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卡夫卡

	编号：C41·2100307·0771
	作者：[日]村上春树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2007年7月第一版
	定价：27.00元
	页数：5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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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叫乌鸦的少年，15岁，被母亲抛弃被父亲诅咒，孤独、顽强，和村上春树很多作品一样，少年一直在探求世界和自身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多少带着一点荒诞。《海边的卡夫卡》力图通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来描绘这样一个世界。“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村上春树在序言中说。作为《1Q84》之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1Q84》进入中国大陆出版市场之前的热身阅读，或许在这里能找到进入村上春树最新语言世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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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隐喻

对夜的恐惧无论如何是伴随着人的成长而与日俱增，认知范围的扩大意味着非认知东西的增多，几乎是一种二律背反。不是少年的小五已经感觉到了这样黑夜的无尽，而且要在黑夜中进入非现实的梦境，更需要一种面对的勇气。我没有细细探究小五的心态，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心底有一种白天无法体验的害怕，在我们相处的夜晚，他的要求是在他身边，让他安然进入梦乡。

这样倾向越来越明显，甚至他会做出宁愿让我先上网写博客，他独自玩，而后陪他睡觉的牺牲，因为醒着可以抵挡更多黑夜带来的不安，而入睡之后隐喻便会大面积进攻，因为有我在，小五至少会感觉温暖的。我不觉得小五是敏感的，这是一个成长必经的阶段，我答应他，用我的力量把黑夜各种可怕的可能化解，以此，将进入一个他自己感觉踏实的世界。

我坐在床上，旁边的灯有些阴暗，小五沉沉睡去，我没有猜测接下来的梦中情节。他的计划安排倒让我有了时间可以很明白地去触摸夜，以及做一些只在夜晚可以做的事情。很安静，我几乎有些遗忘地拿起掩卷很长时间的小说，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片段地连接起来，生活不及一本书完整，我的阅读看上去是收拾断裂的记忆，一个人的夜晚，是一个人的隐喻，患有性别同一性障碍的大岛曾反复对少年卡夫卡说：“世间万物无一不是隐喻”，我相信了，在这个夜的中心，在小五沉沉入梦的路口，我看到大片的隐喻蜂拥而至。

连起点也是：444页，第44章：《中田沉沉睡去，不再醒来》。

好像是进入了书中那个奇幻的入口石，里面有着我们无法预知的秘密，隐喻是现实最后的堡垒，田中君在睡梦中死去，安详，满足，像完成了一件最伟大的工作，一个失去战争记忆，一个看不懂文字的老人，当烧掉佐伯所有罪过承揽下来的文稿时，他已经完成了使命，不解的历史被毁灭，隐喻也就消失了，“世界是隐喻。”文字其实是一个符号，而当“海边的卡夫卡”成为音乐，成为画像的时候，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的时候，隐喻消失之后，整个世界就“如剪纸一样立起，开始独自行走”。

入口石合拢，少年田中又成为少年卡夫卡，在经历了杀父、奸母、与姐姐做爱的“俄狄浦斯情结”之后，其实少年的寻找就已经划上了句号，先前“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已经不是不可及的目标，而已经变成现实一种，弑父奸母这个人类最大禁忌，最后也会得到宽许和容忍，所有少年的逃避都是在还原一个隐喻，而当隐喻以现实的面目出现的时候，“弄明白活着的意义”就是“最好先睡一觉”。一切使用语言的思考和表达是彻底缺席的，剩下的就是“一觉醒来，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文字和一切文艺手段的创造都是虚幻的，是无法抵达“卡夫卡”这个隐喻中心的，不管是田中君在入口石之后的死亡还是少年卡夫卡的入梦，所有的现实和非现实的命运都可能没有终点，“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当心扉关闭的时候/无处可去的斯芬克斯/把身影化为利剑/刺穿你的梦。”正像《海边的卡夫卡》歌曲里唱的那样，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理解，以及反复的寻求隐喻，或许是越走越远，或许你也成为文本的一部分而无法突围。

一直喜欢看村上春树的小说，从《且听风吟》到《挪威的森林》，从《寻羊冒险记》到《奇鸟行状录》，他的世界错乱而怪诞，却总是让人感到安详，“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他说。我在阅读这本小说的初期，总是把那个已经经典的卡夫卡联系起来，小说的悖谬和荒诞让我一开始就跌入经验主义的漩涡中，而且那个出走少年的孤独就是另一个卡夫卡。译者林少华说，“卡夫卡”在捷克语里边意思是“乌鸦”的意思，少年卡夫卡、一个叫乌鸦的少年……这些词语含混在一起，让我对于故事的入口充满了恐惧，却充满了诱惑。高明的作者总是这样，诱惑你进入，但是你一旦进入，安全脱身将变成一件难事。在《海边的卡夫卡》里也有时光隧道，它的入口是森林深处，门口守卫着两名身穿帝国陆军野战服、手持三八式步枪的日本士兵。慢慢进入，展现在你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怪诞的世界：集体失忆、人与猫交谈、天降鱼雨和蚂蟥雨、生活在凝结时间中的美貌女性、性别是女子却始终以男子身份生活的图书馆管理员……

当情节本身成为你通行的阻力的时候，当故事在你看来变得支离破碎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小说还原成文字的组合，正是因为文字里面的内在张力，温文尔雅，才让我在断裂阅读中依然能有到快感，一个少年的成长，从出逃到回归，在我们绞尽脑汁的理解中，真相其实简单明，命运无非是一个嘲弄人的微笑。

在最后7章的翻阅中，我一直陪伴着小五，或许，在他安静地睡眠中，也没有什么隐喻，甚至没有梦境，经验主义的猜测会让我们感到恐惧，感到深入其中而无法自拔的恐惧，那年，我们每个人懵懂而莽撞地扎入社会，但其实，隐喻正在一批批死亡，夜很黑，只是夜而已，世界是如此真切，“一觉醒来，你将成为新世界的一部分。”

	编号：C38·1980307·0432
	作者：（奥）卡夫卡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5.60元
	页数：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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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小说的第一句就直接闯入了卡夫卡的世界，卡夫卡小说中经常出现的K就像一个隐喻，时常冲击着我们脆弱的神经。这部卡夫卡最伟大的作品，没有结尾的故事就是卡夫卡对自己没有穷尽的阐述。K想进入城堡，但总是有阻力无法让其进入，K在无穷尽的斗争中丧失了对城堡的兴趣，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性象征，“城堡”成了我们进入卡夫卡文本的另一种阻力，K的死亡就是一种小人物的死亡，一种阅读习惯与心理承受能力的死亡，有一天，K还会复活，并在远处说，你们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堡。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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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壁垒后面还有更多的房间

