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归档： 2014年8月7日

	编号：C26·2140807·1103
	作者：[民国]蔡东藩 著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
	ISBN：9787514609912
	页数：563页

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从秦汉写到民国，全书共一千余回，五百多万字，写了近二千二百年的历史；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 自注，理趣兼备，洵为通俗史著的经典。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对稗史、逸闻等史料的使用极为谨慎，往往要“几经考证”。此次出版，是以会文堂1935年铅印本为底本，编辑的主要原则是保留该版本的原汁原味。除了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仅对个别的错字、标点等做了调整和修改。原书的一大特色，蔡东藩自己批注的注释、夹批和后批，全部按原文保留。《宋史演义》共一百回，以章回体结构，叙述了宋代的兴亡。

《宋史演义》：“天教一算”的通俗教育

北朝无将南无相，华胄夷人混一朝。
写到厓山同覆日，不堪回首忆陈桥。

当宋恭宗隰与太皇太后并福王与芮北去元都，摇摇欲坠的南宋最终走向了灭亡，这不仅是南渡之后的悲剧归宿，也是三百二十年宋王朝的最后终点，尽管之后还有益王昰嗣立福州，还有改元的景炎年号，还有文天祥的抗死不降的悲壮，但是随着全太后自愿为尼，随着六岁的赵隰为僧，随着世杰最后坠水溺死，南宋最后中兴的希望彻底化为了泡影，从汴京到临安，从临安到温州、福州，对于“始终被夷狄所制”的宋朝来说，这一条曲折的路线是一种逃亡，是一种衰落，到最后“弄到举国授虏，寸土全无”，只得在历史深处画上一个悲叹而又可怜的句号。

覆灭的厓山仿佛是宋朝最后的一个点，而站在这个历史端点的蔡东藩显然在回望那三百二十年的两宋史，或者感慨，或者遗憾，或者针砭，“不堪回首忆陈桥”中还是有着复杂的情绪，陈桥是一场暂时结束混乱的变故，是一个王朝的起点，内中有着寄托，也有着反思，有着对于一个新生王朝的期许，更有着对于历史走向的解析，“小子闲览宋史，每叹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但也有两大误处：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自称“小子”的蔡东藩似乎是带着仰视的角度去看待宋朝兴亡，而那些数种“善政”也被寄予复兴的希望，没有女祸，没有阉祸，没有宗室祸，没有外戚祸，没有强藩祸，甚至是超越了汉唐、夏商周的机遇，但是那两大失误却也成为两宋灭亡的根本。而其实对于蔡东藩来说，这样的解读本来就充满着某种矛盾，甚至变成一种保守主义，只是因为北宋无良将，南宋无良相，“北朝无将南无相”的人才缺失才葬送了这数种善政建立的王朝。这种内部管理的遗憾，在边患不绝的现实中，只不过显得更加突出，但是另一方面，“不堪回首忆陈桥”却又将他带向一种宿命论，仿佛是上天注定，仿佛是命该如此。

一个王朝的命运也是一个帝王的命运，宋太祖赵匡胤从陈桥兵变开始，黄袍加身，拥有了江山，一方面来说，是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争的现实，是他建立了数种善政的王朝，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蔡东藩看来，这帝国的开端，本来就演绎出一种宿命的开始。“试看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敌恶，自己虽然快志，子孙不免遭殃。”在对纷争的历史评价中，蔡东藩也立足于王者的所作所为，淫凶暴虐自然不会是历史的主流，所以被赵匡胤取而代之，就是结束淫凶暴虐，结束混乱纷争，但是宋太祖开创宋王朝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善举，将七岁的小周王、二十多岁的周太后都驱往西宫，倒是一种“窃取”，“还说是甚么禅让，甚么历数，甚么保全故主，甚么坐镇太平，彼歌功、此颂德，差不多似舜、禹复出，汤、文再生！”

