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年开始，到1926年为止，蔡东藩用10年的心血和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了前汉（含秦）、后汉、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共11部历史通俗演义，合称《历朝通俗演义》，时间跨度自秦始皇到民国九年，凡二千一百六十六年。加上《西太后演义》及《历朝史演义》两部，总共撰写了13部计724万字的通俗史巨著，其内容跨越时间之长、人物之众、篇制之巨，堪称历史演义之最。被人誉为“一代史家，千秋神笔”。《清史演义》共一百回，举清王朝崛起东北，迄宣统退位出宫，近三百年史事。书中重大史实，皆有所本，演绎成章，大多可读、可信且可备，可谓创历史小说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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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6·2161109·1346 |
| 作者：蔡东藩 著 | |
|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一版 | |
| 定价：39.80元亚马逊14.70元 | |
| ISBN：9787514609844 | |
| 页数：596页 |
司马温公沿袭寿说，也将正统予魏，独朱子纲目，黜魏尊蜀，仍使刘先主接入汉统，后人多推为正论。咳！正统不正统，也没有甚么一定系绪，败为寇，成为王，古今来大概皆然，何庸聚讼？一部廿四史从何说起，便是此意。
——《第一回 假符命封及卖饼儿 惊连坐投落校书阁》
从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到刘秀起兵南阳重建汉室，从曹魏披着汉禅假象，到司马氏篡魏改元，后汉二百数十年的历史，有多少是所谓的正统？有多少是天道使然？陈寿的《三国志》事事回护曹操，那么，“操得为忠，王莽如何为逆乎？”而最后司马炎燔柴告天，其实和曹魏当初受汉禅故事一样，也无非是“天道之循环”，是一种历史的循环报应而已。所以蔡东藩“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裨为一贯，俾雅俗之相宜”地演绎后汉演义，只不过是为了揭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本质，这并不是为历史寻找一种合理性，而是在所谓朝纲紊乱中发现其必然性：阉祸何来？兵争何起？甚至朝代覆灭何因？“兴亡之大关键，如女宠，如外戚，酿而为阉祸，迫而为兵争，尤三致意焉。”
蔡东藩其实从一开始就绘制了后汉二百多年的兴亡路线图，“总计自光武至章帝，是君主专政的时代，自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宦官更迭擅权的时代，自桓帝至献帝，是宦官横行的时代。若献帝一朝，变端百出，初为乱党交讧时代，继为方镇纷争时代，终为三国角逐时代，追溯祸胎，实启宫闱。”无论是君主专政，还是外戚擅权，无论是宦官横行，还是最后乱党交讧、方镇纷争的“三国演义”，其实在后汉一开始就显露了端倪，“岂知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不有女宠、外戚之播弄于先，何有宦寺、方镇之交讧于后？”
而这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混乱秩序，也正是西汉灭亡的根本，当王莽篡权夺位建立新朝，前汉后汉的人为分界也是一种乱世的必然。王莽新朝踩着西汉灭亡的尸骨前行，所谓改朝换代，却并不是结束汉朝的腐败，而是加剧矛盾，制造纷乱，王莽无疑是一个寡头政治的代表，“莽不问民生疾苦，只知遣兵征剿，百姓外遭胡寇，内受兵灾，除死以外，几无他法。”他课税民间的做法，他毁坏帝王庙室的举动，他横征暴敛的作为，以及年老时依然酒池肉林的享受，无不是把自己推向了欲望的深渊，六十八岁还用黑墨染须毛虫壮年男子，最后将一百二十人添居宫内，想要轮流召幸，甚至当年老体衰的时候，还征召方士入宫制合仙药，无不反映着篡权者荒诞的权力。
王莽之衰败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曾经强大的西汉王朝会断送在他的手里，又为什么他的个人权力达到极致的顶端？而在这荒诞的权力更迭中，是不是就是实践着“败为寇，成为王”的规律？王莽自然不是汉室正统，但是当王莽篡权的时候，汉朝官员龚胜说：“我受汉家厚恩，愧无以报，今年已老迈，旦暮入地，难道尚好出事二姓么？”绝食24天最后气绝身亡，这是不是正统论的一个牺牲品？而南郡太守郭钦、兖州刺史蒋翊，这些因廉直而得名的官员，齐人栗融，北海人禽庆苏章，山阳人曹竟，这些洁身自好的儒生，他们用托病辞官的方式消极对抗王莽新朝，是不是也是一种忠诚？而在王莽后期，从南阳兴兵的刘秀，是不是作者光复汉室的伟业？
蔡东藩把“身长七尺三寸，美髯眉，大口隆准”的刘秀称作“汉朝龙种”，称作“真命天子”，看起来也是寻找一种正统论，汉景帝七世孙、长沙王嫡派，这种出生似乎为讨灭王莽寻找了合理的解释，但其实刘秀起兵，在某种意义上是维护自己阶层的利益，而他的神勇，他的权略，他的指挥，也只是在历史中看见了际遇，也为自己找到了位置。作为汉家后裔，刘秀在哥哥刘縯的倡义下一起起兵，但是在后期显露了自己的才华，“遵时养晦，一飞冲天，秀之才实过乃兄，宜乎兄无成而弟独得国也。”乃至昆阳大捷，最后奠定了汉室光复的基础。而这种光复论，也并非是要延续一种正统思想，强华的“赤伏符”像是一个策划好的剧本，从天道意义上为刘秀继位找到了合理性：“大汉本尚火德，赤为火色，伏有藏意，故名赤伏符。所云四七之际，四七为二十八，自从高祖至今，计得二百二十八年，正与四七相合。四七之际火为主，乃是火德复兴，应该属诸大王，愿大王勿疑！”而最后受朝之举，则是在这种合理性中更多了一种仪式意义，“届期这一日，巧值天高气爽，旭日东升，萧王刘秀，戴帝冕，服龙袍，出乘法驾，由诸将拥至南郊，燔柴告天，禋六宗，祀群神，祝官宣读祝从。”
