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撰写的唐璜故事，被公认为是他的经典之作。在他有生之年，他并未完成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将唐璜描写成为一位无意识地一次又一次坠入情网，却在压抑的天主教观念下而成为的无辜牺牲者。拜伦笔下的唐璜是个牺牲者多于好色之徒，其行为都来自于他不幸的境遇，长篇诗体小说通过主人公唐璜在西班牙、希腊、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等不同国家的生活经历和种种浪漫奇遇，展现了十九世纪初欧洲的现实生活。诗中描写了人物百态、山水名城和社会风情，画面广阔，内容丰富，堪称一幅五彩缤纷的艺术画卷。《唐璜》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按作者的构思，他出使英国后，还要“经历各种围攻、战役和冒险，最后以参加法国革命为结”，但长诗只写到这里便中断了。《唐璜》因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广阔的生活容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被歌德称为“绝顶天才之作”。
《格列佛游记》是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一部长篇游记体讽刺小说，首次出版于1726年。作品以里梅尔·格列佛船长的口气叙述周游四国的经历。通过格列佛在利立浦特、布罗卜丁奈格、飞岛国、慧骃国的奇遇，反映了18世纪前半期英国统治阶级的腐败和罪恶。还以较为完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观念，作者用了丰富的讽刺手法和虚构的幻想写出了荒诞而离奇的情节，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英国议会中毫无意义的党派斗争，统治集团的昏庸腐朽和唯利是图，对殖民战争的残酷暴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歌颂了殖民地人民反抗统治者的英勇斗争。《格列佛游记》出版几个世纪以来，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在中国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作品之一，被列为语文新课程标准必读书目。根据其内容改编的电影分别于1977年、1996年、2010年被搬上大荧幕。
斐洛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低估，他既是犹太教与希腊文化的联系者，又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联系者。在一个东西方思想融合的时代(希腊化时代)终结之时，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的东西方融合的时代(罗马帝国时代)来临之际，斐洛超过其它任何思想家，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思想融合的历程，产生了具有一系列新质的早期基督教神学。《论《创世记》》一书借用希腊哲学观念和语言来向大众论述摩西五经是合理的，当时已经有许多人这样做，应该说，斐洛在作品中对希腊哲学大量的精当使用：比如在《论〈创世记〉》正文部分“论摩西有关创世的叙述”关于创世第七天的讨论中，对数字七的讨论涉及新毕达哥拉斯主义以及雅典政治家梭伦、希波克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在论述上帝用尘土造人时，吸收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中的分有模仿说、亚里士多德的潜能和现实学说、斯多亚的世界主义和自然法思想。
“水并不构建‘真的谎言’。只有十分惶乱的心灵才会真正地被河水幻影所迷惑。水的这种温柔的幽影常同遭戏弄的想象，那种欲自娱的想象的矫作幻觉相联在一起。”《水与梦》是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重要诗学理论论著，在欧洲和美国都有很大影响。在引言中，他说：“在想象的大地里，我认为有可能确认一种四种本原的法则，这种法则根据各种物质想象对火、空气、水和土的依附来将它们分类。”他从“火、水、土、空气”四种物质本原为基础，运用想象和新认识的理论，结合他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确立了一种梦想的诗学。他指出，想象的哲学理论首先应该研究物质因果性和形式因果性的关系，诗的图象也是一种物质，水不仅是离散的，不令是瞬时产生的一系列遐想中所认识到的形象组合，而且是形象的载体，是构成形象的始原。任何诗学都应该接受物质本质的各种组成，正是这种通过基本物质要素进行的排列，应该最强烈地显示诗歌的灵魂。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七卷二十七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李约瑟做出如下结论，闻名世界的“李约瑟问题”便运用而生：“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荷兰著名科技史家弗洛里斯·科恩评价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文明的滴定》包含的就是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清晰的表述和回答，李约瑟借用化学反应中的“滴定”概念，对中西文明在社会和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比较，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西方却后来居上产生了现代科学。
