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8-10 《我们仨》：把一个小梦拉成万里长梦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顾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梦幻泡影”？
——《第三部 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她叫她Mom，她叫他Pop，他们叫她“圆o”，在三个人的故事里，彷如新造的词汇将他们隔开了那变迁的世界，这是属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家，如此绵长，如此温馨，却也如此无奈，仿佛就是他们的梦，不被带进现实，却依然在无法改变的疾病、死亡面前，成为无限的思念。而一个人的思念，是在梦醒之后不断寻找留宿的客栈，只是当人生如梦，梦幻泡影的孤独中，家也还在心里，在无限的留存中，就像那印在照片上，印在封面上的那个只属于“我们仨”的Mom、Pop和“圆o”。
时间的无情是“我们俩老了”，那个梦从说说笑笑开始，两个人走在黄昏中，“忽然锺书不见了”，四顾寻找，或者喊他，但是没人应，“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然后在沉沉夜色中穿过沙土路，穿过林木，穿过屋宇房舍，人烟去处却不见灯火，只是正待寻觅归路的时候，却醒了。醒了是在家里，在床上，而“锺书在我旁边的床上睡得正酣呢”，只是埋怨他自顾自走了，可是锺书却说，那是老人的梦，他也常做。梦其实早就苍老了，早就在酣睡中进入了那个时间的宿命，“是的，这类的梦我又做过多次，梦境不同而情味总相似。往往是我们两人从一个地方出来，他一晃眼不见了。我到处问询，无人理我。我或是来回寻找，走入一连串的死胡同，或独在昏暗的车站等车，等那末一班车，车也总不来。梦中凄凄惶惶，好像只要能找到他，就能一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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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E29·2140807·1101 |
床沿、床尾，也是一个梦，“我的梦不复轻灵，我梦得很劳累，梦都沉重得很。”而劳累的梦一脚一脚，在古驿道走了一年多，但是相聚却转瞬即逝，相聚之后便是相失，阿圆住进了医院，又是一个梦：“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梦境，看见了阿圆。”只是当这个梦醒来的时候，却不是三个人的团聚，而是在我面前两个光头，锺书高烧之后的光头，和阿圆住进医院的光头，而那梦便也成了噩梦，“我知道梦是富有想像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梦。我连夜做噩梦。阿圆渐渐不进饮食。”再后来，是阿圆睡着去了，大约也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没有尽头的梦，“她回去了”锺书听到之后，也闭着眼睛，像我一样“心上却牵扯得痛”，而最后当我再次一脚一脚走在古驿道，寻找那只船的时候，却已没有了，便只记得前一晚锺书说的话：“绛，好好里。”而我却忘了有没有说“明天见”，但不管说与不说，船是没有了，古驿道也没有了，而那客栈也仿佛消失了：“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一个梦，虚幻的梦，却也是真实的梦，“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梦里的古驿道，梦里的残柳，梦里的小船，梦里的浓雾，都像是那个老去的梦境一样，人烟去处却不见灯火，只是不断的梦境里，总是在分离时还有些聚合，“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只是梦境之外已经没有了锺书，没有了阿圆，而那个三里河寓所的家也只是那经过的客栈，剩下杨绛一个，在那里变老，在那里思念，在那里徘徊。有时候时间带走的只是现在的梦，现在的人，但是对于那个存在过的家，存在过的我们仨，却是满满不能忘却的记忆，“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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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胜利后“我们仨”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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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清华大学合影 |
当“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是回到了的家，回到了Mom、Pop和圆o的世界，回到了一起走过的岁月，“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三个人的相守是从牛津留学开始的，那一声响亮的啼哭宣告了一个生命的诞生，“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一只要一个，像你的。”锺书曾经说，而杨绛却要更像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当护士抱着浑身青紫的娃娃的时候，锺书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我喜欢”的世界已经打开了三个人从此相守的序幕，女儿只属于他们两个人，连名字也是，尽管未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名有了号，但是不管是健汝，还是丽英，似乎都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我们随时即兴，给她种种诨名，最顺口的是圆圆，圆圆成了她的小名。”
