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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H77·1970611·0374 |
| 作者：郁达夫 | |
| 出版：花城出版社 、香港三联书店 | |
|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90.00元 | |
| 页数：4709页 |
“五四”时期以“零余者”形象出现的郁达夫对新文化有其独到的贡献，他的自传体小说，清新秀逸的散文都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主情色彩，20多年的创作生涯，郁达夫挣扎着人道主义与颓废主义的巨大矛盾，直至抗战时被日本宪兵杀害。本文集共分12卷。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12册，1997年购置的文本，在书橱里已经静静躺了25年，当灰尘覆盖在书脊之上，当书页已经泛黄，是不是有一种沧桑的感觉？即使打开，进入到那个1945年之前的时代，亦有一种隔阂之感。在文本的编辑体例中，按照体裁进行分类的确可以窥见郁达夫的创作态度，从小说到散文，从文论到杂文，从日记到书信，从译文到其它，勾勒出的是郁达夫“创造”的一面，但是在时间轴线上，郁达夫思想和实践的轨迹却可能是模糊的。而且名为《郁达夫文集》而非“全集”，并没有完整收录郁达夫相关的文本——连“郁达夫年谱”都未曾梳理。
比如日记部分，收录最早的是1921年年10月2日至6日的“芜城日记”，此时的郁达夫已经25岁，此前的日记变成了一种空缺；从“劳生日记”到“村居日记”，从“穷冬日记”到“新生日记”，中间亦有中断，而在1927年6月25日至7月31日的“厌炎日记”中，7月15日的日记写道：“昨天接到北京荃君来信，就写了一封快信去复她，答应她于一二星期后赴京。今天又接北京曼兄来信，大骂我与映霞的事情，气愤之至。”和王映霞已经在一起，又没有和北京的妻子孙荃提出离婚的想法，这是这种搁置的状态，1927年4月6日的时候，郁达夫曾写信给王映霞，其中说到：“我的北京的女人，要她不加你我的干涉，承认我们的结婚，是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怕的就是你母亲要我正式的离婚；那就事实上有点麻烦，要多费一番手续。映霞，我想你母亲若能真正爱你，总不至于这样的顽固罢！”这里他已经表明了态度，接下来的日记中当然会涉及对此事处理的记录，但是从“厌炎日记”一下子跳到了1932年10月6日至13日的“沧州日记”，郁达夫从上海来到杭州，和王映霞在一起，此时的王映霞已经是郁达夫的妻子，而且他们的婚姻已经经历了4年，而对于“北京的女人”，再无提及；同样在1936年2月2日至3月31日的“闽游日记”中，郁达夫记录了2月2日和王映霞的分别，之前的一天晚上，他因为和王映霞意见不合“遁宵未睡也”，但是第二天要去福州，郁达夫认为“夫妻口角不宜久持过去”，上了沪杭火车的时候，王映霞还去送他，但是郁达夫明显感觉到“两人气还没有平复”，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风平浪静，海上月华流照；上甲板去独步的时候，又殷殷想起了家，想起了十余小时不见的她。”此后是1936年4月1日至4月20日的“浓春日记”，是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的“回程日记”，两部分的日记中并无过多关于王映霞的记录，也没有提及两个人婚姻中存在的问题。文集中的日记部分也到此结束，而这一次简单记录的矛盾，似乎也是两个人婚姻问题的起点，但是此后两人如何从隔阂到怀疑，在从分开到伤害，都没有一点文字记载，而从1937年5月一直到1945年被日本宪兵杀害，也都变成了空白。
大约日记最能窥见作家的私人性故事，当时间变成断裂，文字成为空白，故事成为缺省，自然无法还原一个完整而立体的郁达夫。而在文集的最后“其他”部分里，便是郁达夫最具私人性的“遗言”，郁达夫远赴新加坡从事《星洲日报》编辑，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时期，似乎冥冥之中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不测，所以每年的岁首，他都要写下遗言。这篇写于1945年乙酉年元旦的遗言距离郁达夫被暗杀还有九个月的时间，他在遗言中说到了家中的财产，“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何丽有是他的第三任妻子，将自己在南洋的财产留给妻子和孩子无可厚非，但是他提到了“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衖住宅一所，有藏书五百万卷，“经此犬乱，殊不知其存否。”还有各种著作的版税，“一文未取”，他提到在国内的孩子还有“飞，云，均”，这三个孩子都是王映霞所生，在遗言中郁达夫饱含着复杂的情感，“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所以那些一文未取的版税如果能够拿到应该有数万元，当然也决定留给他们。
