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23《最后来的是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也许是这乌鸦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他的一个幻觉。也许人在快死的时候，会看见各种鸟飞过，当看到乌鸦时，就说明时候到了。
——《最后来的是乌鸦》
“最后来的是乌鸦”，小说集的名字在中文阅读体验上存在的歧义是明显的：“最后来/的/是/乌鸦”，或者“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来”三个字区别了不同的语境：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鸟，乌鸦是最后来的存在——关键在对“来”的解读，如果组合成后来，那么这是一个副词，如果来是到来，那么就是一个动词。当然，中文翻译的歧义在中文版本的设计中消解了，“最后”两个字和“来的是”采用了不同的字号，而“乌鸦”的字号更是加大了一号，于是很清楚地表明：那只乌鸦是最后到来的，那只乌鸦是最后被打下来的。
最后到来的是乌鸦，那么最后之前到来的是什么，之前的之前又是什么？如此往前推，最先到来的又是什么？是用枪对准，最先打中的是一只小鹰隼，扣动扳机之前空气是清朗而通透的，扣动扳机之后，小鹰隼像石头般落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的是好闻的火药味；之后是听到脚步而受惊的小野兔，当它穿过小路即将消失在灌木丛的时候，枪声响了；之后好像对准的是戴胜，一声枪响，它掉了下来，然后是槲鸫，然后是沙锥，当它们一只只掉下来，当空气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最后来的就是那只乌鸦。
最后到来，是从最先到来开始的排序，是经历了不同枪声之后的目标，是空气充满了火药味之后的继续，当“最后”成为终点，“来”作为展现动作的动词，却是从最先到其后到然后构筑的一种连续性不安，它以扑面而来的方式看见了身边的死亡。那是拿着枪的小伙子，在行军中对准兔子和鸟儿射击，但是这个从最先到最后构筑的连续性动作曾经受到了阻止，指挥者对他发出的警告是：“不管是山鹑，还是蟋蟀，我都跟你说了。把枪给我。你要是再让我生气，就给我滚回家去。”但是小伙在的枪还是响了，这次不是对准鸟，也不是对准野兔，“小伙子早就已经看中他们中一个人胸前的金色扣子了，并瞄准了这扣子，开了火。”最后到来的才是一只乌鸦。
小伙在开枪，小伙子行军，小伙在明处，暗处是士兵，他已经无处可逃，躲在那里的时候他害怕小伙子的枪对准的是自己，但是当他发现小伙在总是朝着天空射击，他想：“如果他正专注于打鸟，就不会太注意我。他一开枪我就扑到灌木丛里去。”在小伙子打中沙锥的时候，士兵没有扑到灌木丛中，当小伙在打中松果的时候，士兵也没有扑到灌木丛中，而当他看到乌鸦在空中飞过，他认为小伙子一定会瞄准乌鸦，那么机会就来了，但是小伙子的枪没有响，乌鸦好在头上盘旋，并且越飞越低——小伙子没有看到乌鸦？或者士兵看到的乌鸦是一个幻觉？幻觉出现在死亡之前，幻觉也是人在死前出现的现象，所以为了击破幻觉，为了让小伙在能看到乌鸦，士兵站了起来，指着天上的乌鸦说：“那里又只乌鸦。”他指引着小伙子将注意力集中在这只乌鸦上，只有这样，他才能找到机会从灌木丛那里逃走。
枪响了，“子弹正好打在他制服上绣着的那只展翅老鹰的正中间”，而那只乌鸦也打着圈徐徐降下。乌鸦被打中了，制服上的老鹰也被打中了，士兵终于没有能在小伙子打中乌鸦的时候扑到灌木丛中，乌鸦降下，士兵倒下，他们其实在小伙子的枪口下变成了同一种存在。为了让小伙子瞄准乌鸦而站出来告诉他，想要逃离的士兵反而变成了枪下的乌鸦，这是不是一种失误性的自杀？“最后来的是乌鸦”可以更换成如下的事件：最后倒下的是士兵——到来和倒下都是动词一种，在扑面而来的死亡中，谁还能用一只乌鸦来解救自己？死去而无法被解救的还有《贝韦拉河谷的饥荒》的俾斯马。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时候，贝韦拉河谷上都是人，战争还没有结束，因饥荒而成为难民的人却在不断增多，当他们的生活必需品都消耗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城里搞点东西来，但是谁也不敢去城里，因为必经的那条路上日日夜夜都在发生爆炸。