在蔡东藩看来，这种不义本身就是被美化，被虚化的历史，所以在对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叙述中，充满了历史报应的笔调。赵匡胤在唐明宗天成二年生于洛阳的夹马营，是一个“香孩儿”，这成为远近的异闻，而在之后的经历中，那种被命定的传说也越来越浓厚，在那避难的寺庙里，空空和尚给赵匡胤“遇郭乃安，历周始显，两日重光，囊木应谶”的十六个字成为黄袍加身的预言，在郭威军中得到锻炼，在周主批阅的文书中看见“点检作天子”一语，乃至后面出现的两个太阳的异像，都成为赵匡胤走上王位的合理步骤，而当匡义对他说：“曾闻兄长述及僧言，‘两日重光，囊木应谶’，这语已经表现，兄长不妨就为天子。”赵匡胤还推辞说：“事关重大，奈何仓猝举行？况我曾世受国恩，亦岂可妄自尊大，擅行不义？”他知道不以，却也执拗不过天意，于是陈桥兵变，于是黄袍加身，当上帝王便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这种种，在蔡东藩看来，却完全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空空和尚对赵匡胤说十六个字预言的时候，并无其他人在场，而在黄袍加身时出现的“诏书”看起来也像是一幕设计：“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歌讼狱，归于至仁，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於戏钦哉，畏天之命。”将黄袍加身说成是天命，对于赵匡胤来说，少了不义的道德压力，而当上皇帝有美其名曰“禅让”，这种歌功颂德也完全是权谋之术，所以驻节潞州的李筠才会骂道：“你晓得甚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买嘱将士归己，回军逼宫，废少主，幽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事他么？今日讨逆，就使不成，死亦甘心。”而失败的卫融也在劝他归降时大骂道：“你敢负周，我不负汉！”咒骂自然惹怒了宋太祖，在一阵猛打之后，似乎赵匡胤想到了要用善举将他说服，于是，“将融释缚，善言劝慰，使为太府卿。融乃愿降。”

蔡东藩：乱世中写就另一部个人史

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而李筠的忠烈得到了报应，“病殁无子，幸刘氏所生的男孩儿得承李祀，不致绝后……”如此也寄托着蔡东藩对于忠诚的注解，而对于赵匡胤，他也给了这位宋朝开国皇帝宿命的安排，那一晚“烛影斧声”里，生背疽的宋太祖在烛光中被一女鬼用柱斧砍在疽上，最后“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烛影斧声”的疑案似乎并不在正史里，但是蔡东藩特意“遍考稗官野乘”，以轶闻的形式写进了故事里，而且把这一过程变成了光义亲眼所见，也规避了无中生有的嫌疑。而这种宿命正是蔡东藩在演义里需要强化的，他评点的那首诗就说：“帝位原从篡窃来，孤雏嫠妇也罹灾。可怜烛影摇红夜，尽有雄心一夕灰。”

帝位篡窃而来，雄心化作一夕灰，这便是宋王朝写好的命运，所以在一开头，蔡东藩就发出感慨：“其实是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主宰，那篡窃得来的国家，反好长久永远、千年不败，咳！天下岂有是理吗？”即使有十六字的预言，即使有诏书，即使有禅让的借口，即使被众将黄袍加身，人算终究敌不过天算，终究逃脱不了宿命。而这种精心布局的“人意”也发生在宋真宗身上，亲征契丹，却也遭受了失败，最后变成了“宋廷每岁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契丹国主以兄礼事宋帝”的契约。为了稳固政权，赢得民心，几乎和宋太祖时一样，以天降帛书的形式昭告天下，“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膏，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自承天门上而垂下长二丈许的帛书，宛如天命。真宗遂茹斋戒荤，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甚至还泰山封禅，以图用天意挽回颓势，而其实谁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把戏，“天瑞原不可必得，前代多用人力造成，教人主尊信崇奉，便足明示天下。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此事么？圣人神道设教，特借此诱服天下呢！”无非是一种诱服，所以当龙图阁待制孙奭问真宗：“天何言哉？岂有书也？”真宗只能沉默不答。

人意敌不过天意，宿命的命运似乎早就写好，而蔡东藩虽然曲折地写出了这一悲剧命运，但是他只是把宋朝的真正灭亡归因于“北朝无将南无相”，这是一种对比得出的结论，而其实这更是一种保守主义，在两宋发展过程中，在内政外患危机中，也出现了很多新政，而王安石无疑是当时站在历史前端的改革派，但是在蔡东藩看来，“沽名钓誉、厌故喜新”是对王安石的唯一评价，借用新任参知政事吴奎的话说：“臣尝安石同领群牧，见他刚愎自用，所为迂阔，倘或重用，必乱朝政。”苏洵甚至说他“眼内多白，貌似王敦，他日必乱天下”。所以当王安石向神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正当今急务”的改革主张时，虽然获得了神宗的首肯，但是触犯了更多人的利益，不管是青苗法，还是市易法，不管是保马法，还是方田法，新法出台都受到了抵触，甚至引发了新旧之争，而蔡东藩似乎站在守旧派，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从人品上就予以了否认，“王安石转得独相，把揽大权。”将他的改革思想也进行了彻底的的否定。