南洋之财产，国内之财产，和何丽有的孩子，和王映霞的孩子，在“天有不测风云”的不安中，郁达夫立下遗言似乎并不是为了单纯分配财产，而是情感仍处在某种割裂中，而纵观郁达夫短暂的一生，他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学创作，他的战斗实践，亦呈现出某种“断代”式的分期感，其中有内心压抑中的苦闷，有意志薄弱中的矛盾，有个体欲求无法满足的孤独，有打破社会现状的“创造”，有投身战斗的激情，在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双重写作中，呈现出一个复杂的郁达夫——或者郁达夫在个体意义上，亦是中国近现代里的一个特殊文本。在这个文本里，郁达夫1934年开始为《人世间》撰稿的“自传”可以看作是个人历史的一段真实档案。
自传的第一篇就命名为“悲剧的出生”，“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半，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这个有着尼采式的标题是郁达夫悲天悯人的一种表达，他认为儿时的回忆都应该是人生中“最完美的一章”，但是郁达夫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空洞”，最初体验到的饥饿，三岁时父亲的病死，两个哥哥出外求学后和母亲孤儿寡妇相依为命，都是一种悲剧体现，唯有那个讲故事给自己听的使婢翠花才是记忆中的亮色，那时的郁达夫心存的梦想仅仅是“我愿意去砍柴”。十三岁的时候光绪皇帝死了，之后是安徽的起义，是溥仪的入嗣，是种族的歧异，这是一个变革时代的前奏，“所谓种族，所谓革命，所谓国家等等的概念，到这时候，才隐约地在我脑里生了一点儿根。”和母亲相依为命，使婢翠花讲述了动人的故事，郁达夫童年都和女性有关，而“水样的春愁”是少年的他第一次有了性启蒙，“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实说将出来，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或凑巧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而那名赵家的少女“整整地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那是郁达夫十四岁的春天，旧历正月十三的晚上，学堂里举行了毕业典礼和送别毕业生的酒宴，即将去杭州读书的郁达夫终于伸出手捏住了她的手臂，一股满足、深沉和陶醉的感觉，“竟同四周的月光一样，包满了我的全身。”只有半点钟的闲话，但是对于即将从富阳走向杭州乃至更广阔天地的郁达夫来说，这一次的经历就是淡淡的春愁。
去杭州求学，开始做诗词、投稿，经历学校风潮，郁达夫已经感受到了“呜呼”中的压抑、怨愤、悲啼，“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象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回家自修是短暂的一年，在有些闭塞的小村，已经积蓄起了满腔热血的郁达夫，似乎也只是“呆立在大风圈外”，“捏紧了空拳头，滴了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而已。”而一年之后因为北京供职的哥哥被派赴日本考察，郁达夫跟着他开始了修学之路。离开祖国，学习新文化，对于郁达夫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蜕变，“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运命，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但是在这种鼓与呼的激情之下，郁达夫也陷入了个人生活的真正苦闷期，一方面是无定的漂泊感，“自从这一次的离去祖国以后，海外飘泊，前后约莫有十余年的光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在精神上，还觉得是一个无祖国无故乡的游民。”另一方面，强烈而无法满足的肉欲让郁达夫开始“沉沦”，童贞被破不是因为爱着的某个女子，而是肥白高壮的花魁卖妇，欲望得到了一时的满足，但是对于郁达夫来说似乎又跌进到了更深的深渊里，“沉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那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这是郁达夫在日本失去童贞的《雪夜》，自传的第九章，并未载于当时的《人世间》杂志，这也是郁达夫为自己作传的最后一篇，而这种中断似乎也构成了郁达夫情欲生活的一个隐喻：“狂歌大饮之余”被日本花魁卖妇破了童贞，“雪夜”之后的明天该去往哪里？那时的郁达夫其实在寻找答案，但是寻找的过程却被灵与肉纠葛的矛盾所覆盖，或者说，在从“悲剧的出生”开始，这一阶段的人生就是郁达夫陷入在无望和孤独的苦闷起期。1920年创作的小说《银灰色的死》，就是呈现出一种感官意义上的死亡人生，这是一个“雪后的东京”，逐客离人带来的是无穷的伤感，在这样的孤寂中，“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回忆起的是去年夏天结婚时的她，当离开之后那封信里写着的是“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这是一种他处的死亡，在妻子死去之后，他遇见了少女静儿，但是静儿却有了男人，于是他走向了在场的“银灰色的死”：“街上岑寂得很，远近都洒满了银灰色的月光，四边并无半点动静，除了一声两声的幽幽的犬吠声之外，这广大的世界，好象是已经死绝了的样子。”
