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占的宅子

编号:C63·2171020·142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南海出版公司
版本:2017年03月第1版
定价:49.50元亚马逊29.70元
ISBN:9787544262835
页数:370页

我们熟悉的世界仍有无数空洞,有待落笔描述。在科塔萨尔笔下,世界宛如一张折纸展开,内里的一重重奇遇让人目眩神迷。噩梦般的气息侵入老宅,居住其中的两人步步撤退,终于彻底逃离;乘电梯上二楼时,突然感觉要吐出一只兔子;遇见一个生活轨迹与自己酷似的男孩,由此窥见无尽轮回的一角……科塔萨尔用爵士乐般自由的笔调,在寻常情境中挖掘出一丝耐人寻味的非日常,加上一点渴望、一点幻想,反射出心底令人战栗的深邃直觉,并在它的驱使下,抵达意想不到的终点。《被占的宅子》书中收录《彼岸》《动物寓言集》《游戏的终结》三部短篇集,《彼岸》轻灵可爱,《动物寓言集》别致精妙,《游戏的终结》深邃离奇。科塔萨尔说: “我想创作的是一种从未有人写过的短篇小说。”


《被占的宅子》:他看见一双残肢

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Dg爱上了我的手,肯定是左手,因为它是只手,而且趁我在睡梦中用小刀割下了我的左手,抢走了它的挚爱。
——《手的季节》

一开始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可分割,整体地存在,后来是单独地进来,越过窗户来到了房间,但是最后却又从身体里切割了出去,甚至从模糊的梦里割了下来。这是手的季节,是一只单独的手,还是完整的一双手?是胡里奥·科塔萨尔写作的手,还是我翻开书页的手?

一种疑问,突然就停止在那里,在没有得到解答之前就那样成为一个动作。《被占的宅子》,黑色的封面就像是一个夜晚才有的梦境,科塔萨尔短篇小说全集,之一,这序列是不是整体 “全集”里的那一只手?没有购买全集,没有整体性看见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是不是就是一种人为的切割?唯一的一册,里面还有《游戏的终结》,还有《动物寓言集》,熟悉的名字,是因为我在这个黑夜降临之前,在这个梦境打开之前,就已经用手压住了某一页书页,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地翻阅,甚至会拿出那把小刀插入在书页之间,它不锋利,却完全可以割裂书页和书页之间的联系。

手的动作已经提前发生,一把小刀在手的运转中已经切除了其中的一部分,从第一页的《彼岸》,到《抄袭与翻译》,从《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到《天文学绪论》,四个部分是不是也是完整的存在?一部书,已经不是一个整体,它本身就从所谓的 “全集”中切割下来,当《游戏的终结》和《动物寓言集》在此时的阅读之前就已经被打开,是不是忽略第二次阅读就是再一次的切割?一个文本的叙事终于涉及到了身体学,关于肢体的身体学,关于手的身体学,以及关于切割的身体学。

科塔萨尔在《动物寓言集》里说: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在《游戏的终结》里说: “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关于手,关于梦,似乎早就有了预言和寓言,作为一种提前到达的启示,启示在被切割了某一部分之后,它还是呈现出一种完整状态,而这种完整状态在梦里,变成了自我的意志:当那个被命名为Dg的手爱上了我的手,当它用小刀割下我的左手,作为一种挚爱的表现,它带来的却不是缺憾和疼痛,在一如既往的梦境中,呈现出完美意志的胜利: “我终于可以用自己的意志,与把我解放出来的力量互动。”是的,在那个 “被占的宅子”里,从窗户翻越进来的不仅仅是Dg,还有一个绝对独立的我,而我是从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于是手和我一起进入房间,一起进入梦境,一起在 “它早已划定的囚牢之外”,发现了 “如此完美的东西”。

Dg是一只手,用小刀切割下来的也是一只手,手之于手,都变成了独立的存在,都变成了完美的动作,而当手不再是我的一部分成为Dg的挚爱,是不是在用残忍的方式叙写和我无关的身体学?那只手原先是无名的,它会用手掌支撑身体,会用手指张开,也会在钢琴、相框和酒红色地毯上停下来,当然最主要的是,它还会翻开书本,打开记事本, “把食指——毫无疑问它是用食指来阅读的——放在我那些最美妙的诗篇上,逐篇欣赏。”这一只手当然是我的手,当然是和别人一样的手,当然和无数人拥有的一样,只是普通的手,但是我却给它起了名字,Dg,一种命名不是让手永远成为我的一部分,而是赋予了它独立的可能,因为Dg可以戴上一枚紫晶戒指,也可以把戒指摘下来;它可以翻动书页,也可以阅读小说和诗歌——那一个夜晚,它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着戈蒂耶的《手之研究》,看我早年写的诗,看勒韦尔迪的《鬃毛手套》,甚至还在书页的中间夹上一束毛线方便再次寻找。

当它被命名,但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动作,它是不是就是 “他”?而我对于这个独立被命名的Dg产生了关于 “他”的一系列问题: “它会长大吗?它有感觉吗?它能听懂话吗?还有,它会爱吗?我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办法,设置了种种圈套,准备了许多试验。”最后发现,Dg能看书却不能写,看是阅读,是顺着别人的文字新进,是从别人那里获取信息和知识,但这样一来, “他”又变成了它,缺乏最完美意义的独立性,所以当我在夜里做梦的时候,它便和绝对独立的我一起,翻越窗户来到了房间,然后用那把曾经翻开书本、裁开书页的小刀,把我的左手切割了下来,从我的梦境中带走了。

Dg和我一起进入房间,却切割了我的左手,那么我也是分离的,我既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手既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这个梦与现实的二元现实里,在梦境中的我站在旁边,看见Dg切割了我在现实里的左手,梦境从现实中分离,梦境又介入到现实,当 “手的季节”降临,是不是意味着分离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手的季节》在《天文学绪论》里,如此,手便也成为身体之外的一个天体,一种身体有关的天文学,而不管是《论行星间的对称》,还是《星星清洁者》,或者是《海洋学培训班》,都表现了一种分离主义,那颗叫法罗斯的行星,生活着我们叫昆虫的人,他们喜欢日落,喜欢各种天才而奇特的题目,信奉一神教,祭司们遵守道德和法律,而对于信仰,他们在血管里磨炼,而不是在心脏里——无论血管还是心脏,当信仰只在身体里,是不是就是一种分离,最后我穿越了过去,看见了正在向大众演讲的人,像极了人类宗教里的耶稣,但是最后,有人却告诉我,他死了, “好像是有人给他的饭菜里下了毒。”

是人类故事的翻版?还是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存在的身体?其实不管是身体和信仰,还是昆虫和人类,都呈现了一种分离状态,而那个在宇宙中开展 “星星清洁”业务的公司,当他们用技术清洗那些星辰的时候,是不是在颠覆宇宙的 “身体学”?和人类有关的哥白尼、马丁·吉尔、伽利略、加维奥拉、詹姆斯·金斯,他们都用人类的方式观察和研究了宇宙天体,但是在这个业务开展之后,他们的名字已经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 “用不朽的大写字母铭刻的公司创始人的大名”,而那些清洗设备当然是公司所有,他们操控了天体,安排了星辰的等级,如此,当最后一颗叫纳乌西卡星在清洁队的清洗中最终发出亮光的时候,清洗公司似乎可以高居于时间范畴之上而名垂千古,但是原本的宇宙秩序却不再, “一时间,黑夜消失了。一切都成了白色,空间是白色的,就连一无所有的虚空也是白色,天空像一张大床,铺展开它的床单,白色之外,什么都没有,那是所有被清洁过的星星光芒的总和……”

人类的耶稣被毒死,人类的公司改变了宇宙的秩序,而在《海洋学培训班》里,当月球人看见洪流变成天空中的泪珠,他们便把罪魁祸首归于妒忌成性的地球, “是地球这颗臭不可闻的行星,把它无穷的引力全部集中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顶峰,强行夺走了月亮的那条多姿多彩的发辫。”引用《Quilette百科词典》的 “月亮”词条: “于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站在月亮的角度,是月亮照亮了地球。”这是在未来发生的改变,或者说这是一种人类带着忏悔而制造的梦境,这个梦境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类下的毒,人类的破坏,以及人类改变了宇宙,所以这是一种罪恶般的对立,不是梦境介入现实,是现实改变了现实本身,那只手其实是自己的手,却以虚幻的方式惩罚了自己,当Dg抢走了我的挚爱,那种本体论的毁灭便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所以分离而存在,对立而发生,是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独立地看待这个世界, “我问你的是,在动物学书籍提供给我们的轻松满足之外,你有没有亲眼观察过一只海豚……”

《天文学绪论》是一种科幻,是一个梦境,是一种寓言,而在《加夫列尔·梅德拉诺的故事》里,这样的梦幻和寓言依然在发生,而且依然和那一只手有关。身体属于芳龄二十五的宝拉,属于被禁锢在上班时间的莱蒙德,属于死去的我——即使死去,身体冰凉,但还是以一种物的方式存在,所以身体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存在的他者,正是在和他者之间,这种分离永远无法寻找到独立的个体和思想。宝拉害怕黑夜,性格忧郁,容易哀伤,即使想要得到点糖果也无法在现实中满足,在她死后,她便 “从自己的躯壳中被撕裂下来,变成了一束意志之光投射过去”,这束光让她为自己的可怕最新祈祷,让她从 “下地狱”的诅咒中逃离,让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男人,但她命名他为 “埃斯特班”,她在死后便成为如上帝一样的造物主,而这样一种自己在死后才拥有的独立性,一样被现实肢解了,小镇上的基督徒说: “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的选择,就算她到了另一个世界也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去。”慢慢死去,没有挣扎,像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目光中,在重新归于诅咒的现实里, “四周只剩下了他们和宝拉,他们眼前只剩下宝拉,还有原野中,在那无处躲闪的满月的光辉下,静静伫立的灵堂。”

