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2-28 《红与黑》：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
丹东在处死的前夕，用他的粗喉咙说：“这真奇怪，上断头台这个动词不可能有各种时态；我们可以说：我将上断头台，你将上断头台，但是我们不能说：我已经上了断头台。”
——《第十二章》
两步远的死亡，依然不是宗教的救赎，依然不是权贵的赦免，甚至也依然不是反英雄的反抗，玛蒂尔德来看他，好朋友富凯来看他，卑微的父亲来看他，而对于于连来说，似乎只有德·雷纳尔夫人的眼光里，让他感到生命里的荣光，而这种混杂着尊敬、爱和服从的感情，却像是最后的勇气，让他可以单独跟自己说话，单独发现内心的欲望，单独找到伪善的心，这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幕，阳光灿烂的一天里，“一切都很好。”他终于可以拒绝权利，拒绝复活的希望，在最后的两步远的地方把自己带向死亡。“我并不缺乏勇气。”于连留下最后一句话，走向了那个十九世纪的断头台，走向如丹东一样被处死的断头台，走向了爱情在那里永恒存在的断头台。
“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终于变成了一个人的时态，唯一的动词，唯一的人称，唯一的结局，对于于连来说，勇气的背后其实是反抗，是一种去除英雄主义的反抗，去除宗教救赎而把自己带向罪恶的反抗，去除用自尊心来赢取高贵的爱情的反抗，但是在一个人的时态里，于连之死却并非只是彰显自我的勇气和最后的爱情，“玛蒂尔德穿着长丧服出现在他们中间，在弥撒结束时，让入扔给他们好几千枚五法郎的银币。”怀着于连孩子的玛蒂尔德，死亡之后的弥撒，仿佛都是于连一生无法看见时态里的断头台，这样的断头台是我的断头台，是你的断头台，也是“我已经上了”的断头台，时间不是于连之死作为最后的结束，那几千枚的银币似乎标榜着一个反英雄的身体的最后价格，而玛蒂尔德将情人的头颅埋葬，似乎是早就写好的结局，从一开始相遇，一开始相爱，一开始征服，玛蒂尔德就用一种英雄的方式把于连纳入到自己的关于权贵的童话世界里。她曾经读过的那本浪漫主义爱情小说里，她曾经希望延续的家族故事里，于连无非就是那个玛格丽特王后的情夫，被国王处死之后从刽子手买来的头颅，最后被王后埋葬在山脚下，玛蒂尔德将自己崇拜的那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爱情，变成了现实，于连从断头台滚落的头颅成为玛蒂尔德爱情的象征。
| | 编号：C36·1960301·0254 |
少数幸福的人，是得到了家族荣耀象征的头颅的玛蒂尔德，是亲吻着希望追随而去的雷纳尔夫人，也是在阳光灿烂中带着勇气最后走向两步远的死亡的于连。他们都在自我构建的“真理”中完成了命名，仿佛这样的命名就是抵达了自然状态，具有了自我意义，所以那一切和历史有关，和政治有关的命运倒成了这个寓言里的一种杞人忧天的担忧，于连最后放心不下的便是所谓的平等：“根本没有什么自然权利……只有在有了一条法律禁止做才做某件事，违者加以严惩的时候，才有权利。在有法律以前，只有狮子的力气，饥饿的、寒冷的生物的需要，总之，只有需要才是自然地……不，受人敬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一些在犯罪时有幸投有被当场抓获的坏蛋。”在这个缺少自然权利的“坏蛋”行列中，犯了一桩谋杀罪的自己，“公正地被判了死刑”，这是于连最后得到的自然权利，但是，“除了这一个行为以外，判我死刑的瓦尔诺对社会要比我有害一百倍。”
将自己和瓦尔诺并列放在一起，这里没有了社会地位和政治手段的区别，当然也没有了上断头台的不同时态，只有是否在法律面前的公平、是否具有慈悲的心怀，是否拥有自然权利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曾经是于连二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直在证明的东西，当他带着勇气走向断头台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释然这一切，即使用死亡消除自己的“伪善”，即使用勇气证明自己的平等，但是他依旧败给了十九世纪的专横和暴虐，就像自然权利败给了政治权力，受人尊敬的爱情败给了头颅的象征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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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汤达：手里永远拿着一八三〇年的镜子 |
