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州录

编号:B52·2121022·0923
作者:[唐]文远 记录
出版:中州古籍出版社
版本:2001年10月
定价:11.00元 亚马逊7.90元
ISBN:9787534820168
页数:225页

在众多的禅宗大德和门派中,唐末著名高僧赵州从谂及其赵州禅可谓独树一帜,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赵州师承南泉,在南泉处前后十余年,以其超群的悟性和气度,深得南泉的赏识。南泉寂后,从谂复携瓶负钵,寻师问道,走上了漫漫的行脚之途。赵州弟子文远记录的《赵州录》反映了许多赵州和尚行脚的踪迹,而南北广泛的参学体验使赵州迸发出大量隽永瑰奇的语录。《赵州录》是中国禅宗典籍丛刊中的《赵州录》分册,书中收录了唐代文远所记录的重要禅宗典籍。并对之依照较好的版本作了校勘,分段和标点。本书为“中国禅宗典籍丛刊”之一。


《赵州录》:庭前柏树子

问:“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师云:“我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

换了衣衫,却也是寒秋来袭,小鸟在树上叽喳,那仿佛”云雀叫了一整天“的境地,却也像是“聒噪者说”,越发显得萧然,而庭前当然也尽是落叶而无“柏树子”,“我不将境示人”的警句仿佛重重挨在头上,赵州从谂和尚重七斤的布衫原也是遥远的一种念想,和这寒秋,这些聒噪者何干?

其实,“树摇鸟散,鱼惊水浑”也是本分事,书是打开了,又被合上了,《赵州和尚语录卷上》、《赵州和尚语录卷中》、《赵州和尚语录卷上下》的520则语录又如何找到“如何是赵州主人公?”“如何是清净伽蓝?”“如何是佛真法身?”“如何是一句?”的感悟?加上《补遗》、《附编》、《目录》和《研究》,也无非是简述一个叫赵州从谂的120岁和尚而已,从唐大历十三年戊午生,到童稚时于山东故乡出家,再随本师游历,去池州(今安徽贵池)参见南泉,再返回故里,旋又行脚至南方,逗留达数十载,又到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戊寅始,住赵州观音院,再到唐昭宗乾宁二年乙卯,与赵、燕二王会面,住窦家园(后称真际禅院),及至最后乾宁四年丁巳十一月二日(一曰“十日”)示寂,如此人生线索对于人物研究或许能勾画出行迹梗概,或者,从《赵州真际禅师行状》中“师即南泉门人也,俗姓郝氏,本曹州郝乡人也,讳从谂”来还原1300多年前禅师的真实肉身,也只不过是另一种“聒噪者说”,就如那329则:“问:‘和尚姓什么?’师云:‘常州有。’云:‘甲子多少?’师云:‘苏州有。’”

常州有、苏州有也落得个虚空而已,庭前柏树子不是佛祖西来意吗?那么“柏树子还有佛性也无?”回答是:“有。”但“几时成佛?”却回答是:“待虚空落地。”那么:“虚空几时落地?”师云:“待柏树子成佛。”好个赵州,“我不将境示人”便将你拉回到原地,而那抬头,低头,张口,闭口,却发现怅然若失,又怅然若得。这种种,也是一不小心进去,却拨云见雾一般,见着或不见着,都把这典籍一并当做了解惑之道。

但是,“道”到底是什么?赵州问南泉:“如何是道?”南泉说:“平常心是。”这“平常心”是不是就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真义?六祖云:“自修,自行,自成佛道”,而对于赵州来说,似乎更为有趣。“南泉斩猫”的公案也就将那道来了个彻彻底底的解读。东西两堂争猫,南泉却要将猫斩杀,“道得即不斩,道不得即斩。”斩与不斩全在于对道的理解,“大众下语”其实也是“聒噪者说”,并不契意,所以对于猫儿的唯一结局便是:被斩。而那时,赵州并未在现场,也就是说,他是缺席的,而等他晚间归来,南泉再把这个事情说了,“师遂将一只鞋戴在头上出去。”南泉便说:“子若在,救得猫儿。”这如何是救了猫儿?将鞋戴在头上,鞋是用来走道的,赵州不着一语,用行动来阐明了“道”,也用行动颠覆了“道”。那猫儿死不死似乎已在其次了,其实,缺席的赵州也就意味着这猫儿一定得死,因为那道的解题是要一些东西做牺牲的,这公案是“意路不到”、“言诠不及”,所以汾阳善昭禅师后来所颂:“两堂上座未开盲,猫儿各有我须争。一刀两断南泉手,草鞋留著后人行。”

这或许也是顿悟之一种,顿悟的机缘当然是相对于疑惑,从惑中也更能抵达道,“如何得不被诸境惑?”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不着一语,“师垂一足,僧便出鞋。师收起足,僧无语。”垂一足谁说是要穿鞋,鞋不全是道,收足的动作也就宣判了你继续在惑中,所谓惑者,乃自惑,非它惑也。而对于这些语录,对于如何是道,如何是佛法,也从来没有直接的答案,“如何是道?”——“不敢。不敢。”“如何是法?”——“敕敕摄摄。”“如何是菩提?”——“者个是阐提。”

而对于道,更可怕的不是惑,不是不懂,而是被知所劫持,南泉说:“道不属知,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也!”,“不似如今知识,枝蔓上生枝蔓。大都是去圣遥远,一代不如一代。”“去圣遥远”也就去道遥远,执着于知识,当然只有猫儿被斩的命运。所以,对于一切宏观而抽象的义理,赵州的语录大都是通过“平常心”来解释来阐述。“如何是赵州主人公?”——“田库奴。”“如何是玄中玄?”——“说什么玄中玄,七中七?八中八?”“如何是灵者?”——“净地上屙一堆屎。”“如何是赵州?”——“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如何是忠言?”——“你娘丑陋。”

赵州从谂和尚(778-897)画像

当然,问得最多的便是“如何使佛祖西来意”:“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床脚是。”“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东壁上挂葫芦,多少时也?”“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栏中失却牛。”“如何是西来意?”——“板齿生毛。”“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正值洗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庭前柏树子、床脚、东壁上挂葫芦、栏中失却牛、板齿生毛,以及洗脚,也都是“平常心”,是道,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禅意解构也是赵州传承禅宗要义的显著特点。其实不光是在日常生活中消解禅意,更多的是从众生中获取佛道,“僧问:‘如何是清净伽蓝?’师云:‘丫角女子。’‘如何是伽蓝中人?’师云:‘丫角女子有孕。’”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其五蕴身皆可谓“清净伽蓝”,当有俗官问赵州:“佛在日,一切众生归依佛;佛灭度后,一切众生归依什么处?”赵州也说:“未有众生。”其实,有众生则有佛,有佛则有众生。反之,无众生则无佛,无佛亦无众生。也就是那句:“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这众生也是所有“有业识性在”的一切:“学云:‘上至诸佛,下至蚁子,皆有佛性。狗子为什么无?’师云:‘为伊有业识性在。’”众生皆有业识,亦有佛性,所以“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的另一个回答是:“家家门前通长安。”

正是”众生即是佛“,在赵州的人生经历中,数十年行脚天下才积累了更多的收获,综合种种记载,赵州和尚至少到过今天的河北、江西、湖南、湖北、浙江、安徽六个省。他寻访的师友不仅遍及慧能门下的“二甘露门”青原系和南岳系,而包括了北宗神秀的足下,他求法证悟,只认禅证的上下而不拘辈分的高低,竟然同参师徒乃至于孙支。这在极重传承师嗣的禅宗当中,委实不易。所以他常常常说:“七岁童儿胜我者,我即问伊;百岁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这种”不耻下问“的求法也是赵州成为禅宗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怪不得赵王会发出“碧溪之月,清镜中头。我师我化,天下赵州。”的感叹。

“如何是禅?”赵州说:“今日天阴,不答话。”天阴时节,却尽是“聒噪者说”,那过眼云烟,那生老病死,“一串数珠数不尽”的人生对于赵州而言,也是庭前柏树子的虚空,所谓万法归一,“一”最后也就成了赵州那“在青州作一领布衫,重七斤”的“非你境界”。

师问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

师问南泉:“知有的人,向什么处去?”泉云:“山前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

问:“法无别法。如何是法?”师云:“外空,内空,内外空。”

问:“万物中何物最坚?”师云:“相骂饶汝接嘴,相唾饶汝泼水。”

问:“如何是一句?”师云:“若守著一句,老却你。”

问:“如何是赵州主人公?”师咄云:“这箍桶汉!”

问:“真化无迹。无师、弟子时,如何?”师云:“谁叫你来问?”

问:“佛法久远,如何用心?”师云:“你见前汉、后汉把揽天下,临终时,半钱也无分。”

问:“三刀未落时,如何?”师云:“森森地。”云:“落后如何?”师云:“迥迥地。”

问:“大难到来,如何回避?”师云:“恰好。”

问:“坐断报化佛头,是什么人?”师云:“非你境界。”

师示众云:“教化得的人是今生事,教化不得的人是第三生冤。若不教化,恐堕却一切众生。

师云:“老僧是主,闍梨是宾,白云在什么处?”(烦恼是宾,菩提是主,理所当然。)

师示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

师云:“念者是谁?”学云:“无伴。”师叱:“者驴!”

问:“如何是平常心?”师云:“狐狼野干是。”

问:“凡圣俱尽时,如何?”师云:“愿你作大德,老僧是障佛祖汉。”

问:“毫厘有差时,如何?”师云:“天地悬隔。”云:“毫厘无差时,如何?”师云:“天地悬隔。”

“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尽是贴体衣服,亦名烦恼。”

问:“如何是道场?”师云:“你从道场来,你从道场去。脱体是道场,何处更不是?”

问:“四山相逼时如何?”师云:“无路是赵州。”(“四山”者,喻生老病死也。)

问:“外方忽有人问‘赵州说什么法’,如何祇对?”师云:“盐贵米贱。”

问:“无为寂静的人,莫落在沉空也无?”师云:“落在沉空。”云:“究竟如何?”师云:“作驴作马。”

问:“如何是阐提?”师云:“何不问菩提?”云:“如何是菩提?”师云:“只者便是阐提。”

问:“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师便打。云:“和尚莫打某甲。已后,错打人去在。”师云:“龙蛇易辨,衲子难瞒。”

问:“如何是圣?”师云:“不凡。”云:“如何是凡?”师云:“不圣。”云:“不凡不圣时,如何?”师云:“好个禅僧。”

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云:“内无一物,外无所求。”

问:“如何是祖师的的意?”师嚏唾。云:“其中事如何?”师又唾地。

有婆子问:“婆是五障之身,如何免得?”师云:“愿一切人升天,愿婆婆永沉苦海。”

僧问:“如何是此性?”师云:“五蕴四大。”云:“此犹是坏。如何是此性?”师云:“四大五蕴。”

云:“法过眼耳鼻舌身意而不解,作么生道不得?”师云:“吃我涕唾。”

又问那一人:“曾到此间否?”云:“曾到。”师云:“吃茶去!”