“搬家”的莱蒙德·维约斯也是这样,当他从被禁锢的办公室里冲出去的时候,就是为了逃离不堪重负的现实,但是在睡梦中,他不是拥有了完整的自己,那个家似乎不是自己真正的家,那个画上的女人似乎不是家里的人,他在床上辗转发侧,他在梦中走来走去, “突然在梦魇中抽泣,一遍遍呼唤什么人的名字,看见他们的面孔,估量他们身材的高矮;还有那个不知道写信的贝贝。”而梦里的那封寄给豪尔赫的信,也根本不知道会寄往何处,于是孤独和被禁锢的莱蒙德在被分离的世界里,在身体睡去精神醒来中,一个闪念便也成为最后的寄托, “他现在心里倒觉得,能被介绍给玛利亚·维约斯小姐是件挺惬意、挺愉快的事情。要是你不认识某人,被人介绍一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宝拉的死,莱蒙德的梦,都是从现实里切下了一只手,它就叫Dg,但是这样迎来 “手的季节”,从来不是理想主义的做法,当然更无法称为完美。《从夜间归来》的我看见自己慢慢死去,但是在醒来之后却总是找不到自己,镜子前什么也没有,也就失去了一个镜像,而当看到床上躺着的自己时,发现那只手已经冰凉。 “我扑向自己的躯壳,紧紧抓住我大理石一样冰冷的肩头,疯狂地摇晃着,我把嘴贴到自己似笑非笑的嘴唇上,努力想唤醒这具一动不动的躯体。”我在死亡之中,我在死亡之外,我在自己的身体里,我在自己的身体里,就这样分离,就这样对立,就这样被切割。

似乎在如此情境下,可以用一种方式化解,那就是还活着的奶奶,当她还像平时那样抚摸我的手,还在那里唤起我的名字,仿佛我是不死的——用一双手抚摸另一双手,用活着的手触碰死去的手,这是不是一种相融?于是梦醒了,于是复活了一般, “我睁开了双眼。太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艰难地喘了口气。胸口被压得生疼,好像是被人用尽气力压迫过一样。几声鸟鸣传来,我完完全全地回到了现实当中。”当噩梦一场过去,我的手又握住了奶奶的手, “她一定会以为是太阳光使我两眼含满了泪水。”但是 “她以为”本身就设置了一个虚幻的场景,到底是醒来还是继续睡去?到底是复活还是再一次死去?

奶奶像一面镜子,而真正的镜子其实是空无,所以在《遥远的镜子》里,艾略特的引语是: “我像一个微笑的人,在转过身去时突然注意到他在镜子里的模样。”镜子外的我变成了镜子里的他,镜像从来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个离群索居的我,那个悄无声息的我,活着其实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去了堂娜艾米莉亚的家,看见了正在庄严读圣经的自己,于是拿出了那把勃朗宁手枪,朝向了自己——自己对自己开枪,是现实中的自己朝梦中的自己开枪,是真实的我像镜像的我开枪,枪响了吗?杀死了自己了吗?无非是喝下了威士忌和溴化物镇静剂的幻觉,当我想要戒掉,就是去除现实和幻觉之间的界限,就是回避自己杀死自己的可能,但是,当现实中醒来,当我不再是他,一样在危险、可怕、分裂中: “我朝写字台俯下身去。在它的一边,几乎靠着边缘的地方,有人用一件锋利的东西刻了几个字母玩。”

拿起勃朗宁手枪的是一只手,用锋利的东西刻下字母的也是一只手,一只在现实里的手和一只在梦境中的手有什么区别?身体的一部分,意志的一部分,一部分和整体之间永远有着无法消弭的裂痕。当一〇六〇年死去变成吸血鬼的杜孤·凡爱上了宛达女士,当他们的爱情孕育了下一代,当临产时宛达女士的身体变成了儿子的身体,杜孤·凡曾经说过 “总有一天会想出什么办法把他母亲带到自己身边”变成了现实:把人世间的身体带向吸血鬼的世界,用的是那一只手, “杜孤·凡走进了房里,从医生们面前走过,看也没看他们一眼,径直握住了他儿子的双手。”而一〇六〇年他就死在一个名叫大卫的手中,大卫的投石器砸中了他的身体

手制造了死亡悲剧,手用成为回来的工具,而在《越来越大的手》里,普拉克把卡里打倒的时候,他惊喜于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双不错的拳击手,但是在他离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手越来越大,而且永远拖在地上,不能上公交车,无法和朋友进餐,最后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不是自己打倒了卡里,而是卡里一拳将自己打昏了过去,但是梦醒了之后呢, “他举起双臂,想证实一下自己的话,为这事儿做个了断。他看见一双残肢。”醒来也还是一个梦,健全的手终究还是一双残肢。在《德莉亚,来电话了》里,德莉亚的手皲裂而疼痛,德莉亚的手会接起索尼打来的电话,可是索尼请求她宽恕,却被拒绝, “可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再接近孩子的,因为现在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孩子,我一个人的孩子。我绝不会让你走近他。”最后别人告诉他,索尼是不可能在刚才打来电话, “因为索尼五点钟就死了,德莉亚。有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大街上。”死去的消息传来,德莉亚皲裂的手是不是会更加疼痛?《雷米午睡正酣》中雷米已经被关在了监狱里,但是那双手在冥想中变成了绞索,监狱里的现实变成了喜剧表演,那么和莫雷莉亚的爱情又去了哪里? “莫蕾莉亚和道森中尉正在房里,可发出尖叫的只有莫蕾莉亚一个人,因为她看见了那把左轮手枪。雷米觉得那声尖叫仿佛是从他自己的嗓子里发出来的,那是一声在他痉挛的嗓子里陡然止住的惊恐尖叫。”一种毁灭是因为用手拿出了左轮手枪,却不是自己的手, “他的身体停止了抽搐。开枪的手在他脚踝那里摸了摸脉搏。目击证人们就要离去了。”

手和手组成了关于现实的谜团,《谜》里,拿着刀子的手不是拉尔夫的,拔出刀子擦去血迹的手也不是拉尔夫的,但是当蕾贝卡当着你的面说起拉尔夫的时候,那只手和那把刀仿佛扎进了你的身体, “我在问自己一件事,要是某个人他根本就没出去……怎么谈得上回来不回来呢。”于是最后死去的不是拉尔夫,而是杀人的你,最后的悲剧,最后的空无,依然属于那双手, “您会迈出右脚,把身子拧过去,就像人家准备开高尔夫球那样。然后,您就会把空空的双手伸出去,伸向牢房里空空荡荡的空气。”

空无的世界里,一双手再也触摸不到自己,触摸不到身体——即使别人的身体,即使梦中的身体,即使死去的身体,所以手之存在,作为一个现实身体的延伸,却注定进入到一种奇幻的梦境里,它是Dg,它是一把刀,它是镜子,它是左轮手枪,无法赋予真正的意志,无法变成绝对的独立,就像一本书,离开了现实的手,离开了现实的身体,何来命名和阅读?因为动物的寓言还在继续,因为游戏没有终结, “每次找见这些零零散散的纸页,我都坚定地相信,它们彼此需要,单独放置会使它们受到伤害。”

游戏的终结

编号:C63·2130220·094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2年05月
定价:20.00元亚马逊16.00元
ISBN:9787020089826
页数:200页

《动物寓言集》、《跳房子》、《万火归一》之后,胡利奥·科塔萨尔依然以一个叼着烟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而《游戏的终结》是他的早期短篇小说集,其中的故事延续了科塔萨尔早年的幻想小说特征——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精致的封闭结构,先驱性的主题,梦魇般的离奇画面,以及对存在主义及人性的初步探讨。“我知道,这样的故事没有人用西班牙语写过,至少在我国是这样。我国有另一类故事,博尔赫斯的故事是令人赞叹的。但是我写的是另一种。”科塔萨尔将自己和博尔赫斯做了区分,但也看出了他天才的自恋和严苛的自律集于一体。萨拉马戈在评价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时说:“从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简单寻常的事件出发展开叙述,其中每一个词都在悄然扭转表面上的正常,渐渐抵达一个完全超出意料的情境。”超乎意料是在常规之外,在现实之外,那是一个人的迷宫,一个人的游戏,“仿佛在热恋中。”幻想的小说世界里,住着科塔萨尔的美丽情人。


《游戏的终结》:我总是梦见自己醒着

热烈的言语在书页间如毒蛇般疾速地穿行交错,一切都仿佛是早已注定。
——《公园续幕》

“早已注定”的是“前几天便开始看的那本小说”,或者是男人和女人在山上茅屋的最后会面,这是时间的游戏,关键词里连接着“几天前”、“那天下午”以及“晚风”,而被目睹的是“天开始黑了”的分别;这也是情境的游戏,一个人的庄园、书房、落地窗和栎树,对照着男人和女人的下流勾当和流血的爱抚。他不说话,他们不说话,游戏仿佛是那个将人分开的任务,往北去的小径和反方向的小路,而且还“回头看了一眼”,看一眼是追逐那远去的背影和长发,以及“早已注定”的结局?还是又把一个忘我读小说的人拉回到书本之外的现实里?