如果说“银灰色的死”所表现的是隐秘的痛苦，那么1921年创作的《沉沦》则指向了病着的人和病着的社会的根源，喜欢自然，喜欢生活在大自然怀抱的他却挤到了“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忧郁症越来越厉害的他开始对他人的躲避，但内心的渴望没有泯灭，“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这当然是一种人的本性，不要名誉，不要知识，不要金钱，只想要一个伊甸园里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这里没有伊甸园，没有“伊扶”，只有躲在被窝里犯下的罪恶，当看到旅馆主人十七岁的女儿，“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双肥白的大腿！这全身韵曲线！”感官刺激着他，欲望折磨着他，罪恶感无法排除，在这样的现实中，他有了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是把精力放在小说创作和文学翻译中；另一种则是将个体的苦闷归因于国家的落后，他喊出了那一代人的普遍呼声：“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在小说创作中，郁达夫的这种苦闷有针对专制婚姻的《胃病》，“这一位K君也和我一样，受了专制结婚的害，现在正在十字架下受苦。”有痛苦于中国之落后的《茫茫夜》，“看看一点一点小下去的吴迟生的瘦弱的影子，觉得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的秋星，都是悲伤的种子。”有漂泊中看不见希望的《怀乡病者》，“他一个人只在黑暗中向前的慢慢走去，时间与空间的观念，世界上一切的存在，在他的脑里是完全消失了。”有自身灵魂迷失的《茑萝行》，“唉唉，这悲剧的出生，不知究竟是结婚的罪恶呢？还是社会的罪恶？若是为结婚错了的原因而起的，那这问题倒还容易解决；若因社会的组织不良，致使我不能得适当的职业，你不能过安乐的日子，因而生出这种家庭的悲剧的，那我们的社会就不得不根本的改革了。”有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哀调，“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而在散文上，是1922年《归航》中对于干枯的青春的感慨，“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继续了我的运命，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这无情的地上化费了的青春！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再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罢！”是1923年《还乡记》中自我定义为“无能力者”的忧伤，“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在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现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农夫吓农夫，愿你与你的女人和好终身，愿你的小孩聪明强健，愿你的田谷丰多，愿你幸福！你们的灾殃，你们的不幸，全交给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恼，悲哀，患难，索性由我一人负担了去罢！”是1923年《诗人的末路》中对文艺的茫然，“啊啊！古今来的薄命词人，到了途穷日暮谁不是这样的想，但无情岁月，怕已吞没了许多才人的名姓了的罢！”也是1924年《零余者》中“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的哀伤，“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于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证据呢？这是很容易证明的……”
