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小说

	编号：C28·1961211·0345
	作者：残雪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6年3月第一版
	定价：15.00元
	页数：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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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毕业，当过工人、医生、裁缝，这是残雪的“断代史”，我们无法将一个有着这些经历的人与残雪的文字相对应，这与其说是一个例外，勿宁说是残雪天生有着超人的悟性，她的小说就像一次事故，将我们构筑的认知世界撞得支离破碎。《双脚像一团鱼网的女人》、《两个身世不明的人》，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她的文字有着天然的杀伤力与恐惧感，让我们无从近身。这个蔑视一切传统的女作家仔自己的世界里审视暴力、死亡、畸形、压抑，并且自得其乐。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痕》、《黄泥街》等7部小说。

	编号：C44·1961122·0341
	作者：（香港）刘以鬯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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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指香港，“半岛”指九龙，这两个地名表示刘以鬯仍将以整个香港社会做为自己写作的题材，“我试图用小说的形式展现1973-1975年香港社会的生活，刘以鬯是以历史的见证者，对香港社会进行注解，而刘以鬯在对小说结构进行大胆尝试的背后，却抱着传统的写作手法不忍放弃，这是刘以鬯最大的不足，连他自己也承认，自己的尝试随时有可能走向失败，“走入一条不通的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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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与半岛》：她装饰一切的美

“是的，香港是个充满矛盾的地方。”

矛盾总是显现它必要的张力，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张力，急剧地拉伸，又迅速地弹回，当超过一定限度的时候，是不是矛盾会变成最后的失望？拉伸的时候，我以一种知识储存的方式一起念出了“鬯：【唐韵】【集韵】【韵会】丑亮切，音怅”；又一次拉伸的时候，我把编号C44·1961122·0341的书当成“我的图书馆千册百部阅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度拉伸的时候，我在封面“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书系”的命名下充满崇敬的心情开始翻阅……

其实，一种力的拉伸完全是给一本书加入人为的注释，就如刘以鬯在《后记》中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我试图用小说形式展现一九七三–一九七五年的香港社会生活，将实际存在的现象转为艺术真实。”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纪实小说，也不像是新闻小说，但是在小说的框架里加入了香港的现实，加入了香港的实际，就是对于历史的一次注释，而在一九七三年冬天开始的连载，所注释的就不是历史，而是真实的现实。所以对于《岛与半岛》来说，它是正在发生的时间，是正在改变的现实，是正在拉伸的故事。

一九七三年的股市，一九七三年的经济，一九七三年的物价，一九七三年的生活，以及一九七三年的矛盾，正在发生，当站在矛盾迭生的时间里的时候，所看到的一切，所听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当然是真实的。一个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一个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地方，一个在传说中的富庶之地，是不是也是一种注释？从泰国回来的朋友，为什么选择香港，就是因为在一个听说了各种传奇的旁观者加入了自己的注释，把手中的股票拿去银行按揭，为什么再去买股票？就是因为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期待的香港人对这片土地加入了自己的想象？当物价上涨，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囤货？就是因为一个遭受了各种打击的盲从者对于不确定的现实加入了自己的猜测。

那么，香港不仅是矛盾的，而且还是虚构的，虚构成一个充满商机的天堂，虚构成一个表演人生喜剧的舞台，虚构成一个美丽富庶的社会，就如一九七三年的此时，有着热闹的“香港节”，有着快乐的圣诞节，有着喜庆的新年，而这不断闪现的节日气氛，其实就是虚构本身，“既然有圣诞节与新年，就庆祝圣诞节与新年好了，为什么还要加一个香港节？”面对这样的注释，回答的只有一句否定：不知道。

“不知道”其实是将虚构慢慢解构，“不知道”是将矛盾慢慢凸显，“不知道”甚至是那一种被拉伸的力会以意料之外的方式弹回来，伤到手，伤到身，伤到心。沙凡是看到了这样一种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加速发生的矛盾，他觉得香港太过拥挤，是声音的集中营，是空气的污染地，是“一处巨大贪污翻腾的地方”；他认为香港治安太坏，是一座经常发生抢劫案的城市，就像那本在“香港节”发放的“无比的基督”传单上印着的字句一样：“她揭露隐密中布下的陷阱。她谴责黑暗里滋生的罪恶。她装饰一切的美……”

刘以鬯：我拼贴了浮光掠影的香港

可是，当一九七三年进入最后的冬天，这矛盾还只是一个开始，香港是天堂，它的矛盾对立面是“香港也是地狱”；香港是一出戏，矛盾的剧情是“分不清是喜剧还是悲剧”；香港的社会秩序像摔得粉碎的瓦瓶，矛盾的现实是“有人企图重组碎片”。地狱、悲剧和摔得粉碎的现实，在香港节的热闹中，在圣诞节的快乐中，在新年的期盼中，反而变成了拉伸到更远处的嘲讽。股市从千七点一直下跌，跌破千五点、千三点、一千点，然后继续到几百点，甚至到了四百多点，当初上涨的时候，香港人疯狂购买，几乎抱着一个发财梦染上了“股票病”，日有所思的是股票，夜有所梦的是股票，而最后股票的高飚指数只是变成了香港节花车上的那个灯饰。

朋友杭占雨因为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预计股市不会再跌，所以将手里的股票拿去银行做按揭，然后在用抵押的钱来买股票，不想股市直线下跌，对于他来说，面临的现实是：“不补仓，银行会将你押给他们的股票贱价抛售”，十万元可能只剩下三万，而在这残酷的现实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像一个赌徒一样，继续押下最后一注。这是虚构的投资，实际上完全是投机，在股市再次下跌的时候，杭占雨终于因为无法承受而心脏病突发昏厥。

而在旧历新年期间，物价上涨超过了预期，大家都开始囤货，因为唯一提前购买那些东西才不至于被上涨的物价面前受损，沙太抢购厕纸到了疯狂的地步，那种七毫涨到一元四的厕纸，沙太买了一箱，一百卷就这样堆放在狭小的房间里，沙凡劝阻，她一意孤行，最终甚至把厕纸堆放成茶几的模样，让人啼笑皆非，而最后，沙太发现，从超级市场买回来的厕纸，纸质极好，可怕的事实是，他们在年初抢购回来的厕纸，全是冒牌货。“新春期间，涨价声代替了爆竹声！”这是矛盾的爆发，一种声音取代另一种声音，就像残酷的现实取代了虚构的繁荣。

可是，虚构没完没了，由于降水减少，香港这样一个资源依赖性的城市必须实施制水工程，也就是要进行限量供水，开始是第一级制水，如果水量还是太少，那么就会启动第二级制水，甚至是第三级制水，而一旦制水，就需要准备好盛水的工具，沙太为了度过制水期，大量购买了胶桶，而大量购买又导致胶桶价格上涨。起初的那场台风向香港袭来，气象局挂出了风球，从一号升级到三号，从三号升级到五号，正在大家期盼台风带来豪雨的时候，台风却开始转向了。

这也是一种矛盾，但是矛盾并没有停止，紧接着又有了新的台风，又挂起了风球，而这次台风果然带来了大雨，这是香港人最需要的雨–可以缓解供水压力，可以解除制水措施，但是大雨却带来了另外的灾害，一个少女被大水冲走，新界弄滴被大水淹没，许多低洼地区的居民被逼弃家走避，沙凡的朋友老C前几年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丽星楼”的一个单位，却不想这次大雨使得“丽星楼”因山泥倾泻被当局封闭；而另一方面，由于制水取消，那些买来的胶桶成了废物，回收店不要，沙太只能将这些胶桶当成垃圾扔掉。

“反常！反常！这是反常的现象！”反常的不是遭遇了缺水又遭遇雨灾，不是在大冬天还有台风侵袭，而是在被牵制的矛盾生活里再也找不到规律，再也找不到秩序，每一个人都在被虚构的故事里遭遇残酷的现实：上升的恒生指数只写在香港节花车的灯饰上；去看花车巡游却遭遇了抢劫；到处是高楼大厦政府却要实施灯光管制；儿子沙勇调查商品送洗衣粉，却被当成是入室抢劫的小偷……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报纸上写道：“股市又跌。恒生指数跌到四百点。”“游泳来港难民有不少冻死在海中。”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说：“今年物价狂涨。”“旺角洗衣街公园附近发生凶杀案。”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报道是：“五名匪徒在元朗抢劫游客。”“圣诞新年大减价。岁晚清货，不计成本。”

当圣诞被注释成“这是黑色的圣诞”，当新年被注释成“涨价声代替了爆竹声”，矛盾并不仅仅是经济、物质上的，以赛亚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启示录后面其实是精神的解构，沙太在沙勇的教科书上发现了春宫图；沙勇学着时尚人士的样子竟然在家里赤裸着；电视里各种打斗片让年轻人开始模仿；而回力球的兴起，只是人们在赌博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刺激……而更残酷的是，当“跑马场出现计时炸弹”时，警察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当“大丸百货公司接到打单信”时，警察也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当“阿飞纠党抢劫的士司机”时，警察又说：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不管是抢劫，还是强奸，不管是爆炸还是暴力，警察似乎总是重复说着那句话：“本港罪案并不如想像严重。”

看上去是肯定的，是没有矛盾的，但却是谎言，在民众人心惶惶的时候，政府却在制造着谎言，而所有的谎言无非也制造着一种虚构，在虚构之后，谎言之后，甚至在矛盾之后，却是最后的无情，最后的残酷，当沙凡因为胆结石住院，一个星期后出院他却看到了一封信，拆开信是一句解雇的决定。这是最后的结局？其实，那循环的残酷，那虚构的悲剧根本没有完，矛盾还在继续矛盾，残酷还会更加残酷，但是当一个那时的香港被真实的展现的时候，那种矛盾是不是只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五年的历史，是不是只是小说的一部分？

“为了使这部写得相当松散的小说能够凝聚、集中些，我删掉了五十几万字。”一部全本连载达六十五万的小说变成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是不是也是另一种矛盾？松散变得凝聚和集中，是不是也是另一种虚构？以沙凡一家人为主线，其实依然没有集中和凝聚，生活中的股市大跌、物价上涨、遭遇打劫、灯光管制、启动制水，以及被解雇，被一一展现出来，但是看上去只不过对于那种现实的罗列，沙凡的朋友杭占雨住院之后怎么样？沙勇调查商品送洗衣粉仅仅是误解？香港是一个浮世绘，但是却不是浮光掠影的拼贴，所以十几万的文字不是一部真正的小说，不是艺术的真实，当然更称不上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精品”。

阅读一部书，也是强力拉伸，但最后在矛盾中被弹回的时候，受伤的当然不只是翻阅的那只手，“她装饰一切的美”，没有虚构，只有破败。

	编号：C54·1961101·0337
	作者：（美）亨利·米勒
	出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版本：1994年6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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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与五年前的《北回归线》一样，亨利·米勒的语言依然充满天籁般的磁性，大胆、灰色、富有哲理。“我”与女人无休止的情爱反而让自己内心的阴影越积越厚，布鲁克林大街一角的秘密约会像命运不可逃的劫，越软弱就越疯狂。德裔作家亨利·米勒那几乎独一无二的长句使作品沉重得使人难以喘息，而那光明式的最后憧憬就像南回归线一样，只是一种看不见得影子和标注，消失是它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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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回归线》：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

那几个月里，我坐在“太阳落山的地方”象一个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人们。它是一间屠宰房，它也帮助我成为上帝。

太阳落山的地方在哪里？时间的标注永远在一种到达和离开的对位中，我打开《南回归线》，冬至日已过，当太阳落山于另一个半球的回归线上的时候，我在遥远的地方感受不到直射的温度，这里是寒冷，寂静，夹杂着一些逃脱不了的窒息。我在Tropic of Cancer的某个地方，当拿起一本“Tropic of Capricorn”的书，是不是也像亨利·米勒一样，在1934和1939无法固定的摇摆中，看日升日落，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应该坐着的位置？