总之之前是背对着门,“因为看着门就似乎意味着会有什么东西突然闯进来,这会让他不痛快。”而那条分叉的小径宛如“在书页间疾速地穿行交错”的毒蛇,一下子让人感到热烈、痴迷和危险,男人其实在门外,上了楼梯,穿过两个房间,最后在书房门前停下,“于是他手握匕首,看到落地窗外的光线,看到绿色天鹅绒扶手椅的高靠背,看到扶手椅上那正读着小说的男人头颅。”而接下去,一定是另一种热烈、痴迷和危险,分叉的小径连接着他和他,没有了她的现场是不是一定没有了勾当和分别,没有了受伤和流血,没有了书页和匕首?

“一切尽在盘算中:不在场的证明、意外的情况、可能的错误。”但是哪里来的公园?哪里来的续幕?或者“续”之前谁在那里,“续”之后他和他又经历了什么?这是背对着门和面对着门的游戏,那中间没有隔着一本书,是一个活着的头颅,而门是不是唯一的进口?早已注定的故事里,谁又会一直站在门的两边?

这里的门和那里的门,现实的门和虚构的门,以及面对的门和背对着的门,始终在书页间寻找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或许是一扇厚实的墙壁,是通向另一个房间的“暗门”,里面有一个小孩的哭声,传过来,使佩特隆在睡梦中醒来,又像是一个没有醒的梦,宾馆的经理说,隔壁只住着一个单身的女人,单身是不带孩子的哭声的,但是夜晚这哭声却如此强烈,从那啥暗门里传来,那么这是一出戏,“一场毫无道理的、可怕的、荒唐的游戏”?但是当第二天女人离开,佩特隆不知道谁是真实的谁在欺骗他,“这寂静、这哭声、这安慰,这是在这日夜交替时分唯一真实西,却用令人无法忍受的谎言来欺骗他。”而且可怕的是,他开始想念孩子的哭声,而就在夜晚,那暗门里又传来了哭声,微弱但不可能听错,这是真实的梦?他或者会害怕,或者会深夜逃离,但是最后他从那从来没开的暗道里知道,“那女人并没有说谎,她轻声安慰那孩子,她希望孩子安静下来让人们睡个好觉,她并不是在惺惺作态。”

其实暗门一直关闭,也没有背对着着会有东西闯进来,但是如果不是谎言,那是不是也是一个早已注定的梦?或者那哭声是自己的,梦中的自己?只不过在不是梦境的现实里,那个宾馆的经理堵住了那扇门。当然,被堵住的还有蚂蚁洞口,卡洛斯叔叔带着的灭蚁器里有着毒药罐,而用毒药灌杀死蚂蚁就必须堵住所有可能的洞口,或者是真的蚂蚁洞,或者是其他动物的洞,而毒药的作用是在封闭的洞里毒杀所有的东西,除了蚂蚁,还有植物,还有孩子们的懵懂,那个盖子上的骷髅头标志提醒着存在的危险,而我对莉拉有着不一般的情谊,却嘲笑妹妹对雨果的感情,嘲笑隔壁内格里三姐妹。但其实那一支漂亮的孔雀羽毛将所有的危险都变成了现实,这是雨果送给莉拉的,莉拉也是满心欢喜并且引以自傲,而我就好像被困在那个危险的洞里,被堵住了,充满了危险,但是这危险也是另一扇门,推门进去就像看见背对着的门的那个男人的头颅,就像听见暗门里传来的哭声,早已注定的梦境摧毁了谎言,“毒烟会彻底地熏遍蚂蚁洞,杀掉所有的蚂蚁,家里的花园中一只活口都不留。”

这是游戏,这是报复,因为梦境和现实如此决然地被谎言分开了,真实的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因为门被关闭了,所以只剩下了谎言,只剩下了远离真实的“说”。这是《迈那得斯之夜》里的那个座位,“我总是建议我朋友们千万别坐第十三排,因为那里仿佛有某种气流漩涡,乐音传不进去”,乐音传不进去所以你听到的是吵闹,是争论,是“激情表达”,甚至只是“献礼行动”。这也是《基克拉泽斯群岛的偶像》,那小雕像可能只是一个复制品,他们一模一样,无人能分辨出谁是真品,而且雕像也不会“说”出真相,索摩查将手“轻轻地放在她的乳房和腹部上”,这是无限接近的真相,但是另一只手,“再往上摸至那并没描出的嘴”。嘴没有描出,当然更不会说出可能的真相,所以最后索摩查死的时候,只能“低哑、惊恐地尖叫”。而更危险的真相还在后面,“他已全身赤裸,这时他听到计程车的声音,听到特蕾丝的声音引领着笛子的乐音,他关上灯,拿着斧子在门后等着,他一边舔着斧刃一边想着,特蕾丝真是准时极了。”没有现场的说,似乎就没有现场的真相,一切都被覆盖了,一切都是传说,而《饭后》的那些信件或许在弥补这不可言说的真相,费德里科·莫赖斯博士和阿尔维托·罗哈斯博士,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洛沃斯,他们也隔着一扇门,也隔着时间的游戏,费德里科·莫赖斯博士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寄给阿尔维托·罗哈斯博士邀请聚会的信却比阿尔维托·罗哈斯博士寄给费德里科·莫赖斯博士的信迟了一天发出,而第二封信“才刚开始写一段”,信又收到了,看起来“在本月三十号在我家一聚的本意”并没有因为这颠倒的秩序而改变,但是信件总是不在现场的“说”,总是离现实很远,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阿尔维托·罗哈斯致费德里科·莫赖斯的信里, “刚刚从广播短报里听说路易·福内斯自杀了”。而费德里科·莫赖斯在信中写到:“为哀悼我的朋友路易斯,福内斯的过世,我已经决定取消原定于本月三十日进行的聚会。”

被安排的聚会,被取消的聚会,它们都在那些来往的信件里,这是“说”的另一种方式,但从来都没有抵达过真相,在信件中还有争执、猜疑,甚至咒骂,所以信件所构筑的不是面对面的现实,那是一扇随时可以取消而关闭的门。同样是纸上的言说,在《游戏的终结》里,那是孩子们的世界:“铁路的一个大弯道正好在我们家屋后的土地前拐过,那里除了路基、枕木和双轨,再没什么东西。”而这“荒野之城”也是“我们游戏的重地”。游戏是装扮成虚拟的雕像,然后“等待从蒂格雷开来的两点零八分的火车”。而在游戏的过程中,那张从火车第二节车厢里扔下来的纸条则打开了孩子们另一个游戏的门:“雕像都很美。我坐在第二节车厢的第三个窗户边。阿里埃尔·B”。阿里埃尔·B是谁?一个过客,还是一个关注的人?或者是我关于火车噩梦里的陌生人,但是这扇门也仅仅是纸条上的一个假设,甚至当阿里埃尔出现又说明了什么?一切都是从纸条开始,也将从纸条结束,孩子们的梦里有着入侵者的游戏,而最后那扇门也被关闭了:“列车来时,我们毫不意外地看见第三扇车窗里空无一人,我们半是放松半是愤怒地微笑着,想象着阿里埃尔坐在车厢的另一侧,在他的座位上一动不动,他灰色的眼眸看着河水。”

空无一人的车窗里,是拒绝的门,是拒绝的言说,是拒绝的现实,一切充满了未知,充满了“早已注定”的结局,被关闭的门,被取消的说,那么真相和现实又在哪里体现?而这无疑打开了科塔萨尔内心的那扇门,这里是梦境,这里是虚构,这里是对现实的背叛,也是对自我的回归,在《毒药》的梦里,“我无比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醒的,而那个梦坏就坏在我总是梦见自己是醒着的,梦见自己是真的在飞,梦见以前是做梦但是这一次是真的,当我醒来时,那就好像是摔到了地上。”只有真正醒来,才是现实破碎的时候,那么何不在自己编织的梦里,这梦能看见自己醒着,能看见那些现实,甚至能看见真相。只有梦境中,置换才会变成可能,不在场又能说明什么,这是一条自我拯救的捷径。

所以,在《水底故事》里,溺死者卢西奥成了我,他“最隐秘的渴望都被偷走了”,而找寻到的唯一办法是他成为了我,“我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你做了一个属于别人的梦。”在置换中,梦会完成它的真正情境;而在《一朵黄花》中,我进入了那个康布罗纳路上一家风味餐馆里讲述的故事中,卢克变成了重生的我:“卢克就是我,就是我的小时候,但是您别把他想象成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相似的镜像。”因为这样的置换,也就“不存在必死的天命,我们都是不死之身”。这是抵达虚无的意境,没有那一朵花却是在寻找自己。而在《美西螈》里,我自然成了在水族槽里的美西螈,“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们是息息相关的,我知道有某种东西虽然完全失落了,虽然无比遥远,却仍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用观者的我来承担那属于动物的“无言的痛苦、水底的酷刑”。而在玫瑰色石头般的外表下,“每一只美西螈都在像人类一样思考”。

