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悲怀

编号:C28·2121022·0926
作者:[台]骆以军 著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版本:2011年08月
定价:32.00元 亚马逊24.30元
ISBN:9787208101081
页数:319页

在骆以军瘦弱的签名在干净的纸页上,又是一个关于死的故事,只不过这次贴上的是“自悼之举”的标签。1995年女作家邱妙津在巴黎自杀身故,令世人震颤。身在台北的文友骆以军,以槛内身谴无尽悲怀,接力诉说那关于爱与死亡,时间,伤害的故事,书名“遣悲怀”典出纪德怀念亡妻的同名文集,悼亡的对象,自杀而死的作家邱妙津,曾是骆以军的文友。全书主线为与邱妙津对话的九封书信,贯穿“我”的生活描述。现实与梦境交错,文字与记忆纠缠,编织出一幅追问生命、延宕死亡的黑色图景。“这是我的梦外之悲,是再难重临的、最悲伤的一部小说。”骆以军的符号里一定有着比死亡更具悬念的东西,封底写着:”华丽的自死。漫天繁星皆陨落。时间的法则被摒弃。”


《遣悲怀》:被她遗弃在这边的时间里

写这本书的过程里我反覆地看已经陪伴我五年的《遣悲怀》,唯有这本书所展现出来的力量,爱与怨的真诚力量,才能鼓励我写完全书,才能安慰我在写这本虚构人性内容之书的过程里的真实痛苦,唯有最真诚的艺术精神才能安慰人类的灵魂。
——邱妙津《蒙马特遗书·第二十书》

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现在到未来,那隔着长长的梦境,也就剩下文字里“未来之境”还在那里挣扎。《蒙马特遗书》里是自死的故事,而自死被挪腾到了时间之外,也就成了“他死”,成了祭奠,成了缅怀,甚至成了阅读。而一切“他死”的背后都有一个还活着的世界,甚至在明处,赤裸裸地制造着时间,以及那些“真实痛苦”。邱妙津或许自死的时候,只想到了世界会随之而去,会带走那些爱与怨,带走文字和文本。可是那些文字和文本并没有“自死”,它们被借用,就如骆以军在那里发现了“爱欲的镜像”,在“诱惑者不断厮磨耳语”中“把爱欲的抒情性景观偷渡进‘她’的记忆。”

只是举了克尔凯郭尔的《诱惑者的日记》为例。而《遣悲怀》也是一个爱欲的镜像,“我们故事的特色就是没有任何鲜明的轮廓,它所涉及的时间太长,涉及我的一生,那是一出持续不断、隐而不见、秘密的、内容实在的戏剧。”纪德其实不想在戏剧中了,但是他逃不出来,他要不出时间和一生,逃不出爱与怨,也逃不出自死和他死的种种压迫。借用纪德的故事,《遣悲怀》便是另一种死亡的文本,纪德本身的性向导致他与妻子,同时也是表姐,梅德琳之间产生了一种极为复杂的爱与折磨的关系,“诱惑者不断厮磨耳语”甚至已经无法更改任何一点细微的记忆,“我最大的快乐是你给我的,”她说;然后低声加上一句:“我最大的苦恼也是,最厉害最痛苦的。”这是纪德自身的撕扯,在婚后愈发强烈而终于成为死亡的印证:“心灵与感官在相反的方向扯裂我。” 纪德在晚年妻子死后写了“ET NUNC MANET IN TE”,其人永在生者心中,拉丁文古诗,而借用元稹悼亡妻诗名,便成了《遣悲怀》,古雅、悼亡的文本似乎横跨在不同历史,不同国籍之上,而不同时空的故事里总会有一个一样“被偷渡的记忆”。是的,在邱妙津那里,是五年,一个时间记忆的《遣悲怀》,忏诉纪德一生对她的爱与怨,也成为这个台湾女孩在巴黎的“自死”记录。

而这种“爱欲的镜像”并非只是文本的相互引用,也并非只是抒情性景观的偷渡和横置,“如果邱妙津还活着,要有四十三岁了”,在这样的如果之后,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时间假设,而对于骆以军来说,则是一个“我未曾经历过的‘未来之境‘?”为什么要去书写,以及如何书写。1995年邱妙津巴黎自死,对于骆以军来说,则是“我的梦外之悲,是再难重临的、最悲伤的一部小说”。他和她,性与爱,或者是那些无休止的记忆和抒情,正是因为不可逆转的“自死”而成为一场梦境,“她告诉我她正在进行一个长篇,是用第一人称叙事观点的手法。主人翁是一个女同性恋。”其实对于任何颠覆来说,爱欲之上,从来没有对自我的背叛,而骆以军对于邱妙津,除了文本的共识,甚至是揶揄要爱恋的对象:“喂,L,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因为……的话,我说不定会喜欢上你喔。”L的符号里,骆以军一定看见了蒙马特的那些记忆,横冲直撞而成为一个类似梦境的开头,只是再无下文的自死之后,“也许她那边的时间已经启动。我已经被她遗弃在这边的时间里。她已死去。”死生永隔,爱的表白如此沉重,再无回复的可能,而“爱欲的极限、死亡的极限外,随之而来的是书写的极限:语言的传播功能岂竟有时而穷!”但其实对于任何一种书写来说,极限并不是最终的终点,只有体验才可以刻骨铭心:杀戮的体验值。原始性爱的体验值。“记得身世”的体验值。恐惧的体验值。嫉妒的体验值……

“女同性恋的手记或你要称它是忏情录”,一个名字,一段文本,遗书的形式里已经容不下真实痛苦有关的记忆,那“永远无法穿透,将一切光源吸掠殆尽,那无论以之后无数个延续时光的漫步沉思,亦通过不了的漫漫长夜哪”的自死终究是一把锋利的刀的形式,扎进了身体,扎进了生命的隐秘部分,“从前的年轻时代之于她如此陌生仿佛一场生命的宿疾。”年轻时代之于她,更是“之于我”,可是那时说了“别死”又有何用?就像“Irish coffee”(爱尔兰咖啡馆)的同女网站上的那首诗:“我们拟好自戕的方法/我要听血唱歌 她要仿效邱妙津/但方式已经无所谓 因为你会乐在其中……”

“我们拟好自戕的方法”,却再也不许篡改不许“别死”,在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时间里,骆以军所要面对的也非那些刻骨铭心的“体验值”,而偷渡进“她”的记忆中的也绝非是一两种关于爱的抒情,那直击过来而无法逃脱的是生与死的时间错位:“那一屋子人里,我惟一与您共同,和其他人不一样之处,便是那即便调度了死亡时刻与未亡人时刻亦那么艰难领会的关键词:时差。”台湾和巴黎的时差?生者何死者的时差?亦或是自死和他死,屋里的人和屋外的人的时差?都存在着一种隔开的距离,甚至是骆以军在这边,邱妙津在那边的孤寂,也只是为了看到那个“醉酒之后的场景”,没有体验值,也就没有了那肮脏的骆驼,没有了连续的梦,也没有了别死而死的隔绝。

但是,如何找到消弭时差的办法?那个屋子是不是可以完全打开,让里面的人出来,或者仍外面的人进去,所谓世界的入口也就在那间有着锁和钥匙的房间。运尸人打开了电梯,走进去,一块毛巾覆盖的脸却没有人知道死亡的存在,而那个时候电梯里的一切上升与下降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真是没有一个,生与死之间的清楚界线哪。”可是还有很多的门,很多的房间在那里。没有人发现,也就没有人会记得存在着的东西,那个“秘密洞”成为“死亡的我”曾经在场的微物证据,所以我们拎着那书包钻进秘密洞,也就为了“试图把时间喊停”,上面是现实的声音,是教师,是秩序,但是“秘密洞”里的确还有不存在的“证据”,那一具八岁孩童的完整骨骸放在里面,所有的死亡顿时都留下了证据,就像留下的那份“传说中的遗书”。“死亡的我”有似乎无处不在了,“你进去就知道了”是不是对于时差的诱惑?那个“秘密洞”容纳了梦境和想象,却总在那里制造存在和挥之不去的“体验值”。