合理性和仪式感，看上去是一种正统论的实践，而蔡东藩也指出，这只不过是一种阴谋而已，“少康复夏，宣王绍周，历史上传为美谈，若汉光武之中兴，亦夏少康周宣王之流亚耳。自鄗南即位，而帝统有归，当时之盗名窃字者，至此始逐渐湮没。盖明月出而爝火无光，理有固然，亦何足怪？必假强华之呈入谶文，资为号召，得毋犹迹近欺人乎？”但是不可否认，汉朝还是在王莽建立新朝的断裂带中，再次得到了延续，而刘秀的意义在于在纷乱的世事中建立了一种秩序：“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退武臣，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并且崇尚气节，讲求经义，耳不听郑声，手不持玩好，与王侯等持盈保泰，坐致太平，比那高祖谩骂儒生，诛夷功臣，纵吕后祸刘，实是相差得多哩！也是确评。”
而这种盛德对于后汉初期的统治来说，也的确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后在位十八年的明帝、在位十三年的章帝，“承袭祖考遗业，国势方隆，事从宽简，朝野上下，并称乂安。”尤其是明帝在位时，谨守建武制度，使外戚不得封侯干政，即使馆陶公主求郎，也是加以拒绝，““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一或失人，民皆受殃，所以不便妄授呢！”所以当时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成就了后汉初期的繁荣。但这或者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从和帝开始，似乎就慢慢进入了历史循环论，不到十岁的和帝就是由窦皇后临朝训政，而窦氏家族的窦宪等把持朝政，任所欲为，等到和帝欲除窦氏，却为时已晚，“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而外戚专权之后，当时最荒谬的一个现象是，后宫生子多殇，宫中竟视为凶地，遇有生育，都到宫外，寄养民间，当时邓后在后宫生有两子，长子患有痼疾，而少子生才百日，就是在宫外寄养。
这就是汉安帝，十三岁继位，也是由邓后临朝，虽然她以贤德见称，但是最后也是专顾私亲，而安帝本人确实沉湎酒色，等到亲政时也是委政于外戚内阉，“听信群小，黜逐正人，汉之纲纪，自此紊矣！”而在三十二岁时南巡殒命之后，顺帝继位，十一岁的皇帝也是太后临朝，阎太后构废济阴王、迎立北乡侯，也是专欲的表现，虽然顺帝“退乳母，责阉人，宫禁肃然，其与乃父之庸暗不君，似不可同日语矣”，但是“一时之明察，终不敌群小之欺蒙，虽有直臣，挽回无几”。之后的质帝竟然只有两岁，又是梁太后临朝，而这个幼主竟被外戚毒死在宫中，当时的梁翼把持朝政，包括桓帝在内，都由他掌控，而在梁后、梁翼的独断独行中，汉室完全走向了失统的地步：“惟梁氏一门，前后七人封侯，三女得为皇后，六女得为贵人，父子俱为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又有七人，子尚公主又有三人，外如卿将尹校，共五十七人，真是一时无两，备极尊荣。”这种失统也最终导致党祸之起，桓帝延熹八年，竟缉捕至二百余人，而桓帝本人朝夕纵欢，在三十六岁时德阳前殿瞑目归天。而之后的汉灵帝也是在皇太后临朝中登位，乃至亲政的时候，竟然提出了一条敛钱的方法：“就西园开张邸舍，卖官鬻爵，各有等差，二千石官阶，定价二千万；四百石官阶，定价四百万；如以才德应选，亦须照纳半价，或三分之一；令长等缺，随县好丑，定价多寡；富家先令入钱，贫士至赴任后，加倍输纳。”
皇权更迭，是如此的怪诞，如此的残暴，如此的腐败，如此的荒淫，所以所谓的正统，也无非是将祖宗的基业尽将毁灭，所以这是一种“木朽则虫生，墙罅则蚁入”的必然规律，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而当黄巾军解揭开了汉末乱世的序幕，谁又是正统？当汉室王朝在这个特殊时期，却还在那一种荒诞的故事里，“少帝于四月嗣位，九月被废，相距仅五月间，改元两次。至献帝既立，又复改元，一岁中有四个年号，也是奇闻。”于是在这种式微的背景下，群雄逐鹿的格局慢慢形成，他们自称讨贼，却是各怀心志：“董卓为汉末乱贼，人人得而诛之；关东各路之兴师，名正言顺，谁曰不宜？独惜各牧守有讨贼之举，而无讨贼之才；且推袁绍为牛耳长，使主齐盟，绍固一引卓祸汉者，奈之何以门望相推也？”
蔡东藩将董卓称为“乱贼”，把曹操称为“汉贼”，而群雄也成了群贼，“李傕郭汜，贼也；张济杨奉董承，亦无一非贼；至如李乐韩暹胡才，则固以贼自鸣，更不足道矣。堂堂天子顾委身于贼臣之手，尚有何幸？其所以间关跋涉，苟延残喘者，贼胆尚虚，未敢公然篡逆也。”而身为汉室宗族的刘备，蔡东藩自然在与曹操的对比中将其视作是一种希望：“刘先主起自寒微，以一贩履织席之贫民，独能具有大志，交结英雄，为国讨贼，较诸曹阿瞒之已为朝吏，奉遣出兵，其难易固属不同，其忠义亦自有别，正不特一为汉裔，一为阉奴已也。”这种褒刘贬曹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表明着一种苟延残喘的正统论，甚至蔡东藩完全以罗贯中《三国演义》为线索，开始书写自己的“三国演义”，从六十回《挟妖道黄巾作乱 毁贼营黑夜奏功》到最后第一百回《失蜀土汉宗绝祀 篡魏祚晋室开基》，在四十回的“三国演义”中，详尽叙述了群雄争霸的汉末格局，而他的书写，针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小说文本，进行了历史性的还原。
“虽曰小说，亦不应穿凿失真，一至于此也。”这是蔡东藩历史小说的观点，也就是不应“穿凿失真”，所以在赤壁之战中，他认为将战船锁上铁链，并不是庞统献计，而应是周瑜；诸葛亮六出祁山，七擒孟候，都是罗贯中“褒扬失实”的表现，不符合历史事实；而诸葛亮三气周瑜，“亦属无稽，尽信书不如无书，况燕谈郢说乎？”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蔡东藩认为，诸葛亮祈风之说太过荒诞，他根本没有这种神奇的本领，而且与刘备长坂坡被曹操所追形成了自相矛盾，所以，他说，“予幼时阅《三国演义》，至赤壁一战，联篇叙述，多至七八回，每叹罗氏演写此役，最为刻意经营之作；及年稍长，得见陈寿《三国志》与各种史籍，乃知罗氏所述，多半附会，虽未始不足餍阅者之目，空中楼阁，总觉太虚，且反足滋后人之疑窦，毋亦所谓得半失半欤？”罗氏《三国演义》中的赤壁之战，到了蔡东藩这里，就只剩下短短的一回目。
