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11 《城堡》:壁垒后面还有更多的房间
有时候这使我非常沮丧,我感到仿佛失去了一切,我觉得我仿佛刚刚来到这个村子,可是不像我真正来到这儿时那样满怀希望,现在明知道自己的前途只会是不断的失望,还得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都吞下去。
房间打开,进入房间依次要走过台阶、走廊和小门,依次经过村子、酒吧、客栈,但是打开的同时其实又关闭了,因为房间的外面标注着数字,这些数字总是不能通向最后的终点,数字的迷宫是一扇一扇阻隔的壁垒,走进它仿佛是远离它——当K走到标注有“十八”的数字的时候,戛然而止,里面的细语声是一场想象着的爱恋,“接着房门就关上了”,关上的时候,K最后成了卡夫卡,在自己的世界里被拒绝。再也不转身来望一眼的现实里,只有那无处安身的爱情,只有被拉走的失望,也只有没有结尾的命运。
K或者卡夫卡,会从那个房间退出来?那比走廊还要矮的小门只有容许弯着身子进去,可是站在在外面的K只好把“十八”的数字带进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寓言,以及另一个壁垒,那道门再次打开的时候,是另一个被自己拒绝的卡夫卡,在抽屉里,在遗稿里,在死去的时间里,“这时K才看到,原来走廊里已经寂静无声。”这是卡夫卡的续篇,寂静无声的现实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呼吸和思考,只有他一个人的壁垒和房间,只有挣脱不掉的劳累,而第“十九”的数字面前,他“照样糊里糊涂地走过艾朗格的房间”,那里有命令,有质疑,但是没有和弗丽达的私人感情,所以“因此这件事我不想再讨论下去”的回应依然是重重地壁垒,这给K的命运是“没有资格呆在走廊上”,结局已经早就写好:“一般说来,至多只能走进酒吧间,而且也只有获得格外恩赐,取消成命才行。”所以“十九”的数字面前,变成了一种夜审——目的只是为了要调查申请人,甚至连弗丽达关上门之前的爱情也被佩披这样的侍女说成是一种计谋,“弗丽达决心搞出件桃色新闻,她,克拉姆的情妇,碰到头一个求爱的,就委身给他,如果办得到的话,最好嫁个最最下贱的下等人。”这种在楼下那个小暗房里想出来的东西变成了一件“桃色事件”。所以在“十九”、“二十”的续篇里,房门一直没有打开,四壁漆黑的只是自己的那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窗外是夜色一片”就像K刚来是一样,充满了未知的茫然,而最后当盖斯塔克抓住他的衣袖,发出“走,走吧”的喊声时,所有的门都重重地关上了,除了老板娘在背后的叫嚷声,一切都变成了夜色里的寓言,没有了K,没有了卡夫卡,甚至没有城堡,没有了壁垒,没有了可以拉开抽屉阅读的故事,就像在“一”的数字面前的那个世界:“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
| 编号:C38·1980307·0432 |
那个冒充守城的儿子的希伐若对K说:“这个村子是属于城堡所有的,谁要是住在这儿或者在这儿过夜,也可以说就是住在城堡里。没有伯爵的许可,谁都不能在这儿耽搁。可是你没有得到这种许可,或者起码你没有拿出一张这样的证件来。”进入城堡需要证件,需要许可,但是这样的许可证件在哪里,谁来给他,K不知道,助手当然也不知道,而且在这个被深陷在雪地里的村子甚至不容许他在客栈里休息。他是一个异乡人,他要进入城堡就必须获得身份的许可,所以在助手、器械和证件缺失的情况下,城堡真的就变成了杂乱无章的现实,而且教师对他说“从来没有一个外乡人是喜欢城堡的”,客栈里的那些人还告诉他,好客不是这里的风俗,这便预言了他最后的命运,但是在K听起来只是进入城堡方法论的缺失,所以他想要寻找进入城堡的方法,寻找和城堡里的人对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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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为自己建造不许进入的“城堡” |