但是骑着骡子的俾斯马却去了，他沿着那条被轰个不停的路去了城里，人们等待着，很长时间过去了，他们认为俾斯马早就死了。但是有人看见远处有人走来，他就是俾斯马，他没有死，他带来了事物和水，他成了救命的英雄。此后的每天，俾斯马都要去弄点面包，而且他也总是能穿过枪林弹雨回到山谷，“人们都说俾斯马一定跟魔鬼签了什么契约。”那一次人们又看见俾斯马完全地回来了，但是黑衫军发现了他，他们用枪指着俾斯马，但是俾斯马并没有害怕，或者他还像英雄一样不怕子弹——枪声响了，黑衫军里那个长斑的家伙向他扫射，终于人和骡子都被打中了。也许没有真正不死的英雄，也许没人和魔鬼签署契约，也许俾斯马也是被幻想出来的符号，最后来的是乌鸦，最后死去的是俾斯马，即使他没有倒下以立着的方式死去，在战争和饥荒中，谁也没有见过奇迹的发生，“俾斯马给他们埋了；骡子呢，给他们弄熟了吃了。它的肉很硬，但他们饿坏了。”
| 编号：C38·2211108·1792 |
士兵和最后的乌鸦一起死去，最后的俾斯马和骡子被扫射致死，战争中谁也不是自我的救赎者，而死亡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存在敌人，就是因为有枪杀的子弹，就是因为“血液里的同一种东西”。当德国纳粹的武装党卫队把小伙子的母亲抓了起来，他们的内心里当然是仇恨，“在他们身上，有什么东西变了，对现在这种生活的兴趣，还有可能遇到的风险，都不再是他们身外之物了，而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已经沉浸在血液之中了。”这是对母亲的爱，这是对法西斯的仇恨，当他们来到共产党人的家里，当他们在共产党人的女人那里知道了枪可以藏在筐子里，他们就已经准备好了战斗，“一种他们内心深处的东西，就好像母亲的意义一般，一个一旦被决定后整个人生都有所改变，并且伴随他们一生的事情。”当离开共产党人的房子，哥哥说自己要去当游击队员，这就是要把内心的仇恨发泄出来。但是当他们坐在乌鸦岩，共产党人却问起这些岩石，这些沟壑，这些山峦，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地球到底有多少岁了？而兄弟俩和所有人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些问题。
他们要离开共产党人的家，是因为他们认为反抗者还过着奢侈的生活，血液里流淌着的仇恨会在这种奢侈中消失殆尽，所以要去找游击队，要和大部队一起上山。共产党人为什么问起乌鸦岩是怎么形成的？地球经历了多少代？乌鸦岩当然不是最后来的乌鸦栖息的地方，它也和兄弟内心的仇恨无关，但是一定是关于时间的，和“最后来的乌鸦”所体现的时间观一样，动词的连续性意义就是维护了时间的在场，而这一场战争呢，也是在场的，所以这些和时间有关的关于地质意义的问题，最后其实回到了现实层面：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就是“最后来的战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士兵和俾斯马都做了回答，而在《营房里的焦虑》中，亲身经历了战争的人对此的回答是：没有最后，因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四〇年有战争，四一年有战争，四二年也有战争；一月的床，二月的床，三月的床，都是空空的床，他们说，四五年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他们说十一月的时候，战争会结束，但是这到底是战争结束还是生命终结？
