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二战即将结束时，罗马尼亚一群说德语的人被征派到俄国劳动营，小说讲述了十七岁的雷奥帕德·奥伯克的这段经历：饥饿与恐惧渗透到了呼吸之中，每一次呼吸都像荡秋千一样带来眩晕与痛苦。全书由数十个篇章构成，以大角度描绘了那个时代。2009年一出版便获得了德国书奖，被誉为“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及令人谦恭的小说，也许是这个秋季最令人难忘的读物。”“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赫塔·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这样说。无疑，沉默是另一种言说，在这部受难者与幸存者的记录本与见证书中，诉说则变成了另一种束缚，“我一直背负着隐藏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
如何离开无望的旧处境，在别处开始新生活？ 赫塔·米勒以双重异乡人的身份书写流离失所的生活处境。《独腿旅行者》收录了《人是世上的大野鸡》与《独腿旅行者》两部小说，均是作者的成名作，备受评论界称赞，目前已被翻译为11种语言出版。《人是世上的大野鸡》书名来自罗马尼亚的一句俗语，讲述了温迪施一家努力获取出国许可的故事，为了得到护照，他贿赂村长、警察、神甫，甚至利用女儿，最终获得了出国的许可。这是赫塔米勒移民德国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缀的意象，疏离的语调，极度冷硬的叙事刻画出了难以言说的心理含蕴，也是对于自己移民身份的一种审视。《独腿旅行者》讲述了刚到西德的孤独移民伊蕾娜，她徘徊在大学生弗兰茨、施特凡和书商托马斯三个男人之间，移居到新的国家，但心理上仍未脱离过去的惯常，伊蕾娜经历着政治与爱情的双重流浪。
“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赫塔米勒如是说。《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是一部散文集，首版于2003年，汇集了赫塔·米勒的九篇文章：《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沉默使我们令人不快，说话让我们变得可笑》《一次触摸，两次释放》《陌生的目光或生命是灯笼里的一个屁》《红花与棍子》《岛在内，国界在外》《在我们德国》《空气中酝酿的往往不是好事》。赫塔·米勒以清晰直接的风格，以双重异乡人的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旁观者视角，再加上她对语言媒介的敏感性使得这些文章读来很有启发，尤其是小说主题中对生命感悟，通过散文手法更好地进入了精神世界。杏树、手帕、国王，幼儿园、工厂、新移民，告密、恐惧、逃跑，赫塔·米勒通过敏锐的视角与克制的语调，出入于生活与文学之中，一篇篇锋芒毕露的文章刺破了罗马尼亚社会的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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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211108·1790 |
|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 |
|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21年03月第1版 | |
| 定价：58.00元当当29.00元 | |
| ISBN：9787221161772 | |
| 页数：296页 |
对了，还有第五种可能性：很年轻，美得惊艳，脑子没疯。但人死了。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
对世界感到厌倦的种种可能性：从来不被传讯，但是发疯了，就像鞋匠的妻子和入口处旁边的米库太太；被传讯，而且也发疯了，就像精神病院里的两个疯女人；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比如我和保罗；三种之外是第四种，没有被传讯，也没有发疯，但是人死了——莉莉从来没有被传讯过，这是她的幸运，她美得惊艳，也没有发疯过，但是和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觉之后，他们逃亡了匈牙利边境，“他被捕了，她被枪杀了，这个愚蠢十足的莉莉。”死了的莉莉成为了第五种人，或者她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不是死去的每一个人都叫莉莉”。在这四种可能性之外，还有第五种，从来不被传讯，从不发疯，也没有死去。
不被传讯，没有发疯，也没有像莉莉那样死去，这是一种“最好的可能性”，为什么它也会对世界感到厌倦？被传讯，疯了，死了，是可能性里的几个条件，从不满足于这些条件而厌倦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畸形的？或者说，不被传讯和被传讯，没有发疯和疯了，活着和死了都在同一性中成为荒谬地存在：整个世界都被传讯，整个世界都疯了，以及整个世界都死了，所以没有人能自我辩护，没有人能自我保护，当然没有人能逃离对世界的厌倦，就像书名所示：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我”和“自己”之间呈现的“不愿”，就是自我的隔阂，就是自我的异化，就是自我的逃避——不是人厌倦了世界，是世界厌倦了所有人，包括唯一的自己。
