言无非也制造着一种虚构，在虚构之后，谎言之后，甚至在矛盾之后，却是最后的无情，最后的残酷，当沙凡因为胆结石住院，一个星期后出院他却看到了一封信，拆开信是一句解雇的决定。这是最后的结局？其实，那循环的残酷，那虚构的悲剧根本没有完，矛盾还在继续矛盾，残酷还会更加残酷，但是当一个那时的香港被真实的展现的时候，那种矛盾是不是只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的历史，是不是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为了使这部写得相当松散的小说能够凝聚、集中些，我删掉了五十几万字。”一部全本连载达六十五万的小说变成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是不是也是另一种矛盾？松散变得凝聚和集中，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构？以沙凡一家人为主线，其实依然没有集中和凝聚，生活中的股市大跌、物价上涨、遭遇打劫、灯光管制、启动制水，以及被解雇，被一一展现出来，但是看上去只不过对于那种现实的罗列，沙凡的朋友杭占雨住院之后怎么样？沙勇调查商品送洗衣粉仅仅是误解？香港是一个浮世绘，但是却不是浮光掠影的拼贴，所以十几万的文字不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不是艺术的真实，当然更称不上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
阅读一部书，也是强力拉伸，但最后在矛盾中被弹回的时候，受伤的当然不只是翻阅的那只手，“她装饰一切的美”，没有虚构，只有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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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4·1961101·0337 |
| 作者：（美）亨利·米勒 | |
| 出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
| 版本：1994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6.90元 | |
| 页数：326页 |
“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与五年前的《北回归线》一样，亨利·米勒的语言依然充满天籁般的磁性，大胆、灰色、富有哲理。“我”与女人无休止的情爱反而让自己内心的阴影越积越厚，布鲁克林大街一角的秘密约会像命运不可逃的劫，越软弱就越疯狂。德裔作家亨利·米勒那几乎独一无二的长句使作品沉重得使人难以喘息，而那光明式的最后憧憬就像南回归线一样，只是一种看不见得影子和标注，消失是它的必然。
那几个月里，我坐在“太阳落山的地方”象一个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人们。它是一间屠宰房，它也帮助我成为上帝。
太阳落山的地方在哪里？时间的标注永远在一种到达和离开的对位中，我打开《南回归线》，冬至日已过，当太阳落山于另一个半球的回归线上的时候，我在遥远的地方感受不到直射的温度，这里是寒冷，寂静，夹杂着一些逃脱不了的窒息。我在Tropic of Cancer的某个地方，当拿起一本“Tropic of Capricorn”的书，是不是也像亨利·米勒一样，在1934和1939无法固定的摇摆中，看日升日落，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应该坐着的位置？
而其实，“Tropic of Capricorn”也是变动而易的，不是一本固定的书，被命名的《南回归线》其实有两种方式存放于我的书库里，编号为C54·1961101·0337和编号为C55·2021226·0657，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购买日期，即使书名一样，作者一样，当被包装成不同的书籍的时候，其实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是在讲述不同的故事。像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们在我的书库里相距六年时间，但六年就像是一种永恒的隔阂，彼此看不见，都在各自的文字和书页里保持沉默，而即使当我用浏览和搜索的方式发现它们的存在，当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必定要舍弃另一本书，所谓择优，就是要拥有一种唯一性，在无法探究当初购买的心态时，重复其实意味着遗忘–遗忘一册唯一的文本，遗忘一个唯一的作者，遗忘一种唯一的直射方式。
同为亨利·米勒，一个作者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原点，他是小说的父，他是小说的主，当遗忘作者而仅仅在读者层面做最后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背对着一个文本里的上帝，偶然事件又像是和小说一样的命运归宿，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上帝，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直射点，为什么必须有太阳落山的地方？当我像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那些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背弃唯一的上帝，背弃唯一的规则，背弃唯一的太阳？“我不需要上帝正如上帝不需要我一样，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上帝，我经常对自己说，那么我将平静地与他相见，并朝他的脸上吐唾沫。”
亵渎开始了，但是到底是我对上帝的亵渎，还是真正的信仰对我的背叛？那一间屠宰场，就是北美洲全球电讯公司，我在对犹太人没有好感的总经理那里应聘为一个招聘人员，实际上就成为了某种间谍，所谓的管理权，所谓的诱惑，都让我变成了规则的实施者，“如果它是用大量的马粪包裹起来的话，我也会说：是的。”所以我需要随意主宰别人的命运，一大群恶棍、麻痹症患者，残疾人、有前科的罪犯、妓女、疯子、性变态者、白痴，“以及任何一个只要能够两腿站着、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的他妈的混帐私生子”。他们在底层，而他们也制造着底层的污秽，所以他们是被上帝排除在外的人，而我随意主宰他们的命运，那么我就是另一个上帝，一个拥有权力的上帝，一个如恶魔一样的上帝。
不是悖反，其实是反讽，上帝不拯救他们，上帝只能惩处他们，而我作为上帝和恶魔的集合体，一种是压制，一种是讥讽，一种是慷慨、善良、耐心组成的善，另一种则是谩骂、发泄、恶搞组成的恶，善与恶，不是截然分开的，善不是恶的反面，恶也不是善的敌人，他们在一个“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体化人格的体现。而我无非在成为上帝的时候，把他们都当成了曾经被恶魔缠绕的自己，因为曾经，就在我被雇佣的时候，却被解雇了，被雇佣和被解雇，命运的两极，都在被动语态中，将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破碎的存在，所以于我来说，“我的精神与肉体从未达到过完全的统一。”也正是这种被控制而改变的生活，让我成为某种间谍的时候，成为了上帝和恶魔的结合体。
命运或者只是一个侧面，那种善与恶的矛盾性格其实早就根深蒂固了，童年开始，似乎就把我推向了那一间屠宰间，“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就是个哲学家了，我与生活中的陈规旧律对抗着。”哲学家思考着生与死，思考着现实和梦境，爷爷做针线时像在梦中一样看着窗外，似乎是目光伸向外面的欲望，但是一扇窗总是隔离着，只有梦能够带着他离开自己的躯体，躯体是不自由的，梦才是颠覆一切的东西。我看见过爷爷在窗前的影子，就像进入了他的梦境，而在梦境中，我也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向着另一个世界出发。而爷爷之后的父亲呢？为什么他会被疾病困扰，为什么他得不到解脱？因为他不相信宗教，因为他没有皈依，上帝在他的世界里是缺席的。从爷爷的躯体到父亲的疾病，似乎都被另一种东西所控制，而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完全被扼杀了，所以对于我来说，祖辈和父辈就像是一个隐喻，“我迅速地向后看，我看到另一个人，他正在他的家庭中平静地走向毁灭，他是我的父亲。”当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最后归宿，那就是死亡。