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北方的辽金西夏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北宋总道收复燕云十六州，谁知竟连二帝也被人家虏去。而这当然也是天意，天狗星陨，有声若雷是预言，如龟黑眚，腥风四洒是凶兆，“都中有酒保朱氏女生髭，长六七寸，疏秀若男人；又有卖青果男子，怀孕诞儿；有狐升御榻高坐；又有都门外的卖菜夫至宣德门下，忽若痴迷，释去荷担，戟手詈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言，宜速改为要！’”但是这“速改”还是走上了最后“两朝天子同作俘囚”的灭亡之路，而这种灭亡在某种程度上又变成蔡东藩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直把那黄帝以来的汉族，都丢尽了脸，真正可羞！真正可叹！”而南宋王朝在颠沛中苟延喘喘，虽然有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的雄壮，但最后还是屈死风波亭，坐听败亡似乎是无法改变，最后弄得赵氏的最后一块骨血也孤悬海外，直到厓山覆没，帝子销沉。

军事羸弱、君主昏庸、奸相弄权，在蔡东藩看来，宋王朝走向没落是天意注定的，虽然他以另一角度涉及了西夏、金国和蒙古元朝的兴亡历史，以期从中寻找出宋王朝灭亡的原因，半部宋史，都是纳款割地；南北两宋，不外权奸倾轧。所以这种必然的命运随着南宋儿皇帝的降元，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在开篇中蔡东藩就说道：“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将七岁的小周王和二十多岁的周太后驱往西宫，而自己的后辈最后也以这样的方式将宋王朝三百二十年的江山而拱手想让，“及帝赵隰进见元主，元主怜他幼弱，封为瀛国公，全太后自愿为尼，乃令出居正智寺，嗣复命帝赵隰为僧。显时年仅六岁，后来竟病终沙漠。”历史仿佛走了一个圆圈，所以在“写到厓山同覆日，不堪回首忆陈桥”的悲叹中，蔡东藩希望从宋亡的悲剧中找到一些对后世的启示。

“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不暇阅，亦不易阅，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顾俚言之诸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蔡东藩在《自序》中这样说，看起来他是为了将宋代的繁芜历史进行小说化的改编，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若夫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但是这种种的纠正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供普通社会之览观”的时候，能够起到“通俗教育之助”。

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所以在辞官之后，他用了十年时间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这1040回的小说，这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是为了改变正史辞烦义奥带来的阅读障碍，并非是为了纠正遗乘杂出的荒唐和子虚，实在是寄托着寻找救亡图存的希望和自己“书生报国”的理想。但是蔡东藩似乎无法像写作通俗演义一样改写自己的个人史，“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著作并未让他看见救国的曙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由于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

	编号：C38·2140807·1102
	作者：【奥地利】彼得·汉德克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4年04月第1版
	定价：48.00元亚马逊36.10元
	ISBN：9787208115149
	页数：301页

温弗里德·格奥尔格·塞巴尔德评价说：“在《去往第九王国》中，汉德克让透过顶棚或帐篷的光在词语间闪闪发亮，以令人惊奇的谨慎和精度出现。因此他成功地将文本转变成不毛之地的避难所——即便在文化领域，这种不毛之地也在逐日扩张。”现实是五毛之地，而那个避难所便是在词语，20岁的奥地利青年菲利普·柯巴尔放弃和同学一起去希腊的毕业旅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前往斯洛文尼亚寻找他失踪二十多年的哥哥。而它寻找的工具和武器便是哥哥留下的农学院笔记本和斯洛文尼亚语-德语词典，它们是词语的世界，是反向于现实的理想和精神，语言具有叙述、转换现实的那种魔力，而那个第九王国也便是逝去的精神故乡，是隐秘的自我世界。第一句：“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称心如意地回过家。”