自己便成为了缺席的人，而作为主体的“我”也成为了一个空位，一个虚拟的第一人称。在“我”和“自己”之间，如果呈现良好的“面对”状态，是不是趋向于一种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扩散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直接、透明以及单纯的存在，它里面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工人之间的深厚阶级情，但是当世界只有被传讯、发疯和死了三种对世界厌倦的可能性结局，那么这些直接、透明和单纯的关系，都将变成“不愿面对”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就如经常喝醉了酒、我的第二任丈夫保罗手上的那瓶白酒，人们根据标签上的图片取名“两棵李子树”，它是女人所熟知的“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据说李子树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这种挚爱就像结婚照上的新婚夫妇一样，“他们毁灭彼此，可又不放开彼此”——我和保罗在拍摄结婚照时，我既没有戴鲜花，也没有身披婚纱，第二次婚礼所呈现的就是仪式的空无，我和保罗仿佛就是“两棵李子树”，毁灭彼此又不放开彼此。
毁灭和不放开，是把生活固定在封闭的状态中，婚姻如此，爱情如此，单纯的睡觉也是如此，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两棵李子树”的关系学中，谁被传讯了，谁发疯了，谁又死了？从第五种可能开始，死了的是莉莉，和六十六岁的老军官睡了之后，她被枪杀在边境，这是一种死亡，但不具有秘密性，因为莉莉曾说，“人们可以谈论的东西，是表皮，不是核心。”而这个表皮下面的核心之死又是什么呢？老军官曾有一个小他六岁的妻子，在妻子去世之前，他经常进行军事演出，那时的秘密是：“他心满意足的工作带给自己甜蜜的疲惫，来自陌生女人的床，而不是来自营房。”但是在妻子去世之后，他每天去墓地，这成为了秘密的核心，一种死亡带来的核心，是永远可以被谈论的故事；莉莉呢，在被枪杀之前总是爱上老人，或者是宾馆门卫，或者是医生，或者是皮货销售商，或者是摄影师，这些人全是老人，至少比她大二十岁，和老人睡觉，莉莉的说法是：“她已经不再年轻。”但是真正的核心或者和她的继父有关，她说起想和他睡觉，但是他让她等着，最后她没有顺从，这种想要和他睡觉又没有顺从的心态源于继父和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我母亲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睡觉，把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死亡盖在自己身上了。”这是莉莉的说法，当母亲不再去教堂，意味着在她看来现在的弥撒“是以给国家领导人祈祷开始的”，就像她和第二任丈夫之间的关系，用死亡盖在自己身上的方式完成了新的仪式，这是死亡的延续，莉莉眼里流露出来的刺痛便是对死亡本身的厌倦，于是，继父变成了大自己二十几岁的老人，变成了死去了妻子的老军官，而她的这一核心话题依然是被死亡主宰的。当莉莉像一畦虞美人，“鲜红地躺在那里”，她的死又是谁制造的？是那个枪杀他的野小子，莉莉的尸体送给他的最大礼物是他可以得到十天的假期，“或许像我一样的一个女人在等待，尽管她无法和死者较量，但可以抓住爱情发笑和抚摸，直至他感觉自己像一个人一样。”
莉莉的死是一个被谈论的表皮，背后的核心是老军官妻子之死带来的“陌生女人的床”，是莉莉母亲将第一人丈夫的死“盖在自己身上”，是枪杀莉莉的小子得到十天假期而感觉自己像一个人——死亡就像是“两棵李子树”，在毁灭而又不放开彼此中制造着仪式的空无，而空无本身就是死的一种状态，“在年轻和死亡之间，我从没有想到过莉莉的年老色衰。”但是莉莉并不是唯一的死，她的死并不是唯一对世界感到厌倦的可能性存在，还有“我爷爷之死”，那是我曾经杜撰的情节，因为我想去商店买一双高跟鞋，于是我撒了谎，去成立买了鞋，但是谎言也成真了，“四天后，我爷爷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死了”；还有和我玩的那个瘸腿男孩的死，天生瘸腿的他总和我在那条被压坏的道路上挖山，但是后来他做了手术，在深度麻醉中再也没有醒来，于是，“我独自一人到了那条被压坏的马路”；还有父母曾说起过他们有一个儿子，在受洗前就去世了，在我八岁的时候，母亲看见另一个男孩，就对我说：“如果你哥还活着，就不会有你了。”我之所以降生是因为哥哥死了，生命只是一种取代，取代另一个生命，取代一种死亡，当然，它就是一种空无——谎言中“我爷爷”死去，记忆中的男孩再没醒来，我取代哥哥而活着，死亡背后依然后对世界的最大厌倦，在“两棵李子树”所呈现的关系里，死亡本身也成了“两棵李子树”的隐喻，毁灭彼此又不分开，在秘密的核心中甚至就变成了荒诞。
或者，死亡是直接呈现的，是具体表达的，是有和无可以明确被界定的，那些墓地就是死亡的物质证明，而关于对世界厌倦的元素中的“发疯”呢？精神病院里的那两个女疯子是发疯的存在，这也是直接可以界定的，而和死亡一样背后的秘密所具有的核心，对于发疯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他要将一名哭泣的男孩送到幼儿园，从幼儿园回家之后，除了消遣，他为什么要到小区了找神秘的东西？在上女中的时候，晚上我会和爸爸一起在空荡荡的巴士上，然后他将车开进了停车库，但是那次我看到了一张脸，一只鼻子，一只脖子——爸爸在亲吻女人的脖子，“我认识这个女人，她和我一起上过学，是另一个班上的。她和我同龄。”爸爸和一个与女儿同龄的女人亲吻，“女儿”变成了女人，这不是一种丧失伦理的疯狂？在厂里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是：白天是拿，晚上是偷，因为工厂属于人民，因为人民来自人民，所以拿走的东西就是人民自己的财产，有人的袜子被拿走了，衬衫被拿走了，鞋子被拿走了，拿走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它的工人裸体走出工厂”，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永葆青春，于是工人们这样打招呼：裸体早上好，祝你裸体胃口好，祝你裸体下班愉快……拿和偷被白天和晚上隔开，因此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定性——不是拿走意味着永葆青春的裸体，而是当保罗让偷窃发生，“摩托车厂召开了一次会议，他被解雇了。”