 

有时候这使我非常沮丧，我感到仿佛失去了一切，我觉得我仿佛刚刚来到这个村子，可是不像我真正来到这儿时那样满怀希望，现在明知道自己的前途只会是不断的失望，还得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都吞下去。

房间打开，进入房间依次要走过台阶、走廊和小门，依次经过村子、酒吧、客栈，但是打开的同时其实又关闭了，因为房间的外面标注着数字，这些数字总是不能通向最后的终点，数字的迷宫是一扇一扇阻隔的壁垒，走进它仿佛是远离它——当K走到标注有“十八”的数字的时候，戛然而止，里面的细语声是一场想象着的爱恋，“接着房门就关上了”，关上的时候，K最后成了卡夫卡，在自己的世界里被拒绝。再也不转身来望一眼的现实里，只有那无处安身的爱情，只有被拉走的失望，也只有没有结尾的命运。

K或者卡夫卡，会从那个房间退出来？那比走廊还要矮的小门只有容许弯着身子进去，可是站在在外面的K只好把“十八”的数字带进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寓言，以及另一个壁垒，那道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是另一个被自己拒绝的卡夫卡，在抽屉里，在遗稿里，在死去的时间里，“这时K才看到，原来走廊里已经寂静无声。”这是卡夫卡的续篇，寂静无声的现实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呼吸和思考，只有他一个人的壁垒和房间，只有挣脱不掉的劳累，而第“十九”的数字面前，他“照样糊里糊涂地走过艾朗格的房间”，那里有命令，有质疑，但是没有和弗丽达的私人感情，所以“因此这件事我不想再讨论下去”的回应依然是重重地壁垒，这给K的命运是“没有资格呆在走廊上”，结局已经早就写好：“一般说来，至多只能走进酒吧间，而且也只有获得格外恩赐，取消成命才行。”所以“十九”的数字面前，变成了一种夜审——目的只是为了要调查申请人，甚至连弗丽达关上门之前的爱情也被佩披这样的侍女说成是一种计谋，“弗丽达决心搞出件桃色新闻，她，克拉姆的情妇，碰到头一个求爱的，就委身给他，如果办得到的话，最好嫁个最最下贱的下等人。”这种在楼下那个小暗房里想出来的东西变成了一件“桃色事件”。所以在“十九”、“二十”的续篇里，房门一直没有打开，四壁漆黑的只是自己的那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窗外是夜色一片”就像K刚来是一样，充满了未知的茫然，而最后当盖斯塔克抓住他的衣袖，发出“走，走吧”的喊声时，所有的门都重重地关上了，除了老板娘在背后的叫嚷声，一切都变成了夜色里的寓言，没有了K，没有了卡夫卡，甚至没有城堡，没有了壁垒，没有了可以拉开抽屉阅读的故事，就像在“一”的数字面前的那个世界：“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

陷在雪地里，是被埋没，就像K当初满怀希望远道而来，到最后却是不断的失望，一个接一个吞下去的可能，“仿佛失去了一切”。可是，K从来都以为自己看到了那个城堡，看到了那里需要他的土地测量，看到了生活的一种方式，因为在“深深地陷在雪地里”之前，等待K的并不是一片夜色，不是寂静无声，“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后半夜的寓言在这里来拉开了帷幕，甚至连K自己都不会想到，最后会迷失在数字的迷宫里，迷失在不能进入的城堡外。“让我告诉你吧，我就是伯爵大人正在等待着的那位土地测量员。我的助手们明天就会带着工具坐了马车来到这儿。”这是K想要的秩序，进入城堡，然后测量，还有助手的帮助。阵容庞大，计划庞大，但是城堡只能远远的望见，“大体说来，这个城堡的远景是在K的预料之中的。它既不是一个古老的要塞，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大厦，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由无数紧紧挤在一起的小型建筑物组成，其中有一层的，也有两层的。”杂乱无章的注解，对于K来说，却是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世界，但是城堡对他来说，是命运给予希望的所在，不如说是盲目的证明。测量器械在哪儿？助手却说，我们什么器械都没有。而那两个助手不仅从来没有见过，而且在K看来，他们一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名字，“对于我来说，你们只是一个人。”而更为难堪的是，K没有任何能力进入城堡，就像他没有能力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那个冒充守城的儿子的希伐若对K说：“这个村子是属于城堡所有的，谁要是住在这儿或者在这儿过夜，也可以说就是住在城堡里。没有伯爵的许可，谁都不能在这儿耽搁。可是你没有得到这种许可，或者起码你没有拿出一张这样的证件来。”进入城堡需要证件，需要许可，但是这样的许可证件在哪里，谁来给他，K不知道，助手当然也不知道，而且在这个被深陷在雪地里的村子甚至不容许他在客栈里休息。他是一个异乡人，他要进入城堡就必须获得身份的许可，所以在助手、器械和证件缺失的情况下，城堡真的就变成了杂乱无章的现实，而且教师对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外乡人是喜欢城堡的”，客栈里的那些人还告诉他，好客不是这里的风俗，这便预言了他最后的命运，但是在K听起来只是进入城堡方法论的缺失，所以他想要寻找进入城堡的方法，寻找和城堡里的人对话的方法。

卡夫卡：为自己建造不许进入的“城堡”

那个电话里，他用不见面和充满想象的方式编造了谎言，他成了土地测量员的助手约瑟夫，他的问题是“我的主人什么时候能上城堡去呢？”而得到的回答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来，”任何时候就是永远，永远被拒绝，永远关在门外，对于K来说，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以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进入城堡是必须的事情，甚至他自信地以为“在村子里当一个普通工人，尽可能远远地离开城堡的势力范围，他照样有信心能够完成同住在城堡里一样的活儿”。离开城堡的势力范围是他对于那句“任何时候都不能来”的回答的反击，而在看来，会有一个城堡向他开放，会有一扇没有标注着数字的门会向他打开。

