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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1970213·0350 |
| 作者：（美）拉·莫阿卡宁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94年1月第一版 | |
| 定价：7.80元 | |
| 页数：164页 |
拉·莫阿卡宁煞费苦心地寻找“东西方精神的对话”，而他找到的对话物是荣格的心理学与西藏佛教，两种不论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极其遥远的哲学形式，而莫阿卡宁在痛苦地寻找中仍然保持着自信：“将当代西方心理学体系与古代东方的精神修炼融合在一起是可能的，且受益匪浅，意义重大。”比如“治疗灵魂”，与从痛苦中解脱，比如神祈与原型。而最终莫阿卡宁得出的是一个带有更大普遍性的结论：“智慧是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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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7·1960303·0258 |
| 作者：（奥）弗洛伊德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4年11月第一版 | |
| 定价：11.30元 | |
| 页数：377页 |
以下是弗洛伊德的简介：1856年5月6日生于摩拉维亚，在维也纳度过了80个年头，神经病医生，在实验中提出了自己的心理学观点，引起了世界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震撼，1929年死于他乡英国。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潜意识、泛性论、死亡本能等观点成为心理学划时代的革命，并且由此影响了艺术、文学等人文领域。正因为他的卓越贡献，才能使他的思想体系引起了最大的争议，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我们之所以收效，或许是由于用某种意识的东西代替了某种潜意识的东西，把潜意识的思想改造成意识的思想。
–《第三编 神经病通论》
意识代替潜意识，或者潜意识改造成意识，就是把致病的矛盾变成常态的矛盾，或者是在精神病人和健康人身上找到一种相同的东西，它是压抑，它是消除这种压抑所赖以维持的抗力，而将压力转变为抗力，就是用一种替代的方式打通潜意识和意识，如同把隐梦变成显梦，把过失变成有意义一样，从精神病的症候中找到欲望的对象，建立通道，而弗洛伊德这种充满理性的分析显然在驳斥曾经病理学家在坚持和付诸实施的无理性研究，驳斥疾病的非道德和非美育成见，在解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外，建立潜意识理论。
这或者是革命性的理论，是触犯全人类的观点，“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的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所以在这两种触犯的成见面前，弗洛伊德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而“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承认潜意识的心理过程，是“对于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而在这个决定性步骤之上，则是另外一个创见，那就是认为性的冲动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甚至这些性的冲动，除了如荣格所说变成一种“内向”的历程，最重要的是转化为人类心灵中最高文化、艺术和社会的成就，“这是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而对于这样的结论，自然会受到各种争议，以及反对，所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接受挑战，在于用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但是，“如果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的证据，又没有公开参观的可能，那么如何去研究它，并相信它的真实呢？”所以弗洛伊德是从假设的命题开始的，他认为精神分析是神经错乱症的一种治疗方法，那么这种治疗方法一定是和其它医药的方法不同，甚至“常常相反”，而这种不同的方法，弗洛伊德用“你们”来指出其相反的属性，“你们常将机体的机能和失调，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用物理化学来加以说明，用生物学的观点作进一层的解释，而从来不稍稍注意于精神方面的生活，不知道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有机体最后发展的结晶。”那么在解剖学、物理化学和生物学之外，有着怎样特殊的研究渠道？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就是自我人格，“自我的人格的研究，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入门。”而这种自我人格不仅不仅疾病患者有，一般健康人也有，也就是说自我人格是一个客观存在，并非是一种病态现象。
弗洛伊德从过失开始寻找突破口，不管是舌误，还是笔误、读误，或者暂时性遗忘，都是一种德文中以“ver”起首的名词，也就是说它们在某一程度上具有相互关系。人们经常会讲错某一个词，而使整个句子的意义发生改变，这种舌误的经验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关键是为什么会有舌误？舌误的意义在哪？它是否会照见说话者内心的某种倾向？“别注视着我吧，你的眼睛征服了我，将我分为两半；一半是你的，另一半也是你的–但是我应该说是我自己的，既是我的，那当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珀霞对巴萨尼奥这样说，分成一半的自我里有你的也有我的，而“既是我的，那当然便是你的，所以一切都属于你了”。在文学艺术的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暗含了过失心理学中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一种过失里都有起“意向”，或是在心理过程中占据的地位，“舌误的结果本身可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心理过程，是种种有内容和有意义的表示。”因为你在讲出一句错误的话的时候，并非只是因为身体的疲倦，精神不集中，或者其他的客观原因导致了错误，实际上，在弗洛伊德看来，兴奋、分心、注意力不集中只是几个名词而已，甚至算不上是解释，它们只是心理过程表现出来的“帘子”，“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兴奋或分心究竟是为什么事而引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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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洛伊德：掀开了人类心理学的那道帘子 |
如何掀开帘子，看见里面的一切？弗洛伊德从舌误的实例中找到了过失的意义，那就是既有被干涉的倾向，也必定包含着干涉的倾向，前一种是客观原因引起的舌误，而后一种是主观介入必然产生的错误，而后一种更能揭示其心理学的意义，“一个人若忘记了一个熟悉的专名，即使非常努力也不能将它保留于记忆之内，我们便可以揣想此人对他必无好感，所以不愿回忆。”这是一种干涉的倾向，甚至是一种“遗忘决心”，也就是说，主体想办法逃避不愿去做的事、不愿去面对的人，不愿去回忆的过往，他有意将这一切放在表面错误的现象中。有一个实例是琼斯将一封已写好的信摆在桌上好几天，后来他决心投递的时候，却发现忘记填写收信人的姓名和住址，等到他补填之后，送到邮局才发现未贴邮票，于是不得不承认自己“隐隐有不愿将此信投邮之意”。看起来是遗忘，是失误，但实际上就是一种“遗忘的决心”，也就是主动的遗忘行动往往伪装成一种被动的经验，也就是从经验上解释掩盖了内心主动的那种倾向，掩盖了不同方式的预兆。
“动机既经消失，失物便可寻得了。”所以这种遗忘的过失往往具有动机，而被干涉的倾向和干涉的倾向在过失中总是含混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甚至偶然性，但过失一定是具有意义的，这便是弗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的一个前提条件，而从过失心理学转变到对于梦的研究中，也同样遇到一个意义的确定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对于梦的研究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被认为“绝对可耻”，因为梦“既不合于科学，又有倾于神秘主义的嫌疑”，而且梦的对象又是不易确定的，这比研究舌误等过失心理学要困难很多。在以前的研究者看来，梦不是一种心理历程，它没有规律性，也就没有理性意义，完全是物理刺激在心理上的表示，1876年宾兹说梦是一种无用的、病态的物理历程，而莫里把梦比作是“一种舞蹈狂的乱跳，和正常人的协调的运动相反”，甚至在古人看来，梦仅仅是一种比喻，是一种“十个指头在钢琴的键盘上乱动”的声音而已。