“秘密洞”也只是罗斯福路的书店里的一个故事而已,“进入一条秘密通道跑去另一个世界里”到底是孩子们的梦想,还是有着时差的世界的向往?而那也只不过是用自己的身体,“探询某种戏剧性的强烈反应”,就像这些“遣悲怀”的九封书信,“极相似另一个年纪的我”,要“刻意跑去自己熟悉无比的城市的高级饭店,写信给您这回事”,高级饭店的入口是不是从地面逃逸和躲避的方式?写信也是重复时差而已,可是太高的体验值,又何尝会有打开入口的秘密之旅,蜜月旅行时的九十七层电梯,是不是也是一个世界的进口?可是只有九十五层,“我永远记得那门关上时,咔嚓一声轻微的触响。”那声音隔绝了进口,隔绝了现实,或者也隔绝了某种秘密,“我们爬上九十七层楼时,眼前并不是想像中一堆贵妇绅士观光客拿着望远镜向下眺望的观景台。妈的那根本是一处工地。”而所有的努力和臆想的东西都被完完全全隔阻在大楼的外面了,当 门被锁上,又必须从打不开门的楼梯一直走到最底层的时候,那些通道其实全部被卡在了生命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关于死亡场景的超级大楼的暗喻”,开放的门,里面却是陌生的世界,甚至要将你从陌生的高处逼着走到底。那么钥匙在哪里,真正的入口在哪里?“第一次闯进市政府大厅或福华凯悦这些室内挑空的豪华大饭店”也只不过是虚华,是吓死人的“空旷开阔的室内空间”,那里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屋子,剩着妻子一个人,而那产房里,妻子却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而在我之前的妻子前男友,是配了她们家钥匙可任意进出,“且有在客厅和她父母一起看晚间新闻且发表意见的地位”。钥匙原来也在那里存在过,却在我之外,而我所看到的一切也都在二度空间的平面里,而在“空旷漫长的窒闷时刻”,“死亡的我”存在的证据除了秘密洞,除了酒醉之后的无意识,也就被不断改写的“钥匙”,“那个画面。门的里面,被某种坏毁故障的什么禁锢,你永远无法知道那静止时刻的里面摆放着什么……”

从此是有些被打开的房间存在的,黑暗中的观者,隔着条街的“发光的房间”,呈现的却是爸爸、女儿、儿子的裸体,在光源之中的那些故事也只是在对街里的观望和遐想,“所有身体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一次构图”,所有的身体也将开始一段爱欲与伦理的展示,而其实,“发光的房间”只是一种无法抵达的梦境,记忆时差之困越来越明显,那梦境就像在母亲死亡之后作为运尸人的我的青春之困境:“梦中他的母亲一丝不挂、玉体横陈,但是头发仍像她平时那样邋遢地灰白掺杂。”爱欲是不是一定要用伦理的方式来呈现,充满肉欲的爱是不是痛苦,是不是打不开的房间?所以在“发光的房间”对面,我也被某种东西拒绝,不是没有钥匙,是锁坏了,“坏了。锁匠终于放弃,说:可能是里面的钢珠松了,脱落了。”脱落的密码,打不开那个进口了,所有关于对于发光房间的观望也只是一次关于肉欲呈现的臆想,而只有当里面的人穿上衣裳,世界才慢慢恢复了原样,触手可及的距离,也就是那把锁被修好,钢珠被安放上去,秩序又重新恢复。

可是,这未免有些虚构,肉欲的呈现以及,穿上衣服的场景,在充满时差的故事里,也是和九十七层高楼的隐喻一样,门终于要被打开,“有人在轻轻撬转着门锁,我的妻子惊醒过来。”而在妻的少女时期,曾经翻到过一个钥匙链,“那是一个小铜牌,上面雕刻着九组男女以九种不同体位”,立姿、坐姿、男上女下、男下女上、六九式的交合图案是一个关于爱欲的物化证据,和对面“发光的房间”一样,满足了过往时间里的那个梦,用身体打开房间的门,从此妻的前男友“配了她们家钥匙可任意进出”,也从此给妻子安排的临时哺乳室,“里头却放着一大缸的鸡尾酒”,不断有人敲门有人闯入有人偷窥到肉体。

可是,和那些“死亡的我”有关的“微物证据”到底有什么用?能不能消灭时差,消灭自死的恐惧?死亡除了可怕,还有没有必须而行之的华丽?就像那门,除了“秘密洞”,除了钢珠松动,除了钥匙里的交配团案,还有没有另一个允许进入的世界入口?大麻?遗产?还有“伪造角色”的信?当时差意识渐渐被身体取代,而成为性意识的时候,那些梦境之外的东西又无处不在地伤害着,“华丽的自死”是不是是“死亡的我”存在的最大证据?日本作家江藤淳割腕自杀和梵高名画《嘉舍医生像》带进棺材里而失踪,其实是两个文本意义的死,但这不是全部,“之于你,我真的还不够美吗?”对絮的这句话,却让人窒息,让人不敢呼吸,美的伤害,是身体最后的表白,剖腹的三岛、煤气自杀的川端、投河的太宰治,“再来就是你的自死”,而那刀刺进身体的时候,其实也绝非是唯美的,至少是可以挑剔的:“据说最清醒的自死者,还是割腕者”。在寂静绝对的时刻,“听见自己动脉管壁喀登一声切开”,那声音里分明是一个凄美的故事,“血液汩汩流出第一次疏离得像鉴赏者发现自己心瓣原来是一具精准如许之节拍器。”就像一部小说,在最高潮华丽的时候,却已经被合上,再无打开的可能。

“这本书写完,我就死。”死亡是不是可以书写的终点?或者也是那所“飘浮的互不相干的许多房间”?死亡一旦尘埃落定,那许多的肉欲和爱,那秘密和存在,都变成了文本的一部分,变成了“遣悲怀”,变成了遗书,变成了“别死”的寂寥,而从纪德,从邱妙津,再到骆以军,在时间的纵列中,他们都被自己按下了那个的按钮,从此“来回播放:倒带、停格,或是快转”,那些“试图找到某个关键性却被我遗落的时间点”的努力都换做了“发光的房间”披上衣服的身体,或者盖在母亲脸上的那块布,爱与欲的“误闯时刻”变成了一堆乱码,真的“像一个蹲在那,用受伤眼神瞪着持续以长大背叛时间里的什么本东西的,我们”。

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

编号:C28·2120822·0906
作者:[台]骆以军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4月
定价:36.00元 亚马逊25.90元
ISBN:9787549509331
页数:265页

《西夏旅馆》之后,现在之后,骆以军以一个被虚构的父亲的名义出现:“父亲晚年的作品里,常出现一个像鬼魂一般挥之不去的人物形象:一个身体羸弱的少年。曾遭到背叛、伤害而变得多疑、残忍的主人翁们,在不同的情节场景和这个少年对话。”父亲是相对于少年而存在的,这是时间的序列,只不过提前到了回忆般的小说中,封面那个抽着烟、戴着眼镜、被小狗围着的简笔画人物是谁?一种意象?一个符号?“是完全未曾存在过的故事,还是另一种生活之可能?”关于回忆。关于遗忘,也关于追寻。父亲的次子,小说家的次子,是不是还有一个“我”的次子?在35篇未来时光的预言书中,故事只不过是时间序列中的一个点,一个被延伸出来的有关自己的错乱身世:“我信赖的时间术,在小说之外的,包括宽恕、透过第三者放话的真相对质、另一种翻转的生命视景,或经由无辜纯洁的下一代重新学习的爱的能力……这一切原本交给继续流动的时间。”副标题写着:关于记忆与遗忘、家族史与青春考古学的探险旅程。”


