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集释

编号:S23·2210319·1739
作者:隋树森 集释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20年07月第1版
定价:24.00元当当18.90元
ISBN:9787101145182
页数:100页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选辑,由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是在汉代汉族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言诗,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和彷徨失意,思想消极,情调低沉,但它的艺术成就却很高,长于抒情,善用事物来烘托,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上承《诗经》,下开建安魏晋诗风,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抒发了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全诗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锺嵘亦称其“惊心动魄,几乎可谓一字千金”。致力于《古诗十九首》的研究者代不乏人,撰述层出,而总其大成之作,当推隋树森先生之《古诗十九首集释》,是书分考释、笺注、汇解、评论四卷,全方位地揭示了《古诗十九首》的文献与文学价值。巧,将各样的文类和创作模式融入诗歌,把诗歌重新表现为情感、理性、哲学、政治和历史。


《古诗十九首集释》:实五言之冠冕也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
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
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
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庭中有奇树》

奇树发绿叶,是欣然一片;攀条折其荣,是颓然一场;馨香盈怀袖,是决然之心;但感别经时,却是徒然之举……思念初如绿叶发华滋,盈盈而现,却不想路远而不致,只能感怀所谓的珍贵,只不过是曾经拥有——花开花落,叶茂叶疏,情深意切最终成落花流水。

《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九首,谭元春评价说:“气质从三百篇炼来。”方廷珪曰:“此篇是交而不忘远者,诗意自明。”“交而不忘远者”,是原因,也是结果,故悲怨,故无奈,人生苦短,如手中攀下的鲜花,无法达到时间的远处,最后只是“但感别经时”的喟叹,如温庭筠在《望江南》中所写:“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洲。”如白居易在《后宫词》中所言:“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如《红楼梦·葬花吟》中所叹:“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气质从三百篇炼来,是一种继承,而“交而不忘远者”最后却是“但感别经时”——这是不是就是《古诗十九首》这棵五言诗的“奇树”命运写照?隋树森集释《古诗十九首》,就是集合了古今文人对“十九首”这棵奇树的观点评价,包括考证、笺注、汇解和评论四部分,他在《序》中说:“古诗十九首便是这五言新体诗的星宿海。它一方面继承了诗三百篇,一方面又开了建安魏晋的五言诗的风气。它的艺术价值也到了纯熟的境界,它既有完整优美的外形,复有丰富充实的内容,而表现的方法,特具的风味,更是妙得难以用言语形容出来。”他认为,虽然只有十九首,但抵得上后来无数的篇什,历代对其赞誉有之,在“评论”中他就选取了历代文选中对《古诗十九首》这棵奇树的相关评论。

锺嵘在《诗品》中评价说:“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清音独远,悲夫!”古诗,或哀怨,或惊艳,或悲愤,而古诗十九首“一字千金”,隋树森说这“绝不是过分推崇之语”;将其拔高到一种俯视状态的还有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﨤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诗“直而不野”,是情绪收放自如的一种表现,当它达到“五言之冠冕”的高度,当然是一种奇绝之现象。王夫之也认为,“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诗三百篇而下,惟十九首能然。”而金圣叹在《古诗解》中说它是“韵言之宗”,“以锦心绣手至此,犹不屑将姓名留天地间,即此一念,愧杀予属东涂西抹多矣。夫此念乃古人锦绣根本也。”

释皎然、陈绎曾、沈德潜、王国维也各自对“古诗十九首”的创作风格进行了评价,释皎然在《诗式》中说:“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陈绎曾则在《诗谱》中说:“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论至情。”而王世贞则认为:“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沈德潜在《古诗源》中也说到了情的把握:“言情不尽,其情乃长,后人患在好尽耳。读十九首,应有会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重点分析了“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生年不满百”等诗中的真情:“‘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评价”部分是对《古诗十九首》的历史地位而言的,而“汇解”部分则辑录了《古诗十九首》的诸家之说,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吴淇古诗十九首定论、张庚古诗十九首解、姜任修古诗十九首绎、朱筠古诗十九首说、张玉穀古诗十九首赏析、方东树论古诗十九首、饶学斌古诗十九首详解等篇,“时或不同,迂曲之论,亦复多有,然作者体昧诗意,揭发奥蕴,善言可取者,却也不少;何况诗无达诂,只要言之成理,我们都不妨一读。”这一部分可以和隋树森的“考证”结合在一起,重点在于考察诗集产生的时代和作者。历代对十九首的年代和作者各有纷说,认为诗作是东汉以来的作品,大约有六大理由,《文心雕龙》中说是“六朝时人”:“西京遗翰,莫见五言,故十九首非西汉作品。”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十九首用字有触西汉皇帝讳者,故非西汉人作”,朱彝尊在《玉台新咏跋》中则认为:“十九首中有櫽括乐府而成者,故非西汉人作。”徐中舒在研究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中认为,诗中的“促织”不见于尔雅、方言等书,却在汉末的纬书中出现,所以认为十九首非西汉人所作;他还认为,西汉有“代马”“飞鸟”对举的成语,东汉则有“胡马”“越燕”对举,“优马”“越鸟”对举,都较为工稳,而十九首中有“胡马”“越燕”之对,“其非稀罕人手笔可知”;胡怀琛则对“青青陵上柏”中的“洛”存疑,他认为,汉于五行属火,忌水,故改“洛”为“雒”,魏属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又复原字,“据此则‘洛’字为两汉人所讳,不应用,而古诗有‘游戏宛与洛’,可知此诗必作于汉魏间也。”

隋树森列举这六种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怀疑五言诗产生时代的旧说,都引用了刘勰的说法:“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隋树森认为,刘勰说的“辞人遗翰,莫见五言”,十九首是无名氏的作品,并非出于辞人;其次,刘勰他自己是认为五言诗在西汉已经产生了的,所以他还有“古诗佳丽,……比采而推,西汉之作也”的话。相同的观点还有《昭明文选》中“失其姓氏”把它放在苏李诗歌之上,锺嵘在《诗品》中说“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李善文选考注说“辞兼东都,非尽是乘”,隋树森认为,这都是把十九首看成是汉诗或认为西汉之诗的,他认为,“古诗十九首非一时的产物,是很明显的;既非一时的产物,当然也就非一人所作了。”

隋树森的观点在“汇解”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非一时之作、非一人之作是普遍的观点,刘履在《古诗十九首旨意》中说:“盖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词,逮或得其实者也。蔡宽夫亦尝辨之,今姑依照塑编次云。”吴淇在《古诗十九首定论》中认为这是“汉人选汉诗”,是“一切诸选之始”,是“一代之诗”“一代之专体”,“十九首不出于一手,作于一时,要皆臣不得于君而托意于夫妇朋友,深合风人之旨。”方东树在《论古诗十九首》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一字千金惊心动魄处,冷水浇背卓然一惊处。此皆昔人甘苦论定之言,必真解了证悟始得力。”朱筠口授、徐昆笔述的《古诗十九首说》中也认为,“十九首包涵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道理,莫不毕该,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诠,此所以独高千古也。”在“序”中徐昆认为,“十九首,诗学之权衡也。上承三百,下启千百代,得其意一以贯之矣。”钱大昕在“序”中则认为,“古诗十九首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时,自昭明叙其次第,登之文选,论五言者,咸以是为圭臬,不可增减,不能移易。”

非一时之作,非一人所作,姜任修在《古诗十九首绎序》中认为,“十九首”“乃举所集之成数”,“间或相因类及,而他人有心,不尽同调,统以论次第篇法,则固矣”;而所谓的“古”,是对于今体而言,以前的作者也自题为古歌、古绝句,“以其音节神气,是古非今。”而不是因为“古”的定格而刻板行之。包括蔡絛西清诗话云“十九首非一人之辞”,沈德潜说诗晬语云“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人之作,便使得五言诗有了更宽泛的时代背景,也使其成为民间诗体的一种代表,“这大概是因为五言体起于民间,歌谣乐府用得较多,而一般人多轻视它,所以辞人文士或不肯采用,或试作而不署其名的缘故。”这正是说出了《古诗十九首》民间性、草根性的特点。