但是种种观点，对于梦来说却寻找到了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和睡眠有关，而睡眠的情境是：“我不愿和外界有所交涉，也不愿对外界发生兴趣。我去睡眠以脱离外界而躲避那些来自外界的刺激。”这种逃避观恰好是释梦的一个突破口，为什么在不愿和外界交涉的睡眠中会出现梦，梦是一种对睡眠的破坏，还是对睡眠的维护？睡眠的象征意义是人对刺激的隐退，“像个球似的蜷曲着身体，和在子宫内的位置相似。”这当然不是入世，而是出世，是一种对温暖、黑暗世界的回归，而梦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到外部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起源于内部的刺激，就像过失心理学一样，一方面是被干涉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干涉的倾向，而在这两种意义的混合影响下，梦便有了第二个共同特性：“梦中大部分的经历为视象；虽然也混有感情、思想及他种感觉，但总以视象为主要成分。”也就是将梦景由抽象变为具体，变为视像，在这种“梦的工作”下，梦一定是心理的现象，而不单是躯体的现象，甚至对于做梦者来说，他明白自己梦中的意义，“只是他不知道自己明白，就以为自己一无所知罢了。”
“他不知道自己知道，只相信自己不知道。”这是释梦的一个难点，也是一个突破口，也就是说，意义必定是存在的，而这种意义便是潜意识的作用，只不过潜意识转变为意识的过程，很多梦者并不知道。所以对于梦的意义解读，重要的是能“能推知梦的起源，和梦所由起的思想和情感”。如何推知，需要的是联想，需要的是代替物，“我们或可假定一个梦的元素的联想不仅因那元素而定，而且决定在意识内的原来的念头。”或者这仍是一个假设，在这个假设中，对于潜意识的代替物，弗洛伊德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规律，一是不去理会梦的表面意义，无论是合理或者荒谬，无论是明了还是含糊，都要把表面意义放置在一边；二是必须随时唤起代替物，不管和梦的元素相离多远，只要能找到替代物，便是一种突破；三是，“必须耐心地等着我们所要寻求的那些隐藏的潜意识思想自然而然地出现”。这三个规律其实是将梦的显意通过联想的方式找到隐意，也就是找到潜意识里的意义。
如何是梦的显意？在刺激的心理作用下，梦在睡眠中起到一种调解的意义，也就是说，在睡觉中我们以梦的方式经历欲望的满足，而在满足愿望之后，同样持续着睡眠，所以说，“梦是用幻觉的满足来消除侵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方法。”梦是对于替代物的化装，梦是对于刺激的检查和反抗，梦是隐意的象征，在梦的压缩、移置、意象及润饰下，梦返回到隐意状态，也就有了释梦的意义，也就是说梦又回到了原初的状态，就像回到了人的幼年时期，而在“潜意识就是幼儿的心理生活”的信念之下，弗洛伊德从伊谛普斯情结、乱伦等梦的倒退作用中，“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而这种倒退作用，则揭开了欲望的满足性质，在这化装和倒退的相互作用下，弗洛伊德便建立了梦的动机：“因为在化装的梦中，欲望的满足并不公开表露，而是要我们去追寻的，所以要证明它，便不得不等到梦已得到解释之后。我们又知道，化装的梦所有背后的欲望是为检查作用所禁止排斥的，而且正是这些欲望的存在，才形成化装的原因和检查作用的动机。”
也就是说，“梦是欲望的满足”，而弗洛伊德的计划，并不仅仅在于梦的分析，而是“想以梦的研究作为神经病研究的引线”。与梦的显像一样，神经病表现的是“症候”，这些症候性动作是偶然的，也是随机的，但是其背后也都有意义、目的和动机，也有其必须的心理背景。弗洛伊德分析了强迫性神经病、创伤性神经病，他从布洛伊尔的发现得出结论：“不仅症侯的意义总是潜意识的；而种症候和潜意识之间还存在一种互相代替的关系；而症候的存在只是这个潜意识活动的结果。”而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将潜意识的某事转化为意识的某事。而这种转化，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是将原属潜意识的缺失的记忆补充起来，消灭健忘症，然后再打通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通道。
缺失的记忆在哪？该如何进行补充？弗洛伊德认为，通过释梦的方式可以用联想发现潜意识的材料，而病人在其中必然会有抗拒，也就是在压抑中产生了某种疾病，所以必须消除压抑，消除抗拒力量。不管是同性恋，还是虐待狂，甚至被虐待狂，他们都是在一种压抑中走向了性的倒错，而从孩子的性活动分析，他们都在倒错的性活动中寻求到一种发泄和满足，比如吮吸自己的手指的“自淫”，这是对于吸乳的模仿，比如在排便中获得的快感就是一种满足，所以从儿童入手，弗洛伊德指出了性本能的意义，和饥饿一样，性也是本能，就是里比多，如果得不到本能的满足，就会产生压抑，就会引起精神病，“人们若没有满足自己里比多的可能，就容易患神经病–所以我们说人们由于被“剥夺”才得病的–而且他们的症侯乃是对失去的满足的代替。”
“神经病起因的见解：第一是性的剥夺这一最普通的条件，第二是里比多的执着（迫使性神经病进入特殊的途径），第三是自我的发展既拒斥了里比多的特殊的激动，于是乃产生矛盾的易感性。”这是弗洛伊德建立的神经病机制，而里比多是必须附着于一种对象，一个幻念，而这种对象和幻念就是症候，一方面是无法满足表现的神经病，但是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如荣格所说的“内向”来发泄里比多这种本能的积聚，或者通过艺术的手段返让幻念回到现实，不管是客体里比多的应用，还是自我里比多表现的自恋，都是一种性的活动，也就是通过这一途径，将潜意识变成了意识，用意识代替了潜意识。
所以对于神经病人的治疗，弗洛伊德指出必须要将本能释放出来，“一个神经病人的里比多究竟在哪里呢？很容易找到：它依附于症候之上，而症侯则给它以代替的满足，使能满足现状下的一切要求。因此，我们必须控制病人的症候而加以解除—一这正是病人所求于我们的工作。”这是一种对道德的颠覆，但是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的工具，其意义在于揭露心灵的隐事，消灭内心的抗拒，“抗力若被克服，病人的心理生活就会有持久的改变，有较高级的发展，而且有抵御旧症复发的能力了。”而起在弗洛伊德看来，并不是神经病人有这样的压抑和抵抗，健康的人也有里比多的释放问题，“它是一种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差异。”一个健康的人，在实质上，也算是一个神经病人，“但他似能加以发展的症候则只有梦而已”。
虽然弗洛伊德从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梦和神经病入手进行精神分析，虽然只是以给学生介绍精神分析的简单阐述做出推论，虽然没有在其它人文科学上作更充分的论述，但是对于潜意识的发现，对于性冲动的研究，都为现代精神分析心理学派甚至文艺创作学打开了一扇革命性的大门，从潜意识到意识，从症候到本能，从显意到隐意，人类在另一种意义上开始理解自己，开始看到了心理隐藏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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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1960128·0249 |
| 作者：（美）弗兰克·戈布尔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87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2.00元 | |
| 页数：204页 |
由于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的人” 和“人类潜力”引入到心理学，使他的心理学不同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从而成为心理学历史上的新思潮，这种对人类主观作用的肯定而使马斯洛成为一个人本主义哲学家。当然，马斯洛对弗洛伊德哲学仍有其不自觉地继承，只不过这种继承更多是一种选择性的批判。
本书由马斯洛的五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浓缩而成。
我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
—马斯洛
在2020年的2月打开1996年1月的记忆，显得苍白而模糊，24年前，应该鼠年还没有到来，24年前，我还在某所学校里读书，那时，应该是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有目的或没有目的地在杭州城北地带，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一个拐角处，看到了随地而摆的书摊，停下车，走过去，蹲下来，然后挑挑拣拣，便看到了这本《第三思潮》，那时对“第三思潮”是陌生的，就如对这条从未骑行经过的街道，那时对马斯洛是有所耳闻的，就如对这个我半年后离开的城市。在陌生和有所耳闻中，买下了这本只要2元钱的书，然后放进了我的书库里–;24年来，似乎一直未曾真正打开过。
只是因为陌生而有所耳闻，便购买了地摊上的一本书，对于当时的目的很是迷惑，即使24年后的今天想来，大约也只是一次偶然：偶然骑行，偶然瞥见，偶然买下–在没被真正阅读之前，一切都似乎在偶然中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时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当24年后开始打开这本当时就泛黄的书，当阅读完之后再次去检阅当时九品书库里的介绍，似乎24年就隔开了现象和本质，隔开了想象和事实：“本书由马斯洛的五部著作和百余篇论文浓缩而成。”这是图书介绍的最后一句话，而其实，这本书只是弗兰克·戈布尔对“第三思潮”的马斯洛心理学进行了科普式的介绍，根本没有马斯洛的五部著作，更没有百余篇论文的影子。
