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27《欢乐的葬礼》：我也是来客之一
“你没认出来吗？那是布罗茨基，他就住在这儿附近。”
“真的就是那个布罗茨基吗？”瓦莲京娜惊奇地问。
——《十》
美国，纽约，人群中，大街上，看到了布罗茨基，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就是布罗茨基，这对于刚来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奇的事：惊奇就在于异国他乡看见俄罗斯同胞，能在陌生的城市发现熟悉甚至可以亲近的元素，怎么不令人心潮澎湃？
但是，看见和认出了布罗茨基，确认真的是布罗茨基，为什么没有上前打招呼？为什么布罗茨基没有走向他们？为什么背后仿佛是另一种距离？那是的布罗茨基一定已经加入了美国籍，这个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的诗人，之后并没有回过苏联，甚至他的父母想要来美国看望儿子，也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拒绝，和家人天各一方，这便是布罗茨基的命运。而当在纽约的大街上看到这个生于苏联的著名诗人，对于刚移民美国的瓦莲京娜来说，是一件惊喜的事，这是此处与彼处，曾经的祖国和移民的国家，著名诗人和平民自己隔阂的某种消除，但是这种看见和认识更多是一厢情愿，此处和彼处还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曾经的国家和移民的国家还是有着更多的差距，著名诗人和平民之间还是没有形成呼应。
这或许就是这些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必须面对的共同现实——或者，没有回应和存在差距的现实也是作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最大的问题。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这个名字，也不曾阅读过她任何作品，选择购买她的这本小说也早已忘记了缘由。大概是简介中被标注的赞誉吸引了我：她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质之一，她是俄罗斯文学布克奖、大书奖获得者，她是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这是腰封上关于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头衔”，俄罗斯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显得太过广泛，俄罗斯文学布克奖是闻所未闻，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更是一个空泛的说法——如此，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依然是陌生的，这些所谓的光环更像是一种牵强附会。
就像布罗茨基不会主动走向纽约街头两个看上去像是俄罗斯人的陌生人，更不会用俄语向他们礼貌而友好地打招呼，瓦莲京娜和阿利克的看见具有的只是某种象征意义，甚至那只不过是他们可能的幻觉。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进入阅读的视野，也完全变成了一场幻觉——只花了一个多小时，就从第一句：“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百。”看到了最后一句：“伊琳娜轻轻抚摸着女儿红色的头发，这一次麦卡没有咕哝着闪避开去。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190页的故事没有惊奇，10万字的小说不起波澜，平平淡淡，乏善可陈，连叙事本身都体现着文字的苍白。
俄罗斯犹太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他们的境遇或者就像小说的第一句话：“天热得一塌糊涂，湿度达到百分之百。”潮湿的美国，闷热的美国，阿利克患了重病即将去世的美国，对于这些远涉重洋来这里的人来说，一定是不适应。“他们大多数人只带了二十千克行李和二十个英文单词就来到了这个国家，把工作、父母、邻里等大大小小事情都抛诸脑后，并与之决裂。”二十千克的行李和二十来个英文单词，都是可怜的数字呈现，这个数字是脆弱的，是无力的，它不足以支撑起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情感。这是决裂之后寻找新的可能性的困难，“他们最难意识到的决裂是对母语的陌生感，这些年来，他们所说的母语越来越机械，越来越实用。”不光是语言，更多的还有对新环境的适应问题，还有如何面对被抛弃在俄罗斯的人和生活。
| 编号：C38·2211108·1793 |
焦亚虽然来自意大利，但是和他们一样，面临如何在陌生环境中学点俄语的困惑；菲马是家里的第三代医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来到美国已经五年，她只能委身于一家收费昂贵的私人诊所当实验室助理，至今也没有通过美国医学考试；伊莲娜来自传统的马戏家族，在俄罗斯的时候，她和阿利克是恋人，但是被父亲阻止，之后日益剧增的感情之重让他们选择了分手，之后伊莲娜来到了美国，八年来，她没玩都少睡两个小时，为了在美国拥有属于自己的职业，而八年来，她曾尝试自杀，因为她流产了，而之前生下来的卖卡却患了自闭症，母女仿佛生活在黑暗之中。还有瓦莲京娜，她是以和米基假结婚的方式获得了证照，最后发现米基其实是同性恋，当她最后踏上了那块土地，在阿利克的帮助下，他们产生了感情，“这一次，瓦莲京娜知道，将会永远如此，谁也不会再离开谁，无论是瓦莲京娜和阿利克，还是阿利克和尼娜。”
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阿利克无疑是个中心人物，作为一个画家，他来到美国之后画作无人问津，曾去过印度探索那里的古老智慧，但是回来只是带来了一只空空的篮子；和尼娜结婚，和伊莲娜保持着关系，又和瓦莲京娜感情加深，处在这个漩涡中给他带来的不是女人的争风吃醋，而是和谐共生，甚至他让患有自闭症的麦卡回归正常生活；但是他染上了重病，按照菲马的判断，“他最后那点能活动的肌肉在膈膜处，现在也已逐渐僵化。接下来几天，他必定会窒息而死。”当面临死亡，阿利克没有像美国人通常问出的那样：什么时候关掉机器？阿利克做出的决定是：在一切结束前离开医院，“这样一来，也就拒绝了通过使用可悲的药物来人工延长生命。”