从英国牛津到法国巴黎，从战争年代的欧洲到一九三八年的中国，一家人辗转，有一段时间锺书因为学校的变动，和圆圆母女分离，直到两年后重聚，但是对于圆圆来说，完全成了陌生人，“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后来锺书只是在圆圆的耳边说了几句话，两个人便成了好朋友，“她和爸爸一起玩笑，—起淘气，一起吵闹。”而经历了厄运播弄的锺书，在团聚之后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从沦陷上海到抗日胜利，最艰苦的日子他们在一起，从全国解放，到三反五反，在最特殊的日子，他们在一起，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结束，他们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七八年圆圆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之后，“我们仨”有过短暂的分离：“一年后又增加一年，我一方面愿意她能多留学一年，一方面得忍受离别的滋味。”这关乎圆圆人生未来的分离，却让父母忍受别离的滋味。相聚总是抵抗着分离的痛苦，但是在“我们仨”相守的日子里，却总是有种种的变故。抗日战争胜利之前，一家人生活在贫和病之中，锺书每年生一场病，而在一九四七年的时候，圆圆的右手食指骨节肿大，被查出是骨结核。这种病，中医称“流住”或“穿骨流住”，医书上说：“发在骨节或骨空处，难痊。”听懂了病情的圆圆，回家后挂着一滴小眼泪说：“我要害死你们了。”虽然当时是好了，但是也埋下了祸根，直到后来变成了骨椎癌。在“三反”时，父母接受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触及灵魂”的改造，而圆圆当时却可以入团，她说：“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里尽是‘糖衣炮弹’了。”杨绛便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尿后腿’。”之后，阿圆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的关系分毫没变。即使后来父母成了“牛鬼蛇神”，属于“革命群众”的圆圆还是回家看望，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仨”的相守。
经历风风雨雨，经历各种变迁，“我们仨”在一个家里构筑自己的世界，其实也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坚守，一种对于现实的拒绝，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有着亲情重于一切功名的淡然。在英国牛津求学期间，对于富翁史博定提出要钱锺书改行读哲学的建议，锺书拒绝了，这不仅是对于自己攻读文学学士的坚持，更是不愿“放弃自己国家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们的坚守是：“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在大鸣大放期间，杨绛对锺书说：“请吃饭，能不吃就不吃；情不可却，就只管吃饭不开口说话。”锺书说：“难得有一次运动不用同声附和。”不投靠，不附和，对于这变化的时势，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底线，而这种坚守也让他们的“我们仨”的生活充满了温馨和快乐。
但是即使对于现实有着抗拒，不同流合污，不趋炎附和，但是在生命的历程中，却依然无法抗拒时间和疾病，无法回到如童话一般的世界，那时，一位被红卫兵迫使扫街的老太太要求让她儿子和阿瑗交交朋友，阿瑗却说：“妈妈，我不结婚了，我陪着爸爸妈妈。”当是杨绛不愿勉强她，只说了一句：“将来我们都是要走的，留下你一个人，我们放得下心吗？”这一句话对于日渐苍老的父母来说，或许满含着对于女儿人生的保护，但是最后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结局，依然让人感慨生命的无常。阿圆每天超负荷地工作，终于让父母有一些愧疚：“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锺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一粒种子，只发一点点芽，其实并非只在功名上的埋没，更在于生命之路上被疾病折磨。
那附录上的信纸、留言让人感受到家的温暖，但却也让人看到了生命之痛。圆圆写给Dear Pop，叫爸爸不要劳神写信，还不时用“洋泾浜诗”“翻司法脱”来嘲笑自己的“肥盘脸”，而1997年新年的打油诗是写给母亲的：“牛儿不吃草，想把娘恩报，愿采忘忧草，藉此谢娘生。”去世前不久，圆圆不放心妈妈的一日三餐，特写信教妈如何做简易饭食：“你如果天天凑货，你有如何坚持下去呢？“那时，她自己已经不能进食，正在点滴的时候，她一只手写，由阿姨扶着底板，“字不成样，不知你看得出否？”而最后写给Mom的一封信，圆圆是平躺在床上，插着胃管，打着点滴，禁食禁水，阿姨持纸助其书写：“你可以叫小王买点菠菜面，番茄面（不是挂面），是块状的 你大约爱吃，一小块面就够，但烧的时间较长。望保重。”署名是那个熟悉的“Oxhead”，而杨绛对于此，当然是一番辛酸，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廿六日写给圆圆的信中说：“养病第一，好好休息，好好保养，勿劳神。”书名是“Heaps of love Mom”。也正是在这一天，圆圆在病床上写完了将“记事珠”改成“我们仨”的五篇文章，在15*20=300的稿纸上，在“文学研究所”的稿纸上，圆圆写下了《父亲逗我玩》、《母亲父亲教我读书》、《“我们不离开中国，不想做‘白华’”》、《战犯“混” 大受批评》和《父母互相致诗——他俩喜爱的游戏》，五篇，每一页都是浓浓的亲情，却也是疾病折磨中的痛苦，而在五篇之外，是只列了题目的《一次铭刻在心的庆祝会》和《我得了新的“绰号”，pedagogoose（或“你算有点进步了”》，而第八篇至十二篇却只列了序号，连题目都没有想出，在五天之后，圆圆于沉睡中去世。
这是一九九七年的早春，圆圆去世一年之后的一九九八年岁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猛易地失散了。”曾经，他们如此快乐，如此温馨，如次相守，却总是要承受生离死别，从“我们俩老了”到“我们仨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这是何等的难受，何等的孤凄，“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那是一个永远不愿醒的梦，万里长梦，长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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