那个电话里,他用不见面和充满想象的方式编造了谎言,他成了土地测量员的助手约瑟夫,他的问题是“我的主人什么时候能上城堡去呢?”而得到的回答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来,”任何时候就是永远,永远被拒绝,永远关在门外,对于K来说,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以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进入城堡是必须的事情,甚至他自信地以为“在村子里当一个普通工人,尽可能远远地离开城堡的势力范围,他照样有信心能够完成同住在城堡里一样的活儿”。离开城堡的势力范围是他对于那句“任何时候都不能来”的回答的反击,而在看来,会有一个城堡向他开放,会有一扇没有标注着数字的门会向他打开。
是的,城堡外面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有学校,有酒吧,有客栈,有女人,有村长,有信使,一切都在向他敞开着大门,一切的故事都在无限可能地进入他的故事,从而找到进入城堡的方法。但是这些方法随着K一步步地掌握,慢慢变成了阴谋。从方法论到阴谋论,K其实是走进了自己设置的迷宫,那些迷宫里满是数字,满是符号,满是壁垒。弗丽达是他的重要力量,这个曾经做过城堡部长克拉姆情人的酒吧女孩有一种独特的魅力,“这的确是我心底真正的秘密愿望。你应该离开克拉姆而做我的情人。”这是K最直接的计划,成为自己的情人,在某种程度上和克拉姆已经站在了平等的地步,这里没有羞涩,没有保守,而弗丽达作为一个失宠的女人,也和K一拍即合,在酒吧吧台下的肉体便开始了他们的爱情,弗丽达的脚压在K的身上,起初是带来女孩的某种欢乐和爽朗的性格,而对于给K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计划,“于是他们互相拥抱起来,她的娇小的身子在K的手里燃烧着,K在昏昏沉沉的状态:K一次又一次地想竭力控制自己,但是做不到,他们在地上滚了没有多远,砰地一声滚到了克拉姆的房门前,他们就躺在这儿,在积着残酒的坑坑洼洼和扔在地板上的垃圾中间。”从肉欲开始,然后打开城堡大门,这是一种无法自控的诱惑,有女人的狂乱,也有城堡的迷幻,“K觉得自己迷失了路,或者进入了一个奇异的国度,比人类曾经到过的任何国度都远,这个国度是那么奇异,甚至连空气都跟他故乡的大不相同,在这儿,一个人可能会因为受不了这种奇异而死去,可是这种奇异又是这么富于魅力,使你只能继续向前走,让自己越迷越深。”
越陷越深就像那在雪地里的村子,是城堡的一部分,却永远无法进入其中。弗丽达给他的只是暂时的满足,当K对酒吧老板娘提出要见克朗姆的时候,老板娘却对他泼了一瓢冷水:“我们在这儿低三下四为你考虑种种方式方法取得结婚的许可,可你是谁?你不是城堡里的人,又不是本村的人,你什么都不是。”连本村的人也不是,这种没有身份的感觉一下子将K拉到了冰冷的世界里,而且老板娘说:“要知道你连瞻仰一下克拉姆的尊容都是不能允许的”,那个酒吧的老板娘告诉K这些,只是为了告诉K,作为克朗姆的情人,既是一份永恒的荣誉,也是一种无法摆脱的梦魇,因为在二十多年前,她也是克朗姆的情人,相片、毯子和睡帽是老板娘保存的三件纪念品,但是这和克朗姆三次的经历已经是久远的事,而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抛弃。而现在,弗丽达步了后尘,做了克朗姆的情人,但是也一样被抛弃。