师问菜头:“今日吃生菜?熟菜?”菜头提起一茎菜,师云:“知恩者少,负恩者多。”

师问僧:“堂中还有祖师也无?”云:“有。”师云:“唤来与老僧洗脚。”

师云:“展手颇多,文殊谁睹?”云:“只守气,急杀人。”师云:“不睹云中雁,焉知沙塞寒。”

(婆子)云:“偷赵州笋去。”师云:“忽见赵州,又作什么?”婆子近前,打一掌。

四十二章经

编号:B52·2121022·0919
作者:尚荣 译注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2010年04月
定价:8.00元 亚马逊6.40元
ISBN:9787101073744
页数:84页

“‘四十二章’者,一经之别目;以此经分段为义,有四十二段故。‘经’者,梵语修多罗,此云契经,凡佛所说真理皆可曰经。经又训为常,以所说为常法故。此经以四十二段经文,摄佛说一切因果大义,故名四十二章经。”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伊存授卢景佛经之后六十八年,开始有汉译本佛经出现,名为《四十二章经》,是中印度人竺法兰所译。他在永平初和另一高僧迦叶摩腾相偕来中国。迦叶摩腾自然也参加了这项翻译工作。经凡四十二章,故以之为名。乃连缀大小乘佛法而成,虽不精微,但确是佛经汉译伊始。《四十二章经》一卷。包含四十二篇短短的经文。一般认为是最早的汉译佛经。收在《大正藏》第十七册。《四十二章经》论其胜义,盖有四端:一、辞最简驯,二、义最精富,三、胪者古真,四、传最平易。用以上四重以观察于佛,则佛之全体大用明。本书为《佛教十三经》丛书之一,由尚荣译注。


《四十二章经》:断欲去爱,识自心源

“佛教十三经”之《四十二章经》,对于佛所说真理,其实是遥远而陌生的,对于我来说,此种“贯穿摄持”则起于金庸的小说《鹿鼎记》,甚至是由小说文本而改编的影视作品。

《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认老宫女陶红英作“姑姑”,交谈间,韦小宝发了他人生当中的第N个毒誓,让陶红英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四十二章经》一共有八本,每本封面的颜色和式样各不相同,代表黄、蓝、白、红、镶黄、镶蓝、镶白、镶红八旗;当年清兵入关时,掠夺了大量金银珠宝运往山海关外,埋在清政权“龙脉”所在的一座山里,然后绘制了一张藏宝图,裂为八幅,由八旗旗主各执一幅;这八幅地图,就分藏在八本《四十二章经》里。也就是说,只要找齐八本《四十二章经》,就能找到清政权在关外的宝藏和“龙脉”。绘制在羊皮纸上,撕碎之后藏入八本《四十二章经》的封套里,分别交给八旗首领掌管,如此种种,为营造扑朔迷离的情境创造了可能,于是各方觊觎,迷局迭出,甚至大家被打得头破血流,这藏宝之谜却依然是迷“大清的龙脉”也无非是噱头。

而其实裂为八幅的《四十二章经》或许也已经脱离了一本佛教经书的本来意义,而成为武侠故事里的道具。而其实,作为从印度传到中国的第一部佛教圣典,《四十二章经》也并非有多少深奥义理,这是佛涅槃以后弟子择其一生所说的精粹警句汇编而成。如果一定要寻找其传奇色彩,或者是《经序》里有着小说的雏形:“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一个梦,神人出现,然后“甚悦之”,便一发不可收,即遣派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到大月支国求法,并迎请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法师,来到了中国,驻锡在洛阳雍门外新建的白马寺,翻译佛经。虽然另五部佛经后失,但是这《四十二章经》流传下来,成为最初传入中国留存下来的第一部经书,所谓“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也就意味着《四十二章经》开创了汉译佛经的一个时代,南朝梁人慧皎《高僧传》中说:“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唯此为始”便是《四十二章经》的地位与价值的体现。

于此,从“经序”而开始,真正脱离了传奇小说世界的“道具”属性。而对于我来说,《四十二章经》也只是打开佛学的一个入口而已,所谓普及,也只是知识层面而已,比如十三经,空有二宗,通序和别序,六成就,四谛,五戒……等等,一个世界总有它的法则,而佛经,几乎完全独立于现实,在另一侧“于今不绝也”。包括正宗分的四十二段,也都是听闻另外的故事,而远非能够“贯穿摄持”。但其实,作为小乘佛教经典的一种,《四十二章经》则是对于一个人如何才能精进离欲,由修布施、持戒、禅定而生智慧提供了参考。那一个人就是“沙门”,在第一章“出家证果”就开宗明义:“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也就是说,一个人要“辞亲出家“,然后“识心达本”,直到“解无为法”,才是一个沙门。所以《四十二章经》也就是佛对沙门传道,《第二章 断欲绝求》中说:“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第十六章 舍爱得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第二十九章 正观敌色》中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污。”《第三十三章 智明破魔》:“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境,破灭众魔,而得道果。”《第三十四章 处中得道》:“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上面是佛,下面是沙门,如此自上而下,也是佛经的一大特色,而在《四十二章经》中,没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的“六成就”,而基本上以“佛说……”为基本句型,这种句型意味着是佛专为出家沙门说法,而且沙门基本上只是一个聆听者一个感悟者,他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和对话,只有在第十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三十四章、第三十八章等有过佛与沙门的对话,甚至在《第三十八章 生即有灭》中出现了佛与沙门的三段对话,在关于佛的问题“人命在几问?”,沙门先后有过三个回答:“数日间!”“饭食间!”和“呼吸间!”而等到沙门说是一呼一吸之间抵达“人命”时,佛说:“善哉,子知道矣!”这少见的对话才有中国禅宗的顿悟和“见性成佛”的感觉。

既然为小乘佛教的经文,自然会着眼于“自度”,在《四十二章经》中,重点就在于“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只要以真空法性为真实性,就可以“不历诸位,而自崇最”,这就是“道”。什么是道?“夫为道者,如牛负重”,其实只要“出离淤泥”也可得到,这便是度己的小乘佛教之特色,但是并仅限于此,所谓“净心守志,可会至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直心念道,可免苦矣”都在教导用心去体会去接近道,也就是第一章所说“识心达本”,甚至于“睹人施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也就是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得道”的过程。对于沙门来说,要从日常生活中“辞亲出家”而皈依佛门,自然要“去心垢染”,而哪些才是必须去除的杂质呢?

“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不管是财欲、名欲,还是食欲、睡欲,都是欲望“使人愚蔽”,“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所以“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断欲去爱”作为修炼的方法,也是“识心达本”的一个基本要求,“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也就是只有远离爱欲,才能去除烦恼忧愁去除恐怖,才能得到证果。而在这一切爱欲之中,最能破除的或许是“色”:“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也就是说色欲是最难消除的,“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所谓色欲,当然是女色,所以在这里,女色就是在道的反面,有五障之女,不得做梵天王,不得做帝释,不得做魔王,不得做转轮圣王,当然,也不得做佛,如此“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也就是说,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触及到求法的本体,在《第二十六章 天魔娆佛》中,天神献给佛“欲坏佛意”的就是玉女,作为“众秽”之一种,佛当然是断然拒绝,所以对于沙门来说,这也是必然的一步,“辞亲出家“也就是要远离妻子和孩子,家是羁绊,感情是羁绊,在《第二十三章 妻子甚狱》中说:“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妻子舍宅比牢狱更能羁绊人,是因为“牢狱有散释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所以对于要出家的人来说,就有两条道路:“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所以在《第二十九章 正观敌色》中说“慎勿视女色,亦莫共言语。”连讲话也不应该有,因为这些女色都是浊世中的泥污,“老者如母,长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只有让这些“女色”“生度脱心”,才可以“息灭恶念”。

所谓“断欲去爱”也就是自身清净,能出淤泥而不染,“当如莲华,不为泥污”。而只有做到这一步,才可能在无我中寻找真谛,靠近“无为法身”:“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不为众邪所娆,精进无为;吾保此人,必得道矣!”,甚至从恶人而变善人,进而超越持五戒者、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辟支佛、三世诸佛,而成为“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这“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即“无为法身”,此真身佛自他平等无念无住无修无证,而供养无念无住无修无证者,即无分别智亲证真如性究竟成佛;如是供养,始称为“究竟”。

作为汉译的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多以譬喻说理,警句迭出。比如:“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醍醐灌顶,梵音袅袅,倒也充满了味道。

《序分》

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

《第一章 出家证果》

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

《第二章 断欲绝求》

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

《第三章 割爱去贪》

受道法者,去世资财,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勿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第四章 善恶并明》

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耳。

《第五章 转重令轻》

若人有过,自解知非,改恶行善,罪自消灭。

《第六章 忍恶无嗔》

恶人闻善,故来挠乱者;汝自禁息,当无嗔责。彼来恶者,而自恶之。

《第七章 恶还本身》

今子骂我,我今不纳;子自持祸,归子身矣! 犹回应声,影之随形,终无免离。慎勿为恶!

《第八章 尘唾自污》

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

《第九章 返本会道》

博闻爱道,道必难会。守志奉道,其道甚大。

《第十章 喜施获福》

睹人施道,助之欢喜,得福甚大。

《第十一章 施饭转胜》

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

《第十二章 举难劝修》

人有二十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忍色忍欲难,见好不求难,被辱不嗔难,有势不临难,触事无心难,广学博究难,除灭我慢难,不轻未学难,心行平等难,不说是非难,会善知识难,见性学道难,随化度人难,睹境不动难,善解方便难。

《第十三章 问道宿命》

净心守志,可会至道。譬如磨镜,垢去明存,当得宿命。

《第十四章 请问善大》

行道守真者善,志与道合者大。

《第十五章 请问力明》

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

《第十六章 舍爱得道》

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

《第十七章 明来暗谢》

见道者,譬如持炬人冥室中,其冥即灭,而明独存。

《第十八章 念等本空》

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会者近尔,迷者远乎!

《第十九章 假真并观》

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知识,得道疾矣!

《第二十章 推我本空》

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既都无,其如幻耳。

《第二十一章 名声丧本》

人随情欲,求于声名;声名显著,身已故矣。

《第二十二章 财色招苦》

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舔之,则有割舌之患。

《第二十三章 妻子甚狱》

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释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

《第二十四章 色欲障道》

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

《第二十五章 欲火烧身》

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

《第二十六章 天魔娆佛》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坏佛意。

《第二十七章 无著得道》

夫为道者,犹木在水,寻流而行。不触两岸,不为人取,不为鬼神所遮,不为洄流所住,亦不腐败;吾保此木,决定入海。

《第二十八章 意马莫纵》

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

《第二十九章 正观敌色》

慎勿视女色,亦莫共言语。若与语者,正心思念: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华,不为泥污。

《第三十章 欲火远离》

夫为道者,如被干草,火来须避。

《第三十一章 心寂欲除》

若断其阴,不如断心。心如功曹,功曹若止,从者都息。邪心不止,断阴何益?

《第三十二章 我空怖灭》

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

《第三十三章 智明破魔》

沙门学道,应当坚持其心,精进勇锐,不畏前境,破灭众魔,而得道果。

《第三十四章 处中得道》

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于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恼;意若生恼,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失矣!

《第三十五章:垢净明存》

如人锻铁,去滓成器,器即精好。学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净矣!

《第三十六章 展转获胜》

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去女即男难。

《第三十七章 念戒近道》

在吾左右,虽常见吾,不顺吾戒,终不得道。

《第三十八章 生即有灭》

佛问沙门:“人命在几问?”
对曰:“呼吸间!”
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第三十九章 教诲无差》

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应信顺。

《第四十章 行道在心》

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第四十一章 直心出欲》

沙门当观情欲,甚于淤泥。直心念道,可免苦矣!