是的，城堡外面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学校，有酒吧，有客栈，有女人，有村长，有信使，一切都在向他敞开着大门，一切的故事都在无限可能地进入他的故事，从而找到进入城堡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随着K一步步地掌握，慢慢变成了阴谋。从方法论到阴谋论，K其实是走进了自己设置的迷宫，那些迷宫里满是数字，满是符号，满是壁垒。弗丽达是他的重要力量，这个曾经做过城堡部长克拉姆情人的酒吧女孩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的确是我心底真正的秘密愿望。你应该离开克拉姆而做我的情人。”这是K最直接的计划，成为自己的情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克拉姆已经站在了平等的地步，这里没有羞涩，没有保守，而弗丽达作为一个失宠的女人，也和K一拍即合，在酒吧吧台下的肉体便开始了他们的爱情，弗丽达的脚压在K的身上，起初是带来女孩的某种欢乐和爽朗的性格，而对于给K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于是他们互相拥抱起来，她的娇小的身子在K的手里燃烧着，K在昏昏沉沉的状态：K一次又一次地想竭力控制自己，但是做不到，他们在地上滚了没有多远，砰地一声滚到了克拉姆的房门前，他们就躺在这儿，在积着残酒的坑坑洼洼和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从肉欲开始，然后打开城堡大门，这是一种无法自控的诱惑，有女人的狂乱，也有城堡的迷幻，“K觉得自己迷失了路，或者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都远，这个国度是那么奇异，甚至连空气都跟他故乡的大不相同，在这儿，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奇异而死去，可是这种奇异又是这么富于魅力，使你只能继续向前走，让自己越迷越深。”

越陷越深就像那在雪地里的村子，是城堡的一部分，却永远无法进入其中。弗丽达给他的只是暂时的满足，当K对酒吧老板娘提出要见克朗姆的时候，老板娘却对他泼了一瓢冷水：“我们在这儿低三下四为你考虑种种方式方法取得结婚的许可，可你是谁？你不是城堡里的人，又不是本村的人，你什么都不是。”连本村的人也不是，这种没有身份的感觉一下子将K拉到了冰冷的世界里，而且老板娘说：“要知道你连瞻仰一下克拉姆的尊容都是不能允许的”，那个酒吧的老板娘告诉K这些，只是为了告诉K，作为克朗姆的情人，既是一份永恒的荣誉，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梦魇，因为在二十多年前，她也是克朗姆的情人，相片、毯子和睡帽是老板娘保存的三件纪念品，但是这和克朗姆三次的经历已经是久远的事，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抛弃。而现在，弗丽达步了后尘，做了克朗姆的情人，但是也一样被抛弃。

而在肉体的故事里，K和弗丽达也渐渐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计划的一部分，一个是对爱情的向往。在弗丽达看来，只有两个人的爱情才是一切，不管曾经做过克朗姆的情妇，不管在酒吧吧台以怎样狂乱的方式打开肉欲，但最后的归结点是一场深刻的爱情，“因此我又希望有那么一座又深又窄的坟墓，在那里面咱们俩紧紧地搂抱着，像用铁条缚在一起那样，这样我的脸藏在你的怀里，你的脸藏在我的怀里，谁也不再看见咱们。不是在这儿。”所以在弗丽达看来，离开城堡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反倒是爱情的目标，所以她留住K，或者要他住进学校里赚取一点生活的资本，但是这些生活离自己进入城堡的愿望越来越远，失望取代了原先的希望，不断被吞噬的不是爱情的虚无，而是自己苦心经营的阴谋，“你仍旧是克拉姆的情妇，还完全说不上是我的妻子呢。”这是K对弗丽达的回答，而住进学校也变成了K要进入城堡见当局的一场政治阴谋，“难道你忘记了一个人应该努力往上爬，特别是在他处于底层的时候？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给他带来希望的机会吗？”这是K对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他需要的是从最底层抓住一切机会进入等级的社会，从而打开那一扇荣耀的门。

阴谋论在弗丽达那里，则变成了对爱情的亵渎，克朗姆情妇的身份让弗丽达成为一个“只有用高昂代价才能赎取的人质”，所以弗丽达对K说，他“把自己同克拉姆的会见当作了一桩买卖，一场现金交易。”而那肉欲开始的爱情则是“一种所有权的感情罢了”。对于K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城堡里会有森严的等级，也从来没有想到任何的阴谋都会徒劳无益，奥尔珈对K讲述的那个“阿玛丽亚的秘密”就是一个女人被牺牲的寓言，她和城堡里索尔蒂尼大官员之间的纠葛就是弗丽达曾经或者以后生活的翻版。作为城堡的权威人物，索尔蒂尼拥有着很多权力，而阿玛丽亚被爸爸安排而与索尔蒂尼的交往，看起来像是一种爱情，“她深深地陷入了索尔蒂尼的爱情中去啦”，但是滥用职权的索尔蒂尼把阿玛丽亚也仅仅是看成是一个接近权力的工具，在阴谋论中被惩罚，“她跟我们一家人受到的惩罚有多么沉重啊”，巨大的无力感使他们被拒在城堡之外，“人家只是躲避我们。村子和城堡都躲避我们。”被人看不起的结局使得他们只能通过哦祈求或者愤怒的叫喊来恳求城堡的宽恕，而阿玛丽亚的爸爸想恢复女儿的名誉看起来也是一种徒劳，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在索尔蒂尼的信使失踪的时候，让巴纳巴斯送去当了新的信使。

爱情远去，信使到来，不仅对于阿玛丽亚一家，还是对于K来说，都是进入城堡的一种方法，“如果能打扮成一个他想象中自的真正的信使，那也不失为一种光荣。所以，尽管那时他痴心妄想，居然想要有一套官方的制服，我还是得在两个钟头之内赶着给他改制一条裤子，至少有点儿像制服那样的紧身裤，好让他穿着在你的面前出现，当然，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蒙混过去是很容易的。”而当巴纳巴斯的身份被这样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的时候，K才知道自己一直信任的巴纳巴斯也是一个骗局，那封被说成是克朗姆发来赞扬K土地测量工作的信是另一个阴谋，对于从来没有进入城堡，从来不曾开展土地测量的K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爱情是讽刺，信使是讽刺，身份当然更是讽刺，对于K来说，连进入城堡的工作也是一个讽刺，他是土地测量员，但是村长告诉他，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我们这个小国的边界已经标好了，而且都已经正式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要一个土地测量员来干吗呢？”曾经或者有过需要土地测量的命令，但是那一纸公文在已经被压在箱子里了，那“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用蓝铅笔划了一道杠”的公文只是一个符号而已，甚至只是一种想象，与现实根本没有关系。