疯了就是无休止地沉浸在自我世界中，就是用借口把丧伦行为说成是爱，就是白天和黑夜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也是审讯我的阿布每次打招呼都是用唾沫吻我的手，也是厂里的领导内罗在出差时睡我让我回去之后“表示反对”，也是两名内审员将皮裙强硬套在莉莉身上，“好像我是他的顾客似的。”疯了的现实中当然有谎言，有权力，有欲望，有异化，而“疯了”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会让每个人都可能被传讯——传讯一开始就成为了“我”摆脱不了的命运，第一句：“我被传讯了。周四上午十点整。”为什么被传讯？核心事件是，他们在裤兜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句意大利语：Ti aspetto，这句“我爱你”后面还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这的确是我写的纸条，而且放进了十个裤兜里，也是我真正的想法：我打算嫁给西方人。但是这句话被工厂里的人发现了，被定性为工作场所卖淫，甚至内罗要求定性为叛国投敌。我不是工厂党员，这也是我的触犯，于是他们给了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打算嫁给西方人，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计划，写下“我等你”的意大利语，是我面对自己的一个行动，写上了我的名字和地址，是我面对自己想要收获的结果，但是它变成了“卖淫”甚至差点成为“叛国投敌”，这是不是一种疯狂？审讯了三天，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后来他们又在为瑞典订购的裤子里发现了三张纸条，“来自独裁国家的衷心问候。”这些纸条和我的纸条如出一辙，我没有写过它们，但是从“我等你”到“独裁国的衷心问候”，性质完全变了，个体的表达变成了对国家的造谣，于是我被解雇了，于是我接受了传讯。但是这根本不是我写的纸条，我被传讯，而他们早就疯了，在一种疯狂的罪恶中，我写下了我所认识的所有意大利人，他们是马斯楚安尼，是墨索里尼，是马塞洛——一个意大利通用的姓氏，它代表的是一个虚拟的意大利人，就像虚拟的“我等你”，就像更为虚构的“来自独裁国的衷心问候”。
我被传讯，我坐有轨电车接受传讯，我在有轨电车上看到戴草帽的老人，带孩子的男人，以及其他各种人，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面对自己的人，但是在我被传讯的途中，在我的观察中，他们都变成了发疯的人，变成了隐藏着秘密的人，因为他们都变成了我的投射，都变成了被传讯的对象；而丈夫保罗、用唾液吻我的阿布，传讯我的内罗，也成为了这个荒诞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一样对世界感到厌倦——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就是令人厌倦的，就是被传讯的：保罗的母亲从乡下来到重工业城市，“在床上，她通过献出下身成了一名党员。”而我的公公，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党内积极分子，负责没收财产，他使用香水而被称为“香水共产党员”，“香水是他的第二皮肤。”阿布的身上也散发着香水的味道，法国香水“艾薇儿”散发着浓郁的香味，他也是香水共产党员，和像水一样，“共产党员”也成为我公公和阿布的“第二层皮肤”；我“骑白马”的父亲手里抓着灼热的钢铁比抓住自己的理智更像困境，因为他身上也有股香水的味道；还有我的爷爷，曾经在和我跳华尔兹舞的时候说：“早在一九五一年，这条狗闻起来就有香水的味道了”——香水是第二层皮肤，他们是“香水共产党员”，而狗身上有着香水的味道，就像我问保罗的那个问题：“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
保罗的回答没有提供直接的答案，而是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我被教育得很乖，做我的家庭作业，我父亲把我叫进厨房。他的刮胡子工具放在桌上，炉子上放着热水。他给我的脸上直至鼻孔涂上肥皂，拿来了他的剃须刀。我当时还没有排成十排的七根胡须。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开始刮我的胡子，然后去了党小组那里，对我的父亲而言，这属于一个整体。他说，他出生在这个时代之前了，只能和它一起走。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然后是非法分子。而我生在这个时代，必须超越这个时代。那几个真正的非法分子今天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
有了胡子代表长大，父亲让他加入党小组变成了成长的仪式，“这属于一个整体”，法西斯分子和非法分子是一个整体，少数人和许多人是一个整体，共产党员和非工人是一个整体，当然，死了的人、发疯的人、被传讯的人也是一个整体，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两棵李子树”——这是这个世界的核心，即使我曾经那么坚决地面对自己，对阿布喊出了：“请您把我的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不再像莉莉那样掉了头发也不敢说，不再对有着“艾薇儿”或“九月”牌香水的香水共产党员屈服，但是“我的”头发真的会是自己的我的和自己真的能组成另一个整体？也许在集权的社会里，在独裁的国家中，在专制的社会里，在“香水是第二层皮肤”的荒诞中，“面对自己”的唯一办法是从“两棵李子树”的状态走向一个人制造的死亡，不彼此毁灭，也不要彼此分开，就像保罗说的，“若是人们彼此之间还打搅，那这个人还有另一个人。只有棺材里的人才独自睡觉，这还早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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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30422·0978 |
|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 |