《第四十二章 达世知幻》

吾视王侯之位,如过隙尘。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纨素之服,如敝帛。视大千界,如一诃子。视阿耨池水,如涂足油。视方便门,如化宝聚。视无上乘,如梦金帛。视佛道,如眼前华。视禅定,如须弥柱。视涅槃,如昼夕寤。视倒正,如六龙舞。视平等,如一真地。视兴化,如四时木。

祖师禅

编号:B52·2030316·0665
作者:董群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7年12月第一版
定价:3.00元
页数:302页

所谓“祖师禅”,也就是南宗禅法,是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传来,传至六祖慧能以下五家七宗的禅法。它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依言语,直接由师父传给弟子,祖祖相传,心心相印,见性成佛,所以叫做祖师禅。本书对祖师禅的发展历史、慧能创立过程、祖师禅的内容等进行了论述。


《祖师禅》:佛性即无南北

祖师禅的全部理论基础是心性关系论,心性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佛性论,讨论众生和佛的关系,强调众生即佛。
——《第四章 众生即佛:祖师禅的佛性论》

许是巧合:“我的图书馆”千册百部阅读计划第三批书目变成了一本本被翻阅的图书,《慧能与中国文化》在上面,压着《祖师禅》,本来只是因为都和禅有关便放在一起阅读,对于作者似乎并未过多关注,而当读完《慧能与中国文化》之后,打开《祖师禅》,才发现两本书出自同一作者:董群,而且在《祖师禅》里,关于慧能禅文化部分,几乎就是《慧能与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的再书写,其中有重合甚至重复:在介绍祖师禅的特点时,董群分列了佛性论、顿悟论、修行论和超越论,讲的就是慧能所建立禅宗文化的几个特点,并将其定义为佛学革命的三大宣言,“所谓佛学的革命,在心性论上,是使佛性人性化,禅学儒学化;在觉悟观上,由传统佛学的渐而转向顿;在修行观上,从传统佛学的注重修行转向无修。这可以说是慧能佛学革命的三大旗帜。”

但是,两本书的结构还是有所区别的,《慧能与中国文化》关注点在于慧能禅法在对于中国传统儒道等的回应中,进行的一次佛学革命,从而在完成佛学中国化中发展了独具特色的禅文化,同时达到了三教合一的融合目的,无论是慧能禅文化的建立还是对后世的影响,董群都在中国文化的体系里进行论述,而《祖师禅》偏重于祖师禅本身的沿革历史,从慧能建立祖师禅,到祖师禅发展了佛性论、顿悟论、修行论、超越论,从禅学入世的儒学化到强调独立意义的主体性,祖师禅遂成为禅宗的最高境界。但是祖师禅并非是一种横空出世的文化现象,董群在序言中就指出,“研究祖师禅,必须把它置于各种关系的比较中”,所谓的“各种关系”是一个交错的网络,从历史坐标来看,就是由祖师禅上溯而认识如来禅,从祖师禅发展而进入分灯禅阶段,所以董群将祖师禅的研究放置在它和如来禅的演进关系,它和分灯禅之间继承和突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祖师禅的特征才会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诸种关系里,祖师禅的独特意义可以从慧能初见弘忍时说的那句话里得到最直接的解读,当弘忍问他关于佛性的认识时,慧能说:“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人无南北,佛性也无南北,一方面这是慧能对身份的差异化的一种抹除,作为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的獦獠、一个以苦力为生的穷苦的劳动者和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他最终创立的禅宗就具有了“佛性无南北”的平等性;另一方面,这种平等性凸显的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这是慧能的求发宣言,更是祖师禅精神的基本体现,再加上他和神秀在弘忍面前同做的那首偈,区分了祖师禅和如来禅的区别,“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所讲的就是一种无修之修的修行观,而后来慧能拒绝皇帝征召,就是反对禅在政治上对外在势力的依赖,从而保持了它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更是自信、自在和自由的主体性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也推倒了外在权威和偶像,更为之后分灯禅非心非佛的泛性论奠定了基础。

董群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祖师禅的革命特色,他认为祖师禅的全部理论基础就是心性关系,心性论的最终落脚点是佛性论,“禅宗中第一个全面而深入地展现心性观的,是慧能,第一个系统的心性论体系,是慧能的祖师禅体系。”慧能的心是一种个人的主观精神,是自心,“自心归正,……自心归净”;是本心,“悟人顿修,自识本心”,自心或本心具有清净和虚空的本质,而它的作用便是“含”,即万法包含在自心中。而性是作为人心之本质的性,是自性,也是具体的人性,它同样是清净和空寂的,而它和万法的体用关系表现在含和化中。慧能提出心性论,并非是一般性探讨心性和万法之间的关系,而是着重讨论众生的本性与佛性的关系,“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佛性,就是“觉也”,只有当一个人觉悟了,他便成佛而解脱了。而所谓的觉悟,其实就是一种智慧般若,慧能认为佛性是众生自性的本觉之性,智慧是自性中具有认识自性情境本觉之性的内在的体悟能力,所以慧能的这种“众生即佛”的佛性论,在董群看来,是将佛智从彼岸世界拉回到了此岸,拉回到了众生心中,这既是一种平等观,也是一种入世观,而这正是祖师禅“向儒学复归的一个表现”。

心性论是基础,在此基础上,慧能提出的顿悟论就成为一种指向般若智慧的上根之法,或者说实在心性论的本质观之后提出的方法论,在慧能看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本质主义的表现,但是有人认识到了这一自性,有人却认识不到,有人是觉悟者,而有人则是迷痴者,“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所以根性有差异才有顿渐之分。慧能提出的顿悟论就是通过瞬间觉悟而进入佛的境界,这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它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了突发性的飞跃,所以董群认为,“无论就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都是革命性的。”当然基于这种顿悟论,慧能就提出了无修论,它包括无念论、定慧等学等观点,而对于一行三昧,他指出,“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由此慧能定下了贯彻祖师禅的基本原则:不要争论,要真心实行。和顿悟相应的,则是“内在超越”的精神,它也是在瞬间完成的:它超越众生的自我,即众生而成佛;它超越充满烦恼的自我,即烦恼而成菩提;它超越陷于无明的自我,即无明而成智慧;它超越轮回生死的自我,不舍生死而入涅槃——董群认为,这种至于佛地,成就菩提,入涅槃境的顿悟表现了自我否定的自觉和勇气,但是超越又不是彻底否定现世、否定人生,而是立足于现世解脱,在现实的人生中成就解脱,这便是祖师禅宗教理性的体现。而从祖师禅的超越论来看,慧能强调的是人的本性,人的自主性,这就是对主体性的强调,所以祖师禅不屈服于外在的权威和偶像,不受他人的支配和主宰,不听命于命运,在自信、自主和自由原则中使人成其为自身。

慧能是祖师禅体系的构建者,是佛教中国化的革命者,为什么祖师禅能成为禅宗的最高境界?他所进行的革命改变的到底是什么?董群对祖师禅的解读就是将其放在一种发展和演进的历史维度里,它的前端是如来禅,它的后来者是分灯禅,而在历史的谱系中,如来禅、祖师禅和分灯禅也并非是一种直线式的分布,其中的关系既有纠葛,也有分叉,其中的观点既有重合,也有分化。要认识祖师禅,要考察祖师禅的革命性意义,要疏离祖师禅和如来禅、分灯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祖师禅。最早提出祖师禅概念的应该是仰山慧寂,他在沩山灵佑门下时,师弟香严智闲因偶尔抛瓦击竹出声而得悟,他对仰山慧寂说:“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时。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但是仰山慧寂认为,这是“心机意识著述得成”,是“夙习记持而成”,不是正悟,香严智闲又作了一首颂:“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今年贫,锥也无。”这在仰山慧寂看来,是如来禅,而非祖师禅,“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于是香严智闲又做一颂,“我有一机,瞬目视伊,若人不会,别唤沙弥。”这时仰山慧寂才认为是祖师禅,“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

一般来说,如来禅是指如来所传之禅,是经典中所传之禅,而祖师禅,是禅宗诸宗所传之禅,是教外别传之禅,广义来说,祖师禅是指慧能所创立的禅法,也包括五家分灯的禅法,或者说,如来禅是印度禅,祖师禅是中国禅;而狭义来说,祖师禅就是“禅宗”。从达摩到弘忍,这是禅宗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祖师禅的“前史”,考察这一段前史,达摩的“二入四行”禅法、慧可“理事兼融,苦乐无滞”的禅法、道信的“一行三昧”,弘忍开东山法门,都和慧能的禅法有所区别,董群认为,这一段禅法,既有如来禅的思想,也有祖师禅的成分,尤其是道信从专重《楞伽经》转向般若类经,就是如来禅向祖师禅演进的重要标志,而弘忍东山法门农禅并用的禅法使得禅走向入世,而他对《金刚经》的注重更是为慧能祖师禅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在弘忍之后,禅分化为以神秀为代表的如来禅和以慧能为代表的祖师禅,更通俗的提法是“南能北秀”,但是董群认为,北宗和如来禅并不是两个相等同的概念,即使在慧能的南宗禅体系里,也有如来禅,而如来禅和祖师禅分化的标志是禅法的区分,“大致可以这样说,五祖师的坐禅渐修法门,被神秀继承了;重般若的一面,则为慧能所继承了。”神秀一派是渐修的北宗,但是在其禅法中也有顿悟,和慧能的顿悟不同的是,神秀的顿悟是摄心内证后的顿悟,是渐修的顿悟,是一念与净心相应而悟,而慧能祖师禅的顿悟则是单刀直入的顿悟,是一念与自性相应而悟,“两者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顿悟,而在于如何达到顿悟。”一个讲究的是寂静不动,另一个讲究的是本空,反对心静止于一处;一个讲究离念而悟,离染而净,离动而静,夸大了妄念的障碍作用,另一个则是即妄而悟,即染而净,即物而空,所以神秀和慧能代表着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分化:

神秀等人的如来禅从渐修的方面发挥了达摩以来的禅法,慧能的祖师禅则从顿悟的角度、无修的角度建立禅的基本精神;当神秀等人把禅和官方政治结合起来的时候,慧能却把禅和普通人的生活结合了起来;当神秀泛泛地讨论真心的时候,慧能却在热忱地关怀众生具体的染心;当神秀追求离念解脱的时候,慧能却在宣传直指人心的不离尘染而得解脱;当神秀在一般地谈论内善知识的时候,慧能却在一再地强调自证自悟;当神秀基本上纯就禅本身来论禅的时候,慧能却站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上来论禅;当如来禅僧们标榜祖师的高深文化水平的时候,慧能却公开宣布自己一字不识。这大致可以看出弘忍门下的两个不同分化方向,也是慧能时代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基本区别。

这是祖师禅从如来禅分化而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开始,慧能之后的菏泽神会则最终确立了祖师禅的正统地位,但是神会又被门下的宗密拉入如来禅,宗密禅法又具有如来禅的特点,他对于洪州宗的批评就明显反映了如来禅和祖师禅的不同特点,而其实,慧能之后,门下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也开始了分化,之后又衍生出南岳一系和青原一系,后来又衍化出五家禅门和七个宗派,五家七宗使得禅宗进入了分灯禅时期。考察慧能的祖师禅和分灯禅的不同,董群认为,祖师禅体现的是儒学化的特征,而分灯禅则表现出庄学化特征,儒学化是文化的回归,强调佛性论的人性论,而庄学化则是从人性论的角度直接讨论,采用否定的遮诠方式表达;祖师禅讲的是即心即佛,从本性角度讨论人和佛的关系,分灯禅则从非心非佛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用否定来扫除情见;祖师禅认为佛性遍于有情,慧能有“无情无佛种”之说,而分灯禅则把佛心泛化为一切无情之物,形成了佛性论上的泛性论;从佛的清净本觉之性到自由之性,从无念法门到无心、平常心、无事,从见性成佛到超佛越祖,从不离文字到不立文字、道不可说,从上根法门到多根之法,从无得之得到审美愉悦,从教外别传到藉教悟宗……祖师禅和分灯禅完全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从如来禅到祖师禅再到分灯禅,禅宗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关系,而考察三者之间的多种关系,董群所希望解决的是在分分合合中如何走向融合,“应该为三者的融合提供依据,为禅在今天的复兴提供思路。”而这也曾经是许多禅宗高僧的看法,“沩山语录”中载,玄觉禅师说:“且道,如来禅与祖师禅分不分?”对于这个问题,长庆慧棱禅师的回答是:“一时坐却。”这个回答就认为如来禅和祖师禅要一起截断,一齐抛却,两者都不得有执着,用这种方法反对两禅之别。而在禅宗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之路似乎一直在探索和实践中。菏泽系的宗密在禅宗鼎盛期就提出了融合论,他主张把顿悟之宗和渐修之宗统一起来,主张禅家和教家统一,主张三教合一,但是他是以菏泽禅作为本体之宗来融合禅家各宗,在确定荷泽宗为本宗的前提下承认其余诸宗的合理性,以北宗之渐来融合南宗之顿,以如来禅来融合祖师禅。所以董群认为宗密的融合观是机械的融合,不是各宗派之间的内在的有机统一,在他看来,分灯禅提出藉教悟宗就是一种融合的呼声,石头希迁提出“道无南北祖”,佛法并不分南宗和北宗,他希望顿法和渐法能够像人的双脚一样,是统一不可分离的,而这一观点和慧能“佛性即无南北”的观点吻合,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祖师禅的回归,所以融合的风格成为后世禅学的主流,而董群认为这种融合的当代意义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从大背景而言,需要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别是宗教精神,都有深入的洞悉,就禅本身而言,需要在对如来禅和祖师禅的基本特点都有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才有资格讨沦两者的融合。”