时间、场景、人物,都在一种梦境中被置换,所以我是卢西奥我是卢克我是美西螈我是一切的梦,而是打开的一扇门,这是醒着而被听见的言说,就像“麻鞋乐队”的演出的剧院,一切都是在远离真相和自我,这里有谎话连篇的节目单,有不合时宜的观众,也有大部分成员都是充数的假乐队,有荒腔走板的指挥,还有装装样子的列队行进,甚至还有格格不入的他自己,但是正因为这些谎言和不真实,这些欺骗和格格不入,所以在那一刻会突然“撞见”现实,“他对现实惊鸿一瞥,却以为那是假象,其实那才是真切的,是他现在已经看不到的真实。他刚刚目睹的就是真相,是对假象的揭露。”

这是不可理喻的现实,这是充满危险的现实,这是不敢说被关闭着门的现实,而在这种颠倒的秩序中,虚幻却又变成了心中的真相,是一切早已注定的结局,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说:“在科塔萨尔的世界中,虚拟游戏摒除了成人活动的严肃性。小说人物以游戏为避难所,藉此逃离自身所在的那个不可理喻、荒谬且充满危险的世界。确实,他创作的人物常以游戏自娱,但在许多情况下那是危险的娱乐,使他们被排除于周边环境之外,有时甚至遭遇精神错乱或死亡的威胁。”是的,游戏并不是真正的逃离,梦境总会最后消失,不可理喻、荒谬和危险从来没有消失过,那扇门只是一个通道,但最后还是被堵上,还是背对着门,还是有着可怕的死亡:“会害怕并不奇怪,在他的梦境中,恐惧无处不在。”即使是一件套头衫,也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成为推向自我毁灭的凶手,被缠绕的手,看不见的眼睛,在十二层大楼里,那扇门窗是开着的,通向外面,也同乡了坠落的死亡:“他直起身子逃向另一方,逃向一个没有手、没有套头衫的地方,那里只有呼呼作响的包围着他、陪伴着他、爱抚着他,还有十二层楼。”

“你看着,从明天开始,游戏结束了。”只是在现在你看不见未来看不见明天,即使醒来,我们也是仰面朝天,双目紧闭。

万火归一

编号:C63·2120516·0888
作者:[阿]胡里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09年6月
定价:22.00元 亚马逊15.40元
ISBN:9787020069323
页数:204页

再次引用才发现,《南方高速公路》变成了《南方高速》,作为一部小说的翻译标题,里面有着变化着的文本需求,但是堵车还在,流言还在,范晔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的译后记里说:“《南方高速》通过堵车这一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呈现出另一种“非常态”的现实,——或许比“正常”秩序中的现实更值得留恋和向往;”“非常态”的现实是一个隐喻,而“正常”的秩序则是阅读中的经验主义。八个短篇所构成的“非常态”现实也是科塔萨尔在营造的充满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色电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感觉与意识的质地被不断复制,深入其中你只能感受到时空交错,如梦似幻的不真实感觉,但这种不真实却让你不想回到“秩序”的现实,此大概就是科塔萨尔真正的魅力。《西语美洲文学史》的作者奥维耶多说:“每当想起科塔萨尔的名字,人们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fascinante(迷人的)’”。


《万火归一》:藉着他自己的死亡杀死了我

一切都是象征,我估计。——《给约翰·豪威尔的指令》

观众之一,你和我,或者,没有角色分配的第三个人,总之是在瑞斯之外的,也在约翰·豪威尔之外,也不是替代了他的座位,但可以明白地指出一出戏剧里面的修辞手段,“你已经看见游戏是怎么进行的了”,如果作为一个道具,进入了游戏里,那么戏里戏外,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都已经逃脱不了了,荒谬是最合理的存在,“可一场戏剧恰恰是与荒谬的一次合谋,是它奢侈的活力操演。”荒谬穿过街道,穿过火车,穿过田野,穿过奥德乌奇剧院,穿过那个叫瑞斯的人——起先他是个观众,后来他变成了荒谬的象征,“好戏从现在开始。”

不是,这里根本不是巴黎,不是科塔萨尔第二故乡的巴黎,不是《万火归一》在古罗马帝国之外的现代巴黎,或者也不是在星期天专从高速公路为回去的那个巴黎,是伦敦,是秋日周末的奥德乌奇剧院,这是不是一次”他乡“的荒谬经历,故意的,就像科塔萨尔带领着那些观众,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出象征戏剧,那时豪威尔“现在上场”了,在幕间休息时,荒谬的现实上演了,瑞斯已经不是观众,已经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了,他听到爱娃说:“这个秋天的下午特别长。”比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公路赶回巴黎的时间更长,也更愚蠢。那出戏里有什么?一切都是象征,当爱娃说:“别让他们杀我。”这是起点,当爱娃说:“你要陪我到最后。”这是落幕,总之是一个祈使句,而所有的象征可能是沿着这条路前进的:“让木偶按预定的内容回答,戏就可以往下演。”所以对话里面暗示着的答案永远是荒谬的,永远是在真实的瑞斯之外的。一个被拖进象征主义漩涡的人,在伦敦,他就只好保护自己,彻底打碎那种荒谬,于是,“瑞斯镇定自若地继续着他的叛逆一步步颠覆着预先的指令,以一种激烈而荒唐的表演与技艺高超的演员们对抗。”爱娃还是被杀了,也并没有人会陪她到最后,最后必须是远离象征,“回到自己的座位”,那个豪威尔脱下了面具,逃走的瑞斯发现了另一个世界,在相反的方向里,在远离奥德乌奇剧院路上,“在街灯的光芒中他看见一个寻常的名字:罗丝巷。河在那里,有座桥。总会有桥可过,有街可走。”

荒谬而来,从荒谬而抽身,瑞斯的戏剧人生也只是一个秋天的下午,或者周末而已,“特别长”是因为象征而无法逃走,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堵车危险的那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更荒谬的是被拉长的时间,不再是那个星期天的下午,甚至已经不是那个巴黎了,南方高速公路被封闭在一个荒谬的空间里,王妃牌汽车的姑娘、标志404的工程师、双马力的两位修女、凯乐威的自杀男子,以及其他有关堵车的所有人,都被一种巴黎的外省世界所包围,无法逃脱,当然,也不是演戏,不是可以重回自己的作为,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而去,在这个只有唯一方向、唯一目的,以及唯一时间的地方,开始流传许多现实之外的“说法”,比如对某一车祸的猜测,比如对于陌生人的最后融合,或比如对于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的反抗,都是从自身出发,消灭一种陌生,人和人之间,或者场景。都因为陌生而呈现出“非常态”,呈现出时间的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人去计算今天或者这几天共前进了多远;王妃上的姑娘估计在八十到二百米之间;工程师没那么乐观,但他很乐意拖长和女邻居一起演算的时间。”而当最后堵车消失,巴黎又成为一个目标而清晰起来的时候,象征也就最后变成了愚蠢的行动:“为什么要在夜间公路上置身于陌生的车辆之中,彼此间一无所知,所有人都直直地目视前方,惟有前方。”

前方到底在哪里?是真的巴黎,还是其他?其实,在堵车的那个自足空间里,他们的陌生恰好重新扮演了新的自己,而一旦有了明确的方向,自己反而找不到了,只有为了方向而进行的方向,所以,在现实之外,找寻自我变成了一种温馨的努力,相反,则是愚蠢的演戏。被驱逐的自己,对位于谁?是那个豪威尔?还是《会合》里的切·格瓦拉?和谁会合在故乡,或者那种“名至实归的真实”如何达到?路易斯死了,还是没有死?所谓“会合”也就在某种赴死的努力中摆脱旧有的秩序,包括革命,包括灾难,就是要在真实的死亡中重新定义:“我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把一场笨拙的战斗转化为秩序,赋予其意义,使之名正言顺,最终引向胜利。”秩序的重建是一场“笨拙的战斗”衍伸的意义,就像抛弃秋日的荒谬一样,而在《病人的健康》里,则成为附属在“假冒的信”里一次虚构,阿莱杭德罗母亲去世最后变成了比现实更真实却也更荒谬的的一种存在,而在《正午的岛屿》里则完全变成了一种臆想,那个岛屿可能是霍罗斯,也可能是希罗斯,或者是希腊岛屿,但总归是“舷窗的蓝色椭圆形里浮现出来”的一种幻觉而已,寻找孤岛无非是给自己一个被他人理解的定位,但是现实并不是仅仅发现一个岛屿,很可能那里什么也没有,甚至没有自己,而当坠机时看到那具尸体,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某一个影子,“在这种无用的重复观看中一切都被扭曲;也许,真实的只有那重复的欲望”,而当欲望变成虚幻的东西,那憧憬,那希望,甚至那种救赎也只是“渔夫们难得抬起头来仰望另一样从他们头上飞过的虚幻”,而在现实世界里,一切的象征最后都变成了对自我世界的嘲讽:“那具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