|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09月第1版 | |
| 定价：26.00元亚马逊13.10元 | |
| ISBN：9787214050199 | |
| 页数：273页 |
温迪施知道，她会为了一个落地花瓶叉开双腿。她会将腿叉开，就像她的手指软软地伸向空中。
——《人是世上的大野鸡·落地花瓶》
走向池塘的时候，大钥匙已经把磨坊的门打开了，对于温迪施来说，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自己的王国里，在磨坊里，在阵亡战士纪念碑前，数着日子，数着自己走向池塘的距离。那些女人，在俄国士兵前前面的女人，将裙子撩起的时候，那些洋葱就被踩坏了。而日子一直存在，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而那个落地花瓶去了哪里？“落地花瓶是不许进我家的。”只有舞女的花边裙子，守夜人在那里看见了所有的罪恶，以及写在某个历史深处的的死亡，只是，当磨坊前面的池塘只剩下女人的内衣的时候，他告诉温迪施的秘密在于：“我吃过被俄国女人膝盖碾过、好像黄油一样酥软香甜的洋葱。”
眼睛好像洋葱的光泽一样年轻，守夜人其实只有一条狗，和对那些下落不明信件的挂念。他看见的俄国女人已经变成了阵亡战士纪念碑四周长起来的玫瑰，长在茂密的灌木林里，杂乱丛生，透不过气来的小草在那里，分辨着和玫瑰的差别。和他看见的俄国女人一样，屁股在士兵面前扭动，但并不是真正的俄国女人，他们像温迪施的老婆一样，只是在那里的婊子，滴出水来的洋葱，滴出水来的玫瑰，以及滴出水来的女人，在池塘深处，变成了被遗弃的时间。
没有女人的守夜人，和自己老婆是俄国婊子的温迪施，他们同样看见了池塘里的女人，和芦苇中的女人内衣。对于温迪施来说，磨坊里生放着他数着的时间，“每天早上独自穿过马路去往磨坊的路上，温迪施数着一天的时光。在纪念碑前，他数着年头。每当自行车过了纪念碑后的第一棵杨树，他数着天数，从那儿他骑向同一个坑地。”自行车溅起了水，而时间不死，在他的世界里，一直向前，从俄国，到罗马尼亚，到德国，从妻子，到女儿，到另一个为之哭泣的巴尔巴拉。她们串起了那些过往的时间，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对应着俄国那场雪中死去的巴尔巴拉，对应着子宫切除的妻子，对应着拒绝像落地花瓶的女儿阿玛莎，可是，她们会出现在池塘里吗，她们会在芦苇中留下内衣吗？
俄国女人的洋葱，其实不属于巴尔巴拉，属于她的是那只可怕的蜘蛛，那句话温迪施一直不会忘记，巴尔巴拉叫道：“我要死了。”耳边的蜘蛛爬过来，她的害怕是因为没有人就她，温迪施也无能为力，战争中的蜘蛛是不是会爬进女人的身体里，就像那场雪，“巴尔巴拉战后追随蜘蛛去了。当俄国的雪第二次融化后，雪把她带走了。”巴尔巴拉死在了俄国，她不是洋葱一样的俄国女人，她是死去的战士，对于温迪施来说，一个女人的死换来另一个女人的生，那个成为他的妻子的女人也在俄国呆了十年之久，也是俄国，也是雪，也是女人，但是她们写着不同的身体，写着不同的故事，玫瑰和草，或者黄色的圆锥花儿。温迪施对着他的老婆说：“人们在俄国挨饿，而你却靠当婊子生活。战后要不是我娶了你，你可能还会继续当你的婊子。”他们在讨论的是关于女儿阿玛莉是不是处女的问题，而这个属于女人的本质问题轻易就成为一个笑柄，处女就像那块墓地，早就死了，留下的也只是芦苇丛里的内衣，和扭着屁股的洋葱女人，连阿玛莉也对妈妈说：“你在俄国时就是个野鸡。”
阿玛莉一边看着自己的指甲一边说，她的脚尖没有歪向另一边，只有指甲，像头发一样，是在变化在切除在时间中成为一个象征。而面前的妈妈也是被切除了身体的一部分：子宫。这是对时间的一种反抗还是阉割？女儿阿玛莉在面前，子宫只是被废弃在芦苇里的内衣，所以守夜人会说出那个大野鸡的比喻，当时他一边咀嚼一边轻轻地说：“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温迪施的自行车上已经放上了袋子，他的解读是：“人很强壮，比畜生要壮。”野鸡是不是畜生，是不是切除了子宫的畜生，是不是只留下内衣的畜生？后来，温迪施带着光秃的眼睛、肋骨里的石头大声说过：“人是世界上的一只大野鸡。”其实他是听到的，却不是他的声音，像守夜人在说，在他面前永远是死去的时间，是阵亡战士纪念碑，是巴尔巴拉的蜘蛛，是他张开的嘴，而“说话的是墙”。
墙一直在他的四周，磨坊的四周，只有大钥匙才能解开，所以后来大野鸡不是比喻了，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你说过，我们得保留这只白色的大公鸡，这样我们明年会得到白色的大母鸡。”温迪施对着他的老婆说，而温迪施的老婆也从关于子宫切除的过去走过来，“你也说过，白色的也是敏感的。你说得对。”温迪施老婆说。那时她不知道巴尔巴拉死在俄国，死在蜘蛛旁边，一切只是那个下雪的恶记忆，当雪融化，当俄国在那边，大野鸡也变成了一种真正的牲畜。不断数数的温迪施其实没有忘记，在遇到卡塔琳娜的时候，他才知道两年或者两百二十一天的数数都是不堪一击的：“卡塔琳娜画了个字。她哭了。温迪施知道，她是为约瑟夫哭。温迪施把门关上。他哭了。卡塔琳娜知道，他是为巴尔巴拉哭。”约瑟夫之于卡特琳娜和巴尔巴拉之于温迪施，是不是都是阵亡战士纪念碑前面的玫瑰，是在死亡身边活着的意象，是的哭泣的时候，那场雪早就融化了，蜘蛛早就逃跑了。
雪和蜘蛛的意象，是涂抹不去的白和黑，白色的敏感，不是白色的大母鸡对于大野鸡的超越和覆盖，它时时被激活时时成为生活的象征，是的，磨坊边上盛开着白玫瑰，那些空着的床上“床单是白色的，被子也是白色的”，而且床单上有白色的窗户框，而木匠的母亲用大刀割下的也是白色的大丽花，毛皮匠地上放着的是白色的碟子，连“柜子是白色正方形的，床也都是白色的框架”，对于温迪施来说，刮胡子的时候有白色泡沫，他的眼睛下有一个弯曲、白色的伤疤，而他看见的也是“潮湿的、白色的大理石十字架”。敏感的白色，白色的母鸡，而温迪施却一直看见黑色的时间，时间到了尽头，他闭上眼睛，“听见挂钟的白色斑痕在滴答滴答，看见黑色斑痕的数字指片”。它们不重合，越加分离，“没有指针的是时间。只有黑色的斑痕在旋转。”拥挤着，掉落下来，变成了地板，“黑色的斑痕就是另一间房间的地板。”通向另一个房间另一个时间，白色的尽头是黑色的斑痕，就如那白色的字：“他们去领受圣餐，但没有忏悔。”明明白白写在黑色封面上，那个女人对裁缝说的话，变成了一句通向另个房间的箴言，而那个时候守夜人有老婆了：“她是山谷里羊圈的挤奶工。”
