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7-30 《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
人一旦拋弃了奇迹，他同时也就会抛弃了上帝，因为人寻找的与其说是上帝，还不如说是奇迹。
——《第二部·第一卷 折磨》
奇迹在哪里？爱是奇迹，恨也是奇迹？弑父是奇迹，救赎也是奇迹？只不过在谋杀和疾病，信仰和犯罪之间，奇迹总是以魔鬼的面目出现，而上帝呢？在血的面前皈依，还是在肉体的腐烂中接近现实？卡拉马佐夫，不是一个人，不是兄弟，是恩怨的家族，是阵痛的国家，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是不是在死亡的选择面前新生的奇迹？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写在书的题词里，也在长老的临死的遗言里，可是谁是那不落在地里而死去的一粒？谁又是结出许多子粒的那一粒？死是容易的，可是谁是死亡背后的那个奇迹的实施者和创造者？是被监禁的米卡，还是患病不起的伊凡？或者是上吊自杀的斯麦尔佳科夫？又或者是一直修行在修道院里有着理想主义色彩的阿辽沙？谁都不在现场，连上帝也不再在，它甚至也是被人创造出来的奇迹，那么服从判决，或者接受命运的安排是不是也是人生？“在现实派身上，信仰不是从奇迹里产生，而是奇迹从信仰里产生的。”这是关于现实与理想，关于奇迹和信仰的关系，而在卡拉马佐夫的谱系中，自然成为探寻生与死、爱和恨，以及罪与罚的一条线索。
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开始。作为卡拉马佐夫家族的源头，老卡拉马佐夫身上带有太多的罪恶，两个妻子，先是美貌，之后是私奔，最后是死去，对于老卡拉马佐夫来说，“他一辈子最为好色，只要女人一招手，就会马上拜倒在任何一条石榴裙下。”这是不是罪恶的源泉？三个儿子，基本上都被抛弃，基本上带着某种原罪，对于父亲，一方面是无可避免的继承某种基因，从而形成了卡拉马佐夫家族谱系，“你们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好色，贪财和发疯！”甚至连阿辽沙也承认，那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力量：害自己，同时在害别人：“这里有‘卡拉马佐夫式的原始力量’，像佩西神父前两天所说的，——原始的，疯狂的，粗野的……甚至是不是有上天的神灵在支配着这种力量，我不知道。”原始力量来自于内心来自于血统，是不会因为信仰、经历而改变的，所以对于米卡来说，评价是：“你不愧姓卡拉马佐夫，你是地道的卡拉马佐夫，由此看来，血统和遗传真有关系啊！从父亲方面传来的是好色，母亲方面传来的是疯狂般地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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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C38·2130520·0998 |
这是家族的悲剧，而在四个卡拉马佐夫家族的儿子身上，也带着那些不可摆脱的原罪。原名米卡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他服过军职，因决斗降了级，服满职后，时常酗酒，糟蹋了不少银钱。他有着某种正直、善良和高尚的理想，却同时又是个浪荡子，随心所欲地惹麻烦。他对自己的种种作为深感愧疚，却又缺乏克制和改正的力量。他和富家女卡婕琳娜订了婚，却爱上了另一个叫格鲁申卡的女人。而不幸的是，好色本来就继承着父亲的基因，所以色心不改的老卡拉马佐夫也盯上了这个女人。淫欲似乎已经摆脱不了了，米卡曾对阿辽沙说：“每逢我陷入最深、最深的荒淫无耻之中时，我总是读这首关西莉兹和关于人的诗。”诗歌能净化心灵，还是能逃避自我的惩罚？那昆虫一样的情欲总是爬满全身，所以米卡说：“兄弟，我就是那只昆虫，这话就是专门说我的。我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全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天使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昆虫，它会使你的血里掀起暴风雨。”昆虫在身上掀起风暴，是多么大的奇迹，所以在这条道路上，米卡一定遇到了困难，是关于女色的取舍，也是关于财产的占有。“我的钱等于舞台的道具和布景，能表现一时乘兴的豪举。今天她是我的意中人，明天一个野妓就能代替她。”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钱从哪里弄来的”的耻辱问题，那些女人在米卡的生活中，并不是爱，而是占有。三千卢布，卡婕琳娜给他的钱汇到莫斯科，却花在了和格鲁申卡花天酒地的生活里，一半的一千五百卢布虽然留在身边，但是欠下的还是三千卢布，护身香囊里藏着钱，也藏着一颗淫乱的心，而那个夜晚，就是为了从老卡拉马佐夫那里获得还债的三千卢布，鲜血是粘在手上了，可是他杀的是仆人格里戈里。当最后被当成弑父嫌疑人的时候，米卡说：“诸位，我们大家全是残忍的，我们大家全是恶魔，都在使人们，使母亲们和婴儿们哭泣，但是一切人里面，我是最卑鄙的恶棍！”但是他不承认自己手上没有沾着父亲的血：“我没有犯罪！对于这个血我没有罪！对于我父亲的血，没有罪，……想杀他，但是没有犯罪！不是我！”