用尸体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死亡的意义凸显在非时空的虚构中,死亡只不过是某种对应,生对应于死,现在对应于过去,我对应于他,而在科塔萨尔看来,其实对应也完全是一种阻碍,是人工的痕迹,那种身份的转变或者是有意的演戏,或者是非现实的秩序,而真正的还原是不露痕迹的,或者是无缝的,在《克拉小姐》里,母亲的口吻、宝宝的口吻、护士的口吻等合二为一,没有对接的痕迹,如蒙太奇的转换一样,自然而然,也就消灭了个体从一而终的属性,给世界一个重新的定义。在《万火归一》里,古罗马的角斗场又转移到了现代的巴黎,爱情或者欲望,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景里,却相似地发生着,或者就是同一事件的不同面貌而已,不管是总督和妻子,里卡斯夫妇还是罗兰·雷诺阿、让娜和索妮亚之间的情爱,都隔着某种时空,而所谓“万火归一”就是寻找一条通道,而这条通道最具体的呈现,便是那些“有更深的意义”的数字,四百一十六、三十二、一百四十五……这些无序的数字是为了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蚂蚁王国”,所以“在一片更临近也更厚重的沉寂下继续着详尽的计数”,计数是为了秩序,那些隔着时空的争斗和死亡总在在破坏着这些秩序,所以当最后以一场大火而告终,实际上就是找到了最后归宿的秩序,角斗场在燃烧,而那场跨越时空的大火也“试图从梦中吞噬她的燃烧的怀抱”,巴黎成为一个象征的词,一个重建着秩序的词,一个不断重复、解构和合一的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跨越都会以一种极致的方式抵达,“万火归一”的“一”本身就隐含着自我体系的建立,而要真正从事物的背面发现存在的秩序,就必须设置那种陷阱,让表面存在的东西跳入到现实的虚空里,“这一双眼眸不属于你,你从何处得来?”眼眸的背后是什么,是一个谜,是六个连续的×,《××××××》的文本所呈现的就是一个自足的系统,不管是第四歌第五节,还是第六歌第一节,都是一个在眼前消失的世界,是“另一片天空”,故意隐去的引言就像那个锁喉的杀手洛朗一样神秘,其实看起来神秘实际上可以不费力气查询到真实的资料,比如这是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的《马尔罗之歌》的句子,他隐去了,那么那个他会在哪里出现?
在古埃姆斯通道?还是维维安拱廊街?是我的过去记忆里还是现在的生活里?或者,我就是那个洛朗,一个存在于虚无的个体:“我在那个世界的幸福不过是一支欺骗的序曲,一个花朵的陷阱,仿佛那些石膏雕像中的一位递给我一个虚假的花环,只是为了一步步陷入洛朗的噩梦”,我的女友伊尔玛还在,但是若西亚娜,以及若西亚娜们呢?《另一片天空》被认为是科塔萨尔怀想故乡的一次实验,那个隐秘在更深处的“南美佬“就是一种自我的映射,是眼眸的背后的那一个故乡和记忆,而在他第二故乡巴黎的生活中,南美其实是一个无法抵达的地理概念和精神世界,甚至早已在那里死亡,所以他说:

有段日子我总会想起“南美佬”,在乏味的反复思忖中我编造出一个慰藉,似乎是他为我们杀死了洛朗,也藉着他自己的死亡杀死了我。

这是“彼此呼应的死亡”,南美佬和洛朗,以及我,或者《××××××》的文本作者、法国作家洛特雷阿蒙,都在复调的世界里,以另一种方式告诉存在的最后去向,“‘南美佬’和洛朗,一个死在他旅馆的房间里,一个消失在虚无中,被马赛人保罗所取代。”同一个死亡,意味着他们的身份最后趋向同一个符号,而在街区的记忆里一去不返,也就剩下那六个连续的×所构筑的隐秘文本。其实,消失或者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包括“南美佬”填补了某种无聊的聊天空隙,也比死在旅馆房间里更能引起关注,而最后“我长久的失踪”似乎只为还原一个真实的自我。

当死亡不再“是密林沼泽中一颗偶然的子弹”,那么最后对自我的寻找一定是精心的策划,是“万火归一”的归宿,从南方高速公路已经回不去巴黎了,那里是伦敦奥德乌奇剧院,是古罗马角斗场,是希腊孤岛,是一九二八年前后藏宝的洞窟,在异化的时间和陌生的空间里,象征统治着一切:“那天夜里他梦见一尾鱼,梦见一条凄凉的道路穿过断折的柱群。”

跳房子

编号:C63·2120514·0883
作者:[阿根廷]胡利奥·科塔萨尔
出版:重庆出版社
版本:2011年6月
定价:38.00元 当当27.20元
ISBN:9787536689824
页数:586页

“同我一样,她也认为,一次偶然的相遇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不具有偶然性,她也认为,准时按地赴约就跟写字非要用带格子的纸张或是挤牙膏非从底部挤起不可一样。”这句在《跳房子》里的话恰好可以说明我和科塔萨尔的偶遇。从《动物寓言集》而来,在这部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中,科塔萨尔更加深入地叙写了关于巴黎“外省”个体的心路历程,奥利维拉寻找“天堂”巴黎,最后却只能回到“人间”布谊诺斯艾利斯,形而上的追求到最后也只能是一场空。在这部“二战后关于情感和观点的最为强劲的百科全书”中,科塔萨尔依然设置了障碍,充满阅读挑战的文本里除了技巧之外,更是在找寻阅读的“合谋者”,即读者自己挖掘出的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无穷的讲法。他甚至把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虽说是歧视,但也充满了阅读的挑逗意义。


《跳房子》:谈论生活的时候,指的却是死亡

“一条鱼单独生活在鱼缸里,它就伤心;只要摆上一面镜子,它就会高兴起来……”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相遇在那边,或者这这边,在“巨大的比喻”的巴黎,或者“用耻辱这个角度”看待的阿根廷。也或者是他和她,男人和女人,“但不管怎么说,二人确实在迷宫般的街道上相遇了,最后几乎总能相遇。”相遇治愈了孤独,治愈了孤独带来的伤心,至于伤心带来的死亡威胁,高兴地看到了所有活着的可能,包括自己,都在那一个镜子里重新开始寻找生活的希望,就像圣-琼·佩斯在诗中写到:“我只能在你身上看到自己。”

这是引用,巨大的引用,无视一条金鱼的孤独,无视镜子里的高兴,引用是一个工具,就像阿米巴虫的伪肢,就像庄周梦见的蝴蝶,是谁缺了谁。是谁爱上了谁,又是谁梦见了谁。“我能找到玛伽吗?”像一个辽远的疑问,从《跳房子》空洞的世界里发出,那面镜子在哪里?奥利维拉是一条鱼?“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是在另外的镜子里,甚至不在巴黎的街道上,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房子里,为什么要去寻找?像是触及了世界的本质,触及了自我的本质,对于奥利维拉来说,那是另一个鱼缸里活着的鱼,即使在镜子面前,它也不会死去,它会照着那些巨大的引用否定孤独,否定离开的伤心,这是多么富有挑战的提问,“我能找到玛伽吗?”就像在所有人面前问道:我能找到自己吗?

他和她,相遇,或者只是一种幻觉,他,在波拉之后,遇到玛伽,一种记忆,关于时间的肉体,横亘在巴黎这个“巨大的比喻”中,那绿色的蜡烛已经不在燃烧了,就在那里成为泄愤和幻想的工具,“波拉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她把宇宙的黑夜概括在自己那小小的黑夜里面,那是一个酸牛和白葡萄酒同肉类和蔬菜混在一起在其中发酵的黑夜,那是一个无限丰富而秘密、遥远而贴近的化学中心。”所以不敢接近,所以都是镜子里的幻影,而玛伽在一步步靠近那面镜子,那个可以告别伤心的他,奥利维拉的名字其实是早就刻在了现实的生活中,只是在时间的记忆中,玛伽已经难以逝去,它成了她的牢笼,也成了他的罪孽。对于玛伽来说,“在蒙得维的亚,没有时间这东西。”因为,一个女孩已经成了一条永远被关在鱼缸里的鱼:“我永远是十三岁”,永远都是“爸爸打我”,也永远都是“黑人强奸我”。

永远就是在消灭时间,但不可消灭的是记忆,甚至也不存在“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一切都是过客,都是不曾留下的镜子,玛伽在别处,即使在巴黎的那边相遇,他们也是被当成了他人,当成了一个符号,找不到背后的真面目。爱情?当然不是十三岁的黑人强奸了她,当然也不是爸爸用暴力摧残身体,而是“仅仅是我手拿一朵黄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则手中拿着两支绿色的蜡烛,时间从我们的面孔上慢慢流逝,我们相对无言,接着就是告别,各自去购买地铁车票”,又或者,只是“做爱时,技巧既冷淡又恰到好处,接着就陷入了可怕的沉默”。玛伽沉溺在十三岁的记忆里,混乱而且无序,而且在审判每一个人,包括奥利维拉,他甚至被置于监视之下,置于和波拉的虚构之中,肉体并不是唯一,却是实现惩戒的一种工具。还有那个以孩子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孩子,罗卡玛杜尔,这是唯一可以消除玛伽记忆的人,将他从十三岁的噩梦中拯救出来的人却永远带着肉体的疾病,和死亡,甚至也成为惩戒与奥拉西奥的爱情的一种武器,这种异想天开的命名方式直接取消了所谓的爱情,它滋长着关于复仇的火焰,而在奥拉西奥看来,也就是一种荒谬,像是那个腊制的小人一样,完全成为道德的工具和镜子,奥拉西奥说:“荒谬之所以是荒谬,那是因为它在表面上并不荒谬。”那时,他们蛇社的成员在一起喝着咖啡,谈论着荒谬,看不出逼近的死亡,或者说,那一场死亡正是用不荒谬的表面刻意掩盖的,楼上的老头敲着音乐节奏,和地板,反节奏消解着表面的那些人文主义,但其实荒谬是一个计谋,奥拉西奥甚至在心底里已经构筑了”笨拙与混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正是玛伽的世界,属于十三岁的世界,属于被命名的罗卡玛杜尔的世界,“她马上就要把药倒在勺里了,等她走到床边,勺里的药会洒掉一半。”荒谬和冷漠,对于玛伽来说,是突然的降临,孩子的死亡甚至毫无声息,在咖啡、欢笑和所谓的“哲学家们的聚会”里,在荒谬的夜晚,世界走向了死亡,这种荒谬是不是一种热寂?或者就是那种叫做“熵”的东西。“它本来的功能被一引起抵消作用的神秘力量破坏掉了。”这像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条绳子,被绑在那里,运用弹性,制造神奇的力量,熵的物理学意义,其实早在巴黎的“在那边”就开始了。