在异乡死亡，对于我来说，是双重的毁灭，一种家族中的父之死亡，一种信仰中的父之死亡，父亲之死，上帝之死，缺失的位置，从不带来救赎，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父亲的身份给了我一种反叛的力量，我看不见上帝的光芒，看不见善的希望，我在一种对抗中建造自己的王国，里面是仇恨，是毁灭，是破坏，是控制，是屠宰。“我从不竭力使任何人期望事情会变得更好一些，我帮助人们是因为我无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人们是谁？是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的瓦莱丝佳，是从来都瘸着一条腿却获得了自由的格雷弗，是没有父亲走上自我发展这条路的罗伊·哈米尔顿，是一丝不挂站在我面前而无地自容的虔诚爱尔兰基督教教徒阿格尼丝。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父亲，他们的上帝，都在那里远离他们，他们总是在问“谁是父亲”，就像我曾经问过的那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们”的集合里，我是善者，甚至我就是上帝。所以，当“人们”作为一个集合出现的时候，也包括了我，我所谓的帮助，其实看上去像是一种自救，一种寻找自己上帝的自救。
父亲缺失，上帝缺失，其实是一种纯真世界的缺失，是一种人性本真的缺失，童年想到的死，渴望的死，是因为一切都在异化，当乔纳的妹妹维茜掀起衣服露出自己身体的时候，那不是邪恶，那时一种纯粹的美，她喜欢我，我喜欢她，于是那个童年的夏天便完全是一种美好的存在，“她是一个完全的天真的孩子，那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善良从她身上传出，没有一点粉饰。”但是当身体在掀起的衣服下面逐渐成熟，逐渐被世俗化，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不存在了，于是长大之后，阿利夫·比切尔最终变成了完完全全的乞丐，约翰尼·杰哈德进了感化院，鲍勃·卡恩斯特变成了一头只会干活的傻驴子。
童年已经不再，纯真已经死亡，所以上帝至善只是一个可笑的童话，而在没有了纯真的上帝，没有了信仰之父的世界里，所谓的救赎只能靠自救，而自救在一个对抗者身上，的确会变成某种报复。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的周围人都是失败者，我不需要上帝，我与旧规律对抗，我是邪恶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邪恶人物，所以我是恶魔，我是屠宰人们的上帝–“我出生在圣诞节这一天的最后的半小时。命中注定我是12月25日出生。杜威和耶稣也出生在那天，也许还有格里斯那梅迪。”
出生本身就是一种讽喻，我接近上帝，是因为我被上帝抛弃，在旧的上帝缺失的时候，我就是自己的上帝，就是人们的上帝，而在上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亵渎，一切都是毁灭，一切都是背叛。在我最要好的朋友杰克死去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但是却在他的棺材旁放了一个响屁–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死去的人，双重身份在我面前既是我应该帮助的人，也是我应该成为上帝而蔑视的肉体。是的，那一种死亡只是肉体之死，灵魂在哪里？其实根本没有灵魂，所以在只有肉体的世界里，我只释放欲望，我只成为另一个肉体。
我和母亲是妓女的瓦莱丝佳喝酒，然后歇斯底里地大笑，然后和不喜欢自己是处女身的表姐一起疯狂抚摸；在瓦莱丝佳自杀后，我和“埃及娼妓”波琳热吻，一个喜欢巴尔扎克的女人最后口袋里只有35美分；我和狂热的少女劳拉跳舞，而旁边是一个叫宝拉的淫乱女人；而那个撩人的犹太姑娘，用他的性感，把我带向了一个房间，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我在和劳拉弹钢琴的时候总是难以控制地勃起；我偷窥女人的裸体，独自一人尾随着女人；在卡特斯奎尔我被“有着典型的苏格兰奶头”弗莱琳吸引；我和麦克乔治一起，“大吃大喝，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太阳的强光照着我们，我们抽烟，在海滩上打盹，研究着从我们身边过的每个女人”……对于一个有着妻子和孩子的我来说，生活没有束缚，没有伦理，没有道德，只有肉体，只有欲望，只有像上帝一样主宰别人的权力，发泄而满足，在肉体的世界里，制造着身体的狂欢。
在女人身上看见欲望，这不是一种弥补，这是一种反叛，甚至是一种毁灭，因为在父亲缺失这样一种生存模式里，世界就变成了“卵性世界”–“卵性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一个孩子一生不幸，这个世界不仅有生命节奏，也有死亡节奏。”卵性世界是生命的起点，却也是最后走向死亡，所以欲望的满足最后的终点却是死亡。在肉体横陈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闪电横劈过来的遭遇？为什么会有黑暗中的狂乱打斗？为什么会有镜子里恐怖情节？甚至为什么会有被埋着的惊魂一刻？
成为上帝，是一种对于自我世界的反讽，也是对于这个现实的报复。“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天–我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便是外部世界杂乱无章的缩影。”而这里是布鲁克林大街，这里是百老汇，这里是纽约，这里是美国，“我来的是美国，那片我有些权力的土地，在那里我曾经感到过自由自在，现在已经远远地跑到了身后，这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就像曾经是站在窗前爷爷的梦，而当真正走进美国，那又变成了另一个梦，这是腐烂的美国，这是战争的美国，这是精神污染的美国，“我想美国所有的街道迁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水池，在这个精神的污水池中，所有的一切都被吞噬了，并源源不断地排泄出臭狗屎。”它区分了梦境和现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勇敢的、充满肌肉的世界。事实上，它是一间女人经营的妓院，本国人拉皮条，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卖肉。”
犹太人，埃及人，非洲人，当他们都以肉体的方式被拉进那个屠宰场的时候，上帝早就准备好了一把美国式的刀子，“对我来说，没有再大的屈辱象对待蒙特祖玛人那样；没有一个民族象美国印第安人那样被残酷地赶了出去。没有一块土地象加利福尼亚那样被淘金者以肮脏的带血的方式抢占了。”它不是流浪者的父亲，不是失足者的母亲，它正在走向死亡，而在死亡的现实里，每一个人唯有死亡才能做最后的反抗，“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在美国，这种毁灭是彻底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美国梦境彻底破灭了，而我也不再是一个恶的上帝，因为对于我来说，地球上人类的故事已经厌倦了，“包括征服，甚至是恶魔的征服。”
不再成为一个上帝，不再寻求精神的救赎，我背过身去，就是把美国仅仅当成是生命流浪过的那片背景，然后走向世界的尽头，尽管寂寞，尽管恐怖，但是放弃一种梦想，放弃上帝的救赎，就是为了寻找新的生命归宿，就像到了墨西哥湾一样，我找到了最后自救的道路：“这是小说的小说，创造的创造。或者说是上帝的上帝。”小说中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父亲，有一个信仰，甚至有一种爱情，是她，一个女人，当离开了性感的美国，当离开了高尚的纽约，当离开了百老汇，一切都是重新上路，“一种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开始于那休息后的第一天。我躺在一片宽大的树叶上，看着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那声音真好，卡嗒卡嗒地，所有这一切很明显都是为我而进行的，什么？你真希望你身体里有一百万个太阳！真希望我永远躺在这儿，享受子宫里的爱声！”