《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去年在马伦巴

在我的故事里,发生过一次的事便不会再一次发生。所以我把所有的虚构视为祝福,而非预言。

我以为骆以军是抽烟的,喜欢养狗,还戴一副眼镜,经常休闲式的打扮,T恤上还醒目地写着“STAR WAR”——不是WARS,没有复数,当然不是1977年的那部电影。从一个单词出发,从单数对于“历史记忆”的那个复数形式的否定,一切的否定便连锁反应般开始了:抽的是香烟吗?那只狗在吠叫却原来是玩具狗?或者这个戴着眼镜望着不远处的人是骆以军吗?认识论问题上已经无可挽回地偏向了一种误区,《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是“我”的故事?我就是那个叫“骆以军”的作者?或者说我有次子而且一定会有“关于我的回忆”?疑问接着疑问,否定连着否定,像是在“铺天盖地的他父亲的虚构迷宫里”触到了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我”一定是次子的父亲,这是一个权利谱系的最基本关系,未来、次子、回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结构,父亲在另一边,次子在这一边,如果一定要从关于“我”的归属出发,可以用一种仰视和观望的方式来描述,但和骆以军无关,和文本的作者无关。“我父亲继续写作,一天吸两包烟”,这是一个段落,写作、吸烟,继而是“得了忧郁症”,这样打开了一个具体而微的“我”的特性,但还不够生动性,还不够肉体性,架空一般的描述背后,可能也只是一个寓言,所谓“父亲”只是父权而已。所以在这本“关于记忆与遗忘、家族史与青春考古学的探秘旅程”完全剥离了对于父亲家族序列的历史考察,而充满了假定性,充满了不在现场的遥远感。父亲是谁?“往好处想你可以说父亲是个充满创意、冒险性格与行动爆发力的大男人”,而或者真正被定义的却可能是那个“无厘头而固执”人,而“我”作为父亲,真正打开具体而微的不是封面那抽着烟、带着小狗,用“STAR WAR”否定复数存在历史的那个人,而是那张作为书签、标准七寸素描相片里的那个窥见了秘密的“眼镜男”。

相片里的两个小孩,和两个大人,我、哥哥、父亲、母亲,前面的孩子睁着大大的眼睛,一半的好奇一般的木然,左侧的脸已经占据了大半,是我,而右侧是大哥,大哥的后面是“笑靥如花”的母亲,而父亲呢?在左侧的后面,大半的脸被“我”遮挡,只露出一双戴着眼镜的眼睛:“只有我的大头如梦如雾地遮据了照片左半边几乎全部的画面,父亲的脸只剩下被遮住大半剩下的一对眼睛,如此凶厉如此愤怒。”被遮挡的父亲其实看不出凶厉和愤怒,局部的表情或许是一次预谋的计划,因为“那时我太小了”,或者是在用这样具体的相片反而可以解构真实,解构父系的一种权威,故意呈现着真实、具体的影像,而其实这只是关于家族回忆中“模糊的记忆”:“那是大瘟疫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模糊记忆,那张相片我至今还收存着。”

固定在真实的相片里,放大的“我”和被遮据的父亲,如此细究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否定权威?否定既有的秩序?或者否定历史的“真实先例”?那篇意大利小说家《砍头》的小说,对于权威完全是一种形而上的扼杀:“所谓权威就是其人拥有在不久将来把你送上断头台的权利。”命运早已经被决定,只是在一种形式意义上具备了“权力之位置”,而实际上只是一个游戏,一个对于“大刺杀”时期选举仪式的彻底否定,而这种被称为“假刺杀”的仪式最后一定是为了伪造一个历史上的“真实先例”,告诉你,早就在那里发生了,但是“必然会发生”和“真正发生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它虚构了历史图景,假设了历史事件,说到底是相信“永劫回归”或“文学起源论”的笨蛋而已,“那个人”也完全是一个历史的假设。

父亲呢?被遮据的相片里是不是也是一种对于“真实先例”的否定,具体而微,却不返回现实,就像母亲曾经说过的那个“我不解其意的咒语”:“像《去年在马伦巴》。”《去年在马伦巴》,一部电影,关于记忆和谎言,关于确认和否定,关于爱的虚无,关于不存在的存在感,一年前,或者更远的时间里,其实都是为了获得“真实先例”,但即使在谎言中,你也会找到那些证据找到存在的理由。一部电影的寓意,一段咒语,母亲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却使我“不解其意”?“去年在马伦巴”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父亲的不存在的存在感,其结果是创造一个走向另一世界的“任意门”:

任意门,我突然领悟我疑惑之处在哪,就是那成千上万扇集中簇挤在一工厂景观,而打开门后可以任意通往那个被全球化城市印象简约成一幅一幅风景明信片的“世界各地”的,任意门。

这是父亲旧稿里的一段话,是问题也是答案,是原因也是结果,每一扇门都在打开,却通向不同的地方,只有这一边的门,“它们被集中并置在同一个空间”。通向那边通向陌生的世界,任意门是去年的“马伦巴”,来过又不在那里,而在“我”的父亲那里,已经变成了一种通往过去,通往未来,通往现在的入口,当“时光迢迢地成为一种象征”,父亲就成为一个制造任意门的最大原因,他一定存在“我”的记忆中,却开始变形,开始隐匿,开始用“真实先例”来返回现实,任意门被打开,父亲在这头,眼镜后面“如此凶厉如此愤怒”的表情终于变成了一本虚构的书。

虚构而为虚幻,作为一种任意门的进入方式,贯穿在“我”作为次子的成长过程中,那个钞票“加倍”的魔术最终变成了“我”的出生事件,“母亲说,他们那趟旅行结束回国后不久,她便怀上了我。”我的出生带上了明显的虚构色彩,仿佛是一次灵验的幻术,把一个生命按进了肉体里,“所以它活着……不仅如此,它蜕化成成虫了……”这是蜻蜓的出生过程,不经意地生命孕育。但这毕竟只是一个魔术般的开始和结局,面对魔术,所有的东西都可能被取消,“其实包括我在内,你们,和我这一代的,都是无经验之人。”被取消意义,就会是一个“无经验之人”,无经验也就没有历史,没有存在,是“去年在马伦巴”的脆弱证据,而父亲遭遇到这种魔术般的结局,已经成为一个“经验匮乏者”,所以他的虚构就是在书写“经验匮乏者的笔记”,“次子”当然是被创造出来被书写和虚构,也成为弥补“无经验”的那扇“任意门”。

“次子”,完全变成了一种臆造,那漂亮女人说:“因为我憎恶人类的小孩。”没有活的生灵是不是也是一种“经验匮乏者”,而父亲对于次子的创造越来越接近虚妄,“我记忆里曾经载存下的画面,原来我父亲在许久以前便在他的小说里描述过了。”小说里的一种存在,一扇任意门,打开,便是关于不存在未来的回忆,那篇论文里考据出的东西也都在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小说中所有属于‘我’这个人的记忆,全是我父亲编织拟造的。”所以作为一种可怕的结局是,我是不存在的,周遭所有的人,都用“他曾这么说过”、“这是他告诉过我的”或“像这类的事他肯定是这样认为”这样的叙述方式来描述他的世界,”我发现父亲并不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一个父权序列的”去年在去年在马伦巴“?而我在”次子“这个属性外,到底以什么方式呈现?是“陆沉的亚特兰提斯”?还是“佛罗伦萨之境”?又或者只是“一个人独自站在城市高楼顶端的故事了”?那个在父亲万年作品中出现的“身体羸弱的少年”是我,还是父亲自己?或者只是不存在的“真实先例”,记忆也不存在了,就只剩下了虚妄的未来:“那个男孩,跑到了未来的时空,也就是二〇四六年的未来城市。”

