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 2016年1月

	编号：C38·2160121·1256
	作者：【奥地利】施尼茨勒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5年09月第1版
	定价：39.00元亚马逊29.30元
	ISBN：9787532158126
	页数：205页

明年我会成为什么呢？明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明年？什么叫下一个星期？什么叫后天？
——《古斯特少尉》

明天的前面是省略号，而明年的后面却是问号。当过去变得模糊，当未来变成一个疑问，在指向今天的人生里，到底在发生怎样的故事？昨天是十八岁的见习军官，是二十岁的少尉，可是当这一切都在省略号里变成再无法重来的时间，对于古斯特少尉来说，明天和明年，下一个星期和后天，都变成剧院里的那段呓语，只有一个人说，只有一个人听，只有一个人回顾，只有一个人展望。

“美极了！”这是古斯特少尉在剧场里所发出的感叹，包厢，姑娘，以及抛媚眼，没有说话，只有眼神，甚至只有在黑暗处的眼神，一切都以一种非对应的方式变成今晚的一个镜头，是美妙的沉湎，是孤独的放肆？时髦的女人，戴着的钻石，还有什么可以像某种梦境一样抵达现实，抵达今晚？“她可真像画的一样漂亮！就一个人？她在朝我微笑。我跟在她后面，这可是个好主意！……”用一幅画的方式延伸着自我的现象，而这种自我的想象除了美妙，除了孤独，还有一种被勾引的快感，但是快感的转瞬即逝，是要模糊现在的真实性，所以在跟着某一张画，从梦境般的剧场走出的时候，是陷入到没有预设的阻碍里。

“少尉先生，如果您闹出哪怕是一点点动静的话，我就把战刀从刀鞘中抽出来，折成两段，把它寄给您的军队指挥官，您懂我说的吗，您这蠢小子？”谁在说话？为什么会有一把刀的威胁，为什么会有告密者？他说了什么？他真的朝我说话？在这样的疑问背后，其实是开始怀疑了一切，他为什么会认识我？那个可爱的女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在剧场之外我是不是被跟踪？甚至，过去和军队有关的一切，和生活有关的一切都会被知道？如在梦境中出现的是波西米亚人莉德尔，是订婚的妹妹克拉拉，是妈妈，是喜欢我的安娜，是店铺里上班的阿黛尔，她们都是女人，和我有关的女人，她们都在过去，和梦境有关的过去，所以当她们都在今晚以梦境的方式出现在古斯特少尉的生活里的时候，意味着那个陌生而抛媚眼的女孩也成了其中的一员，而成为和现实无关的人。

所以从剧场到咖啡馆，从普拉特公园到泰格特霍夫纪念碑，乃至最后的环形大街，都是关于人生行走的一个隐喻，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都是一个循环，一个像梦境却又无法逃离的循环，一个和女人有关却始终不再自己身边的循环，一个出现在时间里又消失的循环，而在这个循环里，那个陌生而神秘的“他”却总是出现我的身边：“你听到了吗，古斯特：结束，结束，与生活告别吧！就这么决定了！……”是对过去的结束，还是对今晚的结束？或者是对于未来的后天、下一个星期以及明年的结束？

科帕茨基为什么一定要把戏票给我？斯台菲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我？为什么的后面是无法逃出的循环世界，而终点是一把枪，一次自杀，一个时间的终结，失去了一切，失却了荣誉，失去了想象，以及失去了梦境，“除了给我的手枪装上颗子弹，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前面的省略号变成了后面的省略号，过去的死亡变成了未来的死亡，梦境的终结变成了现实的终结，“睁不开眼睛”的夜晚，哭泣女人的声音，以及饥饿综合症下的恐惧，都一一变成了今晚面对的现实。所以在古斯特的世界里，颠倒而混乱的时间，就变成对于循环的无声妥协：“若是我昨天晚上带一支就好了”，或者“已经有今天的报纸？”或者“我觉得我应当看看，是否登有我自杀的消息！”自己自杀，自己又看见自杀，在这个循环里，自己其实也成为梦境中的一个人，自己也成为人生的旁观者，所以在一切被旁注的夜晚，我也已经不存在了，他在昨天成为少尉，在今晚迷失，在明天死去——时间里已经去除了所有痕迹。

但是，却听见了哈帕斯瓦尔纳夜里十二点中风而死去的消息，是谁告诉古斯特少尉？是谁又在咖啡馆里避免了自杀？一种投影，是将自己从呓语的深渊里解救出来，哈帕斯瓦尔纳像是一个替身，死亡的替身，今晚的替身，以及未来的替身，“就像命运的一种安排”，偶然，以及听说，自己轻易从这个循环中逃离出来，“在一刻钟之内我就回到兵营，让约翰用冷水擦擦身……七点半是荷枪训练，九点半是操练。——我要给斯台菲写信，她今天晚上必须得腾出时间，下午四点……呐，等着吧，我亲爱的！”