介绍是一种明显的误读，是没有进入之前的耳闻和摘录而已，但是当编号指向了确切的时间，当记忆在模糊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为什么还会有误读？简单的介绍是无法抵达真正的文本，是不是这一种误读也在弗兰克·戈布尔的这本书里？对于马斯洛心理学的陌生，对于第三思潮的隔阂，其实在阅读完这本书之后，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而这只不过是弗兰克·戈布尔对马斯洛心理学一种非常浅显的注解，即使最后几章谈到了马斯洛心理学在社会变革及管理学中的应用，包括针对美国犯罪、违法、酗酒、嗜毒或失败，通过“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别人”，通过建立健全的人际关系来解决，包括曾经是罪犯的威廉·桑兹在马斯洛心理学启示下进行了对罪犯改邪归正的“七个步骤”方法实验，包括加德纳·墨菲运用马斯洛的研究，在《人的潜力》中提出了开发人的潜力，在美国建立九十多个潜力开发中心，包括耶鲁大学教授克里斯·阿吉里斯博士在马斯洛心理学影响下，提出了个人精神健康问题，“正是对相对健康的个人的研究，导致了对人的责任和义务的重新强调……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相信自我尊重、自我接受和心理成功是构成我们社会中个人精神健康的主要因素。”包括美国线性系统公司经理运用马斯洛基本需要理论，通过“尤塞琴管理”来维护工人自尊心从而大大提高企业的效率……
马斯洛心理学运用到社会管理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回到弗兰克·戈布尔的这本普及型书籍，关于马斯洛，关于马斯洛心理学，关于第三思潮，其实缺少一种系统论，当然更缺少对心理学真正有深度的阐述和批判。所以从知识层面，和24年前偶然发现而购置一本书一样，从来都是一种对于知识的获取。但是，当24年后进入到弗兰克·戈布尔的知识世界里，疑惑总是会产生出来：马斯洛为什么会发展他的自我实现理论和人的潜能研究？第三思潮真的可以超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华生的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上具有新的开拓意义？马斯洛心理学是不是还有明显的理论局限性？
“第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时间的序列，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到华生的行为主义，这两种思潮在马斯洛心理学之前，而马斯洛在研究心理学，提出著名的“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的潜力”的概念过程中，是在否定前两种思潮，但是更多是继承，在继承中否定，在否定中创新，或者是“第三思潮”在心理学序列中的意义所在。但是，在弗兰克·戈布尔看来，马斯洛心理学似乎是对于前两种思潮的全盘否定，他认为弗洛伊德感兴趣的是精得错乱者、实验室和精神病人，也就是说是不健康的人，而马斯洛唯一关注的是健康的人；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无意识的动物本能，是原始的，反社会的，非理性的，所以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而作为结果的自我成为心灵的一部分，联合本我于超我的力量来决定行动，这种行动压抑自己的冲动，最后导致的对社会的某种仇恨，“仇恨植根于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友爱关系之中。对对象的恨比爱要古老。”而马斯洛完全抛弃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对畸形的人、不成熟的人和不健康的人进行研究，就只能产生畸形的心理学和哲学，“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筑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而这种健康的研究方式就是对于弗洛伊德所说观点一种纠偏：本能“不是丑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良好的”。
对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弗兰克·戈布尔认为，和弗洛伊德把动机的重点放在深层的内在冲动和驱策上不同，华生的行为主义把主要动机的重点放在外在环境的影响上，而他们的理论研究中毫无一丝主观色彩，“行为主义者把诸如感觉、认识、意向、欲望、目的、甚至思想与感情等一切主观定义的词汇都从他的科学词典中剔除了出去。”所以马斯洛对行为主义理论持怀疑态度，“我认为机械论的科学（它在心理学上表现为行为主义）并非谬误，只是太狭隘，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综合性的哲学。”因为华生专注于对动物的研究，把人也当成动物之一种，所以马斯洛要发现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极大不同，要摆脱机械论，要重建人本主义心理学，所以在否定华生行为主义之后，马斯洛提出了以综合性的哲学思路来构建心理学–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对华生行为主义的否定，而其实，马斯洛是要把两种思潮结合起来，既要包括对行为的内在、固有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又要对外在的、环境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从而达到综合性的意义。
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这种综合性的心理学关注中性的本能，关注健康的人，最重要的标志是第一次把“自我实现的人”和“人类潜力”的概念引入了心理学的范畴。但是，除了他对于弗洛伊德主义和华生行为主义进行批判和否定之后创建了自己的心理学，马斯洛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步？为什么会提出不同的心理学观念，这和马斯洛自身的经历有什么关系？或者说，马斯洛是不是也是自己心理学的一个直接样本？对于这方面，弗兰克·戈布尔显然也没有更好地阐述，他只是介绍马斯洛的成长过程中，说到了他童年的孤独，说到了他工作的艰辛，说到了他结婚很早，说到了他没有机会参军，但是这些经历似乎不能构成一个样本意义。但是，马斯洛说过：“我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这句话或者可以成为他专心开始研究心理学的一条重要线索，他在描述自己童年生活时说，“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作为一个在非犹太区里生活的唯一犹太籍孩子，马斯洛的这种孤独感一定是强大的，但是弗兰克·戈布尔只是做了一个简单介绍，并没有和他日后的研究联系起来；弗兰克·戈布尔认为，1941年12月7日是改变马斯洛生活方向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一天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本来马斯洛会在战场上思想自己的价值，但是因为年龄太大，所以马斯洛没有机会从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决心贡献毕生精力去寻找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这就是“为和平会议桌所用的心理学”，这种更有用的理论似乎是为了弥补无法参军的遗憾，但是按照马斯洛的观点，他想证明的是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所做的研究是和战争这种丑恶的东西相对立的，是为了构建一种人类的美好，但是弗兰克·戈布尔显然误解了马斯洛的这种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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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被标签化的第三思潮 |
马斯洛最著名的观点，一个是人有自我实现的需求，另一个则是相信人类具有大量尚未加以利用的潜力。关于自我实现，是从基本需要理论而来，从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生存需求，到安全需求，到爱和归宿的需要，再到对尊重的需要，最后才是人的自我实现理论，这是人的一种发展需要，即存在的价值，马斯洛认为，人的这种高级本质要以他的低级本质为基础，否则，高级本质就会“倒塌”，“有关‘高级需要’的推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侧重点。”而他列出的存在价值包括完整、完善、完成、正义、活跃、丰富、单纯……关于这个人的自我实现，马斯洛的一句名言是：“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
人的自我实现是不是一种可以忽视现实的主观评价？是不是一种唯心论的主观主义？甚至会不会无限放大人的潜能？在大学时代，马斯洛就对自我实现有着好奇心，他之后所研究的第一批年轻人就是两年名大学生，后来他还挑出了布兰代斯学院百分之一最健康的人，这些人都被他称作是“不断发展的一小部分人”的代表，从理论和实践中，他认为，一个有出色认识能力的人，会有更强烈的自我实现的决心和意志，会有更清醒的是非观，会有对未来更准确的预感，所以他们较少受到欲望、焦虑、恐惧、希望、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歪曲，他们更具有创造性、自发性、独立性和个性的统一，他们很少抑制自己的感情，他们很少有自我冲突，他们乐于与人相处，他们的爱情和婚姻都健康幸福。弗兰克·戈布尔认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是一种“心理自由”，也正是在这种心理自由中，人才会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力，走向自我实现。