祖堂集

编号:B52·2021005·0645
作者:[南唐]静·筠禅僧
出版:中州古籍出版社
版本:2001年10月第一版
定价:32.00元
页数:715页

《祖堂集》,南唐泉州招庆寺静、筠二禅师编撰。顾名思义,祖者,佛祖,堂者,佛堂,祖堂,即供奉佛祖的地方。《祖堂集》就是按佛祖传灯的次第来排列禅宗谱系,依次辑录了七佛、三十三祖迄唐末五代二百四十六位禅师的行状和语录。据书中编者所注“未睹实录,不决化缘终始”,“具如宝林传”等语,可知静、筠二禅师在编撰《祖堂集》时是有所本的,如《宝林传》一类禅宗谱系、语录等。我们可以推测,《祖堂集》所采用的资料大多为唐代的早期禅宗史料,并且有许多为《景德传灯录》所无,这样就更增加了它在禅宗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祖堂集》:子当绍吾真法矣

雪峰见他来,问师:“教你去江西,那得与么回速乎?”师对云:“到了也。”峰曰:“到哪里?”师具陈前事,雪峰深异其器,重垂入室之谈。
——《第十卷 玄沙和尚》

入室而谈,玄沙和尚“尽领玄机”,于是“如瓶泻水”,之后住普应,又卜玄沙,变为师——从雪峰义存一开始称其为“备头陀”,到被闽王礼重为师,并赐予紫衣,号“宗一大师”,那一次,雪峰义存和玄沙和尚师徒之间的入室之谈到底谈了什么?玄沙和尚“如瓶泻水”的玄机到底表现在何处?《祖堂集》似乎并没有明说,倒是玄沙和尚让弟子顿悟的方式和雪峰义存当初得道的方式倒有师承关系:玄沙和尚问弟子志超说:“我这里有三棒打你愚痴,会么?”志超不会,不会其实如中塔所云是“自愚痴”而已,三棒打下去便是打出了自愚痴,而雪峰义存当年去见德山宣鉴的时候,德山问他:“从上宗乘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刚问完,德山起来打雪峰并问他:“道什么?”雪峰就在那一刻顿承旨要,于是对德山说:“学人罪过。”德山便对他说:“担负己身,询他轻重?”雪峰礼谢而退。

德山宣鉴上所说的“担负己身”便是“自愚痴”的写照,“斯谓面临秦镜,目鉴亲躬,无猜非己之疑,复何言而属矣!”所以雪峰能够“罢探沧溟,身役心闲,盘泊数载”,之后返锡瓯闽,卜于雪峰,弟子有一千余人。同样玄沙和尚也是从雪峰处得道,对弟子的传授方法也是认识自己的负担,自己的愚痴。同样是自愚痴,同样是打人,从德山宣鉴到雪峰义存再到玄沙和尚,一脉相承。但是《祖堂集》记载玄沙和尚这一段实录和语录,一方面表明玄沙和尚得了雪峰义存的真谛,其师承有名,而《祖堂集》的作者是南唐泉州泉州招庆寺的静、筠二位禅僧,就是雪峰一系,也是一种归宗的目的,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入室之谈之前的对话却揭示了此书写作的真正动机。

雪峰问玄沙的问题里有一个关键词:江西,雪峰当时说:“备头陀未曾经历诸方,何妨看一转乎?”于是遵照师嘱,玄沙准备出发云游四方,当他到山岭上时,踢到了一块石头,“忽然大悟”,大悟之后说了一句话:“达摩不过来,二祖不传持。”之后又上大树,“望见江西”了,于是说了一句:“奈是许你婆。”上山踢到石头而大悟,树上望见江西而回到雪峰那里,这便是玄沙和尚“经历诸方”的轨迹,于是回来后雪峰问他你去了江西了,为什么这么快回来了?玄沙和尚便说到了江西,于是便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雪峰,在这样的情况下,雪峰“深异其器”,然后有了不见会谈文字的“入室之谈”。玄沙和尚“江西之行”是悟道之行,一个是踢着石头得到的启示,第二个则是望见江西的感悟——不论是“石头”还是“江西”,都隐含着内在的门第宗派观念。

“石头”当然是石头希迁开创的石头宗,而“江西”则是以江西为宗门范围的洪州宗,因石头而悟道,见江西而归来,实际上玄沙和尚做了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代表的正是《祖堂集》的根本立场,更为形象的二元对立在卷四的《药山和尚》中,药山道吾是石头希迁的弟子,他四十六岁才出家,他的弟弟是云岩和尚,药山修书一封,信上说:“石头是真金铺,江西是杂货铺。师兄在彼中堕根作什么?千万千万,速来速来。”云岩并不解其意,后来持书去见药山,“道吾相接,引去和尚处。”引云岩到来的那封信里很明显说出了两者的关系:江西洪州系是“杂货铺”,而石头系才是“真金铺”,就像玄沙和尚一样,只是踢到了石头便顿悟了,从此望见江西而回,皈依在雪峰门下,成为石头系的弟子。

比《景德传灯录》早50年的《祖堂集》为什么会尊石头而贬江西?作为禅宗的第一部登录,《祖堂集》明显有着宗派的背景,当初祖达摩偈曰:“吾本来此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就已经提出了禅宗的宗派说,“一花开五叶”就是禅宗时尚的五家分灯,即石头禅系的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洪州禅系的沩仰宗、临济宗,五个宗派是会昌灭佛之后又重相继兴起的禅宗宗派,云门和尚《宗脉颂》中说:“西天二十八,祖佛印相传;达摩观东土,五叶气相连。”《祖堂集》就是按照这一宗脉书写的,但是作为石头禅的一派,它其实是要为石头禅正名。《祖堂集》成书时,法眼宗还没有正式开宗,而其它四宗已具规模,临济宗隆盛于河北,曹洞、云门、法眼几宗则显扬于今湖南、福建、广东、浙江等长江流域及整个南部中国。但是当时的一个现实时,石头宗处于一个边缘甚至被埋没的地位,在845年会昌废佛之前,韦处厚所作《兴福寺内供奉大德大义禅师碑铭》、贾貆所作《扬州华林寺大悲禅师碑铭并序》、白居易所作《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并序》均未提到石头宗,宗密在《圆觉经大疏抄》卷三之下,曾列举当时禅门七家,这时虽提到石头,但又将石头与牛头判为一家,称之“泯绝无寄宗”,而洪州与荷泽同属“直显心性宗”。这意味着在荷泽一系看来,石头宗也不彻底,不足以代表曹溪的正统。在会昌灭佛止,荷泽与洪州也互相承认为曹溪的正统,而没有石头宗的地位。

所以对于石头宗来说,这是一个尴尬的处境,《祖堂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石头宗开宗立派的标志,至少在文献意义上它有意识、有系统地凸显了石头禅系进入南宗的视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石头宗系脱离洪州宗,而自立门户、开宗立派的禅宗理据,从而在宗派意义上形成了正统性与合法性。一方面,从《祖堂集》的体系上来看,起初并无分卷后来分为二十卷的这本灯录,第一卷和第二卷,记叙的是形成禅宗渊源的过去七佛、西天二十八祖和唐土六组,这一部分基本上承袭的是《宝林传》的系谱,从第三卷开始一直到二十卷,除了传为四祖道信的旁系嗣法牛头法融及其三代弟子、五祖弘忍的旁系嗣法老安及其弟子等八人的传记之外,皆为六祖慧能弟子及属于南宗法系的禅师或居士。这里便有了一个“傍正”的关系,释匡隽所撰的《海东新开印版前记》就明确了这一观点:“代有傍正,祖位次第,并以录上。”所以在体例上,初祖的傍出指的是道育、总持,到了四祖,慧融、智严、慧方、法持等九人为“空宗”,五祖时,神秀、安国师、道明、普寂、懒瓒、腾腾等八人则为北宗,六祖下面的思和尚、荷泽和尚、忠国师、崛多三藏、智策和尚、本净和尚、一宿觉和尚、让和尚等八人,虽然并不是傍出,是“第四十一代”,但是在《祖堂集》里并无多少记载——菏泽神会作为六祖的弟子,为南宗确立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被称为“七祖”,但是在《祖堂集》里只有寥寥几笔,“因此,自传心印,演化东都,定其宗旨。南能北秀,自神会显扬,曹溪一枝,始芳宇宙。”既然神会显扬南宗,使其“始芳宇宙”,为何只有这几句话?在卷六《草灯和尚》中,似乎对这一处理方式有一种解释,当时的史山人十问草堂和尚,其中第九问是:“诸佛成道说法,只为度脱众生。众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现化?又佛灭后,付法于迦叶,以心传心,乃至此方七祖,每代只传一人。既云一切众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传授不普?”草堂和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提到了传承问题:“灭度后委付迦叶,展转相承一人者,此亦盖论当代为宗教主,如上无二王,非得度者唯尔数也。”

这就显示了一种宗派的合理性问题,甚至只具有唯一的合理性,所以“宗教主”便成为法系的重要标记。实际上草堂和尚的这一番话还有另一个神意,“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这是《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中的一段话,草堂和尚即宗密禅师,他的师父是圆禅师,再往回溯,则是益州惟忠、磁州如禅师,而磁州如的师父便是菏泽神会,也就是说,宗密系神会法脉,但是这个“七祖”的地位在武宗灭佛后渐次暗淡,而到了《祖堂集》虽然列为第四十一代,但是并没有“牌位”——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既然宗密是神会系,不是石头系也不是洪州系,在《祖堂集》里又辟了转章,打破了《祖堂集》严密的谱系程序。这也许仅仅是一个例外,而在石头系和洪州系的安排上明显有着一种“傍正”观念:第三卷至二十卷除了南宗其他阐释之外,石头系占有从卷四到卷十三的十卷,录石头下七代传承,十卷载石头系禅师一百零三人,其中雪峰禅系的篇幅与禅师各占约三分之一,卷十、卷十三的全部和卷七、卷十一、卷十二的一部分都是雪峰法系,而江西马祖禅系共七卷记六代传承,禅师七十九名——也就是说,在《祖堂集》中,石头宗系占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明显处于优先地位。