这种失败就是于连的宿命。作为弗朗什-孔泰出生的穷人，作为维里埃尔木匠的儿子，于连的命运早就写好了结局，心比天高是理想，禄如纸薄的现实，甚至对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的仇恨没有个人恩怨的成份，但是却注定是弱者的反抗，“维里埃尔市长在他眼里仍旧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有钱人和所有的蛮横无礼的人”，那被砌得越来越高的墙是财富和权势的象征，也是一种对立的隐喻，而于连要拆毁这些墙，要打碎这些有钱人和蛮横无礼的人围拢起来的世界，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怀着某种企图闯进去，从内部分解这样的权力世界。学识、记忆力似乎是他的优势，所以当拥有每个月五十法郎的收入成为市长家庭教师的时候，于连就顺利地开始了自己闯入权力世界的计划。
这是一种预设，对于于连来说，无非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实践，拿破仑、战斗、胜利，这些词汇深深地嵌入在于连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拿破仑的命运；难道将来有一天也会是他的命运吗？”那盘旋的雄鹰代表着力量，但是这种力量却注定是孤独的，所以于连的孤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种紧张的神经质，甚至成为分裂的人格，在爱情的不同状态下成为一种折磨。和德·雷纳尔夫人的爱情一开始就是一种复仇的计划，那一只手被握住，又被抽回去，主动伸出来，又被动抓住，这反复的过程里，都是于连的征服欲望。“如果当着他本人的面占有他妻子的手，这不是嘲笑他的一种方式吗？对，我一定要做到，他对我曾经表示出那么大的蔑视。”起初是为了蔑视德·雷纳尔先生，蔑视权贵和财富，即使有那么一点爱情的冲动，也在自我低微的出生面前被不断否定，也是对于贵妇人玩弄的合理解释：“这个女人的性格我知道什么呢？只知道这一点：在旅行以前，我握住她的手，她把手抽回去；今天我抽回我的手，她反而抓住它，而且紧紧地握住。她曾经蔑视过我，这是个向她进行报复的好机会。天知道她有过多少情夫，她选中我，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们见面容易。”
“………………爱情/造就平等，并不追求平等。”高乃依的诗醒目地写在于连的世界里，而当那只手被握住的时候，对于于连来说，是一种平等的胜利，“是的，我打了一次胜仗，但是应该乘胜追击，应该趁着这个骄傲的绅士退却时打垮他的自尊心。这才完全象拿破仑。”而这种平等的胜利却又是不平等的，它只是一个英雄主义的美梦，一个如偶像拿破仑式的战斗，作战计划是详细的，也是大胆的，他可以从《圣经》里找到记载，可以以诱奸者的角色制造夜里两点钟的约会，可以以梯子的高度来抵抗象征权贵被砌高的墙，尽管那充满勇气和自豪的行动对于他来说是“开门时他抖得那么厉害，两膝发软，不得不靠在墙上”的软弱，但毕竟把一个曾经圣洁的女人带到了地狱边缘。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她是市长的妻子，也是这个权贵世界的一部分，也是=生活在高高的墙内部，尽管她讨厌自己的男人，尽管没有真正的爱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她成为于连报复的目标，而那“强烈的爱情和疯狂的快乐”也像毒药，开始腐蚀一个女人柔弱的心。这是一场战争最惊心动魄的爆发，“他的爱情仍然不过是一种野心。这是他这个如此受人蔑视的、不幸的穷光蛋，占有一个这般高贵、这般美丽的女人的快乐。”也注定是一种无法逃避罪恶的开始，“她相信自己已被罚入地狱，毫无赦免的希望：她不断地给于连最狂热的抚爱，企图以此来躲开地狱的幻影。”
对于于连来说，这个作战计划将不可遏制，英雄的征服将步步推进。他在国王面前成为仪仗队队员，“从这时候起他感到自己是一个英雄。他是拿破仑的副官，在向敌人的炮兵阵地进攻。”他像一个战士，面对着前面的敌人，他像一个贵族，在巨大的虚荣心下扬起高傲的头。但是这样的复仇却将他带向一个道德的边缘，一个已婚女人，一个市长的女人，一个通奸的女人，对于德·雷纳尔夫人来说，这一场爱情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但是她已经无法回头，孩子生病无非是给了她一种自我悔恨的机会，“但是我侮辱我自己，我自己跳到泥坑里去，这样也许我能救我的儿子。这种侮辱在每个人眼里，也许是一次公开的赎罪？”但是在于连的诱惑中，她已经无法自拔，她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她的生活既是天堂，也是地狱：当她见不到于连的时候是地狱，当她跪倒在他跟前时候是天堂。”而实际上，暂时的天堂就是永久的地狱，于连几乎像魔鬼一样无法缩回自己摧毁道德世界的双手。