这或者是历史小说写作的分歧，“事必纪实，语不求深”是蔡东藩所追求的写作风格。回到所谓的正统论，当蜀汉政权最后失去历史机遇，曹魏统一，蔡东藩却感慨：“汉事已完，墨干笔秃。”不免有一种落魄的感觉，而当汉宗绝祀之后，曹魏并没有被单列而演绎一部新的历史，也没有纳入到《晋史演义》中，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汉贼”的一个小插曲，所以当最后司马炎建立晋朝的时候，也不免嘲笑曹魏，“若夫司马氏之篡魏，实为天道之循环，不有曹操父子之作俑于前，何有司马昭之效尤于后？故篡魏者晋，实则魏自诒之也。”
王莽建立新朝是一种篡位，曹魏让汉宗绝祀也是一种篡位，而司马氏建立晋朝，当然也是一种篡位，如此循环，看上去是群雄扰攘的必然，但是内中却有着深深的正统论影响，这种正统论也为蔡东藩的历史小说找到了一种真实论，批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荒诞神术，就是为了回归历史本体，回归历史正统，“中国小说，往往谈仙说怪，酿成近世义和团之乱；救国不足，病国有余，罗氏其流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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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6·2161023·1335 |
| 作者：蔡东藩 著 | |
| 出版：中州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1月第二版 | |
| 定价：26.00元亚马逊11.70元 | |
| ISBN：9787534830884 | |
| 页数：548页 |
但总由列祖列宗，贻谋未善，所以子子孙孙，累得吃苦，连乌龟都无暇做得，岂不是自作自受，近报在自身，远报在儿孙么？
——《第一回 溯龙兴开编谈将种 选蛾眉侍宴赚唐公》
唐朝，被历史公认为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在这个大一统的王朝里，有政治清明、经济复苏的贞观之治，有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即使在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之后，亦出现了国势复振的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和大中之治，那“九天阊阖开宫殿”的辉煌是史实，那“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历史是名目，但是在隋朝灭亡唐朝建立的事业中，却延续着一种轮回的宿命，“不过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你要人家去做乌龟，人家亦要你的子孙去做乌龟。”
“汉经学，晋清谈，唐乌龟，宋鼻涕，清邋遢。”这似乎是一种笑谈，但是在蔡东藩看来，“唐乌龟”却准确反映了唐朝二百九十八年煌煌盛世之下的混乱，相传乌龟与蛇相交，非偶相从，所以把纵妻外淫的男人称之为乌龟，而对于唐朝来说，“唐乌龟”却是对一个男权统治国家的嘲笑，甚至从建立国家开始，这种“不明不白”的故事就已经开场了。隋炀帝本是沉湎声色之人，到隋炀帝十三年，各地揭竿而起，把隋朝变成了四分五裂的世界，而李渊和李世民将隋朝晋阳宫妃嫔作为侍妾，害怕隋炀帝来问罪，于是父子联结突厥，传檄各处，以“义兵”的名义发兵为乱，最后得江山，建立了唐朝，这种趁乱建国的行为，却是一种“唐乌龟”的做法，一方面是把让妃嫔作侍妾，是让隋炀帝做了乌龟，而另一方面，利用隋朝的败乱，让隋恭帝杨侑禅让帝位，也让杨氏王朝覆灭而成为羞辱的“乌龟”。
让隋朝做了“乌龟”，这并不是一种结束，而是“唐乌龟”全新的开始。李渊成为唐高祖，在中国大势已归统一的情况下，暂息兵争，整顿内治，“正官阶，定学制，修刑法”，再加上租庸调制度的实施，也的确让国家焕然一新，但是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却在流血中开始了宫廷争斗，“然推原祸始，实皆由高祖酿成之，立储不慎，已为一误，欲易储而复不易，又为一误。”将责任推给高祖，或者有失偏颇，但是立储中的失误的确激发了玄武门的兵变。作为唐朝的建立者，李世民功劳最大，但是李渊却把太子之位给了李建成，而李建成害怕战功赫赫的李世民对自己形成威胁，于是和弟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一起排挤和陷害李世民，“至于出拒突厥，元吉畏缩不前，独世民从容谈笑，卒却强胡，为建成元吉计，亦当自愧弗如，收拾邪念，乃复下毒酒中，惟恐世民不早死，骨肉成仇，一至于此，是真李氏之大不幸也。”这其实是一种力量悬殊的决斗，经过长期的斗争，李世民集团逐步占上风，控制了局面，最终李世民设计在玄武门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
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一方面集聚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使出了伎俩，他在李渊面前“密陈建成元吉，淫乱后宫”，而当玄武门之变之后，他又演出了情感戏，“世民仰首，见高祖露着两乳，便用口吮他乳头，眼眶中却簌簌下泪，淋湿高祖胸前。高祖也忍泪不住，世民益复大号。”蔡东藩一句“恐是假情”将李世民的谋变展现出来。而夺权之后的李世民倒是用他的文职武略，“订旧制，创新仪，定勋臣爵邑”，在励精图治中开创了贞观之治。