这种优先性当然更多表现在语录中“抬石头、贬江西”的理念,除了石头是真金铺、踢石头而得道,卷四《石头和尚》中石头与六组之间的关系,就明晰了石头宗的正统地位:石头希迁当时听说六组慧能在扬真教便去礼觐,六祖见到石头时“再三抚顶而谓之曰:子当绍吾真法矣!与之置馔,劝令出家”,于是石头落发离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六祖抚摸他的头顶时说:“子当绍吾真法矣!”实际上不仅仅是启发他落发离俗,而是一种承袭的仪式,也就意味着六祖将传承南宗真法的使命交给了他。这里似乎就必须“自圆其说”,一方面,石头只是落发离俗,当他问六祖:“百年后,某甲依什么人?”六祖的回答是:“寻思去。”这个“思”便是青原行思,在六祖迁化之后,石头便去了清凉山靖居行思和尚处,也就是说,石头希迁不是六祖的弟子,而是六祖弟子青原行思的弟子,所以当初六祖抚顶时说的那句“子当绍吾真法矣”在代承上就有了问题,因为这句话六祖应该是对青原行思说的,而且青原行思传承给石头希迁,继而开创了石头宗,也并无问题,但是因为石头系乃至之后的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其真正的开创者就是石头希迁,所以《祖堂集》突出了石头希迁的地位。另一方面,《祖堂集》并没有给青原行思单独的篇章,石头西迁在“寻思去”之后,青原行思曾问过:“我亦不知汝早晚离曹溪?”这个关系似乎就有点复杂了。但是石头还是在“某甲不从曹溪来”之后受戒,这也使得这个代承重新回归秩序,而且青原行思迁化之前对石头说:“吾之法门,先圣展转,递相嘱授,莫令断绝。祖师预记于汝,汝当保持,善自好去!”实际上在形式上理顺了这个关系——但是,《祖堂集》这种笔法明显是为了塑造石头的形象,和“石头”“江西”透露出的隐喻一样,有着强烈的开宗立派的禅宗理据,而再马祖道一的洪州禅那里,他们对石头禅也完全是好评,如卷四丹霞章记马祖曰:“石头路滑!”并教丹霞去参石头;此外,马祖又教来参者或其门下去参石头,如对招提朗说:“你从南岳来,似未见石头曹溪心要,汝应却归石头。”对五洩默说:“此去七百里有一禅师,呼为南岳石头,汝若到彼中,必有来由。”

《祖堂集》以雪峰禅系为根据地,为壮大石头禅的神威,以抗衡洪州宗,争取禅宗南宗之正统,泉州招庆寺主净修禅师文僜述的《祖堂集序》中就说:“言教甚布于寰海,条贯未位于师承。常虑水涸易生,乌马难辨。今则招庆有静、筠二禅德,袖出近编古今诸方法要,集为一卷,目之《祖堂集》。”所以这是一个“师承”问题,而这个师承关涉的是根器问题,“最上根器,悟密旨于锋芒未兆之前;中下品流,省玄枢于机句已施之后。根有利钝,法无浅深。”这个观点当然就来自于六组慧能,在一脉相承中“祖堂”之序列中的便是“最上根器”者,也是《海东新开印版前记》中“傍正”之“正”,“随其血脉,初后联绵,昭穆之仪,有孙有嫡也。”而作为南宗的一部灯录,《祖堂集》在石头系和洪州系的傍正关系中强化了合理性,更在从初祖开始的谱系中确立正统性。

过去七佛之后是西国二十八祖,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和尚,即禅宗初祖,在初祖来东土之前,船若多罗告诉他:“待我灭后六十七年,当往震旦,大施法药。”之后达摩问他:“我去彼国行化,有菩萨不?”船若多罗告诉他:“彼国获道者,如稻麻竹苇,不可称计。”所以他给他几点注意事项:“汝至彼国,南方勿住。彼国天人不见佛理,好作有缘而爱功德。汝至彼国,则出不住。”然后说了一段谶语:“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俩栖暗渡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两株嫩桂久昌昌。”这段谶语其实就是对达摩东渡之后的提醒:

羊,路行者,来也。跨水者,过海也。复逢羊者,洛阳也。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过来,初到广州,次普通八年丁未岁入梁国。独自者,无伴侣也。恓栖者,若甲恓也。暗渡江者,梁武帝不悟大理,变容不言,师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向北魏国也。日下者,京都也。可怜者,好。双象马者,志公、傅大士也。两株者,二木也。二木是林字也。嫩桂者,少也。则是少林寺也。久昌昌者,九年面壁而出,大行佛法也。

除了这些提醒,达摩之后问及的“难”则和石头系的谱系有关,灭度后一百五十年有小难,便是北周武帝无道灭佛法,灭度后一百六十年又有小难,则是傅奕上书废佛事;之后达摩问及后继人的问题,三藏给出的谶语是“捧物复嫌名”——“捧者,惠也。本名神光,复遇达摩嫌之,改名言为忘可。”这便指的是二祖慧可,之后关于继承者的谶语是“白宝初平平”——“白宝者,玉也。玉边作祭,琮也。三祖名琮大师。”之后是“路上逢僧礼”——“路上者,道也。礼者,信也。四祖大师名道信。”之后是“尊号过诸量”——“尊号过诸量,过量者,弘字也。”之后是“言勤又不勤”——“勤者,能也。六祖名能。”而六祖之后,则是“心里能藏事,说向汉江滨。湖波探水月,将照二三人。”这是从南岳怀让到马祖道一洪州禅的体系,之后的谶语是:“说小何曾小,言流又不流。草若除其首,三四继门修。”“说小何曾小”指的是石头希迁的“希”,“言流又不流”则指的是“迁”,“草若除其首”指的是无草的“石头”,“三四继门修”则指的是“传法弟子人数”——《祖堂集》云:“准其传法人数,应云‘十七继门修’也。

从达摩到达震旦的遭遇,到佛法继承者,以及之后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便是把禅宗的发展都预言了,虽然这一段预言同时提到了洪州禅和石头禅,说到了“一花开五叶”,但是当六组慧能门下分出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派,在文法的叙述上则暗示了洪州禅之“病”。六祖对前来的怀让和尚说:“什么物与么来?”怀让说:“说似一物即不中。”怀让在六祖左右一十二年,有一次六祖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似一物即不中,还假修证不?”怀让对曰:“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六祖便对他说:“即这个不污染底,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记汝:佛法从汝边去,向后马驹踏杀天下人。汝勿速说此法,病在汝身也。”而在马祖道一章中,提到洪州城大安寺主二十年来讲经讲论,暗处却在诽谤马祖,有一日鬼使搥门告诉他:“四十年来贪讲经论,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么?临渴掘井,有什么交涉?”然后说:“教有明文,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脱令他解脱,自调伏令他调伏,自寂静令他寂静,自安隐令他安隐,自离垢令他离垢,自清净令他清净,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乐令他快乐。是汝自身尚乃未得恬静,何能令他道业成持?”虽然是对寺主所说,实际上在阐释的却是雪峰所说的“自愚痴”的问题,也就在这一对马祖道一的语录中表达了石头禅的观点,而这似乎也是六祖对怀让说“病在汝身”的解决之道。

何为难何为祸?何为傍何为正?何为石头何为江西?《祖堂集》处处显露的禅宗理据或许也是一种“自愚痴”,也是“病在汝身”,也是“自身尚乃未得恬静”,所以当有人问:“古人道:路逢达道人,莫将语墨对。未审将什么对?”不如像雪峰一样,师云:“吃茶去。”

中国禅宗史

编号:B52·2021005·0642
作者:印顺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9年9月第二版
定价:18.00元
页数:346页

印顺法师对佛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禅宗史研究的角度进行探讨。印顺法师提出了禅宗史研究的方法:“禅宗史研究,必须弄清楚超时空的自心体验,现实时空(历史)中的方便演化’,这对禅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对楞伽师、楞伽禅的辨析,和对如来藏、如来禅的看法,以及对道信‘《楞伽》与《般若》合一’的禅法特色的概括等,对把握中国禅宗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其演变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中国禅宗史》: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在宗派的分化中,有对立,也就有会合。“即心即佛”、“见性成佛”的南宗,已融入牛头禅中。牛头的江东风味,也深深地融人曹溪的流派。融合,总是汇入一强大的学派。
——《第九章 诸宗抗互与南宗统一》

从分化到对立,从对立到抗争,从抗争到会合,再从会合到统一,从统一到融合,对于中国禅宗来说,“凡言禅者皆本曹溪”成为最后的归宿,宛如百川终于汇聚于一处,但是在这漫长的几百年历史中,其中的曲折,其中的纷争,如何会走向一统?其中是不是有着内在的逻辑需求?或者说,曹溪为代表的南宗是不是就代表着历史的趋势?

印顺给出的是肯定的答案,在《序》中,他就直言,从印度来的初祖达摩到六祖慧能,再到之后的南宗,禅宗所走过的道路“正是达摩禅的不断发展,逐渐适应而成为中国禅的时代”,也就是说,它有着内在的发展线索,这便是中国文化和印度佛教的融合,正是在这种融合中完成的佛教中国化,才能称为“东方文化的精髓”,“分化,对立,成为多种的宗派,最后又统一于曹溪。”于是,“凡言禅者皆本曹溪”,而关注于这条融合之路,也是他写作这本书的最大目的。

但是,在禅宗中国化的三百五十余年历史中,有着对经教本义的不同理解,有着“分头并弘”的分化,有着争法门正统的斗争,甚至有着历史传说的附会和编造,如何厘清这一发展规律?又为何南宗代表着禅宗的最终走向?印顺在《序》中,其实已经很明白地阐述了禅宗发展史的落点问题,那就是“祖统说”,到底谁是主流,谁是旁支,其实并不凭借宣传就可以确立的,也不会因为多版本的传说而被湮没,其中决定的力量是禅者的自行化,也就是顺着规律,在“众望所归”中成为真正的传承者,而这就是“历史的事实”:“优越的禅者,谁也会流露出独得心法的自信,禅门的不同传承,由此而传说开来。”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传承的确实性”问题,“祖统的传说,可能与事实有距离,但与禅法传承的实际无关。”而这个“传承的确实性”,即禅者的自行化,就是适合中国的实际,就是和中国文化的融合,唯有此,才能从分化和抗争的过程中达到一统和融合。菩提达摩作为禅宗的开创者,传授的《楞伽》,《楞伽》在达摩禅中只是初方便,不是所传的法门,而他所传的“楞伽印心”其实是“如来藏”的法门,包括之后的道育、慧可,“深信一切含生同一真性,但由客麈妄覆,不能显了”,也都是传承着如来藏的教授,但是,慧可在以“楞伽”为心要,“藉教悟宗”为宗旨的传教中,却也出现了不同的倾向,特别是分化了“口说玄理,不出文记”的禅师和以著作疏释为主的经师——重教和重经是对于“藉教悟宗”的不同理解,“重教的,流衍为名相分别的楞伽经师。重宗的,又形成不重律制、不重经教的禅者。”

终于著名的“东山法门”时代,“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在黄梅升起,达摩禅开始了新的一页。”东山法门主要指禅宗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时代,道信禅法主要提出了戒禅合、《楞伽》与《般若》合一、念佛与成佛合一:他的《菩萨戒法》,就是以“以目性清净佛性为菩萨戒体”,他将《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与《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融合起来,制为《人道安心要方便门》;提出了息一切妄念而专于念佛,心心相续,念佛心就是佛的“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而到了弘忍时代,一方面极其重视法统的传承,另一方面则提出了“教外别传”,也就是不立文字的,顿入法界的,以心传心的达摩禅,也被明确地提出来。

道信的“念佛心是佛”和弘忍的“教外别传”,在印顺看来,就体现了“东山法门”独拔于一切的优越性,“息其言语,离其经论”延续的是“天竺相承,本无文字”,是“不立文字”;“别有宗明矣”,正是“教外别传”的自觉;而“直入法界”、“屈申臂顷,便是本心”,便是“顿入”;“意传妙道”、“唯意相传”、“传乎心地”,就是“以心传心”。不仅是继承,而且是创新,“旧传与新说的融合而又各有所重。”而当“即心是佛”、“心净成佛”成为双峰与东山法门的标帜之后,中国禅宗也迎来了“东山法门”的兴盛,“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这是对当时“东山法门”兴盛的描述,《楞伽师资记》说:“则天曰:若论修道,更不过东山法门。”

东山法门重在创新,而这种创新和当时的中国现实有关,达摩禅传到中国的时代,是南北朝期间,而在北方,由于王室的崇敬和民间的仰信,便逐步发展起来,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南方山林重行的佛教得到青睐,而随着唐朝的统一,达摩禅也由北而南顺利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东山法门提出的“法门大启,根机不择”,以及“即心是佛”、“心净成佛”的教义,使得佛教在南方迅速传播。但是在“东山法门”的兴盛中,印顺认为,真正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的,并不是东山宗,而是和东山宗对立的牛头宗,他认为,印度禅蜕变为中华禅,开启佛教真正中国化之路的,不是以滑台大会定宗旨的神会,也不是六组慧能,“中华禅的根源,中华禅的建立者,是牛头。应该说,是‘东夏之达摩’——法融。”