但是这种对人的潜力的挖掘，如何不成为一种忽视客观条件的心理控制论？弗兰克·戈布尔显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似乎在马斯洛看来，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它组成了心理学关于人类冬季的普遍理论，甚至弗兰克·戈布尔举例说马斯洛在年轻时想要进田径队参加比赛，那时在十分钟之内跑完一英里被认为是绝对做不到的，但是马斯洛却将这种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可能，所以弗兰克·戈布尔说：“每一次刷新记录都表明人的潜力在这些项目上有所增加。”不可能变成可能，是因为激活了人的潜能，但是人是不是有一种无法超越的极限？如果单一依靠潜力论来激发人对于极限的突破，那么会不会陷入主观主义？就像马斯洛的“顶峰经验”，到底在什么意义上人会有这种“感到敬畏、强烈的幸福、狂喜、完美或欣慰的时刻”？
马斯洛所研究的人的潜力一定是在某种范围里的突破，当然他所研究人的潜力更重要的意义是激活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也就是在过程中才能有顶峰经验，才能有幸福、狂喜、完美和欣慰的时刻，才能不断自我实现。而这种持续性的过程，也是马斯洛所说的“心理发展”：人需要发展并运用他们所具有的才赋，以便自己发展并达到自我实现–这就是精神健康。但是弗兰克·戈布尔似乎也并没有充分阐述人的自我实现的欲望机制，人的潜力和心理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是拿年轻时田径比赛的超越性结果来证明马斯洛所说的“一个人能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似乎有些断章取义了。
马斯洛提出了“尤塞琴管理”方法，马斯洛尝试研究人类动机的普遍理论，马斯洛积极倡导建立“协和社会”，都是他将心理学具体运用到社会管理的实践努力，当他提出教育在社会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当他认为社会必须学会识别最适于做领导者的人，当他把成功与能力紧密相连看成是一个成功社会的标志，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恶？是不是用改良理论对社会和个体存在的不健康问题进行了妥协？甚至是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对这些问题弗兰克·戈布尔也没有从心理学层面、社会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他只是简单展现了马斯洛实践成功的一面，却没有剖析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当马斯洛运用“尤塞琴”的Y理论进行管理，是不是当领导者对工人进行鼓励和理解，就不会产生对立？就不会引起矛盾？Y理论只是对专制主义的X理论的扬弃，只是用尊重的态度改变逼迫、控制、指导的管理方法，这种把成功只取决于领导是不是优秀，人格是不是健康的观念，真的是对于马斯洛心理学的一种简单化处理；而在社会变革中，弗兰克·戈布尔又指出，马斯洛其实对战争深恶痛绝，但是他向往的却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同样是期待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一个能推进社会改革的领导者，同样希望社会的全体国民都有自我实现的欲望，有心理健康的渴求。
实现自我变成了唯一的目的，人的潜力成为了共有的目标，弗兰克·戈布尔在对马斯洛心理学最简化的介绍中，一切都变成了平面式的存在，变成了一种不触及思想的知识，就像24年所隔开的现象和本质、想象和事实一样，它只是偶然出现在街头拐角，只是陌生而有所耳闻中被购买，马斯洛、第三思潮，高峰体验（顶峰经验），或者都是和自我实现、人的潜力无关、拾掇起来的标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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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8·1960125·0247 |
| 作者：（瑞士）皮亚杰 | |
| 出版：商务印书馆 | |
| 版本：1981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12.00元 | |
| 页数：113页 |
皮亚杰（1896–1980），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儿童心理学有深入地研究。本书1970年出版，对“认识的成长问题”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他从时间、速度、守恒、偶然性等物理概念大发展而影响到儿童的认知世界的成长，否定认识先验论。当然，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也是对认识论的建构，而不是仅仅指儿童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讲，皮亚杰是一个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我们认为关于认识的发展心理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这个信念从下述事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所有科学，包括高度发展了的科学，都是以处于不断发展之中为其特征的。
–《英译本序言》
当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他是如何建立他的认识体系的？是仅仅凭借感觉建立世界的联系，还是通过概念进行归纳建构的？这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不断发展”，也是从儿童世界的活动方式，皮亚杰试图建立关于所有科学的发展逻辑，也就是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科学，是调节、同化、平衡的过程，是抛弃了经验论的前进，是否定了预成性的结构，这是皮亚杰在某种否定意义上建立的轨迹，这条轨迹为所有科学历时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而在这个发展为其特征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返回源点，返回初始，以“向生物学家学习”的态度，寻找发生认识论的建构模式。
既然认识是从开端走向发展，在时间意义上就不可能是共时性的，皮亚杰在引言中就明确这一种认识结构是“非预成性结构”，他认为，认识既不能看成“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论了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预先决定了的”，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绝对的开端隐含着某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甚至是神性意义上的决定论，这样“绝对的开端”不仅否定的是主体有效和不断的建构，也扼杀了客体在内部结构中的认识原理，所以只有从“无限地往回延伸”的起源论上，才能找到主体和客体的发展轨迹，才能形成一种既能认识高级水平的认识，也能从低级形式的认识中找出规律的科学方法，从而可以将包括主体、客体和认识中介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使它们丰富起来。
如果把主体设成是出生之后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孩子，那么客体就是依存在主体意义上的客体，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并不是预设的，也就是说，在他们之间发生联系的是中介，“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但这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完全没有分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中介是什么？它是如何在建构中让主体和客体发生相互作用？
有人认为一开始的中介是知觉，而皮亚杰认为这是“唯理论者太轻率地向经验主义所作的让步”的结果，在他看来，第一中介是可塑性要大得多的活动本身，他把活动区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在全部言语或者全部表象性概念以前的感知运动活动时期，另一个阶段则是由言语和表象性概念这些新特性所形成的活动的时期。实际上，他把作为中介意义的感知运动和概念形成都看成是一种活动，而这些被纳入体系之中的活动在双重建构中就具有了主动性、连续性和传递性。
而在活动作为中介的两个时期，皮亚杰又把它们分成四个阶段：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前运演思维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在感知运动水平阶段，婴儿把每一件事物都与自己的身体关联起来，也就是他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是一个中心，但是婴儿缺乏意识，最早的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分化，也就是说，自身中心化是无意识的，按照心理学的解释，皮亚杰称之为“没有自恋者的自恋”，也就是说活动在发生，但是并没有实现主客体之间的分化，所以婴儿在每一个活动中都各自把身体本身直接和客体联系起来形成孤立的整体。但是随着认识的发生，随着智力的发展，符号功能得到体现，他们在活动中便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也就是说，主体的身体也被看成是诸多客体中的一个，当主体开始意识到自身也是活动的来源，是认识的来源，所以和主体的活动本身发生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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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亚杰：唯物论的结构主义者 |