但是这权力争斗埋下的祸根，并没有因为李世民的功绩而铲除，相反，变成了之后一直被诟病的宫闱淫乱的序曲，“太宗高宗的时候，是唐朝极盛时代，宫闱里面，已是不明不白。”如何不明不白，先是李世民迷恋上了死去元吉的妻子杨氏，“世民就在灯月下面，定睛瞧着杨氏，但见她云鬟半卷，星眼微饧，穿一套缟素罗裳，不妆不束，更显出花容明媚，玉骨轻柔。”甚至在待得侍女出外之后，朱扉双掩，绣幕四垂，演出了龙凤配，想来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杨氏对李世民应有杀父之仇，但是在男女交媾中，一切的仇恨都变成了肉体的交欢，“男无行，女无耻，等一秽恶耳。”而这种行为在蔡东藩看来，不仅伤风化，而且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飘散着淫乱之恶的气息，“好色为英雄所不讳，但既为弟妇，就是艳丽动人，亦岂可纳为嫔御，此在普通人民，犹知不可，况身为储贰，不日将登大宝乎？”而蔡东藩还叙写了唐太宗和萧太后的淫乱故事，萧太后是隋朝的亡国故后，虽然已是半老徐娘，但是当李世民看见她时，却风韵犹存，“眉不画而翠，面不粉而白，唇不涂而朱，眼似秋水，鼻似琼瑶，差不多是褒姒重生，夏姬再世”，于是浅挑微逗，眉去眼来，而渔色性成的唐太宗当时的想法是：“这真是天生丽姝，与我巢刺王妃杨氏，好似一对姊妹花哩。”
引用这一段不载入正史的淫事，蔡东藩的目的很明确，“直揭其事，所以惩淫也。”唐太宗李世民，这样一个聚英杰、定天下、平四夷的一代英主，在开创贞观之治的同时，却以如此“秽恶”的方式叙写了“唐乌龟”的羞辱史。一个是有仇隙的弟妇，一个是亡国之后，对于唐太宗来说，似乎也不是渔色性成的两件丑事，当武媚娘入宫之后，那“唐室志乱”便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唐太宗迷恋武则天，命入后宫，“不醉自醉，不迷自迷”，但是这自醉和子迷却以讽刺的方式让自己成为“唐乌龟”里的一个注解。
对武媚娘勾去魂魄的除了太宗，还有太子，迫于太宗之威，太子只是潜入卧室偷情而已，“为卿故，发几白了，卿也应怜我呢。”这一种“烝父妾”的行为的确是另一种有违伦常的行为，而同时的高阳公主私会僧人，“辩机肆淫，出入无忌，公然与夫妇一般，且赐辩机金宝神枕。”也是一种宫闱淫乱的写照。而等到太宗逝世，高宗开始明目张胆，“这一夜的凤倒鸾颠，比那当年偷奸时，情形迥不相同。前时是喜中带惧，此时是乐极无忧。”其实这明着的媾和有违伦常，而武媚娘在出宫念佛之时，白马寺僧徒冯小宝早就让太宗变成了“唐乌龟”，“武氏自出宫后，薙去万缕情丝，颇欲一心念佛，无如春花秋月，处处恼人，良夜孤衾，时时惹恨，她哪里禁受得起？只好寻些野味，聊作充饥。”
而当武则天再次入宫之后，这一出宫闱之戏就变成了残暴的夺权之戏，蔡东藩说：“武氏计夺后位，如愿以偿，似亦可以止矣，乃必将后妃锢入别宫，严加监押，已属狠心辣手，甚且断其手足，投入瓮中，试问其具何心肠，乃至于此？禽兽尚不自戕同类，武氏直禽兽之不若。”而当武则天临朝称制之后，这种淫乱却并未停歇，“武氏愈老愈淫，逐日召幸二张，尚嫌未足，乃更广选美少年，入内供奉，创设控鹤监丞主簿等官，位置私人，另择才人学士，作为陪选，掩人耳目。”而蔡东藩将武则天“倾万民之财力，张一己之淫威”归结为天意，天意并非是上天注定，而是一种轮回，“是果唐祖若宗渔色之报也，岂非天哉？”
当李隆基“兴师讨逆，把韦武两族，及内外淫恶诸男妇，一律诛死”，似乎看见了“日月重光”，但是当那一个叫杨玉环的女人左右他生活之后，便也上演了“一出扒灰记”：“不管甚么名分，居然翁媳联床，同作好梦。”华清池里“软温新剥鸡头肉”的赞叹，长生殿上“愿生生世世，长为夫妇”的誓言，乃至最后马嵬坡的悲剧，其实都在注解着“唐乌龟”的不齿历史，当老年的上皇李隆基再次经过马嵬坡，作一曲《雨霖铃曲》，聊寄悲思，当临死之前听紫玉笛数声，调极悲咽，或者是一种至深的情感，却终是不明不白。
从太宗奸污弟妇，到武则天生性好淫，再到韦后恃宠，中宗点筹，玉环洗儿，禄山抓乳，“绿头巾成为家法，元绪公竟作秘传，乌龟乌龟，数见不鲜。”而对于这一种“唐乌龟”的历史，蔡东藩其实人为，是因为君王不能修身齐家，“玄宗纳子妇为妃，便生出许多祸乱，后来且受制于子妇，不能修身齐家者，宁能治国平天下乎？”为子不孝，为夫不义，为君不明，都是不能不能平治的证明，而那些女人虽然祸国，但是其真正的根源却在于此，之后唐穆宗“举乱臣贼子而封赏之”，敬宗“昼与内侍戏游，夜与后宫宴狎”，文宗“有心图治，终受制于家奴”，武宗“排斥异教，不遗余力，专心致志的迷信道教”，宣宗“借需药物”，懿宗“素好宴游，并耽音乐”，都偏离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道，于是宦官专权，于是藩镇之乱，“内贼外贼，互相争阋，而乱日炽，而祸益迫，天下尚有不危且亡耶？”
而这一种国之混乱，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唐乌龟”？“龟奴龟子，玩弄朝纲，执掌兵政，于是此行彼效，你争我赛，乐得依样画葫芦，去挟制那乌龟皇帝。”当阉宦可以弑主，当将弁可以逐帅，还有什么规则，还有什么秩序，还有什么伦理？所以当最后朱全忠刺死昭宗，鸩死昭宣帝，“受了册宝，改名为晃，居然被服衮冕，做起大梁皇帝来了。”把二百九十八年的唐朝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唐乌龟”，而这和隋朝灭亡是何其相似？“或谓唐之得国也由受禅，其失国也亦由传禅，冥冥之中，固自有天道存焉。然则祖宗创业，其果可不慎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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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6·2161018·1331 |
| 作者：蔡东藩 著 | |
| 出版：中州古籍出版社 | |
| 版本：2016年01月第二版 | |
| 定价：26.00元亚马逊11.70元 | |
| ISBN：9787534830860 | |
| 页数：511页 |
伦常乖舛，骨肉寻仇，是为亡国第一的祸胎；信义沦亡，豪权互阋，是为亡国的第二祸胎。外人不过乘间抵隙，可进则进，既见我中国危乱相寻，乐得趁此下手，分尝一脔，华民虽众，无拳无勇，怎能拦得住胡马，杀得过番兵。
——《第一回 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雏伏祸》