从循环里逃离出来，从梦境中挣脱出来，世界是一个“等着吧”的状态，似乎明年、后天和下一个星期正在慢慢走来，似乎人的一生再不从昨天的省略号里被忽略，这是古斯特少尉的偶遇，以替身的方式寻找到了一种现实的意义，可是对于埃尔瑟小姐呢？一个十九岁的漂亮姑娘，一个著名律师的女儿，本该对未来充满憧憬，“我倒是十分愿意到美国去结婚，可不是和一个美国人。或者我同一个美国人结婚，可我们得在欧洲生活，在里维拉有一幢别墅，大理石台阶直伸入海里，我一丝不挂地躺在大理石上。”即使嫉妒茜希·莫尔和表哥保尔的那种爱情，对于她来说，也应该在未来的时间里遇见一个爱她和她爱着的人，十三岁时爱上了万戴克——“或者爱上了修道院院长德·格里欧，也爱上了雷纳尔德。我十六岁的时候，是在威尔特湖。”过去的时间序列里，都是和美妙的爱情有关，可是都没有成为现实，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没有不幸的爱情，只要不因为怀孕而被抛弃，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应该被期待的。

可是，属于今天的命运里却是父亲输了钱，却是盗用了保证金，却是面临牢狱之灾，三万古尔登，这一笔数字对于父亲来说，是自由之身，是解脱的罪孽，而为了将父亲从这一种困厄的现实中解救出来，这是要筹措这一笔钱，要电汇给费博士，而只有冯·道斯戴先生可以帮助做好这件事，而要冯·道斯戴先生答应这样做，却需要埃尔瑟小姐将自己的身体给他，一个赤裸的身体，一个满足情欲的身体，一个消灭了爱情的身体，“埃尔瑟，您的裸露，这种魅力定会使我欣喜。”可是不管是这样的诱惑，还是对于流氓的咒骂，对于埃尔瑟小姐来说，却也像是自我的想象，和他见面了？和他讲话了？和他诉苦了，还是他最后答应了？犹豫或者矛盾，沉沦或者自我牺牲，在谵语的世界里，埃尔瑟是看见了另一个自己，看见了另一个冯·道斯戴先生，而他们会成为像古斯特少尉一样的替身吗？

“不，我不出卖自己，永远不。我将来也不出卖自己，我奉献出我自己。”终于在内心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十七岁的漂亮姑娘，著名律师的女儿，这是对于自身身份的坚守，而这无非是要将父亲的命运置于一种死亡的地步，所以在在洁身自好和自我牺牲之间，埃尔瑟看见的自己其实已经死去，而且必须死去——赤身裸体地死去，毫无道德地死去，而留下一个完整的自己，而这个完整的自己也只有在现实的死亡里变成永恒的形象。所以即使最后从三万变成了五万，命运其实也无从保留一个否定的回答：“到林中空地我宁愿死去。流氓！五万。他不能说不。”

拯救而牺牲，牺牲而自救，当逃避一种死亡，其实是进入了另一种死亡，赤身裸体是最后的毁灭，“冯·道斯戴先生，我不是妓女。永别了，永别了！……”爱情变成替身，身份变成替身，“他们都是杀人犯”的世界里，只有最后变成一个沉沉睡去毫无知觉的人，才能逃避这一种道德的惩戒，逃避另一个自己成为替身的现实，所以在今晚的“埃尔瑟！埃尔瑟！”的叫声里，埃尔瑟以一句“不要叫醒我”否定了从此再无爱情的世界，“他们从那么远喊我！你们要做什么？不要喊醒我，我睡得这么好。明天清晨。我做梦，我在飞。我飞……飞……飞……睡眠，做梦……飞……不要喊醒……明天清晨……”

死去的今晚，却又留下一个“明天清晨”的未来，飞是一种告别，是一种逃离，是成为另一个自己，所以在睡梦中，在飞翔里，埃尔瑟小姐否定了古斯特的偶遇，否定了他的大运，否定了有人会成为替身，埃尔瑟不是死于道德，是死于梦境，一个十七岁女孩对于未来爱情的憧憬。毁灭总是这样无可逃避地发生，也只有在“不要喊醒我”的状态中才能保全一个自我。所以在《梦的故事》里，不管是弗里多林还是阿尔伯丁娜，也都希望保全一个自己，一个不被道德侵害的自己。

“一十四个褐色的奴隶在划一只华丽的帆桨大型战船，朝向卡里夫的王宫驶去。阿米基亚德王子身披紫色罩袍，他孤零零一个人躺在甲板上。夜空深蓝，群星密布，王子的目光……”战船和王宫，王子和罩袍，都是和传说有关的身份，也都是和现实之外的梦境有关，当弗里多林在梦中看见那个女人的时候，他几乎就像阿米基亚德王子一样，在孤零零状态中游离，“也许只有十五岁的姑娘，一头松散开来的金发垂落双肩，在一侧覆盖住柔软的胸部。”一个梦会是压抑现实的映射，十五岁的姑娘却从来不在身边，还有金发，还有柔软的胸部，在弗里多林工作的诊所里，却只有不同的病人，不同的死人，他们才是现实，才是无法逃避的现在。而当参议员的女儿玛丽亚娜在诊所里看见父亲的死亡，对于她来说，是一种现实的覆灭，可是在弗里多林的世界里，却变成了梦境中出现的那个十五岁的姑娘，“如果玛丽亚娜成为他的情人的话，那她看起来肯定要漂亮得多。”他在梦境中把她当成了情人，把她当成了欲望，甚至还想起了一部关于孩子被女友诱奸的长篇小说，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小孩，仿佛玛丽亚娜就是在灵床前诱奸的女人。