皮亚杰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主客体实现了分化，使得客体实体化，而当在实物动作水平上消除了自身中心化，也便开始了与符号功能的结合，使表象或思维的出现成为可能，这是认识的极大发展，这个过程是主客体的相互同化，皮亚杰认为，同化是“指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或者甚至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结构”，主客体纳入到格局中，而格局本身就具有某种建构功能，这里便出现了尝试使事件再次出现的再生性同化，出现了把另外“悬挂着的客体”也同化到同一格局中的再认性同化，出现了如重复这一种活动的概念性同化，这三种同化方式一个紧跟着另一个，使得格局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而随着语言、象征性游戏、意象等的出现，通过选择和形成表象性格局带来了有意识的觉察，也就形成了内化和概念化的活动，这便是从感知运动水平阶段进入到前运演阶段。在第一水平时期，主体内部进行协调，向着未来运演阶段的方向发展，而客体也在外部协调的方向上形成了广义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连续性的活动压缩成为一种表象性的整体，这样的同化在特征上就具有了一种量上的规定，“所有”和“某些”有了分野，而不同的特性可以归结为不同的类，所以具有了产生概念的条件。但仅仅是条件，皮亚杰认为，在前运演阶段的第一水平中，主客体之间的唯一存在的中介仅仅是一些前概念和前关系，而赋予客体的因果关系也还是心里形态的，没有从主体的活动中真正分化出来。
而从五岁到六岁开始，孩子开始解除自身中心化，通过皮亚杰命名的“组成性功能”来发现客观的关系，虽然是一种概念化的过程，也产生了客体及其力量向活动本身的简单同化，但是对于主体来说，还没有察觉到，而且组成性功能是定向的，不是可逆的，所以它无法实现系统的守恒，甚至它也无法离开活动本身，不能在推理意义上形成一种概念化的中介，当然在逻辑意义上也仅是能够区分个体和类。
具体运演阶段要出现在七岁到八岁的时候，它的标志是概念性工具的发展，当内化、概念化的活动取得了可逆性转换的资格，当某些变量可以在系统格局内保持不变，当协调之后可以形成一个闭合的系统或者结构，那么认识论就到了具体运演阶段。在这个阶段的第一水平上，运演成为可逆的过程，当孩子依照顺序排列十来根长短差别很小的棍子，他会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来建立序列，这是一种“调节”，在这个调节过程中，儿童不是在事后进行错误的纠正，而是在活动过程中进行改正，也就说说，儿童已经在正运演和逆运演的相互作用下“预见和回顾”，“运演形成了在控制论中有时称之为‘完整的’调节的那种东西。”完整的调节，就是在建立一种系统的闭合性，系统的闭合性获得的是必然性，也就是说，系统的传递性和守恒性已经出现，所以在这个阶段，三个方面的运演开始了，一种是“使高级结构从低级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反身抽象”，它产生了归类关系和顺序关系；第二种是通过协调朝向系统整体；第三种是通过自我调节的协调，是系统在正反两方面达到平衡——产生了归类关系，具有了整体性和可逆性，从而保证了整体的守恒性。
而到了第二水平，运演性质本身却暴露除了缺陷，也就是在因果关系中形成了一种新的不平衡，儿童试着去分析归纳性问题的函数依存关系，比如反射角和入射角的关系，会发现在协调上的一般能力，但是并不能建立完整的因果关系，只是在类与类之间发现对应关系，这种不能通过架设进行推理的局限性，在皮亚杰看来，恰恰是为形式运演创造了可能，也就是说，逻辑数学运演的发展和因果关系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形成的具体运演阶段的自相矛盾局面，为形式运演打下了一个基础。
从儿童的符号功能阶段把活动压缩成表象性的形式，到把预见和回顾协调起来产生可逆性的结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单纯处理的是客体，甚至是实体，而到了十一岁到十二岁的形式运演阶段，纯裸机数学关系开始建立：它开始提出假设而不是单纯地处理客体；他面对的是和类、关系相关的命题，而不是符号和概念；他运演是自主的，不是只具有因果关系的实物；运演的模式不是遇见和回顾，而是超时间性的——“这种特性是纯逻辑数学关系所特有的”。所以在形式运演阶段，假设、命题、超时间性的逻辑和数学关系，构成了一种将主体的运演和客体的因果关系从混乱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对一种新东西的建构过程。
建构新东西是认识论的一个目的，更是一个过程，它是动态的，是运演的，是发生的，而皮亚杰从儿童的认识论源头开始建立的这一条轨迹就是为了去除发生论的错误思想，在传统的发生学里，有人认为运演的发展是“由于现实与环境的强制因素所提供的外源信息产生的”；有人把主客体的“逐步的符合一致”归因于一个共同的遗传本源；也有人认为逻辑数学的建构，其实是在心理发生之前就存在的，所以不管是拉马克的经验主义，还是流行的天赋论，不管是从本能到智力的演变，还是自我调节系统的建立，在皮亚杰看来，这些观点都具有某种共时性的特点，也就是把认知的结构看成是预先形成的，或是在重新组织的主体中预先形成的，甚至所谓的认识论都是从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出发的，而忽视了心理发生的作用，忽视了建构的过程，忽视了历时性的研究，他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结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的（或较复杂的）结构。”
在对儿童发生认识论的源头进行分析之后，皮亚杰也从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的认识论进行考察，他认为，建构结构不是主体有意识地想到什么才慢慢形成，而是当他解决新问题时通过运演的“做”来建构，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过程，是超越的意义，所以在逻辑上，“我们就可以把逻辑看作是这些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的超越这些结构。”在数学认识上，皮亚杰认为，数学完全具有假设、推理的演绎性质，所以“全部数学都可以按照结构的建构来考虑”，而物理学要求的运演，不论是作为主体的物理学家的运演还是包括在客体的作用中的算子的运演，他认为“物理学总是这样那样地与一些起结构作用的运演有关，而不仅与最后将要在预先给定的结构中去发现出来的有用的步骤有关。”
所以皮亚杰从发生认识论出发，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新特点，从生物学的意义上，它是创新和演化的必然：“所有创新都会为新的可能性——从生物的变化开始，直到人类活动和技术所特有的建构为止——开路，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无可否认的。”在数学和其他领域中，正是为了达到可能性的王国，就必须通过有效的建构作用，通过逐步的过程，连续加工制成的，建构构成结构，结构对认识起着中介作用；结构不断地建构，从比较简单的结构到更为复杂的结构，其建构过程依赖于主体的不断活动。而正是这种不断发展的过程，使得科学具有了永恒探索的意义，“因此，发生学方法就对建构主义的概念提供了支持；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无论我们的结果是多么地不完全，尽管还有广大的领域尚待探索，我们对发生学方法的前途还是抱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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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2·1960122·0245 |
| 作者：（瑞士）荣格 | |
|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 |
| 版本：1992年2月第一版 | |
| 定价：7.20元 | |
| 页数：185页 |
相对于荣格庞杂的分析心理学来说，本书只是一本启蒙式的小册子，它只是很表面而肤浅地介绍了荣格心理学的作用和内容，从梦的分析到词语联想等富有操作性的方法，展现了荣格心理学的一个侧面。本书为荣格为当时伦敦一诊疗所医生所作的五次讲演。
整个容器是中心，并且他纠正了倒在一边的花瓶，使它站得很稳固。所有这些都表示出他真的想使自己得到矫正。
—《第五讲》
对称而完整的花瓶，稳定而不倒的花瓶，里面有深海之中的鱼，有黑暗之中的蛇，有闪亮的星星，有裸体的阿妮玛的形体–背朝上躺着，那些星星像是开出的花，还有新月，当然还有破坏了和谐的分裂线。这是一幅画？还是一个符号？传递着神话般的美学信息？还是一种混乱的臆想？