空的床，“那里肯定藏着什么值得期待或是叫人担心的东西，太平，或是死亡，但更是什么秘密的、充满敌意的东西，这是他搞不懂的。”这便是“营房里的焦虑”，因为看不到最后的界限，因为营房本身也成了监狱，“营房，这个代表着不公的巨大建筑物，连同它的石阶，它脱落斑驳的门，它苍白的办公室，它楼里的拒马，如今却变成了法律，在步步紧逼着他，就好像要审判他记忆中那些冒失的冲动。”它甚至比战争本身还让人恐怖，所以在逃离了营房之后，即使面对可能敌人的射击，也是一种摆脱，“对他来说，那个灰色的营房再也不存在了，湮没在他意识的深处。”最后的世界是草丛，是阳光，是空气流通的符号，它们被叫做“自由”。
大约这才是“最后来的自由”。但是战争真的结束了吗？那个脸色黄蜡的赶骡人曾经说过，“战争永远不会结束，但世界末日在战争结束之前就会来到……”他们亲历了战争，他们参与了战争，他们和战争保持着某种特殊的关系，当战争不会结束，那么最后来的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种幻觉？这些和战争有关的“抵抗故事”构成了卡尔维诺的一个系列，“读起来像是悬念奇遇或是恐怖冒险小说，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作家都是这种叙述风格。”战争在那里发生，是此时此刻的存在，而此时此刻并不是过去的某段时间，并不是会迎来最后的结局，战争没有结束，战争永不结束，战争，当然在战争之后还在发生。
《装螃蟹的船》里，多罗里广场的小伙子和同伴们上了那艘船，这是在战争期间被德国人打沉的船，当小伙子们登上船，战争慢慢走近了它们：船身上写着“Abukir，Egypt”的字样；梅宁警告说船上埋了雷；但是大家还是上了船，看到了船舱里成千上万的螃蟹，它们就像战争期间行军的士兵；而且他们看见了一个女孩，卡鲁巴说她是和阿雷内拉一伙的，而他们和阿雷内拉势不两立……当他们走向小女孩，小女孩用棍子将水母举起来，然后拍到了马利亚萨的脸上，脸上马上有了一种烧皮肤的感觉，于是马利亚萨叫喊着：“从现在开始，我们帮里也要有一个女人！梅宁！你让你妹妹过来！”《被施了魔法的花园》里，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走近了一幢神秘的别墅，看见了墙上收集的蝴蝶标本，看见了翻阅书页的苍白男孩，当男孩开始触摸镶有蝴蝶标本的玻璃镜框，乔万尼诺和塞雷内拉有了一种惧怕，那就是对魔法的惧怕，“某种魔法罩在那幢别墅、那个花园上，罩在所有那些美好而舒适的东西上，就好像是什么古老的冤屈。”魔法覆盖了“古老的冤屈”，是不是在苍白如死去的男孩手中，和战争有关的冤屈会被唤醒？《主人的眼睛》只留下一只没有睫毛的眼睛，当主人的儿子去地里查看，他得到的消息是收成少了许多，收成少了，是因为二月的冰冻，是因为四月的旱灾，但是不管是冰冻和旱灾，都是如战争般的存在，经历了上次战争的人，面对着的未来就是“下一场战争”，乌·贝说：“所有的战争，都是这样结束的。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经历了二月的冰冻，经历了四月的旱灾，经历了上一次战争，经历了最后来的乌鸦，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一切都还在继续，因为战争已经成为无法摆脱的现实：到处是敌人，到处是仇恨，到处是沉船，到处是“古老的冤屈”——战争是作为一种隐喻，渗透到时间的每一个部分里，它是最先也是最后，它既不是最先也没有最后。《与一个牧羊人共进午餐》中，那个叫“乔万尼诺”的牧羊人替山村里的人看羊，他是一个粗俗的人，他被哥哥沉默的嘴脸所排挤，他被外婆所警告，但是牧羊人对我说了一句话是：“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这是他隐秘的身份？并不只是在于他可能就是一个狙击兵，而是在这个后战争的时代，我们都成为了敌人，“就这样，整个进餐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打这场仗，我们三个小伙子对抗着一个残酷而和气的世界，三人之间却无法认清盟友，也互相充满了怀疑。”