“我”在另一个任意门,看到“父亲如何像一栋瞬间变作烟尘、轮廓尽失,将自己炸毁的大楼”。所以父亲也变成了一种虚构,一种不存在的存在,同样被“去年在马伦巴”的咒语里活着,刻意埋下的重组线索其实就是一次对于记忆和遗忘的试验,所以从反过来看,是我成全了父亲,是我创造了一个父亲的符号,“可能是我拟造了我父亲,而非他拟造了我。”拟造的背后是一个家族般的痛苦,是死而复生的生活,其实,在”父亲“这个沉重的字眼后面,承载着更多有关“人类”、“文明”、“历史”、“未来”这些像空荡荡的巨大教堂的词,这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家族有关的“神秘符”。但是它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不管是“我“拟造了父亲,还是他拟造了“我”都变成了返回文明的一种考古探险,而结局并不是有所收获的,甚至那个所建造的虚构世界,只是一个被简约的世界,一个不存在的“马伦巴”:“也许作为父亲所说‘文明之隳坏’最精准之隐喻,不是那座如今已不存在的机场,而是拿在我和大哥手中,那罐无法穿透时间延续意志的,一个异乡死者的精液。”

所以在这个小说的版本里读不到那些肮脏、龌龊以及色情的叙述,“铺天盖地的他父亲的虚构迷宫”早在骆以军的《西夏旅馆》里就不断地出现,那个叫做“外省”的地方一直存在,无法认同的陌生感已经将“父亲”逼近了“一个最隐秘、色情、变态但高度文明的乌托邦”,那也是关于父亲的寓言,进入了真正的“内心底层”,“就是在那儿,我父亲将我遗弃了。”那个图尼克其实也是遥远的“我”,未来次子,不是那只“迦陵频伽鸟”,也不是恐惧身体一部分的“人面疮”,而如果一切取消了父亲的意义,取消了家族史,取消了记忆和遗忘,那么无父之人就会在没有未来的地方出现:“因为无父才得以让创造力任意窜走颠倒梦境。因为无父才得以随意下载各种盗版他人之梦境以拼装自自己之身世。因为无父才能自由进出道德承受极限边界外的禁区。”

而实际上,无父之人亦是“无经验之人”,外省之人,是在那间“西夏旅馆”里开始“探险旅程”的他者,而在未来次子的回忆里,“西夏旅馆”就是那通向另一世界的“任意门”:“他离开我们前的那整整十年,他埋首苦研西夏史,他从头学起那些活像汉字洒了生发水的西夏文字,然后用那些无人能识的西夏字进行他那部传说中两百万的西夏王朝魔幻小说:《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

如烟消逝的帝国,也是一个家族的全部历史,“是一趟漫长的车程”,坐在上面的是写作、吸烟、患有抑郁症的父亲,是内八瘸子、练软骨功、穿着“飞天鞋”的次子,而那些内心里的有关家族的乌托邦最终也只是一个“羞耻的倔强”,是一个“眼瞎目盲之强光的家族仪式”,最终敌不过一个平凡人物的真实叙述:“不干活体内细胞因肥胖、烟瘾、酒精或年轻时荒唐行径之摧残而早在四十岁以前便老化焦枯,内脏囊袋中浸满了腐蚀性毒汁酸液,所以他一张嘴便让入昏厥……”

西夏旅馆(上、下)

编号:C28·2120620·0901
作者:[台] 骆以军 著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6月
定价:78.00元 亚马逊50.20元
ISBN:9787549502783
页数:888页

《乌力波》里读到《经验匮乏者笔记》,才认识骆以军的,作为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小说家,阅读的邂逅对于我来说则是一个世界的展开,而《西夏旅馆》于我,则是完全状态的进入,上下册47万字的厚度里,夹着随书附赠的《经验匮乏者笔记》。“耗时四年倾力书写一部关于异族人、变形者的疯癫、妖艳、镜中幻城的恶魔之书”,腰封里的这句话将一种文本完全置于虚构的名义之下,“请入住二十五间房。以异乡人之名。进入迷离满溢神谕的重回原乡之旅。”这大约是骆以军对这个虚构的注解,而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在2010年,当《西夏旅馆》荣获华文世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红楼梦奖”首奖时,在颁奖词中说:“以十一世纪神秘消失的西夏王朝作为历史托喻,以一座颓废怪诞的旅馆作为空间符号,写出一部关于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的传奇故事。”写作期间曾三度遭受忧郁症侵袭,骆以军的这部“疯癫、妖艳之书”的创作可以用《经验匮乏者笔记》里的那句话阐释:“当众人皆尴尬笑着,拍拍衣裤离去,等待者仍在疲惫的孤岛中,延续那种高烧的意志,一直等下去。”


《西夏旅馆》:时间针尖上的幻术帝国

决定了。他说:你们说要找一个人演儿子。那么是谁来演那个父亲呢?
——《西夏旅馆》(上册·第八节 那晚上)

疑问句打开了一个入口,他和你们,儿子和父亲,以及飘忽的意念,在某一个晚上某一间旅馆,都会变成线索,成为一部小说的出发点。可以只要有疑问,那个入口就可能随时关上,随时朝向相反的方向,儿子或者站在父亲的前面,甚至,儿子领着父亲走出迷宫般的岁月,在那个得不到答案的晚上颠覆一种秩序。就像图尼克的父亲说:“就是在那儿,我父亲将我遗弃了。”而遗弃最后也变成了一种秩序和规则,接着,图尼克被父亲遗弃,图尼克的儿子又遗弃了图尼克,如此循环,在逆反的人伦道路上,所有“决定了”的晚上,或许就是一个遗弃的开始,永劫不复。

那是一个青年的图尼克,一个杀妻的图尼克,一个剖腹自杀中国战神的图尼克,一个裸体摄影的图尼克,而在所有属性上,他必定是一个有遗弃自己的父亲和儿子,那出戏一直在上演,不管哪个晚上,不管在哪里,图尼克的隐喻是一串链接过去和未来,链接自我和他者的符号。而在伦理谱系中,父亲总是被打上某种印记,在儿子的仰望中完成命名,这是成长的必然仪式,这是一部小说打开的全部入口,他们首先不是演员,在自己的角色中维持伦理关系,维持自上而下的道德谱系,或者就是“必须是没有前科、身家清白、没有传染病或猝死危险之重症病历——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那些入住旅馆里秘密俱乐部的会员,其实就在在一种正常的谱系里抛却演员属性的人,只是颠倒才会变成一种正常的秩序,这种被彻底否定,从日昼转成晚上,从公开转为秘密,从父亲转为儿子的逆袭之旅,何尝不是另一种命名?所以,关于遗弃,终究成为一种维护秩序的鞭挞之举,内心的渴望无非是为了寻求父性的完满表达,而当“一群流亡者和一个被遗弃的男孩——刚好颠倒、相反、互为镜中之影”的时候,正常的秩序便由此进入了“一个乱针刺绣,一个南方的、离散的,因为彻底失去原乡而绝望妖幻长出的繁丽畸梦。”

梦何尝没有示人的入口?只是颠倒和反射,都让人看到了背后的那些光怪陆离,而谱系中的时间在这梦境之中,变成了一条背离现实的甬道。父亲在这头,儿子在那头,历史在这头,现实在那头,爱情在这头,乱伦在那头,或者,生命在这头,死亡在那头。这时间在哪里开启,在哪里关闭?或者只有在梦境中才能找到它必然的方向,大约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在那烟雾弥漫的夜车里”;或者是马戛尔尼勋爵前往中国的一七九三年,“编造出一个他们恐惧、憎恶、着迷、意淫的靡丽国度”;又或者是发现完整“迦陵频伽”琉璃瓦塑像的二〇〇〇年四月三十日,“这种人首鸟身的奇幻神物,马上取代了‘鱼身枭’与‘鎏金牛’。”而在时间针尖上,对于一个父性支撑的梦境里,必定是充满着征服和统治,充满着“权力伦谱系”,而作为一种历史事件的叙述,“父亲”成为一种书写方式,他停留在“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二七年里的第81条”,一本手抄稿的“散见资料编年辑录”,时间的叙述是:成吉思汗出征进兵围城灵州时驾崩。