182页，很确定地被放在书页里，命名为“图15 一幅病人画的画”，作者是病人，读者呢，是诊断这个病人的贝内特，是分享心理学的荣格，或者也是讲座上看到这幅画的那些医生和专家，甚至也包括打开一本书知道了什么是无意识的我。一个作者，无数的读者，当一幅命名为“图15”的画被不同的人阅读的时候，谁能阐释其中的意义，谁能提供一个病人关于梦的解析，谁又在积极想象中构筑一个无意识的空间？或者，再进一步的疑问是，一个病人当做完了某一个梦之后，当他拿起笔在纸上画下这幅画的时候，他自己也成为了对于梦境的一个读者。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唯一的作者和无数的读者之间，在一个梦和被阅读的画作之间，到底应该建立怎么一种联系？荣格说结构是对称的，花瓶是不倒的，他看到的是一个“改善”的梦境；他说生活在深海里的鱼，黑暗之中的蛇，它们都是在地狱中出现的动物，他看到的是一个“交感系统”；他说星星预示着无意识的占星学，裸体的阿妮玛是无意识的人格化，月亮是无意识的象征，他已经深入了无意识的原型世界；他说，病人沿着建设性的思想正在走下去，是“完全有希望痊愈的”，因为阿妮玛的出现是良好的信号。
这是梦中的情节，这是绘制的画，这也是“他说”的结论，花瓶不向各方分散，是纠正了倒在一边的驱使，所以站得稳固的结果“表示出他真的想使自己得到矫正”。而得出这个结论，对于荣格来说，是分析的产物，更是对比的结果。另一幅画被命名为“图14”，在之前的第179页，也是他画的另一幅画，一只粗糙的碗或花瓶，里面的东西是不活动的，被分裂线隔开在各处–像蛇一样的动物，像开放的花，像黑色的山丘。也是唯一在梦中的作者，也是包括作画者、医生、荣格、听讲者和我这许许多多的读者，但是荣格说：“这幅图的环形观念是病人的最初意图，想寻找中心和整个心灵的容器，但是他没有成功。这幅图表现出了不均衡，花瓶倒向左边，向着无意识的一边，所以无意识仍相当有力。”
不均衡的图和对称的图，寻找中心的意图和形成封闭结构的努力，倒向一边和稳固存在，图15和图14，以及最后精神分裂的心态和“想使自己得到矫正”的目的，当这两幅图以这样的方式被解读的时候，还是病人在梦中呈现的无意识？一个病人当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告别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哪怕是一醒来就绘制在梦中出现的这幅画，也完全是建立在醒来的意识之上，而当医生内贝特、荣格解读这张图的时候，更是带着自己的意识，甚至是完整而综合的知识：图15的动物象征着交感系统，占星学暗示着宇宙，裸体的阿妮玛是一种人格化，月亮是黑暗世界，是阴性的称谓，分裂线破坏了和谐，被纠正的花瓶是为了使自己能稳固得得到矫正……
“这些图像把魔力注进我们的心理系统中，使我们得以医治，我们也要把自己注进图像中去。”这是荣格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医生的目的论，当一个病人绘制了图画，又在医生面前看到了这幅图画，荣格说，这样便发生了双重作用：“当他们看图时，他们便感到自己的无意识已经得到了表现。客观的形式反过来又影响他们，他们被陶醉。图画的暗示影响又反作用于病人的心理系统，引起他所赋与图画的相同的效果。”荣格把这种效果看成是运用偶像、圣像、神像的理由所在，实际上就是体现着集体无意识。从个体无意识的梦境到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一切起先建立在不被人识别的系统中，而最后，却在图画、解读中变成了意识，变成了知识，变成了心理系统，而无意识变成意识的时候，它还是那个原汁原味、不被人认识的无意识吗？或者说，当自己和别人的意识来解读无意识的时候，那种无意识是不是就已经变成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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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格：我们尚未理解梦的语言 |
“意象能预示梦，用了意象后，梦材料开始逐渐消失。在意识心灵所关系到的范围内，无意识便逐渐缩小。然后你使得到创造形式的全部材料，而且对梦的素材有很大益处，它加速了成熟过程，因为心理分析就是一种加速成熟的过程。”荣格借用老教授斯坦利·霍尔下的定义来认识梦和意象之间的关系，显然就是一种意识的解读，那么当意识进入到心灵的范围里，当无意识逐渐缩小的时候，这种变化过程是不是朝向一种矫正的方向？荣格在伦敦塔维斯托克诊疗所给200名医生所做的讲座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疾病，所以他的目的是诊断，是医治，是矫正，是发现，是用意识的手段来解析无意识，但是这种医治在荣格看来，更在于纠正知识中的谬论，在他看来，旧医学的真理是以毒攻毒，而他所要倡导的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来疾病，“医学心理学应当不使自己成为病态的片面性和视野狭窄都是人所皆知的神经症怪僻。”所以他在第一讲的时候，就开宗明义地表示，心理学是意识的科学，然后，心理学才是无意识心理产物的科学。
意识和无意识到底存在着一个怎样的关系？荣格绘制了一幅功能十字图，中心是自我，高处的一端指向思想，低处的另一端指向感受；左侧指向直觉，右侧是感觉，他认为，在相反的对立面，一个个体不可能同时拥有同样完善的对立物，也就是说，当思想高度分化的时候，感受就是无分化的，而当感觉强大的时候，直觉反而是弱化的，是逃避现实的可能性。而荣格注重的是那些较低层次的功能，他认为，感受和直觉等，都是和内在原始人格相联系，也就是说，在较低级的功能中，我们都是原始人，而较高级功能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在自由意志的控制下。
自由意志控制的东西似乎已经被人所认识了，但是那些在自由意志下的东西，却往往被人忽视，也就是说，意识是一种知觉的产物，它定向于外部世界，所以它是一种外层心灵事实的领域，主要是由感官作用而获得的外界事实，包括感觉、思维、感受和直觉，但是在外层心灵事实领域之外，还有一个内层心灵，它的功能包括记忆，包括意识功能的主观成分，而再下去，就不是功能意义了，而是事件了，掺进了情绪，再往下，则是“侵袭”：“这里的阴影部分即无意识部分，具有充分的控制力，以致它能够闯入意识区，使有意识的控制达到最低点。”这种对意识的侵袭包括正常的神思恍惚以及神经症。
从荣格对心理结构图的分析可以看出，意识和无意识是一个整体，一种定向于外部，一种在内部，而这内部和外部的分界在哪里？而这也正是区别意识和无意识的重点所在。荣格认为，相对于意识，无意识是巨大的，是连续是，是不可知的，是继续成长的，而无意识总是以特别的方式进入到意识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最初的事物很明显是无意识，意识其实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形成的。”所以，无意识会形成意识，无意识也是借助意识来表达的。
荣格在确定了个人无意识之后，他也指出了另一种无意识，那就是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由个人要素构成，总体上构成了人类人格的要素，而集体无意识，则不归于个人的获得，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是有一种神话特征，借用圣奥古斯丁的用语，荣格把这些集体无意识称之为原型，原型是一种神话体系，是一种历史结构，他是人类过去痕迹和记忆的储藏室，它不为意志所控制，“我们的心理背后拖着一条蜥蜴的长尾巴，这就是我们家庭的整个历史，我们民族的，欧洲的及整个世界的总历史。”
个人无意识和个体的经历有关，集体无意识和人类的原型有关，但是在荣格看来，不管是个人无意识还是集体无意识，他们都在人的意识之外，都在那个隐秘区域里，它需要意识的表达，需要意识的激活，只有被激活，才能通过意识进入到无意识的有限区域里，才能洞察心灵深处，而如何进入，或者如何表达，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荣格在讲座中提到了三种分析办法：联想试验，梦分析和积极想象法。
联想试验就是通过某一个关键词，连接起无意识和意识，从而具有某种情结的意义，“一个情结是联想的一种凝结–多少是一种复杂心理现象的图像–有时具有精神创伤的性质，有时具有一种单纯是痛苦和情绪高亢的特点。”特殊的情结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体，在身体中生了根，“开始拽住我们的神经”。当具有一种确定意志力的时候，它便具有了自己的活动倾向，便从自我控制中被释放出来，从而被意识所认识，而其实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意识，而是无意识，“无意识成分的魅力逐步增强，越增强，则意识的控制使有相应地消失，最终病人陷入完全的无意识，完全被无意识所控制。”当病人成为一种新的自发活动的牺牲品，这种自发活动不是来自自我，而是来自暗区。荣格举出一个联想实验的例子，一个年轻时陷入困境的酒鬼，他的女儿最后想要找的丈夫也是一个酒鬼，“假使万一这个男人不是酒鬼，她也会把他逼成一个酒鬼，因为要和家庭的一个成员保持特殊的认同。”
而梦境的作用也是这样，梦是无意识的产物，解梦的意义是把梦当成是一种“确实不了解的文本”，“我认为梦不是隐秘的；问题在于我们尚未理解梦的语言。”也正是由于这种神秘性和模糊性，所以梦境极大地贴近那个暗区，极大地启发着无意识。荣格“寻求相似的东西”中进入到梦境，并在梦境提供的信息中进入无意识，无意识中有个人相关的经历、思想和感觉，也有和个人无关的集体无意识，“神话或传说是出自疾病集中的原始意向材料，心理学的作用是把病人及病人的特殊情境在一般人类意义上联系起来。”集体无意识更是在普遍意义上具有分析意义，甚至当医生告诉病人，他的疼痛不是个人的疼痛，而是普遍的疼痛，甚至与神、与人们在一起，“于是这种观念便能产生治疗的效果。”因为在荣格看来，“个体从不幸的孤独中摆脱出来，表明在经历一种英雄的、有意义的、最终对整个世界有益”，就像神的受难与死亡一样的命运。
而积极想象这一方法，荣格做关注的是一种想象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想象是积极的有目的的创造，意味着意象是有自己的生命，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建立一种无意识的体系，意识的理性不会对它进行干扰。而当意象在梦里得到预示，那些典型的、常见的客观现实和真实的人类心灵就能通过意识得到了解，“病人借助自己。的非人格意象的具体化及理解这些意象的固有观念，就能够找他的原型材料的一切价值。”