《去往第九王国》：天哪，我们两个人！

有一次，到了再往后就是南斯拉夫的山脊边境线上时，父亲叉开两腿站立，一只脚站在这边，另一只踩在那边，然后给我来了一次简短的演讲：“你来看看吧，我们的名字意味着什么：不是两腿叉开站立的人，而是边缘人。你哥哥是个中间人——而我们俩就是边缘人。一个柯巴尔人，既是那个用四肢爬行的人，又是那个步伐轻盈的攀登者。一个边缘人，这是一种边缘生存，却不是一个边缘形象！”
——《第三部分 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与第九王国》

为什么是父亲？为什么是哥哥？又为什么是我？名字意味着“双腿叉开”，还是意味着“步伐”？是意味着所有的边缘人，还是意味着一个可以攀登的中间人？南斯拉夫的山脊是边境线，它一定分开了这边和那边，分开了过去和将来，而在吃力地爬上之后，一定也是勇敢地看见下行的路。不管是爬行，还是攀登，不管是站立还是叉开，在前面的第九王国是必须让所有人重新聚在一起，不被驱逐，不再流亡，像一个主人那样把这边和那边、过去和未来融进那个叫做“现在”的时空里，融进那个叫做“我”的世界里。

时间是多元的，它在男权的历史中书写着父亲、哥哥和我的名字，那是世纪末的1895年，父亲出生的时候是带着那本收集了力求完美的斯洛文尼亚表达和常用语的词典；那是1938年，哥哥和所有斯洛文尼亚农民都望着不是北方家乡的南方，讲着另一种语言；那是1952年的夏日雨夜，我天经地义地成为母亲的儿子；或者还是1941年的某一天，人们聚集在地下室里抵抗法西斯主义；或者是1960年6月末的酷热夜晚，我站在泛起一道直刺眼睛的亮光的路面上，想象着自己身在一个大王国里。是我，也是他，这是经历者，也是叙述者。面对面的人，不再分离出不一样的王国，所以当我以第一人称来到耶森尼克的时候，我成为一个外国人，成为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成为双腿叉开站立的人，被命名的名字是Kobal，柯巴尔，但是是一个斯拉夫名字，那讲着德语的耶森尼克边防士兵说：“‘Kobal’意味着两腿叉开之间的空间，意味着‘步伐’，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叉开两腿站立的人。”我成为德语世界里那个叉开双腿站立的人，但是Kobal却是二百五十年前的民族英雄，格里高尔·柯巴尔，他就是站在这块土地上发动了农民起义，他颠覆了流亡、奴仆地位和语言禁锢，他的大旗上写着：“皇帝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人们要自己来掌管一切事务！”

Kobal成为我的名字，一个和古来首领相同的名字，也意味着对马的热爱，“我总归有一天要为自己这个名字而争光。”这是我在耶森尼克边防站被讲着德语的士兵说成是叉开两腿站立的人的时候，涌出的一个战斗的想法。那时我追寻着失踪哥哥的足迹，来到了这个地方，而在遥远的林肯村的故乡，还有年迈的父亲，还有多病的母亲，还有精神错乱的姐姐。Kobal是家族的标记，可是面对失踪的哥哥和年迈的父亲，家族一代接着一代的传统最后却变成了一种逃离，“不，我不进去，因为我一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家乡感，生活在这个地方甚至变成了一种惩罚。那些警句写在我出现的题辞上，《光辉之书》上说：“远古时期的国王死去了，因为他们没有找到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壤。”这是一种家族的死亡；埃庇卡摩斯说：“我曾经时而驻足于这群人里，时而又来到那群人里。”这是个体的死亡；科鲁迈拉说：“……我们将会尽力而为之。”这是勇气的死亡，而这一切清楚地标注在林肯山村的碑石上，是一种耻辱还是一种警醒？