那夹在一三〇页上的那封信是爱情对于权贵的妥协，那写给德·雷纳尔先生的匿名信则是阴谋的另一个开始，“如果我不杀死我的妻子，只是把她赶出去，让她丢人现眼，她的姑母在贝藏松，会亲手把财产全部交给她。我的妻子会带于连到巴黎去生活，维里埃尔的人会知道的，我还是会被看成个受骗者。”德·雷纳尔先生的墙永远是自己稳固财富和权力的武器，而在于连面前，他似乎永远是高傲的，永远是伪善的，“刑法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圣会和陪审团里的我那些朋友会救我。”但是于连离开维里埃尔，去往贝藏松的神学院，并非是一种恐惧的逃避，并非是害怕担责，也并非是赎罪，而是成为他下一场战斗积蓄力量和勇气的开始。“但是旅行的人刚爬上一座陡峭的山峰，在山顶坐下来，觉得休息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如果强迫他永远休息下去，他还会幸福吗？”不能休息，继续攀登，这是于连英雄式征服的第二阶段，这里不是墙，而是高山。
逃离人间地狱般的神学院，于连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秘书，这不是小城维里埃尔，这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这里不是每个月五十法郎，这里是一开始就准备好的二十二件衬衫，这里也不是已婚的“通奸”的夫人，而是漂亮未婚的小姐，而最重要的是，侯爵的权力世界里是上流社会的种种荣华，又成为花花公子的一切机遇，更有对于美貌、欲望的征服的所有可能。“新的总是好的。”这其实是一个外省人的盲目，盲目地改变，盲目地适应，以及盲目的爱。“我要得到她，然后远走高飞，谁要是想阻止我逃走，那就活该他倒霉了！”这是于连对于曾经冷漠相待的拉莫尔小姐的欲望，这是另一场战争，依然指向打碎自己的卑微出身，但是拉莫尔小姐不是雷纳尔夫人，不是用一只手、一把梯子就可以轻易征服的女人，“财产，高贵出身，才智，姿色，这一切，照别人的说法，而她自己也这么相信，全被命运之神的双手堆集在她一个人身上了。”她没有任何权力上的需求，她只想要的是，是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的爱情，一种如英雄征服般的荣耀，“爱情这个名字，她只使用来称呼在亨利三世和巴松皮埃尔时代的法国能够遇到那种英雄的感情。”那一颗头颅的浪漫家族传奇深深刻在她的心里，实际上，她就是那个王后，就是为了寻找情人的头颅，而在这个意义上，她成为了另一个征服的英雄，而她面前站着的是于连，是对于丑高度赞扬的于连，是出身低微却不妥协的于连，是对自己的言行从不加以考虑的于连，“这个索雷尔有点象我父亲舞会上维妙维肖地模仿拿破仑时的那种神气。”于连性格里的深度，欲望里的未知数，使得她“要让他做她的情夫，也许还要让他做她的主人呢！”而这种主人却是颠覆式的，在内心深处，是要征服他，“一旦他能完全支配我以后，谁知道他还会有什么奢望呢？好吧！我将象美狄亚一样对自己说：‘在这么多的危险中间，我还有我。’”也就是将他变成一个再无欲望的人，然后反过来自己成为主宰。
充满勇气和征服欲，他们的相遇，不是英雄惺惺相惜，而是征服和反抗，猜测和引诱，实际上，于连在拉莫尔小姐面前，其实已经不是英雄式的战斗，而成为反英雄的反抗。优美的身材、风雅的服饰、白皙的手、美丽的胳膊、一举一动的disinvoltura（从容）的梦想，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真正爱上拉莫尔小姐的理由，而是让自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再次被贵族小姐爱上，这才是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自尊心的满足，“这时候还只有十点钟，于连陶醉在幸福和对自己的力量的感觉中，这种感觉对一个穷鬼来说是那么新奇。他走进意大利歌剧院，听他的朋友吉罗尼莫唱歌。音乐从来不曾使他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成了一个神。”拉莫尔向他表白的信变成了象征，他原封不动地抄好，寄给了富凯的一个工人，叫他交给皮拉尔神父保管，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话。这是唯一的荣誉，这是从黑到红的转折，“我，汝拉山的可怜的农民，我，注定一辈子穿这一身可悲的黑衣服！唉！换了二十年以前，我会和他们一样穿上军服！那时候一个象我这样的人，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而在拉莫尔小姐身上，他却看到了脱下这身可怜农民的衣服的机会：“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从黑到红，是从可怜出身的农民变成掌握统治大权的重要人物，“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