而在肉体的故事里,K和弗丽达也渐渐走向了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计划的一部分,一个是对爱情的向往。在弗丽达看来,只有两个人的爱情才是一切,不管曾经做过克朗姆的情妇,不管在酒吧吧台以怎样狂乱的方式打开肉欲,但最后的归结点是一场深刻的爱情,“因此我又希望有那么一座又深又窄的坟墓,在那里面咱们俩紧紧地搂抱着,像用铁条缚在一起那样,这样我的脸藏在你的怀里,你的脸藏在我的怀里,谁也不再看见咱们。不是在这儿。”所以在弗丽达看来,离开城堡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反倒是爱情的目标,所以她留住K,或者要他住进学校里赚取一点生活的资本,但是这些生活离自己进入城堡的愿望越来越远,失望取代了原先的希望,不断被吞噬的不是爱情的虚无,而是自己苦心经营的阴谋,“你仍旧是克拉姆的情妇,还完全说不上是我的妻子呢。”这是K对弗丽达的回答,而住进学校也变成了K要进入城堡见当局的一场政治阴谋,“难道你忘记了一个人应该努力往上爬,特别是在他处于底层的时候?一个人难道不应该利用一切可能给他带来希望的机会吗?”这是K对于阴谋论的解释,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他需要的是从最底层抓住一切机会进入等级的社会,从而打开那一扇荣耀的门。
阴谋论在弗丽达那里,则变成了对爱情的亵渎,克朗姆情妇的身份让弗丽达成为一个“只有用高昂代价才能赎取的人质”,所以弗丽达对K说,他“把自己同克拉姆的会见当作了一桩买卖,一场现金交易。”而那肉欲开始的爱情则是“一种所有权的感情罢了”。对于K来说,他从来没有想到城堡里会有森严的等级,也从来没有想到任何的阴谋都会徒劳无益,奥尔珈对K讲述的那个“阿玛丽亚的秘密”就是一个女人被牺牲的寓言,她和城堡里索尔蒂尼大官员之间的纠葛就是弗丽达曾经或者以后生活的翻版。作为城堡的权威人物,索尔蒂尼拥有着很多权力,而阿玛丽亚被爸爸安排而与索尔蒂尼的交往,看起来像是一种爱情,“她深深地陷入了索尔蒂尼的爱情中去啦”,但是滥用职权的索尔蒂尼把阿玛丽亚也仅仅是看成是一个接近权力的工具,在阴谋论中被惩罚,“她跟我们一家人受到的惩罚有多么沉重啊”,巨大的无力感使他们被拒在城堡之外,“人家只是躲避我们。村子和城堡都躲避我们。”被人看不起的结局使得他们只能通过哦祈求或者愤怒的叫喊来恳求城堡的宽恕,而阿玛丽亚的爸爸想恢复女儿的名誉看起来也是一种徒劳,最直接的办法便是在索尔蒂尼的信使失踪的时候,让巴纳巴斯送去当了新的信使。
爱情远去,信使到来,不仅对于阿玛丽亚一家,还是对于K来说,都是进入城堡的一种方法,“如果能打扮成一个他想象中自的真正的信使,那也不失为一种光荣。所以,尽管那时他痴心妄想,居然想要有一套官方的制服,我还是得在两个钟头之内赶着给他改制一条裤子,至少有点儿像制服那样的紧身裤,好让他穿着在你的面前出现,当然,我们知道,在你面前蒙混过去是很容易的。”而当巴纳巴斯的身份被这样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揭露的时候,K才知道自己一直信任的巴纳巴斯也是一个骗局,那封被说成是克朗姆发来赞扬K土地测量工作的信是另一个阴谋,对于从来没有进入城堡,从来不曾开展土地测量的K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爱情是讽刺,信使是讽刺,身份当然更是讽刺,对于K来说,连进入城堡的工作也是一个讽刺,他是土地测量员,但是村长告诉他,这里并不需要土地测量员:“我们这个小国的边界已经标好了,而且都已经正式记载下来了。所以,我们要一个土地测量员来干吗呢?”曾经或者有过需要土地测量的命令,但是那一纸公文在已经被压在箱子里了,那“土地测量员这几个字下面用蓝铅笔划了一道杠”的公文只是一个符号而已,甚至只是一种想象,与现实根本没有关系。