重新回归到母体，重新回归到子宫，不是卵性生活，不是无父的出生，太阳照射在那里，是温暖，是复活，是生命中的真，“当太阳照着你的发源地，让我在太阳的光辉中腐烂。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你的谎言。我把你看作魔鬼的化身，灵魂的破坏者，夜的土邦主的妻。把你的发源地写在我的墙上，这样我就可以记住你。我们必须起程了，明天，明天……”明天就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Tropic of Capricorn”的神话里，即使有恶魔的追击，即使潘恩的下半身变成了一条鱼，可是在“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的生命里，一切都会被直射而清晰起来，“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都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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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4·1961019·0335 |
| 作者：（台）林耀德 | |
| 出版：华夏出版社 | |
|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6.90元 | |
| 页数：198页 |
山地民族泰雅族的家族覆灭史。第二代瓦涛·拜杨威风之后，败于西班牙传教士；儿子拜杨·古威成为洋教士的附庸；父亲拿布·瓦涛被日本巡警击毙。一个充满野性与原始生活的部落，就是一种弱势，在巨大的外界侵入下走向灭亡。这种颇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结构的小说，却又闪烁着东方传统的史诗特点，青年作家林耀德以充满激情与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使这部部族覆灭史成为一部沉重的悲剧，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终止在另一种激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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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66·1961005·0331 |
| 作者：（秘鲁）巴尔加萨·略萨 | |
|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元 | |
| 页数：358页 |
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玛依塔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仿佛是唐诘科德向风车宣战，那种虚幻的激情最后只能被悲剧所淹没。巴尔加萨·略萨，一个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了对政治“自我崇拜”最有力的一击，小说运用新颖的采访录形式将一个冒险的悲喜剧形象进行了“拉丁美洲”式的剪裁，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只不过略萨在小说中对政治进行了另一种图解，其中包括人性、罪恶等主题。
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
—《第七章》
狂人玛伊塔不是上帝，是革命者。站在他对面的是阿德莱达，作为一个女人，她主要的身份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玛伊塔曾经的妻子，现在孩子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围绕着关于能否见一面孩子的讨论中，最后却走向关于个人信仰的矛盾和冲突。那一场婚姻被夹在在革命和宗教之间，无论是对于玛伊塔来说，还是对于皈依的阿德莱达来说，都面临着谁来拯救的问题。“我怀的那个孩子是玛伊塔的。”阿德莱达即使承认在婚姻和欲望有关的生活里，她和玛伊塔的关系无法被轻易抹去，但是已经明显带着阴谋论，“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妻子、孩子、婚姻，在这些标签相关的传统伦理世界里，玛伊塔却有着另外的身份，而这样的身份将使他痛苦地生活在同性恋的阴影里，所谓耻辱，所谓偏见，所谓病态，让玛伊塔终于以一种革命的暴动方式为整个人生寻找注解。
可是，阿德莱达“一次也没有亲过我”的自省和懊悔却将玛伊塔感到了那个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的尴尬角落里，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冲动的欲望，认识三个星期就结婚的事实成为关于革命的一种阴谋，“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突然提出和我结婚。而我呢，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这是自找的，我谁也不埋怨。”阿德莱达把身体给了男人，却像是在上帝面前的仪式，没有亲过和三个星期就结婚本身充满着巨大的悖论，而对于玛伊塔来说，异性婚姻和同性癖好也像束缚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将他赶出了那个革命的理想国。起初或者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自我救赎，在萨莱西亚诺学校唯一有着印第安名字的玛伊塔从贫穷的世界里走来，卷发、平足、“牙齿的缝隙很大，走路甩着外八字”，这些身体上的病态特征使得玛伊塔成为一个异类，那个印第安名字和女人名字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去除的标记，刻进他的世界里。
但是，他的反抗一开始就是质疑，质疑出生，质疑身份，质疑贫穷，以及质疑平等：“神父，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孩子，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异类的标记，那么在玛伊塔的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玛伊塔，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这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观，但是在利马，在秘鲁，这无非是一个幼稚的梦想：“昔日这些充斥流氓、无赖、妓女的街巷，而今又增加了大麻、古柯这类毒品。”这是社会的写照，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玛伊塔无非是一个典型，当社会病集中在玛伊塔身上的时候，他所想要的就是解除身上的那沉重的枷锁，“一个人住在利马就得习惯于贫困和肮脏，否则就会变成疯子或者被迫自杀。”而在不信仰上帝的世界里，玛伊塔只有创造另一个上帝。