这里经历了“君主受青衣之辱”，这里发生了“后妃遭赭寇之污”，这里产生了“蒿目苍凉，鳌坠三山，鲸吞九服”的乱象，这里最后在“一身弑两主”中走向灭亡，东西两晋一百五十六年的历史中，有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八王之乱”，有中原沦丧于胡人之手而陷入灾难的“五胡乱华”，在这“华夷混杂，宇宙腥膻”的历史阶段，这一场可悲可痛的乱事何以发生？蔡东藩把王国之祸归结为两点，一是伦常乖舛，致使骨肉寻仇，二是信义沦亡，致使豪权互阋，而这两点几乎都和道德秩序有关，和政权威力有关，是一种内乱。亡国之祸的主因归结为内乱，在逻辑意义上就如“后汉演义”所述“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而当内乱发生之后，外族入侵便也成为一种正常的发展逻辑，“历朝外患，往往从内乱引入，内乱越多，外患亦趋深。”所谓趁虚而入，就是蚌鹬相争之后的渔翁得利，而这种“蚌鹬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一种所谓的正统论。
“夫内政失修，则内讧必起，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罅蚁人，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后汉演义”中汉末黄巾起义开始，到后来的三国鼎立，再到最后的司马氏建立晋朝，似乎就已经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司马氏政权无非是篡权夺位而成，这给西晋后来的统治者留下了后遗症，而这种后遗症在蔡东藩看来吗，就是一种“咎由自取”，也就是司马氏的政权性质决定了它最后的走向。所以当最后东晋灭亡的时候，蔡东藩还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弑安帝复弑恭帝，何其残忍至此！意者其亦司马氏篡魏之果报欤？”
像是一种历史的循环论，而西晋的“八王之乱”就是这种内讧的最极端表现，这个历时十六年的皇族内乱是如何发生的？从蔡东藩对于亡国的两个“祸胎论”来看，从晋武帝开始，就已经埋下了祸根，从最上层的晋武帝来看，他是“朝朝挹艳，夜夜采芳”，在夺得政权之后“饱暖思淫欲”，“他闻得南朝金粉，格外鲜妍，乘此政躬清泰，正好选入若干充作妾婢，借娱晨夕。”他从吴国所得的女子就有五千余人，再加上其他，“自是掖廷里面，新旧相间，约不下万余人。”如此便是将自己一副龙马精神变成了形容憔悴。当然，这是一种堕落，而随着最上层的堕落，内讧便起。
“祸晋者贾氏，而成贾氏之祸者，实惟杨皇后。”杨皇后立蠢儿为太子，纳悍妇为子妇，及至后来“临危枕膝，尚以从妹入继为请，死且徇私，可叹可恨”。这是伦常乖舛的做法，而对于贾充来说，亦是如此，在开创晋国事业上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知他有两大功劳，第一着是与弑魏主，第二着是劝立冢子。”但是这个被蔡东藩称为“不忠不孝不义不慈”的开国元老却也是违背了伦理纲常，大女儿贾南风矮胖不文，却成为太子之妻，小女儿贾午虽有娇容，但是也发生了偷香的故事，“南风之配储君，而其后淫乱不道，卒以乱国，如午之私谐韩寿，而其后嗣子不良，亦致赤族。”这种违背纲常之事也成为女子祸人的典范，“俾阅者知始谋不正，后患无穷，骗婚不足取，偷香亦岂可效尤乎？ ”
在蔡东藩看来，贾女之事就是明显“只知有己，不知有家，家且不知，国乎何有”的内乱祸首，当晋武帝驾崩之后，杨太后的父亲杨骏主持国政，不管是惠帝还是太后，也都是唯唯诺诺，而群臣也因为杨骏的独断专行“啧有烦言”，在这样的形势面前，生性阴鸷的贾南风终于在内权在手之后开始干预外政，对于她来说，最大的敌人也无非是杨家母女，在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支持联络下，她设计让晋惠帝下诏书，宣称杨骏谋反，司马玮率军火烧府第，杨骏在马厩被杀；接着，贾后又以晋惠帝名义下诏书，废除杨太后之位，贬为平民，囚禁在洛阳郊外的金墉城；最后诛灭杨骏三族，株连而死的共有数千人。
杨骏政治势力被消灭后，没有儿子的贾南风又开始除去太子。她找人用酒把太子灌醉，然后让太子照抄一篇事先写好要晋惠帝退位的文章。太子由于太醉，有一大半未抄完。贾皇后又亲自模拟其笔迹补完，呈送给惠帝，又让晋惠帝下诏废除司马遹的太子地位，囚禁于洛阳郊外金墉城最后被毒死。“贾南风，何凶恶至此？自来称悍后者，莫如吕武，然吕雉有相夫开国之才，故渐得预政；武曌有盅主倾城之色，故渐得弄权。何物贾氏才不足以驭众，色不足以动人，乃一为皇后，便置杨骏于死地！”实际上，蔡东藩的这一疑问也是因为伦常乖舛的体现，“惠帝好同傀儡，事事受教宫闱，或行或止，惟后所命。”最高统治者成为傀儡，当然为内乱铺平了道路。
但是贾南风不是胜利者，当赵王伦和中书令孙秀一起发动政变的时候，其实他们心里盘算着另一个计谋，那就是要推翻贾皇后党羽，这也是物极必反的道理，所以他们又伪造晋惠帝的诏书，以杀太子的罪名，发兵收捕贾皇后及其党羽，废贾皇后为庶人，囚禁在建始殿，后来被送到金墉城，而最后，司马伦又以伪诏书让贾南风喝下金屑酒而死。“一代悍后，至此乃终。”伪诏书、金墉城、毒酒，贾南风设计害死太子的那一套，如今又在自己身上实现，这看起来就是一种轮回。但是赵王伦和孙秀并不止于此，为了册立皇太孙，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晋惠帝，掌握朝中大权的司马伦在握有兵权的孙秀支持下，又废惠帝自立为帝，把晋惠帝被软禁于金墉城。
但是，自立为帝的司马伦也不是这场宫廷内斗的胜利者，由于党羽之间勾心斗角，齐王司马冏联合关中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最终司马伦与孙秀兴兵反击中战败，结局是司马伦也被囚禁于金墉城，也被赐金屑酒而死。做了一百日皇帝的司马伦落得和贾南风同样的下场。而当惠帝还朝之后，晋国天下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从此开始了皇族争斗的“八王之乱”时期。从杨骏独裁，到贾后专权，再到司马伦废帝，看起来都是个人及集团之间的争斗，“厥后贾女入宫，种种淫恣，即酿成八王之乱，而西晋即因是覆亡。”实际上在这场没有胜利者的内斗中，伦常乖舛成为常态，而内乱亡国的迹象似乎在天理上也得到了印证，“弘农雨雹，深约三尺，又越年，淮南寿春大水，山崩地陷。上谷居庸上庸，亦遭水灾，伤及禾稼，人民大饥。未始非阴气太盛所致。又越年，荆扬兗豫青徐六州，又复大水，接连是武库火灾，所有累代藏宝，如孔子履及汉高斩蛇剑等，悉数被焚。”而在这样的内乱背景下，外族也蠢蠢欲动，“惟匈奴部落，出没朔方，渐有蠢动状态。悍目郝散，纠众万人，进攻上党，戕杀长官，当由邻近州郡，发兵往援，击退郝散。”