一个是阴谋，一个是野心，两个人的爱情变成了相互的折磨，相互的征服，而于连在这场较量中慢慢失去了优势，“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奴隶，我应该跪下来，请求你原谅我曾经打算反抗。”他实际上成为整个拉莫尔侯爵，甚至权力系统的工具，凭着记忆力记录的那12个人的秘密谈话，成为于连陷入政治争斗而无法摆脱的宿命，给元帅夫人抄写表白的五十三封情书，都只是一种命令，所以即使于连想要“把思想转向建立军功和效忠祖国”也无能为力，而拉莫尔的怀孕对于于连来说，并非是巩固自己红色幻想的武器，而成为一种恐惧的开始，“很久以来活着对我就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我决定结束我的一生。”而当用手枪对准雷纳尔夫人，对准自己现在才感觉到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爱的女人，也变成了一种命令。“他用手枪朝她开了枪，没有打中；他开第二枪，她倒了下去。”两枪，第一枪是恐惧，第二枪是无奈，第一枪是对命令的执行，第二枪是英雄主义的最后覆灭。
被抓，雷纳尔夫人却没有死，对于于连来说，是命运的残酷，而其实也是最后的救赎。“野心已经在他心里死去，另外一种热情从它的遗骸里产生出来；他把它称之为对谋杀德·雷纳尔夫人的悔恨。”两个女人在面前，一个是覆灭了自己的英雄主义，另一个则是摧毁了自己的残存爱情，她们都在努力疏通关系，努力使得于连免除死刑判决，但是对于连来说，他似乎才真正看清自己，看清自己无法改变的命运，“先生们，我没有这个荣幸属于你们的阶级，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反抗自己的卑贱命运的农民。”于连对陪审官说，他希望的是用死亡来换取自己的罪恶，而这对于他来说既是公正的判决，也是用勇气的表现，而其实这种公正和勇气，在于连那里依然是自尊：“我不上诉。因为我感到我有去死的勇气，不至于太让人笑话我。”
让玛蒂尔德怀上了孩子，但是于连到死都没能成为她的丈夫；混迹于巴黎的上层社会，但是于连到死都没有获得一官半爵；拿起手枪射出子弹，但是于连从没有像拿破仑一样冲杀在战场上，爱情、地位和征服的欲望，都不是自然权利，所以对于连来说，似乎只有死亡才是自然的，才是自己的选择，才是公正的选择，但是这种充满勇气却无法改变现实的命运，是英雄主义的最后神话，也是反英雄主义失败的悲剧，即使心在重新唤醒的爱情里，而身却只能在金钱的购买中成为情夫的象征，心身分离，英雄与反英雄的分裂，一切都是“我已经上了断头台”的宿命。
用金钱购买职位的瓦尔诺先生，复辟后取得显赫地位的拉莫尔侯爵，以及那些伪善的教士神父，那些勾心斗角的官员，在这个“矫揉造作的法国”，于连的悲剧只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先生，一部小说是在大路上拿在手里的一面镜子。有时候它反映到您的眼睛里的是蔚蓝的天空，有时候是路上泥潭里的污泥。”而在这一路上手上拿着镜子的人，自然是那个真实名字叫玛丽-亨利·贝尔的“司汤达”，这个三次随拿破仑南征北战立下功劳的拿破仑信徒，这个高举革命和战争旗帜的雅各宾党人，这个七岁丧母、形同孤儿的怀疑主义者，他用小说这面镜子照见了蔚蓝的天空，也照见了泥潭里的污泥，“他敢于描绘巴黎的爱情，在他之前还不曾有人尝试过。也不曾有从稍微细心地描绘过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给法国人带来的社会风气，有一天这部小说描绘的将成为古老时代，象瓦尔特·司各特的古老时代一样的古老时代。”D.格吕福·帕珀拉对小说写作进行了赞美，其实这只不过是他用另一个化名构建一个不服从上帝的无神论者，“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因为是不存在的。”，所以司汤达在镜子里看见的只是自己，一个永不妥协的英雄，一个战斗不止的英雄，所以这“一八三〇年纪事”一定是一部关于英雄主义的宣言书：“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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