上帝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当脱离了萨莱西亚诺的神父体系之后，玛伊塔遇到了陆军少尉巴列霍斯，这是玛伊塔革命的启蒙者，在一次偶遇中，玛伊塔似乎找到了他心中的革命理想。“现在古巴发生的这事没法和我们秘鲁将要发生的相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只要安第斯山一动，全国都会震动起来的。”这是巴列霍斯对玛伊塔灌输的理论，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中，他看到了那个推翻旧体制的凯撒，“属恺撤者就归恺撒”，这句古罗马的经典语录成为巴列霍斯的座右铭，原本是谁的就归谁，凯撒是主人，自己也是主人。“真正的秘鲁曾经在山区，而不在海边，在印第安人之中，在神鹰中间，在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利马，利马已经变成了一座懒散的，外国化的，甚至与秘鲁背道而驰的城市。”巴列霍斯所要返回的王国在印第安人中，在山区，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被异化的利马，所以这种革命是一种重起炉灶式的革新，但革新的背后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巴列霍斯是美洲革命联盟党人？是红萝卜党人？或者都不是，他只是另一个凯撒。
而在巴列霍斯的引领下，玛伊塔看到了革命的潜力，看到了上帝的光芒，但是他却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撑，那就是穷人，这是他身份的一个归宿点，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他节制饮食，他希望和穷人同甘共苦，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或者出于基督教义，但是他最终是要寻找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其实并不是穷人，当他节制饮食而被送进医院后，他把他的同盟叫做阶级，“不论怎么样，首先不能依靠他。首先得依靠工人，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在最后。”工人和农民，不会轻易上当，而“只要把奶头放在他们嘴里，他们就咂”的知识分子，只要经过改造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的改造理论也指向巴列霍斯，他的革命是不停的斗争：“一个革命家决不能象圣马科斯大学的那些文学、历史、哲学教师那样，关在书斋里。一个革命家不应忘记，生活就意味着斗争，不停顿地斗争，直到献身……”他的革命是阶级觉悟：“如果你认为他们贫穷，贫民窟就顺里成章地蕴藏革命潜力，那你就搞错了。他们不过是流氓无产者而已。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甚至连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他的革命是抛弃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讲，革命自发主义是不好的。没有学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冲动常常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革命需要学说，需要知识，需要指导，需要阶级觉悟，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当人类被迫以革命的形式消灭掉非正义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宗教。”
新的宗教就会有新的上帝，就会有新的凯撒，就会有新的主人，“这条路通向不断的革命，通向列·达维多维奇，朋友们称他托洛茨基。”彻底的革命，彻底的斗争，使得玛伊塔成了托洛茨基，而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下，本来是领路人的巴列霍斯却反过来成为玛伊塔的信徒，产生新的宗教是玛伊塔的理想，可是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却不是天主教的皈依，“坦率地说，革命与天主教是抵触的。”这是玛伊塔对巴列霍斯的姐姐华妮塔说的话，实际上就是玛伊塔想走一条和天主教不一样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样的救赎中，巴列霍斯成为无神论者，成为献身革命的托洛茨基，但是玛伊塔却在无形之中让自己成为了偶像，成为了另一个神，“因为革命高于一切”在巴列霍斯的生活中，成为了对玛伊塔暴动和革命无限崇拜的一句口号。
但是贴上标签的革命在没有真正开始斗争之前，却遭到了宗派主义的排挤。向工人们兜售《工人之声报》、翻译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文稿、出席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切并没有让玛伊塔成为一个新的领袖，“尽管他变来变去，可从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够稳重，冒冒失失，信口开河，然而，他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我再给你说一点，在他身上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种叛逆、造反的性格……”折中主义者莫伊塞斯认为，玛伊塔的悲剧就是在“左派幼稚病”中人为地制造矛盾，“极左病，最革命，最左，最激进……玛伊塔一生就是持这种态度。……”叛逆和造反，以及彻底的革命和暴动，让他脱离了共产党，脱离了红萝卜党，而在她加入了托派革命工人党后，党内的霍阿金又认为巴列霍斯是社会主义革命情报部门派来搜集工人革命党情报的一个军官，是被派来打进内部的人，尽管玛伊塔极力否定，但是这样的怀疑并不能消除宗派主义的斗争，甚至最后使玛伊塔也成为牺牲者。与布拉克盖尔接触，把暴动的秘密告诉他，最后被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说成是私通斯大林分子，所以开除叛徒成为玛伊塔一生走向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步。
而其实，对于玛伊塔来说，困扰他的不是宗派主义，不是叛徒的罪名，而是被割裂的双重生活，是关于道德被界定的那种耻辱。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在玛伊塔的斗室过夜的时候，面对年轻的阿纳托里奥，玛伊塔“身体的一个部位硬邦邦的”，即使赶忙想着哈乌哈的革命，也无法分散注意力，“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洞穴走到外面，从搞秘密活动的库房、咖啡馆里走。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我们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阿纳托里奥。”在玛伊塔对阿纳托里奥灌输暴动的必要性，灌输“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理想时，他却陷在了无法走出去的道德“洞穴”里，这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他的脸紧贴在年轻小伙子的肩上，皮肤味直冲鼻底，令他陶醉，如痴如狂。他那蜷缩着的膝部，紧挨着阿纳托里奥的腿。”然后是行动，“他把右手轻轻地伸进阿纳托里奥的裤裆里”，然后是勾引，“让我给你泄泄精吧！”
不管玛伊塔向往着怎样的革命，无论玛伊塔需要重建怎样的宗教，但都无法根除同性恋的道德谴责，阿纳托里奥那一声“我要向党报告，把你开除出党”的警告到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成了组织之外的革命者，他成了鸡奸者，而那场有关阿德莱达的婚姻也被看成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他们利用结婚作掩护，结婚只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他的婚姻是个悲剧，没过多久就散伙了。”就像阿德莱达对孩子的父亲玛伊塔的定义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