它们“一字千金”,它们是“五言之冠冕”,它们“独高千古”,它们是“一代之诗”,它们是五言圭臬,而具体到这十九首诗,各有特色,而很多诗评人似乎更多从“不得志”主题来解读。比如《行行重行行》,是“相去万馀里”的分离,是“道路阻且长”的艰难,是“相去日已远”的无奈,陆时雍评价说:“一句一情,一情一转。‘行行重行行’,衷何绻也。‘与君生别离’,情何惨也。‘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神何悴也。‘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怨何温也。‘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前为废食,今乃加餐,亦无奈而白宽云耳。‘衣带日已缓,一语,韵甚。‘浮云蔽白日’,意有所指,此诗人所为善怨。”这一首“含情之妙”的诗,陈祚明认为:“用意曲尽,创语新警。”而邵长蘅认为:“怨而不怒,见于加餐一结。忠信见疑,往往如此。”怨而不怒和忠信见疑似乎将其置于政治层面,姚鼐更是认为“此被谗之旨”。《迢迢牵牛星》一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叠词之妙与《青青河畔草》异曲同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粧,纤纤出素手。”严羽认为,这首诗一连六句都用叠字,“今人必以为句法重复之甚,古诗正不当以此论之也。”而陈祚明认为:“叠字生动;当窗出手,讽刺显然。”同样是叠字,李因笃认为“迢迢牵牛星”是“写无情之星,如人间好合绸缪,语语认真,语语神化,直追南雅矣”,而姚鼐还是认为,这首诗是写“近臣不得志之作”,张琦也认为:“忠臣见疏于君之辞。”

《青青陵上柏》感叹的是“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列子曰:“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在生人为行人的匆忙中,是“斗酒相娱乐”的放纵,是“游戏宛与洛”的游戏,是“两宫遥相望”的隔阂,最后是“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的疑问,孙鑛认为:“形容洛中富盛处,语不多而苍劲浓至,绝可玩味。鲍明远咏史从此来。”陈祚明明确指出:“此失志之士,强用自慰也。”姚鼐也是一句话评价说:“此忧乱之诗。”《今日良宴会》中有“轗轲长苦辛”一句,刘履曰:“轗轲,车行不利也,故人不得志亦谓之轗轲。”李因笃认为:“与青青陵柏篇感寄略同,而厥怀弥愤。”姚鼐则认为:“此似劝实讽,所谓谬悠其词也。”

而《古诗十九首》中大部分诗歌被理解为忧思之作,是相思之苦,《西北有高楼》是“此伤知己之难遇,思远引而去(姚鼐语)”;《涉江采芙蓉》是“思友怀乡,寄情兰芷,离骚数千言,括之略尽(李因笃语)”;《冉冉孤生竹》是“全不疑其薄,相思中极敦厚之言,然愁苦在此(谭元春语)”;《凛凛岁云暮》是“空闺思归,曲尽其情(李因笃语)”;是《明月何皎皎》“隐隐衷,淡淡语,读之寂历自恢(陆时雍语)”……或是“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的哀叹,或是“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的疑问,或是“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的怃然,或是“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的转折,其中有深意,其中有真情,如陈绎曾在《诗谱》中所说:“古诗十九首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论至情。”

所谓对“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之义的解读,也是《古诗十九首》被按入时代的一种隐喻,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认为:“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而当这棵“庭中有奇树”最终在“路远莫致之”中成为一袖的遗憾,发出的也许只有“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的感慨和无奈。

门槛·沙

编号:S38·2210319·1738
作者:【法】埃德蒙·雅贝斯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9年11月第1版
定价:78.00元当当38.60元
ISBN:9787559806512
页数:776页

《门槛·沙》为法国著名诗人、学者埃德蒙·雅贝斯1943-1988年诗全集。雅贝斯运用片段暗示总体的方法以及马赛克式的诗歌技巧,将各样的文类和创作模式融入诗歌,把诗歌重新表现为情感、理性、哲学、政治和历史复杂的统一体,挑战了诗歌的构成观念,为后现代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他的诗歌影响了整整一代法国当代诗人,也影响了莫里斯·布朗肖、雅克·德里达和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等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加布里埃尔·布努尔在序言中说:“埃德蒙·雅贝斯的作品中,诗之意愿承担起了全部生命的意义与心灵的承诺。对他而言,生活若无诗意,就失去了目标,丧失了空间,断绝了出路,没有了空气,缺少了平静。在他看来,只有经由我们的“语词处理器”生成这些文字后,现实才有价值,才可信。但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正是这位语词魔术师一样的诗人在其指尖上“呼唤”、召集和驱使着这些由字母组成的字词,正是他让这些字词振翅翱翔。


《门槛·沙》:我们因自己的手而死

在血中,它们口授,我写。
——《黑盐》

我写,写出一句话,写出一首诗,写出一本书,写出苦难与罪恶,写下死亡与毁灭,但是,当“它们口授”而我写的时候,它们是幕后的书写者,而我所写无非是一种奴役——是对于奴役本身的书写,也是让书写变成了奴役:在奴役的世界里,“监狱浮在了水上”,渔夫只是在夜间出没于干涸的湖面;在奴役的世界里,语词变成了食物,甚至,“另一些,是排泄物”;在奴役的世界里,“猫头鹰供奉双眼予死亡”,荒漠里的影子成为生命的同义词;在奴役的世界里,“墙制住了太阳”,何处是白天?

“我写”的诗人在加固河岸,在修筑堤坝,但是最后依然被诗歌的洪水冲垮,在这一种被奴役的书写中,“它们”是谁?为什么要在它们的口授中“我写”?“它们”是被狗包围的鸟儿,是死亡的笑声中擦伤的狗,是在断头台上蹭破的鸟,最好“它们”制造了血,或者成为血本身,于是,书写“在血中”完成,而“我写”终于成为了“活在切掉了喙的鸟群”中的一种存在——“我写”,在血中书写,由口授而书写,在排泄物的语词,垮塌的书,漂浮的监狱中,成为无声的象征。这是埃德蒙·雅贝斯《语词留痕》中制造的《黑盐》,“我写”的语词成为一粒粒散落的“黑盐”,而在这一辑诗歌里,语词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而在语词扩展的世界里,一切都成为血的象征物。

语词是一盏灯,但是无力挣脱如同飞蛾扑火,最后是“一条死路”;语词是门的护卫,但它只不过是口令,是咒语;语词是“未完成句子末尾的墨迹”,生命在延续,只是一种空无……窒息的语词里有死去的肉身,“追寻它时,它化作了我的声音,我徒然烦扰自己而已。”留痕而已,所以当言说自身,“陷诗于尴尬之地。”于是,眼睛在沉默中制造图像,耳朵在沉默中制造声音,诗歌只是迷恋上了自身,无处可逃的“逃生门”是另一种封闭。但是,对于雅贝斯来说,“陷诗于尴尬之地”的语词,正是因为留痕,所以在寻找着自己,或者他将这种寻找看成是“语词选择诗人”的主动性行为,语词在沉默中为诗人留下了一个位置,诗人何在?

“长久身处异国,诗人用起诗歌来,像个译者。”这是雅贝斯在《图景》中发出的无奈,诗人在异国,就是被语词的沉默隔开了那扇门,即使语词在寻找着诗人,当作为异乡人的诗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他也只是一个“译者”,这和“它们口授,我写”的境遇有何不同?而实际上,在语词选择诗人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雅贝斯的书写被划分为两种状态,两个阶段——《门槛》和《沙》这两部分可以看成是最表象的不同阶段,从被命名的“门槛”和“沙”的意象上来说,它们指向的是封闭和流动,指向的是奴役和自由。但是,对于雅贝斯来说,他的真正被分隔的是译者和诗人的两种身份,是“它们口授,我写”的被动和真正“我写”的主动——那一扇门该如何开启?那一个诗人该如何出现?那一首诗歌该如何书写?

“越过这一道门槛。/这最初的哀伤啊。”在《门槛》卷的题辞上,雅贝斯透出的是无法越过门槛的无奈和越过了门槛的哀伤,当门槛成为一种禁行的标志,无奈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跨过去了缘何成为了一种哀伤?从埃及到法国,对于雅贝斯来说,并不仅仅是“祖国”的改变和身份的变幻,更重要的是看见了沉默。在沉默之前,有献给在开罗结婚的妻子阿莱特的《我构筑我的家园》,引用《唐吉坷德》的那句话,“要把她指给你们看,才能让你们承认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吗?不管你们是否见过她,重要的是你们必须相信她,承认她,肯定她,并向她发誓和保护她。”他是在书写着一种可以保护的爱,“从井中汲水。给/渴片刻/纾解;予手/施救的机会。”1955年的《井水》是这种爱的表达,因为“我”是存在的:“我是。我曾是。连接点,/野兽们的长卷宗。/我看见,将看见。树的/信念在果实中。”在一个跨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我”面前,世界诞生前的忧虑,世界出现后的四季,都如同那井水,可以解渴,可以洗手,可以洗脸,所以,那时候的书写,“词语比符号命长。/风景比墨水久远。”