而其实，“Tropic of Capricorn”也是变动而易的，不是一本固定的书，被命名的《南回归线》其实有两种方式存放于我的书库里，编号为C54·1961101·0337和编号为C55·2021226·0657，不同的出版社，不同的翻译者，不同的购买日期，即使书名一样，作者一样，当被包装成不同的书籍的时候，其实它们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就是在讲述不同的故事。像是一个偶然事件，它们在我的书库里相距六年时间，但六年就像是一种永恒的隔阂，彼此看不见，都在各自的文字和书页里保持沉默，而即使当我用浏览和搜索的方式发现它们的存在，当打开一本书的时候，必定要舍弃另一本书，所谓择优，就是要拥有一种唯一性，在无法探究当初购买的心态时，重复其实意味着遗忘–遗忘一册唯一的文本，遗忘一个唯一的作者，遗忘一种唯一的直射方式。

同为亨利·米勒，一个作者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原点，他是小说的父，他是小说的主，当遗忘作者而仅仅在读者层面做最后的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背对着一个文本里的上帝，偶然事件又像是和小说一样的命运归宿，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上帝，为什么必须是唯一的直射点，为什么必须有太阳落山的地方？当我像恶魔一样聘用和解雇那些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在背弃唯一的上帝，背弃唯一的规则，背弃唯一的太阳？“我不需要上帝正如上帝不需要我一样，如果确实有那么一个上帝，我经常对自己说，那么我将平静地与他相见，并朝他的脸上吐唾沫。”

亵渎开始了，但是到底是我对上帝的亵渎，还是真正的信仰对我的背叛？那一间屠宰场，就是北美洲全球电讯公司，我在对犹太人没有好感的总经理那里应聘为一个招聘人员，实际上就成为了某种间谍，所谓的管理权，所谓的诱惑，都让我变成了规则的实施者，“如果它是用大量的马粪包裹起来的话，我也会说：是的。”所以我需要随意主宰别人的命运，一大群恶棍、麻痹症患者，残疾人、有前科的罪犯、妓女、疯子、性变态者、白痴，“以及任何一个只要能够两腿站着、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的他妈的混帐私生子”。他们在底层，而他们也制造着底层的污秽，所以他们是被上帝排除在外的人，而我随意主宰他们的命运，那么我就是另一个上帝，一个拥有权力的上帝，一个如恶魔一样的上帝。

不是悖反，其实是反讽，上帝不拯救他们，上帝只能惩处他们，而我作为上帝和恶魔的集合体，一种是压制，一种是讥讽，一种是慷慨、善良、耐心组成的善，另一种则是谩骂、发泄、恶搞组成的恶，善与恶，不是截然分开的，善不是恶的反面，恶也不是善的敌人，他们在一个“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我的一体化人格的体现。而我无非在成为上帝的时候，把他们都当成了曾经被恶魔缠绕的自己，因为曾经，就在我被雇佣的时候，却被解雇了，被雇佣和被解雇，命运的两极，都在被动语态中，将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破碎的存在，所以于我来说，“我的精神与肉体从未达到过完全的统一。”也正是这种被控制而改变的生活，让我成为某种间谍的时候，成为了上帝和恶魔的结合体。

命运或者只是一个侧面，那种善与恶的矛盾性格其实早就根深蒂固了，童年开始，似乎就把我推向了那一间屠宰间，“当我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就是个哲学家了，我与生活中的陈规旧律对抗着。”哲学家思考着生与死，思考着现实和梦境，爷爷做针线时像在梦中一样看着窗外，似乎是目光伸向外面的欲望，但是一扇窗总是隔离着，只有梦能够带着他离开自己的躯体，躯体是不自由的，梦才是颠覆一切的东西。我看见过爷爷在窗前的影子，就像进入了他的梦境，而在梦境中，我也离开了自己的躯体，向着另一个世界出发。而爷爷之后的父亲呢？为什么他会被疾病困扰，为什么他得不到解脱？因为他不相信宗教，因为他没有皈依，上帝在他的世界里是缺席的。从爷爷的躯体到父亲的疾病，似乎都被另一种东西所控制，而他们所想要的自由，完全被扼杀了，所以对于我来说，祖辈和父辈就像是一个隐喻，“我迅速地向后看，我看到另一个人，他正在他的家庭中平静地走向毁灭，他是我的父亲。”当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最后归宿，那就是死亡。

在异乡死亡，对于我来说，是双重的毁灭，一种家族中的父之死亡，一种信仰中的父之死亡，父亲之死，上帝之死，缺失的位置，从不带来救赎，所以对于我来说，没有父亲的身份给了我一种反叛的力量，我看不见上帝的光芒，看不见善的希望，我在一种对抗中建造自己的王国，里面是仇恨，是毁灭，是破坏，是控制，是屠宰。“我从不竭力使任何人期望事情会变得更好一些，我帮助人们是因为我无力去做其它的事情。”

人们是谁？是从来不知道父亲是谁的瓦莱丝佳，是从来都瘸着一条腿却获得了自由的格雷弗，是没有父亲走上自我发展这条路的罗伊·哈米尔顿，是一丝不挂站在我面前而无地自容的虔诚爱尔兰基督教教徒阿格尼丝。他们的躯体，他们的父亲，他们的上帝，都在那里远离他们，他们总是在问“谁是父亲”，就像我曾经问过的那样，所以在这样一个“人们”的集合里，我是善者，甚至我就是上帝。所以，当“人们”作为一个集合出现的时候，也包括了我，我所谓的帮助，其实看上去像是一种自救，一种寻找自己上帝的自救。

父亲缺失，上帝缺失，其实是一种纯真世界的缺失，是一种人性本真的缺失，童年想到的死，渴望的死，是因为一切都在异化，当乔纳的妹妹维茜掀起衣服露出自己身体的时候，那不是邪恶，那时一种纯粹的美，她喜欢我，我喜欢她，于是那个童年的夏天便完全是一种美好的存在，“她是一个完全的天真的孩子，那么自然的、发自内心的善良从她身上传出，没有一点粉饰。”但是当身体在掀起的衣服下面逐渐成熟，逐渐被世俗化，所有美好的记忆都不存在了，于是长大之后，阿利夫·比切尔最终变成了完完全全的乞丐，约翰尼·杰哈德进了感化院，鲍勃·卡恩斯特变成了一头只会干活的傻驴子。

童年已经不再，纯真已经死亡，所以上帝至善只是一个可笑的童话，而在没有了纯真的上帝，没有了信仰之父的世界里，所谓的救赎只能靠自救，而自救在一个对抗者身上，的确会变成某种报复。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的周围人都是失败者，我不需要上帝，我与旧规律对抗，我是邪恶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邪恶人物，所以我是恶魔，我是屠宰人们的上帝–“我出生在圣诞节这一天的最后的半小时。命中注定我是12月25日出生。杜威和耶稣也出生在那天，也许还有格里斯那梅迪。”

出生本身就是一种讽喻，我接近上帝，是因为我被上帝抛弃，在旧的上帝缺失的时候，我就是自己的上帝，就是人们的上帝，而在上帝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亵渎，一切都是毁灭，一切都是背叛。在我最要好的朋友杰克死去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但是却在他的棺材旁放了一个响屁–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死去的人，双重身份在我面前既是我应该帮助的人，也是我应该成为上帝而蔑视的肉体。是的，那一种死亡只是肉体之死，灵魂在哪里？其实根本没有灵魂，所以在只有肉体的世界里，我只释放欲望，我只成为另一个肉体。

我和母亲是妓女的瓦莱丝佳喝酒，然后歇斯底里地大笑，然后和不喜欢自己是处女身的表姐一起疯狂抚摸；在瓦莱丝佳自杀后，我和“埃及娼妓”波琳热吻，一个喜欢巴尔扎克的女人最后口袋里只有35美分；我和狂热的少女劳拉跳舞，而旁边是一个叫宝拉的淫乱女人；而那个撩人的犹太姑娘，用他的性感，把我带向了一个房间，那个叫做家的地方；我在和劳拉弹钢琴的时候总是难以控制地勃起；我偷窥女人的裸体，独自一人尾随着女人；在卡特斯奎尔我被“有着典型的苏格兰奶头”弗莱琳吸引；我和麦克乔治一起，“大吃大喝，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太阳的强光照着我们，我们抽烟，在海滩上打盹，研究着从我们身边过的每个女人”……对于一个有着妻子和孩子的我来说，生活没有束缚，没有伦理，没有道德，只有肉体，只有欲望，只有像上帝一样主宰别人的权力，发泄而满足，在肉体的世界里，制造着身体的狂欢。

在女人身上看见欲望，这不是一种弥补，这是一种反叛，甚至是一种毁灭，因为在父亲缺失这样一种生存模式里，世界就变成了“卵性世界”–“卵性世界是生命节奏的产物。一个孩子一生不幸，这个世界不仅有生命节奏，也有死亡节奏。”卵性世界是生命的起点，却也是最后走向死亡，所以欲望的满足最后的终点却是死亡。在肉体横陈的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闪电横劈过来的遭遇？为什么会有黑暗中的狂乱打斗？为什么会有镜子里恐怖情节？甚至为什么会有被埋着的惊魂一刻？

成为上帝，是一种对于自我世界的反讽，也是对于这个现实的报复。“我生命中的任何一天–我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便是外部世界杂乱无章的缩影。”而这里是布鲁克林大街，这里是百老汇，这里是纽约，这里是美国，“我来的是美国，那片我有些权力的土地，在那里我曾经感到过自由自在，现在已经远远地跑到了身后，这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了。”就像曾经是站在窗前爷爷的梦，而当真正走进美国，那又变成了另一个梦，这是腐烂的美国，这是战争的美国，这是精神污染的美国，“我想美国所有的街道迁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水池，在这个精神的污水池中，所有的一切都被吞噬了，并源源不断地排泄出臭狗屎。”它区分了梦境和现实，“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勇敢的、充满肌肉的世界。事实上，它是一间女人经营的妓院，本国人拉皮条，那些肮脏的外国人卖肉。”

犹太人，埃及人，非洲人，当他们都以肉体的方式被拉进那个屠宰场的时候，上帝早就准备好了一把美国式的刀子，“对我来说，没有再大的屈辱象对待蒙特祖玛人那样；没有一个民族象美国印第安人那样被残酷地赶了出去。没有一块土地象加利福尼亚那样被淘金者以肮脏的带血的方式抢占了。”它不是流浪者的父亲，不是失足者的母亲，它正在走向死亡，而在死亡的现实里，每一个人唯有死亡才能做最后的反抗，“死亡是司空见惯的东西。在美国，这种毁灭是彻底的。”所以对于我来说，美国梦境彻底破灭了，而我也不再是一个恶的上帝，因为对于我来说，地球上人类的故事已经厌倦了，“包括征服，甚至是恶魔的征服。”

不再成为一个上帝，不再寻求精神的救赎，我背过身去，就是把美国仅仅当成是生命流浪过的那片背景，然后走向世界的尽头，尽管寂寞，尽管恐怖，但是放弃一种梦想，放弃上帝的救赎，就是为了寻找新的生命归宿，就像到了墨西哥湾一样，我找到了最后自救的道路：“这是小说的小说，创造的创造。或者说是上帝的上帝。”小说中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父亲，有一个信仰，甚至有一种爱情，是她，一个女人，当离开了性感的美国，当离开了高尚的纽约，当离开了百老汇，一切都是重新上路，“一种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展开了，开始于那休息后的第一天。我躺在一片宽大的树叶上，看着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那声音真好，卡嗒卡嗒地，所有这一切很明显都是为我而进行的，什么？你真希望你身体里有一百万个太阳！真希望我永远躺在这儿，享受子宫里的爱声！”

重新回归到母体，重新回归到子宫，不是卵性生活，不是无父的出生，太阳照射在那里，是温暖，是复活，是生命中的真，“当太阳照着你的发源地，让我在太阳的光辉中腐烂。我毫无保留地相信你的谎言。我把你看作魔鬼的化身，灵魂的破坏者，夜的土邦主的妻。把你的发源地写在我的墙上，这样我就可以记住你。我们必须起程了，明天，明天……”明天就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Tropic of Capricorn”的神话里，即使有恶魔的追击，即使潘恩的下半身变成了一条鱼，可是在“太阳在你的子宫里炸开”的生命里，一切都会被直射而清晰起来，“一旦你远离了魔鬼，所有的事情都将确定无疑，甚至当事情搞得一团糟的时候。”