梦境侵蚀了现实，也替换了现实，即使在妓女米琪身上，弗里多林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现实，可是这种离开是不彻底的逃避，用钥匙打开，却是无尽的害怕，就像在想象玛丽亚娜的时候，看见她的未婚夫用一把手枪的枪管对准了太阳穴，“人们不可能知道，这病总会发生的。如果你感到害怕，那你完全是对的。一旦发生了，那你会诅咒我的。”弗里多林的害怕是想让自己回来，回到现在，回到婚姻，这是一种妥协，而阿尔伯丁娜何尝不是在这样妥协中维持着现实的道德，“我感到奇怪，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但是新娘的礼服还没有到。或者是我弄错了？我打开了衣柜去看看，没有结婚礼服，挂在上面的是另外一些服装和戏装，歌剧用的，华丽，东方色彩。”这是阿尔伯丁娜的梦，可是弗里多林就像否定自己的梦一样，对这一切加以否认了。还有那个假面舞会，无非也像是一个被遮蔽的现实，在那里，他们都不是自己，却在面具里成为自己，“不久，他俩就像一对恋人一样，置身其他相爱的情侣中间，在冷餐自助间吃牡蛎，喝香槟，相谈甚欢，好像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结识似的，进入一场大献殷勤，欲拒还迎，诱惑引逗，允诺顺从的喜剧。”彼此是陌生人，彼此也逃离了那个让他们痛苦的现实，像一对恋人，从熟悉到陌生，就是一次解救。

可是，梦境破碎了，“我忘了暗语。”这是弗里多林的害怕，没有谁能回到假面舞会上，也没有人会回到最初的浪漫，甚至没有能子啊赎罪中保全自己，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装作忘记过去，装作放弃明天，“应该感谢命运，我相信，我们已从所有的冒险中解脱出来，从真实中的和从梦境中的。”面具被摘除，在真实的冒险和梦境的冒险中走出来，实际上也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是没有想象，没有未来，就像阿尔伯丁娜所说：“永远不要对未来作出承诺。”

未来在古斯特少尉的独行中，未来在埃尔瑟关于美国的爱情里，未来在弗里多林和阿尔伯丁娜被面具遮挡的欲望中，可是这一切的未来都在梦境中，都在呓语里，都在谵妄中，不要对未来做出承诺，有时是一个替身，有时是一种妥协，有时是一种放弃，而当未来不再，当过去不再，唯有现在时的现实无可逃避，但是以为是一种道德上的优胜感，却还是进入到一个谎言和欺骗的世界，《死者无语》里背着丈夫和情人约会的她，《鳏夫》里早就认识了未婚妻的他，《另一个男人》中跪在妻子坟前的他，都是在一种反而现实的过去，逾越过了道德的界线，在像是爱情的世界里戴着不被人看穿的面具，而这样的面具如果要进入永恒的梦中，唯一的办法是让活着的人死去，因为，“他永远不会报复的，永远不……他死了，他肯定死了……死者无语。”

情人死去，妻子死去，而到最后，当一切的死者无语的时候，梦境、道德、想象也都在过去死去，而现实呢，在“不要喊醒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一个没有答案的谜语，从此再无明年，再无后天，再无下一个星期四，从此再无爱情，再无荣誉，再无身份——死者无语，未来无语，“多少个傍晚，多少个深夜，我长时间凝视着这双沉默不语、谜一般的眼睛……”

	编号：C38·2160121·1255
	作者：【德】托马斯·曼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11月第1版
	定价：75.00元亚马逊58.10元
	ISBN：9787532154845
	页数：841页

她叫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您明白。因为爱她，也为抗拒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屈就了非理性的原则，疾病的天才原则；当然喽，我早已和从来都处于疾病的影响之下，所以就留在了这山上，——我不再清楚已经多久了，我忘记了一切，和一切断绝了关系，和我的亲属、我在平原上的职业以及我的全部未来，断绝了关系。
——《第七章》

非理性的原则对面是不是疯狂，疾病的天才原则对面是不是死亡？那一个对于舒舍夫人的吻仿佛是一次转折，表哥约阿希姆最后回到疗养院的死是不是也是一次转折，甚至最后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的革命和保守思想的统一，也在魔山之上创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颠覆，而这一切和当初离开故乡，离开习以为常的世界，离开与职责、兴趣、忧虑和前景的生活，形成了一种逆反的过程，这逆反的轨迹里，一端是三个月的短暂时间，一端是七年的漫长时间，一端是年轻无知的上山探望，一端是屈就了种种原则而留下来，一端是断绝了和世俗世界的种种联系，一端却是建立了新的秩序——在逆反的过程中，爱情和死亡，疾病和理性，物质和文明，甚至欲望和意志，也都在过去完成时和现在进行时的时间里，分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对于卡斯托普来说，世界的最后一个疑问是：如何远离“麻木不仁”这个恶魔？

它不是在灵媒会上使亡者复活的精灵，不是对于死亡在精神意义上的超脱，不是一个俄国式的吻带来的暧昧，也不是大人物在山上夸夸其谈的理论，四处游荡的恶魔在“山庄”疗养院里，变成了一种无可逃避的邪恶，在时间无止境的生活里，统治着一切，而那些神通能力和梦游状态，仿佛是增添设备的娱乐室，在表面上制造了高尚的娱乐活动的时候，却也带进了一个痴迷而无法自拔的状态中，像一场表演，看一眼死去的亲人，不是对实际生活毫无影响，而是在害怕中投射到自己身上，所以麻木不仁是一种不反抗的态度，是一种屈就的做法，是一种迷失的状态，终于在最后在人心中散布神秘的恐惧，甚至让人产生逃跑的念头，而这样一种麻木不仁的恶魔，其实也是在逆反的过程中，让卡斯托普获得了关于自己的一种知识。