但是,井水不是海水,井如同某种门槛的存在,所谓“构筑我的家园”的预想其实是雅贝斯想要离开井的世界,“钟寻找神谕”是启开了一个向外的世界,在这已经离开和尚未达到的中间地带,雅贝斯看到了“无主之地”的沉迷,看到了“拐进岔道的人”,看见了“缺席的场域”,“但时间仍有待降生,在边境时刻当那沙漠之隼统治着无数惊恐的眼睛。”甚至所寻找的神谕本身也可能是最初面临的“我写”的寓言,在时间“仍有待降生”的“前时间”状态中,雅贝斯在《为食人妖的盛筵而歌》中进入到了“前语词”的歌者时代:为我故乡一头死去的驴子而歌、为灰烬的三个注释而歌、为一位秘密的恋人而歌、为一片应许之地而歌、为七条鱼的女王而歌、三头红象之歌、为此地的三个疯女和三个疯男而歌……歌里是“黑色之王”,“这便是黑色之王马拉库/悲惨的故事,/他的心头/蹲踞三个哭泣的幽灵。”歌里是“惊愕的死者”,“我们曾是三个幽灵/无唇,无颈/因为缺梦/笑声掖在/腋下。”歌里是死去的女人,“窗后,花园的哀伤之窗,/有过,有过,/有过一个死去的女人/为清晨加冕。”歌里是“内心遭受磨难的修女”,“当人们撕开她的袍子,发现安娜嬷嬷浑身是血。人们摘去她胸的花瓣。她赤裸着祈祷,她的唇已死。而她交叉的双手,两只鸽子。”

为食人妖的盛筵而歌,那是噩梦般的传说,那是黑色的神话,那是和罪有关的宗教,“食人妖,好胃口,把四周吃出一片空。入夜了。世界被啃得没了形状。快点儿,闭上眼。食人妖不吃酣眠的人。(《为你合上的眼睑而歌》)”避开食人妖,只能成为合上眼睑的人,于是酣眠的幸存者成为了最后的犹太孩子:“在失去的乐园那饱受摧残的躯体上/绽放出一枝玫瑰,绽放出一只/我再也攥不住的玫瑰之手。/死之骑手掳走了我。/我生来就为爱他们。”手再也无法摘下夜晚的星星,再也无法解救城堡里的公主,再也不能用玫瑰守候。这一种“前语词”的歌者时代,这一种“前时间”的书写,对于雅贝斯来说,是某种被激活的记忆,“……因为在独自忍受不幸与死亡的最血腥的时刻,或许会有一支与童年紧紧相连的歌。”而童年的记忆之外,“前语词”的歌者和“前时间”的书写,并没有停止,雅贝斯面临的是一个“无人”的无名状态中。

无人,“只有翅膀击打出的铜”,无人,“只有艰辛之金属的霜”,无人,“只有匿迹幽灵的帝国”,无人,“只有被囚禁的夜哀鸣”……当我讲说着你挺立在草地前端的胸,讲说着“你沉睡乳房清澈的水”,讲说着“你的神秘双眼之镜子”,讲说着“所有那些绝望的守卫”,而你“你不存在你从未存在过”,在无人之中,讲说的“我”变成了“讲说我除了语词永不会认识的人”,讲说而无人,讲说而无声,在没有对位的世界里,书写就是一种无名的状态,“因为我的爱/因为我的爱的炫目丝线/今夜被抛到世界上(《水底》)”爱之无人,爱之无语,爱之无名,《我街区的三个姑娘》便成为另一种“独自忍受不幸与死亡的最血腥的时刻”:

我街区的三个姑娘把她们的未婚夫丢给了不幸;三声大笑,三颗任性的星星。再无大地之心的消息。我街区的三个姑娘更名改姓;她们的额头在黑夜里燃烧。三个消防员、三个潜水者、三个发狂的情人寻找他们的未婚妻。这事感动了鱼和鸟,因为爱无处不在。三头牛、三块砾石、三个窟窿阻塞了道路。有人沿街拍打熟悉的门。

希望在记忆之中寻找神谕,而其实从“构筑我的家园”到“为食人妖的盛筵而歌”,那扇阻隔的门并没有被打开,那道门槛也始终横亘在那里,或者说,家园、童年有关的书写最后成为了没有记忆的存在。1949的《墨之声》里雅贝斯似乎想要撕掉那一张假面具,他渴望进入到更远古的记忆之中,渴望找到更原始的神谕,“带着从天使那儿/窃来的短剑/我构筑我的家园/那儿勇武和怠惰,快感与爱抚不过是/语病,不过是一个该死的浪峰倾颓”,这是一所《沉睡的客栈》,正是在这个永远关门着门的客栈里,雅贝斯看见了“笃信神谕”的女孩,“我的存在便是因她之故”,仿佛是先知,在赤裸呈现的单纯中,雅贝斯给了书写者第一个身份:吉普赛人。吉普赛女人为了休息日的黄水仙、为了汗水之岩浆的热力、为了牧养恐惧之人的忏悔、为了四月魔鬼鱼的贝苗、为了陌生国度的港口、为了偶然蝉鸣的价值;吉普赛女人穿着散发出林中雪莲花香的外衣、站在为了嘴唇的闪光笑靥而骤然亮起的灯前、在被孤独研磨的月光之辐射轮轴里、戴着在爱中被汲干的泉水花环……对于吉普赛女人来说,神谕其实是不存在的,她们所有的努力其实都变成了一群群“山鹑的跳房子游戏”,因为在多情的牧神面前,“吉卜赛女人带着行骗的镰刀”。而实际上,吉普赛女人是被行骗者,她们所谓的自由其实是漂泊,最后属于她们的命运是:“吉卜赛女人/在遗弃的黑夜里脸上斑斑银丝闪动”。

埃德蒙·雅贝斯:手向着词敞开

吉普赛女人在“沉睡的客栈”里,她们无非也是酣眠的人,而雅贝斯命名书写者这一重身份,其实很明显是在为“我”寻找一种书写的方式,《太阳之地》里高唱着“我的爱”的书写者不正是一个流浪的吉普赛女人?“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我的爱在扩充,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一位死者”,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一位死者一爿屋顶”,它是“我的爱一国一城一个房间一张床一位死者—爿屋顶一串项链”——不断扩充不断丰富的爱,最后以相逆的过程回到了原点,“一串项链”没有了,是因为“我归还了项链”;“一爿屋顶”没有了,是因为“屋顶塌陷”了;“一位死者”不见了,是因为“死者被掩埋”了;一张床不见了,是因为“床铺凌乱”;“一个房间”消失了,是因为“房间空荡”;于是,在“我的爱是一个国家”最后的遮羞中,“哪座城曾是/我的爱我们的爱/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国家没有城,没有房间没有床,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爱”的注视下消失,每个人都变成了“沉睡的客栈”里的吉普赛女人。同时写于1949的《拱顶石》里只剩下了第一个声音、第二个声音、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声音里的孤独,“你的孤独是一座诡计与琴弓的花园/你的孤独是一幢灰烬与宝剑的钟楼/你的孤独是一条从年轻雕像上凿下的发辫/你的孤独是一只飞向车站时钟的眼/你的孤独是一面游蛇和乌鸦的旗帜/你的孤独是一张在所有梯形百叶窗后的孩子的脸(《孤独的峭壁》)”;只剩下了“囚徒”的记忆,“在刽子手的记忆之上,竖着断头台/在生与死的记忆之上/在爱的悲痛之上/在斩断的饰带之上/在砍切之上/在割断的脖子之上/竖着断头台”;只剩下了罪恶之泉浇灌的历史、铅弹炸裂的废墟、世界的尖叫和五月的溺水者。有那么多声音,却是无声的孤独,有那么多的记忆,却被送上了断头台,有那么多的武器,却都是罪恶,书写、言说,都成为了“它们口授,我写”的宿命状态,“被连根拔除的话语像献给鱼群的/鱼骨”。

寻找的神谕可能是谎言,渴望的自由可能是漂泊,众多的声音可能是无声,这依然是一个无名的状态。但是雅贝斯提出的问题是:从沉默到书写是不是有另一条路径?这是一个关于记忆的母题,从童年游戏,从家园故事,从国家情怀,时间仿佛是被记忆所缔造,但是,雅贝斯认为还有另一种记忆,“它比回忆更古老,它与语言、音乐、声音、喧响和沉默紧密相连:经由一个手势、一句话语、一声哭喊、一阵痛楚或一时欢乐、一个形象、一次事件,这一记忆被唤醒。”唤醒就是让沉睡的记忆说话和书写,“它存在于创造的核心。”这是雅贝斯的记忆观,而记忆所对应的书写也不是因为苦难因为罪恶因为战争因为死亡而成为“它们口授,我写”的宿命,“然而奇迹正在于,语言不仅远未受损,反而愈形丰富。”