挤奶工和切除子宫的婊子，都是女人，都是那些看见俄国洋葱一样的女人和芦苇里的内衣的男人的女人，温迪施和守夜人，他们在磨坊面前，他们只有钥匙，他们不领受圣餐，他们也不忏悔。而温迪施的女儿阿玛莎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秘密，而作为一个女人，她其实早就不是处女了，她的脚尖早就歪向了另一边。一个幼儿园老师，阿玛莎的脚尖在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那时鲁迪拉着她穿过玉米地，并且对她说：“我要喝你的奶。”鲁迪吸吮着阿玛莉的乳头，就像歪向一边的脚尖，阿玛莉小小的、褐色的乳头也被咬坏了。这是一个开始，就像那些俄国女人跪在洋葱上扭着屁股，温迪施说：“阿玛莉还会给我们带来耻辱的。”这样的耻辱是不是看着指甲对温迪施的老婆说“你是一个大野鸡”，或者说“玉米地就是树林”。但其实，阿玛莉已经是一个落地花瓶了，“温迪施知道，她会为了一个落地花瓶叉开双腿。她会将腿叉开，就像她的手指软软地伸向空中。”
守夜人一语成谶，而温迪施想染已经逃不出时间的宿命了，逃不出关于女人的黑色斑痕，他们顺着白色的墙壁下来，到达另一个房间。其实村子里的那些人并不都是在时间深处遗忘，木匠家里老克罗讷之死，母亲用大刀割下的白色大丽花，以及毛皮匠对动物标本的痴迷，都是在用一种死亡和毁灭告别过去告别大野鸡的耻辱，可是命运又一次次回来，甚至让他们失去说话的意义，山上的房子里都关着疯子，那个教堂后面的神甫没有戴帽子，所以一切的圣餐和忏悔，都被解构了，他们在战争之后失去的故乡也不复存在了。神甫说：“罗马尼亚人的墓不属于公墓。罗马尼亚人的墓散发的味道和德意志人的不同。”所以不说德语的罗马尼亚人，在村子里就像被关在一个大房子里，而被命名为“耻辱”的少女阿玛莉也失去了自己的判断：“每栋房子有房间。所有的房子一起组成了一个大房子。这个大房子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祖国是另一个房子，在阵亡纪念碑前，房子里都是过去的那些野鸡，只是脚歪向一边的已经不是是否是处女的评判标准：“每个孩子都有父母。就像住在我们．住着的房子里的父亲是我们的父亲，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就是我们祖国的父亲。 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同志就是我们国家的母亲。”
“国家的房间”，我们的父母，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情绪，一种对政治的简单图解，那只蜘蛛又从巴尔巴拉脸上爬过，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还有什么会让人害怕的？“苍蝇落在老克罗讷的脸颊上。它是她死了的皮肤上的活物。”世界也仅仅是一只苍蝇还活着，只有苍蝇还在黑色的斑痕里，一直爬到另外的房间里。
而另一个房间打开了，依然是黑夜，依然是女人，也依然是关于母语和国家，那个叫伊莲娜的女人可以“看着自己的身体，它就是预备一直长久地活下去的”，即使她被逼到墙角里，“一个令生活不再稳定的墙角”她依然在寻找那个可以容纳自己身体的房间。难民营501，这是她曾经的身份属性，但是当她离开那个号码离开难民营，她发现自己是一只找不到归宿的鸟，鸟群在哪里？那些男人在哪里，弗兰茨还是施特凡又在哪里？“伊莲娜唯一一句可能用德语说的话是：为什么你总喜欢对比，那毕竟不是你的母语。这句话是托马斯说的。”她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找到让她可以说话的那一对的鸟。可是世界上只有“独腿旅行的人”，塞萨·尔·帕韦泽说的那句话就如伊莲娜自己的想法：“可我已不再年轻。”
对那一对的鸟的找寻从临时难民营出来开始，越过一个国家的边界，越过“国家的房间”，是村庄，是夏天，是摩擦着他的生殖器的男人，那么光天化日，那么肆无忌惮，对于伊莲娜来说，却是一次关于身体的真是寻找，但那只不过是臆想，“他喘息着。海浪没有盖过他的声音”，而伊莲娜在寻找这个男人，结果找到了弗兰茨。而弗兰茨扑倒在她身上，对她讲的一句话也是：“我想和你睡。”身体和身体，是欲望和爱情，是自由和渴望，是时间深处的那个巨大的诱惑，“那就是爱情了，他说。上了年纪的人是死亡，年纪轻轻的是爱情。”区别于死亡的爱情，降临在从临时难民营出来的伊莲娜身上。
但是这就是找寻的那一对鸟？男人和女人并不一定是爱情，甚至并不一定是身体，就像她曾经看见过的那个牵乌龟的寡妇，两次，几乎一摸一样的看见，这是重复还是另一种臆想？“在同一座公园，同一片树下；有可能在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座城市；也可能是在一部电影里。有可能二者都只是我的想象，直到现在还是在想象。”想象无止境，“我很惊讶，他们竟然熬过了寒冬。”“他们竟然熬过了寒冬”是黑体，放在斜体的字迹里，显得突兀，和那个重获自由的夏天形成了对立，而这个句子就在伊莲娜写给弗兰茨的信中，写在卡片上，“伊莲娜在信封上写下‘马堡’，全部大写，好像能写得下似的。然后，是弗兰茨的她址。”但是这一句黑体，这一句寒冬，这一句关于重复的场景，是不是写给同一个男人，弗兰茨？那个投信口写着：其他方向。“其他方向”赫然印在信筒上，就跟信封上的“马堡”二字一样醒目。
是的，太晚了，好像信已经寄到了，弗兰茨已经拆开了，他读到：“弗兰茨，给你写字的时候我很彷徨。有一种欲望，它令人失去力气。给你写信的这一刻，我的手似乎要睡着了。”可是信里面的照片不是弗兰茨，不是房间里睡觉的身体，不是摩擦着生殖器的男人，是一个坐在岸边的男人，像死去的那个政客，“伊莲娜把男人坐着的岸上部分剪了下来”，而且，“男人窝着躺在水面。伊莲娜把池水也剪了下来。”那么，男人躺在伊莲娜的手心里了。那么，弗兰茨是不是真的收到了卡片，真的看见了死去的政客？还是伊莲娜根本没有寄出，或者根本不认识弗兰茨，甚至弗兰茨就是施特凡。那么，那一对的鸟就只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在自动拍照机拍出来的照片上，是另一个伊莲娜。”