一开始就像无知的人，卡斯托普就是以一种麻木不仁的感觉来到还把一年六百米的“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这是一个空气清新，接近自然的地方，它以一种高度的方式远离卡斯托普曾经的生活，当和世界分开，和生活分开，宛如一个梦，在卡斯托普的时间里变成未知的一个领域。起初就是为期三周的时间，就是去探望在山上的表哥约阿希姆，而离开故乡有条不紊的生活，以一种不断升高的方式接近这个虚无之境，对于卡斯托普来说，人生的疑问就只有一个：“他到那上边以后将生活得怎样呢？”

这儿的人对时间不在乎，这儿的人观念会得到改变，这是约阿希姆对于卡斯托普的解释，“三个星期对于他们就像一天”是将复数的时间变成了一个单数，而在山上，那许多的人，许多的故事，许多的观念，是不是也会在升高的海拔里变成另一个固定的单数？尽管约阿希姆对卡斯托普说：“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年的作用可不小，要在山下，就会带来许多的变化和进步。而我现在呢，却在这儿停步不前，恰似一潭死水——是的是的，完全像个臭水坑，这样的比喻一点也不过分……”这是一种对比，实际上，山上的世界对于已经处在其中的约阿希姆来说，变成了无法离开的束缚，变成了消磨人生的深渊。而卡斯托普的到来，所遭遇的麻木不仁，是把关于曾经，模糊的信仰、意志、爱情和生命，完全变成了成体系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又是解构意义的。

一个治疗疾病的疗养院，对于卡斯托普来说，最直接的观念冲击是关于身体疾病和死亡的。在这里的人都带着患病的身体，他们的目的是治疗，是为了让身体康复，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山庄里反而变成另一种疾病的根源，卡斯托普的身边总是传来人病逝的消息，有人刚刚死去，有人便睡在那张带着死亡气息的床，卡斯托普就是这样，“他躺上床，熄掉灯，把自己昏昏沉沉的发烧的脑袋在那个美国女人临死前睡过的枕头上。”曾经在山下的世界里，他经历过了父母的死亡，在五岁至七岁的时间里，两人相继死去，而那时的死亡对于他来说，是懵懂的，记忆最深刻的便是刻在银钵上的那些家族祖宗的名字，它们仿佛是从古老墓穴里发出的神秘声音，又好像指向了现实，与自己的生活发生着联系，甚至在这个基督教家族里，死亡反而变成了一件圣洁的事，一件有意义的事，而在幼小的童年里经历的死亡，只不过是一个存在的影子，甚至慢慢走向了圣洁的反面，因为它只牵涉到肉体和物质，“既不美，也无意义，更不神圣，就连凄凉也说不上。”

托马斯·曼：治疗疾病的德国神话

而在疗养院里，死亡是直接的，“你旁边的人死了你也全然不会察觉。棺材一大早运了来，趁你还在睡觉；运走也选择在那样的时刻，例如正当开饭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种死亡，在山上的那些人对卡斯托普注解了不同的疾病观和死亡观，意大利人塞特姆布里尼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在他那里，一切都具有了理性和启蒙的意义，死亡就像命运的深渊，它是理性闪闪发光的武器，用来对付黑暗与丑恶的势力就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和灵魂的批判，而每一种批判都意味着进步和启蒙的开始。什么是人文主义，在塞特姆布里尼看来，就是要“保持人的美丽和尊严的传统”，而疾病和死亡意味着丑恶和恐惧，何来人文的传统？塞特姆布里尼把人文主义建立在批判之上，就是要在一种对立和矛盾中找到它的意义，按照他的说法，世界正处于两大原则的争夺之中，这两大原则包括强权和正义，暴政和自由，迷信和知识，顽固、停滞和运动、进步。“两种力量中哪种终将取胜，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启蒙的力量，不断合理地趋于完善的力量。”

也就是说，文明的胜利，启蒙的力量，理性的光芒是需要在批判中寻找它的基点，需要建立它的反面，所以正是有疾病，才产生痛苦，才贬低人的意识，他反对将疾病说成是高贵的东西，反对认为疾病可以调养和护理，反对在精神上尊重疾病，所以塞特姆布里尼反对的是中世纪迷信而带来的堕落，“人文主义首先是为着捍卫人的事业、人的尘世幸以及思想自由和生活欢乐而斗争，因此认为，天空可以公平合理地让给麻雀。”所以他对于卡斯托普曾经早早接触的死亡，也是抱着一种否定的态度，因为正是那种死亡懵懂的看法变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变成了对于尘世生活粗暴、严酷的处境，甚至变成了玩世不恭，他告诫卡斯托普，看待死亡唯一健康、高尚和虔诚的方式，“就是把它理解并感觉为生的组成部分和附带现象乃至于生的神圣条件，而不是在精神上将它分开，使之对立，甚或相对地将它否定和贬低——这样的方式是健康、高尚、理性和虔诚的反面。”

人文主义踩在迷信世界之上，建立起另一种虔诚的世界观，所以死亡在他那里是生命的摇篮，是复活的母体，是尊贵的象征。塞特姆布里尼的观点却在约阿希姆那里变成对一切的攻击，因为肯定自己意味着否定一切，这是不是另一种迷信，另一种中世纪的专制？而在卡斯托普那里，对死亡的直接感受其实是带来了对于生命的恐惧，因为当初只是前来探望，到最后在这个治疗的疗养院里，他自己反而得了某种疾病。先是整天躺在床上的“水平的生活方式”，让卡斯托普难受和厌烦，而后来，他开始发烧，嘴巴里没有味道，心脏又无故乱跳，以为是不适应气候，不适应环境，不适应隔壁俄国夫妇的行径、愚蠢的施托尔太太的唠叨、走廊上马术师搅烂糨糊似的咳嗽、阿尔宾先生的高谈阔论、养病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的刺激，但是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出现了严重伤风咳嗽的征兆，额头晕乎，扁桃发痛，呼吸艰难，冷空气刺激下的连连咳嗽，甚至嗓音变得沙哑——在来到这里三个星期之后，体温计显示的是三十七度六。