法融是牛头宗的初祖,他本是四祖道信的弟子,在江东牛头山传道之后,智严、慧方、法持、智威、慧忠形成了一个宗派序列,一方面牛头宗的传承具有显著的地域色彩,传说中的六代都在牛头山弘化,另一方面,牛头禅提出的“虚空为道本”、“无心合道”却是和中国玄学结合最紧密的禅学思想。道是什么?法融说:“夫道者,若一人得之,道即不遍。若众人得之,道即有穷。若各各有之,道即有数。若总共有之,方便即空。若修行得之,造作非真。若本自有之,万行虚设。何以故?离一切限量分别故。”道是离一切限量,离一切分别,不是一人所得,也不说各得一分,不是新熏的也不是本有的,而是“不落于名言、心思”,也就是超越一切而不可思议的——而这样的道正是中国道家所说的道,是“以无为本”,法融正是把道用于佛法中,“道遍无情”、“无情成佛”。在印顺看来,东山宗提出的“即心即佛”是从有情自身出发,是以心性为本,它的立场是人生论的,而牛头宗所说的“道本”,是从一切本源来说的,它是关涉宇宙论的,而具体到修行,“无心合道”便发展为一种无方便的方便,而这正是受了中国道家,尤其是庄子玄学的影响,“高卧放任,不作一个物,名为行道;不见一个物,名为见道;不知一个物,名为修道。”

牛头禅融合了中国道家学说和佛教教义,这便是一种融合,而这种融合为禅宗的发展也开辟了道路,而牛头禅在江东的牛头山,在印顺看来,也为禅宗“南宗”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南宗”在两个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化的方向,一个是地域意义的,印度传来的佛教首先在中国北方扎根,而在传播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东山法门还是牛头禅,都传布于南方,形成了“南宗”;另一方面,南北分化来自于不同的禅学理念,北方倾向于现实的、人为的、繁琐的、局限的世界,而南方则表现为理想的、自然的、简易的、无限的世界,“这种不受旧制的拘束,务求适宜的精神,正是南方的精神。”而这不仅仅是特色的不同,更代表着传统和革新,所以在牛头禅中,追求质朴而实际的禅风就成为主流,这种和玄学相结合的理念就成为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南北分化,代表着禅学的传统和革新之力,而印顺把禅宗的真正中国化定为“南宗”,除了牛头宗发展和融合了道家玄学思想之外,更有另外一种逻辑,在他看来,从慧能到神会发展起了南宗,一直在与北宗进行着分庭抗礼,甚至出现了“南能北秀,水火之嫌;荷泽洪州,参商之隙”的局面,他认为,南顿北渐绝不是法门上的差别,不是师承傍正的争执,而是法统问题,是根机问题:

顿与渐,是根机的利钝问题,不是“法”的不同。钝根累劫渐修,等到悟入,还是一样的“自性般若”。从应机的利钝说,直捷的开示悟入,是顿;须种种方便,渐次修学而悟人的,是渐。如“定慧等学”,“三学等”是顿;戒、定、慧的分别次第进修,是渐。所以南宗的称为“顿教”,是不假方便,直指直示的。“念佛名,令净心”的北宗,本渊源于道信的《人道安心要方便》,无念是念佛,契人心地明净。

无疑,印顺认为南宗的顿悟才是“见性成佛”,才是“直了见性”,才从圣人的难思难议变成现实人间,才从仰信变成自证,才从高远理想变成直下体现,“《坛经》所表现的,就不然。三身也好,三宝也好,菩提、般若也好,都在自己身心中,直捷了当地指示出来,就在日常心行中,从此悟入。”所以说,从牛头宗的“道本虚空”“无心合道”,到东山宗的“即心即佛”“心净成佛”,从慧能的“心即是佛”“见性成佛”,到神会的“直了见性”,以及南宗之后的无住说“直指心地”,黄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都体现了这种顿悟思想,也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真正融合契机,所以到了南宗后期,完全融入了日常生活,“特别是:扬眉,瞬目,擎拳,竖拂,叉手,推倒禅床,踢翻净瓶,划圆相,拨虚空;棒打、口喝、脚踢以外,斩蛇,杀猫,放火,斫手指,打落水去——欢喜在象征的,暗示的,启发的形式下,接引学人,表达体验的境地。”

“这样的简易、直捷,难怪‘凡言禅者皆本曹溪’了。”所以很明显,印顺认为顿悟就代表着禅宗的革新力量,就代表着佛教中国化的方向,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下,在禅宗的发展中,需要树立南宗的法统地位,这个法统地位,维护的正是“一代一人”的付嘱制权威性。但是,一个现实时,从东山法门之后,分头并弘的局面造成了“禅法中心的大理想”陷于支离破碎,“一代一人的法统,失去实际意义;而中国禅者,又倾向于多头弘化。”当一代一人、禅门定于一的付法理想破灭,在印顺看来,才会引起纷争,才会形成对立。

所以,要使中国禅宗回到一代一人的法制,就需要确立真正的法统,就需要树立一种禅法,而承担起这个重任的人便是菏泽神会。神会在滑台大会上向北宗发起挑战,一直被视为南北对立的重要事件,“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而这个事件历来有争议,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说它“是北宗消灭的先声,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革命”。而现代研究者认为,这一判断似乎过于夸张,过于夸张则未免近乎戏剧,于事实本相则不免偏离。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神会在滑台大会上的对手是崇远,而崇远根本不是北宗一派的禅师,所以滑台大会其实并非具有标准的南北分宗的意义;另一方面,滑台大会似乎在《坛经》中有过预言:“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定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即是吾正法。”所以当这一事件发生时,难免与附会的嫌疑;另外的观点是,北宗并没有因为神会的攻击而迅速衰落,甚至之后北宗还在僧俗两届稳持牛耳,他们之后的衰落更可以看成是内部纷争引起的自我瓦解。

但是,印顺似乎和胡适有着相同的观点,在需要英雄出场的情况下,发起滑台大会的神会自然成了“神僧”,他认为,神会表现的是“狂”,而这种狂是陷于南北分化时对护法的真诚,他提出的“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的积极意义是“代表了一代一人的付嘱制,反对分灯普化的付法制”,包括之后由郭子仪出面申请为达摩立谥、由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启奏请六祖袈裟入内供养,都表现了他的一种英雄气概,“神会为曹溪顿教而献身,不避任何艰险,坦然直进,终于达成了:韶州慧能为禅宗六祖,永为后代的定论。神会也该为了圆满所愿而熙怡微笑了!”

正是由于神会“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南北宗对立才走向了统一,而这个大趋势最后也百川归海,特别是代表中国禅的牛头禅也在融合中汇入,最后变成了代表中国佛教主流的曹溪禅,也完成了中国化的任务,“对立,融摄,最后,胜利属于南宗,被统一于曹溪的南宗。”

宋高僧传(上、下)

编号:B52·2011029·0598
作者:[宋]赞宁
出版:中华书局
版本:1987年8月第一版
定价:30.00元
页数:868页

亦称《大宋高僧传》,简称《宋传》。北宋赞宁撰。30卷。太平兴国七年(982),作者奉敕与弟子显忠、智轮从事撰述,端拱元年(988)成书。至道二年(996)又修理增补,始成定本。作者广采各方面的资料,尤以碑文塔铭为最多。记述自唐(高宗时)、后梁、后唐、后汉、后周至宋六朝僧人,并补充南朝宋、后魏、陈及隋前传所遗留的,计正传531人,附见126人。全书分十科,名目体制与《续高僧传》同,每科之后有论。其中习禅的篇幅较多,禅宗各派重要人物除云门宗创立者文偃外,皆有专传;禅宗内部斗争事迹,如“南顿北渐”之争等,亦不加隐讳。对律宗内部南山、相部、东塔三家的争执,书中亦曾提及。《译经编》载有译经六例,译场的设官分职等,是译经史上的重要文献。

禅宗语言

编号:B52·2010218·0554
作者:周裕锴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版本:1999年12月第一版
定价:22.50元
页数:407页

理解禅宗是不是要以语言为突破口,在标榜“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为观点的禅宗,语言变成了误入歧途的通道,你可以顺着这个通道走下去,但没有终点。本书细致地分析了禅宗语言的特色,并从禅宗发展中研究语言的嬗变,从如来禅、祖师禅到分灯禅、公案禅、文字禅,禅宗语言其实一直在宗门语默中表达自己。多篇》。


《禅宗语言》:“中国化”的言说革命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蒲花柳絮,竹针麻线。”
——《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

提问的是“佛法大意”,回答的是“蒲花柳絮,竹针麻线”,提问的是上德大僧,回答的是禅宗大师,在僧和师之间,在问和答之间,在佛法大意和“蒲花柳絮,竹针麻线”之间,到底是一种建构,还是一种解构?或者说,当问及佛法大意的时候,“蒲花柳絮,竹针麻线”是一种对问题的言说,还是消解?

佛法大意,或者也会回答为“春来草自青”,或者也会有“三门外松树子,见生见”的答案,但是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当这些文字形成为灯录而记载下来,不管是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还是韶州云门文偃禅师、石门山乾明寺慧彻禅师,回答者似乎都有具体名字,来源于何处,是何门派,但是提问者却都被隐去了名字,他们只是被称为“僧”的人,这种名字的模糊化和问题“佛法大意”一样,其实在问答之间消解了问题本身,反而回答凸显了某种旨趣,不管是蒲花柳絮,竹针麻线,还是春来草清还是松子生见,展现的是情境,是意境,是生活,是此在。

此在的现实,是对于存在之终极的回答,实际上,在使得提问者身份隐略,问题模糊的状态下,此在的现实反倒突出了其生动性,这便是“直下既是”的观念体现,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变成一种理念,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变成一种思想,当“佛法事在日用处,在你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言语相间处”变成一种哲学,实际上就是把佛法从遥远的彼岸拉回到此时此刻的此岸,实际上,这种以俗语言为主体的简捷方便、朴拙粗鄙、泼辣痛快、灵活自由的风格形成,也标志着禅宗建立的本土平民话语系统取代了外来的印度话语系统,在农禅语言成为南宗禅的主要语言形态时,禅宗的“中国化”也走出了其最具有实质性的步子。

禅宗是佛教本土化的代表,而佛教的中国化,最显明的标志便是在语言上形成了农禅语言风格,它对印度佛教的革命是彻底的,周裕锴在序言中说,禅宗对印度佛教在语言上的革命,“最能体现禅宗中国化的精髓,有一种语境的真实。”以语言的变革为标志,思想便在禅语语法的逻辑、词义和修辞的嬗变中被建立起来,“语言与世界”这一哲学性思路,完全表现在“橘逾淮为枳”的文化移植现象中,而言说上的“中国化”,正因为和中国政治、文化的内在发展相吻合,不是表现为荒诞、无理性的存在,而是以禅语语法特有的逻辑、禅宗词汇特有的词义、禅语修辞所特有的功能,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从而在概念的形式和结构上具有可理解的意义。

可理解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对于佛教“第一义”的阐述?而其实,当禅宗从“佛祖灵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开始,就有了某种中国化的影子,虽然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甚至这一记载在《五灯会元》里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带着明显的“中国语境”,被认为是某种后代的附会,但是抛弃历史的真实而言,在“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中兴起的禅宗,的确走在了经典言教的对立面。为什么可以不立文字,为什么可以教外别传?这里有着禅宗对语言态度的暗示,如何认识“涅槃妙心”,需要的无非也是心——佛教所言的“心”就是一种纯粹内在的体验,本身就无法用言辞解说或文字传达,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存在,所以要理解“涅槃妙心”,要洞悉佛心,就要以心去体悟,而不是语言。