同性恋，婚姻，孩子，对于玛伊塔来说，一切都变成了个体道德的污点，也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转折点。当理想没有泯灭，对于玛伊塔来说，只有更彻底的暴动，而哈乌哈事件成为玛伊塔人生的最后转折。“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玛伊塔面对不肯让他见孩子的阿德莱达，说出了关于同性恋不是病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是说给阿德莱达听的，而是给整个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这是偏见，这是戒律，这是病态，这是腐败，所以要打碎这一切，就需要一场革命，彻底的革命，没有宗派的革命，“是的，在政治斗争中，严肃的行动是治愈宗派主义的灵丹妙药。”
是的，被孤立的玛伊塔或者只有那微弱的信念，只有巴列霍斯的支持，“透过繁星闪烁的天空，玛伊塔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热带雨林草木丛生，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人迹罕至：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林中艰难地行进。”而这一幅革命的景象也只是一种臆想，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最后却是残酷的现实。他是孤家寡人，却怀揣着一个暴动的美梦，在第一次到哈乌哈的时候，玛伊塔就变得无比的激动而幸福，“因为暴动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他实施的计划里除了用武装宣传的形式占领这个地方外，还要攻打警察局，夺取宪警队的哨所，使之成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一切无非是宗派主义的又一个陷阱，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哈乌哈起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把玛伊塔分裂出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些大运动员：清洗，分裂，宗派活动；驱逐出党。”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说出了托洛茨基的阴谋，实际上，在那样的现实里，革命无非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玛伊塔来说，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者和同性恋是他无法去除的个人身份，而这种双重生活的悖论也成为革命的写照。当玛伊塔看见了哈乌哈的行动，就像看见了理想实现的曙光，急不可待，热情洋溢，“希望通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地奋斗得到补偿”，补偿什么，补偿他被污蔑的道德和人性，补偿他所遭受的误解和打击。他看见前面的理想，看见新的宗教：在那里，农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工人们将成为工厂的主人；在那里，官员们将懂得他们不是为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酋长或某个地方的党派而工作；在那里，种族歧视、剥削现象将被消灭，财产的继承将被取消；在那里，私立学校都将国立化，企业、银行、商业、城市的不动产等都将国有化……
而这样的革命理想却只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十四支步枪，一千二百发子弹，这就是玛伊塔从事革命的装备，而那些发誓要参加革命的三四十个人，却没有露面，他们成了孤家寡人，即使有“秘鲁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呼号，即使挥舞着拳头高呼唱《国际歌》，乌丘巴木巴的年轻领导人依然临阵退却，而他们被军事委员会界定为“祖国的罪恶阴谋”，那一场革命暴动最终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可怜的高潮：“总共经历了不到十二个小时，黎明时以占据监狱开始，黄昏之前以巴列霍斯和孔多里之死以及其他人的被捕而告终。”孔多里死了，巴列霍斯死了，“巴列霍斯是用一匹马驮回来的，身子用一条被子裹着。把被子拿下来可费了好大的劲，因为伤口流出的血把被子粘在身上了。进盖罗时，他人已经死了。”巴列霍斯之死并不是个体死亡的孤立事件，在谁把他杀了成为永远谜团的历史中，他实际上成为一个象征，“公报私仇，理想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对立，以及暴动分子和当局的对抗，这些是符合我们人民的浪漫主义幻想的。”
而玛伊塔，没有死，她却在巴列霍斯之死中见证了暴动最后的熄灭，见证着革命理想的溃败，而可悲的是，这甚至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抢劫：“暴动是作为一场革命开始的，而最后竟落得以争执盗了多少钱，谁把赃物装进了腰包而告终。”但是，对于玛伊塔来说，即使最后被不同的监狱关押，他也在这样的失败中获得了意义：“尽管失败了，犯了错误，失之莽撞，但他（玛伊塔）感到自豪。他第一次感到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推进了革命。”推进革命，或许依然是玛伊塔的理想，在哈乌哈暴动失败之后，在出狱之后，玛伊塔心中的那个“新的宗教”理想是不是泯灭了？
实际上，不管是曾经与穷人站在一起节制饮食，还是走上革命加入托派革命社会党，不管是被认定是同性恋而开除，也不管是最后落入陷阱，对于玛伊塔来说，始终有人站在他的对面，他是被命名的人，是被定义的人，印第安名字、穷人、同性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犯人，独处在在一种“非我”的状态下，处在“他者”的历史中，而这样的人生需要一种信仰来改变，需要一个新的上帝来统摄，“半个世纪前，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他虔诚的信奉上帝；以后当他心中的上帝死去的时候，便以同样的热情信仰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再以后是哈乌哈暴动。或许过去常年累月的无谓斗争把他的这一信念削弱并磨灭殆尽，还有什么其它的信念取而代之呢？”所以革命和暴动，在玛伊塔看来，“这并不是我抛弃了政治，确切地讲，是政治拋弃了我。”但是在救赎意义上，谁是真正的上帝？谁又是上帝平等对待的孩子？
理想或者只是被湮灭在历史中的一个可笑词汇，为什么玛伊塔被投进监狱又放弃了审查，为什么同性恋的他在获释期间又结了婚？为什么在维多利亚区抢劫之前征用“银行”的钱？当一个复杂、矛盾的玛伊塔出现的时候，如何在历史中寻找和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伊塔？是的，玛伊塔永远是一个“他者”，他曾是我在萨莱西亚诺学校的同学，而在姨妈何塞法、前妻阿德莱达、巴列霍斯姐姐华妮塔、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调解官欧亨尼奥的叙述中，玛伊塔甚至成为一个背离“熟悉玛伊塔”的人，“在这部小说中；编造的部分总比真人真事多，一部小说从来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我做的这调查，这些会见，不是介绍在哈乌哈发生的真实事情。确切地说，是为了编造而编造。”他在不是历史的小说里，在逃避的现实外，所以“熟悉玛伊塔”的意义就是陌生化，“我所调查的是四十多岁时的玛伊塔，而现在的玛伊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是同一个人吗？”这种陌生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模糊了真实与编造，而像那个革命理想和新的宗教一样，上帝始终无法真正出现在现实面前，它是虚幻，也是逃避。
理想而疯狂的玛伊塔，熟悉而又陌生的玛伊塔，终究会在这肮脏而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一个被埋没的符号，这里没有历史，没有革命，这里只有城市，只有垃圾：“明天早晨我出来跑步时，将会看见–如果伸长脖子，沿着陡峭的海岸看去；成堆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大海。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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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1961005·0329 |