	编号：C44·1961019·0335
	作者：（台）林耀德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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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民族泰雅族的家族覆灭史。第二代瓦涛·拜杨威风之后，败于西班牙传教士；儿子拜杨·古威成为洋教士的附庸；父亲拿布·瓦涛被日本巡警击毙。一个充满野性与原始生活的部落，就是一种弱势，在巨大的外界侵入下走向灭亡。这种颇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结构的小说，却又闪烁着东方传统的史诗特点，青年作家林耀德以充满激情与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使这部部族覆灭史成为一部沉重的悲剧，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终止在另一种激情中。

	编号：C66·1961005·0331 
	作者：（秘鲁）巴尔加萨·略萨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88年9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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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者，革命中的理想主义者，玛依塔所领导的武装斗争仿佛是唐诘科德向风车宣战，那种虚幻的激情最后只能被悲剧所淹没。巴尔加萨·略萨，一个秘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最合适的人选完成了对政治“自我崇拜”最有力的一击，小说运用新颖的采访录形式将一个冒险的悲喜剧形象进行了“拉丁美洲”式的剪裁，这是一部政治小说，只不过略萨在小说中对政治进行了另一种图解，其中包括人性、罪恶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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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玛伊塔》：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

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
—《第七章》

狂人玛伊塔不是上帝，是革命者。站在他对面的是阿德莱达，作为一个女人，她主要的身份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玛伊塔曾经的妻子，现在孩子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在围绕着关于能否见一面孩子的讨论中，最后却走向关于个人信仰的矛盾和冲突。那一场婚姻被夹在在革命和宗教之间，无论是对于玛伊塔来说，还是对于皈依的阿德莱达来说，都面临着谁来拯救的问题。“我怀的那个孩子是玛伊塔的。”阿德莱达即使承认在婚姻和欲望有关的生活里，她和玛伊塔的关系无法被轻易抹去，但是已经明显带着阴谋论，“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妻子、孩子、婚姻，在这些标签相关的传统伦理世界里，玛伊塔却有着另外的身份，而这样的身份将使他痛苦地生活在同性恋的阴影里，所谓耻辱，所谓偏见，所谓病态，让玛伊塔终于以一种革命的暴动方式为整个人生寻找注解。

可是，阿德莱达“一次也没有亲过我”的自省和懊悔却将玛伊塔感到了那个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自己的尴尬角落里，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冲动的欲望，认识三个星期就结婚的事实成为关于革命的一种阴谋，“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突然提出和我结婚。而我呢，也就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这是自找的，我谁也不埋怨。”阿德莱达把身体给了男人，却像是在上帝面前的仪式，没有亲过和三个星期就结婚本身充满着巨大的悖论，而对于玛伊塔来说，异性婚姻和同性癖好也像束缚在身上的沉重枷锁，将他赶出了那个革命的理想国。起初或者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自我救赎，在萨莱西亚诺学校唯一有着印第安名字的玛伊塔从贫穷的世界里走来，卷发、平足、“牙齿的缝隙很大，走路甩着外八字”，这些身体上的病态特征使得玛伊塔成为一个异类，那个印第安名字和女人名字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去除的标记，刻进他的世界里。

但是，他的反抗一开始就是质疑，质疑出生，质疑身份，质疑贫穷，以及质疑平等：“神父，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孩子，所有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异类的标记，那么在玛伊塔的世界里，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玛伊塔，所有的人都是上帝。这是人人平等的社会观，但是在利马，在秘鲁，这无非是一个幼稚的梦想：“昔日这些充斥流氓、无赖、妓女的街巷，而今又增加了大麻、古柯这类毒品。”这是社会的写照，在这个丑恶的世界里，玛伊塔无非是一个典型，当社会病集中在玛伊塔身上的时候，他所想要的就是解除身上的那沉重的枷锁，“一个人住在利马就得习惯于贫困和肮脏，否则就会变成疯子或者被迫自杀。”而在不信仰上帝的世界里，玛伊塔只有创造另一个上帝。

上帝到底应该长什么样？当脱离了萨莱西亚诺的神父体系之后，玛伊塔遇到了陆军少尉巴列霍斯，这是玛伊塔革命的启蒙者，在一次偶遇中，玛伊塔似乎找到了他心中的革命理想。“现在古巴发生的这事没法和我们秘鲁将要发生的相比，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只要安第斯山一动，全国都会震动起来的。”这是巴列霍斯对玛伊塔灌输的理论，在古巴卡斯特罗的革命中，他看到了那个推翻旧体制的凯撒，“属恺撤者就归恺撒”，这句古罗马的经典语录成为巴列霍斯的座右铭，原本是谁的就归谁，凯撒是主人，自己也是主人。“真正的秘鲁曾经在山区，而不在海边，在印第安人之中，在神鹰中间，在安第斯山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在这里，不是在利马，利马已经变成了一座懒散的，外国化的，甚至与秘鲁背道而驰的城市。”巴列霍斯所要返回的王国在印第安人中，在山区，在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中，而不是被异化的利马，所以这种革命是一种重起炉灶式的革新，但革新的背后却是对现实的逃避。巴列霍斯是美洲革命联盟党人？是红萝卜党人？或者都不是，他只是另一个凯撒。

而在巴列霍斯的引领下，玛伊塔看到了革命的潜力，看到了上帝的光芒，但是他却需要另一种力量的支撑，那就是穷人，这是他身份的一个归宿点，也是他走向革命的起点，他节制饮食，他希望和穷人同甘共苦，或者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或者出于基督教义，但是他最终是要寻找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其实并不是穷人，当他节制饮食而被送进医院后，他把他的同盟叫做阶级，“不论怎么样，首先不能依靠他。首先得依靠工人，其次是农民，知识分子在最后。”工人和农民，不会轻易上当，而“只要把奶头放在他们嘴里，他们就咂”的知识分子，只要经过改造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所以他的改造理论也指向巴列霍斯，他的革命是不停的斗争：“一个革命家决不能象圣马科斯大学的那些文学、历史、哲学教师那样，关在书斋里。一个革命家不应忘记，生活就意味着斗争，不停顿地斗争，直到献身……”他的革命是阶级觉悟：“如果你认为他们贫穷，贫民窟就顺里成章地蕴藏革命潜力，那你就搞错了。他们不过是流氓无产者而已。他们没有阶级觉悟，因为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甚至连什么是阶级斗争也不懂。”他的革命是抛弃无政府主义：“从理论上讲，革命自发主义是不好的。没有学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指导，冲动常常会导致无政府主义。”革命需要学说，需要知识，需要指导，需要阶级觉悟，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当人类被迫以革命的形式消灭掉非正义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宗教。”

新的宗教就会有新的上帝，就会有新的凯撒，就会有新的主人，“这条路通向不断的革命，通向列·达维多维奇，朋友们称他托洛茨基。”彻底的革命，彻底的斗争，使得玛伊塔成了托洛茨基，而在这样的革命理论下，本来是领路人的巴列霍斯却反过来成为玛伊塔的信徒，产生新的宗教是玛伊塔的理想，可是在他看来，新的宗教却不是天主教的皈依，“坦率地说，革命与天主教是抵触的。”这是玛伊塔对巴列霍斯的姐姐华妮塔说的话，实际上就是玛伊塔想走一条和天主教不一样的救赎之路，而在这样的救赎中，巴列霍斯成为无神论者，成为献身革命的托洛茨基，但是玛伊塔却在无形之中让自己成为了偶像，成为了另一个神，“因为革命高于一切”在巴列霍斯的生活中，成为了对玛伊塔暴动和革命无限崇拜的一句口号。

但是贴上标签的革命在没有真正开始斗争之前，却遭到了宗派主义的排挤。向工人们兜售《工人之声报》、翻译印度支那法国殖民主义的文稿、出席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切并没有让玛伊塔成为一个新的领袖，“尽管他变来变去，可从未成为机会主义分子。他不够稳重，冒冒失失，信口开河，然而，他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我再给你说一点，在他身上有一种自毁的倾向，一种叛逆、造反的性格……”折中主义者莫伊塞斯认为，玛伊塔的悲剧就是在“左派幼稚病”中人为地制造矛盾，“极左病，最革命，最左，最激进……玛伊塔一生就是持这种态度。……”叛逆和造反，以及彻底的革命和暴动，让他脱离了共产党，脱离了红萝卜党，而在她加入了托派革命工人党后，党内的霍阿金又认为巴列霍斯是社会主义革命情报部门派来搜集工人革命党情报的一个军官，是被派来打进内部的人，尽管玛伊塔极力否定，但是这样的怀疑并不能消除宗派主义的斗争，甚至最后使玛伊塔也成为牺牲者。与布拉克盖尔接触，把暴动的秘密告诉他，最后被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说成是私通斯大林分子，所以开除叛徒成为玛伊塔一生走向暴力革命的最后一步。

而其实，对于玛伊塔来说，困扰他的不是宗派主义，不是叛徒的罪名，而是被割裂的双重生活，是关于道德被界定的那种耻辱。在托派革命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在玛伊塔的斗室过夜的时候，面对年轻的阿纳托里奥，玛伊塔“身体的一个部位硬邦邦的”，即使赶忙想着哈乌哈的革命，也无法分散注意力，“我们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从洞穴走到外面，从搞秘密活动的库房、咖啡馆里走。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去打击敌人。我们去和群众打成一片，阿纳托里奥。”在玛伊塔对阿纳托里奥灌输暴动的必要性，灌输“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理想时，他却陷在了无法走出去的道德“洞穴”里，这是和身体有关的欲望，“他的脸紧贴在年轻小伙子的肩上，皮肤味直冲鼻底，令他陶醉，如痴如狂。他那蜷缩着的膝部，紧挨着阿纳托里奥的腿。”然后是行动，“他把右手轻轻地伸进阿纳托里奥的裤裆里”，然后是勾引，“让我给你泄泄精吧！”

不管玛伊塔向往着怎样的革命，无论玛伊塔需要重建怎样的宗教，但都无法根除同性恋的道德谴责，阿纳托里奥那一声“我要向党报告，把你开除出党”的警告到最后终于变成了现实，他成了组织之外的革命者，他成了鸡奸者，而那场有关阿德莱达的婚姻也被看成是一个遮人耳目的借口：“他们利用结婚作掩护，结婚只是逢场作戏，掩人耳目。他的婚姻是个悲剧，没过多久就散伙了。”就像阿德莱达对孩子的父亲玛伊塔的定义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与我结婚，就是为了掩饰他的同性恋癖病。”

同性恋，婚姻，孩子，对于玛伊塔来说，一切都变成了个体道德的污点，也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转折点。当理想没有泯灭，对于玛伊塔来说，只有更彻底的暴动，而哈乌哈事件成为玛伊塔人生的最后转折。“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清规戒律；有许世俗偏见，凡是不符合的，都认为是不正常，犯罪，或者是一种病态。这是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腐败透顶；有许多思想离奇得很；因此，需要来一次革命，你说对吧？”玛伊塔面对不肯让他见孩子的阿德莱达，说出了关于同性恋不是病的呐喊，这一声呐喊不是说给阿德莱达听的，而是给整个社会开出的一个药方，这是偏见，这是戒律，这是病态，这是腐败，所以要打碎这一切，就需要一场革命，彻底的革命，没有宗派的革命，“是的，在政治斗争中，严肃的行动是治愈宗派主义的灵丹妙药。”