本来三个星期是卡斯托普离开下山的时间，而现在反而使得自己变成了病人，宫廷顾问贝伦斯对他检查后十分肯定地说：“您在左胸上方还有一个部位声音不清，已近乎是噪音了，无疑有了新病灶——我还不想说它正在扩散，但可以肯定是处于浸润期，而您要是让它继续往下边发展，亲爱的，您那整叶肺都只好见鬼去，不管您有多大的能耐。”在塞特姆布里尼那里，疾病是复活的母体，是生命的摇篮，而在亲身感受的难受中，人文主义是不是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虚构？

所以卡斯托普开始从人文世界转向病理世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讲课的时候提到了身体和肉体，而他把欲望当成是疾病的原因，性欲冲动导致了非节制的生活，而非节制则会变成病症，“病症就是伪装起来了的性欲冲动，一切疾病都无非是变态的情欲而已。”而实际上，作为病理学的博士，他认为疾病就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爱欲是最摇摆不定和最易受到危害的一种，从根本上看倾向于迷惘和不可救药的非理性。”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对于疾病的解释似乎在卡斯托普的生活里得到了印证，他喜欢上了舒舍夫人，走近她便有了某种激动、紧张、满足和失望，而他也允许自己在欲望世界里感受一种生活之美。舒舍夫人其实对于卡斯托普来说是陌生的，她甚至还是一个没有离婚的女人，只是与丈夫分居，只是不戴戒指，甚至在疗养院里她坐相难看，随手摔门，还搓面包球，还咬手指头。

但是种种的缺点，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完全没有成为理由，这是不是意味着卡斯托普进入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所说的非节制生活，进入了欲望世界，进入了病态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对于卡斯托普来说，却是满足的，是愉悦的？宫廷顾问从生理结构来解读，似乎为卡斯托普找到了一种理由，古希腊的美男子，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和美，而这种力量和美即使变成雕塑，仍然能激发一种欲望，这是艺术的魅力，所以他绘制的关于舒舍夫人的肖像画，卡斯托普甚至闻道了那一股汗味，一种体香，“要是你忍不住把嘴唇贴上去的话，那感觉到的将不再是颜料和油脂的气味，而将是人身体的味道。”这种物化的美，在宫廷顾问的解释里，则是一种生命的原点，它产生生命，它燃烧生命，当然，它带来愉悦和兴奋，而这种愉悦和兴奋，即使变成了一种疾病，也是强调快乐，也是关于生命的放纵。

生命的原点走向的自我，所以不管是文艺的关系，医学的关系，还是机械的关系，在人的身上，都变成了人道主义的一部分，从人文主义到人道主义，似乎为卡斯托普的疾病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所谓“爱情和死亡，两者全带有肉体的性质”，他看到了生命最原初的组织与死亡，那是有机物产生无机物的方式，那是死亡和腐朽与生命、生殖、能量的交织，而他对舒舍夫人的想象中，带着的是她的骨骼和内部器官的X光透视图。而当卡斯托普终于向舒舍夫人表达了爱，“就是我对你的爱，是的是的，就是从我眼睛看见你的一刻起，我就爱上了你，或者更准确地说，从我认清你的一刻起，从我认出你的刻起——吱你，把我领到了这山上……”在忧郁和屈辱一扫而空的情况下，他的体温又往上窜，升高到了三十八度。

越来越走向疾病，越来越陷于矛盾，而在人文主义、病理学之外，纳夫塔，这个深谙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犹太人、耶稣会士，则更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观点，在他看来，世界就是二元论的，物质世界之外就一定是精神的统治，“您赋予个体以物质性，把事物的本质从一般中分裂出来，变成单个现象，从而使世界脱离与最高理念任何形式的融为一体，世界便排除了上帝，对上帝成了超验的存在。”带着上帝的影子来俯视一切众生，不管是在床铺上，还是在战争中，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权威，离不开意志，离不开国家，”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系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甚至所谓的道德，也必须在这样一种意志中体现上帝的旨意，中世纪治病救人中为了让自己染上疾病，他们要亲吻麻风病人，要让自己长出脓疮，“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还是一种反宗教？这是一种信仰还是一种邪恶？所以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的观点就是一种对立，塞特姆布里尼说，“疾病是非人性的。”而纳夫塔立即反驳说：“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对人道主义的否定，强调权威和意志，是不是走向的是一种极端的战争状态？所以实际上在不同的观点中，卡斯托普需要的并不是将所有一切都变成自己的知识，变成自己的信仰，卡斯托普第一次产生了质疑，第一次看见了矛盾，那就是生活和信仰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带来的是偶然性和永恒性的矛盾，就如他本来是希望在三个星期之后离开魔山，而现在却已经足足呆了七年，是谁改变了这一切？疾病？欲望？知识？还是时间本身？