| 作者：（美）威廉·斯泰隆 | |
|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89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9.50元 | |
| 页数：605页 |
逃避伤痛或者享受爱情，回忆过去或者直面现实，这是索菲的选择，在一个畸形的性爱中，索菲其实根本没有选择。索菲，这个遭受战争蹂躏的波兰少妇内心无法摆脱创伤，而她所经历的另一种创伤却是畸形的情感，在一种无法选择的生活之中，有着铁一般阴影的索菲最后只能选择死亡，陪伴她的是犹太学者纳山，而留下的另一个带有阴影的作家斯汀勾。这部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的悲剧作品最终因电影的出色改编而成为一部通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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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4·1960915·0323 |
| 作者：（瑞士）赵淑侠 | |
| 出版：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 |
| 版本：1986年10月第一版 | |
| 定价：6.80元 | |
| 页数：210页 |
赴欧留学到定居瑞士，赵淑侠的人生经历使她的小说、散文创作也围绕这一主题。在《自序》中，赵淑侠说，“长期羁留海外，令我颇生寄人篱下之感，加上对故国种种情况的忧虑和割舍不断的怀恋、乡愁和民族意识便成了我写不完的题材。”赵淑侠所表现的边缘状态以及对本土的巨大归宿感便是其小说的主题。内收《挖掉那片原始林》、《湖畔梦痕》、《人的故事》、《快乐假期》、《塞纳河之王》、《那可爱的玛琳黛》等7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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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55·1960825·0319 |
| 作者：（美）霍桑 | |
|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11.00元 | |
| 页数：302页 |
与爱伦·坡同时代的霍桑，与坡一样探索人类灵魂的阴暗面，但他所使用的创作手法并不像坡那样以寓言、恐怖故事为载体，他所追求的是罪恶的信念对于早期殖民主义者心理上的阴影。“红字”就是这种阴影的象征，赫丝黛带着红色A字以示赎罪，而丁梅斯德却逃避堕落。这部小说的悲剧在于，对罪恶的抗议未能成功就早早收场，赫丝黛在毁掉自己中变得崇高。《红字》是一部未能完全阐述其主题的小说，让我们只记住“红字”的象征意义就够了。内收《红字》及《小伙子布朗》、《教长的黑面纱》等7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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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8·1960815·0317 |
| 作者：莫言 | |
| 出版：作家出版社 | |
|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27.60元 | |
| 页数：685页 |
就像书的封饰一样，莫言仍然在表现他的“红色”意象，只不过这次的“红色”意象引起了更多人的争议，直露的书名多少使莫言渐渐远离了过去对历史独特的阐述。“花朵为什么会含有血腥味呢？因为大地浸透了人类的鲜血。”这一非常严肃的主题却在莫言手里变成了对女性的嘲讽，轻浮代替了原先的沉甸，这种错误在莫言看来却成了一种享受，情欲的宣泄，戏谑的调侃，使《丰乳肥臀》更像是一部刻意引起炒作的小说，1995年获得第一届“大家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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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7·1960728·0315 |
| 作者：苏青 | |
|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 |
| 版本：1995年6月第一版 | |
| 定价：13.80元 | |
| 页数：530页 |
说起苏青，总与另一位女作家联系在一起，两个海派的女作家在旧上海曾红极一时，但苏与张显然有着很多的不同，尽管在离开人世时一样是寂寞的。在小说创作中，苏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小说就是她自己的生活，而张则站得更高，客观一点，冷静一点，这也造成了苏青小说所表现的题材相对狭窄。形容苏青，也许那一篇小说的题目更确切：《歧路佳人》，破裂的家庭、多难的政治经历几乎将苏青以后的小说创作扼杀了。1982年，苏青离世，悄悄静静。
我的薇薇，我是要永远保护她的，假如不能够了，我希望她能自动选择一个可信托的人，永远过着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只与她的丈夫两个人–那丈夫也许不像贤，而是像其民吧。
—《结婚十年》
保护年幼的孩子，保护没有了父亲在身边的女儿，并且希望她能够选择一个可以信托的人，过一种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这是对孩子未来生活的期盼，但也是一种对自我过往的无奈。对孩子的所有爱，对女儿以后生活的向往，都是建立在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生活之上，仿佛自我的牺牲一定会换来明天的美好生活。
“我”对于孩子生活、爱情甚至婚姻的构筑，无可避免带有自己的影子，甚至“不像贤，而是像其民”的范本，就是自我错失的那种爱，两颗樱桃的故事变成记忆，沉淀为青春所有的美好，但是，两颗樱桃已不再，那个说出承诺的其民已不再，甚至自己渴望拥有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已不再，那种对孩子寄予希望的未来，也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我”和薇薇组成的母女结构，这种母女结构反衬出现实的无情，更是在女性/男性之间划出了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诉请的小说创作几乎就留下了《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和《歧途佳人》，而《结婚十年》作为一个起点，很明显只是一个女人的哀叹，对于“我”来说，对面是丈夫，是丈夫背后的公公，是丈夫、公公以及一切家庭规则背后的男权体系，在这样一种传统结构中，作为女性的我，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薇薇这个未来女性身上，也只是一种臆想。《后记》中苏青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宿命，或者是女人的宿命：“我相信她以后仍旧不会好的，生在这个世界中，女人真是悲惨，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这是环境逼着她如此。”
环境逼迫，女人的命运无疑呈现着一种牺牲状态，“我”十八岁出嫁，那个希望带给我幸福的男人甚至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只不过是在信件中建立了脆弱的联系，而结婚更像是一种游戏，在婚礼上甚至找不到丈夫贤，“我”只能发出“我的房间在哪里？我的新郎又在哪里呢？”的疑问。丈夫是缺失的，是作为保护女人的男人、和女人亲亲热热的男人的缺失–而且贤似乎还和寡妇瑞仙打情骂俏，所以“我”的另一个疑问是关于自己的身份，“也许他们俩要好早在我们结婚夕前吧！是她在事实上占夺了我的丈夫呢？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无论是“我的新郎在哪里”的询问，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我”都在这决定自己一辈子的事情面前被抽离了，但是，“我”却又是脆弱的，所有的疑问似乎只是在自己内心里，“我”甚至不敢张开口。