对于米卡来说，不是忏悔，当然对于被宣判的奇迹，他也无法逃避。而对于伊凡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他充满了对于上帝、信仰和国家教会的质疑，他那“欧几里德式的脑子”里只有那个虚妄的“宗教大法官”，这个贯穿在314-324页论文式的冗长讲话中的观点无非是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王国，包含这个世界上的伟大的秘密的是“面包”，是“该崇拜什么人”的问题，反对教会和国家分离，用“宗教大法官”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没有上帝的奇迹，”整个人类永远渴望着一定要把自己组成一个世界性的整体。“这个整体当然不是一粒麦子，是整片的麦子：“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假使一切都是教会的，那么教会就一定会把犯罪和不服从的人开除出去，而不会杀他的头的。”而其实宗教大法官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人造的上帝：“你的那个宗教法官信仰上帝，这就是他的全部秘密！”这也是全部的奇迹。而面对父亲的卡拉马佐夫式的堕落，伊凡却说：“有一种力量足以使我忍受一切！”什么力量？伊凡说说是“卡拉马佐夫的力量，……卡拉马佐夫式下流行为的力量”也就是说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这就是沉迷于荒淫生活，就是使灵魂腐化堕落，是这样么，是这样么？”伊凡建构的宗教大法官遭到了修士阿辽沙的质疑，而“永远征服和俘虏这些意志薄弱的叛逆者的良心，使他们得到幸福”的三种力量，在伊凡看来是奇迹、神秘和权威，而在阿辽沙看来，则是虚伪：“他们只是一支为建立未来的世界王国而受驱遣的罗马军队，以皇帝——罗马教皇为首领，……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并没有什么神秘和崇高的忧虑。”
“什么都可以做”是理想还是逃避？当父亲之死成为焦点的时候，他病倒了，在恍恍惚惚中听到内心的魔鬼在和他对话。“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为自己对于父亲的死开脱，但是那个魔鬼不散，“你撒谎。你的目的就是让我相信你是独立存在的，并不是我的梦魇，可你现在又自己断言你是个梦了。”与自己的梦对话，与自己的恶对话，魔鬼取代了上帝，也取代了奇迹，疾病纠缠在他的身体里，那何尝能通过对罪孽的赦免获得解救？
而阿辽沙却坚信着上帝和爱，他和伊凡之间也是“有学问的无神派”和“愚蠢的小修士”之间的碰撞，作为同父同母的兄弟，他们走着两条截然相反的路。“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甚至是个怪物。”在阿辽沙身上，有着某种理想主义的寄托：“他只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所以撞到修道院的路上来，只是因为那时候惟有这条路打动了他的心，向他提供了一个使他的心灵能从世俗仇恨的黑暗里超升到爱的光明中去的最高理想。”作为修士，他遵循长老的教诲，对于他来说，“于是一切人都成为圣者，互相友爱，不分贫富，没有高低，大家全是上帝的儿子，真正的基督的天国降临了。”这是阿辽沙心中的梦想，他甘愿为探寻灵魂不死而生活，“决不半心半意”。他坚信上帝在那里，是最大的奇迹，“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所以，长老在临死之前就对阿辽沙说起“一粒麦子”的神谕，并要他离开这里，“到尘世中去像修士那样地”，也就是要把上帝的奇迹带到俗世中去，带到生活中去：“生活将给许多不幸，但你会恰恰为了这些不幸而感到幸福，并且祝福生活，还使别人也祝福，——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摒弃了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罪恶，没有好色和贪财，只是在这场父与子纠葛中的见证者，“一条毒蛇咬另一条毒蛇，两个人都是活该！”这是他最初对于这场家族矛盾和斗争的评价，但是后来他发现这是恐慌。而他的爱情也充满了救赎的意义，那个双腿残疾的丽萨向他表达爱意，阿辽沙也接受了这份爱，因为长老说过“要在痛苦中寻找幸福”，也要在罪恶中改造世上的人。