书写的方式,停顿在某一个历史中,“父亲”这个词里到底含有多少虚构和传奇,含有时间之外的真实和梦幻?《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只是其中的一个入口,你或许还可以从另一种文本中进入那个有关“父性”的繁丽畸梦,比如《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真正的书名应正名为:《如烟消逝的致远舰》,关于幽灵船的小说,文本的命名就如谱系一样,也充满着对于秩序的维护,而从文本到文本,从历史到小说,那个叫做“西夏”的帝国或许就是一个时间针尖上的“父性”帝国,“刚好颠倒、相反、互为镜中之影”的无非就是这个进入谱系的入口。那81页停顿在历史之外,时间之外,文本之外,而在这个有关时间的“幻术帝国”里,有着不相容的互为梦中之境的生与死:“成吉思汗的死。夏主李睍的死。他们变成两个面孔僵硬分坐长桌两端的赌徒,等着对方叫牌。”西夏和蒙古,帝国和另一个帝国,互为迷宫,也互为镜中之影,当然,最终他们展现的就是父性的吞食和征服之欲。“在李元昊和成吉思汗互为迷宫的梦境里,不将我党项人全部灭族清洗,说不定历史上征服欧亚非大陆的庞大帝国,未必是他成吉思汗的后代,而是李元昊的子裔们。”这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轮回?互为梦境的最后结果必然是一种时间序列,在历史的81页之后潺然流动,而戛然而止的无非是帝国梦境的幻灭,一个强大帝国的覆灭,有时却悄无声息,像是手抄在那个页码上的永久停留。

西夏帝国的最后一支骑兵终于没能冲出历史的包围,而在历史之上,帝国的版图曾经以一种“父性”的嗜血荣光而书写,“整个西夏王朝像海市蜃楼从幻影中矗立而起,那全是他嵬名元昊一人的意志。”李元昊,西夏历史上的帝王,创造了西夏帝国,不管是“从四面八方扑向任福和他穿着雪白纸铠甲的宋骑兵”的好水川之战,还是“以李元昊诡秘微笑的特写脸部作为淡出画面背景的”的夏辽大战,又或是惨败的“河湟之战”,李元昊用他的父性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但是,作为一个拥有王权一切的帝国首领,他同样是一个“杀妻瘾重症患者”。在一个“鲜血不断涌出的一张滑稽鬼脸作为结束”的悲剧里,七个妻子都是一种牺牲品,家族、色相或者其他的权势,都只是走向死亡的一个步骤而已。他的父性帝国就是为了完成自我的命名,完成秩序的永久遵从,“就像一个吞食着自己的人形之蛹而变态进化的未来人”。而站在父性对面的是女人和子嗣,作为一种存在,杀妻瘾其实就是一种对于男女规则的颠覆,“原该是媳妇的成了情敌,原该是枕边人的成了皇姨娘”,这种乱伦式的颠覆恰好在诠释着父性的盲从和恶毒,而李元昊作为西夏帝国的象征,走在极端的路上,而这也正是让帝国走向永劫不复的一个原因,这是父性的黑洞,当帝国的“所有战士皆在没有影子没有疼痛的魔术中死去之后”,所谓的西夏“幻术帝国”也成为了一种遥远的象征:“西夏终将成为一种在它自己的字典被归类与流沙、谎言、谜、午睡之梦……同性质的事物。”

这是不是意味着,解开了西夏帝国幻术之灭,或者说为那个历史湮灭的帝国覆灭找到了一条线索,但是所谓的“西夏”,所谓的“杀妻瘾重症患者”,所谓的梦境和战争,以及“变态进化的未来人”,都是一种时间针尖上的象征而已,都是有关父性的永劫不复的循环,如果回到起点,是一个种族、家族之间的覆灭和延续的选择,“简单告诉你吧,我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个西夏人。”到底如何成为一个物种上的“西夏人”,或者是精神上的“西夏人”,而在实际上,覆灭的西夏帝国在“时间之界面乱窜互叠的末日场景”,根本没有“冲出蒙古人的灭绝网兜”,散乱在现实的“西夏人”无非是在寻求一种归宿,关于存在,关于身体,关于秩序,甚至关于“不在场的证明”,都将在现实之外找到“幻术帝国”,而那个象征意义上的“西夏旅馆”出现在梦境之侧,出现在迷宫的尽头,也出现在不可改变的“卵壳世界”里。

所有的过往,都在时间的叙述里,所以西夏早就成为“另一个国度”,那些考据和论文所指向的西夏只是“大量伪造、错误链接”,这是父亲书写中的错误,目的就是为了在人造的灾难中,用父性的虚构和梦境来消解父性的原始属性。这种自我毁灭的证据一直存在于“西夏旅馆”的象征中。“西夏旅馆”变成了疯人院,“一支盗用被他们秘密处死的旅人遗骸和毛发作为文字,因此被诅咒全族将在乱伦、血腥复仇、遭马匹践踏祖坟脉穴、且全族男子将被敌人骑兵自后抓住后发辫砍下头来的大屠杀场中集体灭族的部落。”无非是还原那个历史镜像,在非现实、非历史中寻找悲剧该有的归宿,但是“西夏旅馆”的象征不止于此,真正的西夏旅馆是为了摆脱历史的梦魇,从一个个体的归宿出发:“这幢旅馆的每一个房间里的住客,都以为自己有段离奇罕异的身世,其实他们全只是那其中一条螺旋体上寄的一小格基因密码,一颗记忆复制时活版印刷的铅字。”消灭历史,消灭时间属性是不是一种庇护?而对于西夏这种父性维护者的后代,一定要为自己重新寻找自我的定义。从李元昊的符号开始,“父性”的对面就必然站着两种身份:女性和子嗣,父/母、父/子的二元关系实际上是隐射着统治和被统治、延续和遗弃的对立。父性/母性在西夏历史中已经成为悲剧的起源,而这种悲剧直接成为性别阉割的一个历史原罪,当手指残存的记忆里“摸到一个类似喉结的硬物”,疑问是:“那个女体并不是他的妻子?”图尼克延续着一个杀妻的寓言,“你们知道,那墙上,十幅画有九幅是他老婆的脸。”而实际上,这种悬挂在墙上类似遗照的待遇并没有在现实中成为缅怀的一种,相反在“他和她”的故事里成为色情和乱伦的一部分,“爸,你弄得我好舒服”已经作为一个剧本在上演,“悲惨的乱伦金字塔之锥倒插在那父亲背脊的古怪处境”,这就是宿命,而更大的宿命并不在上演的剧本里,不再这撒娇里,而在我们礼仪的生活里,“即使最沦为嫖客和妓女打炮这种悲惨关系,仍是充满敬语、卷舌音、进退合宜的官话……”纯净的石化语言里暗含着一个被历史劫持的色情符号,而对于父性来说,这是沉溺在黑暗中,所有女性都变成了无生命的载体,死亡也了无意义,“某种赫莉变成了肉块”?或者在安金藏的“丧妻俱乐部”和图尼克的招妓生活里,已经没有了所谓的存在感,而作为极端的符号之一,图尼克的母亲作为“汉人”,异端文化的一种,也取消了作为女性的存在意义,“是在她的这一生,她的角色像暗哑人一般静默。”