所以，“我”作为一个结婚的女人，既要忍受丈夫的缺席，又要接受妥协的命运，无论是他救还是自救，都没有充足的勇气，都没有过人的胆识，“我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观念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所以“我”这样一种命运，也是女人自我定义之后的宿命必然。但是“满肚子都是新理论”毕竟还是给了她一点点的勇气，在无法忍受家庭生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是离开，“好吧，我明天动身赴校以后，恐怕此生再也不会回来了，今夜就算是你们替我送行。”一杯酒下肚，便壮起了胆，离开去学校，是自由的开始，甚至想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那就是“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然后在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的融合中心心相印，而认识应其明，是“我”走向自由的第二步，即使有着“我是结过婚的人”的担忧，两颗樱桃的柔情又化解了这一切。
但是只是生命中出现的一瞬，当“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而且就是贤的孩子，似乎一切的憧憬都消失了，回归家庭回归丈夫，是因为肚子里怀有的是丈夫一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对于女人来说，这是身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切断了关于自由、关于幸福的向往。回归家庭回归丈夫，其实就是回归男权，公公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或者承德或者仁德或者怀德，“德”字的世界，就是注解了孩子是“孙子”的预设，一种传宗接代的思想，一种重男轻女的传统，明显就是把女性又放置在从属的地步，“我”的命运如此，下一代的命运何尝可以被轻易改变？而“我”似乎也失去了当初离开的勇气，没有了两颗樱桃的向往，当把希望寄托在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时候，“我”内心是有某种反抗的情绪，“归宁”的那天，母亲对“我”说：““儿呀。委曲些吧，做女人总是受委曲的，只要明年养了个男孩……”而“我”挣脱母亲的手，心中的一句话是：“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去找工作，为的就是“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
“我”的女性意识是微弱的，当初的离开寻找自由生活是一种追求，和其民沉浸在两颗樱桃的浪漫中是一种实践，不想养男孩要自己找工作，是一种自我的觉醒，甚至想要读书不想成为所谓的少奶奶也是一种成长，但“我”根本无法摆脱那种束缚，根本无法成为独立个体，根本无法真正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三个月的小学教员生活很快结束，在余白的鼓励下投稿又被贤指责，而当贤说要去上海自己又只好跟着丈夫，“抛别了亲生女儿，抛别了娘，抛别了一切心爱的物件，跟着一个生疏的丈夫到上海来，前途真是茫茫然的。”即使如此，也在贤“时时，刻刻，月月，年年，永远同我在一起”的承诺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在上海似乎是慢慢独立，“我”承担了家庭琐事，而贤开了法律课，之后又开设了事务所，“我”之存在，似乎还是贤的附庸，甚至在接二连三怀孕中，真正起到作用的依然是“我”的那一个身体–贤不让“我”投稿成为知识女性，甚至不让“我”和文字接触；贤不许我倾听男人谈论国家形势，“他的意思是女人应该无意于此类的，假如她越装出不懂的样子，她便越显得可爱。”
后来上海的战乱，又使得全家回到了乡下，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对于“我”来说，乡下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忍受，“乡下有的是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以及平凡得无可再平凡了的田野……”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感觉就如飘零一般，而带着几个孩子的生活彻底将“我”的独立意识全部抹杀了，那个二十一个月的女儿最终死去，非但在战乱的局势下“母亲”这一身份变得不完整，而且让“我”对于未来更多了一种惶惑–又怀孕了，“我”几乎成了生产工具，甚至连贤也有了意见，“说我这种女人真是碰不得，动不动就受胎，下等动物是顶容易繁殖的，难道不听见人家说：好花不结子。”把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看成是“下等动物”，就是把“我”完全变成了身体意义上的存在。
“我”变成生产工具，变成下等动物，女性的独立意识其实已经荡然无存，“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个羞涩转过脸去叫我“妈妈”的薇薇，那个拿了手帕玩具总要跟着我的菱菱，那个眼睛乌溜溜医生拍了两记才哭出来的元元，让“我”作为母亲有了存在意义，即使贤和丽英在一起还让丽英受孕了，即使贤在愤怒时狠狠打了我，“我”最后一次站在了和男人同样的高度，“我愕然站起身来，觉得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应该结束。”终于“我”做出了离婚的决定，带着孩子，晚上写文章，学习日语，一切又像是自我的重生。但是这一切又在那个无法动摇的体系里崩解，肺结核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渺茫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飘零，最后只能返回到“母亲”这个不幸的角色，而这种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我”的妥协，“我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诚，心中茫茫只想跪在她脚下做祷告：愿贤幸福，愿我的孩子们幸福，愿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般消散了，忘记我，让我独自在永恒的光辉下悄悄地替你们祝福吧。”“我”祝福孩子和贤的家人，是因为“我”只有在这一种归宿里才符合传统，而这一种观念在《后记》里甚至成为了对命运无奈的喟叹：“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够互相迁就些。能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了，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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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一生都没有找到拉她上岸的手 |
为了孩子，相互迁就，这是“我”的婚姻观，当“我”真正从这个世界里抽离了独立品质，我又成为“真是悲惨”的女人，成为被男权控制的女人，成为无法逃离环境的女人。《结婚十年》之后呢？苏青对于婚姻的认识似乎有了不同的观念，它们呈现了两条相异的道路，一条是《续结婚十年》中向上超越的路，一条则是《歧途佳人》向下沉沦的路。在《续结婚十年》的“代序”中，苏青陷入在一种求生的欲望里，孩子还小，自己离婚，所以她希望用写文章的方式换取生活必须的开支，在她看来，艺术家应该“爱惜羽毛”的，当时她却只能求得“果腹”，也就是在“吃饭第一”的生存中，“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即使遭遇了讥讽，甚至文章被诋毁，但是苏青认为自己“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所以在《续结婚十年》中，“我”在遭遇了家庭变故和婚姻解体之后，积极寻找一条自食其力的女性知识分子道路。