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皇族都为了争权夺利，为了挟权求逞，上演了同室操戈的八王之乱，而八王似乎都没有一个好下场，“汝南王亮宣帝懿子，为楚王玮所杀。楚王玮武帝炎子，为贾后所杀。赵王伦宣帝懿子，奉诏赐死。齐王冏齐王攸子，为长沙王乂所杀。长沙王乂武帝炎子，为张方所杀。成都王颖武帝炎子，为范阳长史刘舆所杀。河间王颙安平王孚孙，为南阳部将梁臣所杀。东海王越高密王泰子，病殁项城，尸为石勒所焚。 ”随着晋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司马衷，立怀帝司马炽，八王之乱结束。而这样的结果也宣告了西晋的终结，这场被蔡东藩称为蚌鹬相争的恶斗最终导致了“渔人得利”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就是五胡十六国的乱华历史。
从“胡人蠢动的第一声”的树机能造反，到五胡乱华之首的刘渊自立，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大部落，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等十六国开始了晋朝外侮的历史，一方面这是晋朝遭遇的外患，晋怀帝成胡虏的臣奴，晋愍帝被刘聪毒死，都可以看作是一种亡国的耻辱，而祖逖、桓温等名将的带领下绝地反击则是对于汉政权的一种维护，在这五胡乱华过程中，蔡东藩重点写到了两个汉政权对于胡人的反抗，一个是凉州的张氏，世奉晋室的他们有过北伐之功，但是因为当时的衣冠东渡的晋朝诸臣“志在偏安，无暇北讨”，再加上石虎的残暴，这一次抗击最后也是了了。而另外一个人物则是冉闵，他本就是汉人，后来成为后赵武帝石虎的养孙，当他目睹了后赵的残暴之后，开始起兵造反，最著名的便是“屠胡灭石”，他下令：“斩一羯首送凤阳门，文官进位三级，武官立拜牙门。”不到一天，拿着首级来领赏的人就有数万，然后冉闵“亲率赵人，再行搜诛羯种，羯人共毙二十余万，弃尸城外，馁饲豺狼狐犬”。最后他建立了魏。这是一个反胡的政权，但是蔡东藩认为，“冉闵乘石氏之敝，起灭石氏，扫尽羯胡，僭帝号，复原姓，说者谓其志不忘晋，临江呼助，设晋果招而用之，亦一段匹磾之流亚。”也就是说，冉闵虽为汉族，但是他依然以暴政建国，甚至也是篡权僭越之举，“闵一莽夫，宁能雄踞一方？”
这种疑问恰恰就是蔡东藩对于伦常乖舛现象的一种否定，无论是五胡政权，还是汉政权，到最后都爆发了违反纲常的事，都变成了这个时代根除不了的乱象，而最后从恒温废帝，琅琊王道子卖官鬻爵，刘裕篡晋也就成为了必然，尤其是刘裕，“弑安帝复弑恭帝，何其残忍至此！”在那一纸禅诏成为篡权的见证，也将晋王朝永远推向了历史的末路，当十五主、一百五十六年的晋朝最后落幕，蔡东藩在回顾这一段历史，对于“狠心辣手的刘裕”的评价是：“意者其亦司马氏篡魏之果报欤？”甚至比当初司马氏篡权更甚，因为司马炎那时还没有杀掉陈留王，而刘裕却“以一身弑两主”，所以在他看来，“欲子孙之得长世，难矣！”
实际上刘裕在这样的乱世中，对内平定孙恩和桓玄，消灭桓楚、西蜀、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等割据势力，使南方出现百年未有的统一局面；对外消灭南燕、后秦等国，降服仇池，又以却月阵大破北魏，收复淮北、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而他即位后，又派兵南征林邑国，使其全境归附，也是在一定意义上结束了这种乱世局面，所以刘裕被李贽誉为“定乱代兴之君”。而蔡东藩站在正统论的角度，对于这种篡权弑君行为进行贬斥，而不光是刘裕，包括五胡十六国，上演了太多有违纲常的事，而五胡乱华的根源在于八王之乱，八王之乱的根源在于伦常乖舛，伦常失统的根源在于晋政权的不正统，而这种不正统有从汉末延续而来，如此形成的“我篡他人人篡我”的历史循环，终究提供了一种史鉴的意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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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26·2140807·1103 |
| 作者：[民国]蔡东藩 著 | |
| 出版：中国画报出版社 | |
| 版本：2014年06月第1版 | |
| 定价： | |
| ISBN：9787514609912 | |
| 页数：563页 |
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从秦汉写到民国，全书共一千余回，五百多万字，写了近二千二百年的历史；主本信史，旁征野史，取材审慎，观点平实，内容丰富，叙述有法，用语雅洁，自评 自注，理趣兼备，洵为通俗史著的经典。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上，蔡东藩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对稗史、逸闻等史料的使用极为谨慎，往往要“几经考证”。此次出版，是以会文堂1935年铅印本为底本，编辑的主要原则是保留该版本的原汁原味。除了将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仅对个别的错字、标点等做了调整和修改。原书的一大特色，蔡东藩自己批注的注释、夹批和后批，全部按原文保留。《宋史演义》共一百回，以章回体结构，叙述了宋代的兴亡。
北朝无将南无相，华胄夷人混一朝。
写到厓山同覆日，不堪回首忆陈桥。