是无能力者，是薄命的诗人，是零余者，在这样一种孤独、忧伤、苦闷和无力感中，郁达夫当然希望寻找到解决之道，在《茑萝行》中他已经看到了个体挣扎背后的社会病根，也提出了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这一时期的郁达夫对于未来社会的改革还是模糊的：或者如小说《离散之前》《十一月初三》《二诗人》所写，通过文艺创作改变生活和现实，依旧是失败，“世人都指斥我们是不要紧的，我们只要求你们能了解我们，能为我们说一句话，说‘他们对于艺术却是忠实的。我们几个意志薄弱者，明天就要劳燕东西的分散了，再会不知还是在这地球之上呢？还是在死神之国？”或者如《迷羊》，希望以宗教来进行救赎：生性孤僻的我爱上了唱戏的谢月英，在灵与肉的满足中开始了新生活，但是生活的困苦，流浪的现实，终于使得谢月英不辞而别，她留下的纸条所透露的原因竟是肉身的纵欲，“我想你的身体不好，和你住在一道，你将来一定会因我而死。我觉得近来你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所以才决定和你分开，你也何苦呢？”郁达夫在“后叙”中说：“因为我们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险，有恐惧，是免不了的。”所以“迷羊”是一种陷入肉欲的迷失，只有通过“更伟大的牧人”，才能免除危险和恐惧，“教会里的祈祷和仟悔，意义就在这里。”或者如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郁达夫第一次将女性脱离出男性欲望对象，在小说中实验着她们可能的人生道路，但是，最后依然是革命的覆灭，是肉体的死亡，“饶了她！饶了她！她是一个弱女子”似乎变成了一种宿命，在1932年的散文《沪战中的生活》中，郁达夫对小说的创作进行了说明，“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哪一条路。”三个女性，一个代表土豪资产阶级的堕落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犹疑不决的女性，一个是代表向上的小资产阶级的奋斗的女性，但是她们都只是“弱女子”，“这小说的情节人物，当然是凭空的捏造，实际上既没有这样的人物存在，也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的。”
未来是模糊的，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宗教救赎，或者社会变革，对那时的郁达夫来说，也没有走出他的苦闷期。但是在苦闷中，郁达夫实际上看到了造成苦闷的原因，那就是欲望和意志之间的矛盾，是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割裂，所以在文艺、宗教、社会变革等道路的探求上，这种目标性慢慢清晰起来，也正由于此，郁达夫走向了他人生中重要的“创造期”。1923年他在《<创造日>宣言》中就说到了创造的意义，“我们打算接受些与天帝一样的新创造者，来继续我们的工作。”创造就是开垦人类共有的家园，他大声喊到：“朋友们哟，来！来！我们每日地开荒播种。”这是郁达夫对自己发出的呼喊，也是向整个社会表明态度。作为创造社一员，他在1926年的《<创造月刊>卷头语》中再次发出了创造的宣言，“我们的志不在大，消极的就想以我们无力的同情，来安慰安慰那些正直的惨败的人生的战士，积极的就想以我们的微弱的呼声，来促进改革这不合理的目下的社会的组成。”
创造是态度，创造是实践，郁达夫的创造论是中国新文学的除旧革新的呐喊，也是在人生和文艺上建立起了同一性关系，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他针对“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的争论，提出了“艺术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艺术”的观点，“试问无艺术的人生可以算得人生么？又试问古今来那一种艺术品是和人生没有关系的？”而这种文学就是人生的观点充分体现在他一系列文论中。1926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小说论》中，郁达夫认为，“小说的目的，在表现人生的真理，表现的材料，是一种想象的事实，而表现的形式，又非美不可的”；在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戏剧论》中，郁达夫认为近代剧的发生，就是民众思想的“澎涨所促成”，“实在近代剧的特色，就在它所反映的，完全是民众的日常生活。”《诗论》中说：“所以我想主张，诗既是以感情为主，那么无论那一种感情，都可以入诗，都有一样的价值。不过诗的效果在感动人，若以效力的大小来说，只能说社会的情绪，比较得效力大些。”在《文学概说》中，郁达夫解析了人生的“生”，生表现在我们的存在之中，而表现就是创造，对于艺术来说，“除表现（即创造）外，另外是什么也没有的。”所以，“艺术既是人生内部深藏着的艺术冲动，即创造欲的产物，那么，当然把这内部的要求表现得最完全最真切的时候价值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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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达夫：“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