“夜是如此寂寂的，我的前途也黑暗，没有儿女，没有丈夫，没有职业，没有钱–什么可靠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是仍想活，又将如何活下去呢？”写文章让她逐渐走上了一条上行的路，因为写文章结识了电影公司、报社的文化人，甚至慢慢认识了金总理、潘长官、谢上校等一批达官显贵，自然，“我”在这样的圈子里得到了认可，而我的理想是：“我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不惯受拘束。我只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安心写作，可以自由进出。”但是当“我”逐渐上行的时候，一个无法改变的体系是：他们都是男人，他们都拥有权力，无论“我”是一个写出了多少好文章的人，“我”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是：我是女人。十万元的支票，做秘书的职位，以及出入派对沙龙，“我”似乎转变了，但是命运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上，“一切荣华富贵都如镜里月？水中花，是可望而不可触的，我要摆脱一切虚荣，只要一个可靠的归宿，然而……人家可肯相信你呢？”
“我”似乎有了一种自我意识，甚至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但其实，在这个被物化的世界里，“我”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我”羡慕那些靠敲竹杠获得上位的女人，“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可以有金钱补偿，心里总可稍安慰一些”；“我”想要成名，即使最强烈的渴望是死得轰轰烈烈，也必须在成名之后；“我”瞧不起乡下人，“真的，乡下地方太贫了，看起来连树木鸡狗都是没精神的。乡下人也真是太蠢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同他们万万谈不来，而且他们也并不善良。”在得不到男人依靠的生活里，在找不到归宿的命运中，在迷失了自我的世界里，“我”其实真的成为了牺牲品–也只有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在“母亲”的身份中，“我”才能得到一点安慰，而希望孩子找到称心的丈夫或者妻子，看起来也只是对自我命运失败的喟叹，所谓的宽恕最后也已变成了自我安慰，“我宽恕一切对不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人生是如此……如此有意味呀！”
向上之路，一样掌握在男人手里，而向下呢？《歧途佳人》中那个自述的小眉无疑从身患肺结核的姐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而这种高脆弱也被带上了女性无法自立的无奈，但是她希望自己走上另一条路，认识元泰钱庄老板黄鸣斋，和他的儿子承德结婚，似乎并没有如《结婚十年》里那颗樱桃的浓浓爱意，甚至只不过是男人喜欢漂亮女人、女人寻求物质满足的一种套路式生活，而应酬，吃花酒，热恋上一妓女，把母亲抛弃的父亲就是小眉心里的一道阴影，父权依然强有力的控制着一切。在和承德离婚之后，小眉的人生之路急转，本来想找到一个归宿，说喜欢她的史亚伦却是一个赌徒，不仅仅是出入赌场，而且也把人生看成是一种运气–被抓进保安司令部，之后又转移到了法院，小眉用十八根金条疏通关系，而其实整个司法、政府体系都是这样一种赌博状态。史亚伦更大的赌博是人生，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技术问题，要想成功一个办法是抢，第二个办法是骗，“至于’求’是没有用的。”他甚至让小眉参与赌博，在交际世界里为自己的成功带来好运。
史亚伦被宪兵队抓走，被称为靠山的窦先生消失，“拼命用功或拼命找求刺激都不能使我满足”，小眉走向了一条沦落的路，她没有自我，没有归宿，没有正当的收入，就这样在男人的欺骗中活着，所以当一切变成虚无，她内心只有等待死去的想法，“但是，近年来我渐渐悟到了一个道理，即是怜惜自己，愈会使自己苦，倒不如索性任凭摧残、折磨而使得自己迅速枯萎下去，终至于消灭，也就算是完结这人生旅行了。”在六个“？”的强烈疑惑中，小眉已经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路，她就像自己患了肺结核的姐姐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甚至姐姐在感叹生命的时候，她内心强烈的渴望反而是活着，是“生”，而不被疾病折磨的小眉却在慢慢走向死亡。
《结婚十年》，是一个女人结婚成为母亲却最终选择了离婚的故事，尽管最后是妥协，但至少选择离开不爱自己的男人，选择将孩子抚养成人，而《续结婚十年》中女人选择上行之路，《歧途佳人》中的小眉选择赌博和交际的下行之路，似乎最后都在命运的质疑、惶惑、迷失中，完全失去了女人独立的一面，“我只像一个溺水的人，要求他首先伸出援救的手。”那只手始终没有伸过来，于是如自溺一般沉入其中。而苏青自己呢？也许在文章之外，在现实里面，在向上和向下的不同道路上，多舛的命运也成为她文本的一部分，成为女性迷失的集体症候，“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飘浮在海面上，随波逐流的，忽上忽下荡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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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44·1960718·0314 |
| 作者：（香港）刘以鬯 | |
|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
| 版本：1993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5.00元 | |
| 页数：208页 |
刘以鬯一反自己对传统写作手法的驾驭能力，突然从邮票中寻找到灵感，对小说结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不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但其对小说传统叙事的颠覆具有极大的革命性，用一正一反的方式“并行发展”其实需要很大的风险，两个不同人物之间的故事如何穿插与结合，才是叙事的关键。刘以鬯描写香港社会的现状，显然题材太大了，以致于那种结合不能使人感到紧凑与有机，所以刘以鬯的成功只在于他创新的一刹那，而不是“对倒”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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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1960718·0313 |
|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 |
|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
| 版本：1992年12月第一版 | |
| 定价：4.55元 | |
| 页数：268页 |
1984年，70岁的杜拉斯出版了《情人》，1991年，《北方的中国情人》问世，这两部着墨于同一些人、同一件事的小说却是杜拉斯对生活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北方的中国情人》带着缅怀的追忆，将一个自己的经典解构成一个个镜头，传达那种断裂式的悲剧意境。白色公寓、湄公河、丝绸和鸦片味，那个弥漫着异域特色的爱情成为“杜拉斯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迷人而凄婉的故事，杜拉斯以新小说派作家特有的性格将时间从中抽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