这是观念的不同，这是文化的差异，这是生活的区别，而这种相异性聚焦于阿利克是不是应该在死亡之前接受洗礼这个问题上。从白俄罗斯来的玛利亚，是被亲戚邀请而来的，因为这个“袋子夫人”总是拿着走私草药，据说这种走私草药疗效很好，尼娜在东正教的教堂里认识了玛利亚，自然也想到用她的草药为阿利克治疗，于是她也来到了阿利克的住处，当玛利亚给阿利克脚上涂上草药，她对菲马说的是：“你必须得相信上帝。没有上帝的话，连植物都长不起来！”草药其实百无一用，但是玛利亚将其上升到信仰层面，“他必须受洗，否则什么都没用。我是认真的。”当时激起了尼娜的反感，“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夫娜，他不想受洗，我得告诉你多少次才行呢？他不想受洗！”但是在死亡面前，在上帝面前，信仰基督教的尼娜最后想让阿利克受洗，阿利克对此的说法是：“问题是，我本身是个有头脑的犹太人。这些圣礼在有些方面有点傻气，如戏剧一般，而我不喜欢戏剧。我更喜欢电影。”
所以阿利克笑着说，“那就去吧，叫你的神父。只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也请一位拉比过来。”这就是阿利克所说的戏剧，犹太人受洗，要神父在场，也要拉比在场，两种宗教，两种方式，其实和信仰已经无关。找到神父是没有问题的，维克多就成了阿利克受洗的神父，但是拉比就显得有点难，尼娜找到了前夫廖瓦，廖瓦介绍了来自以色列的梅纳什。那天是维克多先来到阿利克那里，梅纳什之后到，但是当他看见已经有神父在场，马上就有了不快，尽管维克多给他投去了微笑，并且用希伯来语回应梅纳什，“我也是来客之一。”这是一句和宗教有关的话，不管是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每一个教徒都是上帝的“来客”，所以这体现了信仰的平等性。但是对于梅纳什来说，犹太教的正统性依然使他开始蔑视神父。他在阿利克面前说：
我从一开始就是个犹太人，至死不渝。这对我来说很简单。不过你可以选择。你可以谁也不是，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异教徒。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犹太人，这有充分的理由，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或者你也可以做个基督徒，捡起从犹太人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屑。我不想评价这些面包屑的好坏，只是它们在历史上的起源极其可疑。如果一个人是诚实的，耶稣基督牺牲自我这种关乎全能者三位一体的基督教理念，难道不是异教徒最大的胜利吗？
这一段话根本是在取消信仰的平等性，在他看来，基督教徒只不过是从犹太人餐桌下捡起了面包屑。对此神父的说法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没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哪怕在最直接的意义上也是如此！”信仰和观念上的差异体现在这场被阿利克称之为“戏剧”的受洗仪式上，而对于每一个和俄罗斯决裂的人来说，美国也不是他们像家一样的存在，无法活在祖国，也无法安然成为新的美国人，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戏剧”。而实际上，所谓的和俄罗斯决裂，也是不充分的，当消息播报莫斯科发生政变，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个国家已经深入他们的灵魂与骨髓，以及所有与它相关的、属于他们每个人的、各不相同的思绪——他们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结牢不可破。”这是一种断裂的感觉，一方面他们跨越了国境，在新的土地上扯断了旧时的根基，为的是拥有新的色彩、新的气味和新的结构；另一方面，和俄罗斯千丝万缕的联系，更让他们感到厌恶、痛苦和害怕——尤其是他们从新闻上得知，三个年轻人被杀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还从未见过一场这样的葬礼，仿佛所有病态的、腐朽的、邪恶的事物都如同泔水一样被泼掉，如同一桶散发着恶臭的垃圾一样顺着水流漂走了。”
断裂是存在的，差异是客观的，新与旧的矛盾是尖锐的，但是，和发生在莫斯科的葬礼不同，阿利克的死亡最后带来的是“欢乐的葬礼”——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了极其乐观的方式重新制造某种平等性。在莫斯科事件发生之后，临死的阿利克梦见了家乡，他看到了美好的存在，所以他没有支持某一方或反对某一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这两者的喜爱程度是相同的。”当阿利克迎来了死亡，尼娜的悲伤不言而喻，“‘死亡’‘他已经死了’和‘葬礼’，这些言语不断在尼娜耳边回响着，但都没能刺破那层看不见的屏幕；在尼娜脑中已经形成的新图案中，并没有这些言语的位置。”维克多来了，梅纳什来了，最重要的是麦卡来了，她带来的是阿利克生前录好的一盒磁带，在磁带中，阿利克是快乐的，他号召参加他葬礼的人举起酒杯，“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别哭，我说了！把酒喝起来！干杯！尼娜，敬我一杯！小T恤，关一会儿录音带，亲爱的！”
生前录好葬礼上的磁带，这是提前介入的葬礼仪式，在这里没有死亡，没有悲伤，只有好酒，只有狂欢，“欢乐的葬礼”举行，这是一出戏剧，这是一种艺术——或者正好回归阿利克作为艺术家的身份，或者仪式本身就是在阐述最真切的艺术，“在生活中，他可能是一个艺术家；是的，他像艺术家一样生活。”像艺术家那样生活，为什么还要管那个国家？伊莲娜对象征未来的麦卡说：“别担心，那里从来就不会有真正风平浪静的时候……”终于最后一句是，“那么，伊琳娜想，这大概就是一切的结局了吧。”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用这个面向未来的乐观主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当生活变成艺术，当葬礼变得欢乐，隔阂也将不断被消融，未来终将是可期许的——但是仅仅如此，一场戏剧的演出，一种行为艺术的发挥，真的能解决这个群体的所有问题？太过于悲观之后是太过于乐观，而无论是悲观还是乐观，都只是在一种浅层的表面滑行，它是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预设，最后留下的是“布罗茨基”符号化的存在，没有人在街上回过头转过身对他们说：“对，我是布罗茨基，我就住在这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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