雅贝斯开始思考真正的书写,真正的语词,真正的记忆,他在献给勒内·夏尔的《世界之壳》中说:“我为您而写,在牧歌的门槛上,为长着水树叶、火荆棘的植物,为爱的玫瑰而写。/我徒然地写,为我的死亡留痕布下的闪光语词而写,为永恒亏欠着的生命瞬间而写。”他在怀念保罗·艾吕雅的悼亡诗中说:“你曾以为向语词开放空间/就会失去语词/冬日,以它们翅膀的忠诚/语词再次温暖你心”;他在献给加布里埃尔·布努尔的《带彗尾的长耳鸮》中说:“关于死者关于先知关于海滨/明天是一卷泡沫之书”;他更在《语词的白与符号的黑》和《在面具和语词世界的小小漫游》中构筑语词的王国,建立书写的家园:他抛弃了符号的黑,让语词更长久地存在,它们是仅值一文的语词,是耐心的语词,是夫妻语词,是摆渡人语词,是作为语词的语词,甚至是人类创世纪的词语——“最初存在的语词,是那个男人。他为认知自我而焦虑,于是他拼读塑造出自己的那四个字母,第一次,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亚当。”之后是伊甸园中的第一个女人莉莉丝,是亚当的第一个妻子夏娃,“随着作家对其写作艺术的觉醒,语词对自由的需求增大。语词发出动人而执着的呼唤。诗人对此做出应答,认为以他的角色本当答之。因为它关系到自由。”而诗人也从此诞生,他们终于跨过了那一道门槛,“以被书页征服了的眼光看去,诗人们试图通过一连串被诅咒的门钻进去的书页,揭开了一个诞生出根与星的宇宙。”

语词在寻找诗人,诗人也在寻找语词,和语词有关的是书写,那么诗人该如何书写才能摆脱“它们口授,我写”的命定状态?那就是用手书写。一方面,雅贝斯重新命名了记忆,“世界的全部记忆/存在于一粒沙中”,一粒沙是所有的沙,所有的沙是一粒沙,沙就是语词本身,当语词跨过了《门槛》便是雅贝斯的“沙”世界,它在漂泊之后登临的“岛”上,而“岛”和“他”的发音相同,雅贝斯建立了一种同一性,“他和他那阴性之岛”,“ 他不存在他是那岛”,从漂泊而来,岛是国土,岛是自由,岛是她,“谁还会喋喋不休地说起这些,说‘他’和‘岛’是虚空中某种独自存在的思想且仍在那里延续;忽儿凝固于它自身的欲望——但它四周的空间却获得了生命;忽儿沉醉于漂泊——却在一个凝然不动的宇宙中。”在他的岛上,他成为了自己,他拥有的正是记忆之手。

一只手,曾经是死去的手,曾经是无手的手,曾经是“被自己的饥饿抓牢的手”,是曾经命中注定坍塌与纸页上的手,而“取代了这只手的位置的那只手”,正是因为语词指明它的归宿,手是和白昼同燃的手,是向着距离敞开的手,是写出这本书的手。这只手和那只手,是语词指明的取代,是重新书写的记忆,是岛上的沙之书,而其实,对于雅贝斯来说,即使是那曾经“因自己的手而死”的手,也并没有真正死去,因为它是另一种记忆,它的苦难,它的漂泊,它的异化,它的迷失,构成了“血洗不了血”的记忆,“为了浇灌死亡/那么多眼泪在一只手中。”所以这只手和那只手组合起了诗人的一双手,“昼与夜,是一只手的两极。”

许多的手,是许多的白昼和黑夜,是许多的漂泊和自由,是许多的流浪和家园,是许多的神谕和谎言——雅贝斯仿佛建造了书写的“沙之书”,那一粒的沙变成了一个个语词,变成了一段段句子,但是只在书页的角落中显现:一页是最底下“整个早上都握在双手中。/与白昼同燃的双手。”的两行,一页是最上面“你不再有手。你睡了。”的一行,一页是“手向着词敞开,向着距离/敞开。//(手是那将要来到的。)”的对话,一页是“(我们死于无手)”的注解,在大片空白的世界里,它们仿佛真的只是一粒沙,但是这是在说话的一粒沙,这是无限拓展记忆的一粒沙,这是无限自由不拥有“我写”宿命的一粒沙——“我写”终于变成了“我手写我诗”“我手写我词”“我手写我名”的“我写”——雅贝斯完成了最后的命名:

找找我的名字吧,在文选中。
你会找到,又找不到。
找找我的名字吧,在辞典中。
你会找到,又找不到。
找找我的名字吧,在百科全书中。
你会找到,又找不到。
没什么关系。我有过一个名字吗?
同样,当我死去,请别在
墓地里找我的名字
也别去其他地方找。
今天,请勿再烦扰那个
已不能回应召唤的人了。
——《“找找我的名字吧……”》

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

编号:B83·2210319·1737
作者:【法】安托万·孔帕尼翁 著
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7年06月第1版
定价:52.00元当当25.70元
ISBN:9787305185694
页数:283页

“理论已被制度化、条理化,蜕变为一种刻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与干巴巴的文本讲解无异,而当年理论所穷追猛打的正是此种干巴巴的讲解。将理论纳入教学,其命运似乎就只能是僵化。”索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安托万·孔帕尼翁回顾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法国风靡学界的种种文学理论,从结构主义到阐释理论到接受美学,从雅各布森到罗兰·巴特到姚斯,以及文学理论与常识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他认为,理论拒斥常识所包含的成见:“文学”即本质,“作者”乃文本意义之权威,作品以“世界”为主题,“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对话,“风格”是选择写作方式,“文学史”是逐一列举大作家,“价值”是文学经典的客观属性,理论动摇了常识,但常识也抗住了攻击,理论为了灭掉对手常有过激言论,结果有可能使自己陷入悖论,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学理论在法国国内外风靡一时的那个时代,并对其做个总结。


《理论的幽灵》:需要的是批判之批判

我的目的是唤醒读者提高警惕,让他不再随便肯定,动摇他的天真和迟钝,让他变得聪明起来并获得文学的理论意识基础。
——《结论:理论探险》

安托万·孔帕尼翁已经明确了目的论,让读者提高警惕,让读者变得聪明,让读者获得文学理论意识的基础。这是一种唤醒的态度,但是当安托万把读者放在一种俯视的视角,当把自己的认识论看成是“理论探险”,是不是反而形成了“作者-读者”的分割,是不是制造了另一种文本的二元论?当然并非是阐释学或接受美学的理论实践化,因为身为作者的安托万并没有在读者聪明起来之后“死去”,反而是激活读者的天真。但是很明显,他的这种理论探险的做法不是去除理论和常识之间的鸿沟,而是将它们推向了一种对立存在——尽管他在整个阐述过程中试图找出批评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在使命面前,在责任面前,“文学与常识”似乎总是难以走出上空幽灵的阴影。

结论里,安托万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理论和常识的对立关系,在他看来,“理论追求的目标是常识的崩盘”,一方面,理论抗拒常识,批判常识,将常识斥之为一系列的幻象,于是那些支持“作者死了”的理论家,认同文学与现实无涉的批评者,站出来给常识以致命一击,但是,这只不过是理论的幽灵,它最终耗尽的是自己的好运;而另一方面,常识在安托万看来,又是一条不死的“九头蛇”,当理论对常识发起攻击时,获胜的总是常识。“理论的幽灵”和常识九头蛇之间的争斗,其实在安托万看来是两败俱伤,而这种结局无疑是一种二元论的定式:或者是理论来批判常识,或者是用常识来检验理论,最终的结果是忘记文学本身。

所以安托万认为,必须摆脱这种二元论的定式,回归文学本身,也就是让读者重新获得关于文学的理论意识基础,“如同任何认识论一样,文学理论属于相对论,而不属于多元论,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做选择。”这种选择既不是兼容,也不是折中,而是“选定一条道路”,那就是具有批判精神——安托万将这种批判精神命名为“批判之批判”,批判之批判就是一种“元批评”:既不为某一个理论辩护,也不为常识辩护,既对理论进行批判,也对常识进行批判,“唯有困惑,乃文学的伦理道德。”在困惑中批判,在批判中探险,无论是批评意识,还是对文学的反思,安托万将之称为“自波德莱尔,特别是马拉美以来”赋予的“现代性”。

而实际上,在结论中提出的“批判的批判”之“元批评”方法论,是将理论和常识都放在批判的同一层面上,但是在序言中,他似乎只是强调了对文学理论的批评,而没有涉及更多关于常识的批评,或者说,从一开始批判的批判之元批评已经让常识缺席了——常识是什么?是文学本身?是创作和作品本身?是作者和读者本身?还是传统的文学观?它当然是一种现实指向,或者在安托万看来,它是一个既定的存在,即使它处在理论之对立的隐性位置,即使不需过多地提及和阐释,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于是,在缺省的状态下,安托万只是在“理论的幽灵”这一维度开始了批判,而他批判之批判的元批评就在于对不同的理论观点进行批评。

当然,安托万对理论批评的本质阐述得还是比较到位的。他认为目前的理论已经被制度化、条理化了,已经蜕变为一种刻板僵化的教学小技巧,变成了干巴巴的文本讲解,而在他看来,理论在本质上是论战的,批判性的,是“生有反骨的”,“理论的精神,是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是论战的精神,是低着头一条死胡同走到黑的精神。”呼唤理论就是呼唤对立,呼唤颠覆,呼唤起义,这种对立、颠覆和起义,是对既有秩序的反叛,是对制度化、条理化的摧毁,而目的是纵览文学整体,探索普遍性。文学整体本身就是理论之外已经存在,它是作者、作品、读者、语言、指涉,再加上历史和价值,它们是文学批评的要素,构成了文学整体,但是这种文学整体是一种静态化的存在,没有文学理论批评的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着的,所以安托万真正进行“批判的批判”,就是要向批评家发问:什么是他们所说的文学?有什么价值标准?