是的，被孤立的玛伊塔或者只有那微弱的信念，只有巴列霍斯的支持，“透过繁星闪烁的天空，玛伊塔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热带雨林草木丛生，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人迹罕至：巴列霍斯与乌维鲁斯率领一支游击队在林中艰难地行进。”而这一幅革命的景象也只是一种臆想，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最后却是残酷的现实。他是孤家寡人，却怀揣着一个暴动的美梦，在第一次到哈乌哈的时候，玛伊塔就变得无比的激动而幸福，“因为暴动已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而他实施的计划里除了用武装宣传的形式占领这个地方外，还要攻打警察局，夺取宪警队的哨所，使之成为革命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一切无非是宗派主义的又一个陷阱，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哈乌哈起义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把玛伊塔分裂出去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托洛茨基分子都是些大运动员：清洗，分裂，宗派活动；驱逐出党。”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说出了托洛茨基的阴谋，实际上，在那样的现实里，革命无非是一种理想主义，对于玛伊塔来说，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者和同性恋是他无法去除的个人身份，而这种双重生活的悖论也成为革命的写照。当玛伊塔看见了哈乌哈的行动，就像看见了理想实现的曙光，急不可待，热情洋溢，“希望通过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地奋斗得到补偿”，补偿什么，补偿他被污蔑的道德和人性，补偿他所遭受的误解和打击。他看见前面的理想，看见新的宗教：在那里，农民们将成为土地的主人，工人们将成为工厂的主人；在那里，官员们将懂得他们不是为帝国主义、百万富翁、酋长或某个地方的党派而工作；在那里，种族歧视、剥削现象将被消灭，财产的继承将被取消；在那里，私立学校都将国立化，企业、银行、商业、城市的不动产等都将国有化……

而这样的革命理想却只是乌托邦，甚至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十四支步枪，一千二百发子弹，这就是玛伊塔从事革命的装备，而那些发誓要参加革命的三四十个人，却没有露面，他们成了孤家寡人，即使有“秘鲁万岁！” “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呼号，即使挥舞着拳头高呼唱《国际歌》，乌丘巴木巴的年轻领导人依然临阵退却，而他们被军事委员会界定为“祖国的罪恶阴谋”，那一场革命暴动最终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可怜的高潮：“总共经历了不到十二个小时，黎明时以占据监狱开始，黄昏之前以巴列霍斯和孔多里之死以及其他人的被捕而告终。”孔多里死了，巴列霍斯死了，“巴列霍斯是用一匹马驮回来的，身子用一条被子裹着。把被子拿下来可费了好大的劲，因为伤口流出的血把被子粘在身上了。进盖罗时，他人已经死了。”巴列霍斯之死并不是个体死亡的孤立事件，在谁把他杀了成为永远谜团的历史中，他实际上成为一个象征，“公报私仇，理想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对立，以及暴动分子和当局的对抗，这些是符合我们人民的浪漫主义幻想的。”

而玛伊塔，没有死，她却在巴列霍斯之死中见证了暴动最后的熄灭，见证着革命理想的溃败，而可悲的是，这甚至不是一场革命，而是抢劫：“暴动是作为一场革命开始的，而最后竟落得以争执盗了多少钱，谁把赃物装进了腰包而告终。”但是，对于玛伊塔来说，即使最后被不同的监狱关押，他也在这样的失败中获得了意义：“尽管失败了，犯了错误，失之莽撞，但他（玛伊塔）感到自豪。他第一次感到做了点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推进了革命。”推进革命，或许依然是玛伊塔的理想，在哈乌哈暴动失败之后，在出狱之后，玛伊塔心中的那个“新的宗教”理想是不是泯灭了？

实际上，不管是曾经与穷人站在一起节制饮食，还是走上革命加入托派革命社会党，不管是被认定是同性恋而开除，也不管是最后落入陷阱，对于玛伊塔来说，始终有人站在他的对面，他是被命名的人，是被定义的人，印第安名字、穷人、同性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犯人，独处在在一种“非我”的状态下，处在“他者”的历史中，而这样的人生需要一种信仰来改变，需要一个新的上帝来统摄，“半个世纪前，在萨莱西亚诺教会学校，他虔诚的信奉上帝；以后当他心中的上帝死去的时候，便以同样的热情信仰革命，信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再以后是哈乌哈暴动。或许过去常年累月的无谓斗争把他的这一信念削弱并磨灭殆尽，还有什么其它的信念取而代之呢？”所以革命和暴动，在玛伊塔看来，“这并不是我抛弃了政治，确切地讲，是政治拋弃了我。”但是在救赎意义上，谁是真正的上帝？谁又是上帝平等对待的孩子？

理想或者只是被湮灭在历史中的一个可笑词汇，为什么玛伊塔被投进监狱又放弃了审查，为什么同性恋的他在获释期间又结了婚？为什么在维多利亚区抢劫之前征用“银行”的钱？当一个复杂、矛盾的玛伊塔出现的时候，如何在历史中寻找和还原一个真实的玛伊塔？是的，玛伊塔永远是一个“他者”，他曾是我在萨莱西亚诺学校的同学，而在姨妈何塞法、前妻阿德莱达、巴列霍斯姐姐华妮塔、斯大林分子布拉克盖尔、调解官欧亨尼奥的叙述中，玛伊塔甚至成为一个背离“熟悉玛伊塔”的人，“在这部小说中；编造的部分总比真人真事多，一部小说从来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我做的这调查，这些会见，不是介绍在哈乌哈发生的真实事情。确切地说，是为了编造而编造。”他在不是历史的小说里，在逃避的现实外，所以“熟悉玛伊塔”的意义就是陌生化，“我所调查的是四十多岁时的玛伊塔，而现在的玛伊塔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是同一个人吗？”这种陌生化模糊了历史和现实，模糊了真实与编造，而像那个革命理想和新的宗教一样，上帝始终无法真正出现在现实面前，它是虚幻，也是逃避。

理想而疯狂的玛伊塔，熟悉而又陌生的玛伊塔，终究会在这肮脏而无法改变的现实里成为一个被埋没的符号，这里没有历史，没有革命，这里只有城市，只有垃圾：“明天早晨我出来跑步时，将会看见–如果伸长脖子，沿着陡峭的海岸看去；成堆的垃圾一直延伸到大海。于是乎，我想起了一年前我开始虚构的这部小说，那就用日益吞噬秘鲁首都市区的垃圾作为本书的结尾吧。”

	编号：C55·1961005·0329 
	作者：（美）威廉·斯泰隆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1989年8月第一版
	定价：9.50元
	页数：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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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伤痛或者享受爱情，回忆过去或者直面现实，这是索菲的选择，在一个畸形的性爱中，索菲其实根本没有选择。索菲，这个遭受战争蹂躏的波兰少妇内心无法摆脱创伤，而她所经历的另一种创伤却是畸形的情感，在一种无法选择的生活之中，有着铁一般阴影的索菲最后只能选择死亡，陪伴她的是犹太学者纳山，而留下的另一个带有阴影的作家斯汀勾。这部荣获普利策文学奖的悲剧作品最终因电影的出色改编而成为一部通俗作品。

	编号：C44·1960915·0323
	作者：（瑞士）赵淑侠
	出版：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版本：1986年10月第一版
	定价：6.80元
	页数：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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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欧留学到定居瑞士，赵淑侠的人生经历使她的小说、散文创作也围绕这一主题。在《自序》中，赵淑侠说，“长期羁留海外，令我颇生寄人篱下之感，加上对故国种种情况的忧虑和割舍不断的怀恋、乡愁和民族意识便成了我写不完的题材。”赵淑侠所表现的边缘状态以及对本土的巨大归宿感便是其小说的主题。内收《挖掉那片原始林》、《湖畔梦痕》、《人的故事》、《快乐假期》、《塞纳河之王》、《那可爱的玛琳黛》等7部小说。

	编号：C55·1960825·0319
	作者：（美）霍桑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1.00元
	页数：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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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伦·坡同时代的霍桑，与坡一样探索人类灵魂的阴暗面，但他所使用的创作手法并不像坡那样以寓言、恐怖故事为载体，他所追求的是罪恶的信念对于早期殖民主义者心理上的阴影。“红字”就是这种阴影的象征，赫丝黛带着红色A字以示赎罪，而丁梅斯德却逃避堕落。这部小说的悲剧在于，对罪恶的抗议未能成功就早早收场，赫丝黛在毁掉自己中变得崇高。《红字》是一部未能完全阐述其主题的小说，让我们只记住“红字”的象征意义就够了。内收《红字》及《小伙子布朗》、《教长的黑面纱》等7部小说。

	编号：C28·1960815·0317
	作者：莫言
	出版：作家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27.60元
	页数：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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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书的封饰一样，莫言仍然在表现他的“红色”意象，只不过这次的“红色”意象引起了更多人的争议，直露的书名多少使莫言渐渐远离了过去对历史独特的阐述。“花朵为什么会含有血腥味呢？因为大地浸透了人类的鲜血。”这一非常严肃的主题却在莫言手里变成了对女性的嘲讽，轻浮代替了原先的沉甸，这种错误在莫言看来却成了一种享受，情欲的宣泄，戏谑的调侃，使《丰乳肥臀》更像是一部刻意引起炒作的小说，1995年获得第一届“大家文学奖”。

	编号：C27·1960728·0315
	作者：苏青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5年6月第一版
	定价：13.80元
	页数：5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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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苏青，总与另一位女作家联系在一起，两个海派的女作家在旧上海曾红极一时，但苏与张显然有着很多的不同，尽管在离开人世时一样是寂寞的。在小说创作中，苏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小说就是她自己的生活，而张则站得更高，客观一点，冷静一点，这也造成了苏青小说所表现的题材相对狭窄。形容苏青，也许那一篇小说的题目更确切：《歧路佳人》，破裂的家庭、多难的政治经历几乎将苏青以后的小说创作扼杀了。1982年，苏青离世，悄悄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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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小说选》：我只像一个溺水的人

我的薇薇，我是要永远保护她的，假如不能够了，我希望她能自动选择一个可信托的人，永远过着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只与她的丈夫两个人–那丈夫也许不像贤，而是像其民吧。
—《结婚十年》

保护年幼的孩子，保护没有了父亲在身边的女儿，并且希望她能够选择一个可以信托的人，过一种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这是对孩子未来生活的期盼，但也是一种对自我过往的无奈。对孩子的所有爱，对女儿以后生活的向往，都是建立在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痛苦生活之上，仿佛自我的牺牲一定会换来明天的美好生活。

“我”对于孩子生活、爱情甚至婚姻的构筑，无可避免带有自己的影子，甚至“不像贤，而是像其民”的范本，就是自我错失的那种爱，两颗樱桃的故事变成记忆，沉淀为青春所有的美好，但是，两颗樱桃已不再，那个说出承诺的其民已不再，甚至自己渴望拥有自由自在亲亲热热的生活已不再，那种对孩子寄予希望的未来，也只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我”和薇薇组成的母女结构，这种母女结构反衬出现实的无情，更是在女性/男性之间划出了一条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

诉请的小说创作几乎就留下了《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和《歧途佳人》，而《结婚十年》作为一个起点，很明显只是一个女人的哀叹，对于“我”来说，对面是丈夫，是丈夫背后的公公，是丈夫、公公以及一切家庭规则背后的男权体系，在这样一种传统结构中，作为女性的我，几乎没有话语权，而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薇薇这个未来女性身上，也只是一种臆想。《后记》中苏青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宿命，或者是女人的宿命：“我相信她以后仍旧不会好的，生在这个世界中，女人真是悲惨，嫁人也不好，嫁了人再离婚出走更不好，但是不走又不行，这是环境逼着她如此。”

环境逼迫，女人的命运无疑呈现着一种牺牲状态，“我”十八岁出嫁，那个希望带给我幸福的男人甚至也没有见过几次面，只不过是在信件中建立了脆弱的联系，而结婚更像是一种游戏，在婚礼上甚至找不到丈夫贤，“我”只能发出“我的房间在哪里？我的新郎又在哪里呢？”的疑问。丈夫是缺失的，是作为保护女人的男人、和女人亲亲热热的男人的缺失–而且贤似乎还和寡妇瑞仙打情骂俏，所以“我”的另一个疑问是关于自己的身份，“也许他们俩要好早在我们结婚夕前吧！是她在事实上占夺了我的丈夫呢？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无论是“我的新郎在哪里”的询问，还是“我在名义上攫取了她的情人”，“我”都在这决定自己一辈子的事情面前被抽离了，但是，“我”却又是脆弱的，所有的疑问似乎只是在自己内心里，“我”甚至不敢张开口。