对于第一人称、双腿叉开的我来说，家族的历史就是一个传说，我的出生，接生婆用了“像一声胜利的号角”来表达。在母亲的叙述中，“我感觉到的是恐惧，仿佛这是在叙述着我的死亡，而不是降生。这里描述的不是我初来到人世的时刻，而是我的末日，令我窒息，感觉就像我在那个号角声中正在被拖到刑场上去似的。”在这个令人恐惧的号角声中，我不会欣赏祖先留下的东西，也不会去欣赏哥哥留下的果园，更不会去赞叹父亲的屋架和家具，对于我来说，出生之后只是被一个喀斯特的印第安女人看透，她认准了我，把我当成邻村过世的铁匠的儿子，尽管是错误，但是“我从来没有向她挑明她弄错了”，而这样的错误在继续着，当林肯村的孩子受到另一个村的孩子的追踪的时候，我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他是邻居的儿子，白天挨母亲打，晚上挨父亲揍，而这样的敌人却学着我的样子，“我成了自己影子的俘虏”，当那一刻我朝他吼出声来的时候，他没有退缩，而是洗耳恭听，“这吼叫声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象征。”所以在这战斗的对立中，最终动起手来的是我，最终的敌人就是我自己，我成了一个恶人，我在他预谋的情景里成为敌人。而在我的那个家庭里，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在制造着敌人，制造着影子，父亲的闭关自守行为，让他成为家庭的暴君，“他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子，因此他就去折磨其他家庭成员；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位子上赶走，至少就是让他们待着不是滋味。”为什么姐姐会锁闭在自己的爱情故事里，她是父亲失恋的一个牺牲品，为什么哥哥会离开家乡而成为一个讲着另外语言，从事着另外斗争的人，他也是被父亲折磨的受害者，而当我追寻哥哥离开家的时候，他却有生以来第一次抱着我，“而我掠过肩，望着他被露水打湿的裤腿，顿时觉得他搂抱的不是我，而更多是他自己。”似乎是一次关于自己的重新认识，可是这样的搂抱也让我在唯一认识的姑娘拥抱时，感觉到是一种戏弄和打赌。而母亲呢，她把哥哥当成是被骗去了王位的国王，而在哥哥失踪之后，我变成了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与此同时，她一开始就怀疑我能不能担此重任。”这样的隔阂在一个家庭里变成了压抑。

彼得·汉德克：从被驱逐回到“第九王国”

而其实，父亲和母亲却完全在各自的世界里，“父亲总是一再痴迷于信仰，听凭命运的安排，而母亲则坚定不移地不信神，不信鬼，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力去行使自己的权利”，代表男权的父亲是暴君，他却在自己的世界里树立起痴迷的信仰，而母亲却推翻了这一切，她成为她自己，这也是她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体会出来的，作为被娶过来的女人，母亲身上有着对着家族传统的怀疑，甚至否定，“在她看来，这个传统意味的不是徒然的斗争和被迫迁移的悲壮之歌，而可以说是目的和权利的原始见证：一种希望。与寻求拯救的父亲不同，她并不指望从第三者身上获得拯救：她要求我们自己来救自己。”所以他不是家庭妇女，而是女管家，不是土里土气的人，而是精通事故的人，不是一个观望者，而是一个行动者。所以对于我来说，这样的母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存在，当初在他说着那些话的时候，我是堵上自己的耳朵来抵抗和拒绝，而当那句“天哪，我们两个人！”从她的嘴里惊叫着爆发出来的时候，“我就感到让自己被认识了。”

但是这种认识却又包含着太多的敌人，对童年记忆的我除了成为恶人的预谋之外，也遭受了乡愁、遭受压抑、冷酷、集体坐牢的五年寄宿学校生活，这是一种真正的阻隔，一个真正的敌人，“随着踏进寄宿学校的大门，我和那里所有的人一起都被隔绝在世外了。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年代，再也无法挽回了。”那里的压抑，那里的冷酷，那里的隔离，把所有可能的希望都扼杀了，而其实，寄宿学校更意味着一种封锁，一种对家的封锁，“寄宿学校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离开那儿，无论去东南西北，就只有一个方向：回家。”那蓝色帷幕后面的姑娘，在我眼中变成了“如愿以偿的裸体想像”，她复活了一种叫做家的感觉，而在村子里的一切都泛出光亮，那个在野外的护路人，不是成为了一个维护着教堂圣地的救赎者，那个神经错乱的姐姐不是善良的姑娘，还有像是追捕我的小孩，不是敌人，是辛勤画画写写的人，甚至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和我一起看过电影的很有主见的姑娘。这是寄宿学校外的“他们”，是一个群体，所以在一次争论中，当我冲着一个对手说出了“你们”的时候——尽管他就一个人而已，我像看到了自己，在那个个梦里，所有黑乎乎的人影中，都变成了友善的东西：“老人像老人，情侣像情侣，家庭像家庭，孩子像孩子，孤独者像孤独者，宠物像宠物。”实际上，自己有时候就是他们，就是一个群体，就是众人，当我坐在行驶的汽车里的时候，那些乘客、旅客和旅行者，“作为无法确定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超越了平日”，因为他们被消除了自己的特征，他们表现为独自，惟一和现在。这种独自、惟一和现在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他自己，管他那个南斯拉夫国家总统铁托的画像上写着“我认识你”，只要自己认识自己就是最大的希望，所以，那辆行驶的汽车“最后集结成一个完整的王国的光束，一道驱散一切现实存在和让人透不过气的东西的光束，一道催人振奋的光束。”