而在另一个关系轴线上,父与子就显得多元,遗弃和继承的矛盾其实是一个家族的选择,而在一个“吞食着自己的人形之蛹而变态进化的未来人”面前,所谓的子嗣也只是一种虚妄,李元昊在七个妻子的悲剧后,也制造了儿子的另一个悲剧,只不过在那时,他的儿子宁令哥成为牺牲品:“在转身逃亡的一百米宫门外,被没藏讹庞埋伏的卫士剁成肉酱”。杀戮的背后绝不仅仅是权利的最大化,“儿子”成为一个可以演饰的角色,一个“变成”的人,甚至成为那个“长在他左脚膝盖上的‘人面疮’”。病态的肉体,病态的关系,是不是一定需要某种切割的疼痛?图尼克的父亲在最后扬起脖子看到的男孩,已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一只鸟,“不,一个人头鸟身的怪物”。怪物现身的背后是父/子关系的颠覆,而如《封神榜》里雷震子的现身是不是另一种暗喻?作为西伯侯姬昌的第一百个儿子,无非是一块“肉羹”,却能“生出四足,长上两耳,望西跑去了”,神话般的降生,“变成”的个体里是一种脱离父体的肉芽,而在这种被神话想象的子嗣继承其实是另一个幻梦,对于某种父性帝国来说,一定是带着谎言的历史,就如被遗弃的图尼克所说,“身世”变成一个迷,变成图尼克二号的一个巨大疑问。

没有身世,没有归宿,没有父性,在一座“西夏旅馆”里成为实实在在的“异乡人”,被遗弃的儿子,被演饰的儿子,或者是一个“他者”的儿子,“因为无父才得以让创造力任意窜走颠倒梦境。因为无父才得以随意下载各种盗版他人之梦境以拼装自自己之身世。因为无父才能自由进出道德承受极限边界外的禁区。”“无父”就是在“夏日旅馆”里“一切皆新鲜而无有客途陌生床铺之酸疼疲惫”,孤自一人、独卧一室,都是一种自由和身体的重植,在“一条断掉的染色体”的家族中,我们也成为一个陌生词,而那“西夏旅馆”终于可以成为”被驱赶出‘我们’之外的‘他们’的旅馆”,那些“脱汉人胡的可怜鬼”就是“无父”之人,就是那些找不到自我的“外省人”。

作为“外省”,陌生的旅馆是图尼克的“大量的隐喻”,而对于一个地域和文化指向的隐喻,实际上已经完全走到了现实主义的大道上,骆以军已经站在了旅馆的内部,还有什么比允许一个“外省人”入住来得更为直接?“请入住二十五间客房。以异乡人之名。进入迷离满溢神谕的重回原乡之旅。”“请入住十六间客房。此处长出繁丽畸梦。作为救赎交换来岁月静好。”两副对联一般,悬挂在文本的上下两册之上,二十五间和十六间,在数字化的演绎中,西夏旅馆其实完全变成了梦境,十七楼的高空?脱胡入汉的集中营?或者也是一个丧妻俱乐部,“以那房间为梦境入口”,在二十五和十六间的尽头,是骆以军满含笑容的欢迎仪式,入住旅馆就是寻求“无父”的庇护:“这里的人全是过路客、侵入他人土地者、无主之鬼,在时空暂时抛锚的漂浮感恓惶地寻求庇护。”

原乡的迷失,是不是历史的迷失?是不是那一种消失的帝国的幻灭?是不是权利谱系的颠覆?“西夏”永远是“一无限长的时间计量”,是文明全景的“刺绣”,在杀戮面前,在父性面前,所谓的“母性”是一种赎罪,而更多的子嗣遗弃中,父性其实在偏离人伦和家族的有序轨道,“谁来演那个父亲”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的疑问,当一间旅馆变成“永无终点的流浪之途”,所谓父性也只是一个“孤独王国的国王”:“我成了一个孤独王国的国王。永远只有我一人站在那里。”身世是一个虚幻的梦,而丧失父性的继承也只是一个不存在的镜中之影,只是一种魔术,一种雌雄同体的存在,一个暗哑人:“这时的‘西夏’反而不是台湾,而是外省人及其后裔。”

那个夏日旅馆里的他,最后在“四人关系的交集游戏中成为真正的剩余者”,历史的剩余也都是被书写的“大量伪造、错误链接”,而从西夏指向“外省”的现在之城,就是骆以军所重建的“在时间针尖上的幻术帝国”,而最后图尼克造字看起来是是为了重建秩序,但实际上也是一种虚幻图景,是历史的镜像而已,比如那个“鬼”字,在一次次现有词库的扫描中,却成为“FZ豈防,<>玄~心;…全防妻二兰厉A叫一一\防”的字符集合,无法破译,亦即对于存在的陌生,这种陌生感在骆以军获得第三届“红楼梦”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成为“他者”的一个注解:

在我所承接的小说时光,另有一条不同时间钟面的“梦的甬道”,因为百年来的战乱、大迁移与离散,有另一群人被历史的错谬,脱锚离开了“中国”这个故事原乡(这其中包括我的父亲),他们在一个异乡、异境,一个再也回不去的抛离处境中,慢慢变貌、异化,在他们的追忆故事中长出兽毛和鳞片,形成另一种“歪斜之梦”的孵梦蜂巢。

北京法源寺

编号:C44·2000315·0512
作者:(台)李敖
出版:漓江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16.00元
页数:290页

这是李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小说,李敖一向是鄙视的,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太后洗脚”之类的无聊故事,所以在这本书中,李敖用宏大叙事来展现戊戌政变前后的人物命运,男性占据了中心,大人物占据了中心。李敖说:“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法源寺》更像是李敖从政之路上的一段苍白的宣言。

白先勇自选集

编号:H77·1990516·0488
作者:(台)白先勇
出版:花城出版社
版本:1996年6月第一版
定价:14.80元
页数:456页

特殊的身份及经历,使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呈现一种特别的色彩,尤其是因其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儿子,对上层社会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受西方悲观主义影响后,白先勇的创作表现出感伤的情调,正如根据他的小说《谪仙记》改编的电影《最后的贵族》所揭示的,白先勇正是入木三分地写出了政治风云中还在挣扎的那些没落贵族,比如《梁父吟》、《游园惊梦》等小说。当然,白先勇塑造了一些下层人在中西文化夹击中的抗争。本选集共收录白先勇小说22部,散文杂文8篇及论文书评4篇,对谈访问1篇。

一九四七·高砂百合

编号:C44·1961019·0335
作者:(台)林耀德
出版:华夏出版社
版本:1996年1月第一版
定价:6.90元
页数:198页

山地民族泰雅族的家族覆灭史。第二代瓦涛·拜杨威风之后,败于西班牙传教士;儿子拜杨·古威成为洋教士的附庸;父亲拿布·瓦涛被日本巡警击毙。一个充满野性与原始生活的部落,就是一种弱势,在巨大的外界侵入下走向灭亡。这种颇具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百年孤独》结构的小说,却又闪烁着东方传统的史诗特点,青年作家林耀德以充满激情与兼收并蓄的写作风格使这部部族覆灭史成为一部沉重的悲剧,同时也使自己的生命终止在另一种激情中。

当代台湾诗萃(上、下)

编号:S44·1960825·0318
作者:(香港)蓝海文 编选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本:1988年8月第一版
定价:14.30元
页数:724页

台湾诗歌与大陆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但由于岛屿特征及政治原因,台湾诗歌更多吸取了西方的营养,内容则偏向于乡愁之作。1949年以后的台湾诗歌更注重发展的独特性,在艺术上甚至超过了大陆诗歌,其中涌现了纪弦、洛夫、胡品清、余光中等许多著名诗人,并且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各有千秋的局面。本书选编了从1949年至1987年台湾诗人280余家,共计诗歌1000余首。

阴影的河流

编号:S44·1951212·0222
作者:(台)陈黎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1993年7月第一版
定价:4.65元
页数:232页

陈黎的断句突然之间让诗意嘎然而止,又忽然在延续着什么。在当代台湾诗坛,陈黎不算对语言结构得最彻底的,他对句子的断裂情有独钟,对拉丁美洲的诗歌翻译使他的诗带有某些异域的风采。陈黎对比喻地运用比象征更得心应手,比如将海比作荡妇,脑袋比作胶卷,虽然其中有着淡淡的忧郁与思考,但情绪总是乐观的。