什么是文学?安托万对这个本体性问题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存在两种文学观,一种是语境观,它涉及的是历史、心理、体制、社会关系等,另一种则是文本观,它涉及语言,前一种是广义的历史研究,后一种是语言研究,简单地说,就是“功能”和“形式”的区分,从亚里士多德到马拉美到瓦雷里,他们对文学提出了虚构的定义,它是一种“诗”,但是在安托万看来,文学还是应该回到柏拉图关于功能和形式的二分法,但是这种区分更多考虑的是“右词项”,即突出了内涵、形式、陌生化,而忽略了外延、功能、再现的左词项,但是不管如何,安托万所强调的是:文学就是文学——这一阐述或者就是安托万将其放在隐性位置的“常识”,甚至让它变成了一种自明之物,名称和实质的同语反复似乎又回到了未知状态。

接下去,安托万开始了他所谓的“元批评”,所谓对文学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探索。在作者方面,他认为这是一个争议最大的问题,传统的和现代的各执一词:传统的语文学、实证主义、历史主义认为作品意义就等同与作者意图,而现代的观点则否认作品意图对作品意义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派和法国解构主义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安托万认为,传统观点认为作者意图就是作品意义,那么既然意义就是意图,是客观的、历史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批评?而现代的观点在巴特喊出“作者死了”之后,已经成为了反人本主义的口号,在他看来,作者之死的观点,是将作者和作者意图混为一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化,阐释学将寓意读法看成是一种方法论,安托万认为这是一种用读者之意取代作者愿意。传统和现代的不同观点其实是文献学和反文献学之间的争论,安托万选择了第三条道路试图弥合他们之间的争论。

在他看来,理解和阐释一个文本需要的是同中有异,需要的是重复中提取变异,他提出的这第三条道路就是“对齐法”:对齐法预设了作者意图在文本阐释中的关联性,还预设了作者意图的一致性,意图假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致性假设,“为说明某一晦涩之处,对齐法优先选同一作者的文字而不是另一作者的文字:任何文学批评都不会放弃关于作者意图的最起码的假设,这意图提供文本的一致性,或构成由(更高、更深的)上层一致性来解决的矛盾。”也就是说,文本有一个原来的意思,也会产生另一个意思,它们既有差异性也有一致性,意思不是意义,构思不是意图,“只要我们认为文本的各个部分(诗句、语句等)构成一个整体,也就预设了文本代表一个意图行动。”抛弃作者意图就是作品意义的看法,也否定作者之死的阐释学,安托万的“对齐法”所要建立的是一种文本意义,它超越了作者和读者、作品和文本之间的某种二元对立,“阐释一部作品,便是在假设该作品与一个意图相呼应,或者该作品是人的精神产品。”

那么文本与现实到底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里又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文本是对现实的摹仿和再现,一种则认为文本不指涉现实,它是一个自足体,只能自我指涉。安托万从对后一种说法的批判开始,当模仿、再现、指涉被打入了文学理论的冷宫,在他看来自我指涉只是一种“指涉幻象”,它是一种人为对符号的操控,遮蔽了现实主义的规约,甚至变成了作者和读者共有的约定和编码,而对于第一种观点,安托万还是进行保守的批评,他认为模仿说是一种再现,是与现实主义相关,是在文学和现实之间建立了关系,但是这种再现容易把模仿变成模拟。所以安托万寻找到的第三条道路就是重新考虑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既非模仿论,亦非反模仿论——模仿应该回到认识层面,重新赋予“模仿”以价值,也就是强调文学与世界、现实的联系,把“书是一个世界”颠倒成“世界是一本书”,或者“世界已经是一本书”,“世界本身是一本书”——安托万说:“书是一个世界,因为世界就是一本书。”

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是一种整体,安托万拒绝一分为二就是要让文学穿越二元论的高墙,回归自身。在“读者”这一元素的阐述中,和作品、作者一样,面临传统观点和现代观点的对立,“我的办法是让它们形成对立,相互消解,找到走出这非此即彼之困境的第三条路。”这基本上是对前面讨论的延续,安托万的第三条道路就是构建隐性作者和隐性读者:隐性作者需要文本的搭话者,他就是隐性读者,这个隐性读者就是他的第二个自我,因为最成功的的阅读,便是作者和读者的自我“在其中相协调的阅读”。这是理想的阅读?安托万认为,在任何文本中,作者读给读者预留了一个位置,以作为隐性作者的补充,“在最为宽容的自由主义外衣下,隐性读者除了听命于隐性作者的指令之外,事实上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变体或‘另一自我’。”但是这个来自布斯 的观点,是以作者为中心的,他所构建的读者是隐性作者,也只是作者的影子,所以安托万到最后还是模糊了这第三条道路的合理性,作者或文本至上,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文学的客观话语;读者至上,可以建立一个关于文学的主观话语,“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立场,似乎都比较脆弱,难以自圆其说。”

“风格”在安托万看来是一种大众用语,文学理论总是想要摆脱却总是徒劳——这里也有两种极端观点,一种认为风格的确存在,它是后天获得的文学理念,另一种认为风格就像意图、指涉一样,是一种需要大家摆脱的幻象。安托万认为,风格是一个复合的、含义丰富且含混的复杂概念,旧义和新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兼容并蓄的词义,它是标准,它是文饰,它是差别,它是类型,它是征象,它是文化,所以风格问题需要关涉两方面,一种是社会习语,一种是个人习语。安托万如此定义多钟表达的风格:风格是固定内容的形式变化,风格是作品典型特征的集合,风格是在多种“文笔”中做出选择。风格难以撼动,真正需要怀疑的是那些被视为范本、标准和经典的东西。“历史”,在安托万看来,描写的是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对文本进行历时性或共时性的比较,这就涉及到“文学史”的书写,安托万认为,“文学史就是破碎文本和片段话语的堆砌和罗列”,它们与不同的编年史发生关系,有的更有历史意义,有的更有文学意义,“它就是对传统经典规范的审视。”历史和价值,在安托万看来具有“元文学”的性质,价值也有传统的观点和现代的观点,而他认为,文学的价值和作品、作者和读者有关,在这几个元素都在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批评现实面前,安托万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文学价值我们无法进行理论规范:这是理论的局限而不是文学的局限。”

从作品到作者到读者,从文学到历史到价值,安托万在理论的“元批评”中进行了探险,希望消弭对立的二元论而探寻第三条道路,安托万希望终结“理论的幽灵”统治,也希望终结常识这条不死的九头蛇,但是当常识被隐藏而成为默认的存在,当理论的努力依然只是建立在二元论上的理论假设,安托万的批评精神似乎仍是软弱的,甚至只是一种妥协式的折中主义,没有颠覆,没有起义,没有论战,探险本身就成了幻想,读者也没有被真正唤醒,“元批评”更是成了一个空洞的预设。

糜骨之壤

编号:C38·2210319·1736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2021年01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7.00元
ISBN:9787533962968
页数:331页

雅尼娜是一位精通占星术、喜欢威廉·布莱克的诗歌,并热衷动物保护的老妇人,她幽居在波兰边境被大雪覆盖的山林里,她给自己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取个奇怪的外号,他们是“大脚”“鬼怪”“好消息”,她养的狗则被称为“小姑娘们”。突然有一天,邻居“大脚”被一块小鹿骨头卡住喉咙,死在家里,此后凶案接二连三发生……“某次,一个温顺、正直的人/选择了一条危险的路,/从此便向着死亡之谷走去。”第一句话就引入了那个神秘而诡异的死亡世界,小说贯穿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以及关于人、自然、动物的尖锐思考,雅尼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当下社会和人类行为的极佳的视角。这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最新长篇小说,同名电影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亚佛雷德鲍尔奖,小说入选2019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201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长名单、2020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糜骨之壤》:动物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

“‘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这意味着猎人们清醒、理智、周到地完成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照顾大自然……”
——《第十五章 圣休伯特》

他说:“不可将人与动物相提并论。”他又说:“猎人们狩猎符合捕猎法则。”他还说:“‘猎人’这个名字中包含‘思想’一词……”言说者的他是沙沙神父,一个用行动无比接近上帝的人,但他最接近上帝的却是观点,把人和动物分开,把猎人看成是合法的狩猎者,都是因为有上帝,或者说是上帝命名了他们:上帝将动物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而猎人就是上帝的使者和伙伴,他们甚至在清醒、理智和周到中辅助上帝创造并照顾动物们,所以捕猎就是一种“照顾”的行为。