所以那种本来是过去完成时的状态，现在却完全变成了现在进行时，时间就像这座魔山一样，制造的是一个神话，“时间是什么？是一个谜——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威力无比，是现象世界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一种运动，一种与物体的空间存在和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时间带来的是“产生效果”，它似乎在永恒和无穷中将个体变成它的一部分，山上的夏季可以下雪，四季可以省略，舒舍夫人可以离去，卡斯托普所体验到的时间真的把自己变成了虚无，所以在卡斯托普的自我意识里，终于开始了对于时间的对抗，而对于时间的对抗就是对于虚无，对于知识，甚至对于理性的怀疑。

这种怀疑在卡斯托普那里，是一个词：执政。执政是他在这风景优雅的隐退之所进行的严肃的思维活动，是使他面对生命的最高创造，是在他内心深处生出了荣誉感的现实。走出疗养院，迎接暴风雪，体验一种迷途的感觉，以及迷途之后重新回来的激情，他看见了从未见过的大海，见到了雕像，见到了梦境，“从根本上讲，我一直清楚这是个梦，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树木繁茂的园子和滋润的空气，以及接下去的美好景象与可怕情景，我几乎全都预先知道。”即使是如虚无的梦境，对于卡斯托普莱说，也是一次走向真正自我体验的生命状态，走向真正矛盾的现实体验：“也就是说，人比矛盾冲突更加高贵，比死也更高贵，对于死来说太高贵了。”这便是心灵的虔诚信仰，便是生命中的那首诗，便是善良和仁爱，便是忘掉了自己的时间——“卡斯托普已经压根儿不再搞得清楚，自己到底多大年纪啦！”

表哥约阿希姆走出魔山寻找生命之路，而回来之后却在疾病中死去，纳夫塔也在魔山之上在疯狂的二元论中死去，而塞特姆布里尼在丧失了矛盾的论者之后也一蹶不振，而卡斯托普在度过了超出预想的整整七年之后，也终于打开了生命的符码，爱情不是暧昧的吻，身体不是虚无的死亡，风雪的体验是重新找到了信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晴天霹雳，让我们怀着一些敬畏讲吧，它震撼了这个世界的根基；但对我们来说，这霹雳也炸开了魔山，把那长睡七年之久的年轻人一下子摔到了大门外面。”是的，他要离开，离开自我封闭，离开“水平的生活方式”，离开虚弱和疾病，离开没完没了的知识阐述，离开人文主义和虚无主义，离开海拔一千六百米的隔绝，走向一种个人和民族的新生：“从这死神的世界节日里，从这燃烧在雨夜黑暗天空下的狂热里，什么时候是不是也能产生出爱呢？”

	编号：C42·2160121·1254
	作者：【印度】阿兰达蒂·洛伊 著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定价：45.00元亚马逊33.50元
	ISBN：9787532152377
	页数：342页

或许阿慕、艾斯沙和她都是最糟糕的逾越者。但不只是他们，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打破了规则，都闯入禁区，都擅改了那些规定谁应该被爱、如何被爱，以及得到多少爱的律法，那些使祖母成为祖母、舅舅成为舅舅、母亲成为母亲、表姐成为表姐、果酱成为果酱、果冻成为果冻的律法。
——《1 天堂果菜腌制厂》

在打破规则之前，在闯入禁区之前，谁成为谁是一种必须的状态，是一种不容逾越的律法：谁应该命名那一只蛾？谁会在白人面前摇尾乞怜？谁是资产阶级阴谋的爪牙？谁应该没有“法律地位”？谁的名字写在那萨勒修院的黑名单上？谁拿着橘子饮料和柠檬饮料而呕吐？谁又注定是旧世界的帕拉凡？谁从来不允许进入“黑暗之心”？甚至，谁应该拥有宏大的梦想而成为大人物，谁必须只有渺小的梦想而成为小人物？大人物是拉尔田，小人物是蒙巴提，大人物是灯笼，小人物是油烛，大人物是闪光灯，小人物是地铁站，可是当大人物和小人物都从母亲的阴道里游出来的时候，那相差18分钟的时间意味着“他们”不再是他们，意味着他们必须害羞，必须躲避，必须堕落，就像米那夏尔河在三分之一的熟悉和三分之二的陌生里，只出现一艘被禁止的船。

“双胞胎不许上船。”和那个谁成为谁的必须一样，否定状态的“不许”也是一种禁忌，即使搅拌浓稠的果酱，即使有最妥当的准备，即使想要自由的划船，那禁令的后面也是漆黑的夜晚，也是怪异的丛林，也是暴雨风欲来的恐怖，也是动物成双成对排成一行的警告，也是历史之屋不再被打开的历史，那条河不是曾经的河，不是未来的河，只是现在的河，所以一切的有用，一切的钓鱼，一切的沉默，一切的等待，一切的观察，以及敬意和顺从，都变成了三分之二的寓言，在18分钟的间隔里，仿佛历史就只剩下谁应该被爱的规则，就只剩下母亲成为母亲的律法，就只剩下“双胞胎不许上船”的禁令。