所以，“我”作为一个结婚的女人，既要忍受丈夫的缺席，又要接受妥协的命运，无论是他救还是自救，都没有充足的勇气，都没有过人的胆识，“我是个满肚子新理论，而行动却始终受着旧思想支配的人。就以恋爱观念来说吧，想想是应该绝对自由，做起来总觉得有些那个。”所以“我”这样一种命运，也是女人自我定义之后的宿命必然。但是“满肚子都是新理论”毕竟还是给了她一点点的勇气，在无法忍受家庭生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是离开，“好吧，我明天动身赴校以后，恐怕此生再也不会回来了，今夜就算是你们替我送行。”一杯酒下肚，便壮起了胆，离开去学校，是自由的开始，甚至想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那就是“需要一个青年的，漂亮的，多情的男人”，然后在灵魂与灵魂、肉体与肉体的融合中心心相印，而认识应其明，是“我”走向自由的第二步，即使有着“我是结过婚的人”的担忧，两颗樱桃的柔情又化解了这一切。

但是只是生命中出现的一瞬，当“我”发现自己有了身孕，而且就是贤的孩子，似乎一切的憧憬都消失了，回归家庭回归丈夫，是因为肚子里怀有的是丈夫一家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对于女人来说，这是身体的一部分，自然也切断了关于自由、关于幸福的向往。回归家庭回归丈夫，其实就是回归男权，公公已经想好了孩子的名字，或者承德或者仁德或者怀德，“德”字的世界，就是注解了孩子是“孙子”的预设，一种传宗接代的思想，一种重男轻女的传统，明显就是把女性又放置在从属的地步，“我”的命运如此，下一代的命运何尝可以被轻易改变？而“我”似乎也失去了当初离开的勇气，没有了两颗樱桃的向往，当把希望寄托在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时候，“我”内心是有某种反抗的情绪，“归宁”的那天，母亲对“我”说：““儿呀。委曲些吧，做女人总是受委曲的，只要明年养了个男孩……”而“我”挣脱母亲的手，心中的一句话是：“我偏不要养男孩，永远不！”而且还下定决心要去找工作，为的就是“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

“我”的女性意识是微弱的，当初的离开寻找自由生活是一种追求，和其民沉浸在两颗樱桃的浪漫中是一种实践，不想养男孩要自己找工作，是一种自我的觉醒，甚至想要读书不想成为所谓的少奶奶也是一种成长，但“我”根本无法摆脱那种束缚，根本无法成为独立个体，根本无法真正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三个月的小学教员生活很快结束，在余白的鼓励下投稿又被贤指责，而当贤说要去上海自己又只好跟着丈夫，“抛别了亲生女儿，抛别了娘，抛别了一切心爱的物件，跟着一个生疏的丈夫到上海来，前途真是茫茫然的。”即使如此，也在贤“时时，刻刻，月月，年年，永远同我在一起”的承诺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在上海似乎是慢慢独立，“我”承担了家庭琐事，而贤开了法律课，之后又开设了事务所，“我”之存在，似乎还是贤的附庸，甚至在接二连三怀孕中，真正起到作用的依然是“我”的那一个身体–贤不让“我”投稿成为知识女性，甚至不让“我”和文字接触；贤不许我倾听男人谈论国家形势，“他的意思是女人应该无意于此类的，假如她越装出不懂的样子，她便越显得可爱。”

后来上海的战乱，又使得全家回到了乡下，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富裕，而且对于“我”来说，乡下的一切似乎都无法忍受，“乡下有的是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以及平凡得无可再平凡了的田野……”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感觉就如飘零一般，而带着几个孩子的生活彻底将“我”的独立意识全部抹杀了，那个二十一个月的女儿最终死去，非但在战乱的局势下“母亲”这一身份变得不完整，而且让“我”对于未来更多了一种惶惑–又怀孕了，“我”几乎成了生产工具，甚至连贤也有了意见，“说我这种女人真是碰不得，动不动就受胎，下等动物是顶容易繁殖的，难道不听见人家说：好花不结子。”把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看成是“下等动物”，就是把“我”完全变成了身体意义上的存在。

“我”变成生产工具，变成下等动物，女性的独立意识其实已经荡然无存，“我”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个羞涩转过脸去叫我“妈妈”的薇薇，那个拿了手帕玩具总要跟着我的菱菱，那个眼睛乌溜溜医生拍了两记才哭出来的元元，让“我”作为母亲有了存在意义，即使贤和丽英在一起还让丽英受孕了，即使贤在愤怒时狠狠打了我，“我”最后一次站在了和男人同样的高度，“我愕然站起身来，觉得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应该结束。”终于“我”做出了离婚的决定，带着孩子，晚上写文章，学习日语，一切又像是自我的重生。但是这一切又在那个无法动摇的体系里崩解，肺结核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我”对于未来生活的渺茫感觉是一种精神上的飘零，最后只能返回到“母亲”这个不幸的角色，而这种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我”的妥协，“我忽然起了宗教的虔诚，心中茫茫只想跪在她脚下做祷告：愿贤幸福，愿我的孩子们幸福，愿婆婆幸福呀！十年的往事都像云烟般消散了，忘记我，让我独自在永恒的光辉下悄悄地替你们祝福吧。”“我”祝福孩子和贤的家人，是因为“我”只有在这一种归宿里才符合传统，而这一种观念在《后记》里甚至成为了对命运无奈的喟叹：“希望普天下夫妇都能够互相迁就些。能过的还是马马虎虎过下去吧，看在孩子份了，别再像本文中男女这般不幸。”

苏青：一生都没有找到拉她上岸的手

为了孩子，相互迁就，这是“我”的婚姻观，当“我”真正从这个世界里抽离了独立品质，我又成为“真是悲惨”的女人，成为被男权控制的女人，成为无法逃离环境的女人。《结婚十年》之后呢？苏青对于婚姻的认识似乎有了不同的观念，它们呈现了两条相异的道路，一条是《续结婚十年》中向上超越的路，一条则是《歧途佳人》向下沉沦的路。在《续结婚十年》的“代序”中，苏青陷入在一种求生的欲望里，孩子还小，自己离婚，所以她希望用写文章的方式换取生活必须的开支，在她看来，艺术家应该“爱惜羽毛”的，当时她却只能求得“果腹”，也就是在“吃饭第一”的生存中，“有固定的收入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即使遭遇了讥讽，甚至文章被诋毁，但是苏青认为自己“是一向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所以在《续结婚十年》中，“我”在遭遇了家庭变故和婚姻解体之后，积极寻找一条自食其力的女性知识分子道路。

“夜是如此寂寂的，我的前途也黑暗，没有儿女，没有丈夫，没有职业，没有钱–什么可靠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是仍想活，又将如何活下去呢？”写文章让她逐渐走上了一条上行的路，因为写文章结识了电影公司、报社的文化人，甚至慢慢认识了金总理、潘长官、谢上校等一批达官显贵，自然，“我”在这样的圈子里得到了认可，而我的理想是：“我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不惯受拘束。我只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可以安心写作，可以自由进出。”但是当“我”逐渐上行的时候，一个无法改变的体系是：他们都是男人，他们都拥有权力，无论“我”是一个写出了多少好文章的人，“我”无法改变的一个现实是：我是女人。十万元的支票，做秘书的职位，以及出入派对沙龙，“我”似乎转变了，但是命运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上，“一切荣华富贵都如镜里月？水中花，是可望而不可触的，我要摆脱一切虚荣，只要一个可靠的归宿，然而……人家可肯相信你呢？”

“我”似乎有了一种自我意识，甚至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但其实，在这个被物化的世界里，“我”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我”羡慕那些靠敲竹杠获得上位的女人，“没有爱情，给人玩了还可以有金钱补偿，心里总可稍安慰一些”；“我”想要成名，即使最强烈的渴望是死得轰轰烈烈，也必须在成名之后；“我”瞧不起乡下人，“真的，乡下地方太贫了，看起来连树木鸡狗都是没精神的。乡下人也真是太蠢了，什么都不知道，我同他们万万谈不来，而且他们也并不善良。”在得不到男人依靠的生活里，在找不到归宿的命运中，在迷失了自我的世界里，“我”其实真的成为了牺牲品–也只有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在“母亲”的身份中，“我”才能得到一点安慰，而希望孩子找到称心的丈夫或者妻子，看起来也只是对自我命运失败的喟叹，所谓的宽恕最后也已变成了自我安慰，“我宽恕一切对不起我的人，也希望我所对不起的人们能够宽恕我，人生是如此……如此有意味呀！”

向上之路，一样掌握在男人手里，而向下呢？《歧途佳人》中那个自述的小眉无疑从身患肺结核的姐姐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而这种高脆弱也被带上了女性无法自立的无奈，但是她希望自己走上另一条路，认识元泰钱庄老板黄鸣斋，和他的儿子承德结婚，似乎并没有如《结婚十年》里那颗樱桃的浓浓爱意，甚至只不过是男人喜欢漂亮女人、女人寻求物质满足的一种套路式生活，而应酬，吃花酒，热恋上一妓女，把母亲抛弃的父亲就是小眉心里的一道阴影，父权依然强有力的控制着一切。在和承德离婚之后，小眉的人生之路急转，本来想找到一个归宿，说喜欢她的史亚伦却是一个赌徒，不仅仅是出入赌场，而且也把人生看成是一种运气–被抓进保安司令部，之后又转移到了法院，小眉用十八根金条疏通关系，而其实整个司法、政府体系都是这样一种赌博状态。史亚伦更大的赌博是人生，他认为自己的失败只是技术问题，要想成功一个办法是抢，第二个办法是骗，“至于’求’是没有用的。”他甚至让小眉参与赌博，在交际世界里为自己的成功带来好运。

史亚伦被宪兵队抓走，被称为靠山的窦先生消失，“拼命用功或拼命找求刺激都不能使我满足”，小眉走向了一条沦落的路，她没有自我，没有归宿，没有正当的收入，就这样在男人的欺骗中活着，所以当一切变成虚无，她内心只有等待死去的想法，“但是，近年来我渐渐悟到了一个道理，即是怜惜自己，愈会使自己苦，倒不如索性任凭摧残、折磨而使得自己迅速枯萎下去，终至于消灭，也就算是完结这人生旅行了。”在六个“？”的强烈疑惑中，小眉已经再也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路，她就像自己患了肺结核的姐姐一样，等待命运的宣判–甚至姐姐在感叹生命的时候，她内心强烈的渴望反而是活着，是“生”，而不被疾病折磨的小眉却在慢慢走向死亡。

《结婚十年》，是一个女人结婚成为母亲却最终选择了离婚的故事，尽管最后是妥协，但至少选择离开不爱自己的男人，选择将孩子抚养成人，而《续结婚十年》中女人选择上行之路，《歧途佳人》中的小眉选择赌博和交际的下行之路，似乎最后都在命运的质疑、惶惑、迷失中，完全失去了女人独立的一面，“我只像一个溺水的人，要求他首先伸出援救的手。”那只手始终没有伸过来，于是如自溺一般沉入其中。而苏青自己呢？也许在文章之外，在现实里面，在向上和向下的不同道路上，多舛的命运也成为她文本的一部分，成为女性迷失的集体症候，“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飘浮在海面上，随波逐流的，忽上忽下荡漾着。”

	编号：C44·1960718·0314
	作者：（香港）刘以鬯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版本：1993年12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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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一反自己对传统写作手法的驾驭能力，突然从邮票中寻找到灵感，对小说结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不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但其对小说传统叙事的颠覆具有极大的革命性，用一正一反的方式“并行发展”其实需要很大的风险，两个不同人物之间的故事如何穿插与结合，才是叙事的关键。刘以鬯描写香港社会的现状，显然题材太大了，以致于那种结合不能使人感到紧凑与有机，所以刘以鬯的成功只在于他创新的一刹那，而不是“对倒”的全部。

	编号：C38·1960718·0313
	作者：（法）玛格丽特·杜拉斯
	出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版本：199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4.55元
	页数：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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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0岁的杜拉斯出版了《情人》，1991年，《北方的中国情人》问世，这两部着墨于同一些人、同一件事的小说却是杜拉斯对生活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北方的中国情人》带着缅怀的追忆，将一个自己的经典解构成一个个镜头，传达那种断裂式的悲剧意境。白色公寓、湄公河、丝绸和鸦片味，那个弥漫着异域特色的爱情成为“杜拉斯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迷人而凄婉的故事，杜拉斯以新小说派作家特有的性格将时间从中抽出。