当宋恭宗隰与太皇太后并福王与芮北去元都，摇摇欲坠的南宋最终走向了灭亡，这不仅是南渡之后的悲剧归宿，也是三百二十年宋王朝的最后终点，尽管之后还有益王昰嗣立福州，还有改元的景炎年号，还有文天祥的抗死不降的悲壮，但是随着全太后自愿为尼，随着六岁的赵隰为僧，随着世杰最后坠水溺死，南宋最后中兴的希望彻底化为了泡影，从汴京到临安，从临安到温州、福州，对于“始终被夷狄所制”的宋朝来说，这一条曲折的路线是一种逃亡，是一种衰落，到最后“弄到举国授虏，寸土全无”，只得在历史深处画上一个悲叹而又可怜的句号。
覆灭的厓山仿佛是宋朝最后的一个点，而站在这个历史端点的蔡东藩显然在回望那三百二十年的两宋史，或者感慨，或者遗憾，或者针砭，“不堪回首忆陈桥”中还是有着复杂的情绪，陈桥是一场暂时结束混乱的变故，是一个王朝的起点，内中有着寄托，也有着反思，有着对于一个新生王朝的期许，更有着对于历史走向的解析，“小子闲览宋史，每叹宋朝的善政，却有数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但也有两大误处：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自称“小子”的蔡东藩似乎是带着仰视的角度去看待宋朝兴亡，而那些数种“善政”也被寄予复兴的希望，没有女祸，没有阉祸，没有宗室祸，没有外戚祸，没有强藩祸，甚至是超越了汉唐、夏商周的机遇，但是那两大失误却也成为两宋灭亡的根本。而其实对于蔡东藩来说，这样的解读本来就充满着某种矛盾，甚至变成一种保守主义，只是因为北宋无良将，南宋无良相，“北朝无将南无相”的人才缺失才葬送了这数种善政建立的王朝。这种内部管理的遗憾，在边患不绝的现实中，只不过显得更加突出，但是另一方面，“不堪回首忆陈桥”却又将他带向一种宿命论，仿佛是上天注定，仿佛是命该如此。
一个王朝的命运也是一个帝王的命运，宋太祖赵匡胤从陈桥兵变开始，黄袍加身，拥有了江山，一方面来说，是他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争的现实，是他建立了数种善政的王朝，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蔡东藩看来，这帝国的开端，本来就演绎出一种宿命的开始。“试看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多半是淫凶暴虐，善不敌恶，自己虽然快志，子孙不免遭殃。”在对纷争的历史评价中，蔡东藩也立足于王者的所作所为，淫凶暴虐自然不会是历史的主流，所以被赵匡胤取而代之，就是结束淫凶暴虐，结束混乱纷争，但是宋太祖开创宋王朝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善举，将七岁的小周王、二十多岁的周太后都驱往西宫，倒是一种“窃取”，“还说是甚么禅让，甚么历数，甚么保全故主，甚么坐镇太平，彼歌功、此颂德，差不多似舜、禹复出，汤、文再生！”
在蔡东藩看来，这种不义本身就是被美化，被虚化的历史，所以在对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叙述中，充满了历史报应的笔调。赵匡胤在唐明宗天成二年生于洛阳的夹马营，是一个“香孩儿”，这成为远近的异闻，而在之后的经历中，那种被命定的传说也越来越浓厚，在那避难的寺庙里，空空和尚给赵匡胤“遇郭乃安，历周始显，两日重光，囊木应谶”的十六个字成为黄袍加身的预言，在郭威军中得到锻炼，在周主批阅的文书中看见“点检作天子”一语，乃至后面出现的两个太阳的异像，都成为赵匡胤走上王位的合理步骤，而当匡义对他说：“曾闻兄长述及僧言，‘两日重光，囊木应谶’，这语已经表现，兄长不妨就为天子。”赵匡胤还推辞说：“事关重大，奈何仓猝举行？况我曾世受国恩，亦岂可妄自尊大，擅行不义？”他知道不以，却也执拗不过天意，于是陈桥兵变，于是黄袍加身，当上帝王便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这种种，在蔡东藩看来，却完全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空空和尚对赵匡胤说十六个字预言的时候，并无其他人在场，而在黄袍加身时出现的“诏书”看起来也像是一幕设计：“天地鬼神，享于有德，讴歌讼狱，归于至仁，应天顺人，法尧禅舜，如释重负，予其作宾。於戏钦哉，畏天之命。”将黄袍加身说成是天命，对于赵匡胤来说，少了不义的道德压力，而当上皇帝有美其名曰“禅让”，这种歌功颂德也完全是权谋之术，所以驻节潞州的李筠才会骂道：“你晓得甚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陈，买嘱将士归己，回军逼宫，废少主，幽太后，大逆不道，我还好北面事他么？今日讨逆，就使不成，死亦甘心。”而失败的卫融也在劝他归降时大骂道：“你敢负周，我不负汉！”咒骂自然惹怒了宋太祖，在一阵猛打之后，似乎赵匡胤想到了要用善举将他说服，于是，“将融释缚，善言劝慰，使为太府卿。融乃愿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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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东藩：乱世中写就另一部个人史 |
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演出，而李筠的忠烈得到了报应，“病殁无子，幸刘氏所生的男孩儿得承李祀，不致绝后……”如此也寄托着蔡东藩对于忠诚的注解，而对于赵匡胤，他也给了这位宋朝开国皇帝宿命的安排，那一晚“烛影斧声”里，生背疽的宋太祖在烛光中被一女鬼用柱斧砍在疽上，最后“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烛影斧声”的疑案似乎并不在正史里，但是蔡东藩特意“遍考稗官野乘”，以轶闻的形式写进了故事里，而且把这一过程变成了光义亲眼所见，也规避了无中生有的嫌疑。而这种宿命正是蔡东藩在演义里需要强化的，他评点的那首诗就说：“帝位原从篡窃来，孤雏嫠妇也罹灾。可怜烛影摇红夜，尽有雄心一夕灰。”