《阴影的河流》:我们都是虚伪的两脚动物

墙壁有耳
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
《墙》

墙壁应该是沉默的记录者,一面立起的墙,一面厚实的墙,一面无声的墙,它从来不说话。但是沉默是用来打破的:一方面是“我们”的存在,我们给它铁钉,用来纪念那些缺席的帽子、钥匙和大衣,我们给它缝隙,用来容纳那些爱情、流言和家丑,当一面墙上被挂上钟、镜,它其实被“我们”复活了时间,那些失去了日子的阴影,那些梦的唇印,似乎都显露出来,似乎“我们”制造了一面墙,似乎“我们”给了墙一种见证的意义。

墙壁应该是沉默的记录者,但是当“我们”出现,还不足以让墙真正记录时间,而是在“我们”之外,有他者存在,因为“隔墙有耳”,耳朵在墙上,其实那一面厚实的墙留下了缝隙,它会听到爱情、流言和家丑,它会在时间的阴影里,在梦的唇印中说话,于是沉默被打破,一面墙其实在制造了隔阂的同时,也破坏了封闭。墙上会有谁的耳朵?在没有安全,不再自我的世界里,对话变成了偷听,隔离变成了猜忌,一种现代病从来没有消失–我们和他者制造了墙,墙也容纳了我们和耳朵之间无休止的纷扰。

一面墙会承载多大的重量?一面墙能忍受多久的寂静?一面墙能记录多少的沉默?一面墙又能挥霍多久的时间?一面墙也像是一本书,也像是一首诗:这是最早阅读陈黎的一首诗,90年代末或者更远,是在一本杂志上,诗歌里的那种孤寂和不安传递出来,竟有些悲哀。而现在一本诗集放在面前,真的变成了一堵墙:诗集早已经泛黄,也是90年代末购买的书一直放在角落里,甚至遗忘。它就是沉默的存在,但当在时间的流逝中重新打开,当以整体的方式阅读陈黎,是不是这本诗集里的情绪也像是一堵墙:是沉默的记录者,却又在“隔壁有耳”的猜忌中变成了对于自身存在的担忧?

一开始是清新的,是充满生活情趣的,那一辑《庙前》仿佛真的是没有一堵墙的隔阂,那里的秋,“女子们都垂着长发/牧歌一般的情绪”,那里阴沉的八月十五,“月亮答应把脸也蒙在被后/睡觉”,那里的访客,总是“把濡湿的脚印带上五楼”,那时的我既是看到黑夜,也能“听到一朵花的开放”,而在充满故事的客厅里,可以看“一集瓷质的麻雀/目不转睛地看着墙上”,然后“成群的蚂蚁,爬一座七彩印刷的/阿尔卑斯”,在客厅里踏青,听马桶里的湍湍急流,鱼游在水箱里,小猫小狗小弟小妹跳跃乎沙发椅上,而小朋友在阳台远足,“床上,嗯大人们运动”。在可爱的生活里,既是有着充溢着欲望的表达,也是在内心世界里构筑了一种单纯的美,对于海的影响,是一个“荡妇”,在一张巨床上,“整日/与她的浪人/把偌大一张滚白的水蓝被子/挤/来/挤/去”。

但是美好而单纯的生活似乎只在墙的这一边,墙的那一边呢?陈黎一开始并不是想用墙来阻隔,而是在墙竖立起来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有耳的故事里所有东西都不再沉默:“我们给它厚度/我们给它重量/我们给它寂静”,我们只是“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在脆弱的世界里,身为情妇的那把松弛的吉他,开始紧张起来,一触即发的姿色不是为了获得愉悦,也不是和大海一样,在“滚白的水蓝被子/挤/来/挤/去”,而是当演奏开始之后,“突然/断了 弦(《情妇》)”突然断了弦,那种充满情趣的生活被一下子打破,这是一种启示,仿佛墙不再隔离浪漫和现实,有耳的世界被打开,从此整个世界都变成在脆弱中“巨大地存在”。

好望角饭店的那个流浪汉,只是靠在“一张后肢悬空的板凳睡成滑梯的/角度”里,滑进了“不用付钱的/天/堂”,而法国妓女静坐在教堂,却被逐了出去,她们向慈悲的圣母所祷告的仅仅是,“我们渴望在自己的床上翻身,仅仅/一个人,不脱掉/我们的衣服”,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干净的”。而作为摄影师,“替花花公子拍照”时,从西贡玫瑰到末开苞的雏菊,见证了花花少爷们“透过催泪枪用滋养的尿水击射罪恶的花朵”,于是,拍照而洗出来的,是一张黑白的风景——月色是白的,大地是黑色的,黑与白构成了男人和女人、占有和被侵、玩弄和受伤,以及肉体和精神的对立存在,“如何说人生如梦,梦如戏,而朦胧的夜是最好的舞台”?

一根弦突然就断了,那些美妙清脆的声音变没有了,一堵墙倒了,那些封闭而享受的生活趣味也没有了,在面对“依靠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的现实里,陈黎大约是体会到了现代人的“荒原感”,引用T.S.艾略特的诗写成的《旱道》完全是一个缺水的寓言,水色的天空里,是一只“火红的瞳孔”,而且要去榨“空汽水瓶里的一滴水珠”,水在哪里?几条金鱼跳出了浴缸,走廊上的女郎想要用冰激凌解渴,小孩子找不到洗手间,而我摸出的一枚镍币买了一杯“自动贩卖的桔子水”——水很珍贵,水很稀少,最后水却在异化:“水色底天空用半只橙黄的瞳孔去榨空汽水瓶的/玻璃/抬头,我的视线吮着墙壁上大大一幅可口可乐/的广告:/凝结的海面新漆着一尊红泳装大奶子的模特儿/不拿瓶子的一只手,捞起/浪花”……

都市生活里怎么会没有水?它们是桔子水,它们是可口可乐,它们在自动贩卖机上,它们在巨大广告牌上,在这里,从生活到寓言,一切都被置换,当初那个大海一样的荡妇,现在变成了“红泳装大奶子的模特儿”——大海是可以容纳的存在,是自由和纵情的象征,而都市广告牌上的模特儿变成了一种制约,一种隔阂,一种如墙的巨大存在,所以在这样的置换中,“我的陶碗/空空。空空”。一种包容了一切的都市病症,在艾略特的“荒原”情结中变成了现代人无法逃离的悲剧,而借着“李尔王”的意象,陈黎更是构筑了一个消解神话消解英雄消解崇高的诗意世界,那是自逐的王,那是激动的王,那是预言了现代生活的王,“你竟说/我们都是虚伪的两脚动物/你开始脱下裤子,雷声隆隆/我看不出你们的差别”,脱掉了裤子还是王?只是在异国的泥土里,在群起的歌舞中,“嘴巴送给广告商鼻子送给化妆品公司眼睛送给歌舞团/生殖器送给美容院/如果怕冷——王啊/就真的让尿,像熔了的铅一般地烫着自己(《李尔王》)”

这不是历史的虚构,这是现实的沉默,广告商、化妆品公司、歌舞团、美容院组成了现代意象,它以最无情的解构方式让一个王脱下了保持尊严的裤子,而在李尔王的口中,我们不都是不穿裤子“虚伪的两脚动物”?“庙前”的仪式已远,生活的情趣已被淹没,所以从那个“虚伪的两脚动物”的预言开始,陈黎构建了一个充满讽喻的“动物摇篮曲”–它们不会动物,他们就是人类自己,而且是变异的人类自己。仙女是出色的舞者,但是戴着面具的他们“分不清头脚身体”;魔术师的夫人和情人的世界里,“弹风琴,喝咖啡,做美容操”,是不是只是魔术的一部分?月下,那个落发的和尚在井湄打水,但是,“他的庙宇,单寂地站在一边”;而囚犯大喊“我杀了人!”却对大人说是无辜的,因为“我们实在是在很黑很黑的黑暗当中,除了一声好像是剪刀的声音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精通戏法的腹语学家”在哭着笑着的世界里制造梦幻,却又骗取情感,“古今迷路的星光都化作一堆珍珠在他的脸盆跌宕”……