	编号：C28·1960711·0309
	作者：方方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0.40元
	页数：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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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凡的黄昏在这口琴声中蓦地变得无比伤感起来。”这句《祖父在父亲心中》的句子可以对方方的小说作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位立足于对普通人生活进行描写的作家就是一种“伤感的口琴”，在平凡中响起。方方的小说以直面现实中的矛盾见长，但又寄寓某种不显露的意义，这类市民小说方方不是第一个创作者，却是最有哲学意境的作家，宛如“行云流水”一般，轻轻讲述。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桃花灿烂》、《风景》、《一唱三叹》、《祖父在父亲心中》、《白驹》、《行云流水》等6篇。

	编号：C63·1960615·0301
	作者：（阿根廷）科塔萨尔
	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3年10月第一版
	定价：13.00元
	页数：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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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塔萨尔，被称作是60年代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帅之一，这位多产的作家自称自己的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幻想色彩，他塑造的普通人与博尔赫斯等一批寓言作家成为拉美文学对立的两派。《中奖彩票》自身所拥有的诱惑力量使这部长篇小说带有明显的风俗描写，彩票中奖后免费旅行所带来的经历使小说看上去更像是一部通俗小说，但科塔萨尔显然站得更高，因为他知道，“他忠实地遵守游戏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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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彩票》：对混乱的最混乱设想

他看到猴子笼，散放的野兽，穿制服的类脂物，祖国的大事记，或者仅仅看到清晨的一个冲洗过的、灰蒙蒙的甲板，任何事物都足以隐瞒他惊恐地等待着的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从下面回来的死人或活人都睁着一双浑浊的泪眼，佩西奥又一次看到在阿波里奈尔的一幅画中的吉他手的形象，又一次看到没有脸的音乐家，那脸只不过是一个黑色长方形，一首没有作者的乐曲，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一艘随意漂流的船只，一部完成的小说。
—《第三天》

谁的脸就在别人的面前成为确定的东西？谁的脸传递的哀愁和恐惧就是内心的反映？谁的脸会面向一艘船驶出港口必须到达的目的地？是的，没有确定的脸，被遮挡的脸，戴着假面具的脸，都只是参杂着想象的异物，是一个黑色长方形，是一首没有作者的乐曲，是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是一艘随意漂流的船只，是一部完成的小说&–没有终点，没有目标，所有的可能都是方向，所有的情节都是虚设，所有的叙述都是颠覆，甚至，连起点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游戏。

那么，“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呢？睁着浑浊的泪眼如何惊恐地等待一扇门的开启，猴子笼、野兽、类脂物、大事记，以及甲板，手枪、敌人，谣言，都变成了确定世界的一部分，它们如此隔绝地和一张脸放在一起，和一种想象存在一处，但是，当科塔萨尔说到：“应该将小说之门敞开，以便透进大街上的空甚至透进宇宙空间的纯净的光线，像雷斯特利老师似乎曾经补充说过的那样。”那透过此处和彼处，连接现在和过去的光线，都在那部完成的小说里成为另一个游戏，敞开的文字里果然飘来一张彩票，十比索的彩票，中奖后免费旅游的彩票，登上马尔科姆号的彩票，可以离开祖国的彩票，但是即使彩票上打上了国家的记号，打上了日期和姓名，打上了规则，但是也依然是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一个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的航行–当洛佩斯、拉乌尔、帕乌拉重新回来，世界本来就是从来没有迈出一步的存在，“我们就到’伦敦酒吧’去吧，就在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十字路口。”

“最漂亮的女人总是乘另一条船旅行，真是糟糕透顶。”另一艘船似乎比马尔科姆号更早停泊在港口，更早载着那些人离开，更早叙述了一起无缘无故的事件，就像这部小说，在完成之前就已经有了被固定的句子，只是在教西班牙语的洛佩斯那里，变成了一种怀疑论：“我是在什么鬼地方读到这一句的？”找不到这句话，完成的小说只能是“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那里有漂亮的女人，有另一艘船，有可能的艳遇，或者还有纯净的光线，但是在找不到的句子里，一切都变成了那张被想象的脸。彩票中奖，就像是一个赫尔里亚骗局一样，本身就是没有规则的事件，但是就像“雷斯特利老师似乎曾经补充说过的那样”的光线，还是穿透了“伦敦酒吧”，投射到存在世界一处慢慢放大的阴影。那阴影里写着：“您可以看到，彩们将按照船票背面写的时间正点起锚。彩票有国家担保，这可不是其他形式的摸彩。它只在上层社会出售，这次旅行想必是不同一般的。”

非同一般的旅行，似乎包容了已经离开的漂亮女人，似乎包容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指责，似乎包容了阿根廷历史课堂上制造的微弱声响，似乎包容了所有混乱。“对混乱的最混乱设想也抵挡不了阴影中这三十三度气温的降临，这些来来往往的人流，帽子和提包，警察和第五次报纸，公共汽车和啤酒，一切都充斥在时间的一分一秒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令人目眩地变化着。”在混乱里被确定，是三十三度的气温，是来来往往的人流，是帽子和提包，是警察和第五次报纸，是公共汽车和啤酒，是一分一秒行走的时间，那么确定无疑，和彩票上的国家担保，和船票背面的时间一样，不容有任何的怀疑。而当怀疑如此坚决地被抹除之后，每个进入伦敦酒吧的人似乎都再也看不见混乱了。

他，他，以及她，都有着被看见的脸，有着被听说的故事，有着被覆盖的阴影，确定的故事，是诺拉和卢西奥“共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是梅德拉诺给正在熟睡的贝蒂娜发出绝命信之后新的寻找，是帕乌拉不再在绝望时撕碎拉乌尔的西装和领带，是费利佩含在嘴里品味然后慢慢咀嚼的那些宛如水果的地名，是克劳迪娅逃避婚姻只为豪尔赫活着的状态……“正在接近一个事物的东西，就是正在导致和走向一个事物的东西。事物的另一个侧面，即事物的奥秘所在，正是事物的本身带来的。”接近一个事物，就是离开另一个事物，确定一种状态，就是否决另一种状态，它们其实都是一个整体，肯定和否定，存在和想象，有谁能安然被一种纯净的光线击中，而成为另一个自己？

彼岸似乎就在眼前，就在离开伦敦酒吧的眼前，就在登上马尔科姆号的眼前，就在驶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眼前，只要出发就一定能到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不是迷失的那个句子，而是那一部已经完成的小说，“有些事情正如在路途中一样，应该推动它们前进，以便看看前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种在途中的感觉却又如此地让人怀疑，是一次免费的远航？是一次三四个月的旅程？是走向另外城市的逃离？其实前面的事物都是虚空的，他们只是在寻找一种离开的理由，一种返身而来被改变的格局，但是当个体纳入到一艘船里，纳入到被统一的行动中，纳入到集群主义的规则里，个体的不安和怀疑便被消解了，“也许我们很快就会结合成一个物体，这个物体谁也看不见，或者有人看得见有人不见。”不管看见还是看不见，当结合成一个物体的时候，他们已经活在整体的世界里。而这种整体性却又并非是安全的，无非是为渺小的个体寻找一个面具，寻找一种娱乐的方式，洛佩斯说：“有时候，复杂的走法是为了掩盖真相。”梅德拉诺说：“但是，我重新开始，您知道吗，我重新开始。”克劳迪娅说：“最后一个假面具叫马尔科姆号。”拉乌尔说：“一切疯狂举动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总是以失败告终。”他们都知道上船意味着什么，却又不知道这掩盖了真相的假面具背后是怎样一张脸，“当然我指的是一个最自我的领域，指的是所有娱乐不过是以假面具取代真面孔才能逗人发笑这一事实。人为什么要笑？没有任何可笑的事情，正如笑的本身。您看那些孩子，因笑得太多结果却哭了。”从笑到哭，其实就是从逃避到揭露，从掩盖到自嘲，从想象到现实，每一个人躲在群体里，其实这个群体更明白地映照着每一个人，因为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出自游戏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如同在一个无限大的棋盘上置身于无声的对手之间，如同象棋中的象与马一样，是游戏中的海豚与半人半羊怪。每一局都是一场海战表演，每前进一步都是一条语言或眼泪的河流，每一个方格都有一粒沙子，一汪血，一出松鼠的喜剧或者一次流浪艺人的鼓噪，这些艺人流浪于一个到处是铃铛和掌声的草原。”

无非是自我逃避，无非是自我迷失，而马尔科姆号轮船只是作为一种寓言而存在，一种离开必须返回的隐喻，一个制定规则却又破坏规则的游戏，“我们上什么船？因为我还不知道该上什么船。……”不知道上什么船，不知道船会开往何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提供晚餐，不知道船长是谁，不知道同行的是谁，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接送的游览车不开到伦敦酒吧附近，谁在制定着规则，谁在主导着方向？“由什么来指引呢？由星星，由罗盘，由控制论，由偶然性，由逻辑学原则，由模糊的道理，由地板，由胆囊的状态，由性别，由性格，由预感，由基督教神学，由古波斯圣典，由蜂王浆，由葡萄牙铁路局的一个路标，由一首十四行诗，由金融周报，由堂加洛·波里尼奥下巴的形状，由一道教皇的敕令，由神秘哲学，由亡灵问卜术，由Bonjour Tristesse，或者仅仅依据巴尔达药片的热情的服用说明来调整航海方向？”

未来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未来是神秘的存在，未来的整体的怀疑论，而坚信“有一种体察不到的类似秩序在支配着这小小的混乱”的佩西奥，在抬头望见星星、月亮的观察中，看见了宇宙的法则，看见了天体的秩序，“我的观念是把宇宙包括在一个总体概论中，只有同样从总体分析出发才能认识。您也知道，人类历史是每个人都以各自的眼光看问题的悲惨结局。时间产生于眼睛，这是人所共知的。”这是艺术或诗的怀疑论，这是魔鬼的辩证法，总体概论掩盖了个体的无理性，而个体的规则又组成了群体的游戏，他就在自己的怀疑和观察中，在自己的呓语和想象里，在自己的时间和秩序内。佩西奥的孤独世界里，“单词像船桅，大写的字母”都呈现出另一个远离群体的状态，宇宙或者人生，像是长出了第三只手：“就在这船上，第三只手在最严峻的时刻拨动了永恒时间的第一只钟表，这第三只手的生长，如同看到晾晒的被单上出现磷火一样令人吃惊。”

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第三只手，他们的左手是离开，右手是抵达，左手是怀疑，右手是肯定，甚至左手是失去，右手是获得，左手是破裂，右手是重合，左手是欲望，右手是感觉，左手是面具，右手是真相。所以自认为是个恪守妇道却是婚姻失败者的克劳迪娅会觉得仍在“爱着莱昂”，而写下过绝笔信讲贝蒂娜忘在那张床上的梅德拉诺会在克劳迪娅身上发现充满着欲望的爱情；所以曾经在任性时大叫“你不立即来，我就跳到街上去”的帕乌拉会把把好人拉乌尔放在妒忌的边缘，而把洛佩斯叫做“卡洛斯”，“他有教养而并不文雅，富有激情而并非爱情”；所以“不能支配她的思想和时间”的拉乌尔会将门闩关上而欣赏费利佩那美妙的身体，那打开的暧昧之门无非是肉体的幻觉；所以和诺拉结婚已经变成既定事实的卢西奥会向帕乌拉靠近，为的是“他要教训教训这个高傲的女人”。旧有的秩序在断裂，新的游戏在生成，在酒吧，在寝舱，在甲板，每个人都在适应新的故事，都在改写旧的句子，他们是统一体，每一个个体都在用左手和右手书写着马尔科姆号未明的旅行。