而更为可怕的是,与K作为土地测量员、弗丽达作为克朗姆情妇、巴纳巴斯作为信使的身份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一样,那个K一直想见过一面并和他对话的克朗姆到底是不是存在也变成了一个疑问:“甚至在村子里,人们对他的描述也都大不相同,大家对他的长短、大小、举止风度和胡子式样都各有各的说法;幸而其中有一点却是大家一致的,就是他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一套有着长长的燕尾的黑色晨礼服。”仅仅是一套有着长长的燕尾的黑色晨礼服,到底是不是克朗姆的唯一,就像奥尔珈说的,“他同克拉姆谈话,但是那个人真的是克拉姆吗?是不是某个有点像克拉姆的人呢?”而对于信使巴纳巴斯来说,“有人指定一位官员当作克拉姆介绍给巴纳巴斯,他是否像克拉姆,巴纳巴斯始终犯疑。”也就是说,巴纳巴斯见过官员,也传递过信件,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官员是谁,那些信件又是什么?或者说,巴纳巴斯进入的是城堡的某个房间,但是那只是整个机关的一部分,“因为有一道道壁垒档着,壁垒后面还有更多的房间。”就像那些标注着数字的房间,是一个迷宫,永远找不到出口,迷永远看不见真实。
城堡在眼前,却永远在虚构中,那里需要许可证,需要审查,需要爱情,需要信使,但是身份缺失了,当从工具论变成阴谋论的时候,所有的可能也读成了自我嘲弄的一部分,“我这是闯进了哪个村子啦?这儿有一座城堡吗?”这是K刚进入村子的疑问,而现在这个疑问一步步变成了解构自己的现实,连助手都告诉他,并不是城堡里的克朗姆要他们来的,是一个叫格拉特派来的,“那时候他正代理克拉姆管事”而随着一个个个希望的破灭,助手也辞职离他而去,而离开K的还有弗丽达的爱情,而弗丽达走向另一种爱情的主角就是自己的助手,“我爱她!她是一个聪明的好姑娘,是克拉姆以前的情妇,不论在哪方面都是很值得尊敬的。”杰里米亚的回答里有和K当初一样的阴谋,弗丽达曾经作为克朗姆的情人身份使她再次走向一种爱情,这是对K的反讽,也是用一种轮回的方式宣告那个不能进入的城堡巨大的吞噬力量。而K仿佛已经看到了爱情的不公平:“一个官员决不会有情场失意的事情。所以,就这方面来说,一个姑娘——我不光是指弗丽达,也是指别的许多姑娘——只是出于爱情才献身给一个官员。”而侍女佩披爱上K的原因也只有一个:“有朝一日自己爬上那个地位,不怕K不来求她,到那时她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不是答应K的请求,丢了差使,就是一口回绝,爬得更高。”
K成为了报复的对象,成了爱情的牺牲品,而这也是K当初一手造成的,在这个等级森严、滥用职权的城堡里,土地测量的意义其实已经完全消失了,而那些壁垒却越来越厚重,越来越侵入自己的生活,甚至到最后连自己保护的能力都不存在了。城堡里到底会有谁,到底是怎样的机构,对于K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谜,是写着数字永远不能进入的地方,而其实城堡也是自己被拒绝的内心,K在村子里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是城堡生活的外化,在虚假、欺骗和阴谋交织的过程中,K走不进的是自己的内心,就像卡夫卡。卡夫卡的复活是因为被壁垒的世界拒绝,是被抽屉的人生拒绝,也是被自己三次婚约又被解除的现实拒绝,那个可望不可即的城堡在卡夫卡的世界里却当成了父权的象征,作为半行乞的屠夫的儿子,卡夫卡从小就生活在专横如暴君、虐待妻儿的父亲阴影里,所以那种畏惧变成了无法进入的城堡,而卡夫卡在这充满恐惧的现实里,也在自己的周围建造起了城堡,数字的迷宫,坚硬的壁垒,没有人可以接近没有人可以进入,然后把现实可能的一切都吞噬掉。
“这不能怪哪一个人,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一切都是城堡的影响。”卡夫卡借用尔珈的话说到,只是那门上的数字永远定格在了“二十”,锁进了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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