但是这一束催人振奋的光束却并不能照亮无限远的前方，米特勒恩火车站上不是有一个盲窗吗？“呈现出像墙一样的白灰色，惟有一个四方框缩进墙去。”看不见阳光，却有一道闪烁的反光，这样的盲窗在村子里的建筑物上存在，就在护路人的房子上，这是一个启示，一切好像都像盲窗一样，看不见光，却有反光，而当我在追寻之路上看见盲窗的时候，“它真的传递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意义——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朋友，你不用着急！’”就像失踪的哥哥，却总有一种精神在传递，在扩散，在汇集。

哥哥一定是相异于父亲的男权存在，一定是给我以启示的传说，在那一封信里，哥哥说，“我们大家的写写画画都是同源同根的”，同根同源是通过书写传递的，虽然我在其中读出了执着和自豪的韵味，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字体，而我现在的字体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似乎在一种打字机的世界里学会了书写，而这种异化也让我对于家族和自己有了一种隔离感。在哥哥的世界里，我得到的是工作笔记，里面有果树栽培的技术，有对事物的思考，还有常用的规则和建议目录。这是有力量的词语，因为他们不同于德语词汇，是属于自己的词汇，是斯洛文尼亚语，所以对于哥哥来说，他是一个农民，却也是一个书写着自己果园的农民，他把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自己家乡的北方，因为他要找寻的是一种代替，像种植庄稼和牧草一样，他种植着斯洛文尼亚，“谁也不能规定我们是德意志人。”在经过了十七年的沉默之后，他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一个民族发言了，但是他采取的是暴力反抗的办法，他的愤怒让他开始诅咒战争，诅咒世界，但是自己却也成为战争的一部分，他作为讲斯洛文尼亚语的政治家，回到家乡后在家里和村子里挑起了事端，“他尤其是犯了亵渎圣灵罪，因为他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对一切灰心丧气了”，“这个该死的世界！”里发出过愤怒的声音，聚集过反抗的暴力，但是哥哥战斗过的那个叫做“沃凯因”的村子，在地图上却叫做“Pozabljeno”，意思大概是“被遗忘的东西”或者“遗忘”。在这里，哥哥开垦着新的土地，哥哥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拓荒者的自己，“在这个拓荒者身上，书写也成为崛起的一部分；它不是对一种行为纯粹的见证，而是继续着同样的行为。”但是它同时意味着一种遗忘，一种如盲窗一样的存在，哥哥在他最后一封信里写着的那句话，“便会出现柯巴尔家族的图像，他们一起坐在桌前，阅读着我这些写写画画的东西。”而这一些书写的东西在遗忘的世界里成为了表象，成为了活着的证明，成为了“我的素材”。那本词典其实在父亲那个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大量的斯洛文尼亚表达方式和习惯用语，但是在战争、贵族和凯旋的队伍面前，那些词语就变成了借来的词语，而那些读者“不就是在袒护另一种语言，而反对自己的语言吗？”他赋予斯洛文尼亚语“那种一个词语的魔力”，而把德语排除在外了，当两种语言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左边是一个个词语，右边是一个个改写的形式。”所以在那个能听到斯洛文尼亚语的村子，到处充斥着变味的德语词汇，“我听到村民的方言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惹人嘲笑的大杂烩。”

书写的拯救，语言的改写，其实是另一种异化，所有的人也被词语的光芒勾画得清清楚楚：

母亲是个“从姑娘走过来的人”了；父亲是个“永远当奴仆的人”；姐姐是个“神经错乱的人”，通过一个小小的辅音转移就变成了“有福的人”；那个女朋友是个“从容不迫的人”；那个老师是个“辛酸的业余爱好者”；那个村里的白痴是个“走起路来一阵风的人”；那个敌人的样子像“脚后跟上一块磨破的地方”；而走在大家最前面的是哥哥，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同样也是一个“镇静自若的人”的名称。