隔开了时间，隔开了性别，也隔开了必须和不许，异卵双胞胎艾斯沙瑞海儿仿佛就是关于命运的一种隐喻，起初他们认为在一起时，他们是“我”，分开时，他们是“我们”，“仿佛他们是罕见的一对暹罗双胞胎，身体分开，但本性却相连。”相连是一种开始，而分开是一种结束，也就是说，从我开始，从我们结束，从个体开始，从集合结束，但是当苏菲默尔在9岁时的那个葬礼之后，分开的他们却依旧是“我”，那藏在更深入、更隐秘地方的混淆剥夺了他们称作“我们”的集合，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流浪和逃离，艾斯沙的控告和抗议变成了沉默，变成了夏眠或冬眠，变成了永远不变的干季，变成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漫步，而瑞海尔却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从那萨勒修院的黑名单到因堕落而开除，到就读建筑学院时走入和赖瑞的婚姻。一切的流浪都是以“我”的名义开始的，他们不再是从一个母亲的阴道里游出，他们不再是结合为一体的“我们”，他们不再是可以爱和被爱的大人物或小人物，即使在23年后被送回来，他们站在米那夏尔河的那条船上，也只是接受了一种“不许”的生活。

是的，当河流缩小，他们长大，当稻米更多，河流却不断牺牲：“河流曾经具有唤起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但是现在，它的牙齿被拔去了，它的精神耗尽了，它只是一条将恶臭的垃圾送往大海的迟钝、多泥的绿色带状草地。”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其实没有根本的界线，就像他们的命运一起推向23年后的隔离，也依然会看见一个鬼魅的骷髅——没有牙齿，只剩了窟窿，以一只从医院病床举起的瘫软的手迎接她。异卵双胞胎，男人和女人，在“我们”之外是不是必须有一个“我”？就像被世界抛弃的卡那，只有大麻才能让他兴奋，就像由男人扮演的康蒂，“一个因经年累月扮演女人而长出乳房的男人”，在相异的世界里，他们提供了一种标本，却也制造了一种寓言，就像玛格丽特克加玛听到的那样：“彼特和史都华。彼特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史都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大人物和小人物，疯狂的行走和永远的漂流，扮演女人的男人，以及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都是“我们”的一部分，却注定最后变成一个无法逃脱命运的“我”，“他们一起走回家，他和她，我们。”其实是一种理想形态，是关于母亲之爱的延伸，可是在那个煎蛋饼的共产党员皮莱看来，发疯和离婚，甚至不孕，都是因为祖先的资产阶级的堕落。这是对于母亲阿慕的惩罚？还是因为外祖父帕帕奇的专断？或者是恰克对于英式生活的追逐？当大英帝国昆虫学家帕帕奇发现自己的蛾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时候，他的女儿阿慕就成了一个异类，男性沙文主义在帕帕奇身上的体现就是面对白人的摇尾乞怜，就是对于儿子送到英国深造的私心，那一只蛾其实从来没有名字，它不是飞翔在荣誉的殿堂里，它只是一只随时可以被取消名分的昆虫。当阿慕嫁给了那个男人，当阿慕和丈夫离婚，一切的诅咒和惩罚就降临到她身上，恰克说，她没有法律地位，玛玛奇说，她制造了罪孽，姑姑宝宝克加玛说，他们注定是“没有父亲的流浪儿”——“更糟的是，他们是半个印度教徒，是杂种，没有一个有自尊的叙利亚正教教徒愿意和他们结婚。”异卵双胞胎，就变成了一种堕落的象征，而艾斯沙的流浪，海瑞尔的离婚就是这种堕落的体现。

阿兰达蒂·洛伊：向三分之一的河流致敬

甚至疯狂，都是这个堕落家族必须受到的惩罚，帕蒂儿姑姑曾经在六十五岁时开始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在河边奔跑，还对着鱼儿歌唱；桑比舅舅曾经每天早上用一根钩针在他的粪便里，搜寻他几年前吞下肚子的一颗金牙；而慕沙全医生必须让人将他装在袋子里，带他离开他自己的婚礼……“阿慕一阿慕·伊培——嫁给一个孟加拉人，发疯了。年纪轻轻就死了，死在某处的一个便宜的旅馆里。”这也成为对于阿慕命运的一种解读。可是疯狂当作为一种家族的遗传的时候，那种惩罚就缺少了悲剧性，仿佛就是上天的安排，就是命运的归宿，就是“使祖母成为祖母、舅舅成为舅舅、母亲成为母亲、表姐成为表姐、果酱成为果酱、果冻成为果冻的律法”，自然而然，不容篡改。

可是在阿慕这个女人之外呢？身为大英帝国昆虫学家的外祖父帕帕奇开着普利茅斯，“像蜘蛛一样地织他那张可憎的网”，他在访客面前，迷人而彬彬有礼，如果访客是白人，他几乎要向他们摇尾乞怜。宝宝克加玛在卫星电视节目中实现统辖世界的梦想，那里有金发女郎，有战争，有饥荒，有橄榄球，有性，有音乐，有军事政变，“它们都搭着同一列车到来，一起解开行李，待在同一家旅馆里。”世界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方式存在，也允许以另一种自由的方式发展，渴望和有着权势的慕利冈神父在一起，她总是夜复一夜年复一年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爱你我爱你。”

恰克呢？从印度到英国，对于他来说，是父亲沙文主义的继承，也是在寻找另一只被命名的蛾，玛格丽特克加玛嫁给恰克，是不是也是在寻找一只蛾？父亲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只是因为恰克是印度人，是狡猾而不可靠的人，他们结婚，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双重世界里，编织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一种逃离的方法，恰克的逃离是对于身为印度人身份的逃离，而玛格丽特克加玛则是要从狭窄的到过寻找一个“广大、夸张的空间”——“对于恰克的爱，事实上只是她在试探性地、胆怯地接受自己。”而当她再次遇见那个稳重、没有负债和瘦削的乔的时候，她又一次找到了逃离的机会，而恰克变成了那一只从不命名的蛾。