“每一个人继承的天性，对于他的精神生活来说，有如一片莽林，林中野狼在嗥叫，污秽的夜鸟在哀鸣。”《污秽的夜鸟》是何塞·多诺索的代表作，讲述的是一个想象的人物——温贝托·佩尼亚洛萨的虚构故事。温贝托是个穷学生，渴望崇高的社会地位，他在图书馆与有权有势的赫罗尼莫相遇后，立刻毛遂自荐，成了后者的心腹，在一次意外中，温贝托为主人挡了枪，但这次受伤却成了主人谋求权力的砝码，后来主人发现温贝托与女主人有染，一怒之下让人切除了他身上百分之八十的器官，温贝托不得已逃往静修院躲藏，观察并随意改变这个无序和颠倒的世界，等待自己命运的终点。何塞·多诺索历时八年创作的这部小说在世界各地印行2000多万册，成为一部世界性的畅销，作者还因此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的“智慧的阿尔丰索十世勋章”。“不是我写了这部小说，而是这部小说在写我。”何塞·多诺索说。
纪弦与钟鼎文、覃子豪合称台湾诗坛三老，在台湾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纪弦于1953年创办《现代诗》季刊，发出新诗再革命的先声，在台湾掀起了一场现代主义诗歌的运动。如果说胡适、郭沫若开创了现代诗，艾青让现代诗更为本土化、更有时代感，纪弦则让中国的现代诗走进了现代主义，“他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纪弦是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他主张写“主知”的诗，强调“横的移植”。诗风明快，善嘲讽，乐戏谑。他的诗极有韵味，且注重创新，令后学者竞相仿效，成为台湾诗坛的一面旗帜。当然，纪弦的诗也饱受争议。“我自一九二九年开始写诗，迄今已写了一千多首。”《纪弦诗选集》是近二十年来大陆出版的第一本纪弦诗集，也是诗人单本诗集收入作品最多的一本，其精品之作悉数收入。
《透过窗户》收录了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纽约书评》《伦敦书评》《卫报》等处发表的十七篇文学评论，特别收录短篇小说《致敬海明威》，与伟大的作家在故事里相遇。朱利安·巴恩斯的评论对象包括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奥威尔、吉卜林、福特、梅里美、维勒贝克、海明威、厄普代克等人。作为英国当代蕞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巴恩斯亦是一位优雅风趣的文学评论家，在他的笔下，作家的形象跃然纸上：奥威尔的寄宿学校经历如何影响着他的写作？吉卜林每年都在法国自驾游，对法国他有怎样的情愫？伊迪丝·华顿预支八千美元天价稿费匿名赠予亨利·詹姆斯；莉迪亚·戴维斯对《包法利夫人》不是很有热情，但她的译本却是最好的……“最好的小说极少直接提供答案，而是别具匠心地提出种种问题。”朱利安·巴恩斯这样说，透过这一扇扇文字之窗，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最好的小说，以及关于生活的真相。
“我的诗支离跳跃，生活也是。”约翰·阿什贝利被公认为20世纪伟大的美国诗人之一，1927年7月18日出生于纽约罗切斯特，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超过25部诗集，早期作品《一些树》获选W.H.奥登编选的“耶鲁青年诗人丛书”；诗集《凸面镜中的自画像》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三项大奖；《空中札记：后期诗选》获格里芬国际诗歌奖。约翰·阿什贝利曾两次获得古根海姆奖，1982年获颁美国诗人学会的年度诗人奖，1985年获得麦克阿瑟奖，2017年9月3日逝世于纽约。他的诗挑战读者抛弃对目的、主题、诗风的一切既往认识，反映语言之局限、意识之不居变动。本书收录阿什贝利35篇诗作，呈现阿什贝利受现代视觉艺术影响，在“语言画布”上的过程创作。本书同名长诗《凸面镜中的自画像》为阿什贝利著名的作品，受意大利画家帕米贾尼诺同名绘画启发而作，蕴含阿什贝利对艺术和自我的深入思考。
《无罪者》是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中欧四大小说家”之一的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故事发生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以钻石商人A和W男爵夫人一家为中心人物，讲述了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生动地呈现了小人物在价值崩溃时代的孤独、麻木与痛苦。小说以独特的诗体框架和诗性笔触，描写了“二战”前的德国小市民——一群有罪的无罪者——如何在传统价值崩溃的时代，陷入孤独、麻木与痛苦之中，从而导致了纳粹的崛起，是反思欧洲历史的重要文学作品。布洛赫在不同的章节中分别呈现出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等风格，各部分被统一的诗体框架天衣无缝地缝合在一起，成为一件绝妙的艺术品。乔治·斯坦纳认为，“赫尔曼·布洛赫是乔伊斯之后欧洲最伟大的小说家。”汉娜·阿伦特则评价说：“赫尔曼·布洛赫以几乎超出认知的方式改变了19世纪经典小说的艺术形式。”