这是从重获自由的夏天走过来的伊莲娜，这是竟然熬过了寒冬的城市，这里是一张床的宽度等于另一个国家的床的长度的房间，所以对于伊莲娜来说，这个城市里的一切可能在转瞬之间面目全非：“头顶白色波浪卷的老妇，拋光的手杖，保健鞋，可能一瞬间青春焕发，走进德意志少女团的队伍。”以及长长的、没窗子的车，穿制服的男人们，还有报纸上登出法律法规，“就跟另一个国家里的一样”，就像牵着乌龟散步的寡妇一样，总是出现在重复伊莲娜的头脑中
爱情或者一对的鸟，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象征，托马斯或者爱过一个女人，但是他是同性恋，他只是在相同事件中转化变形，相同的句子“我曾经爱过一个女人，爱了好几年”，听起来却一样，听起来也毫无意义，当伊莲娜看着看看托马斯的时候，她发现“一个人长着另一个的脸”，弗兰茨的脸。“你们俩到底谁是替身？”托马斯、弗兰茨的中间是一个“或”，“甚至长时间的舌吻过后，伊莲娜都不知道，吻她的人是托马斯还是弗兰茨。”而伊莲娜自己也变成了另外的人，“二者中的一个说：不离开你。如果非离开不可，那也是离开另一个伊莲娜。”
另一个，或者另一个，这是一场游戏，一场和白日梦有关的游戏，床只是一个国家的宽度，城市只是“看不见的城市”，而国家呢，只在那个夏天之后就不复存在了。而那个男人的照片却依然被剪开了，被放进信里，放进邮筒里，却已经抵达，一切都是一个过程的臆想：“我一个人出发，想要两个人到达。一切都错位了。实际上，我是两个人出发，一个人到达。”在对弗兰茨的卡片上，伊莲娜说：“我经常给你写卡片。卡片写得满满的，而我却是空空的。”最后她将把卡片和“鸽子杀手”的羽毛装进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的是她自己的地址。
因为，伊莲娜不愿去想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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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10815·0817 |
| 作者：[德]赫塔·米勒 著 | |
|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25.00元 当当14.00元 | |
| 页数：230页 |
继《心兽》之后，我所购买和阅读的赫塔·米勒又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情节在她的文字里完全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在简洁，清爽，洗练的背后，却是不易察觉的另外的世界。不管是“狐狸”还是“猎人”，赫塔·米勒用她独特的符号来解构那个时代，那些人们，而在这些符号里我们嗅到了政治的气味，含着独裁、民主和死亡的气息。那个叫罗马尼亚的国家，风雨飘摇，弥漫着无所不在的恐惧、屈辱和绝望。它们爱上工程，爱上警察，挂在卧室中的狐皮尾巴每天都短了一截，是不是威胁越来越近？在《额头前的卷发》中，赫塔·米勒写道：“报纸很粗糙，然而独裁者额头前的卷发却在纸头上有一道明亮的闪光。它抹了油，闪闪发亮。它是被压乱的头发。额头前的卷发很大，它把小一些的卷发全赶到独裁者的后脑勺上去了。它们被纸头吃掉了。粗糙的纸头上写着：人民可爱的儿子。”
完全可以把小说肢解开来，那是由苹果蠹蛾的道路、手中的男人等32个章节组成，然后把章节捏碎成每一个句子，把句子捏碎成每一个词语，当词与词碰撞，当词变成独立的个体，关于阅读就会陷入一种黑夜之中，我看见疯狂的词语挤压过来，蚜虫、苹果、侏儒、胡桃，以及葵花子，而我小心翼翼选择在“狐狸”这两个词上落脚；阿迪娜、克拉拉、伊利杰、里弗，以及保尔，最后死去的是独裁者……他们都是陌生的词，陌生的人，“不相信陌生人”，因为“陌生人很孤单”，这是村庄教师里弗说的，当所有的词语都变成孤单的时候，我看到了赫塔·米勒脸上的微笑，看到了她离开罗马尼亚时的愤然，1987，她的世界里仍有逃离独裁的恐惧，而两年后，1989年，在那个叫泰梅斯瓦的城市，伊利杰买了一张单程的车票，离开就是到达，那里的天空留着夏日的尘土，而那里，就是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的地方。
《狐狸那时已是猎人》，我小心翼翼展开，又小心翼翼合拢，那些词语太危险了，我必须用这样的动作保持阅读的矜持，保持对“陌生的孤单”崇敬，距离《心兽》已经过去4个月了，但是这个“Herztier”还是不肯安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又会回来，带着仇恨，带着恐惧，回来了，“独裁者蛰伏在心中就同蛰伏在你的小说里一样。”这是一个狐狸的世界，所以心兽里的那句话“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变成了“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咒骂代替仇恨，还是在词语的中间摇摆，“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来自第三页，前面的铺垫是：“咒骂是冷的，咒骂不需要大理花，不需要面包、苹果，不需要夏天。”是的，这是繁华和饱食的终结，这是夏天的终结，那是《心兽》的季节，而现在叶落归根，沧桑，夹着一些独裁的呼吸，“黑白相间的天空仍然是空空荡荡的”。接下去是什么，还是咒骂，“咒骂只是用来搅动漩涡和平躺的，用来短时间地暴怒和长时间保持安静的。”是一个过程，是一段时间，多么强大，多么无奈，暴怒和安静，有多少人会从咒骂中苏醒过来，面对陌生，像赫塔·米勒那样喊出逃离的口号？或者咒骂只是一种想象？我在第168页同样读到了相似的句子，“如果咒骂中断了，那它从来就没有过。”这是一次微乎其微的改变，“存在”两个字没有了，那时，是伊利杰开始叛逃，作为一个军人的“背叛”，“他的咒骂是冰冷的，他的咒骂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觉睡，他的咒骂只能使他反反复复地迷途，使他不住地感到寒冷，咒骂在玉米秸之间向上升腾，最终窒息。”