其实，不管是联想、梦境，还是想象，都在无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但是这种联系什么时候真正建立，如何被人认识和了解，则具有一种可能性，或者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对的位置，甚至会不会用一种意识来取代无意识？荣格举例说到的那个现在梦中喊出“刀”的人，他认为，运用联想法可以知道病人经历了什么，但是在讲座中，作为听众的埃里克.B.斯特劳斯就认为，这些例子是从病人的意识心理出发的，而不是从无意识心理中揭示的材料，也就是说，荣格是把“刀”放在病人的意识心理中，也就是说，我们使“刀”进入无意识联想，本身就是一种意识行为，当意识取代了无意识，那还是真正完整的、不被认识的无意识？还有关于集体无意识的理论，它由人类的历史凝结而成，甚至个体都不可能意识到，那么这种集体无意识是如何进入个体心理之中，又如何变成他无意识的一部分？
荣格从一个黑人梦中出现的轮子解析了这个黑人的著名宗教特点之外的原始意象：“他竟然梦见那个人钉在轮子上，轮子是一种原始意象，因为这轮子上的刑罚具有神话特色，这是古代的日轮。”对于梦中的蛇以及与蛇的搏斗，他认为是这是“常见的神话主题”，因为一篇最早的古代文学的描述涉及到的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神谙，涉及到英雄之神马杜克和蒂阿马特龙搏斗，甚至涉及到巴比伦的伟大史诗《吉尔舒美什史诗》，梦中的泉水和基督教有关，梦中的匕首和碗与神话的矛、圣盘一致……这些轮子、匕首、碗、蛇，为什么就是一种原型？为什么就是集体无意识？而荣格为什么在自己知识体系之中才能对它们进行分析？当知识体系成为解读的参照，那么是不是也是用意识来构建无意识，而且还是别人的意识？
所以对于这样的疑问，荣格的解答是：“个人无意识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完全是意识的，但是你不知道它们所处的特殊场合或特殊时间。”也就是说，无意识具有相对性，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是完全可知的，而在另种情况下便是无意识的。不管是联想是梦还是想象，当它在无意识中出现的时候，它就是它自己，而进入到意识，或者被某一种意识解读，它就有了逻辑性、知识性和理性，这在荣格看来，是认识的方法论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无意识必须被意识了解，并且必须通过意识的表达，才能取得医治的效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荣格其实是谨慎的，甚至是试验性的，“我已注意到梦的简单与复杂和做梦人自身的简单与复杂有关，梦总表现出一些做梦人的意识的先兆。我不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更能理解我自己的梦，因为梦总有些超出自己的理解，我也像不懂释梦的人一样对梦感到困惑。一旦遇到自己的梦时，析梦的知识也无济于事。”
他承认，“梦是自我调节心灵体系的反作用。”所以在解析梦境的过程中，还需要另一种保留无意识、尊重无意识的态度，也就是尊重病人自我选择的态度，他可以从医生的解读中了解自己，当然也可以否定结论，走自己的路，而分析者仅仅提供一种解读，他不能干涉这种选择，因为如果把分析心理学当成是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有可能把医生的意识强加给病人的意识，“如果心理分析家不客观地对待自己的无意识，就不能保证病人不跌进心理分析家的无意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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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4·1951205·0213 |
| 作者：（英）蔼理士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87年7月第一版 | |
| 定价：6.00元 | |
| 页数：558页 |
因为是蔼理士原著，因为潘光旦评注，因为是关于性学，《性心理学〉采成为一本特殊的书，对1939年的中国来说，这部著作更有对传统的挑战。蔼理士（1859–1939年）被誉为“最主明的英国人”，他所作的工作无非用科学的方法揭示出男女之间的性学的生物学意义和心理学意义。本书共8章，分析了性的生物性、青年期的性冲动、性的歧变和性爱的象征、同性恋、婚姻、恋爱的艺术等内容。
总之，性冲动中占优势的成分是“有我的”，或“为我的”，但在发展成恋爱的过程里，同时也变为自觉的无我与利他的了。
–第六章 恋爱的艺术
“有我的”，以及“为我的”的情绪只不过是生理意义上的性冲动，只不过是积欲和解欲的自我需求，但是当性冲动最后从生理意义变成社会意义，也就成为恋爱，甚至成为婚姻制度中的一个固然状态，而这种“我”的存在也就在无我和利他的状态中有了社会学的积极意义。此所谓恋爱的艺术，实际上是对于生理需求的一种升华，一种改良，“恋爱的艺术，就它的最细腻最不着痕迹的表现而论，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人格方面发生最亲切的协调的结果。”而在这种理想化的恋爱状态形成之前，必须要解除宗教、道德、习俗的压迫和禁锢，必须让性成为一种科学。
而这似乎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内种有着太多的误解，甚至是对科学的背离，一方面这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一种宗教和道德评判，“总之，在希腊文化里，在没有到达比较后来的一个时期以前，性爱是受人看不起的，是一个值不得在公众面前提出或表演的一个题目。”而另一方面，则是对性心理学研究的偏差，至少在很多医生看来，只有常态是正常的，而那些变态的性行为被认为是丑恶的，甚至是罪恶的，“一个医生，模模糊糊一口咬定人世间多只有正常的东西，而对于变态的东西，故作不闻不见”，这在霭理士之前，也变成一种普遍的看法，至少在二十世纪以前，对于常态的性心理学、变态的性心理学以及性卫生学，都是一个盲区，“在不多几年以前，一个人若从事于科学的性的研究，在一般人的眼光里，这个人至少是有不健全的倾向的，甚至于是根本上有恶劣的癖性的。”所以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自身的解放也是一个逐步纳入科学范畴的过程，而霭理士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态度，对性心理进行详尽的研究和阐述，冲破禁忌，冲破压迫，寻找一种在生物学、心理学和艺术道路上的性文化。
“一个人的性的素质是无微不至的，是根深柢固的，是一经成熟便终身不移的，并且大部分是先天遗传的。”这是他在绪论中提出的观点，这个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社会决定论的反叛，也就是说，性之先天性是无关宗教，无关道德，也无关习俗，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不管是常态化的性冲动，还是变态化的物恋、同性恋，都应该用宽容的态度去观察，去研究，即使变态型性行为是不利他的，是有违宗教、道德和习俗的，也应该从他产生的心理、社会因素上寻找原因，而不能简单而粗暴地加以“邪孽”而遭到指责和嫌弃。
“性的决定是和细胞里的所谓染色体有关的。”这是霭理士提出的一个性的生物学观点，这个性当然是指性别，男性和女性是在成胎之前决定的，所以是一种无法选择、无法逃避的存在，而从这种先天性出发，男性和女性的性生物学也就有了一个科学的基础。霭理士把性冲动的过程展开，分成积欲和解欲两个阶段。“积欲的过程，若从外面来说，是各种官能的印象直接或间接所引起的。官能接受外来的印象，印象造成刺激，刺激唤起反应，反应就是积欲。”外来印象的刺激，继而在身体上发生反应，这个过程是一个迟缓的过程，里面包括求偶和求爱，而求偶在某种程度上是目的，而求爱是手段，也就是在这个迟缓过程中，实际上开始的是一种性选择，就是说我对什么有反应，我该选择谁做我的性对象，甚至可以说，我在谁身上进行解欲的过程，完成性行为。
和求偶、求爱有关的官能刺激包括触觉、嗅觉、听觉和视觉，从行为方式上来说，触觉是最原始的一种厮磨方式，“性交合动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厮磨的动作，而其最关紧要的部分便是触觉。”这个最缺乏理智，也最富有情绪的感觉实际上是性交合动作的一次预演，“触的艺术是诡异的、复杂的，它和香的梦境以及音的奇迹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女诗人费菲恩的这句话带有极大的暧昧性，而作为触觉的外延，包括痒的刺激，包括接吻，包括舐阴和咂阳，也包括对女性乳头的触摸，都是触觉表现形式，甚至都市一种不违反自然的常态。而在其他各种感官的刺激中，不管是嗅觉中的“体臭恋”，还是窥探性的“性景恋”，不管是用物代替活人的“雕像恋”，还是视觉中以观看运动家的流线性动作而获得性兴奋的“动作恋”，都是一种积欲的过程，而当完成这个过程，解欲就开始了，“男子阳具的勃起与女子阴道的充血都完成以后，性交合的条件就具备了。”直接的目标就是性冲动的实施，在冒氏的观点中，性冲动其实包括两个成分，一是狭义的、以男子精液的进出为标志的“解欲的冲动”，另一种则是“迫使一性的人去和另一性的人发生身体上与精神上的接触”的“厮磨的冲动”，总之是完成了整个的积欲和解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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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霭理士和潘光旦：对性的改良式解读 |