捕猎合法化,甚至被神圣化了,按照沙沙神父的观点,猎人们定期给动物喂食,建造了41个鹿喂食架,4个糜鹿喂食架,25个野鸡喂食点以及150块盐舐砖就是猎人的功绩。所以人类高高在上,这是对上帝规则的一种回应,上帝规则变成了捕猎法则,而且出自一个神父口中,是不是代表了人类的傲慢?沙沙神父是在圣休伯特节庆祝活动中对“我”说这些话的,而起因仅仅是因为“我”的那只小狗死了,我把小狗看成是唯一的亲人,看成是家庭的一份子,甚至看成是“我的女儿”,而这一切就遭到了神父的呵斥:“请不要亵渎上帝。不能把狗当作女儿。别再哭了,祈祷吧,这样能减轻痛苦。”

沙沙神父代圣人之言,他似乎就成了圣休伯特,而其实圣休伯特在成为圣人之前就是一个钟情于打猎和杀戮的人,有一次因为在猎物的头上看见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于是便意识到了自己此前深重的罪孽,从此痛改前非不再杀生。看见猎物头上的耶稣,让休伯特从猎人变成了圣人,但是当猎人们将他作为守护神,“我”的疑问是:“他岂不成了自己所犯下罪孽的守护神?”让一个曾经的猎人变成猎人们自己的守护神,是不是在纵容杀戮的罪恶?和沙沙神父说的一样,当猎人们给动物喂食,最后的目的不是完成上帝交给他们照顾动物甚至照顾大自然的目的,而是“可以在这些喂食架旁向动物开枪”,谋杀更是变得合情合理,罪孽更是被免除了。

与其说是上帝的规则,不如说猎人们自己设置的法则,而正是这个自我设置的法则,最后遭到了报应:神父的宅邸着火了,沙沙神父死了。圣休伯特节没有给沙沙神父带来好运,却以讽刺而残酷的方式让他死去,谁是凶手?这已经是远离世界的普瓦斯科维什小村里发生的又一起死亡事件,在此前,“大脚”死在自己家中,像是有东西卡主了喉咙窒息身亡;之后发现了警察局长的尸体,他一个人躺在一口很浅的井里,头朝下,身体扭曲着;后来猎人福南特沙克被人发现死了好几个兴起,尸体成了碎块,散落在坑里,四周已经长出了蕨类植物;而现在,沙沙神父也在大火中丧生……这一系列的死亡事件是不是共同的凶手所为?

“我”在大脚死去之后,和“鬼怪”赶去了大脚的住处,发现房子外面有鹿,“鹿站在雪地里,雪已经没过了它们的肚子。它们平静地看着我们,就好像是在执行某个仪式时被我们逮到了一样,那是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仪式。”而大脚作为一个猎人,就曾猎杀过鹿,甚至房子里还有鹿头;警察局长的尸体被发现时,口袋里找到了很多钱,而在杀死他的凶器里发现了动物的血迹;“我”和福南特沙克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正准备去打猎,“当时我在森林的尽头看到了两只白狐,它们慢慢地走着,一个跟着一个。”而发现他尸体的时候,身上爬满了甲虫;而沙沙神父被大火烧死之前,就和我谈论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他们的死是动物对人类的报复?而最后的一张照片,似乎提供了足够的犯罪证据:照片里,警察局长、董事长、福南特沙克、沙沙神父站在一起,除了他们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最后是刚刚跑进来的大脚,“一个个都是家中的父亲,模范公民。”而最为关键的是,他们穿着制服排成一排,他们面前是动物的尸体,其中有野兔、野猪、鹿、野鸡、绿头鸭等。当他们站在一排和手中的猎物合影,他们都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猎人,猎人和猎物的合影就是一种杀戮的再现,“动物的尸体如同写给我的长句,那些鸟则构成了省略号,代表着无尽的延续。”

所以他们的死几乎没有悬念,动物对他们进行的报复,就是动物复仇者“卓柏卡布拉”的复仇故事,或者是德国人的传说变成了现实,“讲的是午夜射手在后半夜四处寻觅、猎杀坏人的故事。”而这就揭示了动物和人类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这个和捷克交界的边境小村普瓦斯科维什,是远离世界的存在,每年四月有人租住在这里,随着天气转冷,他们十月就会离开,而从十月到来年四月,这里只有几个人居住。这个到处是森林的地方,原本是宁静的,但也成为了狩猎爱好者的乐园,经常可以看见动物的血迹和尸体,动物之死当然是人类欲望的体现,就像大脚,把森林当作自己的私产,“森林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一个典型的掠夺者。”

引用布莱克的诗句,“在路边被虐待的马,/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动物之死之后是人类之死,这就是报应,这就是“血债血偿”。而作为这个小村的常住者,我一直反对的就是人类对动物的捕杀,在一次的演讲中,我认为“人类对野生动物负有重要责任”,人类要让动物有尊严地活着,就像人类对待自己一样,“我也曾是动物,也生存过,吃过;我在绿色的牧场上吃草、产子,用身体温暖我的孩子们;我也曾筑过巢,往里填上温暖的枝叶。”人类以动物自比,就是把尊严还给动物而不是死亡,而人类所谓的讲道坛,代表着罪恶,是奸诈、狡猾和老练的罪恶,“他们架起干草堆,在上面放上新鲜的苹果和小麦来吸引动物。自己则藏在讲道坛里,一旦它们上钩并放松警惕,他们就直接瞄准动物的头开枪。”当人们用布道的方式制造罪恶,就像大脚的死,不是死于麻痹的窒息,而是死于报复,大脚抓住中了圈套的鹿,杀死了它,并吃掉了它的身体,“一个生物吞食了另一个生物。在一片安静、沉寂的夜晚,没有反抗,没有雷电,刽子手就这样遭受了惩罚,虽然没有任何人来行刑。”

动物死了,猎人死了,如果这只是一个动物报复的故事,似乎显得简单了一点,而其实在这一系列谋杀事件中,背后却是关于权力的思考。无论是警察局长还是董事长,无论是沙沙神父,还是福南特沙克,或者还有医院院长、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以及大脚,其实他们都拥有一定的权力,他们正因为手上握有社会权力、宗教权力、经济权力,所以将人类拔高在动物之上,所以可以合法化进行捕杀,枪就是权力的象征,而这种权力不仅在动物身上滥用,而且对人也进行了控制,福南特沙克拿着枪让我离开那里,理由是“我们正在射击”,而我的回答是:“该离开的是你们,否则我马上报警。”我因为牵涉到董事长之死,在权力之手下,我甚至被关进了监狱,像猎物一样,被权力控制着。这种权力更是外化为一种非法的占有,警察局长就是一个混迹于各种阴暗、邪恶的教义中,“除了利用在警察局中的职权,他很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拥有许多秘密而不祥的权力。”他被人发现死在坑里时,从他口袋里就发现了很多钱财,而这笔钱才就是贿赂的赃款。

“监狱用法律之石建造,/妓院是用宗教之砖砌成。”引用布莱克的另一句诗,就是对这个社会的讽刺,法律之石建造的不是保护所,而是让人失去自由的监狱,宗教之砖建造的不是救赎的庇护所,而是妓院。由此引申出对国家的思考,我在演讲中就认为,“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当这个国家只有残酷和杀戮,何来民主?对国家的思考终于让我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小村找到了另一条路,那就是从边境去往那一边的捷克,在我的世界里,捷克就是一种天堂般的存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会想到捷克,看到国界,以及在它之后美丽、柔软的国家。那儿的一切都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当自己还生活在被个人主义占领的“神经质国家”,“这个国家里的每个人一旦处于人群之中,就会开始教导、批评、冒犯人群中的其他人,展示自己毋庸置疑高人一等的地位。”所以捷克就成为了逃离的目标,那里没有杀戮,甚至没有争吵,“我认为捷克则完全不同。那里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讨论,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即使想吵也吵不起来,因为他们的语言压根儿不适合吵架。”最后我和研究甲虫的波罗斯在一起,波罗斯的观点是:“在大自然的领域,没有‘有用的生物’和‘无用的生物’之说。这只是人类对物种进行的一种极不明智的分类。”而最后两个人跨过了边界,寻找另一处家园,“我在捷克的田野里行走,朝着它(处女座)的方向。而它也越来越低,好像在鼓励我随它往地平线走去。”