陈黎: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

在“虚伪的两脚动物”存在的世界里,人并不仅仅是虚伪,陈黎其实将这种所谓的虚伪置换给了整体性的现实,而在真正“虚伪的现实”里,人才是“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这是一个被雨水围困的城市,“在一个/抽象多于实在,泼墨时髦过油彩的城市/啊市民们,去辨认你们的教堂尖顶吧/问已经把钟声切割成一堆玻璃片/在一个被雨水所困的城市/我要用疾病 传染你们”;这是一个“被连续地震所惊吓的城市”,最后的惊吓是失去了伦理,“我看到老鸨们跪着把阴户交还给它们的女儿”;这是一个“最贫穷的县区”,“这么多进步的屠宰场、射箭队/这么多骄傲的哲学、香料,议会政治之后/来到这座偏僻的石山”;这是一个送癌症病人回家的黄昏,“所以抬头看到昏沉沉的眼睛下山/大概,也是为了明天/像快要睡着的你,不必再注意落石/在这条连续弯路又不太好倒车的单行道上”……地震、大雨、贫困和病症,对于这个城市,对于我们的现实来说,就是一种让人的生命无限脆弱的存在,它们压制过来,它们笼罩着生活,它们异化了一切,每个人不是自己成为“虚伪的两脚动物”,而是在虚伪的现代生活中像动物一样在摇篮曲中走向一种悲剧,《小丑毕费的恋歌》的小丑毕费便是这一群体的象征,“小丑毕费一夜不能睡/他哭,他笑,在颠倒的化妆镜中”,欲望的皱纹爬上了脸,心情被小心地修饰,但是没有面具,没有恋母情结的小丑,在愤怒和嫉妒中,像“湮没的英雄”把情诗写在“每一张顺手见弃的广告单上”,然后,“在伟大的清晨–/跟着全城的盲肠一起走进阳光的印刷场”。

小丑的恋歌早已经消失,英雄般的情结早已经湮没,连面具都不存在的世界里,自己也成为了广告单上的一员,在被印刷的世界里复制成无数个的名字–一种单数变成了无数个的复数,在都是的广告单、印刷场里失去了自我,还会有什么优越感,还会有什么独立性,还会有什么生活的情趣–都是动物般的存在,在巨大的脆弱中,在巨大的虚伪中,每个人似乎都变成了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存在。其实到这里为止,陈黎对于现代病的揭露还是深刻的,他关注的是具体而微的存在,他注解的是个体意义的异化,仿佛一面墙,从最初的保护意义到后来的封闭和隔阂,再到从缝隙里钻出来的流言,最后变成了对于人之存在的压制,不是墙变得沉默,是墙两边的人变成了沉默者。

有时候沉默的记录者虽然无声,却有着巨大的反抗性,但是在陈黎之后的《暴雨》专辑中,这种默默承受却让人感受到的压抑和变异却不见了,他以“暴雨”的摧毁方式向这个虚伪的世界喊出了声音,当沉默被打破,其实也只是变成了巨大的声响。暴雨撕开了岸,暴雨投向了海,是为了“冲刷护卫我们的道德的堤”,是为了“升起自最秘密的生命大海”,是为了诞生一个伟大的爱。暴雨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暴雨之存在在陈黎的逻辑里,是因为另一种暴力的存在,写于1989年的《二月》指向的是枪杀事件,当“枪声在黄昏的乌群中消失”,失踪的是父亲的鞋子,是儿子的鞋子,是母亲的黑发,是女儿的黑发,是秋天的日历,是春天的日历;写于1989年的另一首《独裁》,就像题目明示的那样,揭露的是一种独裁统治:“固定句型/固定句型/固定句型/唯一的及物动词:镇压”;写于1988年的《新生》则喊出了去除教条和陈腐的口号:“我们要新的国文课本!/我们要新的地理课本!/我们要新的历史课本!/我们要新的公民课本!”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一日,瑞芳永安煤矿四脚亭枫仔濑路分坑因涌水,发生了近年来最大的矿场灾变,那首《最后的王木七》则制造了一种黑色的悲剧:

垂死的废流,黑色的阶梯
凹洼的岩层,黑色的庙宇
巨大的墨水池,黑色的哀歌
沸腾的沟壑,黑色的唱诗班
呜咽的月亮,黑色的铜镜
粗重的麻布,黑色的百叶窗
纠缠的铁道,黑色的血脉
失火的矿苗,黑色的水坝

黑色的窗牖,水之眼睫
黑色的谷粒,水之锄铲
黑色的指戒,水之锁链
黑色的脚踝,水之缰辔
黑色的姓氏,水之辞书
黑色的搏动,水之钟摆
黑色的土瓮,水之忧郁
黑色的被褥,水之愤怒

枪声让一切失踪,独裁制造了镇压,新生是为了反抗旧腐,矿难永远是黑色的记忆……这是陈黎对于现实最真切的关照,人在这样的现实中活着,“以痛苦为不痛苦/以沉闷为不沉闷/以杀伐为不杀伐/以寂寞为不寂寞”,每个人都变成了“影舞者”,而陈黎的目的也很明确,是为了让台湾,让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他在“给中国少年”的《罚站》中说:“美丽的岛春天了。少年中国,/你为什么还罚站在习惯的教室里?”春天里的少年应该是自由的,是快乐的,是享受阳光的,但是却罚站在教室里,而且更为可悲的是,一切都早已经“习惯”。少年中国,是陈黎笔下的中国表征形象,但是这样一个少年,习惯于罚站在教室里,所以那些痛苦变成了不痛苦,沉闷变成了不沉闷,杀伐变成了不杀伐,寂寞变成了不寂寞,如此,又该怎样新生?

在这里,陈黎的书写是宏大的,他的愿望也是迫切的,但是很明显忽视了具体而微的现实,解构了真切的个体遭遇,在一种口号式的抒情中,“依靠着我们的脆弱巨大地存在”的矛盾和对立的张力也不见了。但是还好,在后面的《给时间的明信片》,又让目光返回到了对于个体的叙事,时间变成了诗歌的母题。在这里,陈黎的转向其实是为了在人的归属感中寻找自身的位置,当一个人“睡醒在空旷的成人世界”,他其实面临的是迷失,还好有一种叫做记忆的东西会将迷失的灵魂拉回来,“我们忽然想起?遥远的过去。母亲叫我们起床、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寒流》)”那里有“刚学会国语”的母亲,有不停抽着烟的父亲,有家族具体的故事,有和父母有关的误解、隔阂,即使如此,这一场和时间有关的“家庭之旅”也充满着生活的情趣:“那是我们共有的花园,悬挂在/永恒的时间的回廊/我们携带忧伤漫步其中/把多余的芬芳藏进口袋”。

于是,即使和母亲在街头擦肩而过,也有着一份浓浓的亲情;于是,即使时间制造了阴影和河流,我们也会等待开花结果而后和父母一样老去;于是,没有地址的明信片留在投寄的地方,我们也会学着越过枯枝,像鸟一样飞离……那一面隔墙有耳的墙还在,那一些“虚伪的两脚动物”还在城市里,那一个中国少年还被罚站,但是当“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裂了缝的胸前渗出”时,那“不是血。而是/光”–血已经凝固,光会驱赶寒意和死寂,于是在时间的明信片背面,“啊,世界/我们的心,又/合法而健康地淫荡起来了(《浮生六记·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