而更为可怕的是，与K作为土地测量员、弗丽达作为克朗姆情妇、巴纳巴斯作为信使的身份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一样，那个K一直想见过一面并和他对话的克朗姆到底是不是存在也变成了一个疑问：“甚至在村子里，人们对他的描述也都大不相同，大家对他的长短、大小、举止风度和胡子式样都各有各的说法；幸而其中有一点却是大家一致的，就是他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一套有着长长的燕尾的黑色晨礼服。”仅仅是一套有着长长的燕尾的黑色晨礼服，到底是不是克朗姆的唯一，就像奥尔珈说的，“他同克拉姆谈话，但是那个人真的是克拉姆吗？是不是某个有点像克拉姆的人呢？”而对于信使巴纳巴斯来说，“有人指定一位官员当作克拉姆介绍给巴纳巴斯，他是否像克拉姆，巴纳巴斯始终犯疑。”也就是说，巴纳巴斯见过官员，也传递过信件，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官员是谁，那些信件又是什么？或者说，巴纳巴斯进入的是城堡的某个房间，但是那只是整个机关的一部分，“因为有一道道壁垒档着，壁垒后面还有更多的房间。”就像那些标注着数字的房间，是一个迷宫，永远找不到出口，迷永远看不见真实。

城堡在眼前，却永远在虚构中，那里需要许可证，需要审查，需要爱情，需要信使，但是身份缺失了，当从工具论变成阴谋论的时候，所有的可能也读成了自我嘲弄的一部分，“我这是闯进了哪个村子啦？这儿有一座城堡吗？”这是K刚进入村子的疑问，而现在这个疑问一步步变成了解构自己的现实，连助手都告诉他，并不是城堡里的克朗姆要他们来的，是一个叫格拉特派来的，“那时候他正代理克拉姆管事”而随着一个个个希望的破灭，助手也辞职离他而去，而离开K的还有弗丽达的爱情，而弗丽达走向另一种爱情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助手，“我爱她！她是一个聪明的好姑娘，是克拉姆以前的情妇，不论在哪方面都是很值得尊敬的。”杰里米亚的回答里有和K当初一样的阴谋，弗丽达曾经作为克朗姆的情人身份使她再次走向一种爱情，这是对K的反讽，也是用一种轮回的方式宣告那个不能进入的城堡巨大的吞噬力量。而K仿佛已经看到了爱情的不公平：“一个官员决不会有情场失意的事情。所以，就这方面来说，一个姑娘——我不光是指弗丽达，也是指别的许多姑娘——只是出于爱情才献身给一个官员。”而侍女佩披爱上K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有朝一日自己爬上那个地位，不怕K不来求她，到那时她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不是答应K的请求，丢了差使，就是一口回绝，爬得更高。”

K成为了报复的对象，成了爱情的牺牲品，而这也是K当初一手造成的，在这个等级森严、滥用职权的城堡里，土地测量的意义其实已经完全消失了，而那些壁垒却越来越厚重，越来越侵入自己的生活，甚至到最后连自己保护的能力都不存在了。城堡里到底会有谁，到底是怎样的机构，对于K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谜，是写着数字永远不能进入的地方，而其实城堡也是自己被拒绝的内心，K在村子里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城堡生活的外化，在虚假、欺骗和阴谋交织的过程中，K走不进的是自己的内心，就像卡夫卡。卡夫卡的复活是因为被壁垒的世界拒绝，是被抽屉的人生拒绝，也是被自己三次婚约又被解除的现实拒绝，那个可望不可即的城堡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却当成了父权的象征，作为半行乞的屠夫的儿子，卡夫卡从小就生活在专横如暴君、虐待妻儿的父亲阴影里，所以那种畏惧变成了无法进入的城堡，而卡夫卡在这充满恐惧的现实里，也在自己的周围建造起了城堡，数字的迷宫，坚硬的壁垒，没有人可以接近没有人可以进入，然后把现实可能的一切都吞噬掉。

“这不能怪哪一个人，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一切都是城堡的影响。”卡夫卡借用尔珈的话说到，只是那门上的数字永远定格在了“二十”，锁进了抽屉。

	编号：C38·1970308·0355
	作者：（奥）卡夫卡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1年5月第一版
	定价：7.50元
	页数：2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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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生死不明的人》，是卡夫卡不多的长篇小说之一。一个少年的美国经历：“卡尔·罗斯曼十六岁时被他的薄情父母放逐到美国，因为他受家里的一个中年仆人的勾引，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是卡夫卡的怪诞，而罗斯曼的美国之行依然无法摆脱怪诞：被舅舅收养，受流氓欺负，又遭解雇……在这里所缺少的是卡夫卡的象征，这种保留对卡夫卡来说可能在寓言小说中尚无有效的尝试，而稍后的《变形记》、《城堡》、《饥饿艺术家》才可以完全代表卡夫卡式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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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他选定了一个任意的方向

汽车来了个急转弯，仿佛发生了车祸，随后它开到公路上直线向前行驶，刹那间就消失在寂静的、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里了。
    ——《罗宾申事件》

离开西方饭店，离开电梯工的岗位，离开对他有过忠告的女秘书苔莱瑟，离开想要去火夫公寓和他谈谈并要帮助他的女厨师长，对于卡尔·罗斯曼来说，离开仿佛就是为了寻找自由，而当离开变成了逃离，自由成为了一种没有目的地的湮没，那寂静的、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把卡尔带向了一个任意的世界，也许是更有机会的纽约，也许是新的工作，也许是人生的转折，但是当一种状态以“刹那间”消失的方式出现时，前方的世界就是偶然，就是盲目。

而卡尔，便是一个“下落不明的人”，便是“失踪者”——从《司炉》开始到《俄克拉何马露天剧场》，从第一句：“卡尔·罗斯曼十六岁时被他的薄情的父母放逐到美国，因为他受家里一个中年女仆勾引，和她生了一个孩子。”到最后一句：“山之间有成千上万的山包，象卷着泡沫的余波在滚动，它们向火车驶过的那些铁路桥冲击。而他们几个紧紧地偎在以致清凉的微风拂到脸上也冷得令人发抖。”作为弗朗茨·卡夫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却在未完待续的故事中成为一种永远的悬念——当结局被搁置，似乎文本就是在这样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下变成了隐喻，和卡尔一样，来到美国，去往纽约，乘坐卡车，刹那间就消失在车流人海里了。