艺术就是人生，生是存在的具象化力量，郁达夫就是在这样的文学观中开始了创造，开始了“每日地开荒播种”，这是一种革新，“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前日之旧，一变而又为后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长忽而行短，鞋头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圆，便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我只希望新文学和国故，不要成为长柄短柄的扇子，尖头圆头的靴鞋。（《骸骨迷恋者的独语》）”这是一种批判，“在这混沌的苦闷时代，若有一个批评大家出来叱咤叱咤，那些恶鬼，怕同见了太阳的毒雾一般，都要抱头逃命去呢！（《艺文私见》）”而这样一种创造力慢慢变成了革命，在1927年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中，郁达夫断言：“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由无产阶级者自己来创造，而这创造成功之日，必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1928年的《对于社会的态度》中，他再次强调了未来文学必将是无产阶级文学，“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1932年在暨南大学作演讲时，郁达夫认为文学就是一根火柴，“革命的客观条件就譬如是装好在炮里的火药弹丸和药线。”
从创造论到无产阶级文学，体现的就是一种不断战斗的人生文学，实践的就是永不停止的文学人生，而鲁迅就是郁达夫心中的那个革命者。在鲁迅逝世之后，郁达夫写下了《怀鲁迅》一文，他认为鲁迅的死是大地震到来之前的寂静，“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1937年，郁达夫在纪念文章中说：“纪念先哲，务须达到彻底完成遗志的目的，方能罢手，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把暴日各军阀以及汉奸们的头颅，全部割来，摆在先生的坟前，作一次轰轰烈烈的民族的血祭。”1939年的《回忆鲁迅》中，郁达夫搁置了创造社和鲁迅之间的纠葛，他认为，“鲁迅的葬事，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一座纪念碑，他的葬仪，也可以说是民众对日人的一种示威运动。”在《鲁迅文集》出版的1937年，他再次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意义，“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在郁达夫的心目中，鲁迅有着至死不变节的纯真，是“文坛第一的人格高尚者”，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鲁迅之指引，对于郁达夫来说，并非是在文艺创作上为自己树立了标杆，而是在革命实践中成为了自己的前仆者：1938年郁达夫“退出武汉，漫游湘西赣北，复转长沙，再至福州而住下”，之后在胡兆祥的邀请下，“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槟屿”，间关几万里，阅时五十日，来到了南洋，从此开始了自己最后一段人生，而这段人生完全可以命名为“革命人生”，他在1939年的《<星洲文艺>发刊的旨趣》中说到了《星洲文艺》的使命，“是希望与祖国取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的。”他曾经对文艺创作的呐喊变成了抗战的动员，“亲爱的作者读者们，当这祖国烽烟遍地的时候，让我们也聚精会神地来一个抗战侧击的总动员。”
从曾经苦闷的零余者，到开荒种地的创造者，再到抗战革命的实践者，郁达夫在分期的人生中绘制出了自己独特的文本，而这个文本的核心依然是“人”，依然是“生”，其中有过矛盾，有过论战，有过情感生活的争议，但是这也正好构筑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郁达夫文本。当12册文集掩卷，一个时代像真的远去了，但那激荡着灵与肉的力量还依存着，正如一九二六《<达夫全集>自序》中所说：
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或竟读到此处，就将全书丢下，不再将有用的光阴，虚废在读这些无聊的呓语之中，而马上就去挺身作战，杀尽那些比禽兽还相差很远的军人。那我的感谢，比细细玩读我的作品，更要深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