佛教的“第一义”是最上最深的妙理,是“真谛”,当真谛成为“第一义”,其实就隐含着类似的“第二”“第三”等级观念,而言说便成为这种等级中低于“第一义”的存在,所以禅宗初祖达摩所持之经《楞伽经》中就有了“破名相”“莫执着”的思想,认为言说不能显示“第一义”,主张冲破语言文字对思维的束缚,所以达摩在自己的实践中以坐禅壁观的方式把握佛经说的教理,将《楞伽经》交付慧可时也说:“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在传法中突出了觉悟心性的重要性,“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便阐述了发现自身即有佛性的重要性,心性与佛性本无差别,只须反观自身不须外求;而三祖僧璨的《信心铭》中提倡“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更是把“心”视为惟一真实、绝对的东西;四祖道信曾撰写《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弘忍“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都将修行入道的重点放在觉悟心性上面……禅宗的这种重视心灵体验的作风,与当时中国的思想观念非常契合,魏晋南北朝的玄学风气非常盛行,玄学对“道”的内在体验也排除了言说,“意之所随者”,玄学认为语言是人为的,文字更是人为的,相对于“道”、“意”而言,文字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粗中之粗”,和真理隔着三层。

“一切佛语心”,体现的是个体心性的非言说性,另外,在如来禅阶段,禅与教的分途也体现在“文字性空”这一语言本体的虚无中,“不立文字”说的另一思想源头便是大乘佛教的般若空观,般若空观基本思想是以世界万法皆为虚妄,“诸法性空”体现在著名的“大乘十喻”中:“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虚空、如响、如撻闼婆城、如梦、如影、如镜中像、如化。”既然世界的本体就是空无虚妄,那么语言文字同样是虚幻,“譬如鸟飞虚空无有迹,菩萨句义无所有亦如是”,所以一切名相分别是没有意义的,人类无需认识世界,只须“无心可用”、本来无事”便可解脱。这种性空观念把世界的本体、佛性的真谛看成是前语言、非语言的“空”,所以只有沉默才最可能接近世界与佛性的本源,而般若学说也是道信、弘忍一系“东山法门”的主要理论支柱。当然,禅宗提出“一切佛语心”“文字性空”之外,“教外别传”的另一个意义则是对于话语权力的争夺,“教”是指翻译、阐释、研究和讲授佛经的各教派,即所谓“义学”派,义学的讲师掌握着佛经的阐释权,甚至自视为佛的使者,佛的旨意通过他们的讲授传递给下层的僧众,而僧众也是通过他们的引导而领悟佛理。这无疑也是建立了某种等级观念,而禅宗提出“教外别传”,其逻辑就是把“教内”所传佛旨意,即义学讲师的阐述看成是语言文字基础上的“第二义”,只有“教外”所传佛旨才能直指人心,才是真正“第一义”,所以禅宗提倡觉悟自性,就是要把佛经的阐释权交给每一个学佛者自己,“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别佛”,每个僧徒都可以通过自身心灵的体验直接领悟佛旨,直接与佛对话,用自己的心灵之筏直达觉悟的彼岸。这种心性论的流行,显然是对于佛教义学“摆渡者”的否定,显然是为了争夺属于学佛者自己的话语权力——六组慧能提出反对坐禅,批判西方净土信仰,都是作为“行者”自身进行了一场世俗化和平民化的革命。

从初祖到六祖,历经梁、陈、隋、初唐,是如来禅时期,这一时期的禅宗语言受《楞伽经》、《金刚经》等思想的影响以及魏晋以来玄学言意之辨的启示,禅宗诸大开始对佛经语言文字的权威性表示怀疑,“不立文字”的语言观渐次成熟。而到了祖师禅时期,以洪州禅为代表,禅宗语言终于彻底摆脱佛教经典语言的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以俗语言为主体的简捷方便、朴拙粗鄙、泼辣痛快、灵活自由的风格,由此以农禅语言为特色的本土平民话语系统取代了佛教经典语言的印度话语系统,在中国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这种代替一方面是“方便接人”的观念使然,当神会还在用义学语言在北方弘法,南宗禅已经开始了一场语言变革,义学修养不高的怀让和行思,找到了一种更适合向平民僧众传法的言说方式;而由怀让磨砖启发而觉悟的马祖道一,开启的洪州禅提出了“平常心是道”这个颇具革命性的口号;马祖的弟子百丈怀海更是把劳动列为禅门的“清规”之一,“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

马祖的“平常心是道”,怀海的“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也”,都是把中国参禅学佛的对象扩展到了下层民众,在“不立文字”中逐步建立起本土的农产话语系统,在顿悟自性中体会日常生活便是终极真理。在学禅队伍扩大的同时,南宗禅尤其是洪州禅更进一步把一念净心理解为平常心,佛法并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就在此时此刻的现实生活之中,所谓“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所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著衣吃饭,困来即卧”,所谓“佛法事在日用处,在你行住坐卧处,吃茶吃饭处,言语相间处”。佛法事在日用处,所以当提出“佛法大意”这个关于存在的终极意义的问题时,得到的是蒲花柳絮,竹针麻线,春来草清,松子生见的“此在”现实生活。而到了中晚唐,这种凸显此在的日常求法甚至走向了更为彻底的一步,马祖道一将“即心即佛”改造为“非心非佛”,百丈怀海提出了“不立佛殿,唯树法堂”的禅门规式,大珠慧海禅师强调“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智人调心不调身,愚人调身不调心”的观念,黄檗希运禅师更是提出了“不著佛求,故无佛;不著法求,故无法;不著众求,故无僧”的思想,以“无佛”、“无法”、“无僧”消解了三宝的一切价值……

他们拆解了宗教的最后神圣,瓦解了理念的最后一处阵地,消解了佛的神圣地位,“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内里坐。”在呵佛骂祖、离经慢教中开启了最为彻底的解构运动,也正是这种将如来从圣殿中请下来的消解行为,使得禅宗语言在平常心的“用”的自觉上,在“非心非佛”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俗语言为主体的简捷方便、朴拙粗鄙、泼辣痛快、灵活自由的风格,禅宗“不立文字”的倾向也发展到了极点,禅宗语言更彻底地与佛典语言分道扬镳。到了唐武宗毁佛之后,佛教的原有格局被打破,在政治上地方割据政权的影响下,禅宗门派分立,五家禅社的建立出现了不同的规矩,于是分灯禅时期,“宗门语”在随问随答的朴质中增加了许多随机应变的巧妙,出现了以截断言路为手段的“棒喝”,提问是“如何是佛法大意”,禅师的回答比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临济宗便成了“棒喝”——谁问谁就得遭杖打,几乎蒙昧主义的棒喝,其旨意就是要打破参学者对语言的迷信和幻想,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手段来警醒参学者的迷误,打断参学者正常的理路言诠,使之进非理性非逻辑的混沌状态,从而破除文字执,在一瞬间以超出情的直觉体验直接悟道。

棒喝是破,而机锋便是“立”,问答之间的语言出现了矛盾和冲突:僧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答:“分明记取。”再问:“如何是诸法之根源?”师曰:“谢指示。”这是问答脱节;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净慧曰:“是曹源一滴水。”这是问答的重复;僧问:“如何是第二月?”师曰:“森罗万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师曰:“万象森罗。”这是答语倒序……不仅答非所问,而且故意制造矛盾和冲突,在矛盾和冲突中不仅使得回答具有了机锋,也使得问题被消解,临济宗的“三玄三要”,曹涮录的“五位君臣”,都有把简捷明了的禅玄虚化、神秘化的倾向。另外,在语言技巧上的翻新中,临济、云门的万法皆空,曹洞、沩仰的万法皆理,法眼的万法唯心,五家门徒和禅史作者更强调的是门庭设施即旨诀的区别;在晚唐五代时期,沩仰宗以圆相示意的方式应接学人,成为“不立文字”的另一种极端表现;沩仰宗还有另一著名的应接方式就是作势,“作势”,是指用身体各部分的动作或表情来表达特定的意义,如伸拳踢腿、扬眉瞬目等等……凡此种种,分灯禅时期,随着禅门宗风的翻新,在“语不失宗”中保持了禅宗不执于文字的实践作风,但是,也走向了一种程式化的道路,甚至当原创性日渐衰落,当玄虚隐晦的神秘暗示成为唯一,佛教界信仰危机也曲折表现出来。

在这样一种危机中,文字似乎重新引起了重视,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在分灯禅时期,出现了明心见性的礼赞,即偈颂,在格式、声、辞藻、偶对、意象等方面都与诗歌完全一样,有古体,也有近体,有五言古诗、七言歌行,也有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因此常被人们称为“诗偈”或“歌颂”,偈颂的诗化也是将佛教的禅学从印度话语系统移植到中国话语系统之中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出现了“公案禅”,即出现了记录禅宗公案的灯录和语录,它们以语言文字的方式取代佛经论藏而成为禅宗的新经典,由此出现了代语、别语、拈古、颂古、评唱、垂示等诸多名目,有了评价、赞誉、解说、考证、注释公案的诸多文本,禅宗从此进入了另一个阐释时代,而这样一种语录式的阐释,是不是对于言说的回归?实际上,在公案禅时代,语言仅仅是一种记录的工具,她不仅没有“第一义”的承载意义,而且也脱离了农禅语言的意境,“觌面相呈”、“口耳受授”的言谈及场景的记录,是灯录语录的主要形式,而代别拈颂,强调的是前辈典刑的评说,在祖师设问、听者懵然不知中,阐释者便代答一语,或者以韵文对公案进行赞誉性解释,圆悟克勤将宋代的“公案禅”推向顶点,他在《碧岩录》中以评唱的方式对公案和颂古进行正面阐释评论,在旁侧敲击中让读者超越“言句”、“情解”去作创造性的解读。

圆悟克勤为了宣传不立文字的宗旨,却必须通过大立文字的方式,这无疑既是解构也是建构,不是执着亦是执着,而随着公案禅开创新的阐释时代,文字禅则把文字又推向了一个尴尬的时期,“文字禅”是在禅宗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倾向,尽管在晚唐五代的机锋和旨诀中就出现了某种醉心言句的苗头,在北宋初期的代别和偈颂中更有了讲究文字的趋势,但直到北宋中叶后,以文字制作解读为中心的参禅活动才发展为席卷丛林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是禅宗在寻找另一种本土化表达,当它和儒学结合在一起,虽然形成了儒释交流和融合的局面,推进了哲学的诗化和诗的哲学化,但是也逐渐丧失了其独有的意蕴。一方面在儒家“文以载道,言以足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有德者必有言”“言为心声”等语言观影响下,禅宗逐渐建立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两宋士大夫参禅的盛况是禅宗儒释相通的结果,禅宗语言却也失去了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遵循着“不立文字”的那些禅师,“以为斋戒持律不如无心,讲诵其书不如无言,崇饰塔庙不如无为”,在玄学化日益严重的时候,“不立文字”成为了无所事事的寄生僧侣的遁词,禅的简易化变成了一种庸俗化。

这似乎是禅宗语言的两种走向,但是似乎都无法再现禅宗对于语言的革命性意义,直到后来,出现了宏智正觉为代表倡议的“默照禅”,大慧宗杲倡议的“看话禅”,似乎重新回到禅宗语言的解构性意义上。宏智正觉倡导的“默照禅”,希望恢复早期达摩如来禅禅定方式,在摄心静坐的禅法中,潜神内观,息虑静缘,彻见诸法本源,以至于悟道,用正觉的话来说,就是“默默忘言,昭昭现前。鉴时廓尔,体处灵然”,这种“默照禅”是彻底抛弃语言,回到语言未生时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种前思维、前语言的世界;大慧宗杲所倡导的“看话禅”,是希望用推究人生本源性问题的决心,以“话头”为参禅的对象是,在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中时时提撕话头,不断追寻人生的本源性问题,九个“不用”,八个“不得”所反对的是“作道理会”、“向文字中引证”的公案禅、文字禅,也反对“扬眉瞬目”的作势禅以及“堕在空寂处”、“掉在无事甲里”的默照禅,在“破疑”、“悟入”中,断绝生死心,达到彻底的解脱。

默照禅寻找的是前语言状态,看话禅则进入到无逻辑的无意义的世界,无疑这是对于公案禅、文字禅中禅宗语言不断儒教化、庸俗化的批驳,也是回归“不立文字”的一种努力,但是在默照中,在看话中,彻底地放弃语言的功用,在静与默中达到正觉,“至游”即不游,“至言”即不言,甚至连禅本身也被消解了,何来此在,何来日常,何来自性?