因为离开之后，没有所谓的到达，就像美国本身一样，它对于卡尔来说，只是被驱赶之后的一个目的地——不是希望在美国创业生活的一个人，而是被迫离开故乡和父母的一个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注定使他成为“失踪者”K，而所谓的“不一会儿就自由”的想法也变成了“避难”，因为他的身份是一个可疑的、在逃的、穷酸的饭店职工，甚至在离开电梯岗位之后已经被西方饭店开除，卡尔已经失去了了赖以生存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的缺失就像他来到美国一样，完全是被取消的人生。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受到中年女仆的勾引，并且和她生了一个孩子，于是被薄情的父母放逐到美国，这是卡尔命运的开始，而这种开始完全是一种取消行为：少年男孩被中年女仆勾引，不是爱情，也不是主动的性行为，甚至年龄倒错、身份倒错反而变成了一种讽刺，而被父母驱逐，也使他失去了儿子的身份，当那个降生的孩子又不被他带在身边，他又失去了父亲的身份——不是爱人，不是情人，不是儿子，不是父亲，当卡尔被抛入“美国”，就意味着他的一切身份都归零了。

来到美国，似乎又变成了一种寻找身份的开始，而寻找身份就意味着寻找自我的定位，但是在这到处是车流人海的国度，怎么可能不再次失去身份？这便是美国提供的一种生存样本：失去身份而寻找身份，寻找身份却可能失去身份。当卡尔乘船来到美国，他首先看到的是自由女神像，于是他感觉“自由的空气在他四周融融飘逸”——自由正是卡尔想象中的美国所具有的属性，但是自由在哪里？自由是看见的自由女神像的飘逸，是遇到那个叫雅各布的舅舅所给与他生活的富足，是他想从乡村别墅离开而回家的向往，是他在西方饭店得到帮助而有了第一份工作的满足，是他被开除之后逃离时的快感，是他加入俄克拉何马马戏团在美国的铁路上奔驰的欢畅，但是卡尔所遇见的自由其实都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出现的：它是一种宽阔，一种无限，一种广大，以及一种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

“我迷路了。”这是卡尔在轮船抵达美国之后的感叹，坐在船上时他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一旦下船开始拿行李，那些乘客，那条走廊，都变成了迷宫，而“迷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表现了“这条船真大得惊人”的现实；卡尔遇到了名叫雅各布的舅舅，作为参议员的舅舅为他提供学英语、骑马等教育，他还去了一幢乡间别墅度假，在那里他感受到了野外世界的巨大，而当他想要离开回家，德波隆告诉他午夜十二点会宣布一个重要消息，这时，“骤然之间响起了报十二点的钟声。”卡尔感到钟摆的声波仿佛触到了他的脸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村庄，竟然有这么大的时钟！”舅舅宣布十二点的决定是让他不要再继续找他，找工作的卡尔遇见了爱尔兰人罗宾申和法国人德拉马什，最后他自己找到了在西方饭店做电梯工的工作，这是一个拥有五千房客的饭店，对于卡尔来说，这又是一种巨大的存在；在不断的逃跑中，卡尔加入了俄克拉荷马露天剧场，华丽告诉他，“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他第一次发现，这个剧场就像一个大千世界，“几乎是无边无际。”最后，卡尔坐上了火车，火车奔跑了两昼夜，卡尔在火车上“见识了美国疆土的辽阔”——他不知疲倦地向窗外张望，就是想要拥抱这片土地，就是想要获得自由的感觉。

大得惊人的轮船，钟摆的声波都会触及到脸上的大钟，和产生巨大恐惧感觉的广阔山野，拥有五千房客的西方饭店，就像大千世界的露天剧场，以及广阔的美国疆土，这便是卡尔在美国所看见的巨大世界，这些巨大存在物让卡尔有一种无边无际的感觉，而这种无边无际或者就是所谓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无非是表象，无非是感官刺激带来的震撼力和神秘感，但是对于卡尔来说，巨大又是却是狭小，自由便是囚禁，而这正是作为被驱逐者、失去了身份的人迷失的命运写照，巨大的船上卡尔发出“我迷路了”，是一种感慨，也是一种迷失，而他在美国所经历的这一切，就是在巨大的自由可能中被囚禁，就是在包罗万象的车流人海里成为偶然者。

大得惊人的船上，卡尔迷路，是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那只行李箱，找不到在行李箱里的雨伞，而遇到了司炉，司炉对他说的是：“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就象进了囚笼，无论干什么都受纪律约束，这里死气沉沉，一切都僵化了。”在这里根本没有自由，甚至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还没有真正等登上美国国土，卡尔就想帮助司炉，对付那个压迫他的苏巴尔。大得惊人的轮船变成了狭小的天地，变成了囚笼，这是司炉命运的写照，也是卡尔美国之行的伏笔。感受自由的空气，卡尔想要成为一个维护正义的人，“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在众目暌睽之下维护善者、弱者，尽管他还没取得胜利，但他为赢得最后的一笑做好了充分准备。”但实际上这一切没有付诸实施就走向了破灭，因为他忽然之间拥有了一个有着权力的参议员舅舅。

似乎一切都没有预兆，雅各布便出现了，“我就是你的舅舅雅各布，你就是我亲爱的外甥呀。我的确一直没想到这一点！”对于卡尔在家乡所犯的错他也知晓，甚至还有勾引卡尔的中年女仆写给他的信，当雅各布宽恕了他的行为，当舅舅给他准备了一条驳船，当他用自己作为参议员的权力为他在美国的生活准备了各种教育，卡尔的命运似乎从此就有了转折，而这种转折是因为他有了作为参议员的外甥这一身份，甚至，当自己受洗的孩子取名叫雅各布，他甚至也恢复了父亲这一身份。但是身份来得太过容易，失去也毫无悬念，在德波隆和克拉娜的那个乡村别墅里，卡尔也像进入了迷宫，克拉娜的邀请，克拉娜和马克之间的关系，还有乡村别墅主人的神秘性，似乎都让卡尔陷入到一种戏剧生活里，最后他做出决定，要连夜回家，但是格林告诉他午夜十二点会公布一个重要消息，当那只巨大的钟敲响了十二点，格林读出了舅舅写的那封信：“我严肃地奉告你，不要来见我，也不要写信或通过中间人同我打交道。是你违背我的意志，决定今晚离开我这里的，而且你的生活坚持这个决定，这也是一个男子汉的决定。”