所以同根同源在哥哥的世界里依然只是一个传说，那从茅舍角上的榛子树上割下的主干上，写着“多布拉瓦，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1960年”它是一个铭文，是家族的墓碑，而我终于在度过了二十年人生之后，终于发现了“在一个没有地位的国家里，一个冷酷的、不友好的、吃人的产物里，踏上了通往一个王国的门槛。”这个王国不是那个母亲说的自由王国，不是哥哥的“分离的永久王国”，也不是克恩滕“圣美王国”，更不是“所谓生我养我的祖国”——而是我祖先的国度，“无论多么陌生，毕竟也是我自己的国度！我终于无国籍了。”没有国籍，也就没有了遗忘，没有了混杂的语言，也就走向了一种存在的永恒之境：“尽管如此，思来想去，这个民族压根儿也不是那个特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或者那个我凭着词语感知的世纪转折时期的民族，而更多是一个不确定的、永恒的、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存在于永恒不变的、惟独受到四季调节的当下的民族，存在于一个听凭于天气、收获和牲畜疾病规律的此岸之中的民族，而且同时存在于任何历史的彼岸，或者之前，或者之后，或者一旁——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了，连哥哥那些画叉的标记也帮助形成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图像。”

不存在的历史彼岸，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永恒的图案，所以柯巴尔家族不是被逐出家园，而是所有的林肯村村民都被驱逐，“人人都一样奴颜婢膝，一样不幸，一样不合时宜”，所谓拯救，就是一个大写的自己创造者一个“巨大的事物”，不再陌生的陌生人就是我，就是大写的我，“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人，而是凌驾于他之上，巨大无比，并且控制着空间，使他有话说了，四肢灵便了，是他的书写名字。”大写的我将二十五年的时间变成了一天，大写的我将语言、民族和历史返回到了原初的状态，去除盲窗，去除父亲的房子，去除林肯山村，去除斯洛文尼亚语，去除战争和死亡。“我就语法发表了演讲，首先是关于斯洛文尼亚语中不存在的“被动式”，因此可以要求斯洛文尼亚民族最终一定要放弃作为‘遭受痛苦的民族’而自我哀叹。”就是那个叫做喀斯特的地方，写着当初给我信任看透我的印第安女人的那句话：““To je vasanjiva!（这就是你们家的耕地”），印第安、玛雅，在古老的寓言里，有一种东西复活：“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由于土地特性预先确定的，只有当土地一同参与到每个阶段时，才可能有规律地叙述；惟一真实的历史撰写必须始终和地理研究同时来进行。”在这里，姐姐坐在亮着灯的房间里，而父母“双双躺在里面小屋的床上。他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是的，我站在外面，我其实从一个经历者变成旁观者，变成了叉开双腿站立的人，我就是我，我就是他，一个影子说着话，一个影子叙述着永恒，就像一个王国重现的透明水印花纹，“天啊，我们两个人！”变成了一种叙述的永恒状态，“一个孩子惊奇地注视着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观察着她；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俯瞰着她。在这个时刻，所有这三个人融为一体，也没有了年龄区别。”我和“他”，不同的人称，以及不同的时间合在一起，所谓聚合，便是这样从影子式的敌人变成透明世界的水印花纹，而这个转换也从历史变成了现在，从传说变成了现实。

那就是“第九王国”：“要是我们大家失散后有一天又重聚在一起，乘坐上披着节日盛装的四轮单驾轻便车，前往第九王国，参加第九代国王的婚礼——听着吧，上帝，我的请求！”上帝在永恒里，在叙述里：“叙述，没有什么更现实的东西比得上你，没有什么更公正的东西比得上你，你是我最神圣的东西。叙述，远方战士的守护女圣徒，我的女主人。叙述，一个个宽敞无比的运输工具，天国之车。叙述的眼睛，映照出我吧，因为惟独你认识我，赏识我。天空的蔚蓝，通过叙述，降临到这低地上吧。叙述，参与的音乐，赦免、恩赐和净化我们吧。叙述，生机勃勃地掷出字母，充溢那词句的联系，组合成文字，以你别开生面的图案表现出我们共同的图案吧。”驱逐是离开，也是回来，所以在我变成他的永恒世界里，自由的王国就是一个叙述的王国：“后来者，当我永远不在这里时，你会在叙述的王国里找到我，在第九王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