帝位篡窃而来，雄心化作一夕灰，这便是宋王朝写好的命运，所以在一开头，蔡东藩就发出感慨：“其实是人有千算、天教一算，若非冥冥中主宰，那篡窃得来的国家，反好长久永远、千年不败，咳！天下岂有是理吗？”即使有十六字的预言，即使有诏书，即使有禅让的借口，即使被众将黄袍加身，人算终究敌不过天算，终究逃脱不了宿命。而这种精心布局的“人意”也发生在宋真宗身上，亲征契丹，却也遭受了失败，最后变成了“宋廷每岁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契丹国主以兄礼事宋帝”的契约。为了稳固政权，赢得民心，几乎和宋太祖时一样，以天降帛书的形式昭告天下，“赵受命，兴于宋，付于膏，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自承天门上而垂下长二丈许的帛书，宛如天命。真宗遂茹斋戒荤，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甚至还泰山封禅，以图用天意挽回颓势，而其实谁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把戏，“天瑞原不可必得，前代多用人力造成，教人主尊信崇奉，便足明示天下。陛下以为河图洛书，真有此事么？圣人神道设教，特借此诱服天下呢！”无非是一种诱服，所以当龙图阁待制孙奭问真宗：“天何言哉？岂有书也？”真宗只能沉默不答。
人意敌不过天意，宿命的命运似乎早就写好，而蔡东藩虽然曲折地写出了这一悲剧命运，但是他只是把宋朝的真正灭亡归因于“北朝无将南无相”，这是一种对比得出的结论，而其实这更是一种保守主义，在两宋发展过程中，在内政外患危机中，也出现了很多新政，而王安石无疑是当时站在历史前端的改革派，但是在蔡东藩看来，“沽名钓誉、厌故喜新”是对王安石的唯一评价，借用新任参知政事吴奎的话说：“臣尝安石同领群牧，见他刚愎自用，所为迂阔，倘或重用，必乱朝政。”苏洵甚至说他“眼内多白，貌似王敦，他日必乱天下”。所以当王安石向神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正当今急务”的改革主张时，虽然获得了神宗的首肯，但是触犯了更多人的利益，不管是青苗法，还是市易法，不管是保马法，还是方田法，新法出台都受到了抵触，甚至引发了新旧之争，而蔡东藩似乎站在守旧派，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从人品上就予以了否认，“王安石转得独相，把揽大权。”将他的改革思想也进行了彻底的的否定。
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北方的辽金西夏迭起北方，屡为边患，北宋总道收复燕云十六州，谁知竟连二帝也被人家虏去。而这当然也是天意，天狗星陨，有声若雷是预言，如龟黑眚，腥风四洒是凶兆，“都中有酒保朱氏女生髭，长六七寸，疏秀若男人；又有卖青果男子，怀孕诞儿；有狐升御榻高坐；又有都门外的卖菜夫至宣德门下，忽若痴迷，释去荷担，戟手詈道：‘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来言，宜速改为要！’”但是这“速改”还是走上了最后“两朝天子同作俘囚”的灭亡之路，而这种灭亡在某种程度上又变成蔡东藩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直把那黄帝以来的汉族，都丢尽了脸，真正可羞！真正可叹！”而南宋王朝在颠沛中苟延喘喘，虽然有岳飞“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的雄壮，但最后还是屈死风波亭，坐听败亡似乎是无法改变，最后弄得赵氏的最后一块骨血也孤悬海外，直到厓山覆没，帝子销沉。
军事羸弱、君主昏庸、奸相弄权，在蔡东藩看来，宋王朝走向没落是天意注定的，虽然他以另一角度涉及了西夏、金国和蒙古元朝的兴亡历史，以期从中寻找出宋王朝灭亡的原因，半部宋史，都是纳款割地；南北两宋，不外权奸倾轧。所以这种必然的命运随着南宋儿皇帝的降元，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在开篇中蔡东藩就说道：“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将七岁的小周王和二十多岁的周太后驱往西宫，而自己的后辈最后也以这样的方式将宋王朝三百二十年的江山而拱手想让，“及帝赵隰进见元主，元主怜他幼弱，封为瀛国公，全太后自愿为尼，乃令出居正智寺，嗣复命帝赵隰为僧。显时年仅六岁，后来竟病终沙漠。”历史仿佛走了一个圆圈，所以在“写到厓山同覆日，不堪回首忆陈桥”的悲叹中，蔡东藩希望从宋亡的悲剧中找到一些对后世的启示。
“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不暇阅，亦不易阅，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顾俚言之诸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蔡东藩在《自序》中这样说，看起来他是为了将宋代的繁芜历史进行小说化的改编，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若夫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但是这种种的纠正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供普通社会之览观”的时候，能够起到“通俗教育之助”。
蔡东藩是个爱国者，他为武昌起义、共和初建兴奋过，欢呼过，但不久即遭逢袁世凯窃国。蔡东藩幽愤时事，立志“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以历史小说作为救国工具。所以在辞官之后，他用了十年时间陆续写成中国历代通俗演义11部，这1040回的小说，这2166年间的中国历史，并非只是为了改变正史辞烦义奥带来的阅读障碍，并非是为了纠正遗乘杂出的荒唐和子虚，实在是寄托着寻找救亡图存的希望和自己“书生报国”的理想。但是蔡东藩似乎无法像写作通俗演义一样改写自己的个人史，“一代史家，千秋神笔”的著作并未让他看见救国的曙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由于不愿意在日寇的刺刀下生活，辗转避难，颠沛流离，逝世于抗战胜利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