从动物保护的角度解读人类自私造成的杀戮,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审视民主的重要性,这都是从这片“糜骨之壤”引发的思考,但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文本也并不仅仅是这双重的思考,动物的生与死,人类的生与死,死亡折射的是命运,而命运的背后则是苦难的意义。我曾经是桥梁建筑师,之后成了一名教师,在技艺的教授中也深入到灵魂深处,而我热衷的则是星象学研究,“卫星云图和倾斜的地球时常打动我。可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暴露于行星凝视中的球体表面,被丢弃在巨大的虚无缝隙中。”我把变化的金星称作是“夜晚的星星”,我认为任何事物在苍穹中的地位是独特而永恒的,我笃信布莱克的那句诗:“任何可以相信的事物,/皆是真相之一种。”当人类成为宇宙中被丢弃的存在,命运其实需要的是自我主宰,而这也正是对权力、暴力、杀戮等罪恶的反抗,“我们宁愿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随时改造自我。事物之间的联系如天空般无穷和浩瀚,使我们不知所措。我宁可变得渺小一些,如此一来微小的罪恶尚可被原谅。”

“我”把人类分成三类,一类是“滑雪爱好者”,他们是享乐主义者,一类是“司机”,他们喜欢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后一类则是“过敏者”,过敏者一直处于战斗状态——我把自己看成是过敏患者,他所处于的战斗状态就是对命运发起的挑战,所谓革命,就是为时代的变革做好准备。一方面,我身患疾病,“我的病痛很叛逆,永远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来。每当它来临,我的身体就会发生些什么,骨头也会开始疼。这是一种非人的疼痛,令人作呕。”双腿麻木和腿内灼烧是常见的症状,甚至后来还出现了血尿,我被一种死亡的恐惧包围;但是另一方面,身体的苦难是我更多思考死亡的真正意义,“既然有出生的顺序,为什么不能有死亡的顺序呢?”搜集了1042个出生日期和999个死亡日期,对于我来说,是从这生死过程中看见宇宙的法则,“世界上每一个最小的碎片都与其他的一切经由复杂的通信宇宙联系在一起,而这个宇宙很难渗透进平庸的心灵。”而只有知道了自己的死亡日期,才会由此感到自由——我就是在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搜集中,保持着战斗,追寻着自由。

而这种为自由的战斗,和猎人们捕杀猎物的神圣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是猎人这个词包含着“思想”,而是猎人的杀戮中有着人类的罪恶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是犯错的主体,谁又能说我们不是罪犯呢?”身体是一个宇宙,所以在穿越国界去往捷克之后,我“参加”了自己的葬礼,让自己死去,是作为自然人的死亡,是建立自然的死亡顺序,而死亡之后的宇宙会展开另一面,此谓生,“但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时间。”就像我写给迪迦的那个小故事:

中世纪曾有一位修道士,他同时也是一个占星学家。他通过星盘预见了自己的死亡。石头将会落在他的头上,将他砸死。从此,他便在修道士帽子里面再戴上一顶铁帽子。直到某年耶稣受难日,他把两顶帽子一起摘了下来,这主要是怕引起教堂里众人的注意,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这时候,一块小石头落到了他裸露的头颅上,但他只是受了点轻伤。然而,修道士却认定预言已成真,便打点好了自己的一切,没过一个月就死了。

寺山修司少女诗集

编号:S41·2210319·1735
作者:【日】寺山修司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2018年06月第1版
定价:56.00元当当27.70元
ISBN:9787540486228
页数:344页

“眼泪是人类做出来的最小的海……”被遗忘的少女,住在港湾红色的小屋里,她所做的事,只是每日夕阳西下之时前往海边,录下海水的声音。这是想象力的殿堂,这是语言的迷宫,这是穿着“爱”的外衣进行的一场实验,拍摄了《抛掉书本上街去》《死者田园祭》等电影的寺山修司,因颠覆而前卫的视觉风格被誉为“银幕诗人”,他将映入这名“少女”的眼眸与心底的景象,以爱之名撰写成诗。《寺山修司少女诗集》是寺山修司的经典诗作集,全书分为九个篇章,分别是《海》《我作的童谣》《猫》《我是男孩时》《恶魔的童谣》《人偶游戏》《爱》《花诗集》《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每个篇章内含多首小诗及散文诗,延续了寺山修司一贯的独特想象力、无边知识量,集猎奇、幻想、实验、浪漫于一身。日本著名插画、漫画家林静一授权封面插图,用另一种方式还原寺山世界的经典少女形象。


《寺山修司少女诗集》:下一页是海

没有母亲的孩子 有书
没有书的孩子 有海
没有海的孩子 有旅行
没有旅行的孩子 有恋爱
没有恋爱的孩子 有什么?
——《某一天》

不是一个循环,是从终点回到起点的虚无:没有母亲,有书,没有书,有海,没有海,有旅行,没有旅行,有恋爱——没有恋爱,有什么?没有而有,在填补和取代中,最终还是回到“没有”的结局,当这一天“向日葵开了”,当这一天“日落了”,这一天也是“向日葵落了”,也是“日升了”,在时间的循环中,有终于会变成没有,而一切的书,一切的海,一切的旅行,一切的恋爱,最后成为虚无,都在于孩子是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母亲在哪里?

这是寺山修司对于女性的一次诘问,《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这一部诗集却指向了孩子最初的疑问,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只能默默看着大海,时而如没有母亲的孩子,只能一个人出去旅行,“可是心里立刻明白/假如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对谁也不会说爱”,其实,对于母亲之缺无,是因为爱之缺席,“爱我一半/剩下的一半/想默默看海”,或者,爱我一半,剩下的一半,想思考人生,而现在爱没有了,母亲没有了,书、海、旅行和思考都没有了,就像“我有两只眼睛”,只剩下一只眼睛“看什么好?”《少女写给上帝的有问号的信》里说:“我只有两只眼睛天空却有无数的星星/谁能帮我数数漏掉的星星?”

恋爱之爱,是可以望见无数的星星,当少女写给上帝的是充满问号的信,爱之缺失已经成为寺山修司的一个母题。那么,爱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没有恋爱的孩子?爱是一根黑发,“你的/一根黑发/成了地平线(《爱》)”快做母亲的女人,会给毛线球“卷起地球”,“一如人类的历史/从早到晚/在椅子上丝毫不动(《世界》)”爱成了地平线,母亲卷起了历史,这是对于母亲的歌颂,这是对于爱的赞扬,但是头发作为一条地平线,却隔开了“冥想与睡眠”;头发作为历史的结局,存放在抽屉里,成为死去母亲的遗发;头发最后变成了被禁情欲的印记,“喜欢被水清洗”——头发之死亡,头发之惩罚,头发之悲哀,世界在缺少了一根头发的地平线里,只有悲伤的列车,只有看不见自己的眼睛,只有黑暗而冰冷的床,“火焰的时候和 灰烬的时候/火焰的时候和 灰烬的时候/背对喝彩/回休息室一个人睡/床黑暗而冰冷/(嗡嗡哼唱)(《剧本》)”

而这种头发之罪变成少年时代的一个变异之梦的开始,《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睡美人为什么那么美丽是个谜》里的那份美丽已经闪现出诡异的色彩,少年时代的我在度假时玩起了捉迷藏,于是发现了睡在草丛中的女子,女子戴着西洋帽,是一个“美丽的人妻”,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自杀的女子,我看见的只是一具尸体,“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自杀的尸体,也是对‘美丽女人’的回忆。”睡着的女人很美,但是当她变成一具死去的尸体,或者当被发现她“已死”,美便消逝不见了。但是睡着和死去,构成了关于记忆中美的两种维度,睡着是一种入梦的状态,是活着的美,她指向的是“成了地平线”的黑发世界;而死去是一种黑暗而冰冷的状态,是火焰燃烧之后的灰烬。所以寺山修司以少年的视角定义了真正的“美”:美是矫揉造作,没是懂得诗歌,没是做爱,“美丽的女人,就是想成为美丽女人的女人。”而“已死”的美,“那份爱和性全部都是别人的”,他给了这种所谓美一种定义:“所以,充其量能称之为带血的人偶。”

美需要矫揉造作,需要诗歌和性爱,当女人的黑发变成禁欲的印记,变成被水洗过而长存于抽屉里,她便成为了人偶。《花诗集》传递出这种被异化的美,“花里混集了少女的纯情与上年纪女人的情欲,让我觉得难以应对。”所以我讨厌花,所以“杀死玫瑰/郁金香狂/兰花的诱惑/百合之恶/给波斯菊的歧视(《花诗集》)”女人之花,也是在这样一种变异的情欲中变成了讨厌的对象,而这种变异让“母亲”从此具有了恶魔的气息,“狼的真身,就是小红帽的母亲。”母亲给了小红帽忠告,就是想要监测十岁的小红帽能否做到,但是当母亲披上狼的布偶玩具,这种对真身的代替也使得她变成了人偶,只是《狼不可怕》,因为她只是孤独,只是可怜,但不可恶,“在山里被家人拋弃,孤零零一个人瘫在病床上的外婆,之所以袭击可爱的孙女,是因为那份孤独的狂乱。”