这“窒息”不是伊利杰叛逃最后的命运，却是在黑暗中看到的恐惧，像袋子一样笼罩着，我记得《心兽》里的那句话，有关袋子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在这里，也有一句话：“黑夜用黑暗缝了一个袋子”。“黑”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具象，化解开来，大约是和某种不明现状的死亡有关。和一本书呈现的封面一样，赫塔·米勒用她的黑色寓言营造一个破碎而恐惧的世界。右上角的几何图形或许是一面窗户，通向未知，通向另一个文本的袋子，打开就是颠覆，其实方向永远是一个错误，“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在这个矛盾的结构中，我们看到的还是大把大把吞噬我们想象的黑暗，压过来，“最终窒息”。
谁是狐狸？谁是猎人？这是必须面对的文本疑问？当“咒骂”中断之后，任何东西都会形成语言的牢笼，带着恐惧，带着隐喻，当“狐狸”重新变成一把钥匙的时候，你会看到黑暗最后就是一盏明灯，照着你通往比黑暗更黑暗的地方。“那时我还不满十岁，阿迪娜说，我盼望一只狐狸已经很久了。”当狐狸成为希望，我们内心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阿迪娜的言语中有着不安，“因此当知道明天就能有一只狐狸时，我的喜悦反而有一半变成了恐惧。”很多东西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存在的时候，你无法绕开，无法消灭，唯一可以做的是改变它的存在方式，那是狐狸已是猎人，我有一种阅读的释然，一个句子承载着所有答案，朝向可能的出口，走下去是看得到的意义：
猎人把狐狸放在桌子上，把狐狸毛梳理光滑，说，猎狐狸不用抢，用套。猎人的头发和胡子和手上的毛是红色的，还有他的脸颊，和狐狸一样。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那挂在卧室里的狐狸尾巴总是会短下去，空气中越来越有窒息的味道，那些独裁者出现了，在街道上，在工厂里，在学校里，在每一个角落，当狐狸用它的隐喻来制造恐惧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信仰来解救我们自己，那些信仰有上帝的箴言，有男女的性爱，有权力，有党派，在那个门卫看来，所有没有信仰的人必须得到惩罚，“他会欣赏所有有信仰的人。他并不爱所有有信仰的人，而是敬重他们。他敬重党委书记，因为他的信仰是党。他敬重厂长，因为他的信仰是权力。”
克拉拉说，如果我没有烦恼，我就会忘掉信仰，门卫说，信仰是一种能力。而在这里，工厂是屠宰场，所有人都是慢慢短一截的狐狸，笼罩在巨大的黑暗中，还是理发师，头发有旋儿的理发师，还是女裁缝，将不料缝反的女裁缝，还是有白铁匠，没有无名指的白铁匠，只要到了夜里，狐狸的腿才会长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夜里成为猎人，成为独裁者面对的猎人，后来阿迪娜说：“我梦见一只狐狸正穿越一片空空荡荡的田地，地刚刚翻耕过。狐狸躬着身走，在吃土地里的泥土，它吃啊吃啊，越吃越肥。”
其实，狐狸的意象正在慢慢被解构，“马桶里漂移着两个葵花子壳，她不用想就知道：狐狸。”那些人们开始在越来越近的威胁中寻找到了逃离的方向，街道将永远通向乡下，到处都会变成城市，独裁者将会用最后的力气维护谣言，维护暴力，而如伊利杰这样的“背叛者”将横穿田野，走向不远的边境，权力大街走到了尽头，便是那个叫泰梅斯瓦的城市。
《狐狸当时已是猎人》和《心兽》、《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同称“罗马尼亚三部曲”，这是赫塔·米勒同样作为“背叛者”发出的声音，散乱的句子、破碎的词语，每一页都是隐喻，都是“黑夜用黑暗缝了一个袋子”，其实关于独裁，关于暴政，或者关于齐奥塞斯库，都已经蛰伏在她的小说里了。在最后，我还是能听到了那一声声咒骂，像子弹一样射出：
光秃秃的灌木丛紧紧地贴伏在体育场的土墩子上。最后射出的球已经被忘却，那支禁歌已唱遍全国。传唱开了以后，它现在反而有了梗喉的感觉，于是它哑了。因为坦克还守候在城市的各个地方，面包店前的队伍依旧长长，长跑运动员依旧在土墩子上方迈着赤裸的双腿跨越城市，一件大衣套进了另一件大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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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C38·2110406·0803 |
| 作者：[德]赫塔·米勒 | |
|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 | |
| 版本：2010年9月第一版 | |
| 定价：13.20元 | |
| 页数：219页 |
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已经远去，赫塔米勒也不再熟悉，而今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又重量级推出这个德国女作家的十部作品，这家出版了拉什迪系列作品的出版社一直喜欢集约式的出版震撼上市！在封面写着购买整套作品赠时尚挎包，看来文学与时尚已经联姻了，只不过配在这册黑色封面的《心兽》上，略显突兀。“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封面上很醒目地写着。我不知道黑色的封面下是否有着一个冒险的故事，是否有着灵魂的救赎，我只是读到了赫塔米勒“诗性与残酷美”的文字，才觉得这可能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在书中，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的诡秘气氛：压抑颓废的社会，濒临崩溃的经济，仿徨无助的人民，跋扈嚣张的秘密警察……赫塔的语言简洁，直白，某种意义上，缺乏美感，又因为政治原因而颇为晦涩。”当当专家级评论员：忘情风君如此评论。
“每一次死亡都是一只袋子。”这是“我“对埃德加说的，而埃德加说，谁要是听见你这话，准以为你疯了。那时，其实格奥尔格其实已经死了，在抵达德国之后，在法兰克福的路上停止了生命，停止了调查和被调查；那时，其实库尔德也死了，他被发现死在寓所里，一根绳子自缢在他身上。格奥尔格是一只袋子，库尔德也是一只袋子，而”我“和埃德加却收到了一封同样的信：交叉的斧头，并且告知：你们被判处死刑了，我们很快就会逮着你们。很多人死去，成为一只袋子，不再需要理发师和指甲剪，不再掉一粒纽扣，也不会在这个国家战战兢兢行走。所以，“我”说，死亡不是坟墓，是一根萝拉吊在壁橱里的腰带，是苔蕾莎手臂上的瘤子，是库尔德自缢时的一条绳子。