当然，这些都是成人的性行为，是常态的生理和常态的心理形成的一种常态的性冲动和性选择。而在这常态之外，霭理士将目光对准两个领域，一是青年期的性冲动，二是性的岐变。青年期的性冲动实际上指的是成人性领域之外的儿童性兴趣，“儿童的性的兴趣或类似性的兴趣自有它们的特点，自有它们的领域，这领域是在成人的性领域以外的；一则因为在体格方面，生殖器官还没有发展，再则，在心理方面，对于所谓异性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即异性之所以异，其意义还不明显：一直要到春机发陈期过去以后，这种发展与认识才将次的来到。”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在传统的观念中，儿童是没有性兴趣的，而在霭理士的研究中，儿童也有其“性生活”，他在一八九八年创制了一个名词叫“自动恋”，“儿童独处的时候所自然涌现的性活动都可以叫做自动恋，而睡眠中的性的兴奋可以说是此种性恋的范式。”在儿童时代，生殖器还没有发展，对于异性还没有充分清晰地认识，所以开始转向自身，在“自动恋”中完成对神秘世界的窥探，这种对自身的“窥探”包括性爱的白日梦、性爱的睡梦、影恋和手淫。不管是梦，还是影，都是在陌生外部世界之外的自我寻找，“梦境越是生动，而色情的成分越是浓厚，则生理上所引起的兴奋越大，而醒后所感觉到的心气和平也越显著。”这个过程似乎是自娱自乐的，它的产生和消失都是自然的，既是“有我的”，或者“为我的”，也是无我的。而关于手淫，是自动恋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最后一类所包括的不止是狭义的用手的自淫，而是一切的自淫或自恋的现象，就工具与方法论，固不限于手，就对象论，也不限于生殖器官，而兼及各个发欲带；其不用外物做工具，而完全用想象来唤起的意淫现象也不妨认为是手淫的一种。”而这种和自身有关的性冲动在希尔虚弗尔特那里，又被冠以“自淫”的命名：他以为凡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物质的对象，从而取得性的满足的行为，叫做自动恋，同样取得满足，而把自己的身体当做一个精神的对象时，叫做自淫。
按照德国格瑞新格医师的解释，“手淫自身是变态或病态的一个符号，一个症侯，而不是变态与病态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手淫是一种变态和病态的结果，但不是原因，而除去手淫，那些变态和病态的符号还有那些？原因在哪？变态当然是对于常态而言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性作为生殖这一原始目的的背离，“有的性活动，不但不以生殖为目的，并且在方式上根本使生殖成为不可能，并且采取这种方式时，总有几分故意，那都可以说不合理了，不正常了。”霭理士把这一类性行为叫做岐变，在一般人的见解里，性的变态“是一种亵渎神明的孽，或是一种违反道德的罪过，至少也是一种足以戕贼个人身心的恶癖”，而对于这种“邪孽”说，霭理士就指出性的岐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于原始生殖目的的背离，是故意变成不合理，而同时，也是把性冲动从静态还原为一个富有动态、富有活力的过程，是一种在正常的变化中产生的过程。
在霭理士看来，性的歧异包含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身体的，正常的一类包括手、脚；乳、臀、发、分泌物与排泄物、体臭等，而不正常的一类包括跛足、斜眼、麻面等等，还包括对于老年人的性爱的枯肠恋、对于幼年男女性恋的娈童姹女恋、对于尸体的性恋的尸恋和还有性爱的动物恋。二是关于器物的，其中包括衣着的手套、鞋袜与袜带、裙、手帕、衬衫袴；包括不着身的物件：“这里可以包括许许多多表面上很不相干的东西，但对于有歧变状态的人也偶然可以激发自动恋的情绪。”而第三种则是动作和态度类的，包括自动的鞭笞、虐待、裸杀或体态的自我展览、使它人的肢体伤残与生命杀害等；被动的被笞、或受其他方式的虐待；还包括性景恋、从中感受到性刺激的景物、攀登、摆动一类的动作景象、解溲的动作和溲溺恋、与粪便的动作或遗矢恋、动物的交尾行为等等。
这些都是性爱的象征现象，或者是一种“物恋”，也就是他们的对象是物，或者是和人有关的物，以物去带人而发生性冲动，实在是一种岐变，但是正是这些岐变只是一个符号，是一种现象，在它的背后有心理、生理、社会等诸多产生的因素，所以霭理士从科学的角度对这诸多的岐变现场进行阐释，比如他结合精神分析派的观点，认为因为有便秘或者“自幼有忍粪而取得快感的习惯”，所以容易有遗矢恋；因为容易对女子的尿产生联想而可能有尿道恋；由于有人特别喜欢抚摸玩弄动物身上的产品，从而获取性的兴奋与性的满足，所以容易有兽毛皮革恋；因为动机和出发点是求爱，所以寻求一种异样的方式而具有裸恋……不管是利用触觉而获得快感的水恋，和远祖遗传有关的足恋，和痛楚这种性情绪有关的虐恋，还是截劫女发获得快感的发恋，和动物交合或其他紧密接触的方式而取得性的满足的兽交，都在用岐变的方式寻求一种刺激，获得一种快感，而这些被看成是“邪孽”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按照英国作家与哲学家勃尔登的说法，“一切恋爱是一种奴隶的现象。”奴隶不仅不利他，也是不“为我的”，而在亵渎神明的观点看来，“恋爱的病理是一个地狱，这地狱之门是永远开不得的。”但是在霭理士看来，象征只是把所恋的对象从人转变到了物，或者用物取代人，不能用简单的世俗的眼光来看待，“要知把形形色色的性的歧变当做不道德的行为看，当做罪孽看，不但是徒然的，不但是要失败的，并且正因为徒劳无功，而越发教大家对道德制裁的力量失去信仰，越发教种种的歧变多得一些暗中滋长的机会。”
这种宽容和客观的观点也在他对于同性恋的阐述中，一个人的性冲动对象从同性转变到异性，这种岐变现象有别于常态的异性恋，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只是一种间性状态的反应，和内分泌等有着必然的关系，或者从染色体的性别形成上来说也是一种可能，这只是一种“性的逆转”而已，“逆转是一个先天的变态，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基于先天条件的一个变态。”而这种逆转，在“特出”的人身上特别的多，所谓特出，“指的是两种人，一是所谓天才或其他有异常的智能的人，一是指世俗所称‘退化’了的畸人”，也就是说，它包含的可能是畸人，也可能是超常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先天条件影响下的变态。
在阐述了性的生物学、青年期的性冲动和性的岐变之后，霭理士自然将目光聚焦在恋爱的艺术上，把人从“有我的”状态中转变成无我利他的状态中，而这种转化同样受到世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就是妇女地位的不公。这种不公有两方面，一是从生理学上来讲，女人的需求比男人大，按理说在性行为中她应该是主动获取，但是在现实中，女性往往是被动的，是被男人主导的，也就是说，性生活的标准是以男人是否得到满足为前提的；从社会学角度上来说，女人在恋爱和婚姻中也处在被宗教、道德和习俗压迫的地位，“女子的天性是单婚的、一夫一妻的、从一而终的，而男子一方面，既无须困守家庭，又少子女养育之累，心理品性的变异范围便比较大，婚姻的倾向也就很自然的会走上多妻的路。”女子在性生活中以母道为中心，只是某种生殖的目的，而在这之外，“其余的性生活的领域大体上全应由男子执掌”。
对婚姻的看法，福洛依特认为：“大多数的婚姻的结局是精神上的失望和生理上的剥夺。”而英人兴登以为：“一夫一妻制根本上是一个自私而反社会的制度，娼妓制度的由来与成立，要归它负责。”而霭理士显然并不全盘否定婚姻制度，他希望在恋爱的艺术中升华，“在性心理学的范围以内，所谓升华包括两点，一是生理上的性冲动，或狭义的‘欲’，是可以转变成比较高尚的精神活动的一些动力，二是欲力既经转变，就不再成为一个急迫的生理上的要求。”也就是说将原始的欲望转变成高尚的精神活动，使之不再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从而让男人和女人获得人格方面的最亲切的协调结果，最终寻找到“一个人地相宜的婚姻”。
不管是高尚的精神活动，还是“人地相宜的婚姻”，在霭理士看来，就是把性欲和爱分开，把单纯的生理冲动变成凝结着性冲动和其他冲动的爱，以爱为主导，剔除原始意义的“为我的”目的论，在自觉中变成利他主义的行为，让升华的艺术变成社会的改良剂。而这种以社会自由和权力的解放代替生物学的目的论，这种以解放禁锢和利他的升华观，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性冲动在生理意义上的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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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86·1950421·0113 |
| 作者：(美)罗洛·梅 | |
|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 版本：1987年8月第一版 | |
| 定价：1.95元 | |
| 页数：415页 |
罗洛·梅，美国的存在主义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作为存在主义着，他对20世纪人类的价值危机以及爱的全面异化进行了忧患式的解剖，但他又以人道主义的观点发出拯救爱与意志的呼唤，并着重提供了拯救沦丧的爱与意志的技术方法：“去寻找爱与意志地根源”。本书共分三部分：《爱》、《意志》、《 爱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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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B11·1941124·0079 |
| 作者：(德) 霍尔 等 | |
| 出版：三联书店 | |
| 版本：1987年5月第一版 | |
| 定价： | |
| 页数：202页 |
在20世纪的心理学中，荣格是和弗洛伊德比肩的哲学家，他的无意识理论是指导人格研究的又一新领域，正像荣格自己所说的，“我的一生是无意识自我实现的历程。”这是一本系统而又单纯介绍荣格心理学的入门书籍，作者霍尔和诺德贝“简洁、清楚、准确地说明荣格地概念和理论，而不打算评价他的思想。”本书共七章，分《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人格的结构》、《人格的动力》、《人格的发展》、《 人格类型》、《象征与梦》、《荣格在心理学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