《食堂见闻》，是在经历了贫困期的食堂里，一个是老头，一个是妇人，这是“新富和旧贵”之间爆发的战争，两个互不了解的物种制造了新的仇视；《十一月的欲望》里，穷人遭遇的是取暖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在堂格里罗的家里领取衣物的人群中，巴尔巴加罗光着身子等待救济，他之所以毫无羞耻地裸身出现，是因为别人偷走了他的衣服，是因为他被关进监狱和养老院，刚逃出来的他身无分文，只有裸身世界里的那一点欲望，最后他从衣柜里发现了许多的衣服，“巴尔巴加罗不打算去找大主教讨衣服，他想穿着这一身衣服，去附近镇子的广场上转转，去做点儿力量训练。”《猫和警察》中的警察巴拉维诺认为这个城市底下藏着秘密，“在沿着街道的水泥墙后面，在僻静的围栏中，在漆黑的地下室里，闪闪发光的可怖武器如密密匝匝的森林一般小心躺着，就像豪猪刺那样。”所以他们扫荡武器，所以他们把所有人视为敌人，最后在孤立中，他像一只猫一样，“他在敌人的土地上已是只身一人。”
敌人还在，战争就会永远存在，而这个后战争时代的敌人是你是我是大家，当每个人都变成对立的存在，这个世界当然永远无法躲避战争。“我知道在世上是需要互相残杀的，弱肉强食才是天然法则。”这就是《蜂房之屋》中我的观点，这个世界只有“你们怕我”才是对的，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个残杀者，就是法则的实践者，“我什么都不会给别人，也不欠别人任何东西”，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会吃掉下雨过后肥肥的蜗牛，会把森林里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会捉住牲畜、野兔或者鸫鸟，“你们不要以为我热爱野生动物，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向往田园自然生活的人，那都是些人类荒唐的伪善。”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也是人类之一，我也是伪善者——所以我是动物的终结者，是它们永远的敌人。
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中，唤醒这人类肉弱强食的战争法则，无法摆脱每个人都是敌人的对立思想，这就是“该经历的都经历了”的厌世主义和悲观主义，这是刚刚目睹了战争的卡尔维诺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写下的小说，无论是和“抵抗运动”本身相关的暴力和战争，还是表现形形式式边缘人物的流浪汉冒险题材，故事中的他们都成为了“最后来的乌鸦”，渗透着死亡的幻觉。但是《一个下午，亚当》却提供了人类一种希望，新来的园丁要送给女仆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礼物，它们是癞蛤蟆，是蛇，是蚂蚁，是甲虫，是蜥蜴，当然看见这些动物，玛利亚-安农齐亚是害怕的，这种害怕无疑就是一种对立心态，但是当新园丁消失，玛利亚-安农齐亚在厨房里看见了惊喜：“在每一个放在那里风干的盘子上都有一只蹦蹦跳跳的蛙，一条蛇盘在平底锅里，大汤碗里则全是绿蜥蜴，湿乎乎的蜗牛在玻璃柜子上留下了一道道彩虹色的痕迹。装满水的洗衣盆里游着那条红色孤独的老鱼。”
它们是礼物，它们带来了而惊喜，甚至玛利亚-安农齐亚塔看见了母癞蛤蟆带着五只小蛤蟆，在黑白相间的地砖上一步一跳地前进着，这是一种温馨的感觉，对动物的那种厌恶感不存在了，当然更不会和《蜂房之屋》中的那个我一样，让野生动物满足人类的欲望。所以这里有亚当，有玛利亚，有惊喜，有温馨，这是关于生命的赞歌，这是关于生活的趣味，没有对立，没有伪善，没有乌鸦，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一定有没有经历的，或者它就叫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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