“你应该信仰到底，即使大家在地上迷了途，只有你一个人还坚守着信仰；即使那样你也要呈上贡献，独自留在那里颂赞上帝。”但是纯粹的信仰背后则是对于人性软弱的无奈，“人民理想”的愿望到最后却是现实的残酷无情，死亡不是降临到父亲身上，还降临到贫穷的孩子伊留莎身上，所以最后的阿辽沙说：“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不要遗忘也是奇迹，但是更多的人在现实里是被遗忘的，斯麦尔佳科夫当然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他有着从不知道的身世，孤僻是他的人生标签，他“仿佛躲在角落里冷眼看世上的一切。”所以他会喜欢把猫吊死，“然后再为它举行葬礼。”生和死都在自己的掌控中，这是被遗忘者的报复，也在这种葬礼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所以斯麦尔佳科夫会读着《圣经》而冷笑着问道：“上帝在第一天创造了世界，在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那么第一天的光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被遗忘者对上帝的疑问，和伊凡的怀疑论不同，斯麦尔佳科夫更多是冷漠，所以在他和伊凡联手杀死老卡拉马佐夫的时候，他是自愿成为一个被唤醒的人参与到这轰轰烈烈的计划中。“……您在拿到遗产以后，会给我奖赏，一辈子会给我，因为您毕竟由于我才拿到遗产，如果娶了阿格拉菲娜·阿历山德罗芙娜，您会落得一场空的。”财产从来不是他的目的，所以在最后他会上吊，以这样极端的方式不被人遗忘。最后他留下的字条上分明写着：“我自觉自愿地消灭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一概无涉。”
但这绝不是个体的悲剧，这也是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罪孽，所以在米卡、伊凡、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身上积聚着某种家族的标签意义，弑父案件里有信仰、猜忌、理智与自由意志间的道德角斗，但更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道德、宗教、民族的深刻反思，而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长达36页的演词将个人的恶性、遗产问题、信仰和道德、沙文主义、神秘主义以及对病态心理的研究，可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种思想表达，和22页律师的演说合在一起，用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但是这冗长的背后也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矛盾，“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笔钱究竟是否实际存在”的疑问则将这个矛盾推向了一种悖论。
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现实的悲剧也使小说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体生活的写照，1878年5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年仅3岁的儿子阿辽沙离开了人世，这不仅打断了小说的进度，也使陀斯妥思耶夫斯基的创作有了一个转向，阿辽沙正是死于是家族遗传的癫痫病，他将对于儿子离世的悲伤写在小说中，将阿辽沙这个与儿子同名的人物设置为贯穿始末的英雄并赋予它所有为自己敬仰与寻求的美德。而个体的悲剧似乎不止这些，这部鸿篇巨制在经历了《俄国导报》上两年的连载后，于1880年完成。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构想将其作为他的一部更宏大的作品“The Life of a Great Sinner”的第一部分，但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完成后仅四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辞世了。一起弑父案件最后其实并没有给出最后的结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像设计好的遁世情节一样，从文本之外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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