而当他们组成了新的游戏，当他和她结合成不管是假面具还是真相混合的群体时，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规则主导方向。对于他们来说，马尔科姆号永远是这个群体对面的怪物，它不仅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船长，而且怪事又接踵而来，船舱尾部的门是关闭的，禁止任何人靠近：“那我就要像开椰子一样劈开你的脑袋。你的脑袋很漂亮，我不愿像开椰子一样把它劈开。”水手对接近的费利佩说，甲板上的两道门被锁着，那条界线将乘客固定在划定的区域，而在传说中，旅客中有两例红斑狼疮，船上的高级职员还告知乘客，船长是两个病人中的一个，“是病得最重的一个。”斑疹伤害是怎么来的？谁染上了这种病？船长病重谁来驾驶这艘船？病人是不是就在禁止通行的船尾？对于神秘的船尾，是希望它不要打开，还是需要有人能够冲破禁区看看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恐慌，一切都是臆想，“推测一种臆想中的阅读，一种臆想中的存在，一种臆想中的蚂蚁，也是不舒服的，这第三只手击打阅读者的眼镜和他的评判，从书架上撤下书籍，发现了镜中形象的原理，那是一种对称的和魔鬼般的映像。”就是第三只手，左手和右手之外的那只手取下书籍，寻找原理，寻找答案，寻找那个消失的句子。

臆想或者是一种遥远的存在，但是当克劳迪娅的儿子豪尔赫发烧生昏迷的时候，臆想似乎变成了现实，变成了逼近的现实，变成了恐慌的现实，没有大夫，这个可以制定规则的群体开始采取措施，梅德拉诺、长绒毛、洛佩斯或者组成了同盟军，左轮手枪、恐惧化成的动力、破解神秘船尾的欲望，以及豪尔赫昏迷而患上斑疹伤寒的猜测，使得他们开始破坏别人的规则，他们的对面是纤维质，是类脂物，是“存在于另一边的东西”，而洛佩斯被打伤，梅德拉诺背后击中三枪，则是一个自设规则的真正破坏，由暴怒的堂加洛统帅的和平支队根本没有出现，或者说，统一性的群体只不过是另一个谎言，甚至在死亡面前，还只是那些太太们的议论，“那个孩子快要死了，快要死了！你们都做了什么？请说说看。你们张罗过吗？你们去找过大夫吗？我们去找过大夫！你们知道吗！是我们！是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另一位先生……”长毛绒的愤怒只是将一个事件提早推向了终结，梅德拉诺的死，似乎并不是一种拯救，反而是一个假面具之下的暴力游戏，克劳迪娅哭了，但是，“她要为他的无谓牺牲而哭，为使他走向灾难的平静而盲目的忠厚而哭，为他为挽救豪尔赫而试图做或许已经做的事情而哭，在哭泣过后，当哭泣像所有的哭泣一样停止时，她将会看见一个仅有两天交情的朋友的拒绝、逃遁与他的形象，这个朋友恐怕没有力量与她相伴终生。”这不是爱情，两天的交情，心想着丈夫，对于梅德拉诺来说，无非是脱离群体的一种个体死亡，无非是用一种勇气停止了暗处的规则，无非是用一种破坏将马尔科姆号拉回到了现实：“我现在以船长的名义通知你们，你们知道的安全措施将从中午起予以解除。”

第一天，第二天，以及第三天，旅行结束，游戏结束，死亡结束，阿波里奈尔那一幅画中的吉他手只是一个未来主义的影子，关于国家的彩票，关于民主的力量，或者关于健康、纪律和强制措施的保证，都回到了原点，“佩西奥预感到星辰归位的时刻就要到了，各种人物将以他自应有的方式出现。”变化而止，混乱而止，神秘而止，一切只是事物的另一个侧面而已，“这个法则是未来的母亲，这个法则将主导这次不可更改的旅行。”而未来其实早就被制止在那个游戏里，他们既是自己的上帝，他们也是别人的木偶，最后的他们，还是坐在秘鲁大街和五月大街十字路口的“伦敦酒吧”里，坐在三十三度的气温下，坐在来来往往的人流里，坐在帽子和提包、警察和第五次报纸、公共汽车和啤酒，以及一分一秒行走的时间组成的现实里。

	编号：C28·1960614·0295
	作者：格非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2年9月第一版
	定价：8.10元
	页数：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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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格非仍然是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最明确的一个，一种对时间的迷失、存在的想象师承着西方的狡滑与压抑，这部小说问世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此时正是中国作家汲取西方先进文学理论最疯狂的时期，格非得叙事风格明显带有异域的痕迹。边缘化的主题、解构式的情节以及可拆卸的语言，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他者’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依然有着东方传统的价值体系与评价标准，只不过它是作为一个隐者出现的。本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大年》、《背景》、《青黄》等9篇。

	编号：C41·1960526·0290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1年1月第一版
	定价：5.65元
	页数：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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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是最好的译文版本，但村上春树的叙事风格依然能掩盖翻译的缺憾，那种才华横溢式的语言技巧与结构使村上春树的小说依旧是在现实中迈着自虐的脚步的青年。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那个有着艳遇的日本青年，颇具摇滚气质，但没有柏拉图式的爱情，有的只是如梦一般的情欲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与失落，最后只能跳一种迷惘的舞步，不能停下来。

	编号：C28·1960410·0271
	作者：马原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版本：1993年11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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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那个名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这就是马原式的叙事，一下子可以将读者逼到一个几乎绝望的地步，或让读者一下子开朗。马原的技巧便是文本与阅读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这位在西藏生活了七年的作家，沾染上了那块土地与生俱来的宗教神秘感，那种寻找式的故事似乎故意让读者身陷其中，以为离目的越来越近，其实，离具象的东西越来越远。这一类“冈底斯的诱惑”使马原对西方现代派的消化在中国当代小说作家中是最彻底的，比如巴塞尔姆的图解式叙事。“不如总在途中，于是常有希望。”马原对阅读的人说。此书为“跨世纪文丛”之一，内收《冈底斯得诱惑》、《旧死》、《虚构》等10篇。

	编号：C36·1960301·0254
	作者：（法）司汤达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5年3月第二版
	定价：23.20元
	页数：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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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1830年问世的法国小说同时受到了赞扬和谴责等身的评论，而正是这部毁誉参半的小说开启了法国文学的一个新空间，于连式的悲剧正是社会转型时期一代青年的悲剧，“红与黑”的利益冲突使之成为牺牲品，平民出身有较高文化的于连，一步步的上升与最后的滑落是司汤达对法国社会命运的极大关注的凝结，于连的象征主义被高尔基说成是反叛资本主义社会的英雄人物的“始祖”。《红与黑》是欧洲文坛上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揭露的锋芒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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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 

丹东在处死的前夕，用他的粗喉咙说：“这真奇怪，上断头台这个动词不可能有各种时态；我们可以说：我将上断头台，你将上断头台，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已经上了断头台。”
—《第十二章》

两步远的死亡，依然不是宗教的救赎，依然不是权贵的赦免，甚至也依然不是反英雄的反抗，玛蒂尔德来看他，好朋友富凯来看他，卑微的父亲来看他，而对于于连来说，似乎只有德·雷纳尔夫人的眼光里，让他感到生命里的荣光，而这种混杂着尊敬、爱和服从的感情，却像是最后的勇气，让他可以单独跟自己说话，单独发现内心的欲望，单独找到伪善的心，这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幕，阳光灿烂的一天里，“一切都很好。”他终于可以拒绝权利，拒绝复活的希望，在最后的两步远的地方把自己带向死亡。“我并不缺乏勇气。”于连留下最后一句话，走向了那个十九世纪的断头台，走向如丹东一样被处死的断头台，走向了爱情在那里永恒存在的断头台。

“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终于变成了一个人的时态，唯一的动词，唯一的人称，唯一的结局，对于于连来说，勇气的背后其实是反抗，是一种去除英雄主义的反抗，去除宗教救赎而把自己带向罪恶的反抗，去除用自尊心来赢取高贵的爱情的反抗，但是在一个人的时态里，于连之死却并非只是彰显自我的勇气和最后的爱情，“玛蒂尔德穿着长丧服出现在他们中间，在弥撒结束时，让入扔给他们好几千枚五法郎的银币。”怀着于连孩子的玛蒂尔德，死亡之后的弥撒，仿佛都是于连一生无法看见时态里的断头台，这样的断头台是我的断头台，是你的断头台，也是“我已经上了”的断头台，时间不是于连之死作为最后的结束，那几千枚的银币似乎标榜着一个反英雄的身体的最后价格，而玛蒂尔德将情人的头颅埋葬，似乎是早就写好的结局，从一开始相遇，一开始相爱，一开始征服，玛蒂尔德就用一种英雄的方式把于连纳入到自己的关于权贵的童话世界里。她曾经读过的那本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里，她曾经希望延续的家族故事里，于连无非就是那个玛格丽特王后的情夫，被国王处死之后从刽子手买来的头颅，最后被王后埋葬在山脚下，玛蒂尔德将自己崇拜的那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爱情，变成了现实，于连从断头台滚落的头颅成为玛蒂尔德爱情的象征。

这是荣耀，这是爱情，这是勇气，但是对于于连来说，却只是一个身，一个早就被写好了结局的时态。而心所属的德·雷纳尔夫人呢，便是以另一种死亡“忠于她的诺言”：“她丝毫没有企图自杀；但是在于连死后三天，她抱吻着她的孩子们离开了人世。”本来和于连的爱情也是从一个不上断头台的身子重新开始，甚至要抚养玛蒂尔德怀着的那个孩子，“你该为了我的儿子活下去”，这是残酷的接受，这是伟大的宽容，但是在没有时态、头颅的意义早就被书写的断头台时态里，一切都最后被解构了，没有企图自杀变成了赴死的约会，而一场关于爱与被爱，征服与反征服，英雄与反英雄的“一八三〇年纪事”在两个女人、两段爱情、两种人生中，成为“TO THE HAPPY FEW”的寓言。

少数幸福的人，是得到了家族荣耀象征的头颅的玛蒂尔德，是亲吻着希望追随而去的雷纳尔夫人，也是在阳光灿烂中带着勇气最后走向两步远的死亡的于连。他们都在自我构建的“真理”中完成了命名，仿佛这样的命名就是抵达了自然状态，具有了自我意义，所以那一切和历史有关，和政治有关的命运倒成了这个寓言里的一种杞人忧天的担忧，于连最后放心不下的便是所谓的平等：“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只有在有了一条法律禁止做才做某件事，违者加以严惩的时候，才有权利。在有法律以前，只有狮子的力气，饥饿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总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地……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一些在犯罪时有幸投有被当场抓获的坏蛋。”在这个缺少自然权利的“坏蛋”行列中，犯了一桩谋杀罪的自己，“公正地被判了死刑”，这是于连最后得到的自然权利，但是，“除了这一个行为以外，判我死刑的瓦尔诺对社会要比我有害一百倍。”

将自己和瓦尔诺并列放在一起，这里没有了社会地位和政治手段的区别，当然也没有了上断头台的不同时态，只有是否在法律面前的公平、是否具有慈悲的心怀，是否拥有自然权利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曾经是于连二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直在证明的东西，当他带着勇气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释然这一切，即使用死亡消除自己的“伪善”，即使用勇气证明自己的平等，但是他依旧败给了十九世纪的专横和暴虐，就像自然权利败给了政治权力，受人尊敬的爱情败给了头颅的象征神话。

司汤达：手里永远拿着一八三〇年的镜子

这种失败就是于连的宿命。作为弗朗什-孔泰出生的穷人，作为维里埃尔木匠的儿子，于连的命运早就写好了结局，心比天高是理想，禄如纸薄的现实，甚至对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的仇恨没有个人恩怨的成份，但是却注定是弱者的反抗，“维里埃尔市长在他眼里仍旧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有钱人和所有的蛮横无礼的人”，那被砌得越来越高的墙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也是一种对立的隐喻，而于连要拆毁这些墙，要打碎这些有钱人和蛮横无礼的人围拢起来的世界，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怀着某种企图闯进去，从内部分解这样的权力世界。学识、记忆力似乎是他的优势，所以当拥有每个月五十法郎的收入成为市长家庭教师的时候，于连就顺利地开始了自己闯入权力世界的计划。