罗伯特·勃莱1926年出生于明尼苏达州，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加入包括约翰·阿什贝利在内的作家群体。他主编的十年诗选在美国诗歌界影响巨大。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勃莱创作了许多反战诗篇，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他出版了十多部诗集和三十多部译诗集，包括翻译陶渊明和白居易的诗作。2013年，美国诗歌协会授予他罗伯特·弗罗斯特奖章。2021年11月21日，勃莱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家里去世。“我已在对驴耳诉说。/我有那么多要讲！驴子急不可待/要感受我的呼吸拂动他双耳的/巨型燕麦。”关于“春天怎么了？”的诉说，对一头驴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抓住我的鬃毛，让你的/嘴唇更贴近我毛茸茸的耳朵。”驴子说，诉说就是诉说，就像诗歌就是诗歌——《对驴耳诉说》包括《对驴耳诉说》和《我的判决是一千年的快乐》两本诗集，前者出版于2012年，收录了七十二首诗；后者出版于2006年，收录了四十八首诗。
《仍在一起》是博纳富瓦生前最后一部诗集，是他写给亲人、朋友和读者的自白，以最深沉的梦幻和充满思辨的对话，展现了他在走入生命尽头的“黑夜漫游”中所体验到的甘美与醇熟。尽管依然有着强烈的思辨意味，包含着哲学的探讨，但相比他以前的诗来说，这些作品的主题显得更为亲切，更带有个人生命经历的印记，尤其是全书最后一个部分“黑夜漫游”中的散文诗，它们的灵感来源于作者晚年偶然到访童年住过的避暑别墅的经历。作为翻译家和艺术史学者，博纳富瓦在这部诗集里以诗意的方式探索了“翻译”和“音乐”“摄影”等艺术的本质。还有一些诗回溯了他早年生活的记忆，充满怀旧色彩。诗集体现了博纳富瓦充满智性的写作特点，但他展开思辨的方式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借助大量的感性意象和富有戏剧性意味的情境来展开。
《科幻精神》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早期作品，根据波拉尼奥手稿留下的信息来看，《科幻精神》的创作始于1980年，“完稿”于1984年，是与《佩恩先生》《莫里森的学生给乔伊斯粉丝的建议》同时期的作品，是1977年离开墨西哥远赴欧洲的波拉尼奥对那段墨西哥岁月的追忆结出的硕果。“亲爱的罗伯特，情境是这样的：一个土狗色的清晨，飞船出现在群山的轮廓之上，智利开始随着整个拉丁美洲一起沉没下去，我们变成了逃亡者，而你们则是追杀者。”小说虽以科幻为题但并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故事围绕21岁的雷莫和17岁的扬·史瑞拉展开，他们在皮诺切特政府掌权后移居墨西哥城，租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给他崇拜的科幻作家们写抒情又谵妄的信，向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困扰、梦境。雷莫则同形形色色的诗人朋友一起在墨西哥城中游逛、调查、聚会……
本书写于1919年，是本雅明申请博士学位的资格论文。针对当时流行的对于浪漫派理论的误读，本雅明以问题史的思路，试图追踪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的变迁，意在揭示其艺术批评的哲学根基，以准确界定德国浪漫派青年运动的积极成就。本雅明强调他的问题意识并不在于写一部浪漫派的批评史，而是截取了形成早期浪漫派“批评”概念的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机，并集中梳理早期浪漫派思想家对“批评”这个概念本身所作思想贡献的内在逻辑。因此，他把他的这一著作的任务称为“哲学”的，或者更精确的是“问题-历史性”的任务。紧接着本雅明认为，梳理早期浪漫派“批评”概念这个美学范畴，却不能仅停留在其美学前提上，而是必须深刻把握其认识论前提，也就是“反思”在浪漫派思想中建构其“批评”概念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本雅明很明确地抛开了浪漫派的批评实践，而专注其对“批评”概念的论述，以及对批评概念的认识论前提的论述。
陈东东，1961年生于上海，1980年代初开始诗歌写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创办和主编民间诗刊《倾向》《南方诗志》等，1990年代后多次担任民间诗歌奖评委，参与组织民间诗会和诗歌节，出版有诗歌、随笔等作品集多部。2017年获“天问诗歌奖”，2019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奖“年度诗人”奖。《陈东东的诗》包含两部分，一部分为其写作三十五年来精选的九十首短诗，另一部分为三组“连行诗篇”，陈东东对此评价说：“占这本诗选另外不少篇幅的是三组不同于分行排列的诗，比起分行排列的诗，它们更强调和发挥新诗文体呈现思想之形态的散文质素——从一开始，新诗就以取消格律乃至韵文文体来发明自己，无论其分行或连行排列的诗，都是所谓散文的诗。”