卡尔失去了舅舅，失去了和自己的孩子同名的雅各布，失去了乡村别墅的度假生活，一张去旧金山的三等舱船票又将他抛入到虚无之中，“到旧金山去您就能完全不受干扰地工作。您就安心从头做起吧，振作起来，从人世的最底层往上爬。”但是卡尔似乎在抗拒着这样的生活安排，他要自己去寻找机会，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自由，“于是他选定一个任意的方向上路了。”任意的方向，看起来是自我选择，但其实是一种茫然，甚至是一种盲目，和他遇到的舅舅又被舅舅抛弃一样，完全变成了一种偶然的存在。在通往拉美西斯的道路上，卡尔结识了同样寻找工作的罗宾申和德拉马什，三个人本来是命运共同体，但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又让他们分道扬镳，而在这个过程中，卡尔唯一保留了过去身份的那张父母照片找不到了。

他怀疑和他们两个拿走了相片，即使他拿出钱来悬赏也没有找到一点线索。在西方饭店，他遇到了作为同胞的女厨师长，她为卡尔安排了电梯工的工作，这是身份的再一次出现，但是有一次喝醉了的罗宾申来找他，卡尔为了照顾他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工长和领班的联合见证下，卡尔失去了工作，而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权力的运作，“每次都得问候我，每次没有例外！你同我的这段时间里，手里竟拿着帽子！你应当总是称我‘领班先生’！可不是称‘您’，每次，每次都这样。”五千房客的西方饭店是卡尔失业的地方，所以即使苔莱瑟有忠告，女厨师长有规劝，但是卡尔还是以寻找自由为名逃离了。

所谓避难，就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控制，卡尔租车来到纽约市郊，被警察要求出示证件，虽然德拉马什掩护了卡尔，但是卡尔再次落入两个流氓手中，他们命令卡尔作仆人，卡尔不从，被多次殴打，逃跑也没能成功。这时来了个大学生，他虽然恨德拉马什，但劝卡尔继续待下去。而此时卡尔似乎才真正回归到没来美国之前的身份需求上：“我想成为工程师。”这是他对那个大学生说的话，而这句话在他到达美国时也对司炉说过：“如果我不到美国来，我肯定会成为一名工程师。”这是他从小抱有的信念，一种信念，便是一种确信，而“工程师”既是理想，也是一种必然的身份，但是当一切都被解构，连家乡、父母、孩子都不存在了，怎么还会有工作和理想，而当卡尔在美国纽约说出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他想在美国思想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被抛入偶然之后的寻找，但是这种寻找无疑是另一种偶然的开始。

俄克拉何马大剧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剧院，是无边无际的存在，而它招收职工的条件是“每个人”都可以报名，每个人是一种宽容，也是一种无边无际，而实际上更是一种湮没：卡尔为什么想不出自己的名字？那个“勒格洛”是卡尔根据自身的最终地位取的名字，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更像是来到美国之后的适应性命名，但是当他坐上火车，“他不知疲倦地向窗外张望”，看见的辽阔疆土，是一种新的自由寻找，还是循环的开始？未完成的小说，或者卡尔的命运会有转折，生活会有改善，但是当卡尔用“勒格洛”作为新的名字，当卡尔又进入到无边无际的时空里，当一种任意的方向出现在面前，命运其实根本没有悬念，未完成的文本已经完成在未名状态中，而这种未名即是一种巨大而产生的不确定，也是不确定而带入迷途的确定中。

大得惊人的船其实是小小的囚笼，在这里失去的是正义；大得惊人的时钟，其实指向的是确定的十二点，在这里失去的是幻觉；大得惊人的西方饭店，其实在“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中变成了欺压的借口，在这里失去的是尊严；大得惊人的马戏团，其实成为忘掉名字的存在，在这里失去的是理想；最后，是大得惊人的美国疆土，成千上万的山包，卷着泡沫的余波冲向铁路桥，如魅夜色正在吞噬着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们将要何去何从？卡夫卡没有回答，他制造了悬置的结局，但是“美国”的命运早就已经写好：“生活仍旧按着自己的规律在看不见的街道深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编号：C38·1970304·0354
	作者：（奥）卡夫卡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4年11月第二版
	定价：20.00元
	页数：5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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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人主义作家，孤独、反叛、深刻，卡夫卡几乎是一个游离于我们生活的另类，但他对人存在的苦痛以及异化，却让我们欲哭无泪，卡夫卡，就像那只甲虫，有一天会令我们找不到做人与活着得意义，卡夫卡是一个巨大的象征，在对我们不断压抑下保持他探索的崇高。这位在死后才获得尊重的作家其实是向人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内收《乡间的婚礼筹备》、《判决》、《变形记》等小说2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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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小说选》：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

他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只要这件事真能办得到。
        ——《变形记》

可是，门毕竟还是关上了。在门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那里有奶酪、蔬菜和酱油等食物，有床、桌子和凳子等家具，也有悬在天花板上的自由，妹妹对他的怜悯，父母对他的隔离，在格里高尔看来，却是一种温存。可是，这门里的世界是格里高尔的世界，还是甲虫的世界？或者说是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还是甲虫变成了像格里高尔一样的推销员？一个早晨像无数个早晨一样降临的时候，那个硬硬的壳与现实隔离开来，没有了醒来的时间，没有了上班的节奏，也没有了错过起点火车的无奈，通向门外的只有那根触角，但是格里高尔已经无法从这一扇被关闭的门爬到现实了，而那些现实也从此远离了他的生活——操劳过度疲倦不堪的家里，只有日益窘迫的生活，只有被辞退的女佣，只有满头白发的老妈子，只有事业崩溃的父亲，也只有无奈生存的妹妹。