《我作的鹅妈妈童谣》可以看做是寺山修司对孤独母亲变异的一种书写,童谣应该是纯真的,应该是美好的,应该如美丽的女人,但是在这些童谣里,有“遮住眼睛的孩子”,有医院里“打开的注射器”,有生了六胞胎的苍蝇,有可以买糖果的地狱,“在这个世上 最小的棺材 是笔盒/然后 尸体是一支红铅笔/里面通着一条血管”,所以,“用红铅笔写的诗 是用血写的诗/橡皮擦 是消失而去的灵魂们的坟墓”,诗是为了让人死去。而这些鹅妈妈的童谣来自于孩子的写作,所以这个孩子是遮住眼睛的孩子,是死去的孩子,“那个人的名字是?/是我”。

而“鹅妈妈的童谣”之外,还有“恶魔的童谣”,那里有吐血的姐姐,有吐火的妹妹,有“瓶子里的居委会”,有“户口本被盗的你”,有丢失了影子的天文学,有黑夜无家可归的孩子,对人的怨恨变成了永远的记号,“带着金羊和夜莺/直到我死去 不停尾随”——这是寺山修司的《惜春鸟》,在电影《死者田园祭》中成为了插曲,一个少年在黑暗的地狱中独自旅行,他面对的是无法返回的死亡,他或者已经成为恶魔本身:在黎明前的夜晚,魔女来卖面具,每一张脸都是恶魔的脸;舞动红旗的那个人滑亮了九根火柴,但是最后照出的是地狱的面孔;地狱里都是迷路的孩子,“死去的孩子的马戏团/姐姐嫁去地狱”……

“恶魔”和“童谣”构成了一种悖反,就像黑发和抽屉,就像入睡和已死,就像狼和母亲,就像诗歌和血色。母亲作为女人,或者女人作为母亲,变成了带血的人偶——从生下孩子的母亲到异化的女人,寺山修司的女性视角完成了一次蜕变:从神化到人化,再从人化到魔化,而一切的书,一切的海,一切的旅行和恋爱都变成了“人偶游戏”。《人偶游戏的序文》中说:“一旦上了年纪,就会想要与人偶一起生活。”这是苍老而通向地狱的象征,“和很多的自动人偶一起唱唱歌,泡泡澡,读读霍夫曼的童话,醉心于莱斯博斯岛的果实,或是给我捏捏肩膀等。”而真正的人偶游戏中的人偶不仅是血色人偶,更有着“人偶的病理学”,它们有体温恐惧症,有螺旋式舞蹈症,有半面聋哑症,有自然性毛发生长症,有爱丽丝恋父症。但是,人偶游戏真正诡异之处在于它复原的是人的生活方式:少女埋头沉浸在“人偶的病理分类学”学术论文中;“少女在半夜的庭院中,活埋了一个人偶。/紧接着,/第二天,学校就来了一名转校的少女。”人偶少女看见匹诺曹的鼻子一长就开始兴奋——人偶的本质就是万物的来源,“各种各样事物的学问与认知,潜藏于自然以及世界和人偶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真正搭配与和合的学习之中。万物来源于作为唯一者存在的人偶制造,且万物将再次归流于作为唯一者存在的人偶制造。”

从母亲到美人到人偶,从神化到人化再到魔化,这是关于女性变异的三部曲,当万物归流,人偶游戏就是一种湮没诗歌和性爱的水,而人偶变成了“水妖”——寺山修司有关于《水妖记》的三首诗歌,《水妖记》是一次练习,“泳衣穿好了吗?/下一页/是海”。下一页是海,是必须翻过“人偶游戏”的文本,是必须浸入恶魔的世界,是必须成为被人清洗的死人的头发,《水妖记Ⅱ》是猎奇,是幻想,是实验,是邪恶:少女躲在瓶中“蹲着把眼睛遮住就能听见全世界的声音”,四个戴着中世纪假发的法官聚在一起“判决桌上的蜗牛;母亲是色情狂,那只猫“在浴缸里舔剃刀”;财产目录 、死去的庭木、浮在河上的床、被无花果汁液弄脏的失踪父亲的一叠信、旧铲草机、一盒没写过诗的铅笔、一个老女人、弥漫着雾气的镜子、一台反吊的自行车等意象组合在一起,最后是装满了第一趟列车的尸体。而在《水妖记Ⅲ》,一切都变成了缺失的存在,母亲发疯,理发师掩着鼻子,桌子的旧疤发痛,书写的一叠信没有了,旅行的自行车没有了,可以读的书被猫抢去了——没有母亲,没有孩子,没有爱,甚至连说话也不存在了,“我将永远裸足行走/语言与沉默之间是浅滩的河岸(《水妖记Ⅲ》”

水妖在玩“人偶的游戏”,人偶就是死去的女人,没有书,没有海,没有旅行和恋爱,没有母亲和美女,寺山修司的少女诗集已经支离破碎。作为“少女”的一种对等物,少年男孩也已经变成了某种变异物,“这是男孩们的诗集/变装混进女孩的诗集中”,男/女,孩子/母亲,欲望/性爱,人偶/万物也开始了变装,它是一种减法,“三个人减去一个人留下后悔/少女减去我/什么也没留下(《数字少年团的林间学习I》)”它是一种加法,“就算再加上两串葡萄和波利尼西亚战史和醋腌的猪肉一樽以及圣歌队全员/得出的答案 仅仅一名少女/也就是说 不及你一个(《数字少年团的林间学习Ⅱ》)”它是一种乘法,“我照此行事 将少女从书中取出 但取出来的 不过是/印在上面的文字罢了/少女消失而去 我不知道该如何发寻人公告(《数字少年团的林间学习Ⅲ》)”加减乘法,运算已经不再是人偶游戏,而是在完成“少女”的重塑,所以在《黑板》一首诗中,当“瑞秋”这个少女的名字写下了九列二十七个,一个声音是:“假如用橡皮擦擦去一个/请务必补上两个”——瑞秋是一个名字,是一种符号,当被赋予了具体之存在,它是少女的一次复活。

而在《猫》一辑诗里,猫开始翻开书,猫用语言做出来,猫被收进《猫的字典》里:猫是“有胡子的女孩”,猫是“黑夜的宝石诈骗师”,猫是“不解谜的名侦探”,猫“拥有世上最小的两个月亮”,猫是“蓝胡子公的第八个老婆”,猫是“没有财产的快乐主义者”,猫是“多毛的懒惰妓女”;而且,猫在少年时代让我第一次懂得恋爱,穿长靴的猫教会了我抽烟;“穿长靴的猫”成为生活中重要的存在,“穿长靴的猫喝咖啡时/会脱靴子吗?/穿长靴的猫做爱时/把长靴放在哪里呢?/穿长靴的猫当长靴弄脏时/会有另一双吗?/穿长靴的猫在洗澡时/会把长靴戴在头上吗?”猫甚至成为带来变革的存在,“猫一拉弓,食指发痛。猫一走入镜子,从里面走出侏儒。猫一抽鸦片,北京就卖红花。猫一读书,革命军变成烟雾。猫一爬上卧铺,杰克船长就遇难。猫一卷表针,拄着拐杖的男人就消失。猫一藏起骨头,没有亲人的三个孩子集合起来。猫一拗起尾巴,青龙刀就被盗。猫一撞翻锅,捉迷藏的鬼就会出现。”

猫有关于猫的字典,猫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穿长靴的猫影响了生活,而猫作为一种意象的复活,重新被赋予了人的存在意义:“我的猫的真实身份/是名为埃尔莎的//一位裸体的少女(《少女埃尔莎》)”少女回归,恋爱回归,孩子回归,旅行回归,书回归,于是海回归,“下一页/是海”回到了少女诗集最纯粹、最美好、最柔情的一章:海狮“巨大的遗失物”,但海可以带你去寻找;海是女人的一滴眼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海;海是少年触摸的东西,它变成了伤心的眼泪……海是死的,而眼泪是活的:音乐家闭着眼睛在那里记下了第一个音符,“为了不溺死于自己的梦境/就已竭尽全力”;海是叙事诗,眼泪是抒情诗,诗人在自己缩写的海里游泳;失去信心的画家跳进真正的海里自杀,但是没有发出水的声音,发出“扑通”水声的是他的画,而年轻水手去寻访女人,打开门也听到了“扑通”的声音,“这是一个跳人自己录下的浪声里的寂寞女人的自杀故事。”

海在音乐家那里,在诗人那里,在画家那里,即使寂寞的女人以自杀的方式进入海的文本,它所唤醒的是声音的诗意——从死去母亲的头发被清洗的水,到恶魔歌谣里姐姐吐出来的血,从水妖生活的河,水的不同形态,组成了关于女人的不同存在,而只有进入大海的世界,一切才变成一种旅行,一次恋爱,一本书,以及一个孩子最初对美的向往,它是动人的,它是流动的,它是抒情的,它在最短的抒情诗里演绎出最长的爱:“眼泪/是人类自己做出来的/最小的/海(《最短的抒情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