禅话

编号:B52·2000826·0528
作者:(台)南怀瑾
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版本:1997年4月第一版
定价:9.00元
页数:173页

禅宗的博大就是最大可能地挖掘人的智慧潜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传播理念使禅宗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南怀瑾的意义就是把“不立文字’的学说通过禅宗发展中的故事给予它言说的权利,给神秘莫测、高高在上的禅学以最民间的阐述。


《禅话》:一点也谩他不得

“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问:‘对朕者谁?’师曰:‘不识’。”
——《中国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

一个“不识”,展现了达摩祖师的机锋,一个“不识”,又把自己隐藏在对话之外,避开谈及“圣谛第一义”,避开与帝王对话的“我”,似乎禅宗的义理在此已经显露出来,但是当发展到后来,禅师们以“念佛是谁”的回答形成另一种问题,是对于问答式传统教法的革新,还是对于“我”的重新认识?

当达摩大师从印度来到东土传授禅宗的心法,当面对“对朕者谁?”而选择回答“不识”,是因为站在达摩面前的是以帝王之尊舍身佛寺为奴的梁武帝,一个帝王不去做帝王应该做的事情,而专注于传播佛法,是不是一种失道?所以很明显达摩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梁武帝的提问,恰恰是一种讽刺——至少在南怀瑾看来如此,他在“新语云”这一对禅话故事做出评析的案语中说,梁武帝作为政治上的统治人物,却做着满足自己作为传教师与学着的瘾,多少是“违背大政治家的法则”,没有做到无偏党而“允执厥中”,也注定了他要失败的后果,而这种失败在南怀瑾看来,并非是梁武帝一个人的失败,甚至是中国佛教出现灾难的源头。

达摩来中国之前,般若多罗曾经告诉他三个预言,第一个预言是说,到中国传道之后将来悟道之士会多不胜数,在般若多罗去世后六十多年,将有一个灾难,犹如“水中文布”,所以要好自为之,不要在南方久耽,“因为南方的领导者,只是喜欢世俗有所为而为的佛教功德,对于佛法的真谛,并没有真正的认识。”“水中文布”指的就是梁武帝,因为他只是为了满足佛教的功德,所以会有灾难;而对于中国佛教以后的发展,般若多罗说再过一百五十年会有小灾难;同时支持另一个预言则是“心中虽吉外头凶,川下僧房名不中。如遇毒龙生武子,忽逢小鼠寂无穷。”——在南怀瑾看来,这个预言指的就是北周武帝废佛教废僧尼的灾难,这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又名的“三武之难”之一,而导致这一灾难的便是中国佛教僧众的“不知检点”。

般若罗多在达摩那里讲出了三个预言,所以达摩来到中国之后,面对梁武帝的发问,以“廓然无圣”否定了“圣谛第一义”,以“不识”避开了“对朕者谁”——当达摩成为“不识”的自己,禅宗似乎开始认识“我”的真正意义,而这个“我”从某种意义上,一方面是对预言的警示,另一方面则开始了实证修行之路,导向中国佛教的另一条路。但其实,在南怀瑾看来,不管是警示还是修行,都表现了达摩祖师自我牺牲的精神,也以行动主义回答了“圣谛第一义”这个终极问题:“廓然无圣”指的是“空廓无相并无圣道的境界”,也就是直接否定了梁武帝舍身佛寺为奴,充当传教师讲解道书的行为,而达摩在中国开启禅宗历史,完全是遵循着如理如实的禅宗法门,四卷《楞伽经》的义理便是证明。

达摩开创的“达摩禅”,其要义便是“二入”和“四行”,“二入”指的是“理入”与“行入”二门,“四行”指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所以达摩的修行要义是以“行”为主旨,他确立的自我省察和自我修正的实证经验,成为中国禅宗精义所在,而且也是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融会为一的精神之所系。但是后世学禅的人,只看祖师的语录,只读禅宗的史书,只看禅宗的公案参机锋、转语才是禅宗的宗旨,实在是谬误,在南怀瑾看来,如果禅宗只注重禅定的功夫,欠缺“心行”和“行为”上的功德,那只能偏向于小乘,不能达到觉行圆满的佛国境界;另一方面,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有异处,但更有相同点,最重要的便是遵守着达摩初穿禅宗的“四行”,“如果确能依此而修心行,则太小乘佛学所说的戒、定、慧学,统在其中矣。”

而从达摩在中国的经历来看,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着这一修行要义:他到少林寺“面壁而坐”,并非是一种修道的刻板功夫,而是在寂寞无言里等待后来者,当神光大师到来并成为二祖,达摩的等待终于有了传人,“终日默然,面壁而坐”的沉寂被打破,不管是安心法门,还是断臂求道的公案,都是达摩借此接引神光悟入心地境界的做法——神光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我为汝安心竟”,除了一种启发性的教授法,更是“外息诸缘”等四句教诫性的方法,“这都是宗不离教,教不离宗的如来禅,也就是达摩大师初来中国所传的如理如实的禅宗法门,地道笃实,绝不虚晃花枪。”另一方面,达摩最后坦然面对个体灾难自愿饮毒,也体现了他实践“四行”之法而“心安理得”,在南怀瑾看来,达摩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真理而选择死亡的苏格拉底,困于陈蔡厄于鲁卫而传道的孔子一样,都是在艰危困顿中选择了大道,甚至二组神光临终受害,也同样是一种伟大的实践。

无疑违背大政治家法则的梁武帝被南怀瑾搁置在这种伟大实践的对立面,所以当达摩“廓然无圣”否定了“圣谛第一义”,实际上也是对梁武帝行为的某种漠然,因为梁武帝之行为只是为了所谓的功德,而失去了其作为帝王应有的使命。这一种对比其实显示了南怀瑾对中国禅宗的一种关照:实践达摩的“二入”“四行”,本就是佛学在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本就是禅宗修行的要义,本就是和中国文化融合为一的精神所系。南怀瑾举了一个和梁武帝完全相反的例子,那就是傅大士,他认为傅大士身为平民,为了赈灭,为了供养众生,舍卖了妻子,从而消灾集福,灭除罪垢,这一种精神就是不为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的伟大精神,而梁武帝却只是为了学佛求福——一个是为众生着想,一个是为自我积德,如此便也是大乘和小乘的区别,所以南怀瑾认为傅大士可称为“南朝的奇人”,是中国维摩禅的大师,“傅大士悟到前缘之后,便发大乘愿行,不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所以他说出‘炉撬之所多钝铁,良医之门多病人。度生为急,何思彼乐乎’的话。这话真如狮子吼,是学禅学佛的精要所在,不可等闲视之。”

傅大士说出的那句“学禅学佛的精要所在”的话,在南怀瑾看来,代表着中国本土大乘禅学的新面目:他不现出家相,特立独行维摩大士的路线,弘扬释迦如来的教化;而且“现身说法”,以道冠僧服儒的表相,表示中国禅的法相,以“儒行为基,道为首,佛法为中心”的真正精神体现的就是以身设教的行为主义,南怀瑾认为,他“亲自写出—篇‘三教合一’的绝妙好文。”而同时,南怀瑾认为达摩在来印度前说“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其实是指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修证禅定就具有“大乘”风范,“佛学的主旨,重在修证。而修证的方法,都以禅定为其中心。”这里并无是不是禅宗的定义问题,而本土大乘禅的代表人物,除了傅大士之外,还有宝志和尚、慧文法师等,他们的言行对于隋唐以后新兴的禅宗和天台、华严宗等都有莫大的影响,尤其是宝志禅师提出的十四相“不二法门”,影响了隋唐以后佛学和学术思想,南怀瑾甚至认为,唐代以后的禅宗,与其说是达摩禅的单一发展,不如说混合了达摩、志公、傅大士的禅宗思想。

禅宗修行要“二入”“四行”,“行”的要义就是对中国深层社会问题的关切,甚至体现以身设教的行为主义,而回到祖师禅,从达摩到神光,再到三祖、四祖、五祖,也都体现着中国大乘人的要义:三祖僧璨的《信心铭》,与志公大士所作的《大乘赞》、傅大士所作的《心王铭》等汇流,奠定了隋唐以后中国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正信资料,尤其是《信心铭》开场就提出了“至道无难,唯嫌拣择”的警语,就是指出了世人不能自信其“心”的弊病,最后他又归结为“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为结论,所以南怀瑾认为,“禅宗自此开始,才完全呈显出中国文化的光芒与精神,学者不可不察也。”四祖则“纯以达摩禅的一脉为宗旨”,以“摄心无寐,胁不至席者十年”的笃实禅修,为行持的宗风,而且他为后世学者留下不慕虚荣,轻生死,重去就的清风亮节,成为世出世间的典范;五祖的禅宗法要体现在他的弟子所记述的《最上乘论》,它与达摩大师的《血脉论》和《破相论》,以及三祖僧璨大师的《信心铭》一脉相承;即使禅宗南北分立时,牛头山法融禅师的一系早就开创了北宗的风格,他们以注重笃实的行持与禅定相契为根本,既平易,又奇特,有机锋,有实语;南宗禅则在六祖慧能之后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之后的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一反历来死困在经论义理中的传统,渐启中国佛法的光芒。”

南怀瑾认为,唐初中国佛学已经茁壮成长,律宗有南山道宣律师为其翘楚,天台宗在初唐到中唐时开始盛行,华严宗的贤首和尚与清凉国师先后相继执持牛耳,密宗: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跃登宝座,净土宗已普入民间,而禅宗也已普遍流传……考察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发展,南怀瑾认为,“自汉末、魏、晋、南北朝到盛唐之间四五百年来的佛教,无论哪个宗派,只要注重实证的佛法,唯一的法门,都是以‘制心一处’、‘心缘一念’的禅观为主;而禅宗到了马祖一系,已经将极其高明深奥的佛法妙理,显现在乎实奇的日常应用之间,开放了中国文化特殊光芒的异彩,这绝不是对“二入”和“四行”的否定,绝不是走避世出家的高蹈路线,甚至在他看来,“所谓中国文化儒、佛、道三家的密意,统统都在马祖的言行和举止中表达无遗了。”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南怀瑾并未展开论述,但是他用一段公案总结了“契合于无相三昧的真谛”的实践意义。

有一位大德问怀让大师说:“如果把铜镜熔铸成像以后,镜的原来光明到哪里去了?”大师回答说:“譬如你作童子时候的相貌,现在到哪里去了?”问:“那么,何以铸成了人像以后,不如以前那,可照明了呢?”大师答:“虽然不会照明,但一点也谩他不得!”铜镜铸像少了照明的功用,这只是“用”的改变,而铜镜之“体”依然不变,这“一点也谩他不得”的体便是“制心一处”、“心缘一念”的禅观,便是“二入”和“四行”的法门,便是观照现实的实践,在南怀瑾看来,或者也是“圣谛第一义”。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讲述

编号:B52·1951230·0234
作者:宝静法师 讲述
出版:浙江省佛教协会
版本:1994年4月版
定价:
页数:212页

本书为天台宗修证入道之书,“修习止观”是法,“坐禅法要”是行,是“入道之枢机”。“初机人于坐中修习止观,较为得益”,因此本书是一部纯民间信仰式的教科书。