“那时，格里高尔唯一的愿望就是竭尽全力，让家里人尽快忘掉父亲事业崩溃使全家沦于绝望的那场大灾难。”在门外是现实，也是灾难，而格里高尔心存着这样一种希望，可是门从此再也没有打开，甲虫的世界已经无力走进人类的世界，对于他来说，“他在房间里不断地爬来爬去”是他唯一的行动，即使他能够竭尽全力帮助家庭摆脱危机，也只是一厢情愿，而最可怕的是那扇门从此再也不能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房间里是甲虫吃食的食物，那些家具全部被搬离，空空荡荡的世界只剩下一只甲虫——他已经不是格里高尔，是妹妹厌恶的东西，是父亲惩罚的对象，“一只瓶子掉到地板上，打碎了；一块玻璃片划破了格里高尔的脸，不知什么腐蚀性的药水溅到了他身上”，还有那个曾经作为食物的苹果，被父亲当做一种武器，狠狠砸在格里高尔的身上，但是，对于格里高尔来说，任何对他的惩罚都在表明着他作为其中一员的存在，“格里高尔所受的重创使他有一个月不能行动——那个苹果还一直留在他身上，没人敢去取下来，仿佛这是一个公开的纪念品似的——他的受伤好像使父亲也想起了他是家庭的一员”，甚至在他仅有的希望面前，他还是想给一家人以爱意和温柔，而这种给予便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正是这种“消灭自己”的欲望，使一家人能够从痛苦中挣脱出来，而“消灭自己”的意义在于从异化的甲虫变成真正的甲虫，真正关闭在门的那一边。从此没有爬出那扇门，就在老妈子的扫帚中被捅死，那句“当然死了”是对于甲虫命运的冷漠，而这种“自死”也让整个家庭可以搬离现在的住处，三封信是最后的告别，那个小一些、便宜一些的公寓是未来的生活，“旅途终结时，他们的女儿第一个跳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像是一种真正的解脱，在格里高尔自死的门内完成一种驱逐，也完成了重生。

一扇门隔开了现实的世界和变形的世界，隔开了窘迫和异化，也隔开了生存和自死。“消灭自我”变成一种崇高的愿望，它指向的是新生，所以在这变形世界的寓言中，自死成为一种摆脱现实的理想。《乡间的婚礼筹备》中，拉班不也是在门的里面想着自己的未来：“我这样躺在床上时，我相信自己具有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者一只金龟子的形态。”那误了时间的火车在门外行驶，可是对于拉板来说，一次一次的等待都是无法抵达新娘贝蒂的那个村子，“对不起，请问这儿离村子还远吗？：我要上那儿去。”村子在远处，村子在门外，所以那个困于下流男人要挟中的老气姑娘成了拉班心中永远无法抵达的愿望：“如果他只谈一本书的话。凡是美的一切，都同样能使他欢欣鼓舞。”在别处的村子，在别处的女人，以及在别处的自己，唯一可以抵达的就是把自己从现实中剥离出来，“只要你讲的时候不用‘我’而用‘某人’，那就无所谓了，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完”，这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策略，把“我”换成“某人”就是一次自死的过程，就可以把一个异化的故事讲成现实必然的那个样子。

“自死”是一次解救，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回归。《在流放地》，那扇门是过去和现在，是处罚和自由，是那一台“已经十全十美”的机器，床、设计师和耙子，连成一体，实施着对于犯人的处决，“不过他一定知道自己被判决了？”当外族的旅行家打开这扇门，其实里面却是荒诞，“这他也不知道，”军官是现在的权力代表，“那么他也无从知道他的辩护是否有用了？”对于犯人来说，机器将他带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门，所有的罪都是无从辩护的，“他根本没有机会提出辩护。”这便是流放地的规则，即使最后有一盆米粥可以舔食，也并不是要带到那个自由活命的世界，“对犯罪毋需加以怀疑”这是军官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原则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司令官面前，却是另一种暴力的存在，“虽然他大权在握，完全可以采取措施来反对我，可是他还不敢，不过他一定是打算利用您的看怯，一个声名显赫的外国人的看法来反对我。”权力死于另一种权力，暴力终结于另一种暴力，而当旅行者打开这一扇从未打开的门，“自死”的悲剧就成为军官逃离现实的一种必然选择，反对死刑并非是抵达自由的手段，对于军官来说，毁灭自我的权力才是对历史的隐瞒，“老司令官长眠于此。他的信徒迫于时势只得匿名建坟立碑。有预言云：若干年后，司令官必将复活，率领信徒由此出发，收复流放地。要保持信心，等待时机！”那句铭文写在碑上，而军官自己爬上了机器，“他的嘴唇紧闭，眼睛大睁，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他的脸色是镇定而自信的，一根大铁钉的尖端穿进了他的前额。”

自死的格里高尔，自死的拉班，自死的军官，他们被自己关在门外，他们用生命抵抗异化，可是在这自死的世界之外，却有着另外的毁灭力，在流放地的军官为什么要在碑文被发现之前处决自己，就是要在权力的门打开之前毁灭一种秩序，可是那扇门并不因为自死而牢牢关闭，拉班的世界里还有另外的可能：“但是，如果我自己把‘某人’和‘我’区分开了，那我又怎能埋怨别人。”用“某人”代替我，是自死的表现，可是当我和某人被分开的时候，再也逃避不了那种惊恐了。“当我的躯壳摇摇晃晃走出我的房门时，这摇晃并非表示恐惧，而是表示这躯壳的虚无。”甲虫是一个寓言，却也依然是虚无的现实，在这个虚无的现实里，是那必须抵达的村子，那里其实没有爱情，也没有格里高尔家人的温存，只有一个叫做父亲的人，一种实施“他死”的权力。年轻的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为什么在自己订婚的现实中感到恐惧，因为父亲不相信，不信心婚姻，不相信信件，“在那儿你怎么会有一个朋友呢！我根本就无法相信。”父亲永远在乡下的老院子里，永远在阴暗的房间里，他是真正异化的权力，所以即使他真的爱着这个儿子，即使看见儿子“欢乐地走遍全世界”，他也要把他当成是自己权力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你才明白，除了你以外世界上还有什么，直到如今你只知道你自己！你本来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可是说到底，你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人！——所以你听着：我现在判你去投河淹死！“这是命令，而对于儿子来说，自死已经没有了可能，他在“他死”的现实中，只有跳落在那河里，履行父亲的命令，而在他心里，却满含着爱意：“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

父亲的判决，是异化的权力，对于格奥尔格·本德曼来说，“我”已经不存在了，只有那个叫“某人”的人，某人是《豺狗和阿拉伯人》中生死搏斗的豺狗和阿拉伯人；某人是《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中渴望变成人类，“使自己达到了一个普通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却只能是自己的人猿；某人是风靡全城光彩照人却最后被一只小豹代替而关进笼子的“饥饿艺术家”——某人总是被关在另一扇门的里面，那里是笼子，那里由动物，那里站着最无耻的人类，但是那位“乡村医生”要判定孩子的确有病的时候，他看见的是自己身上的邪恶和无奈，“可怜的孩子，你是无可救药的了。我已经找出了你致命的伤口；你身上的这朵鲜花正在使你毁灭。”本来孩子没有病，本来是乐善好施，可是那身上的鲜花变成了流血的肉体，乡村医生变成了权力系统的代表，“所以这男孩想死是对的，因为我自己也想死。”他曾经在自死的路上行走，但是当鲜花盛开，他变成了异化的神明，“于是我打定主意作好准备，在某种情况下承认这孩子也许是真的病了。”罗莎或者马夫，在他耳边变成了一首邪恶的歌：“脱掉他的衣服，他就能治愈我们，如果他医治不好，就把他处死！他仅仅是个医生，他仅仅是个医生。”没有自死，他用他的手让孩子身上长出了鲜红的花。