不命名的蛾，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生命，遇见乔的时候玛格丽特克加玛已经怀孕，所以生下来的苏菲默尔就像抹除不掉的记忆，不仅将过去融进生命里，也将未来带了进来，即使在苏菲默尔来到陌生的印度阿耶门连，当被问及“这世上你最爱谁”的时候，苏菲默尔仍然回答是“乔”——“我的爸爸。他在两个月前死了，我们来这儿是想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这是自由的印度？这是多元的印度？这是像皮莱一样从煎蛋卷的人变成共产主义者迎来解放的印度？当印刷厂的旗帜变得老旧，当革命变成一种口号，当以共产党的名义开始对帕拉凡进行侮辱的时候，那个流着三分之一熟悉和三分之二陌生的河流，到底应该接纳谁，应该拒绝谁？应该惩罚谁，应该维护谁？

河流总是呈现出一种归向大海的欲望，那是它最后的归宿，即使河流变小，即使河岸有垃圾，即使不允许有双胞胎上船，河流总是向着大海的方向，而在河流之上的阿慕、异卵双胞胎、苏菲默尔、帕拉凡维鲁沙呢？他们是不是必须表现出敬意和顺从？可是苏菲默尔却死在水里，小小的拳头握住一个银色的顶针，她成了一个忘了如何游泳的海绵状美人鱼，正是从苏菲默尔的死，阿慕才感觉到了被改变河流具有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我杀死了他。”这是阿慕的悲伤，或者那一个背叛的故事，那一个追求自由的故事不曾发生，或者那一间黑暗之心的屋子他们不曾经过，那么一切是不是都不会发生？而苏菲默尔走进不熟悉的印度，走进不熟悉的河流，仿佛就是被自己的葬礼杀死，“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也像是被祖先的某种堕落埋葬，“赐给我们的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这是她墓碑上的名字，可是那道阳光曾经照耀过阿慕，照耀过艾斯沙和海瑞尔，照耀过帕拉凡维鲁沙？

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永远是处在被遗弃世界里的“我”，就像维鲁沙，也是在被命名的祖先故事里成为那一个“我”，成为被“不许”的禁忌命令的人，他们是旧世界的帕拉凡，“在玛玛奇的那个时代，帕拉凡和其他贱民一样，被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被禁止用衣物遮盖上半身，被禁止携带雨伞。说话时，他们必须用手遮住嘴，不让他们被污染的气息喷向与他们说话的人。”这是“倒着爬”的日子，即使维鲁沙成为共产党员，即使成为纳萨尔派分子，也会被玛玛奇所鄙视，也会被皮莱所诅咒，也会被社会所抛弃，就如维鲁沙的父亲维里亚巴本所说，白人的恶魔已进入他们的灵魂里，黑暗之心已经开始对他们报复。

但是报复之前，阿慕真的看见了从维鲁沙身上折射出的那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一个被诅咒的离婚女人，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女人，一个生下了杂种的女人，在她面前的不是被惩罚的男人，不是丧失名誉的男人，而是一个失落之神，一个微物之神，“那个快活的独臂人，那个皮肤有咸味、一边的肩膀像悬崖般突然终止的男人，从参差不齐的海滩阴影中出现，并向她走来。”是的，在这个海水是黑色的时代，在这个蛾点燃了天空却没有月亮的时代，在这个被爱弄得疼痛的时代，他曾经出现在阿慕的梦中，他没有在沙滩上留下足印，没有在水中留下涟漪，没有在镜中留下映像。却在她的身体里留下了那一种河流的味道，母体的味道，父亲的味道，爱的味道，所以当他们在河流之侧拥抱的时候，“阿慕伸出舌头，尝那味道，舔他喉咙的凹处，舔他的耳垂。”身体和身体，合在了一起，阿慕“以她整个生物机能渴望他”。

返回到身体本身，返回到生物机能，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也是异卵双胞胎的一种隐喻，他们是在偶然的机会中邂逅的陌生人，他们就是在生命开始之前，他们就相识了，他们是“我们”，他们在三十一岁的时候亲历了葬礼，却也在死亡中开始了新生。阿慕在几项罪名中死去，维鲁沙被果塔延的警察打死，在河流中，他们没有抵达大海，他们在不许的双胞胎船只中结合成一个“我”，而死亡对于这一个时代来说，无非是一章被改写的历史，它在黑暗之心那里变成关于白与黑，关于男人和女人，关于权力和奴役的一个隐性历史：“在那儿，在以后几年，即将到来的“恐怖”将被埋在浅浅的坟墓里，隐藏在旅馆厨子的快乐哼唱声下，隐藏在老共产党员的低声下气之下，隐藏在舞台的缓慢死亡之下，隐藏在富有的观光客来此玩赏的历史之下。”

但是被他们看见了，被艾斯沙和海瑞尔看见了，他们是他们，他们是我们，他们是相差18分钟的生命，他们是躺在一起的结合，他们也揭开了那个夜晚关于死亡和罪恶的历史：“组织、秩序、完全的独占。那是伪装成上帝旨意的人类历史，向未成年的观众揭露的人类历史。”终于成为逾越者，终于打破了规则和律法，终于在河流之外成为一条鱼，“鱼以破碎的玻璃为食。”它不是在祈求自由，不是在追求公平，不是在寻找地位，它只是在那个叫做明天的地方，希望看见那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那是在她内心与她战斗的东西，一种不能混合的混合——母性的无限温柔和人体炸弹式的不顾一切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