黄灿然1978年底移居香港后，当过制衣厂工人，上过夜校，在大学期间开始写诗，而一直没有变的便是对英语的热情，后来译有大量现当代欧美诗歌、诗论和文论。《黄灿然的诗》是蓝星诗库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诗集收入黄灿然1990年代以来，各个重要创作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自我认可度较高的作品180余首，其中半数以上为作者第一次结集的珍藏作品，而近年创作的作品比重也相当高。“一生就是这样在爱与被爱中不能尽情地爱。”通过这些近三十年来创作的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黄灿然创作历程的各个阶段、各个局部的变化轨迹，以及从整体风格、诗艺元素、想象力方向，到哲思范围、人生观与世界观的进化的蛛丝马迹。诗集包含“冥想集（1985—1997）”“灵魂集（1998—2005）”“奇迹集（2006—2008）”“发现集（2009—2014）”“洞背集（2014—2016）”五个部分及一首序诗。
在一个所谓“上帝已死”的时代，上帝如何有意义？作为现象学哲学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论来到观念的上帝》总结和提炼了《总体与无限》、《异于存在或本质之外》的要旨，展示了列维纳斯在其思想的收官时期对现象学方法、他者、伦理、超越等问题的沉思。在其中，列维纳斯借助于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讨论了上帝，邻人，存在，意义，自身意识等问题，从中推出了他的关于他人，对他人的无可告免的无限责任等问题的伦理学：在卓越的现象学意义上，上帝来到观念不仅是实事，而且是以本己的方式早于“能指-所指”这一意义结构的。循此，主体之核心就不再是其认知权能，而是异质触发所标志的真正的被动性。在第二版作者前言中，列维纳斯说：“本书所论将止于这一点：人在存在中的出现使得存在在存在中的顽固的坚持、使得普遍的‘耽于存在’以及因此而来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得以中止或停止。”
“所有的印象都会消失。”年龄的增长，让埃尔诺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演变和人生的短暂，“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因此她要写作一部反映时间流逝的作品，但她承认自己不会像伍尔夫那样写一部现代派小说，也不想写一部历史著作，而是要写出多数人的回忆，为此她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酝酿、在退休后经过充分思考和推敲，用她创造的名为“无人称自传”的新体裁，写出了被称为“社会自传”的作品《悠悠岁月》。《悠悠岁月》一经出版就获得了法国当年的“杜拉斯文学大奖”，它采用“无人称自传”的方式，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大到国际风云，小到饮食服装，家庭聚会，乃至个人隐私，无不简洁生动，在六十年的时间跨度中，通过个人的经历来反映世界的进程，实际上写出了集体的记忆。
他者与我何干？屠杀者与死难者莫非不相干？《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是著名现象学家列维纳斯的代表作，是其前期思想的核心，对现象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本书中，列维纳斯把西方传统的存在论哲学视作一种总体哲学。这种哲学以作为总体的存在为终的意义来源，抹杀作为个体的个人的意义与价值，充满了对于他者的暴力。与这种总体哲学相反，列维纳斯通过对面容的现象学分析表明，在面容中呈现出来的他人标志着绝对的外在性，是真正的无限，不可还原为内在性。他进而证明，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联既先于自我与他人的存在关系，也先于自我与对象的存在关系。在此意义上，伦理学先于存在论。本书终表明，自我与他人之间有着一种不可还原的非同一性，自我与他人的面对面是存在中的终极关系，因此，哲学必然是“多元论”的，世界的本原是多元，是每一个表达着的自我，这多元之间则通过作为主体性的善良而终走向和平。
布莱希特对20世纪文论建设、戏剧改革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叙事剧理论。这一理论革新了陈旧的戏剧形式，是对先锋美学的尝试和对艺术界限的突破。布莱希特与本雅明是在1929年5月通过本雅明女友阿西娅·拉齐丝的介绍认识的，尽管性格迥异，但两人相似的历史想象力和人道主义观念，使得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本雅明1940年9月在逃避纳粹迫害的途中自杀。《试论布莱希特》包含了本雅明11篇对布莱希特叙事剧、诗歌等作品的评述，写于1929年与布莱希特交谈期间的日记。如果说遭遇世界大战引发了布莱希特对政治的思索，那么漂泊异乡的十五年更使他接触到了社会深层，浮世百态。本雅明在《试论布莱希特》中认为，“布莱希特是一种难以捕捉的现象。”本雅明不仅高度赞赏布莱希特的艺术造诣，将叙事剧理论称之为“先进的戏剧理论”，将布莱希特的创作视为真正发挥生产效用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