这是一种预设，对于于连来说，无非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实践，拿破仑、战斗、胜利，这些词汇深深地嵌入在于连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将来有一天也会是他的命运吗？”那盘旋的雄鹰代表着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却注定是孤独的，所以于连的孤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紧张的神经质，甚至成为分裂的人格，在爱情的不同状态下成为一种折磨。和德·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一开始就是一种复仇的计划，那一只手被握住，又被抽回去，主动伸出来，又被动抓住，这反复的过程里，都是于连的征服欲望。“如果当着他本人的面占有他妻子的手，这不是嘲笑他的一种方式吗？对，我一定要做到，他对我曾经表示出那么大的蔑视。”起初是为了蔑视德·雷纳尔先生，蔑视权贵和财富，即使有那么一点爱情的冲动，也在自我低微的出生面前被不断否定，也是对于贵妇人玩弄的合理解释：“这个女人的性格我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这一点：在旅行以前，我握住她的手，她把手抽回去；今天我抽回我的手，她反而抓住它，而且紧紧地握住。她曾经蔑视过我，这是个向她进行报复的好机会。天知道她有过多少情夫，她选中我，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见面容易。”

“………………爱情/造就平等，并不追求平等。”高乃依的诗醒目地写在于连的世界里，而当那只手被握住的时候，对于于连来说，是一种平等的胜利，“是的，我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应该乘胜追击，应该趁着这个骄傲的绅士退却时打垮他的自尊心。这才完全象拿破仑。”而这种平等的胜利却又是不平等的，它只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美梦，一个如偶像拿破仑式的战斗，作战计划是详细的，也是大胆的，他可以从《圣经》里找到记载，可以以诱奸者的角色制造夜里两点钟的约会，可以以梯子的高度来抵抗象征权贵被砌高的墙，尽管那充满勇气和自豪的行动对于他来说是“开门时他抖得那么厉害，两膝发软，不得不靠在墙上”的软弱，但毕竟把一个曾经圣洁的女人带到了地狱边缘。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她是市长的妻子，也是这个权贵世界的一部分，也是=生活在高高的墙内部，尽管她讨厌自己的男人，尽管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她成为于连报复的目标，而那“强烈的爱情和疯狂的快乐”也像毒药，开始腐蚀一个女人柔弱的心。这是一场战争最惊心动魄的爆发，“他的爱情仍然不过是一种野心。这是他这个如此受人蔑视的、不幸的穷光蛋，占有一个这般高贵、这般美丽的女人的快乐。”也注定是一种无法逃避罪恶的开始，“她相信自己已被罚入地狱，毫无赦免的希望：她不断地给于连最狂热的抚爱，企图以此来躲开地狱的幻影。”

对于于连来说，这个作战计划将不可遏制，英雄的征服将步步推进。他在国王面前成为仪仗队队员，“从这时候起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英雄。他是拿破仑的副官，在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进攻。”他像一个战士，面对着前面的敌人，他像一个贵族，在巨大的虚荣心下扬起高傲的头。但是这样的复仇却将他带向一个道德的边缘，一个已婚女人，一个市长的女人，一个通奸的女人，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这一场爱情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但是她已经无法回头，孩子生病无非是给了她一种自我悔恨的机会，“但是我侮辱我自己，我自己跳到泥坑里去，这样也许我能救我的儿子。这种侮辱在每个人眼里，也许是一次公开的赎罪？”但是在于连的诱惑中，她已经无法自拔，她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她的生活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当她见不到于连的时候是地狱，当她跪倒在他跟前时候是天堂。”而实际上，暂时的天堂就是永久的地狱，于连几乎像魔鬼一样无法缩回自己摧毁道德世界的双手。

那夹在一三〇页上的那封信是爱情对于权贵的妥协，那写给德·雷纳尔先生的匿名信则是阴谋的另一个开始，“如果我不杀死我的妻子，只是把她赶出去，让她丢人现眼，她的姑母在贝藏松，会亲手把财产全部交给她。我的妻子会带于连到巴黎去生活，维里埃尔的人会知道的，我还是会被看成个受骗者。”德·雷纳尔先生的墙永远是自己稳固财富和权力的武器，而在于连面前，他似乎永远是高傲的，永远是伪善的，“刑法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圣会和陪审团里的我那些朋友会救我。”但是于连离开维里埃尔，去往贝藏松的神学院，并非是一种恐惧的逃避，并非是害怕担责，也并非是赎罪，而是成为他下一场战斗积蓄力量和勇气的开始。“但是旅行的人刚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在山顶坐下来，觉得休息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如果强迫他永远休息下去，他还会幸福吗？”不能休息，继续攀登，这是于连英雄式征服的第二阶段，这里不是墙，而是高山。

逃离人间地狱般的神学院，于连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秘书，这不是小城维里埃尔，这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这里不是每个月五十法郎，这里是一开始就准备好的二十二件衬衫，这里也不是已婚的“通奸”的夫人，而是漂亮未婚的小姐，而最重要的是，侯爵的权力世界里是上流社会的种种荣华，又成为花花公子的一切机遇，更有对于美貌、欲望的征服的所有可能。“新的总是好的。”这其实是一个外省人的盲目，盲目地改变，盲目地适应，以及盲目的爱。“我要得到她，然后远走高飞，谁要是想阻止我逃走，那就活该他倒霉了！”这是于连对于曾经冷漠相待的拉莫尔小姐的欲望，这是另一场战争，依然指向打碎自己的卑微出身，但是拉莫尔小姐不是雷纳尔夫人，不是用一只手、一把梯子就可以轻易征服的女人，“财产，高贵出身，才智，姿色，这一切，照别人的说法，而她自己也这么相信，全被命运之神的双手堆集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没有任何权力上的需求，她只想要的是，是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爱情，一种如英雄征服般的荣耀，“爱情这个名字，她只使用来称呼在亨利三世和巴松皮埃尔时代的法国能够遇到那种英雄的感情。”那一颗头颅的浪漫家族传奇深深刻在她的心里，实际上，她就是那个王后，就是为了寻找情人的头颅，而在这个意义上，她成为了另一个征服的英雄，而她面前站着的是于连，是对于丑高度赞扬的于连，是出身低微却不妥协的于连，是对自己的言行从不加以考虑的于连，“这个索雷尔有点象我父亲舞会上维妙维肖地模仿拿破仑时的那种神气。”于连性格里的深度，欲望里的未知数，使得她“要让他做她的情夫，也许还要让他做她的主人呢！”而这种主人却是颠覆式的，在内心深处，是要征服他，“一旦他能完全支配我以后，谁知道他还会有什么奢望呢？好吧！我将象美狄亚一样对自己说：‘在这么多的危险中间，我还有我。’”也就是将他变成一个再无欲望的人，然后反过来自己成为主宰。

充满勇气和征服欲，他们的相遇，不是英雄惺惺相惜，而是征服和反抗，猜测和引诱，实际上，于连在拉莫尔小姐面前，其实已经不是英雄式的战斗，而成为反英雄的反抗。优美的身材、风雅的服饰、白皙的手、美丽的胳膊、一举一动的disinvoltura（从容）的梦想，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真正爱上拉莫尔小姐的理由，而是让自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再次被贵族小姐爱上，这才是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自尊心的满足，“这时候还只有十点钟，于连陶醉在幸福和对自己的力量的感觉中，这种感觉对一个穷鬼来说是那么新奇。他走进意大利歌剧院，听他的朋友吉罗尼莫唱歌。音乐从来不曾使他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成了一个神。”拉莫尔向他表白的信变成了象征，他原封不动地抄好，寄给了富凯的一个工人，叫他交给皮拉尔神父保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话。这是唯一的荣誉，这是从黑到红的转折，“我，汝拉山的可怜的农民，我，注定一辈子穿这一身可悲的黑衣服！唉！换了二十年以前，我会和他们一样穿上军服！那时候一个象我这样的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而在拉莫尔小姐身上，他却看到了脱下这身可怜农民的衣服的机会：“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从黑到红，是从可怜出身的农民变成掌握统治大权的重要人物，“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

一个是阴谋，一个是野心，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了相互的折磨，相互的征服，而于连在这场较量中慢慢失去了优势，“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应该跪下来，请求你原谅我曾经打算反抗。”他实际上成为整个拉莫尔侯爵，甚至权力系统的工具，凭着记忆力记录的那12个人的秘密谈话，成为于连陷入政治争斗而无法摆脱的宿命，给元帅夫人抄写表白的五十三封情书，都只是一种命令，所以即使于连想要“把思想转向建立军功和效忠祖国”也无能为力，而拉莫尔的怀孕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巩固自己红色幻想的武器，而成为一种恐惧的开始，“很久以来活着对我就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我决定结束我的一生。”而当用手枪对准雷纳尔夫人，对准自己现在才感觉到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爱的女人，也变成了一种命令。“他用手枪朝她开了枪，没有打中；他开第二枪，她倒了下去。”两枪，第一枪是恐惧，第二枪是无奈，第一枪是对命令的执行，第二枪是英雄主义的最后覆灭。

被抓，雷纳尔夫人却没有死，对于于连来说，是命运的残酷，而其实也是最后的救赎。“野心已经在他心里死去，另外一种热情从它的遗骸里产生出来；他把它称之为对谋杀德·雷纳尔夫人的悔恨。”两个女人在面前，一个是覆灭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另一个则是摧毁了自己的残存爱情，她们都在努力疏通关系，努力使得于连免除死刑判决，但是对于连来说，他似乎才真正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先生们，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的阶级，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于连对陪审官说，他希望的是用死亡来换取自己的罪恶，而这对于他来说既是公正的判决，也是用勇气的表现，而其实这种公正和勇气，在于连那里依然是自尊：“我不上诉。因为我感到我有去死的勇气，不至于太让人笑话我。”

让玛蒂尔德怀上了孩子，但是于连到死都没能成为她的丈夫；混迹于巴黎的上层社会，但是于连到死都没有获得一官半爵；拿起手枪射出子弹，但是于连从没有像拿破仑一样冲杀在战场上，爱情、地位和征服的欲望，都不是自然权利，所以对于连来说，似乎只有死亡才是自然的，才是自己的选择，才是公正的选择，但是这种充满勇气却无法改变现实的命运，是英雄主义的最后神话，也是反英雄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使心在重新唤醒的爱情里，而身却只能在金钱的购买中成为情夫的象征，心身分离，英雄与反英雄的分裂，一切都是“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的宿命。

用金钱购买职位的瓦尔诺先生，复辟后取得显赫地位的拉莫尔侯爵，以及那些伪善的教士神父，那些勾心斗角的官员，在这个“矫揉造作的法国”，于连的悲剧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先生，一部小说是在大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有时候它反映到您的眼睛里的是蔚蓝的天空，有时候是路上泥潭里的污泥。”而在这一路上手上拿着镜子的人，自然是那个真实名字叫玛丽-亨利·贝尔的“司汤达”，这个三次随拿破仑南征北战立下功劳的拿破仑信徒，这个高举革命和战争旗帜的雅各宾党人，这个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怀疑主义者，他用小说这面镜子照见了蔚蓝的天空，也照见了泥潭里的污泥，“他敢于描绘巴黎的爱情，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尝试过。也不曾有从稍微细心地描绘过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社会风气，有一天这部小说描绘的将成为古老时代，象瓦尔特·司各特的古老时代一样的古老时代。”D.格吕福·帕珀拉对小说写作进行了赞美，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用另一个化名构建一个不服从上帝的无神论者，“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因为是不存在的。”，所以司汤达在镜子里看见的只是自己，一个永不妥协的英雄，一个战斗不止的英雄，所以这“一八三〇年纪事”一定是一部关于英雄主义的宣言书：“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编号：C38·1960122·0243
	作者：（法）冯·法斯查理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0年8月第一版
	定价：3.50元
	页数：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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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画家，一位少妇，以及一位少女，三个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使这部小说带有通俗小说的基本特点：爱与被爱、艺术与爱情。而使画家最后导致一个可怕结局的是对爱的盲目投入，这种颇具报复式的结尾将爱情的纯洁一面判以死刑。冯·法斯查理自己作为画家像在自我忏悔，但显然，他只是以通俗故事的形式让哀怨的经历出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