“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所以在一切现实的苦难面前，永远有一个被剥夺了肉体的长城，“它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和辛劳的成果。”那些用生命建造起来的长城，是权力的象征，“君权是不灭的，但皇帝个人是会倒毙的，甚至整个王朝最终也要垮台，处于奄奄一息之中的。”即使皇帝个人死去，那君权也是不灭的，君权的世界里，一切都只不过是虚幻的象征，对于百姓来说，是永远无法推到的统治：“自古以来它缺乏能力，或者顾此失彼，没有把帝国的机构搞到这样明确的程度，使得帝国最遥远的边疆都能直接地并不断地起作用。但另一方面，这当中百姓在信仰和想象力上也存在着弱点，他们未能使帝国从京城的沉沦中起死回生，并赋予现实精神，把它拉到自己的胸前；但臣仆的胸脯并不想起更好的作用，不过是感受一下这种接触，让帝国从它胸前消逝。”帝国是不会消逝的，即使在他们的想象中，也维持着不倒的历史。

而他死的悲剧性并不在于无力，而在于荒谬，在《诉讼》里，约瑟夫·K被捕的那天早晨，正是自己三十岁的生日，可是为什么被捕，却一无所知，“我们无权告诉您。回到您自己房间里去，在那里等着。已经提出诉讼，到时候您一切都会明白的。……”无权告诉你的你站在K的背后，提出诉讼的人站在K的背后，执行的人当然也永远站在K的背后，在这个K生活的法治国家里，“人人安居乐业，所有的法律都在起作用”，但是谁在法律之上呢？谁是站在他背后的那个权力体系呢？从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被误认为是油漆匠，被夸大了比尔斯纳小姐和K之间的关系，叔叔一再强调的光荣和耻辱，对于K来说，他的确看到了那扇把自己关在外面的门，““毫无疑问，在这个法庭的一切活动背后，我指的是在我的案子上，也就是逮捕我和今天审讯我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里有着鞭笞手，有着提供帮助的画家和律师，有着可以解聘律师的商人，也有大教堂里的监狱神父，可是即使一切可以用金钱和美色来交易，对于K来说，他处在法的门外，而且永远有一个守门人。

“在法律书前面的序言中关于这种欺骗是这样写的：法的门前站着一个守门人。一个从乡下来的人走到这个守门人跟前，请求让他进法的门里去。”神父启示着K，守门人和乡下人组成了门内和门外的两种世界，守门人是乡下人进入大门的唯一障碍，可是这无非是一种欺骗，当下乡人快要死去的时候，守门人却说：“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也就是说，门只有在乡下人面前才具有意义，是专门为他而开的，但是在乡下人找到意义的时候，他却要死了，在乡下人死去的时候，法的大门会失去意义，而实际上，真正失去意义的不是大门，而是守门人，守门人掌控着大门，是一种权力，但是这最低级的守门人却无法消除乡下人死去的荒谬性，“认为受骗的恰恰是那个守门人。”因为乡下人其实是自由的，“他愿意到哪里去就可以到哪里去，只有法的大门禁止他进去，再说，禁止他进去的也只是一个人，就是守门人。”而守门人呢，却是不自由的，他为法而存在，为法的门而存在，“他毕竟是法的仆人，也就是说，他属于法”，看上去守门人是权力，但却是权力的仆人。所以对于K来说，即使可以用金钱，可以用美色来通融和帮助，但是那扇门却永远关闭了，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他只有死去才会在体系之中建立意义，但是一旦门被关上，守门人也永远失去了意义。

“这真是一个可悲的结论，这是把谎言变成了普遍准则。”可悲的K在不知道罪名的情况下，终于在三十一岁生日那天被人带走，然后在采石场上被处决，从来没有看到过法官，从不知道高级法院在哪里，那张开手指举起双手的动作不是反抗，是对于自我那个荒谬的世界的无奈，而在被刀子捅进心脏走向死亡的时候，他也仿佛看见了“这最后的一幕”：“像一条狗似的！”K看见了死亡，却也看见了耻辱，门终于没有打开，他是看见了狗的守门人，却把自己永远关在了门外。

不管是自死，还是他死，不管是现实，还是虚幻，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守门人，权力系统永远在那一边，它是暴力，它是荒谬，它是异化，而在小说之外的现实里，卡夫卡的面前也站着那个永远不消失的权力，那就是父亲：“那个身影庞大的人，我的父亲，那最高的权威，他会几乎毫无道理地走来，半夜三更将我从床上揪起来，挟到阳台上，他视我如草芥，在那以后好几年，我一想到这，内心就受着痛苦的折磨。”在《致父亲的信》里，卡夫卡看见的是一个偏执的父亲，一个驾驭别人的父亲，“在我看来，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性”，而这样的暴君性格却被卡夫卡命名为“地道的卡夫卡”：“您坚强、健康、食欲旺盛、声音洪亮、能言善辩、自满自足、高人一等、坚忍不拔、沉着镇定、通晓人情世故、有某种豪爽的气度，您是一个地道的卡夫卡。”而自我命名为卡夫卡，实际上是一种解构，似乎只有在卡夫卡有关的写作中，卡夫卡才能感觉到自己的意义：“我从事写作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事，我用这种手段进行了小小的争取独立的尝试；进行了逃跑的尝试，取得了细微的成果。”在卡夫卡现实意义的三个世界里，一个是自我奴隶的世界，一个是父亲统治的权力世界，而第三个世界则是别人的幸福和自由，所以对于卡夫卡的“逃跑”的尝试，就是想要抵达那个第三个世界，可是当他用写作虚构这样的世界时，那扇门最后还是关上了，门外的他是乡下人，也是守门人，“一个人正在写作的时候，会有许多虚伪的手向他伸过来”，所以焚毁，所以自死，但最后当卡夫卡变成一个寓言的符号的时候，那扇打开的门里其实是一个破败的世界，是遗失的手稿，是未完的文本，是“此处缺两页”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