“熵”的热寂从来就是一种灾难,玛伽消失了,那封信上说道:“孩子,罗卡玛杜尔,孩子,孩子,罗卡玛杜尔:此时我只是在镜子上给你信,我不时地还得把手指揩干,因为上面沾满了泪水。”金鱼没有游出鱼缸,镜子也只是虚幻,所以对于玛伽来说,消失的死亡也是另一种生活,另一种符号,被命名的罗卡玛杜尔和被肉体化的奥拉维拉,玛伽出走便成了一种赴死的行为艺术:“她一直念叨着蒙得维的亚和一个蜡制小人。”而对于奥拉维拉来说,“我能找到玛伽吗?”成为一个终极寓言,成为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必然经过,成为从“在那边”到“在这边”的地理转向,或者是从玛伽到塔丽妲的角色转变,总之一切在表面的荒谬读可能改变,但是那面镜子的寓言却还在继续,那只不过是寻找自己的工具,照见的孤独会变成一种相守的温暖,就像那出相遇的爱情,其实只是一种偏见:“在我和玛伽之间横着一片语言的甘蔗田,我们不过分开几个小时,相距几个街区,我的悲哀就真正可以称做悲哀,我对她的爱情就真正可以称做爱情了……”

所以寻找自我才是真正的难题,而自我必须是世界的中心,对于奥拉维拉来说,自我是被放逐,是巴黎的另一中心的开始,“我记得,我是于某日来到巴黎的。”含混的开始,仿佛梦境,就像和玛伽的相遇,充满了某种不真实的感觉,而巴黎在非现实的一端,强大地占据你,以物质和精神的虚幻感觉创造一个没有中心的神话,哥莱戈罗维乌斯说:“巴黎是个巨大的比喻。”而玛伽说:“巴黎就代表一种盲目的伟大的爱情,令我们大家迷恋,但它总是带有那么一点涩味,一种苔藓味。”不管是蛇社的哈罗德、还是罗纳德、艾蒂安,对于他们来说,逃避和解放当成为巴黎存在的一种理由时,还不及贝尔特·特雷帕的自我欣赏,没有观众的演奏,“您肯定注意到了,最主要的是我演奏自己的音乐,几乎每次都是首场演出。”这就是真正的自我,而巴黎不能容忍这样的自我,贝尔特·特雷帕无疑成为蛇社的一个笑话,湮没在巴黎巨大的隐喻中,没有中心,巴黎也只是一个想象的世界,一个消灭自我的世界,所以玛伽的出走为奥拉维拉的寻找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巴黎的中心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心。

地理的转变,并不代表真正的归宿,无论是巴黎,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总有一种生活像是死亡,总有一种爱情围绕着肉体,这是现实和非现实的较量,这是自我和非我的角逐,“一个非现实把另外—个非现实展示给我们,就像画中的圣徒用手指着上天一样。这一切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我不可能是某个叫做奥拉西奧的人。”所以在无限接近自我的过程中,奥拉维拉其实在逃避某种形而上的约束,在逃避哲学化的中心,但其实,某种替代和转变根本不能解决那个中心的问题,那个自我的价值,不用寻找的玛伽变成了塔丽妲:“他认为玛伽已经死了,玛努,但同时他又觉得玛伽就在他身边,而今天晚上,我就是玛伽。”就像布宜诺斯艾利斯代替巴黎,这注定还是一个荒谬的表面,那根绳子的力量形成的“熵”正在吞噬着这些幻想,实际上,对奥利维拉来讲,“在巴黎一切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反之亦然。”

巴黎不是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不是中心,那么中心是不是存在于另一个入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戏团里,当真实的自我被角色代替,当形而上变成另外的生存需要,入口便出现了:“马戏团里是相反的,洞口在上面,开口处与开放的空间相通,象征着结束;而现在他则处在深井的边缘,厄琉西斯的门旁。”那个人跳房子的游戏也打开了门,打开了所谓的“天”和“地”,所谓的形而上和形而下,“奥利维拉用上一支烟头又点燃了一支香烟,并把烟头扔向第九格,他却看到烟头落在了第八格,然而一跳,又跳到了第七格。”这是第几格的游戏,这是跳下去的勇气,这是中心的结构,这是发现新的自我的努力,那个统一体,那个dopplganger,那个化身,玛伽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不是塔丽妲,那谁能证明那个抽着烟,坐在绳子上的人就是奥拉维拉,“你并不是孤身一人,奥拉西奥,你的孤独纯粹是由于你的虚荣心在作怪。你装出一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尔多罗的样子。你不是一谈什么doppelganger吗,你瞧,现在正有人陪伴着你,这个人跟你很相像,尽管此人处在你那可恶的细绳的另一边。”那个doppelganger或者只在奥拉维拉的心里,在跳房子游戏里找到的无非是投影,世界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金鱼在镜子里的自我中寻找快乐,世界是一种关系,是消灭了自我的解构,是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消失,是一个游戏的最后命运:

塔丽妲不知不觉地站在了第三格里,特拉维勒则把一只脚踩进了第六格,而奥利维拉却只能向他们挥挥右手,羞怯地向他们致意,并盯着玛伽和特拉维勒告诉他们:三人终于互相了解了,尽管这种互相了解只能持续一小会儿,但这一小会儿是多么的甜蜜啊,在这一小会儿中,毫无疑问最为理想的应该是向外一倾身,让自己落下去,啪的一声,一切就都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在那边”结束了,“在这边”结束了,当最后以“-135”的符号出现在“落下去”的那种游戏结束的时候,世界又开启了另一扇邪恶的门,这是《在别处》,是“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那时,奥利维拉说过:我要是跳下去,“肯定会落在‘天’上。”“天上”就是新的入口,从第57开始,世界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生活中,有那么一刻是很可悲的,那就是很容易地把书翻到第九十六页,同书的作者就咖啡和坟墓、无耻和自杀进行对话,而桌旁边的人却正在谈论着阿尔及利亚、阿登纳、蜜雅奴·巴铎、居伊·特雷贝特、西德尼·贝切特、米歇尔·比托尔、纳博科夫、赵无极和卢森·博内特。”可悲的开始?试着去翻阅第96页,第20节,“让我走,你很清楚,我会回来的,至少是今天晚上。”这是奥拉维拉对玛伽说的,当时就在巴黎,就在相遇而开始的非爱情中,可是玛伽不让奥拉维拉走,两个世界的对话,挣脱出一只手,但结局却是另一种出走,玛伽离开奥拉维拉,所以在96页的巨大隐喻中,那个可悲的一刻正在发生,巴黎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和非我,或者中心和非中心,在相反的道路上前进,而且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就是这样开始了,混乱而无序的寻找。

接下去是126节,96页的出口被安放在最底下,其实已经进入了科塔萨尔的世界,他是另一个自我和非我,不是奥拉维拉,不是玛伽,不是罗卡玛杜尔,也不是特拉维勒,他吸着烟,烟灰会掉在跳房子的格子里,他使劲儿记着小说的入口,“可以放弃阅读的章节”里甚至把他当成了莫莱里,他写着那些完成和未完成的笔记,他说:“我这个肉体够预见这样一种状况:当它否认自己是个肉体,同时也否认其客观相关物是客观相关物的时候,它的良知就会对肉体之外、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状况做出让步,而这个世界又将成为进入存在的真正入口。”依然还是肉体,依然还是活着的作者和阅读者,一起进入世界,出口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上面有“导读表”,是进入真正的文本的中心的必由之路,在两种读法中,我以表面荒谬的形式读完了第一部,在读到第五十六章结束时,科塔萨尔说有“三个明显的星号,这等于‘终止’二字”,但其实没有,既没有星号,也没有三个明显的星号,只有末尾另一个符号:-135,新的指向新的入口,这便开始了科塔萨尔的第二部的阅读:“从第七十三章开始阅读,每章结尾处所指的次序读下去:73-1-2-116-3-84-4-71-5-81-74-6-7-8……”

序号重新被印在各页的下方,在反复和重新阅读中,世界在正以革命的形式发生在改变,2和3之间的116,3和4之间的84,4和5之间的71,插入、转向、回环,甚至55、74指向的消失,都在创造着另一种可能的文本,第一节第一句:“我能找到玛伽吗?”但是在第二种阅读中,这并不是故事的开始,并不是一个辽远而空洞的发问,它承袭着更多的故事,来自于第73节:“对,可有谁能够治愈我们那无声之火,治愈我们那夜晚态走出斑驳的大门和狭小的门道,在于歇特路上奔跑的无色之火,治愈我们那舔着石块,在门框中窥视的无形之火呢?”