其实一开始闻到这种浓重的死亡气息并不是一件坏事，那种死亡面前，我们甚至不需要什么哭泣，不需要赫塔·米勒所说的那块“手绢”，盖鲁·瑙姆在第一页就提醒我们说，“别提什么朋友，想象正经事吧”，那正经事也许就是我们曾经为之恐惧的死亡，“在充满恐惧的世界朋友无非如此”，这是他在题辞上对我们的忠告，这一句读起来像是埃德加用一种小心翼翼来抵抗独裁统治的死亡：“我们如果我们沉默，别人会不舒服；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我们真的看见了那无处不在的死亡阴影，这是真的。黑色的封面上是一个规则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Herztier”讲的应该就是“心兽”，很陌生的名词，台湾翻译成《风中绿李》，这是比动物内脏更丑陋的东西，可以“和耗子一样逃走”，有时候“不听使唤”，，而等人死亡的时候，心兽也就安息了。我把心兽看成是某种充满着闯入欲望的东西，和死亡很接近，和恐惧很接近，很多时候，它像独裁者的谣言一样，是一种逃脱不了的疾病。还有一句写在黑色的封面上：“仇恨允许践踏，允许毁灭，亲密无间的人允许割爱。”这是来自第67页的一句话，倒数第二行，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因为爱会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在仇恨和割爱面前，重新长出来的爱有意被忽略了，我读到了一个曾经独裁世界里逃出来的女人的不安，像萝拉，像苔蕾莎，一个是牺牲品，一个是实施者，到最后，她们都像“心兽”一样：“在争执之前有一副利爪”。
她就是赫塔·米勒，一个曾经的罗马尼亚作家，1987年，34岁的她从此离开祖国，离开独裁，离开恐惧，而32年后，她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她的照片还是在黑色封面的连体书页中，还是那张脸，还是那双眼，凌厉的长相下，是薄嘴皮、细眉毛、鹰钩鼻组成的“图景”，浓重的眼线让蓝眼球又大又圆，加之永远穿着黑或灰的衣服，倘若她手里再拿柄歪扫帚，活脱脱就是一位中世纪女巫。这是不是独裁之后另一种恐惧？赫塔·米勒说：“大家都想比独裁者活得更长久。”事实上正成为现实，那个罗马尼亚消失了，那些独裁者死了，那个第一个音节是再见的”齐奥赛斯库“早已拉上了了绞刑架，“每一次逃亡都是给死亡提供一次机会。”看起来，是赫塔·米勒赢了，她的爱像深草一样重新长出来。
像头发。这个比喻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需要理发师，需要在指甲干净的时候欢迎理发师上门来，那时候，理发师成了另一个革命者，另一个改变自己的人，就像库尔特梦见自己去了理发师那里，而父亲死前就去理发，为了让彼此都松了绑，“我”也只为出席父亲葬礼而去理了个卷发。理发师总是伴随着死亡而出现，从头到脚的一切只有头发可以独立在身体之外，所以理发师也成了一种镇压者的武器，他鉴别着革命和反革命，区别着独裁和自由的空气。
那个叫皮埃勒上尉的信里，都夹杂着一根黑头发，仿佛是临死的那枚子弹，这个独裁者的侩子手，和那条狗有着同样的名字，他几乎无处不在，他调查着萝拉之死，他控制着苔蕾莎，派她来见我，把我纳入到谋杀的行列，那一刻，我原本以为的爱顷刻间化为乌有，“一丝不挂在我面前”，半年后死了，这是另一场谋杀，而皮埃勒就是要用暴力把那些发对独裁者的人找出来，他说“他们靠煽动和寄生过活。这完全是违法的勾当。”同时他却把自己的罪状掩盖起来，他说：“这在这个国家，人人都可以看书写字。这么说的，人人都可以写诗，无须敌视国家，结成犯罪组织。”而文字也仿佛就是证据，就像萝拉记录下的那些句子：“这就像梦境，进得了口，上不了纸。记录的时候，萝拉的句子在我手中熄灭了。”
而皮埃勒处处寻找那些反动的诗歌，他审讯格奥尔格、库尔特和埃德加，“是为了一首诗，他说，“这首诗煽动逃亡”。这是他的独裁判断，而他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恐惧！这种恐惧就是萝拉之死最后污蔑为对国家的耻辱，这种恐惧就是许多母亲身上的各种疾病，这种恐惧就是父亲“大得像赞美元首的歌”的肝，这种恐惧是拇指属于墓园的六指人，这种恐惧也是圣餐杯里只有两块被咬过的圣饼。无处不在，就像城市里到处可见的疯子。
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
在这样的恐惧面前，独裁者已成为一个梦魇，所有人只有在”应付牛蒡、九命杀手、喝血鬼和液压机这类事“上进行逃避，而等待我们的生活也只是在理发师和指甲剪，在“不会再掉一粒纽扣中”开始，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我们说话，别人会觉得可笑。”
这就是一个奴役和寓言故事，心兽“如耗子一般逃跑”了，它不再需要用语言来解释，它是一个独立在独裁世界里的东西，像爱一样慢慢长出来。而赫塔·米勒似乎要走一条逃避“因言获罪”的道路，我们在这本219页的小说中读不到通俗的故事和扣人心弦的情节，有的只是像梦境、容易熄灭的句子：“我掀掉被子正要扯床单，发现床单上躺着一只猪耳朵。这是女孩们的临别赠物。我抖了抖床单，耳朵仍附在上面，原来它像纽扣一样被缝在了正中间。”“河这只袋子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窗这只袋子不属于我，后来属于格奥尔格。绳这只袋子后来属于库尔特。”
小说是一座迷宫，独裁者在外面，别人也在在外面，发表诺贝尔获奖致辞时，赫塔·米勒说：“在我看来，物体不认识它们自己的制作材料，姿态手势不认识自己的感觉，词语不认识把它们说出来的嘴巴。但是为了确认我们的存在，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姿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这或许也是她写作风格形成的心理根源。就这样，她开放了所有通往自由之路，她又堵住了前往让语言从恐惧中挣脱出来的所有通道。
独裁者是一个错误，或许，语言也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