形而上的火,熊熊燃烧,在文本的另一个入口,我们却一无所知,我们以为寻找玛伽会成为一种伤感的故事,会像讲述一个爱情故事一样带领我们去阅读,但是科塔萨尔显然要改变这种阅读,寻找中心本身就是错误,就像奥拉维拉来到巴黎,就像卡塔萨尔自己的巴黎之行,所以中心是不存在的,巴黎只是另一个布宜诺斯艾利斯,而自我也只是一个非我,所谓的现实也必须用非现实来解读,当然,文本也需要用另一种文本来进行重新构筑,“只要有一部绝对反小说的小说就行了”,这就是科塔萨尔的计谋,他在小说中设置了进口,却关闭了出口,你迷失在那个世界里,迷宫里的世界就是曼荼罗的世界,就是跳房子的世界,而阅读者也成为了文本的一部分,“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造就一个合谋者,一个同路人,使之与自己同步。”莫莱里的笔记里写出了卡塔萨尔的构想,也在文本中创造了这种可能,“要促成,并敢于写出一种不完整的、松散的、不连贯的文本,细致的反小说(尽管不是在离奇、有趣意义上的反小说)文本。”

这就是文本的计谋,文本的革命是带着非中心的努力去完成的,但是那真的是一个“国联社会”,新的中心?或者只是科塔萨尔式的“庄周梦蝶”?“可我的花园在去年夏天却飞满了蝴蝶。”但是到最后却都飞走了,像玛伽的出走,是一个象征,梦和被梦原本就是叠合在一起的幻觉,而文本与文本的在创作也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革命,看似在消解中心,但其实是在消灭作者,在文本的另一种阅读合谋中发现新的中心,“谁占据了中心谁就算赢了”,可是,对于跳房子一样的游戏来说,“但这中心可以是边上的一格,也可以在棋盘之外”,就像文本的创作,不管是第一部阅读法还是第二部阅读法,只要不是“玄学,也不要把词意同四边的象征意义混淆起来”,那么这种非中心的阅读才是可能的。

一条鱼和另一条鱼其实并不能相遇,就像作者和阅读者也永远不可能“合谋”,那面镜子其实一直是虚幻的象征,就像从活着的状态下照见了死亡,从存在的状态找见了离开,从写作的状态找见了阅读,不在同一个中心和自我的世界里,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背叛:“背叛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那就是像以往那样放弃中心,置身于边缘,那就是因同另外一些卷入同一行动的人结成手足之情而感到快乐。”

动物寓言集

编号:C63·2120421·0876
作者:[阿]胡利奥·科塔萨尔 著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本:2011年5月
定价:16.00元亚马逊9.90
ISBN:9787020084920
页数:118页

“他确实拥有阿根廷国籍,并非飘零无根,却只认幻想文学,爵士乐、先锋派绘画、拳击和黑包电影这一个祖国,巴黎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如果说,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悲伤和远离,那么,胡利奥·科塔萨尔用自己的人生轨迹充分回应了这种模式。每位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应和,去反驳。”确切的说,这段话不在封面上,在腰封上,旁边是科塔萨尔的黑白照,叼着烟,目光中满是不屑。作为科塔萨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动物寓言集》从1947年开始创作,1951年结集出版,顾名思义小说里都以动物为主角,并且都有着需要解读的隐喻:《剧烈头痛》中的“芒库斯皮阿”仿佛是病痛本身的化身、《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对动物女巫般的支配力量令故事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动物寓言集》中影射人性的虎、以及《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令“我”最终崩溃的兔子……


《动物寓言集》: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

想到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她就满心欢喜。甚至,她想象着有一只橡皮大小的小老虎在蚂蚁王国的通道中走来走去。

在阅读之后,我的想象里没有老虎,也没有蚂蚁,或者通道里也都是被塞满的困意——作为春夏之交的一次午后经历,我实在有些抵挡不住困顿的倦意,直线而上的温度宣告了季节的改变,转身的一瞬就会把你推向炎热的境地,这是气候引起的官能症,也并不是科塔萨尔在《剧烈头痛》中说的那种眩晕,当然,面对倦意,我也不会寻找玛格丽特·L·泰勒的那篇名为《眩晕和剧烈头痛的指导性症状及常用治疗对策》的美文,来对症下药,其实,最头痛的不是头痛本身,而是那些迷乱的名称本身,乌头症、马钱子症、缺磷症、溴樟脑症、氯化钠症、紫草症、缺硅症、白英症、白头翁症、硝化甘油症、印度大麻症、仙客来症、颠茄症、原料病症、响尾蛇症……在布满文字的《剧烈头痛》中,这些病症采用斜体的方式特别标注出来,书写方式特别的潜台词是:秩序在改变,而且在加速改变,我仿佛看到了那些病症蜂拥从书本中跳出来,齐齐向着这个午后袭来。

当然,这不是“炼金术般的、秘教式的研究文章”,这只是科塔萨尔的一部寓言,一部包括代序只有118页的小说集,蔚蓝的封面显得很纯净,看上去会医治一点那种“剧烈头痛”和午后的困顿,小说集的腰封早就被我遗弃一边,这是一件不合时宜的外套,灰色,或者人像,让科塔萨尔站在了最前面,但却是不应该的,我只喜欢这种蓝色的安静,这种统一和秩序,上面只有简单的题目,不被篡改和剥夺,就像最后那篇《动物寓言集》里的蚂蚁一样,“两窝蚂蚁,各守玻璃盒一角。”,而“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人一旦闯入,就是对既往的秩序的破坏,“伊莎贝尔觉得蚂蚁们真的被吓到了,对影子唯恐避之而不及。”

所以,回到蚂蚁,是掩卷之后对于封面的一次排他性解释,是的,在封闭的室内,是没有手的影子的,即使有,也是暗淡得可以忽略不计,与周围的光影完全在一起,不用害怕,世界安静着,甚至没有想象。但是作为一种场景之一,象征开始了,或者有关动物的寓言开始了。

是一只甲虫。小小的,黑黑的,就那么一个点,就像黛莉娅鼻子上的那个黑点,有些情节地展现出来。起初是从桌子上爬过来,很安详地移动,动作不是很灵敏,但是方向很坚决,它爬过了摊开来的那本书,爬到上面的一只信封上,然后在信封上来回走动,就像科塔萨尔在小说中所说“蚂蚁们来来往往,不惧怕任何老虎”,不惧怕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手影,看到我的困顿和倦意,所以小甲虫把世界当成了它自己的一切,甚至我会把它爬上信封这个动作也解释成对于科塔萨尔小说的阅读,比如在《狡诈的女人》中,两封匿名信就没有寄到黛莉娅手里,它们落在了马里奥的手里,然后烧毁,两封匿名信有不同的内容:第一封写到:“据家人透露,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他自杀。”第二封信说:“如果我是你,我会小心门前的台阶。”小甲虫的行为艺术对于匿名信的标签的解释,似乎有着太多的想象,总之,最后小甲虫并没有出现像那条金鱼一样,在“黛莉娅预言的那天死了”,只有最深的绝望才会让它死亡。从“他”到“它”,从自杀到死亡,是两种秩序,两个世界,所以,小甲虫的意义是和所有动物一样,是参照着人的行动和行为。所以,在小甲虫的爬行中,我的困顿和倦意逐渐变成了对它的观察,我仿佛也在它的爬行中找到了摆脱头痛的方法,是一种参与,是观察者的参与。就像《天堂之门》的马塞洛·哈多伊一样,“一个职业者,一个知识分子。我一声不响地望着发生的事情。我是个观察者和新闻记者。”科塔萨尔说他是个“生疏的、有点冷漠的观察者”,那么在这样的午后,面对一种优雅爬行的小甲虫,我也必定是生疏和冷漠的,因为我和小甲虫完全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仅有的交错也只有这午后的时光,这桌子和遗留的信封,或者《动物寓言集》满是蓝色的封面,那么这种互不侵犯、没有“手的影子”的相遇是不会给谁造成什么影响,它是它,我是我,然后便都是独立的行动:甲虫告别爬行,振翅飞起来,而我,从科塔萨尔的封面开始,阅读“伴着爵士乐的曲调和自由”。

其实,对于科塔萨尔,我是曾经熟悉的,但是一直没有作为阅读者进入他的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一直以“生疏和冷漠”的观察者而存在,甚至,连观察者也没有,只是旁观者,《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在书橱里,一角,属于上世纪90年代的购书经历,对于文本来说,只是迁移而已,没有阅读,积满了灰尘。但是被封尘之后,我才知道有一个远在我之上的世界,一直在运行,而我在时间上的错过是静止的旁观,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对文本进行过货币化的消费,所以,在面对科塔萨尔的时候,一种闯入者的快意洋溢出来,就像科塔萨尔面对科塔萨尔一样,文本的阅读者和阐释者面对作者,这种如朱琺注释的“分裂或化身”,其实就是博尔赫斯所写作“两个博尔赫斯”为题的作品,作为博尔赫斯的弟子,科塔萨尔一定深谙此道。而在这样的“分裂或化身”面前,我也开始面对十几年前的那个消费者和旁观者,我之于我,是两种人称了,或者这种分离就如小说《远方的女人》一样,日记的这端和那端是同一个人?阿丽娜·雷耶斯,或者写信的我,“因为有人打她,因为有人打她,她就是我。”只有外力施加,她才是我,而在这种紧张关系被消解的时候,却只有恨意和分裂,“如果她真的是我,她会屈服,她会投身到更光明、更美丽、更真实的我这边。”完全是一种身份的交换,如果的假设后面是对于现实的颠覆,对于秩序的重构,但是在幻想中,却是一种游戏:

可怕的是句意指向并非王后的人,指向晚上我会再次痛恨的人。那个叫阿丽娜·雷耶斯的人,不是拆词游戏中的王后,她也许是任何人:布达佩斯的乞丐,胡胡伊家境贫寒的学生,克萨尔特南戈的女佣。她在任何遥远的地方,她不是王后。可她的确叫阿丽娜·雷耶斯。

王后和乞丐,对于阿丽娜·雷耶斯这个名字来说,意味着往返的可能,“我觉得故事的结尾是绝对富有幻想色彩的。鉴于事实上女乞丐是和阿利娜相像的人,所以就发生了灵魂交换的现象,阿利娜的灵魂留在女乞丐的肉体内,女乞丐的灵魂占据了阿利娜的肉体,而胜利者实际上是阿利娜肉体内的女乞丐。这是颇费心计的。”还是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的阐释中,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肉体和灵魂,乞丐和王后才诡异地合在一起,而最后的秩序颠覆,完全是一种计谋,科塔萨尔在背后捅破了唯一的秩序,日记不复存在了,离婚两个月后的故事变成了现实的的一种,不是阿利娜的阿利娜面对丈夫,走到桥边,她拥抱了一个女人,所有的关系和对应全部坍塌

“不,太可怕了。”这就是被颠覆所带来的恐慌。而这样的颠覆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分裂和合一,更多的则是对秩序的破坏,对既有规则的篡改。《被占的宅子》里那所“宅子”就是一个规则,一个秩序,固守着几代人,还有很多传奇故事发生过以及发生着,“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执意两个人住是延续着规则,而且可以牺牲某种爱情或婚姻,面对这样一种“执意”,甚至会出现“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那就是:“曾祖父母在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有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兄妹的乱伦是为了维持宅子的“传统”,但是这样的秩序并不能维持,在外界不断变化甚至革命的时代,对秩序的“执意”坚持,甚至以牺牲某种自由,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后来宅子不断被侵袭和占有,这边和那边连续“沦落”, 直到最后,“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从一开始宅子就是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在被占之后,慢慢坍塌,甚至于我门的“执意”来说,反倒成了一种讽刺:“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钥匙扔进阴沟。”对权威的消解也就变得理所当然。在《动物寓言集》里,一直贯穿着这种对秩序的破坏甚至颠覆,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住在苏伊帕恰街公寓里:“不是因为小兔,更是因为闯入一个封闭的秩序让我痛心。”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一成不变,“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但是在充满寓意的兔子面前,所有的秩序都被破坏了,“可是,十一只不行,因为安德烈娅,有十一只就有十二只,有十二只就有十三只。”苏伊帕恰街公寓完全变成了兔子的王国,而这种秩序的破坏看起来是闹哄哄,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落魄、不自由的我们的孤独,没有人会注意苏伊帕恰街公寓里的秩序,甚至没有人会注意那些兔子,对于公寓外的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是“要赶在第一批学生经过之前,运走另一具尸体”。在《公共汽车》里,克拉拉和男乘客都没有带花,对整个168路公共汽车上的其他人来说,他们就是闯入者,就是陌生人,就是秩序的破坏者,所以168路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嘲笑、抛弃的象征,而车上带花的人为着去公墓,等他们下车,空荡荡的168路公共汽车上只有莱蒂罗、一毛五的票、没有花等共同的身份标签,秩序又恢复了,但是这种恢复只是一种秩序破坏和重建的过渡期,等到他们下车,到达广场的时候,原本不认识的他们最后在广场各自买了一束花,“各人拿着自己的花,各人走着自己的路,非常开心。”这种开心看起来是建设了属于自己的规则,但是只是“他们”规则的一个翻版,融入的结果其实有着一种盲从的无奈。这种无奈在《天堂之门》里也是如此,做过舞女的塞丽娜和马洛也有着“火热的幸福”,这是现有的秩序,对曾经舞厅里的塞丽娜来说,则是秩序破坏的开始:“她放弃了最爱的米隆加,放弃了最爱的茴芹酒,放弃了最爱的土生白人华尔兹,仿佛故意惩罚自己,为了马洛,为了马洛式的生活,只是偶尔要求他带自己出门跳个舞。”为了融进马洛的生活,或者寻求意思爱情的慰藉,她告别自己的秩序,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走出了无法停止的脚步,直到最后发病死亡,对她来说,则是一种摆脱:“只属于自己的天堂里,她无拘无束,每个毛孔洋溢着幸福,重新投入到马洛无法追随的生活状态。”

进入别人的规则,到底如何接纳秩序,或者说,在秩序无法真正融入自己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以悲剧的方式结束?当这种“封闭的秩序”被打破后,科塔萨尔选择了几种方式来抗衡,比如宅子被占后扔掉钥匙的抛弃式行为,比如《奸诈的女人》里马里奥烧毁了那些匿名信,比如《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运走的尸体,这些都在为秩序的破坏和重建寻找解救办法,而在《剧烈头痛》里,则是以一种纯虚构的动物芒库斯庇阿来构筑一个自我的世界,这种虚构的动物具有顽皮性,反复无常,吃发芽的燕麦,还要换毛和交配,甚至每八小时进食一次,对我们来说,这种虚构的动物就是一个理想生存状态:“我们担心,只要一晚上照顾不周,芒库斯庇阿就会万劫不复,性命不保,而我们也会倾家荡产,遭灭顶之灾。”虚构的芒库斯庇阿甚至是一种拯救者的角色,但是在这种充满着乌托邦的秩序面前,所有的病症都围聚而来,像是故意要在肉体和心灵上对理想主义进行惩罚,所以最后的结局是:“某种动物在那儿绕圈游走。对着窗户嗥叫,对着我们的耳朵嗥叫,快要饿死的芒库斯庇阿在嗥叫。”芒库斯庇阿是虚构的动物,也对新秩序的一种命名,但是这种命名只是某种幻想而已,甚至也在解构自己的那些种种的文本秩序,喂养芒库斯庇阿的我们也成为想象的一部分,“我想象的那一对男女差不多像《被占的宅子》那一对男女,但是更含糊一些,因为不清楚他们是两个男人还是两个女人,还是一男一女,他们是不是丈夫和妻子,是不是兄妹俩。”

科塔萨尔,一个象征

男人和女人,性别或者群体或者某种关系的模糊,是科塔萨尔故意要强调的,而在这些小说里,那种所谓的爱情也都是这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世界秩序,《被占的宅子》里的我们、《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的我和劳拉,《奸诈的女人》中的马里奥和黛莉娅,《天堂之门》中的马洛和塞丽娜,他们其实都像168路的克拉拉和男孩一样,看似有着莱蒂罗、一毛五的票、没有花等共同的身份标签,但其实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两人重新迈步时,他没有再抓着她的手臂”,他们买花也是各自的事,走各自的路,像从来没有过交集,像从来都是陌生人。

正是因为貌离神合的微妙关系存在,规则和秩序其实都变成了心痛的一部分,而那些动物世界里的故事,作为对人类世界的共处方式,其实折射着人类自我的焦虑,类观察带来的是寓言般的解读,所以在《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里,吐出来的小兔,或许就是在说着人类的心病,《奸诈的女人》中黛莉娅做巧克力酒,还弹钢琴,看似优雅的生活背后是另一种残忍,她在薄荷和杏仁糖里,放进捣碎后后蟑螂尸段,像“大批大批的人死于昏厥”的罗洛的死和“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去”的赫克托,作为黛莉娅,都以死亡而告终,死去的蟑螂吃进肚子里似乎就是这样的神经机能症;还有《动物寓言集》里的“老虎”,跑进了大起居室、在三叶草花园、几乎一直是工头向他们报告老虎的动向、十点了,老虎在钢琴房、老虎在书房,直到最后内内的惨叫,老虎完全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祸害,包括那些细菌、蚂蚁、蜗牛,自身的秩序被人类破坏,而反过来对人类建立的秩序进行另一种破坏。

动物寓言,或者就是人类自己的寓言,停留在病理学的层次上的故事,读起来让人有一种畸变的恶心感和巫术般被支配的惊悚,这些脱离常规的特例也在印证着科塔萨尔多变的生活现实,患病、任教、狂热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最终在1951年踏上了背井离乡的路,开始了法国之行,而就在这一年,作为个人第一部短篇小说的《动物寓言集》出版,在时间上也正好表达着”科塔萨尔式“秩序的破坏,他在《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上说:“写短篇小说也为我治好了许多心病。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幻想的故事可以叫做调查,不过,它是一种关于治疗法的调查,不是形而上学的调查。” 治疗式的调查,就是对身体的那种抵抗,但是科塔萨尔的地理空间的转变,从阿根廷到法国,依然没能改变他严重的神经机能症,1984年他死于白血病,和恋人卡洛儿一样,因此而死去,对他来说,在文字里设置动物,设置那些驱邪式的治疗办法,但那也只是一种象征,就像他的巴黎一样“不过是个比喻,是个心灵坐标”。

“手的影子会吓着蚂蚁。”这里没有蚂蚁,那只小甲虫一直没有再飞回来,我合上书的时候轻轻把手指抽了出来,影子不会停留在书里了,一片安静,我的头痛已经过去,我知道这也是象征,如被描述和猜测的“乌头症”一样,“是场强风暴 来得快,去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